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初期非“女大学”式的女性认识

　　一、明治初期“女大学”式的女性认识

　　明治时代随着明治45年7月30日明治天皇的驾崩以及9月13日乃木希典与夫人静子的殉死而最终画上句号。在丈夫殉死的同时也自绝其命的乃木夫人，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被视作明治社会理想的女性形象。而对其殉死行为的褒奖之声更是不绝于耳。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评价便是将乃木夫人视为《女大学宝箱》的具体实践者。明治时期的女性教育家三轮田真佐子就这样盛赞道：“故乃木大将夫人实为日本妇人之模范，是值得人们敬仰之人，我常常为之折服。因此次之自戕，遂成为有用的教训之源”[2]231。在三轮田看来，乃木夫人人格的形成与其自幼受到《女大学宝箱》的教导密不可分。她认为，乃木夫人重视精神之美，为使丈夫没有内顾之忧，她常常忍受辛劳、辛勤劳作，过着简朴的生活。不仅如此，与丈夫同甘共苦的乃木夫人更是视丈夫为主君，最终一同殉死。而这种为夫殉情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在间接地向主君天皇尽忠。从这个意义上便可称乃木夫人“作为真正的日本妇人、作为日本国民，实乃模范者”[2]233。而从乃木夫人生前写给侄女的信件中也可得知，她对《女大学宝箱》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向侄女推荐学习该书[3]。因此，对三轮田真佐子及大平规a等人而言，乃木静子夫人可谓是《女大学宝箱》塑造出来的理想女性。

　　那么，《女大学宝箱》b所勾画出的理想女性又是怎样一副图景呢？据笔者分析主要有以下三点特征。其一是女子必须常持有卑弱的意识。其二是在夫妇关系中，要求重视女德（妇德）的涵养，特别是单方面要求女子恪守贞节。其三是基于儒学中天地阴阳论及男尊女卑观念，家庭内的责任偏重于由女性担当。因此，认为女子应重视其身为妻子及家庭主妇的职责。在这里，自然界中天地阴阳的二元对立观念，便分毫不差地成为支撑男女关系中男尊女卑性别秩序的理念，这种价值的不均衡也使得女性从属于男性成为理所当然之事。特别是“女大学”式的女性观依靠近世武家社会“家”秩序的强大支撑而逐步得到世人认可并被后世所沿袭。

　　随着享保版《女大学宝箱》在社会中的逐渐渗透，“女大学”式的女性认识渐渐占据了社会的正统地位。明治维新以后，不停地推进近代化之路成为明治政府至高无上的重要目标。为此，需要不断引进西方的制度、技术、文化和思想等。其中，自主自立之权利、同权等与近世截然不同的观念逐渐涌入。与此同时，有关女性的认识也随着这股文明开化之流发生着变化，继而诞生了许多适用于维新时期女子阅读、学习的训诫书。但不可否认，在这样的潮流中，“女大学”式的女性认识依然根深蒂固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当时有很多冠以“一新”“新撰”“改正”之名的《女大学》类书相继问世。如高田义甫著述的《女黉必读·女训·一名一新女大学》（明治7年）、萩原乙彦编集的《改正女大学》（明治7年）、西野古海的《新撰女大学》（明治15年）等。这些《女大学》类书中体现出了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大部分类书以《女大学宝箱》塑造出的“女大学”式的女性认识为依据，并填充了一些“新概念”“新内容”，试图展现其适合文明开化宗旨的“新面目”。例如，《女黉必读·女训·一名一新女大学》的开头便举出了“自主自由之权”，“夫女子自主自由之权，是为长大后嫁入他家，侍奉公婆，掌治家政，故从幼时起便应进入学校学习”（第1条）[4]。这里的“自主自由之权”，只有在女子侍奉丈夫、公婆，在掌管家政中才能成立。西野古海的《新撰女大学》中是这样论述“男女同权”的：夫妇“不失各自权职，同心协力维持一家，祈愿子孙兴旺发达，是谓男女同权”（附言）[5]199。此处，西野所说的“男女同权”，其实只是家庭内夫妻双方各自不同的职责而已。尽管这些《女大学》类书中引用了一些从西方输入的“新概念”，但在其底部，一直流淌着与《女大学宝箱》同样思想与理念的暗流。具体而言，可从萩原乙彦的《新撰增补女大学》中窥出一二。萩原在书中列举了训诫、教育女子的两个理由：一是“乾道为天为阳，以感清明之阳气所生之处，故男人之性理当为正。坤道为地为阴，以感浊暗之气所生之处，故使女人之性变得乖戾”（第一节）[6]155，也就是说因为女子乖戾之性情，所以要对她们施以训诫。二是“即便太阳被云遮盖，白昼并无看不见之物影。然即便月亮清明，夜晚却无法观到物影。男女性情之异处，有如此之差，而女子即便才华横溢，也不足向男子夸耀。故百技百工，都难于超越男子”（第二节）[6]157，即无论何种领域女子都不及男子，因此要对女子进行教育。如此来看，《新撰增补女大学》中仍保留着《女大学宝箱》中所体现的极端的男尊女卑之风。意识到“风俗今夕稍有不同”[6]154的男性知识分子们痛感“远古时期以德·言·容·功等四行来教育女子，而不传授《诗》《书》、六经，中古以来之末世，礼仪之教渐衰败，风俗也遭破坏，逐渐形成弃德行而选容貌，不问女红而好丝竹之乐之风气。再嫁之礼也无奈破许”（第1条）等传统、风俗的“败坏”，同时又担忧“压制自由·男女同权等逐渐流行开来，极力倡导此僻论，听闻过分宣扬，遂紊乱人伦之事不少”[5]179之状况，于是想继承贝原益轩之志，将“今开国之教与古人之教折中”，力图担负起劝诫女子的教育义务。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面对当时日本的日益西化，这些知识分子其实大都采取了防御姿态，并意图通过训诫“新”环境下的女子寻求回复日本的传统风俗。与此相对，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近代化色彩比较明显的女子训诫书，如土居光华的“女大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