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的人文地舆考识

摘  要：经搜罗古今各类文献，发掘馆藏资料，运用考古成果，结合田野考察、民间传说，全方位稽考“郴”字的字根字原内涵；否定郴为“鄙”“秦置县”、只表地名等论断、释义；发现其由药草名、人物名到地名、方国名、帝都名、姓氏的复杂渊源，及其蕴藏的上古先民创始医药、农耕等人文遗产价值。

关键词：“郴”；药物名；姓名；地名；政区名；南岭；非物质文化遗产；

                            

  “郴（chen）”属于生僻的古文字，《康熙字典》都将它错为“桂阳柳[1](1070)县”，可见其认知难度。

一、“郴县”并非秦始皇“始置”

《史记·项羽本纪》最早出现“郴”字、“郴县”的政区地名，即“项王出之国，……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说明楚义帝建都于郴。1994年黄山书社出版的《郴州市志》，1995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郴县志》，1996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郴州地区志》均在“大事记”中记“秦嬴政二十六年（前221），秦始皇废诸侯，设郡县，始置郴县，属长沙郡”；《辞海》也记“秦置郴县”。这都是以《史记》记述为根据，似乎没问题。但，《史记》并没有说秦王朝或秦始皇“始置”郴县， 秦王朝把“郴”设为长沙郡的县，不等于“始置”。

2002年湘西里耶遗址发掘大批秦简，其中14-177号简牍有“苍梧郴县[2]”的政区名。秦简记录的是战国之事，“苍梧郴县”属战国早中期楚国郡县无疑。因在秦王朝是“长沙郴县”，在战国则属楚国，《战国策·楚策》“楚，天下强国也，南有洞庭、苍梧”的内容，可予印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楚悼王拜军事家吴起为相（前385年—前381年）“于是南平百越；……”；《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南蛮》记“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说明战国早中期楚军越过南岭征服百越后，于洞庭湖、岭北地域设立洞庭、苍梧两郡时置郴县；并可能以郴县为苍梧郡郡治，因当时南岭政经中心在岭北，郴县据南岭要冲，地域辽阔。《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句，下有郭璞注语：“即九嶷山也[3](132)”；又《海内经》记“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郭璞注“山今在零陵营道县南，其山九谿，皆相似，故云九疑。古者总名其地为苍梧也。[3](184)”郭璞是晋代训诂学家，他所处年代对战国地理、政区比后人清楚。舜帝陵所在的九嶷山地处南岭北麓，其所属政区即汉初以郴县为治所的桂阳郡南平县（今蓝山、宁远县），舜峰山则在临武县。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111年），随着苍梧郡设于岭南，“苍梧”之名才南移至南岭南面。

此外，春秋名著《晏子春秋》记有“和氏之璧”，《战国策》记“楚有和璞”。考《 》一古本，“和氏”篇开头即说“春秋林人卞和，得璞于荆山，卞和奉献于楚厉王……[4]”。南宋《舆地纪胜》可予佐证“在湖广郴州永兴县荆山观傍有玉洞，世传卞和取玉之地。”《韩非子》其他版本则写“春秋楚人卞和”；这说明历代所传春秋时卞和取玉的“林”地，即楚湘的“郴”。林人卞和先后献璞玉于3位楚王，前两位王受宫中玉匠误导，认为卞和拿石头行骗而跀其足。公元前689年楚文王继位，经调查接受璞玉，有感于林人卞和的真诚，封他“零阳侯”，零阳即今湘西慈利县；楚文王封湘南林人为湘西县侯，说明“林（郴）”可能与零阳同为楚国之县、立于春秋。

