(三)回忆录的笔法--回忆录
(三)回忆录的笔法--回忆录
回忆录的内容必须是真人真实，事实可信可靠。要把事实发生、 发展、结果叙述清楚，时间、地点、人物都要确切无误。回忆录要求 真实，但并不是所有真实的事物都可以写进回忆录，这里还要注意选择典型事例来突出人物的精神风貌。季羡林的《留德十年》是作者对 年青时代留学生活的回忆，其中《我的女房东》通过一些生活琐事的 回顾，反映了一个平平常常德国妇女慈祥、和善、对人关怀备至的心 态。写她老实、善良、和蔼。“回忆起她来，就像回忆一个甜美的往夕.
回忆录的写法多种多样，主要的有：
1.顺序叙述。按时间顺序，从头到尾地讲下去。杨振宁的《父亲 和我》从自己幼年时代写起，历经青、壮年时代，主要写父亲的言行 对自己的影响，科研上的关怀和鼓励，生活上体贴人微，父子之情极 为深厚。父子离别的细节，亲切动人；关于作者婚事的回忆，也颇有 情趣。
2.倒叙。从今日的事实返回昔日的回忆。巴金得知老友曹禺逝 世，写出回忆录《怀念曹禺》，六十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集中回忆 了《雷雨》剧本刊出前前后后的过程及后来“进牛棚”前前后后的情 景，两位大文学家的真挚情谊令人感叹不巳。
不论哪种写法，关键是“以情动人”，没有感情的回忆录便没有 生命力。朱自清的《背影》是传世之作，文中对父亲的回忆极平凡， 又极动人；季羡林的《赋得永久的悔》对母亲的回忆，实在扣人心 弦。为什么？文中饱含非常真挚的感情。“以情动人”，就是通过往事 的回忆，把人与人之间许多最美好的感情展示出来。父(母)子、兄 弟、夫妻、师生、朋友、官兵之间，亲切的关怀，谆谆的教诲，写到 回忆录中，都可以反映出极为动人的感情。感情最真、最自然者，莫 过于优秀的回忆录。因此，人间的真情是回忆录中最重要的一条线 索。这种情，挖掘得越深，越能感动人。
父亲和我
杨振宁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父亲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 安庆当时也叫怀宁。父亲给我取名“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 的辈分，“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我不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 徽留美公费生。
父亲1923年秋入斯坦福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转入芝加哥大学 读研究生。父亲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回国就任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 多东西的一年。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 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abode……”;•当然也教了我一些算术和鸡兔 同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 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唐虞夏商周， ……”；干支顺序：“甲乙丙丁……”，“子鼠丑牛寅虎……”；八卦： “乾三联，坤六段，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 下断”等等。
在厦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我们一家 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那是西院东北角上的一所四 合院。西院于三十年代向南方扩建后，我们家的门牌改为11号。
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八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 那一年。清华园的八年在我记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 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 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 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 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 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枝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这是我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小书《读书教学四十年》中所写的。 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去古月堂或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 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 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 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 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我九岁、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 十一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 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 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初一与初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 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 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 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 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 《孟子》全文。
