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郴州“福地”的物化根基与文化内核

摘 要：湖南郴州市地处楚巫文化与百越文化、中原文明与岭南文明交汇的南岭山脉中段，这里不仅拥有道教第十八福地的深厚根基，而且形成了以草药郎中苏耽和无量寿佛周全真领衔的“九仙二佛二神”的“大福地圈”人文环境、气氛，蕴藏着丰沛思想、精神含量的“福地文化”内容。

 

 关键词：福地根基；“仙佛神”；大福地圈；福地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福文化”兴起于全国各地。湖南郴州当仁不让，近些年，从出版的《天下第十八福地郴州》的旅游书名到记者的《福城郴州令人流连忘返》的报道文章，从苏仙岭风景区的“万福山”到北湖公园的“百福墙”、龙女温泉风景区的“百福大鼎”，从“福地郴州，山水含福”的旅游宣传口号到“福城网”、“福城论坛”、“福城志愿者协会”多种事物的出现，直至2011年中国（郴州）国际旅游文化节市、区领导强调的“福城郴州”，掀起了一股“福地文化”热潮。而综合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古代以“福地”“福城”为别称的是福建、福州，福州以州北有“福山”而得名，且产“福橘”，有“福城宝地”之誉，所以福建的旅游宣传口号是“福天福地福建游”；郴州则没被古人冠以“福城”或“福地”的称谓。一位来林邑讲坛讲课的专家说现今郴州人不争福地前几名，而自称苏仙岭为“天下第十八福地”，是谦虚的表现。又有不少人说查道教资料苏仙岭并非第18福地而是第21福地。那么，郴州是不是福地？是怎样的福地？有无福地文化？有怎样的福地文化？本文作一试解，以见教于方家师友。

 

     一、郴州“福地”的物化根基

判断一个城市是否福地？有无“福地文化”？要从历史、人文、地理、宗教、民俗诸方面综合分析，首先要检视它有无先决条件——物质文化遗产。

 

一种文化要有物质体作为展现空间，物质形体即这种文化的物化依存根据，从这个角度来说，道教福地苏仙岭就是郴州“福地文化”最初的物化根基。

如果单从字面词义来看，旧版《辞海》对“福地”的解释为“道家谓神仙所居有72福地，见《云笈七签》。”早期道教界人士则宣称一些游居修炼、得道成仙之处的名山胜景为“洞天福地”，形成道教的人间仙境。“洞天”，意指山中有洞室通达上天，贯通诸山；共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系群仙聚居之处。“福地”，意指得福之地，居此能受福度世、修成地仙，系单个地仙、真人（得道者）主治之处，共有72福地。那么毫无疑问，郴州苏仙岭在此范围之内。

（一）物化根基——道教福地苏仙岭

原叫马岭山的苏仙岭，得名于汉魏名郡桂阳郡（治所郴县）少年草药郎中苏耽和他母亲在瘟疫之年救民的故事。因影响大、流传广，西汉末被经学家、文学家刘向写入《列仙传》，三国时被吴国左中郎张胜写入《桂阳先贤传》，晋代被道教理论家、医学家葛洪写入《神仙传》，北魏载入《水经注》。于是，苏耽由民间郎中成了道教名医，还位列仙班，形成民间传说、神话。历代为他大兴土木，设立和兴建相应的纪念性、祭祀性场所、建筑物。

盛唐时唐玄宗狂热迷道，开元二十九年（741）明诏对苏耽其人其事“发挥声华，严饰祠宅。”郴州刺史孙会奉旨在马岭山顶将苏耽坛扩建为苏仙观，新绘苏耽画像;山下苏耽故居的“橘井观”，苏耽宅、苏母祠也修饰一新；并刻《苏仙碑铭》以纪其盛，后收入《全唐文》。曾奉唐玄宗令制作道教音乐的茅山道第12代宗师、著名学者司马承祯撰写了《上清天地宫府图》，列出道教72福地；其中将苏耽采药栖居过的马岭山，排位为“第二十一，马岭山，在郴州郭内水东，苏耽隐处，属真人力牧主之。”72福地到唐末五代起了一些变化，名道杜光庭编撰了《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减去衰微部分，增加了新出名的武当山等，将马岭山排进前20名，为第19位“马岭，在郴州苏耽上升处。”到北宋，名道士李思聪又根据72福地的变化，在《洞渊集》中进行了调整。李是郴州近邻江西赣县人、堪舆家。崇道皇帝宋仁宗，赐号他为“洞渊太师”和“冲妙真人”。李思聪在《洞渊集》卷之四“天下名山七十二福地”中，将苏仙岭又提前一位“第十八福地马岭山，在郴州。”此后，宋代共4位皇帝敕封了苏耽，苏仙岭苏仙观门额上的蟠龙碑“敕封苏仙昭德真君”即宋理宗敕封，于是苏仙岭在道教福地中第18的位置就此稳定下来。又由于李思聪对72福地冠以“天下名山”，所以苏仙岭麓竖起了“天下第十八福地”穹碑。这也为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所见证，他在《楚游日记》中记述“随郴溪东岸行，东北二里，溪折西北去，乃由水经东上山。入山即有穹碑，书‘天下第十八福地’。”

