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人吃盐有过的两场争论

谁会想到吃盐这么一件小事，还会引出两场争论。

那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事了。郴州人，自古以来就是吃淮盐。元朝至正末年，陈友谅占据武昌，吴楚交通受阻，淮、扬的盐运无法来两湖。元两行省平章也儿速吉，提出“通粤盐于衡、永、宝三郡以便民，且征其课以赡军实。”郴州属衡州府，于是郴州人开始买粤盐吃。明朝政权建立后，又恢复吃淮盐，直到隆庆年间，近两百年的时间。隆庆五(1571)年，福建苗民银豹等起兵反明朝，朝廷命两广会剿，广东巡抚殷正茂要求销粤盐于衡州等三府，以充军饷。郴州人又一次回到吃食粤盐的日子。清朝初年，因为两广尚属南明政权，粤盐不通，淮商仍寻行盐旧地，郴州又食淮盐。清顺治十三(1656)年，广西巡按请衡州三郡仍食粤盐。顺治十七年，“粤省官商卸责，将盐引税课责之楚官楚民。”从此开了“盐引”之争。

引，是明清时一种征收盐税的一种单据，按引计税。本来每包180斤，每十五包为一引。但广东连州星子埠的盐商，却拆包改装，160斤为一包，十四包盐为一引，。康熙二(1663)年，“连州创立分销之引目，混扯楚属，催令招商认引。”连州知州刘谷，将星子埠的2318道盐引分给楚属1614道。由于引多难销，衡州三府官吏因此而考成难以合格，被免职、降级的人不少，罚款的是常事。老百姓也因吃盐有税，盐价增高，每斤盐由原来的一分银涨至三分，官民都不堪其苦。康熙六年，衡州、永州、宝庆三府的老百姓，公推周学恩进京告御状，得到准许恢复供应淮盐。而郴州地邻粤北，仍食粤盐。当时任巡抚偏沅等处地方兼管粮饷、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周名南，于农历八月初六日，令湖南布政司调查有关盐引情况。八月十九日署湖南布政司事、分巡靖州道佥事李世铎即依据桂阳州、临武、蓝山、嘉禾的士绅联名公呈回复周名南，周名南当即写了一道奏疏，明白肯定“历代旧规，乃系连州行盐之地，实无盐引分销之例……连州以督销不力，卸其责于邻封。”还大提特提楚官楚民的困苦，言辞恳切。康熙当即批给户部奏议。户部却认为“既分食粤东省连州、韶州之盐，自应分销二州之引。”还指责地方官“推诿考成，任意抗玩。”于十月十六日上疏。康熙看后，认为“恐穷民愈致苦累”，于十八日发回户部再议。这事还没很好解决，康熙十一(1672)年，粤商吴振民等因课税缺额，诳称楚属盐引没销完，康熙八、九、十，三年之内未销引共8351道，致使堆积盐116914包，企图嫁祸于楚属。次年正月，桂阳杨志万和临武胡黄昌、蓝山陈逢斌、嘉禾李贤世等老百姓，先来了个私访，查得星子埠并无堆积场垣，盐店数十家，存盐总共不足900包。然后于正月十一日，参与有连州姓刘的知州和临武县知县洪鼎复参加的四州县会议，逐户挨查，填注清册，也只得13998包。足够桂阳、临武、蓝山、嘉禾四州县销十一年。事实俱在，粤商气丧计沮，广东巡抚这才和湖南协商减引，桂、临。蓝、嘉每年共销引650道，比原来的2750道减少了2100道。这场长达12年的争论，总算画上了郴州人并不完全满意的句号。

