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与古苍梧国
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以来,我们以悠久的历史和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而引以为自豪。但认真审视我们的古代历史,不能不遗憾地承认,我们自己还有很多搞不清砣数的地方。比如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但除去口碑相传的神话传说,真正能够理清瓜瓞的,则始于有文字记载的夏禹以后。而夏禹至轩辕黄帝之间,还有略显尴尬的1000来年的历史空白。即便夏禹以后,特别是秦代以前,我国的历史还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比如秦设三十六郡,我国前辈学者考证出所有三十六郡郡名,其中没有苍梧郡和洞庭郡。但2002年湖南龙山里耶古城考古发掘出土的3.6万余枚秦简中,却明明白白记载,仅在湖南,就有苍梧郡和洞庭郡存在。这就颠覆了我们之前对大秦王朝的认识,秦朝的历史也就因此需要改写。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要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但要保持一分清醒,不能一味迷信;特别在学术界,即便顶尖的学者,也有犯晕的时候。随着我国考古发掘的持续推进,一些新发现、新证据将不断地出现,我国的历史也必定会不断地得到丰富和修正。
笔者非常认同任国瑞先生这一观点。早在上世纪末,笔者曾在《源远流长话郴县》一文中,提到郴州在被楚国兼并前,是一个诸侯国。现在看来,这个诸侯国的国名,就是苍梧国。为什么要这样认定呢?理由是:
一、历史文献有记载。
《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舜帝生活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000年前,那时尚无郡县设置,只有邦、国之称。因此,这句话应理解为:舜帝当天子三十九年,到南方巡游打猎,死于苍梧国的郊野。关于舜帝之死,《淮南子》称:昔舜葬苍梧,市不变其肆。又称: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苍梧。这些记叙对于舜帝死因,皆语焉不详。但无论是巡狩而崩,还是征战而亡,舜帝最后的归宿地,确凿无疑都是在苍梧国。
二、民间传说有故事。
《光绪湖南通志》载:何侯,尧时隐苍梧山,慕长生。舜南巡狩,止其家。夏禹时,五帝以药一器与之,使投酒中,一家三百余口饮不竭。以余酒洒屋宇,拔宅上升,位为太极仙人。苍梧山即今九疑山。九疑山在古代是一个泛称,系指苍梧山周边九座相似的山,苍梧山仅为其中之一。因《史记》称舜帝“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故汉以后,九疑山取代了苍梧山之名。但志书所称苍梧山,其实并非实指,而是指苍梧国境内的山。明成化癸巳年(1547)冬,湖广按察司副使应钦谐佥事萧桢朝拜舜庙,曾题诗道:公余来访九嶷山,献瑞呈奇可悦颜。舜帝灵祠今古在,何侯幻迹有无间。洞中胜水应难渡,云外丹梯未易攀。堪叹二妃挥泪处,满林尚染竹斑斑。对九疑山何侯遗迹提出了疑问。而舜帝南巡所居住的何侯的家,也就是何侯隐居和最后举家成仙之地,恰恰就在郴州何公山。清嘉庆《郴州总志》载:何公山,在州东二十里刘仙岭之伯冲,其下为鸦雀塘。伯冲秧溪之水会焉。明何孟春卜筑诗:何公山好世争传,著我茅斋得几掾。业主敢从今日定,名山如结再生缘。天教避俗非真隐,人解离群是散仙。胜集可容成不朽,戴生能折券头钱。舜帝南巡狩于苍梧国,曾住在何侯家里,而何侯家在郴州近郊,显而易见,郴州乃苍梧国之都也。
三、山水地名有依据。
古代天子所居,五百里为甸服,即直接管辖的地方。清朝著名学者洪亮吉、吴裕垂、纪晓岚等在《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之后,有感于史料繁杂,对没有编入《四库全书》而又有重大价值的史料,专门编写了一本《历朝史案》,其中有一段记载:道州之有庳亭,犹灵博之有象祠也。皆南蛮苗夷所建。不必问其所自始,而有庳之封,必近帝都,方得常常而见,原原而来。“有庳”一词,为古代专用名词,专指诸侯朝拜天子之前的暂栖地。“有庳”所在,都城不远。那么,这个都城,除苍梧国之外,舍此何为?另外,临武县有舜峰,桂阳县的舂陵江古代称舜江,蓝山县有舜溪,江华县有舜源,宁远县有舜陵,东安县有舜皇山,大量与舜帝相关的地名集中出现在郴州及其周边地区,而这些地方,古代都属于苍梧国直接管辖的五百里甸服范围内,难道这不能说明问题吗?何况也只有郴州是苍梧国的国都,相对而言,临武、蓝山、江华、宁远、东安等地,才符合“苍梧之野”的称谓。
四、考古发掘有佐证。
建国以来,郴州考古发掘春秋战国、秦汉墓葬600余座(不含省里发掘数)。在郴州周边的山上,只要开工破土,春秋战国、秦汉六朝古墓比比皆是。里耶秦简记载有“苍梧郴县”,湖北张家山汉简记载有“苍梧郡守”,楚怀王“鄂君启节”刻有楚篆“”字,由“邑”和“廪”字组成,即现在的“郴”字。这足以证明在春秋战国时期,郴州已是一座人口聚集、商贸发达的城市。而一座城市的形成,绝非一蹴而就,一般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郴州既然是楚国、秦国的苍梧郡,它的前身必定与商周时期的苍梧国有关。2010年,我市配合农田水利建设,在桂阳银河千家坪进行三座六朝古墓发掘,意外发现一处史前人类遗址。2011年,省考古所尹检顺研究员主持了千家坪遗址的考古发掘。该遗址在舂陵江(即舜江)西岸,分上下两个文化层。上层出土了大量的石器,下层出土了大量的白色陶器残片,这些白陶质地坚硬,图案精美,为大湘南地区的首次发现,也是省内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尹检顺研究员称:千家坪遗址的发现,表明郴州的考古走在大湘南前列。千家坪遗址上层出土的石器,经碳14测定,属距今4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即舜帝时期;而更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白陶属距今7500~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桂阳县在东晋以前,属于郴县。唐《元和郡县志》载:陶侃分郴县西部设平阳县。这就说明,远在舜帝之前,郴州的先民就已经在这块富庶的土地上生衍繁殖,并创造出了灿烂的古代文明。
五、地理环境有支撑。
郴州扼据南岭要冲,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顺耒水直达江汉平原,四周为湘江、珠江、赣江等大江大河环绕,境内重峦叠嶂,沟壑纵横,险隘累累,关锁重重,出则通达,守则稳固,匿则无形,具有广阔的战略回旋空间。在铁路公路等现代化交通出现以前,特别在冷兵器时代,郴州无疑是十分理想的经略要地。1928年初,在党中央的决策下,湘南特委与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的部分部队共同发起湘南暴动,而在国民党实行南北两路重兵围剿下,朱德、陈毅率领近万人,甚至携老扶幼的起义队伍,成功转移上了井冈山,就是一例典型。我们不要低估古人的智慧。古人的时空观念,绝不输于今人。因此,选择郴州作为一郡之治,一国之都,可揽山川之秀,承水泽之润,得物产之饶,收经贸之利,享天颐之福;而一旦烽烟骤起,又可居中处置,从容应付。因此,神农作耒,舜帝南巡,秦取粤海,汉收南越,都在郴州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绩。郴州素称楚南重镇、湘粤管钥,这与郴州特殊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
作于2013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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