因此，郴州苏仙岭具备深厚的福地历史根底、宗教文化身价，在唐宋官方修编的道教典籍中占据重要一席，毫无疑问拥有“福地文化”物质实体基座。

（二）物化根脉——延展福地橘井

不独明代徐霞客大师，清乾隆年间方志家、诗人檀萃在其名著《楚庭稗珠录》记他于郴州橘井也亲眼目睹“湖南郴州苏仙故居，院门匾额‘第十八福地’，殿前庭当阶有井，甃以石，深丈许，即橘井。”

这又要回头看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6），宋真宗敕赐“集灵观”匾给橘井观。一些学者曾认为：道教第18福地，其对象只是单指苏仙岭。然而宋真宗赐匾橘井观，就已将第18福地的范围及概念，扩展至郴州城了。因为苏仙岭在郴州“郭（外城）内”，橘井所在的苏耽故居则紧靠内城东门；这里从北宋开始，通过重修与新建，在城中构筑起以橘井为地标的庞大的道教建筑群。苏耽故居处鸭子塘有橘井观、橘园、苏仙宅、苏母祠、苏母墓，竖“汉苏仙母潘氏元君墓”墓碑，碑名说明其母亲也已纳入道教人物行列；东城门处建高巍的“来鹤楼”；由内城通向外城的半里多路建成宽大的青石板神马道，道上立“仙桥古渡”牌坊，道旁置石人石马等；通向东城门的还有“仙桥巷”；郴江河上建石墩木板面的“苏仙桥”；由苏仙桥沿郴江通往苏仙岭的5里长石板道上有“鹿角亭”等；如此，整个郴州城俨然而成道教福地。当然，不止州城，周边数县如永兴、资兴、宜章、汝城、桂阳、耒阳也都有相关地点地名、建筑、纪念物。

第18福地的脉络肌理由苏仙岭一处连接至橘井，进而扩展到郴州城乃至各县，根系之庞大深广，在72福地中为一特例。

二、郴州“福地”的地缘环境

（一）“大福地圈”的人文地理

除第18福地的脉络肌理，郴州还拥有其它福地所在城市所没有的“大福地圈”环境。明代徐霞客当年游郴的最大收获，是发现了郴州不一般的福地性质。他在《楚游日记》中归纳出一个重要印象“郴州为九仙二佛之地，若成武丁之骡冈在西城外；刘瞻之刘仙岭在东城外；佛则无量，······”

游遍天下的徐霞客，只对郴州人文地理如此总结。徐霞客游郴在明崇祯十年（1637），四月初三入境至四月十二日出境，总共10天，游了临武县、宜章县、郴县、永兴县、兴宁县（今资兴市）的部分名胜。如临武县的龙洞、凤岩，宜章与郴县交界处（今北湖区境）的五岭之骑田岭，郴县（今苏仙区）与资兴、永兴的丹霞地貌，寻找了郴州万华岩（今北湖区境）。九仙二佛所居山岭只游了苏仙岭，提到了程乡“中远（周源）山，为无量佛现身地。”因时间短，他对其余仙佛之地“故不暇及之”，无法在数量、内涵上全面深入地掌握与表述郴州的“福地文化”。