据此可知，郴县并非秦始皇始置，它至迟在战国已属楚国之县，并可能为楚苍梧郡治，“郴”字来历非浅。

二 、“郴”的早期形、音及人文意义

古文字特别是表地名、物名等字体，其象形笔画描摹事物形状的同时，记录蕴藏了古老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郴”字形体结构虽简单，但造型别致必有耐人琢摸的内涵。通过考古发掘的成果，从文物的角度来发现“郴”的人文意义，是非常必要的，因文物是各历史时期遗存的物质载体，可坐实指明所稽考事物的历史、地理、文化、科技、经济诸性质。

  （一）楚“鄂君启节”中与“郴”相关的“鄙”的形音义

   

作者认为谭先生的释义确切，辩析如下：

图1 ：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楚越图，“鄙”在郴州北面，“方林”“深”均在今郴州一带

(1) 从字的原始意义来说，《说文解字》对“鄙”的释义为“五酂为鄙，从邑啚声。”段玉裁注：“五百家也。……《春秋经传》‘鄙字多训为边者。’盖《周礼》‘都鄙距国五百里，在王畿之边。’故鄙可释为边。”即边地、郊野。《周礼·地官》“五酇为鄙，五鄙为县。”说明鄙、县都是周王朝的行政单位，鄙住家不多为五百家，行政区划小于县，是县、国的边镇。我国第一部叙事编年体史书《左传·隐公元年》中的“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说明有东西南北鄙；《左传·昭公十九年》中的“……是晋之县鄙也”[7]，说明春秋时县有“鄙”。因此鄂君启舟节中“庚鄙”之鄙并非郴，应是属于郴县的五鄙之一。

(2)从字的读音及音转关系来比较，郴读音为“林”非“鄙”。而永兴县汉代称“便”，战国的“鄙”与汉代的“便”，读音的声母都为“b”, 韵母则“鄙”为“i”，“便”的韵母介音为“i”，十分接近。故此“鄙”，应是郴的边鄙、后来读音为“便”的永兴县。

(3)从“庚”字的本意来看，按《辞源》《辞海》释义，它表示“经过的道路”。入耒水包括过耒关后，只有经过水道上的边镇才能抵郴县。“鄂君启舟节”的“庚鄙”之义，即允许鄂君船队在湘水流域耒水一线经过耒关、“鄙(永兴）”关到郴县。

(4)从运输工具来分析，鄂君商船队“屯三舟为一艅，五十艅（艅艎，仿大舰的船），[5]”这“屯三舟”，应是中间大船两边小舟并成的艅艎。它入耒水抵鄙（便县）没问题。但转入郴水，“屯三舟”的大船即有不便，因郴水系耒水上游，窄小弯曲滩险水浅，需解开大船两边的轻舟，才便于上溯。唐代李绅《逾岭峤止荒陬抵高要》诗中注“南人谓水为泷，如原瀑流。自郴至韶北有八泷，皆急险不可上。南中轻舟迅疾，可入此水者，因名之泷船”。故大船经“鄙（便）”，在大河滩分解，换成轻舟泷船，才便于转入郴水瓦窑坪最终抵郴。

 (5)从“鄂君启舟节”的性质来把握也是如此，作为水路通行证，它主要规定的是所通行的江河水名称、 流域范围，和运输线路、通关地点与免税规定，无需将终点城邑一一列出。如“内洡庚鄙”后紧接的“内（入）资、沅、澧、油[5]”四条水，都没有列出哪一条的终点城邑。

这都说明，古代交通商贸主要靠航运，“内洡庚鄙”是简明规定在耒水流域航行、商运的路线、免税关口，也证实“鄙”属于战国楚南大县郴的北面边镇，是耒水上通向郴县所经过的水道关口。因此，此“鄙”并非“郴”的通假字，“郴”字另有形、义。

    (二）新蔡葛陵楚简中“郴”字的形音义

1995年河南新蔡县发掘了“平夜君成”墓，“平夜君成”即楚国封君平夜地的熊成。他是楚声王与楚悼王时期人，悼王在位时去世，墓葬时间约公元前381年左右。墓中出土了千多枚竹简，名“新蔡葛陵楚简”。多枚简中出现一个楚篆字“”，上从“草”下从“廩”之初文；专家们规范为“ ”，简写成异体的“”，见于以下诸简[8]：