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因为当 时我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能看得懂细节。我曾多次去问父亲，他 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只偶尔给我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后来在日军进入南 京以后，我们经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1938年3月到达昆明。 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到1939年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 但他却不赞成我念数学。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1938年我报名考大学 时很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三物 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节： 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 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 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个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 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 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 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 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 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 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巳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 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竟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十七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 是我从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 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
1946年初我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选择芝加哥大学倒不是因 为它是父亲的母校，而是因为我仰慕已久的费米(Fermi)、教授去了芝 大。当时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数学系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 年半，头两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员，1949年夏 转去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 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心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 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时候在北平曾见过一两次，不知 道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我来。见了胡先生面，他十分 客气，说了一些称赞我的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看见我父 亲，父亲托他关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我还记得胡先生极风趣地 接下去说：“你们这一辈比我们能干多了，哪里用得着我来帮忙！”
1950年8月26日杜致礼和我在普林斯顿结婚。我们相识倒不是 由胡先生或父亲的其他朋友所介绍，而是因为她是1944年到1945年 我在昆明联大附中教书时中五班上的学生。当时我们并不熟识。后来 在普林斯顿惟一的中国餐馆中偶遇，这恐怕是前生的姻缘吧。五十年 代胡先生常来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曾多次来我家做客。第一 次来时他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 太。”
1957年我和杜致礼还有我们当时惟一的孩子光诺(那时六岁)去 日内瓦。我写信请父亲也去日内瓦和我们见面。他得到统战部的允 许，以带病之身，经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医院，于7月初 飞抵日内瓦，到达以后又立刻住入医院。医生检查数日，认为他可以 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检查血糖与注射胰岛素。我们那年夏天在Rue de Vermont租了一所公寓，每天清早光诺总是非常有兴趣地看着祖父用 酒精灯检查血糖。过了几星期，父亲身体渐恢复健康，能和小孙子去 公园散步。他们非常高兴在公园一边的树丛中找到了 一个secretpath (秘密通道)。每次看他们一老一少准备出门：父亲对着镜子梳头发， 光诺雀跃地开门。我感到无限的满足。
1960年夏及1962年夏，父亲又和母亲两度与我在日内瓦团聚。
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 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 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 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那天乘法航班机自缅甸 东飞，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了中国领空！”当时 我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傍晚时分，到达上海。母亲和弟妹们在机场接我。我们一同去华 山医院看望父亲。父亲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们见面是1964年底 在香港，那时他六十八岁，还很健康。六年半中间，受了一些隔离审 查的苦，老了、瘦了许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见到我当然十分激 动。
1972年夏天我二度回国探亲访问。父亲仍然住在医院，身体更衰 弱了。次年5月12日清晨父亲长辞人世，享年77岁。
我于1964年春天入美国籍。差不多二十年以后我在论文集中这 样写道：
从1945年至1964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 19年，包括 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 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都有同类问题。但 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做这样的决定尤其不 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 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 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 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 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父亲在 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 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 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1997年7月1日，我有幸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参加了回归盛典。 