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在中国

　　“地域研究（ちいきけんきゅう）”是一个日语词汇，乃是英语“area studies”一词的日译。作为“area studies”的中译，则一般使用的是“区域研究”或“国别研究”这两种说法。大致说来，前者是指对某一个地区的研究，而后者则适用于对某一个国家的研究。但在文中，为了与日语的“地域研究”一词相照应，在针对日本这一国别的研究时，笔者还是使用了“区域研究”这一说法。从广义上说，所谓的“area studies”原本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但在1930年代，随着国际关系论研究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局限在地理学上的区域研究，开始谋求一种基于国际性视野的关于某地区或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等的具体而专门的情报研究。这种与国际关系论处于互补关系的区域研究，从上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冷战为背景，在美国得到了飞速发展。以密西根大学的日本研究所为代表，很多大学都设立了类似的区域研究机构。从那以后到今天，以多学科研究为基础的区域研究在各发达国家里非常盛行，旨在认识某个区域或国家的“特殊性”侧面，构筑起以此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论和国际关系论。因此，“区域研究”可以说是主要以国家规模的区域为对象，一边关注各地区的共时性，一边在与其他地区的比较中来考察该区域的特色，从而对该区域的政治、经济、产业、法律制度、社会、文化、民俗等开展广泛研究的学术领域。

　　毋庸置疑，在中国进行的日本研究就是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国别研究。据南开大学2009年针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学会、主要研究机构和日本研究学者进行调查的结果，全国共有385所大学开设了日语系或日语专业，研究机构数为100家，专门的研究人员为1 040人左右[1]4。这些数据足以证明中国日本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数量已经居于世界各国日本研究的最前沿地带。中国日本研究的持续发展无疑得益于中国日语教育机构和日语学习者的迅猛增长，以及伴随着日语基础教育的发展所带来的日本研究者人数的增加和素质的提高。此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人们对日本研究之重要性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中日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持续扩大的经济往来迫使人们不得不加强对日本的研究。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种把日本作为学习和研究欧美的窗口或捷径的手段论已经宣告结束，而更多是把日本作为走出了现代化独特道路的典型个案加以研究，在同欧美模式的横向比较中来关注日本模式的的独特性，从而促成了大量日本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大批研究成果的诞生 。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丛书》、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中日文化研究文库》、北京大学王晓秋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大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日本研究丛书》和《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等都是近年来日本研究的优秀成果，被认为“其总量超过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这成为中国日本研究大步前进的标志”[1]9。

　　与此同时，人们对日本研究现状表示不满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比如鲁东理在《中国日本研究水平亟需进一步提高》一文中指出：“尽管日本这个国家十分重要，并且不断地和中国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中国人也看似对日本谈得头头是道，甚至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义愤填膺，但是让人们说出中国人创作的关于日本的文艺作品和著作却很难有统一意见，甚至于没有佳作可以作为谈资。……中国的日本研究始终落后于日本的中国研究，也落后于美国的日本研究。《菊与刀》问世60多年来，其在中国的销量和影响远远超过中国任何一部日本研究著作，说明中国人无力取代，认知落后，而当年的日本已不是现在的日本，《菊与刀》不可能解读和解决许多新问题。世界各国琳琅满目的日本研究书籍，中国人的作品却影响不大”[2]。

　　此文代表了学界一种较为普遍性的危机感和焦灼感，即国内的日本研究缺乏世界公认的研究成果。尽管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但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举出下列几个原因：（1）由于国内的日本研究大多分为文学、历史、经济、法律、社会等各个学科来分别进行，尽管各个领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缺乏整体研究的方法和视野，所以对日本的整体形象缺乏有效而完整的把握。换言之，在日本研究的各个学科间缺乏有效的整合和跨学科研究，从而妨碍了对日本的全面研究；（2）由于各个传统学科偏向于基础性研究，不太关注与现实的关联性，导致与现实的脱节现象，从而遭到边缘化，无法参与到日本整体现象的构筑中；（3）而从现实政治和国际关系论为切入点来进行的日本研究，又由于只专注于国际问题和现实政策，缺乏传统学科中的文化研究视野，而成为一时性的应景研究或意识形态的替代品。

　　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在中国提倡“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所谓的区域研究乃是通过学术研究来回答现实世界所面临的诸课题的综合性学科。其最大特点就在于：尽管承认因以现实世界为对象而带来的各种制约，但同时又致力于超越这种制约的研究。换言之，我们所从事的日本研究既要回答现实世界所面临的各种热点问题，但同时又必须超越这种现实性。也就是说要强调区域研究的学术性，使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研究成为一种即使作为学术领域也足已成立的日本研究，即日本学。学者徒温曾著文指出：“国别学有别于国别研究。地区学（如果有的话） 也不同于地区研究。区别在于二者研究的重点不同。国别学和地区学， 侧重于对国别和地区的文史哲方面（如语言、古代史、文学艺术、哲学、习俗等） 进行系统的经典式研究。国别学和地区学为独立学科， 不属于政治学或国际问题研究的范畴”[3]。 显然，徒温先生是把区域研究和地区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来划分的，这也代表了当今中国不少人对区域研究的固定观念。按照这种观念，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研究与日本学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强调的是现实性，属于国际政治的范畴，而后者则属于传统学科的基础研究。而笔者认为，正是这两者过分清晰的划界导致了如今国别研究中的局限性。而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必须强调自己本身的学科建设、学术独立和自律，强调国际关系论与传统学科的融合和互补，调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专业，如历史、语言、文学，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从而形成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局面。而“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提倡的就是将日本研究作为一门关注现实性并超越现实性的、具有学术自律性和自主性的崭新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