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城绣衣坊考
牌坊，为中国古代最具民族特色的建筑物之一。溯其渊源，当起于唐、宋时期村街里坊的坊门。封建时代的统治者为了提倡封建的伦理道德，如果其坊的居民中出了什么“嘉德懿行”者，有时就加以旌表，榜于门上，称作“表闾”。久而久之，习而惯之，有了“表闾”的坊门就逐渐演变为一种纪念性的建筑物，通称牌坊，也叫牌楼。其用途也有所扩大，多建于庙宇、祠堂、陵墓、衙署之前和村街道口，如贞节坊、百岁坊、三元坊等等。牌坊起初是木构建筑，到了明代，由于生产力的进步，施工有盘（绞）车（滑轮），吊装石料具备了条件，就出现了石头建造的牌坊。用石头建造的牌坊，也可以单称为“坊”。湖南汝城的绣衣坊就是明代用青石建造的牌坊，至今保持完好。从内容上看，绣衣坊是专门旌表监察官员的牌坊。就笔者所知，现存专门旌表监察官员的牌坊极少，较为著名的是安徽歙县建于明末崇祯年间（1628-1644）的“豸绣重光”坊，绣衣坊建于明正德十四年十二月（1520年元月），与之相比，在时间上就早了100多年，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门表彰监察官员的牌坊之一。其价值不言自喻。这么一座极具价值的牌坊，却静静地躺卧在偏僻的湘南古城汝城之郊，“养在深闺人未识”，良可叹息，特草就本文，以推介给读者诸君。
一、绣衣坊的建筑形制及其风格
绣衣坊，位于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城郊乡益道村范氏宗祠前之道口，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今已成为县城的一部分。坊为青石结构，座东朝西，四柱三门，不出头式，通高686厘米，面宽650厘米。中门高238厘米，宽291厘米，两侧门高193厘米，宽165厘米。每楼檐下均有仿木拱式之石斗拱。中门上、下桁分别镂刻“双凤朝阳”、“双狮子滚球”浮雕。背面同一位置分别浮雕“三凤朝阳”、“双麒麟滚球”。左门楣正面浮雕凤鸟、白鹭、荷花，背面同一位置分别浮雕“双猴摘桃”图案。右门楣正面浮雕“老鹰山羊”图案，背面浮雕“山鸪麋鹿”等图案。左右檐下棂窗浮雕“孔雀牡丹”、“凤凰牡丹”图案。中门两层飞檐，左右各一层飞檐，次檐左右檐高60厘米。顶檐和左右两檐下各斗拱出两跳，中檐下斗拱出四跳。主楼正脊两端置鳌鱼，左右檐之左右端只置一尾，共计六尾鳌鱼。中门桩脚置石狮一对，左狮作昂首含珠之形，右狮作咧嘴嘶鸣之状。四柱前后均镶嵌护柱石一块，护柱石下部为石鼓，每鼓中部均有浮雕异兽。整个牌坊所雕之各种动物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中门门额正中自右至左阴刻双勾“绣衣坊”三个正楷大字，每字约45×45厘米。右前款为：
巡按湖广监察御史毛伯温
整饬郴桂兵备副史汪玉
郴州知州沈 火召
同知鲁 王巳
监察御史范辂立
左尾署为（当承右前所款）：
桂阳县知县陈德本
典史张万釜
儒学教谕吴洲
训导李珍
大明正德十四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立
（牌坊背面形式、内容与正面同）
从牌坊上述文字可知，绣衣坊是巡按湖广监察御史毛伯温领衔率领郴州和桂阳县（今汝城县）的一批地方官员于正德十四年十二月（1520年元月）专门为监察御史范辂所建。从牌坊的整个形制看，造型精巧，结构稳重，工艺精美，尤为称道的是匠心独特，运用了阴刻、浮雕、圆雕、透雕等各种手法，把整座牌坊雕琢得玲珑剔透而又不失庄重，堪称明代中期具有代表意义的石坊艺术杰作。
二、牌坊为什么冠名绣衣坊