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音乐声中冉冉上升，想到父亲如果能目睹这历史性的，象征中华民族复兴的仪 式，一定比我还要激动。他出生于18%年——距现在101年，在残破 贫穷，被列强欺侮，实质上巳被瓜分的祖国，他们那一辈的中国知识 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的专横。忍受了《二十一条》、“五卅”惨案、 “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说不完的外人欺凌，出国后尝了种族 歧视的滋味，他们是多么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了起来的富强的祖国， 能看到大英帝国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国国旗骄傲地向世界宣称：这是 中国的土地。这一天，1997年7月1日，正是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一 天。
父亲对这一天的终会到来始终是乐观的。可是直到1973年去世 的时候，他却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躬逢这一历史性盛典。否则， 他恐怕会改吟陆放翁的名句吧：
国耻尽雪欢庆日 家祭毋忘告乃翁
(摘自《文汇报》1998年3月17日)
回忆录例文二 ：
怀念曹禺
巴金
家宝逝世后，我给李玉茹、万方发了个电报：“请不要悲痛，家 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话很平常，不能表达 我的痛苦，我想多说一点，可颤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笔，许许多多的话和着眼泪咽进了肚里。
躺在病床上，我经常想起家宝。六十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把家宝的 一部稿子交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南屋客厅 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 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 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我 曾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心情：“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 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 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 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然而，这却是我从靳以手里接过 《雷雨》手稿时未曾料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才华，我马 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季月刊》破例一期 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第二年，我旅居日本， 在东京看了由中国留学生演出的《雷雨》，那时候《雷雨》已经轰动， 国内也有剧团把它搬上舞台。我连着看了三天戏，我为家宝高兴。
1936年靳以在上海创办《文季月刊》，家宝在上面连载四幕剧 《日出》，同样引起轰动。1937年靳以又创办《文丛》，家宝发表了 《原野》。我和家宝一起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这时，抗战爆发 了。家宝在南京教书，我在上海搞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以后，我们失 去了联系。但是我仍然有机会把他的一本本新作编入《文学季刊》介 绍给读者。
1940年，我从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宝的学校巳经迁至江安，我可 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宝的小楼里。那地方真清 静，晚上七点后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宝一起聊天，我们隔了 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谈了许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时他处在 创作旺盛时期，接连写出了《蜕变》、《北京人》，我们谈起正在上海 上演的《家》(由吴天改编、上海剧艺社演出)，他表示他也想改编。我鼓励他试一试。他有他的“家”，他有他个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 写一部他的《家》。1942年，在泊在重庆附近的一条江轮上，家宝开 始写他的《家》。整整一个夏天，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 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那里面有他的 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实感 情奋斗。我在桂林读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赞叹他的才华，他是一位真 正的艺术家！我当时就想写封信给他，希望他把心灵中的宝贝都掏出 来，可这封信一拖就是很多年，直到1978年，我才把我心里想说的 话告诉他。但这时他巳经满身创伤，我也伤痕遍体了。
1966年夏天，我们参加了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那时“文革” 已经爆发。一连两个多月，我和家宝在一起工作，我们去唐山，去武 汉，去杭州，最后大会在上海闭幕。送走了外宾，我们的心情并没有 轻松，家宝马上要回北京参加运动，我也得回机关学习，我们都不清 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分手时，两人心里都有很多话，可是却没有 机会说出来。这之后不久，我们便都进了 “牛棚”。等到我们再见面， 巳是十二年后了。我失去了萧珊，他失去了方瑞，两个多么善良的 人！
在难熬的痛苦的长夜，我也想念过家宝，不知他怎么挨过这段艰 难的日子。听说他靠安眠药度日，我很为担心。我们终于还是挺过来 了。相见时没有大悲大喜，几句简简单单的话说尽了千言万语。我们 都想向前看，甚至来不及抚平身上的伤痕，就急着要把失去的时间追 回来。我有不少东西准备写，他也有许多创作计划。当时他已完成了 《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桥》写完。《桥》是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 的，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他打算续写《桥》， 以后几次来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时候，我们谈得很多。他时常抱怨， 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劝他少些顾虑，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我至今怀念那些日子：我们两人一起游豫园， 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饭店吃“糟钵头”；我们在北京逛东风 市场，买几根棒冰，边走边吃，随心所欲地闲聊。那时我们头上还没 有这么多头衔，身边也少有干扰，脚步似乎还算轻松，我们总以为我 们还能做许多事情，那感觉就好像是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北平三座门大 街。