 (1) “ 为君贞：将逾取，……”（甲一：12）

(2) “  生以 为君贞：将逾取”（甲二：16）

(3) “  生以卫苇为君贞，将逾取”（乙一：二六、2）

 

 (1) 何教授接着又认为“鄂君启舟节铭文中地名‘郴’的通假字，原篆左从‘邑’、右从‘廪’之初文，二者应是一地，即《汉书·地理志》桂阳郡‘郴县’，在今湖南郴州。[9](9)”这从大范围来说也行，但鄂君启节与新蔡楚简时间相近，两字形、音不会相差过大，“”从声符义符识别，与“”并非一字，“”为郴邑，“”为郴邑边镇。何教授生前若能到耒水、永兴（汉便县）、郴州考察，相信他可以得出更准确的结论。

(2) 何教授对新蔡楚简甲三：1 的简文“我王於林丘之岁”，认为其中：“‘林’，可读‘廪’。《左传·庄公八年》‘初，公孙无知虐于雍廪。’《史记·齐太公世家》‘廪’作‘林’。金文习见之‘钟’，即《左传·襄公十九年》‘林钟’。均其佐证。[9](3)” 他这个考释精确，这样，“”才能由“”过渡到 “菻”或“”，而、廩、（）、菻、林，重文异体，中有简繁变化，读音一致，通假使用。

   （三）郴州简牍中“郴”之地名解读

2003年11月—2004年2月，郴州市文物处、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在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汉代至宋元古井群，发掘出的千多枚简牍填补了我国西晋简牍空白（原全国仅10几枚），为桂阳郡（治所郴县）文书档案。第1组第79枚记“郴县，汉时所立，为长沙林县。汉元始六年太岁在丙寅[11]”。如何解读？简牍因要在有限的空间承载重要、丰富的内容，书写需简明减省。但理解“长沙林县”却不能简省：汉代郴县，前身为秦灭六国后将原楚苍梧郡郴县所改的“长沙郡郴县”，汉初设为“桂阳郡郴县”，景帝时则立为“长沙国桂阳郡郴县”。“汉元始二年太岁在丙寅”，应是书写此简的具体时间：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农历3月，“林县”应是书写人员根据原有资料记录，或囿于篇幅和载录方式所限，无法展开书写，依先秦林县至汉时读音“林”的郴县与长沙国的隶属关系，简记以传后世而已，“林”“郴”仍属通假使用现象。到明代《正韵》，规范读如今音。

由此可知，郴至少在战国早中期属楚国之县，写成过“、廩、、菻、林”之形。郴州本是上古的文明奥区，桂阳县上龙泉洞旧石器遗址、千家坪新石器遗址、安仁县新石器遗址等可予证实。只因南岭山地复杂、雨水多、土质酸，地下文物难以保存而需借助外界的部分考古成果。

三、上古郴州的“菻”蒿等贡品药材

    1. 郴州出土简牍的记载

 

    2. 新蔡葛陵楚简的记载

    新蔡葛陵楚简的“”是地名，属上古以出产物名为地名的现象。林（郴）出产的药材“”是否就是“菻”？答案又是肯定的：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西汉《尔雅》，其“释草”篇的“莪，萝。”晋代郭璞注为“今莪蒿也，亦曰蒿。”《康熙字典》释“菻”引“《广韵》蒿也。”《说文解字》注“萝菻”为“萝莪也，从草，罗声。菻，蒿属，从草，林声。”段玉裁在“萝莪也”句后注“是谓转注”，在“菻，蒿属”后注“郭璞曰‘莪蒿，亦曰蒿’；按：同菻。许不言‘莪、菻一物也’。”[10](35)