“绣衣”一词，乃是有来由的。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武帝时期，即设有“绣衣直指”之职，亦称“绣衣御史”或“绣衣直指御史”。司职为讨*猾，理大狱。为了显示其特别的身份，表示皇帝对他们的尊宠，朝廷特别颁发绣衣作为他们的宫服，故称绣衣直指。《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服虔语曰：“指事而行，无阿私也。”师古注曰：“衣以绣者，尊宠之也。”“绣衣杖斧”皆是以特别的服装表示其威严。瞿蜕园《历代职官简释》说：“清制，都察院及各省按察使皆不按文官品级而特用獬豸补服，亦其遗意。獬豸是传说中触邪的兽。”由此亦可以推断早先御史衣绣衣之原意。《汉书武帝纪》载，“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又《汉书江充传》载：江充“拜为直指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贵戚近臣多奢侈，充皆举劾，奏请没入车马，令身待北军击匈奴。”可见绣衣御史的职掌既可督捕“盗贼”，又可纠弹百官。王莽纂位后，改“绣衣直指”为“绣衣执法”。《后汉书伏湛传》说，伏湛“至王莽时为绣衣执法”。李贤注曰：“武帝置绣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执法，故曰绣衣执法也。”至东汉光武帝省绣衣御史，顺帝时复又设置，魏沿置之。其后，绣衣遂演变成为监察御史的别称。因此，毛伯温为旌表监察御史范辂之德行而建造此坊，冠名曰“绣衣坊”，可谓名符其实。100多年后，崇祯皇帝批准为山西道监察御史江应晓、江秉谦兄弟建造“豸绣重光”坊，亦是在同一意义上命名牌坊。
三、范辂何许人也
范辂何许人也？笔者查阅了三种史籍，一是《明史》，二是《万历郴州志》，三是光绪《范氏宗谱》。三书中，《明史》为正史，《万历郴州志》成书时间离范辂生年较近，光绪《范氏宗谱》虽成书最晚，且有溢美之嫌，但其所载范辂“行状”出于旧谱，系明嘉靖时人、曾任礼部尚书的范氏宗人谦涵虚氏所撰并经范辂侄子、曾任四川右布政使的范永銮等人审定，不仅时间最早，且载生平事迹较详。三书可互为佐证，互为补益。此外，笔者还查阅了《明通鉴》，此书虽系清人夏燮（1800—1875）于同治时私撰，但为官府认可，且以信史名于时，可资补证参考。综合上述各书可知：
范辂，字以载，号三峰，改号质庵，明湖广桂阳县（今汝城县）人。生于成化甲午年（1474）九月十九日，年十三入邑 弟子员，后补上
，正德二年（1507）举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初授行人，又拜南京御史，为官“直毅无忌讳，令人敬惧”，筮仕之初，作诗以明心志云：“此心若有纤纤伪，口舌漂零不得还。”寻命清军江西，坚决反对宦官与宗室勾结，作*犯科，扰乱朝政。后因弹劾江西镇守太监毕真、都司郭宇与宗室宁王朱宸濠勾结、贪虐不法之事十五件，结恨于朱宸濠与毕真，被他们以“诽谤宗藩，妄议朝政”的罪名逮捕下狱。经一批正直的监察官员营救，直至正德十四年（1519）四月才被释放，贬职为四川龙州宣抚司经历。不久，宁王朱宸濠与镇守太监毕真谋叛被诛。明世宗即位以后于嘉靖元年（1522）诏复范辂原职，迁福建佥事，又转江西副使，有惠政，辞官回乡。后复出为密云兵备副使，历升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年63岁，卒于任所，后归葬家乡桂阳县长安村。
从范辂生平可知，范辂为正德、嘉靖年间刚正不阿、名重于时的官员，其一生之中有相当时间是担任监察官。绣衣坊建于正德十四年十二月（1520年元月）在此之前，范辂除初任行人外一直担任南京都察院监察御史，汝城绣衣坊，即专门为了旌表他这一时期的德行事迹而建造。这一时期，据《明史》所载，范辂作为监察御史的突出事迹如下：
1、范辂与一批官员上表皇帝，“请建皇储以安宗室”。《万历郴州志》称范辂此举为“以杜垂涎之徒，盖暗指宸濠也。”其背景讲的是：由于当时在位的明武宗一直没有儿子，武宗的亻幸臣，左都督掌锦衣卫事钱宁与宗室宁王朱宸濠勾结在一起，阴谋以宁王的世子作为武宗的嗣子，入继大统。此一举动，遭到了范辂等官员的坚决反对。
2、宁王朱宸濠“令诸司以朝服见”，对于此一明显违反礼制的僭越行为，范辂坚决反对，《明通鉴》载此甚详，其云：范辂“因奏言：‘高皇帝定制，王府属僚称官，后乃称臣。其余文武京官出使者，皆称官，朝使相见以便服。今天下王府仪注，制未画一。臣以为尊无二上，凡不称臣者，皆不宜具朝服，以严大防。’章下礼部议，宸濠驰疏争之。”但朝廷接受了范辂的建议，“廷议请如辂言”。《万历郴州志》称范辂此举为“防微杜渐，阴折不臣之心。”