郴州地处南岭五岭山脉中段，这里既是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内地与沿海的过渡区，又是楚巫文化同百越文化、中原文化同岭南文化的交汇处。特殊的地理、气候、物产、生活方式孕育特别的族群、民情、风俗、信仰。漫长的历史储存、厚重的文化积淀，使人们将一些先贤作为仙佛神来崇拜信仰，从而形成了九仙二佛二神之地（不括全国祭祀的炎帝神农、纸祖蔡伦和外省祭祀的救民县令张熹）。综合历代文献、地方志书如三国《桂阳先贤传》、明《列仙全传》、《万历郴州志》、清《洞庭湖志》、《嘉庆郴县志》等记载，九仙为：享誉国内外的中医名典“橘井泉香”的苏耽、透露“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成武丁、救治长沙郡民的“露仙”王锡、唐代名相刘瞻和他兄弟3个、唐玄宗敕封的“元妙真人”及韩愈赠序的名道士廖正法、“玄一真人”范伯慈、名道唐居士；二佛为：宋代、清代皇帝敕封的无量寿佛周全真、“寂通证誓大师”朱道广；二神为：传书救龙女的柳毅获封洞庭湖神，为民除害的曹大飞获封北湖“惠泽龙王”。

其中，苏耽所居苏仙岭在城内东北，成武丁所居骡仙岭在城西，南塔仙姑所居南塔仙在城南，曹大飞龙王庙所在北湖岭在城北，刘瞻读书台所在的刘仙岭在城西北，这是内圈；外圈：刘瞻兄长弟弟居处刘仙岭在城东面15里，廖正法家居廖仙岭在城西面20里，王锡所居王仙岭在城东南面10里，朱佛岭在城南，柳毅传书的仙居山与后仙岭在城北面10里；再往外看第3圈，东面有鱼绛侯神柳毅的鱼绛山，西面有仙台山，南面有高仙山，北面有仙台山（天飞山）与无量寿佛的周源山；郊外（今苏仙区、北湖区）还有太和仙、慧仙岭、肖仙山，每个县还有不少仙山仙岭，如汝城县苏仙岭、白云仙，永兴县仙母山、八仙山，临武县成仙山、金仙寨岭，宜章县瑶岗仙岭、仙人掌，桂阳县太和仙、飞仙，兴宁县（今资兴市）苏仙山、罗仙岭，安仁县金紫仙、猴昙仙，桂东县仙人掌，嘉禾县仙人桥石山、永兴与耒阳交界的侯憩仙等等。千百年来，大福地圈由此形成。

（二）“大福地圈”的人文氛围

这种大小仙岭福山团团合围、众星拱月烘托城中道教第18福地苏仙岭的人文地理态势，这种八方延伸、千里同宗的福地根脉景观，这种遍地散花、密集分布所造成的大福地圈气场，别说独领72福地风骚，在全国也绝无仅有。数量庞大的仙、佛、神阵营，以及仙岭佛山所荟萃的道观、神祠、寺庙、殿堂，绘画、碑刻、木石雕像；以及整个区域的各类民间纪念、祭祀、崇拜活动，流传的故事、传说、神话，民谣、歌曲、谚语，历代刊印的文章、方志、书籍，必然萌发产生丰厚的福地文化，必然蕴藏涵养深邃的人文思想，从而形成浓郁的大福地圈环境氛围。

三、郴州“福地”的精神内核

大福地圈的人文氛围，提供了“福地文化”另一重要的也是决定性的条件，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内容、特征及思想含量、精神高度。

“福地”，除道教作为神仙居处的专用名词外，它的主要意义按《古今汉语词典》解释是指“幸福安乐的地方”。幸福安乐，需要一定的构成因子为条件。单就“福”字来说，它含有与“祸”相对的“幸福”的本义，如福气、福运、称心如意的生活，还表示“祐、休、善、祥”等意思，含有“富（多）”、“备（全）”等意义。《韩非子》说“全寿富贵谓之福”，又“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那么，郴州富含了这诸多因子、条件。