 《诗经·小雅》有《菁菁者莪》一诗“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菁菁者莪，在彼中沚……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歌咏菁莪（菻）茂盛姿美，郁郁葱葱长满山坳、小洲、丘陵。郴州正好具备菁莪（菻）生长的地理环境条件：地处南岭北麓，丘陵山坳起伏，由坳上乡方向流入城中的郴江及北湖、南湖（括耒水）曾有多个小洲，江边湖畔泽田散布。《十三经注疏》引西晋文学家陆机的话说莪“莪，蒿也。一名萝蒿。生泽田渐洳之处。”另有“莪术”，即山姜黄，也是药材。1970年代前，郴州城中仍有用“莪菻”驱蚊灭虫的习俗：夏日从郊外采折“莪菻”等各种青、白蒿晒干，黄昏燃在地坪上，人们便可安睡室外。至今，农民还在端午节时采折它，卖给市民挂在门上驱蚊驱邪，和熬水洗澡清热祛湿健肤；医药企业利用这类植物提炼青蒿素等药品。

 3. 其他典籍的记载

 《逸周书·王会解》记西周初周成王会见诸侯（距今约3056年）及各方国贡献方物的盛况，有“自深，桂”，“长沙，鳖”“仓吾，翡翠”等内容及所附《商书》中“桂国”之名。方物，即方国进贡的特产。综合考辨：长沙、仓吾（苍梧）等地名在内，菻（郴）自然在其中，商代可能因贡桂而叫“桂国”。“自深，桂”，即说“桂（桂皮桂枝桂子）”等药材，贡自“深”一带方国。故《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深（自深）”标示于方国“林（郴州）”处（图1）。《说文解字注》对“深”释为“深水，出桂阳南平。[10](529)”桂阳，即以郴县为治所的桂阳郡，“南平”即郡中唐代改名的蓝山县。深水由南往北，《水经注》说“与漼水合”，“右会钟水，通为桂水也。故应劭曰：桂水出桂阳，东北入湘。”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桂阳郡因产桂、治所郴县在桂水北面而名，深水为上游的桂水，即舂陵水，发源于桂阳郡入湘江，桂等药材产于桂阳郡及桂北、粤北（均曾属桂阳郡）。从《逸周书》“自深，桂”句及《商书》“桂国”之名，推知商周之前的夏王朝，林（郴）的桂等药材已由深水运出，西晋左思《三都赋》可予旁证，“《尚书·禹贡》曰包匦菁茅。菁茅生桂阳，可以缩酒，给宗庙，异物也。”这产于桂阳郡的菁茅，在大禹时代就已是专用贡物：包装上贡给王室，酿酒以作宗庙祭祀用。

 这一直延续到周王朝，《左传·僖公四年》“齐恒公伐楚”一则提到：春秋齐恒公称霸，假周王朝名征伐楚国，理由竟是 “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7](290)说楚国没向周昭王进贡“包茅”（包匦菁茅），影响了祭祀和酿酒，故齐国代表周王室追查。这包装的菁茅即楚国菻（郴）地特产，三国《吴录地理志》记“桂阳郴县，有菁茅，可染布，零陵有香茅，任土贡之。”是说汉初桂阳郡产菁茅、香茅，菁茅以郡城所在的郴县出名，香茅以郡中的零陵（汉元鼎六年由桂阳郡析出）上佳。更早的记载即前面所说《尚书》中，“荆及衡阳为荆州……三邦厎贡厥名，包匦菁茅，”意即荆山以下至衡山以南都属于荆州，三个邦国的贡物都很出名，最著名的数“包匦菁茅”。南北朝梁定襄侯萧祗《咏香茅》诗有“终当入楚贡，岂羡咏陈诗”句。这都说明夏至秦汉，菻（郴）的菁茅、香茅，是作为楚地药材、祭祀酿酒香料、染料的方物上贡的，与医药、宗教皆相关联。