3、宁王朱宸濠的“伶人秦荣僭侈”，被范辂参劾一章，“治之”。
4、范辂“劾（江西）镇守太监毕真贪虐十五事”，《万历郴州志》说：“时太监毕真、都司郭宇与濠比党”，范辂“累疏极论二人贪虐，乞黜革以剪其羽翼”，但结果却总是“疏留不下”，武宗虽然把奏章留下却没有批示。
从上述四点可知，范辂在正德年间的政治斗争中，是坚定地履行其监察御史职责，反对宁王朱宸濠与宦官勾结，阴谋作乱的。《万历郴州志》云：“时逆濠气焰方炽，诸司有不附者辄中以奇祸。辂独持风裁，一无畏避。”为此，范辂遭到了毕真和朱宸濠等的陷害，“乘隙奏辂诽谤宗藩，妄议朝政”，反而被昏庸的皇帝械系赣州监狱。此事究竟发生于哪一年，《明史》和《万历郴州志》均无明确记载，但清人夏燮在《明通鉴》正德十三年五月条之尾处对此作了考证，他说：“事见《明史》本传，证之《实录》在是年五月，而辂之下狱即在六月。盖《实录》但言宸濠卒中伤之，而七月南京御史曹铨等论救，且言‘辂已械系至京，而（毕）真晏然在位，是朝廷之法独加于耳目之官不及于近幸之臣也。’据此，则辂之下狱，即五月之后，七月之前事，今类记之。”夏燮的考证是准确的，据此可以认定，范辂遭陷害下狱当在正德十三年（1518）五月之后，七月之前。当时尽管同为监察官的科道官员一再“交章申救”，但由于“值帝巡幸，淹系经年”，一直不能裁定下来，直到正德十四年四月始谪迁四川龙州宣抚司经历，由一个大权在握的代天子巡狩的监察御史，贬职为一个从八品的属吏。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朱宸濠及太监毕真等起兵叛乱，被擒（后又被诛）。政治事态的这种演变和发展，不但使朱宸濠、毕真等人为*作乱的真实面孔大白于天下，也终于为范辂所蒙受的冤狱在政治上作彻底的洗雪，提供了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据《明通鉴》所载，正德十四年（1519）十月，御史谢源为包括范辂在内的五人向正德皇帝进言：“‘逆藩宸濠，谋为不轨久矣。当时固有先事折其*谋而反为中伤者，在今日尤宜录其功。如大学士费宏及其弟编修 之去，以沮复护卫也；布政使郑岳之为民，以不遂侵求也；副使胡世宁之谪戍，御史范辂之褫职，以发其*恶也。此五臣者，其明能逆料于逆谋未露之前，其枉尚未白于大害既除之后。伏望召还诸臣，复其官秩，以为忠议之劝。’御史伍希儒等亦以为言，且请起都御史俞谏，皆下其章于所司。”然而，谢源、伍希儒等人的奏章迟迟没有回音，正德皇帝却于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病死，《明史》载此事云：“御史谢源、伍希儒等交章荐辂。未及召，世宗立，复故官。”可见，直到明世宗即位为皇帝后的嘉靖元年（1522），范辂才官复原职。我们已经知道，巡按湖广监察御史毛伯温领衔率领一批地方官员为范辂建造绣衣坊是正德十四年十二月（1520、1），其时，范辂尚仍在偏僻贫穷的四川龙州（今四川平武县）艰难度日。可见，毛伯温等建造绣衣坊时所书“为监察御史范辂立”，其中的“监察御史”不是范辂当时现职，而是其原任之职，以此光耀其人而已。
四、毛伯温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为范辂建造绣衣坊
领衔修建绣衣坊的巡按湖广监察御史毛伯温是何许人也？《明史》亦有传，其经历大致如下：
“毛伯温，字汝厉，吉水人。祖超，广西知府。伯温登正德三年进士，授绍兴府推官。擢御史，巡按福建、河南。世宗即位，中宫张锐、张忠等论死，其党萧敬、韦阴缓之。伯温请并诛敬、 ，中官为屏气。”
“嘉靖初，迁大理寺丞。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李福达狱起，坐为大理寺失人，褫职归。用荐起故官，抚山西，移顺天，皆未赴。改理院事，进左副都御史。为赵府宗人 椋所讦，解官候勘。已，复褫职。”
嘉靖十五年冬以后，毛伯温先是任右都御史，治兵安南。后又迁工部尚书。十八年，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加兼太子宾客，后又奉旨南征广西，直至二十一年始还朝。后曾代理兵部。其间还曾数度被革职，可谓几落几起。