到了康熙四十六(1707)年，因牛头汾设埠的问题，又引起一场争论。按惯例，郴州、宜章、永兴、兴宁（资兴）的食盐由乐昌西河埠商人供盐，桂阳（汝城）、桂东、酃县由广东仁化的成口埠头商人供盐，桂阳州、临武、蓝山、嘉禾，则由连州的星子埠供应。正月十六日，老百姓邝义豪、秦良富等联名请求恢复牛头汾盐埠。牛头汾紧傍武水，船通乐昌，本是一个小市镇，私盐买卖甚嚣尘上。邝义豪等向州县提出星子埠的盐，俱系小民挑运零卖，以道路计，临武至星子相距60里，都是坡陀山岭，践履维艰。而县城至牛头汾仅只30里，兼有溪水行船，直达县城南关。让牛头汾正式成为官盐盐埠，可杜绝私盐买卖，有利于课税和考成。巡抚都察院于是令桂临蓝嘉四州县的州县官调查并提出建议。临武知县蒋元楷自然赞同这个建议，蓝山知县尹秦认为星子距蓝山城180里，牛头汾至蓝山城90里，牛头汾设埠，“有益于民，无碍于课。非独无碍于课，而更益于奏报”。嘉禾知县陈祥祚则认为“销食连州星子埠盐成例己久，牛头汾之于将来难以悬揣。”五月十五日，以知县管理桂阳州事伍士祺，综合三个县的回复，提出“视四州县于地为适中，小贩之买运既属便捷，盐之到埠者，更有引目可验，则私盐无从透入。”请求上级批准。

桂阳的一州三县，于康熙四十七(1708)年正月十五日，向广东巡抚都察院提请将由星子埠供应的盐，改由乐昌溯武水到牛头汾（汾市）设埠供应。理由是“因乐河带水直达其地，路途虽远，而舟行安便，盘驳虽烦，而脚费简省”，并提出与郴、宜、永、宁八州县“由乐河运盐，彼此无碍。”伍士祺更明确提出“一、星子至桂阳州城240里，牛头汾至州城90里，近150里，每担盐省脚费三钱;二、牛头汾离县城近，缴票验戳不需时日，可免延迟受罚”。但郴、永、宜、宁四州县官商则提出反对意见：永兴知县提出“临蓝等州县以陆路跋涉，请更运道。深恐搀越行私，将必充斥宜界。且与兴、永等县，俱由陆路肩运，逾山越岭之劳在所不免，未便以陆路艰难之说，忽更永定章程。”兴宁知县则肯定“变更道途，郴属官商咸受其害。”宜章盐商李华生诉说“临蓝与连接壤，转输最易。今舍近行远，避逸就劳，明系变乱章程，希图罔上行私。”乐昌盐商谭允中则称“假道入境，势必卖私”。宜章知县于是借李、谭二人之说，认为“各计久远，不可执一”，提出如果准临蓝盐运行水路，要求“将引盐缴报白沙，查验押催出境”。还有段廖裕、李坤吉等盐商纷纷向郴州呈控反对。郴州知州更耍滑头，回复为“如谬谓桂临四属之请不当，依是失同僚协济之好，如谓桂临之请可从，万一壅滞搀越，致他日聚争不息，饷课贻误，追究莫及，又谁任其责？”巡抚都察院认为“楚省州县议既不一，不若仍循旧辙”。郴、桂两州于是邀约两州商人再议，最后达成若八州县之盐陆续到达乐昌，则“挨次雇船装运”，倘一齐俱到，则“先由郴、宜、兴、永雇运，而后运桂、临、蓝、嘉之盐”的协议。而乐昌方面却又提出“船只不多，骤难雇觅，船价增贵，商课因之阻滞盐商未见其利，而民已受害无穷。又船户水手夹带私偷，停泊驳运之时，难免卖私充赚。将来引壅饷绌，致碍考成”诸多理由。后采用置船设卡等措施，才使得桂阳四州县的盐运改由武水河运输得以批准。牛头汾埠得以于康熙四十七(1708)年五月设立，并于水东设分埠。开始时，牛头汾埠有盐店99间，水东分埠91间，后改为牛头汾49间半，水东45间半。盐埠成立后，官吏们不时索取，乃至读书人外出赶考、考试及第归来，都要赠送，一般得好几十两，甚至几百两银子。商人获利越来越少，甚至亏空关门。到清咸丰四(1854)年，两埠都停办了。桂临食盐又得从星子肩挑脚运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