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阳的盐铁古道骑田古道
说到古道，人们很自然地吟起“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也可能不自觉地哼起“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古道在诗人的笔下被渲染了一层萧瑟苍凉凄苦的色彩。
在桂阳有一条盐铁古道——骑田古道。它的每一块石板承载着挑盐人肩上沉重的负担，它的每一寸泥土渗透了挑盐人的汗水和艰辛。古道旁的每一方树荫都是挑盐人小憩的场所，每一眼泉水都是挑盐人解渴的甘霖，每一座凉亭都是挑盐人临时的家。1936年，随着粤汉铁路通车，盐铁古道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古道文化，隐藏着醒世的哲理，闪烁着思想的光辉。盐铁古道更是一条社会发展的纽带，它一头连着过去艰苦的岁月，一头通向美好的明天。
——编者语
比丝绸之路还早百年的骑田古道
盐是重要的日常生活物资，铁是制造工具、农具、日常器具和兵器的材料，是国家的战略物资。盐铁关系着国计民生，自古以来就是由国家专卖的商品，受到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
盐铁并非各地都有。广东历来缺铁，铁器只有从湖南（主要是湘南）输入，否则难以生存和发展。桂阳旧称八宝地。八宝者，金、银、铜、铁、铅、锡、水晶、石炭也。有铁矿，又有煤，因此桂阳自古就是冶金工业基地。湖南自古缺盐，食盐历来从淮河流域引进，元朝末年因战乱改从广东引进。湘粤两地地理邻近，资源互补性强，盐铁贸易自然水到渠成。
秦朝为加强对南方的统治，“置五十万人之戍”，修驰道。“汉兴，度形便，横领北，置桂阳郡。”“桂阳郡：户二万八千一百一十九，口十五万六千四百八十八。县十一：郴、临武、便、南平、耒阳、桂阳、阳山、曲江、含洭、浈阳、阴山。”由于桂阳郡横跨桂岭（骑田岭）南北，交通不便，太守卫飒组织百姓，凿山开道，长达五百余里。并且在路边列亭传，置邮驿，骑田古道开始像模像样有了固定的线路。可见骑田古道开创的历史比丝绸之路还早80-100年。
清代，湘粤盐贸由广东的盐法道管理，在乐昌和连州星子设两大盐埠，委托盐商经销。当时郴桂分治，郴州从乐昌运盐，通过武水用小船水运至白石渡，再陆运至郴州，然后通过郴江、耒水用小船水运至耒阳；桂阳则从连州运盐，从星子经临武陆路运至桂阳，然后通过舂陵江、湘江用大船水运至衡阳。粤方向湘南供盐，有时也捎带海产品和海外进口物品；湘南则向粤方输送铁器和苎麻、辣椒等土产，由于盐和铁是双方最主要的贸易商品，因此这两条盐运线路都可称为盐铁古道。郴州盐运陆路只有45公里，而桂阳盐运陆路（舂陵江舍人渡-连州）长达200公里，是最艰苦的一条古商道。
贫苦农民在古道书写辛酸挑盐史
盐铁古道自秦汉开创以来历时近2200年，不像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主要贸易商品基本稳定。丝绸之路一直以输出丝绸、茶、瓷器，引进马匹、皮毛为主，茶马古道一直以输出茶、瓷器、布匹，引进马匹、皮毛为主，而盐铁古道则有明显的阶段性。元代以前盐铁古道以为粤方运铁为主，元代开始，则以为湖湘地区运盐为主。
汉朝为促统一而对南越实行铁器禁运，南越为了生存要求汉朝解除贸易禁运，这实质上就是一场统一与分裂的政治斗争。元代后，淮盐与粤盐在湖南争市场，完全与政治形势紧密相关。陈友谅占据武昌，湖南只好改食粤盐；明兴后即改食淮盐；福建苗民造反，为支持粤省派兵镇压酬饷，湖南又改食粤盐；清兴后又复食淮盐；吴三桂叛乱后，又改食粤盐。淮盐与粤盐之争几乎成了政治治乱的晴雨表，盐铁古道贸易受到严重的政治干扰。