（一）山水涵福

汉代先民所建郴州古城座北朝南，群山环抱，背依后龙山北门岭，遥对案山南塔岭；古城左为东塔岭，右为北湖岭，犹如龙身稳伏；苏仙岭踞城东北昂立似龙头，引紫气东来，回望龙脉祖山南岭山脉之骑田大岭。又城址高地，东俯瞰郴江，西俯临北湖；郴江发源于骑田岭之白石岭，顺祖山龙脉由西南而正南流向城东萦绕苏仙岭，再折向西北，燕泉河、秀水由城南穿过，江河水三面环绕城治；北湖居州城郭内，如龙穴大张，吸金纳银、浮月耀星。整座城池形成山环水绕之势，属于道家所说“青龙（东）白虎（西）朱雀（南）玄武（北）”全有且位置正的风水福象。这是地处江河下游、湖滨、海边、平原很多城市所欠缺的。孔子说“里仁为美”，郭璞说“山顿水曲，子孙千亿”，传统堪舆学认为“生气所聚，草盛木荣”，是指选择优良的自然、人文环境居家生聚，就既能草木茂盛、谷丰畜旺，又能习俗良好、福延子孙。郴州作为福地，具备规范的堪舆学文化条件。

（二）聚宝藏富

郴州原野，聚宝藏富，自然资源丰饶，则是天造地设。

山，藏聚财富：稀有金属铀铌钽钴金银锂铍、有色金属钨锡钼铋铜锰铅锌、煤炭、石墨、萤石、钾长石、花岗岩、大理岩、国宝香花石等，钨储量世界第一，铋全国第一，锡全国第二，石墨全国第一，萤石全国第二，硅灰石全国列前。汉代设金官40处，江南只桂阳郡（治所郴县）一处；全国东西南北中铸钱炉99座，桂阳郡占5座，享有“汉唐银场”的盛名，所铸钱币的品牌叫“桂钱”；终年常绿的山岭动植物资源多样：银杉、红豆杉、莽山松、伯乐树、银杏、水松、钓樟、方竹、合欢竹、长苞铁杉、金丝楠木、云锦杜鹃等，肉桂、紫芝、薏苡、藁本、玉竹、石蒜、金毛狗、鸡血藤、花松萝、三尖杉、七叶一枝花等，华南虎、莽山烙铁头、陈氏后棱蛇、蟒蛇、云豹、鼯鼠、毛冠鹿、苏门羚、相思鸟、白鹇、黄腹角雉、短尾猴、华南黑熊等。自然景观资源多样：喀斯特地貌如苏仙岭、王仙岭、骡仙岭、万华岩、兜率岩、白石岩、神农岩等，花岗岩地貌如五盖山、八面山、香花岭等，丹霞地貌如天飞山、便江山水、程江口、安仁神农谷等，山地草原如仰天湖草原、汝城飞水寨草地等，森林景观如莽山自然保护区原始森林、天鹅山自然保护区原始次生林、西山原始次生林、八面山自然保护区等。各种土特产，如白蜡、油茶、香芋、临武鸭、东江鱼、香潭鱼、三味椒、大冲椒、桂东黄菌干、玉兰片、倒缸酒、瑶山酒、桂阳坛子肉、魔芋豆腐、宜章猕猴桃、人参果、蕨根粑、苏仙豆油、桂阳烟草、龙须草、资兴蜜橘、枇杷、水蜜桃、永兴冰糖橙、临武乌梅、南强枣、汝城柰李、蜜梨、北湖西瓜、葡萄、玲珑茶、狗脑贡、南岭天湖、五盖山米茶、东山云雾、汝白银针、莽山银翠、豪峰贡、龙华春豪等

水，蕴涵灵气：温泉、矿泉、珠泉、蒙泉、燕泉、橘井、蔡伦井、犀牛井、被《枣林杂俎》列为“圣泉”的潮泉、与“天下第十八福地”对应的“天下第十八泉”圆泉，耒水、武水、洣水、章水、热水、舂陵水、郴江、沤江、注江、永乐江，等。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记载“桂阳郡界（郴县）有温泉，其下流有田，恒资以浸灌。常十二月种，至明年三月新谷便登。温液所周，正可数亩。”“西北接耒阳县有温泉，其下流百里，恒资以灌溉······重种一年三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县界有温泉水在郴县之西北左右（永兴），有田数千亩，······温水所溉，年可三登。”温泉各县基本上都有分布，如汝城热水镇拥有江南最大、水温最高的地热田，宜章一六镇拥有湖南最密集的温泉群，北湖区龙女、天堂温泉、永兴悦来温泉、安仁龙海温泉享誉省内外。