图2  湖南图书馆藏清《衡湘稽古》“郴夭作扶耒之乐以荐犁耒”页码

 《本草纲目》列入“蒿”。[13]《十三经注疏》引晋文学家陆机的话说莪蒿“叶似邪蒿而细，科生三月中，茎可生食，又可烝，香美，味颇似蒌蒿。”即它可药用，也可食用。又，“郴”的中古读音之“芹”和“芩”，两字所表植物皆药草。《尔雅·释草》“芹，楚葵。（郭璞注：今水中芹菜）”，“芩”即补气的黄芩，南岭五岭第二岭郴州骑田岭又叫“黄岑岭”，就因产“黄芩”而别名。汉初以郴县为治所设桂阳郡，与郴（菻）地处南岭出产药材不无关联，因为“桂生桂阳”。[13](1293)即《说文解字》所说“百药之长”[10](240)的肉桂菌桂，主产于桂阳郡（曾辖桂林、零陵、韶关、清远）。这些都说明，纵横南岭的“菻（郴）”，不可能只进贡单品种的药材菁茅或肉桂，还有菁莪、莪术、香茅、楚葵、黄芩等多种药材和香料、染料。而莪菻等蒿类药草应是最早进贡的，郴也因产“菻”蒿而得名“菻”，成为上古方国“林”。

 以上几点，揭示出“菻（林）”字蕴藏的药材、香料、染料、祭祀品等物质文化性质，及它蕴含的初创中医药的科学价值，而传统中医药学属于我国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四、南岭传说人物“郴夭”与“郴”字

 （一）上古南岭林地的传说人物“郴夭”

    1. 传说人物“郴夭”与神农传说其他人物比较 湖湘、南岭地域既流传神农系列故事，又流布与他密切关联的多人神传说。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不是众所周知的其儿柱、女儿女娃、祝融、赤松子等，而是“郴夭”。例从地望进行比较，除了神农发现茶的茶陵县和葬地炎陵县等，“柱”受百姓尊重的形式是立柱，只占田头地脚；“祝融”只命名了衡山主峰；“赤松子”只有赤松山、赤松村或“慈利”县可联系；而从“郴夭”的角度看，却定名有纵横南岭数千年的夏商周方国“林”及春秋楚国菻地、郴邑、战国楚苍梧郡郴县、秦郴县、汉桂阳郡、南朝郴州，是除了神农炎帝，地望范围最大的人物。作为祝融时期古老姓氏的“郴”，才具备这种资质。南宋郑樵的《通志·氏族略二·以国为氏》记载“郴，芈姓，楚怀王熊心，号义帝，都郴，子孙氏焉。”芈姓，《辞海》释义为“春秋时楚国祖先的族姓。《史记·楚世家》：‘……芈姓，楚其后也。’《国语·郑语》注‘融（祝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12](61)”由此可知，“郴”这个姓氏，早存在于楚国祖先的族姓“芈”姓系列中；公元前206年楚义帝熊心选择郴县建都，与项羽逼迫其迁都长沙相悖，故遭弑害，于是其子孙由“熊”换姓“郴”。因此，作为楚国祖先的族姓芈姓，“郴”字可上溯到更早的芈姓起源的祝融时期，而祝融据传是神农炎帝的重孙，也被尊为赤帝即炎帝。

  英国社会科学家赫胥黎认为：“古代的传说，如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去检验，大都是像梦一样平凡地消逝了。但是奇怪的是，这种像梦一样的传说，往往是一个半醒半睡的梦，预示着真实。”[15]传说人物“郴夭”，系清乾隆年湘南文史学者王万澍根据明末清初父辈的史考和自己的研究提出，他综考湖湘上古史，撰成《衡湘稽古》。乾隆诏修《四库全书》时他已逝世，其儿续写将此书呈湖南巡抚，收入四库之中，但编纂官认为此书“既非地志，又非史传”，讥为“丛杂”，塞入“杂史类”束之高阁。加上时间晚近，未及流传。郴州作为南岭要冲、军事重地，征战多干扰大，尤其现代“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将这类深藏不露的民间文化视作“四旧”，摧残毁弃破坏严重；口头遗产最脆弱，故退化、消失快；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的改变，使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殊难保存，故“郴夭”不为当世熟悉。改革开放后，专家何光岳率先从《衡湘稽古》中发现这个传说人物。