从上所述，可知毛伯温是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一位颇有名气的大人物，其一生经历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为正德三年登进士授推官起至嘉靖十五年止，主要是任监察官。二是嘉靖十五年冬以后，主要是任军政长官。汝城绣衣坊建立之日为正德十四年十二月，毛伯温尚在巡按湖广监察御史任上，是在第一阶段。但他之巡按湖广，《明史》不载。但从《明史》所言“伯温登正德三年进士，授绍兴府推官，擢御史，巡按福建、河南”，“嘉靖初，迁大理寺丞”等语，又正德皇帝在位只有十六年，正德之后，即为嘉靖，可以推断，毛伯温之任巡按湖广监察御史，是在“巡按福建、河南”之后和“嘉靖初，迁大理寺丞之前，”而正德十四年十二月正在此一时期之内。
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政坛上，毛伯温是一位文武俱全，为政有德的官员，尤其是正德年间，毛伯温专任监察御史，在当时代的政治斗争中，也是如同范辂一样坚持反对宦官专权干政，反对藩王作*犯科的正直监察官。他与绣衣坊所表彰的范辂至少有三个共同点：一是同为正途出身（进士），二是同为执有风宪之责的监察御史，三是在正德年间的政治斗争中，立场一致。而且，毛伯温是江西吉水人，而范辂反对宁王朱宸濠和宦官作*犯科的事迹就发生在江西，因而对范辂的事迹和影响非常熟悉，也非常赞赏，故其巡按湖广，到了范辂的故乡以后，就毅然决然地为尚在所谪龙州宣抚司经历之职上的范辂修建了这么一座绣衣坊，以赞表范辂之所为，以宣扬监察官之职责，同时也暗暗为自己所持的政治观点张扬。
五、为什么正七品的监察御史毛伯温可以领衔于前，而品阶高于他的地方大员只能附署其后
末了，还解释一个问题，即领衔修建绣衣坊的监察御史毛伯温只是一个正七品的官员，而附署其后的地方大员如整饬郴桂兵备副使汪玉是从四品，郴州知州沈火召是从五品，郴州同知鲁王己是从六品，他们的官阶品位均大于区区七品官的监察御史毛伯温，为何署名反而屈居其下呢？这从封建等级制度来看是解释不了的。但从明朝对监察官吏实行的特殊政策和特殊待遇来看，却是可以讲清楚的。
明代对监察官实行“位卑权重”的特殊政策，以监察御史为例，品阶虽然只有正七品，但权力极大。《明史职官志》称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在内，作为中央监察官，协管两京、直隶衙门，纠劾其官邪；在外，作为地方监察官，分工监察十三道（即十三布政使司所管辖地方），谓之“巡按”。虽然监察御史不是长驻地方的监察官，但是，它有固定的监察区域——道（习惯上称为省）；而且每年八月出巡，按时巡察分管的监察区。监察御史虽然只是正七品的小官，但他是天子的代表，手持钦命，“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古今图书集成》卷六百），权力极大，不但可监察、纠劾地方一切衙门和官吏，而且有“小事立断”的直接处分权。
监察御史巡按地方，而地方的都指挥使、布政使、提刑按察使等三使都是三品以上的大官，其品秩、资格远远超过监察御史。《西园闻见录》载胡世宁的话说：“明初，虑其秩卑，而为方面官所压，故令与都、布、按三司分廷抗礼，知府则相向长揖而让左”。而至明代中朝以后，“两司见御史，屏息屈躬，御史出入，守令门跪”，“相见之际，知府以下长跪不起，布政以下，列位随行。甚至答应之际，皆俯首至膝，名曰拱手，而实屈伏如拜跪矣！至于审刑议事，考核官吏之际，与夺轻重，皆惟巡按出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稍致商榷矣。”这不但说明了监察御史代天子巡狩的威风，而且也说明在地方的实际监察活动中，其作用和地位已高于地方的方面大员。
在此种情形之下，区区七品官的监察御史毛伯温之领衔修建绣衣坊乃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品阶高于他的地方大员如整饬郴桂兵备副使汪玉、郴州知州沈火召、同知鲁王己等人自然只能附署其后，望其项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