老天如此偏爱厚赐这一方山水，遂使郴州的非物质文化达到较高层次，现今以“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驰名国内外；莽山享有“华南生物基因库”的声誉；市本级被授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括资兴市）、“中国温泉之乡”、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括汝城县），永兴县被授牌“中国银都”。传统堪舆学认为“山来水回，贵寿保财”，“风水之法，得水为上”，元代《玉镜》说“四季青青福自来”，都是指良好的生态环境能致富得福；郴州称为福地，并非虚名，具备上佳宏富的生态文化条件。

（三）鹿鹤呈祥

郴州古代另一个福地意象，是祥瑞动物颇多。祥瑞即福瑞，汉初帝王重视桂阳郡并将白色动物看作福瑞，百姓同样如此。因而“苏仙传说”中出现了哺乳、羽寒救婴儿的白鹿与白鹤，及苏耽骑上白马为民治病的细节。视白色动物为祥瑞的这一喜好，为后世刘姓王朝承袭。如南北朝宋（刘）王朝先后封数位王子王孙、皇弟，为“桂阳王”、“桂阳公”、“桂阳候”、“桂阳县公”，“祥瑞”在实际生活中也多次出现，文献记载“少帝景平元年十月（公元423年），白虎见桂阳耒阳”。公元458年“白鹿见桂阳郴县，湘州刺史山阳王(刘)祈佑以献”，桂阳王刘休范也献有白雀、白獐。郴州又产白鹇、白蛇。

当然还不止白色的祥瑞动物，如苏仙区栖凤渡镇的地名就来自凤凰栖降于此的传说，北湖区的北湖就曾是白鹤的越冬地，桂东县的红嘴相思鸟就是牛郎织女传说的象征物。《列仙传》写苏耽骑的鹿非鹿而是龙，《神仙传》写苏耽变身赤龙化作桥送人们渡河。郴州作为福地，具备传统祥瑞文化条件。

郴州这种“山水涵福”的人文地理现象，吸引着历代名人的思索并阐发见解。例前述徐霞客“郴州为九仙二佛之地”的总结，又如唐代文豪韩愈在《送廖道士序》中的评论“郴之为州，在岭之上，······又当中州清淑之气，蜿蟺磅礴而郁积。其水土之所生，神气之所感，白金、水银、丹砂、石英、钟乳，橘柚之苞，竹箭之美，千寻之名材，不能独当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生其间。”即说这样地理之特、景观之美、物产之丰的有福之地，必然产生德才兼具的非凡人物，一言以蔽之“地灵人杰”。宋代文体学家阮阅担任郴州知军后发出的感慨“郴在荆楚自是一佳郡也”，就验证了上述评论。

四、郴州“福地”的多元文化

“福文化”、“福地文化”同别的文化一样，都是人的活动、人的创造，围绕人而生发的。郴州这块福地产生的人中翘楚、民之俊杰，无论对本地对湖南，对全国甚至于对世界，都是福星福音。从“九仙二佛二神”中择3例而言：

（一）苏耽其人与传说蕴含的福文化内核符号“橘井泉香”，

综合三国《桂阳先贤传》、明《万历郴州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郴州市资料本》、《神仙传》、《聊斋志异》，简述苏耽其人与传说如下：

西汉惠帝年间桂阳郡郡治郴县县城，一个美丽善良的潘姓村姑浣衣郴江，绿萍漂来绕石三周；潘女好奇捞起，红丝须缠指不脱，用嘴去咬，竟滑入腹中未婚而孕。为族规宗法不容，潘女逃进山中一洞，生下婴儿哭泣离去。其时寒冬降雪，潘女不忍，返身赶回洞中，见白鹿哺乳、白鹤羽寒，遂毅然独留山中，艰辛抚育孤儿。孤儿稍长，因遇用稻草吊鱼的樵夫取名“蘓耽”。他自幼牧牛捕鱼摘桃孝养母亲，后住城东凿井种橘度日，山中遇道士学得医术，持竹杖采药特灵，人传“苏生竹杖是龙”，又骑白马往返为民治病。遂得道跨鹤升仙，泣别母亲前留下灵应一柜，又嘱告翌年将有瘟疫，汲房前井水一升熬橘叶一枚可救一人。来年果然，在儿子暗助下，苏母架锅日夜熬药，救民无数。苏耽常降马岭顶峰凝望母宅，久之山顶松树也受感动，枝柯齐向南伸。苏母百余岁无疾而终，苏耽在岭顶云盖上哀哭三年，百姓感念，称苏耽为苏仙，井为“橘井”。