 2. 郴夭与神农的不寻常关系

  《衡湘稽古》稽考出神农炎帝及臣工“作耒耜于郴州之耒山”，[16](8)后面有“郴夭作扶耒之乐，以荐犁耒”一节，其内容为“《路史》曰：乃命郴夭，作扶耒之乐，制丰年之咏，以荐犁耒。《衡湘传闻》曰：郴夭者，郴人也，因赤制作耒耜于郴，夭乃为扶耒之乐以献于帝……。”[16](13)这内容可理解为：南方部落联盟首领神农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农耕工具耒、耒耜，命臣工制作；南岭部落头领郴夭专为创作音乐演唱方式，教人们练习，推广农具与农耕技术。“制丰年之咏”则说明农耕工具推广开后，获得了丰收，郴夭又创制韵语，用演讲方式让人们传诵、欢庆，进一步推介使用工具的益处、成果。故炎帝陵有“咏丰台”。

  神农“作耒耜于郴州之耒山”，与《汉书》“郴，耒山耒水所出[17]”及三国《古史考》“神农作耒”相合，说明这个中华民族史的重大事件并非虚妄无稽。先秦著作《世本》又说“神农作耒……古者垂作耒耜，神农之臣也。”即神农发明了最早的农具“耒”，而神农之臣“垂”发明“耒耜”，予以完善。我认为传说人物垂，与郴夭属于重合人物，因为前提已知神农及其臣工“作耒耜于郴州之耒山”，而“垂”的读音为“chui”，“郴”字郴州方言今天仍读为“chun”，声母相同，韵母一半相同。《世本》又有“垂作钟”之说，而郴州资兴市有“钟山”，嘉禾县有“钟水”。“郴”的上古方言也读为“垂”，两者同一人，“垂”为“郴”的别名。

  3.郴夭的民间传说与相关地名

  本人在南岭、郴州地域的炎陵、郴县、嘉禾、资兴、汝城、宜章、安仁等县田野考察，发现民间传说、遗址多有映证：如郴江源头骑田岭支山北湖区白石岭有神农殿（海拔1057米）、“神农母亲墓”（清《直隶郴州乡土志》记），并采集到“神农和他母亲的传说”；资兴、安仁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与相关遗迹，传说神农中毒身亡，百姓敲着“垂（郴）”作的钟鼓送葬，故嘉禾县有钟水，资兴市有钟山、铜锣丘，资兴市与炎陵县交界处有响鼓坳。炎陵县的“神农琴”“咏丰台”“灶君菩萨”3个传说[18]，都有郴夭。传说在骑田岭开田，他带众人一起推巨石，发出嘿嗬嘿嗬的整齐喊声，感到轻松而有工效，于是编出“扶耒之乐”，让大家哼着劳动，果然没过去疲累，工夫细功效高，田地面积也扩大了；故宜章有“乐水”出于骑田岭南支莽山，安仁有“永乐”江。当秋天获得丰收后，神农大喜，命郴夭再编“丰年之咏”；于是郴夭和人们烧篝火歌舞咏丰，祭祀米谷神灵，这就是炎陵“咏丰台”、咏丰民俗及“洣水”的由来。当神农被玉帝封为灶君菩萨后，人们抢着要他到自己家去，郴夭又画出灶君像分给各户，这就是古代家家贴灶君神像的缘故。传说神农将南岭骑田岭一带封给郴夭，这一带因此得名“郴”，南岭山林中最早出现的城邑应是郴夭所建，故“林”“邑”二字合而为“郴”。“郴”作为祝融时期的古老姓氏，是这些传说产生的源头，与湖南的大量神农故事、炎帝陵遗存相互映衬。