吴三桂叛清后，淮盐不再入湘，湖湘人民只能食粤盐。金田起义后，太平军与清军在湘粤桂边界混战，武水盐运从此中断。当时郴桂分治，桂阳从郴州进盐，多一次纳税，只有靠“细民仍从星子、连州步行担来桂阳”。艰难的运输导致民间“一斗谷三两盐”，同治《桂阳直隶州志》记载“初，桂阳盐价斤值银一分，咸丰以来至三分。”盐价奇高，人民无法承受，一些贫苦农民就在农闲时去连州挑盐自食，可能也因此少量出售，走私活动自然应运而生。不过，这种“走私”完全是为生活所迫。
桂阳至连州，陆路约200公里，中间隔着高耸的骑田岭，山高谷深，狼虫虎豹出没。岭南地区长年酷暑；岭北地区则夏有酷暑冬有严寒，春秋两季也常有“倒春寒”和“秋老虎”。古道天气基本上是非寒即暑。挑夫一般每次挑100斤（相当于今天160斤），每天起早贪黑，要步行30余公里。为节省食宿费用，挑夫们节衣缩食、风餐露宿。由于极端艰苦，经常有一些体质稍差的挑盐人倒在路上。骑田古道书写了一部充满血泪和辛酸的“挑盐史”。
古道贸易带动了沿线城镇和村落的繁荣
由于中华文明发源于中原地区，自中原向周边传播。湘南地区原本主要的经济流向是北面，食盐主要从淮河流域引进。陈友谅起义和吴三桂叛清，都使湖南食盐受到巨大威胁，为此不得不翻山越岭，从南方找盐，骑田古道解了湖湘人民的燃眉之急，以致此后“粤盐遍湖南”。
盐铁古道为南粤输送了重要的战略物资——铁，促进了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发展。为两广地区贡献了大量的税收。“盐课，国大货也”。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广州派往桂阳（包括蓝山、临武、嘉禾）销“引”达1580道（注：广州起运时，每包盐180斤，15包为1引，及到星子埠，盐包拆卖，每包盐160斤，14包为1引）。“每引上课银税九钱，火耗杂费银九钱”，“桂阳应办盐本金六万六千三百六十四两，加水运课税共九万四千八百两”，这仅仅是粤方所赚的盐利，还没加上运往桂阳的路费和税。如此巨大的经济利益，以至于从平定三藩（公元1681年）至金田起义（公元1851年）这170年的国内平稳期，粤方一直阻挠淮盐进湘。
容闳在《学东渐记》中写道：“连州南风岭地处湘源与广州中央，为往来必经之孔道。道旁居民咸集，肩挑背负为生”，“肩挑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十万余人的消费，有效地拉动了沿途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星子、大路边、堡城、白石渡、良田、金江、新市等城镇和村落的发展。桂阳城南一条街长达五百米，沿线居民均开盐行，号称盐行街；盐行街的盐行需租用牛车运送食盐，又带运了旁边一村庄养牛业的发展，该村即因牛多而称牛巷口。桂阳因舂陵江舍人渡可通大船，成为湖南最大的“盐运中转站”，“每年销盐三万余担”。盐运给桂阳带来大量税收，“康熙、乾隆之时，加以盐矿之利，号为大州”，“盐课六倍（于）田赋”。
盐铁古道促进了湘粤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使湖南在与广东经济互动、人员往来中取得头把交椅地位。广东开放后，因历史上两地的密切联系，与湖南的经贸往来最多，从湖南引进的人才也最多，这种人流、物流、信息流，极大地促进了湖南人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开放意识的增强。20世纪80年代初，湖南就在郴州地区试设改革开放试验区，有效地带动了全省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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