这故事除了苏耽出世、母子救民的情节，几乎都是传统的福文化符号：鹿、鹤、桃、松都是长寿象征物，“鹿寿千岁，满五百则其色白”；“鹤寿千年”，故称仙鹤；桃乃寿桃，松为长青。龙，汉民族图腾与象征，所谓“中华龙”；鱼，产仔最多被视作祈子吉物、富裕象征，所谓“连年有鱼（余）”；牛，关乎耕作收成、农家贫富，系祭神祈福的三牲之首；马，喻马到成功；橘，既以音喻“吉”，又因药用而为辟邪之物；竹，谐音“祝”，指代祝福祝愿之意；云，云为仙鹤乡，多用作“祥云瑞彩”；红丝，则直喻牵连幸福。

发生于两千多年前的苏耽故事所形成的传说，并非简单地表达百姓求福的愿望，而是蕴涵了多种文化意义。如它形成了“苏耽橘井”的典故，与“董奉杏林”一起成为蒙学教材的条目，但比董奉多一重意义：孝道是福。后世因苏耽孝母而将其称作“孝子神仙”，而且这种孝超出一家亲情，苏耽离家时不只想到母亲，还心系百姓安危；母子两人博爱苍生的大孝，才真正是天下之福。因此，母亲享寿百岁，苏耽跨鹤升仙。

“苏耽橘井”，由是又成为医界的良医良药的代称，并从中衍生出“橘井泉香”的医林典故，与“杏林春暖”共同辉耀中华民族医药史。由于发生年代早、内容丰富，它比后者在国内外更有影响，这就是它所蕴涵的反封建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不信天命、力抗自然灾害的道家精神。一个姑娘未婚怀孕，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是要受到宗法制度和族规“打胎”、“上吊”等迫害的，而潘姑娘竟逃出村子生下孩子并育孤成立，说明她对封建宗法的反抗和坚定的人道思想。在天降重灾时，苏耽预测到了，但母子没有只顾自己逃避，反而以微薄之力济世救民，说明他们从自身不信天命、不求业果的道家精神，上升到无私无畏、力抗天灾、以人为本、奉献社会的民族精神。这，才是华夏之福。

因此，“橘井泉香”蕴涵的人文精神，高于以述说神异为主的72福地另71仙，并影响到国外。明代意大利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在《西国记法》一书中，介绍说“记医以橘井，以杏林。”奥地利、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有关于“橘井”的书籍；日本国现今还有《橘杏春秋》的医药杂志、橘井医药公司；柬埔寨王国以“橘井”命名省市；越南庯宪市温氏祖厝楹联的下联为“宪南风物，寿人橘井久传家”等。对比72福地另71福地，还没有哪一个福地能到达其文化高度

（二）柳毅龙女传说蕴涵的福文化内核符号“传书洞庭”

综合北宋文学家张舜民《郴行录》、清《洞庭湖志》、《嘉庆郴县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郴州市资料本》，简述柳毅龙女传说如下：

洞庭龙王的三女儿，因帮助人间瞎眼女触犯了天条，被贬到郴州一个万员外家做童养媳，受尽虐待。宜阳（宜章县）青年柳毅，上京赶考路经州城北郊仙居山，遇到放羊的龙女。龙女哭诉委屈，求柳毅传书父王。柳毅十分同情，决心帮她脱离苦海，于是千辛万苦赶往洞庭湖龙宫。龙王接书信后，派独角蛟龙陷万员外家，救回龙女。龙女的叔叔为感谢柳毅，执意将龙女许配柳毅。柳毅是因重承诺才救人的，故而谢绝，他还因为救龙女误了科考。后来，龙女化身为卢女嫁给他，洞庭龙王封他为“洞庭湖神”。

这个传说也非简单的救助弱势的意义，而是蕴涵了人道、诚信、勇敢、担当、牺牲、大义等精神。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十年寒窗金榜题名。然而柳毅一次偶遇，为一个承诺放弃自己的功名机会；面对成为龙王东床女婿的巨大补偿，仍表现出讲信义重承诺的高尚情操。康熙年间郴州知州范廷谋就在诗中歌颂柳他“一封书寄洞庭君，婉转推辞义薄云。”这种福佑弱小、有求必应、善待他人，甚至为造福他人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的勇于担当、高尚大义的精神，尤其对现代社会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公德与福祉。