  “口头文学可能更多地保存了历史的原状，是活态的、生动的历史。由于口头文学是在民间流传，相对官修史书而言，更少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干扰，更少为所谓的尊者贤者讳饰，因而就能更多地记录、存留下来当时的真实状况。这就使得在某些时候口头文学比官方史书更有历史记忆价值、科学认识价值。[19]”这样来看，传说人物郴夭应是神农教民耕种的主要助手，与其共同开创了农耕文化，是参与发明并普及农具者之一，是首个农耕技术的推广者，也是创作祭祀音乐、韵语的音乐家，还能绘制神农的画像；这样的能人，应是南岭的“郴”氏族首领，和上古中国最早进入原始农业社会的部落联盟的大祭司。

 (二）郴夭与“菻”之名称及医药文化的关联

 既然郴夭与神农一起创始农耕文化，那么他是否也传说同神农一样尝百草呢？毋庸置疑，因为上古先民首要解决的即饥寒交迫问题，药食同源，祭司往往是最早的药师，故医药文化与农耕文化同一时空发端。

1. 郴夭与“菻蒿”的发现

 

  

人们叫“郴夭”之名，还有原因。“夭”的原始义，按工具书如《辞海》解释，其一为“草木茂盛貌。《书·禹贡》：‘厥草惟夭’”也指“初生的草木。《国语·鲁语上》：‘泽不伐夭。’”故“夭夭”连用，释为“形容茂盛而艳丽。《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夭还含有“短命，早死”，及“砍伐，摧折”之意，“《荀子·荣辱》：‘忧险者常夭折。’”如此，“郴夭”传递出信息：他心忧黎民，采折鲜嫩菻蒿供民食用，采集夏秋菻蒿为民治病；苦尝百草，是药三分毒，久之必失调；加上辛苦推广犁耒、传授农耕技术，还要主持祭祀谷神。终于累出大病，年方正壮就如鲜花菁草一般夭折，故南岭黎民感念其德称其“郴夭”。

  

  3.“郴夭”的纪念地考识

 郴州资兴市“青腰”镇地名，古今与“郴夭”谐音。“青”“郴”声母均为“ch”，韵母则湘南方言无后鼻音，“青”“郴”韵母的中古音同为“in”，现湘南方言“青”亦读郴的中古音“芹chin”（草药楚葵）；“夭”“腰”也谐音，青嫩菻蒿腰以上可折食，而郴在青壮年为民尝百草致夭折，故后世以“腰”代“夭”，以地名“青腰”纪念。如是，郴夭发现并提供“菻”蒿的这一方南岭山水，就被天下黎民称为“郴”，这个称呼也是“郴”的字原之一。

据此可以认定，南岭传说人物郴夭是神农尝百草过程中，与之涉险共进的同伴，并以其探索精神，率先发现医治感冒、伤寒、疟疾等病症的菻蒿等药材；与神农一起成为华夏最早的医家，系开创中华医药文化的人文初祖之一。

五、小结

郴州，过去长期被认为是南蛮之地，实际上它位于南岭要冲、湘水上游，是内地通华南沿海的最前沿，生态环境独特，各类资源丰富，上古地域辽阔，这样的地理气候交通、人类分布区位，应能产生早期自然、人文生态文明。相对于历史上经常性的逐鹿中原、常态化的社会破坏与重建，上古郴地反而少了那些回合，成了农耕、医药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以及沟通内地与沿海经济、文化的交融点。由神农与郴夭共同开创的南岭绿色“耒菻文化”，系炎黄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基本载体“林—菻—郴”字的产生过程，演绎的是一部上古南岭先民、族群适应、改善大自然、创造物质文明与非物质文化的恢宏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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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式成(1950)，男，湖南郴州人，郴州市地名委委员，郴州市作协名誉副主席，主要研究方向：历史，文化，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