但是，我们毕竟老了。被损坏的机体不可能再恢复到原貌。眼看 着精力一点一点从我们身上消失，病魔又缠住了我们，笔在我们手里 一天天重起来了，那些美好的计划越来越遥远，最终成不了可触摸的 梦。我住进了医院，不久，家宝也离不开医院了。起初我们还有机会 住在同一家医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里倾谈往事。我说 话有气无力，他耳朵更加聋了，我用力大声说，他还是听不明白，结 果常常是各说各的。但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他无法 来上海，见面成了奢望，我们只能靠通信互相问好。1993年，一些热 心的朋友想创造条件让我们在杭州会面，我期待着这次聚会，结果因 医生不同意，家宝没能成行。这年的中秋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电 话，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中气十足。我说: “我们共有一个月亮。”他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这是我最后一次 听到他的声音。
我和家宝都在与疾病斗争。我相信我们还有时间。家宝小我六 岁，他会活得比我长久。我太自信了。我心里的一些话，本来都可以 讲出来，他不能到杭州，我可以争取去北京，可以和他见一面，和他 话别。
消息来得太突然。一屋子严肃的面容，让我透不过气。我无法思 索，无法开口，大家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可我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前些天北京来的友人还告诉我，家宝健康有好 转，他写了发言稿，准备出席六次文代会的开幕式。仅仅只过了几 天！李玉茹在电话里说，家宝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去 的。那么他是真的走了。
十多年前家宝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我要死在你 的前面，让痛苦留给你……”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了他的朋友，留给 了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样安详吗？
1998年3月
(原载1998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回忆录例文三：
初进北大
戴逸
52年前，我初进北大，在历史系就读两年。追忆前尘，如影如 梦，当年的各种事件，众多人物，历历如在眼前。
1946年深秋，我从上海交通大学转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浓厚的 学术氛围、活泼的自由风气深深地吸引住了我。
初进北大，如同步入了一个洋溢着民主自由气息的学术殿堂，课 堂很多是选修，大多是跨系科听课，课堂不点名，纪律宽松。同学中 有的勤奋攻读、成绩优异，有的则不修边幅，放浪形骸，读书不求甚 解。丙类学生考试时都能顺利通过。最吸引学生的地方是北大图书 馆，馆藏宏富，缥缃满架，对学生开架阅览，取阅方便。我第一次走 进沙滩图书馆的大阅览室，琳琅满目，心境豁然开朗，很多以前听说 而未见过的书籍，都陈列在眼前。
尤其值得留恋和怀念的是当年给我们上课的师长们。当年北大的 名教授有给低年级学生开基础课的好传统，故而，使我一个刚入校门 的青年学子，有幸认识了许多文化名人，亲聆教海。我是历史系的学 生，当年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兼历史系主任，为我们开明清史课程。北 大不设副校长，郑先生实际上担当副校长角色，事务丛集，一切都要 躬亲处理，但他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的课内容丰富、讲述生动极有 条理。校长胡适也给历史系上过课，是历史研究法系列讲座的第一 讲。还有辅仁大学校长、史学名家陈垣先生被请来讲“史源学”，他 坐在特设的椅子内，鹤发银髯，神态安详地与学生讲论今古。
大学一年级基础课的任教老师都是名教授。国文的老师沈从文， 身躯瘦弱，态度和蔼，低沉的语音迸放出精警的内容，每篇课文他都 低回吟诵，以欣赏者的姿态带领学生进入课文中的意境。哲学的老师 贺麟，个子矮小，戴着宽边大眼镜，神釆奕奕，讲课滔滔不绝，尽情 勾画出一个沉思中的世界。他是北大训导长，但平易近人，亲近学 生，我常常去他家中作客，他热情地和学生聊天，答复问题。社会学 的老师徐德珩，讲课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这门课非常叫 座，听者踊跃，因此安排在北楼大教室内上课。他是进步色彩最鲜明 的一位教授，有一次我到他家中邀请他参加一次学生的集会，我离他 家时，他嘱咐我注意身后有无国民党的特务盯梢，可见他当时处境之 险恶和他对学生的关怀。我还选修了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课，至今我还 能回想出当年他讲课的情形，闭着眼睛、举着粉笔、慢条斯理地讲 说，既具哲理思考，又富语言魅力。他的课程融会东西方的学问，令 人耳目一新。
我在北大两年还听了许多历史系的课程。隋唐史的老师向达，学 识渊博，神态凝重，他讲课声音很小，语气平缓，且少条理，学生们 怕听不清，把凳子挪得很近，在他周围围成一个圈。他讲课内容精 彩，旁征博引，如数家珍，把学生带进博大辉煌的盛唐时代，谛听他 的课程，你一定会敬佩他知识之广、构思之密、见解之深。宋史老师邓广铭，治学勤奋、功底深厚。宋史资料号称浩瀚，可邓先生是当时 惟一读完了宋史史料的青年学者，他做研究，必用大力把全部史料网 罗起来，竭泽而渔、广谨而扎实，讲课内容充实、生动，关心学生。 我听他讲辽史的“四时捺钵”，有些问题弄不清楚，写了一封长信请 教他，他竟在课堂上用半个多小时讲解我提的问题，使我铭记难忘。
西洋史老师杨人便学识精深，富有活泼自由的气度，言语清晰，富文 釆，有诙谐幽默感，他讲的“希腊精神”，具有真知灼见。邵循正是 清华大学教授，被请来讲授元史，他的课程穷本溯源，援引广博，中 文、英文、法文、波斯文、蒙古文、精通各种语言，既有宏观的剖 析，又有微观的考证。还有一位从北京图书馆请来讲目录学的赵万 里，他是王国维的学生、同乡，其读书之广、识断之精、记忆之强， 令人惊叹。上课不带片纸，各种珍本、善本的特点、刊刻年代、内 容，均烂熟于胸，娓娓而谈，均有来历，课堂上有问必答，略无迟 滞。
当年的北大，确是英贤荟萃、人才济济，这坚强的教授阵容永远 会使后来的学生们歆羡叹慕！最难得的是，他们都亲临第一线，为低 年级学生开课，传道授业，耳提面命，不辞辛劳，用他们的心血浇灌 着学术园地中的嫩苗。当年的学生们虽在战火扰攘的岁月中，何幸能 得如许名师的指点，真是得天独厚，受益匪浅。
北京大学有强大的学术队伍，有优秀的学术传统，蕴蓄深厚，兼 容并存，学风淳朴，思想自由。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大学在新时代 中得到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培育了大批人才。我预祝并坚信进入21 世纪，北京大学的悠久传统将得到进一步发扬，使我的母校成为世界 上顶尖的高等学府。
(选自《光明日报》1998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