（三）无量寿佛其人与传说蕴涵的福文化内核符号“当陷万家”

综合宋《湘山无量寿佛记》、明《万历郴州志》、《大明一统志》、清广西《湘山志》、《嘉庆郴县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郴州市资料本》，简述中国佛教的无量寿佛其人与民间传说如下：

无量寿佛名叫周全真，唐代郴州郴县程水乡（今资兴市周源山）人，少年出家，披剃于郴州开元寺（今义帝陵对过、文化路西的义帝路路口一带），16岁时参礼禅宗“牛头宗”传人、杭州径山道钦禅师。天宝年间，他随道钦到长安，拜见了唐玄宗。周全真学成之后自立禅关，于至德初（756年）到达唐代初期仍为郴州桂阳郡管辖的湘源县（后划归永州，明初由湖广划属桂林），选取清幽湘山，开创了他自己的说法之地禅宗净土院即湘山寺。他享年132岁，为中国有记载最长寿者。其著作有《遗教经》、《湘山百问》、《牧牛歌》等。他宣扬《遗教经》、《金刚经》、《楞严经》、《圆觉经》、《无量寿经》等经典，强调“和、仁、静、行、实”，“仁者寿、寿者静，静故万物生焉。”以及“盖以身为寿，其寿有量，以无身为寿，其寿无穷。”等；他告诉十方信徒说：“说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他特别告诫俗众要忠于国孝于亲，对士大夫说：“忠孝是佛”；他教人们勤劳致富、俭用持家，对农夫和工匠说：“勤俭是佛”；他教商贾公平经商，对生意人说：“公平是佛”；使世俗风习为之一变。在郴州方言、湘方言和桂方言中，“佛（fu）”“福”谐音。因此佛教界、信众们推崇他为福寿文化大师。唐末五代，后晋天福四年(939)，楚王马希范因周全真在佛教界的影响及湘源县为全真禅师道场和坐化之地，向后晋高祖奏准将湘源县改为清源县,并以其法号第一字“全”为名升县为州，置“全州”。从宋徽宗到宋理宗的4位宋代帝王敕封他，为“慈佑寂照妙应普惠大师”；清康熙皇帝亲书“寿世慈荫”扁额赐予湘山寺，咸丰皇帝赐封他为“保惠无量寿佛”；因此，佛界的“西祖阿弥陀，东宗无量寿”的东宗，即中国的“阿弥陀佛”就是指郴州唐代高僧周全真。

而在关于他的众多民间传说中，最具意义的文化内核符号是记载于唐代文豪柳宗元诗句及北宋张舜民著作中的郴州民谣“当陷万家”：洞庭龙王为女儿报仇命独角蛟“水陷郴州万家”，独角蛟竟莽撞地要陷郴州一万家，而当时郴州正是一万户人家！寿佛大惊，他变身老农，乘独角蛟打开地图数户数时，用衣袖拂来挡去，使独角蛟数来数去总是9999家，然后指点迷糊的独角蛟：“我看龙王爷不是要水陷郴州一万家，是陷姓万的一家。如果搞错了，老弟你担罪不起呀！”独角蛟一听，忙谢过寿佛，水陷了万员外家。这个传说不仅表现了寿佛的智慧、幽默和民间传说的创造力，还蕴涵了大慈大悲、普济众生的佛教教义，福气、福运的民间文化心理，以及郴州福地出福星、福荫福泽护万民的福文化内核。

总之，“福地文化”自古存在于湖南郴州地域，表现形式多种并显示出丰沛的思想、精神含量，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拥有的多重高品位价值。

参考文献：

（1）、西汉刘向《列仙传》（m）

（2）、三国张胜《桂阳先贤传》（m）

（3）、北魏郦道元《水经注》（m）

（4）、北宋张舜民《郴行录》（m）

（5）、明代徐弘祖《徐霞客游记》（m）

（6）、明代胡汉《万历郴州志》（m）

（7）、清代嘉庆《郴县志》（m）

(8）、清代道光《洞庭湖志》(m)

（9）、清《湘山志》卷一，卷四（m）中国佛寺志丛刊，1996（114）

（10）北湖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郴州市资料本》（m）

     2011年湖南郴州与中国福文化研讨会论文

     载《湘南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作者：张式成、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郴州市政协一二三届委员兼文史研究员，市作协名誉副主席，市地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城市形象标识等评审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