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帝研究的史学价值与文化意义

　摘  要：义帝熊心并非少年傀儡，而是秦汉之际天下共尊的有为贤主。在起义军成败的紧要关头，他扭转局势，兴楚、援魏、扶韩、稳齐、救赵，制定了反秦救民的战略决策。并坚持“如约”，育成“义”的文化。他建都郴县（今湖南郴州）后被害，直接引发楚汉战争，导致楚文化失重，促成汉文化崛起，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关键词：义帝，贤主，“义”文化，楚汉相争，历史走向

义帝熊心含恨湮沉史海两千多年，《史记》未专文立传，其它正史也稀见记载；以致影响到当今不少人对他的看法仍为：项羽所立少年傀儡，未建功业的昙花假帝；还有的出版物说成“项羽就把义帝发送到……，并在现在湖南长沙市一带的彬县建立都市”（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汉高祖刘邦》）；权威的工具书《辞海》（2009年9月第1版彩图本）则说项羽命英布将义帝“追杀于江中”，改变了1979年版的说法；多种《中国通史》仍不认可其地位、作用。历史果然如此吗？义帝真是这样吗？

一、正史不见义帝纪传的辨识

  1、《史记》未有义帝纪传之我见

　   楚汉战争后，刘邦即皇帝位，下令曰“楚地已定，义帝亡后，欲存恤楚兵，以定共主”。他先立韩信为楚王，后改封为淮阴侯，立自己弟弟刘交为楚王。到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朝，早已没有异姓王了。而且司马迁因替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受腐刑，出狱后发奋完成《史记》。如果他还要为异姓的楚义帝立传说好话，极易被汉王室视作要重新兴楚。而《汉书》顾名思义是记西汉人事，义帝系秦汉之际的楚帝，自然可以不将他放在纪传之列。后世的正史当然也受“成者王，败者寇”的正统史学观左右。但换一种思维来看，司马迁其实是用在诸多年表中独设“秦楚之际月表”的方法，让义帝在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中占有一席，并在表中写下“义帝元年”这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笔。

　　①对 “牧羊小儿”的误解

　　清代至今，一些学者如清末民初历史演义作家蔡东藩、现代《史记》研究会顾问王立群、易中天等，认为义帝熊心是一个牧童、放羊娃。似乎就容易被项羽摆布为傀儡少主，并轻易杀害。这种误解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认为熊心为楚怀王熊槐之孙，只会牧羊，年龄当然不大。加之前人如宋代诗僧释显万在七律《义帝陵》中，有“忍使黥徒贼孤幼”的慨叹，深化了这个印象。再就是拾人牙慧，如宋代著名学者洪迈说过“楚怀王以牧羊小儿为项氏所立”，清代李晚芳也跟着讲熊心“牧羊儿耳”。然而以洪迈对熊心的高度评价来看，“牧羊小儿”并非单说年龄，是指贵为王孙的熊心不幸沦落为民间卑小，又由卑小的牧羊“男儿”一登崇高王位。并且古人对男子叫“男儿”不限年龄，有“儿郎”、“老小儿”、“弄潮儿”等各种叫法。至于释显万的诗句，是怜惜老楚怀王只剩熊心这一孤支，连他的后代也遭英布杀害。

②熊心年龄辩析

　   公元前209年，项羽24岁，刘邦38岁（一说40多）。首先可以肯定，熊心大于项羽。当项梁败亡、义军撤退，熊心反而进到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如果不是经历过王宫生活受过高等训练的成年人，他怎么能如此迅速反应、作出重大决策？又怎么能执行得了？如果仅是项羽叔父项梁主持所立居于社会底层的幼王，心高气傲的军事天才项羽又怎会在乱局中乖乖交出军权？那么熊心比刘邦小还是大？也可以从刘邦的表现来看，他说过“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表明是跪向熊心这样的尊长者相约结为兄弟的。当熊心被暗弑后，刘邦“袒而大哭”，这种裸露臂膀的哭法系对长者（后及尊者）的哭丧大礼。从实际年龄角度辩析一下：熊心为老楚怀王之孙，与另一孙熊元同代；熊元在公元前262年立为考烈王，即使熊心在当年出生，到公元前209年也已53岁，年长于刘邦。

　

 虽然此前的正史不见义帝熊心的纪传专文，但他的事迹却珠矶般散藏于《史记》、《汉书》两部名著各篇中，集纳起来等同于其传略。这里借用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永远不要低估古人的智慧”的名言，来看司马迁、班固既留谜又解套的高明写法。

　　1、怀王系项家人所立还是起义军共立？

　　一般人模糊认为楚怀王熊心是项氏一家人立，这是将项梁作主的局部代义军共立的整体，以及将立怀王与立义帝两事看成一件，其印象大体来自于《史记·项羽本纪》“……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立以为楚怀王”和项羽自云“怀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以及《汉书·地理志》“郴……项羽所立义帝都此”，连日本《新汉和辞典》在解释“郴”字时也说“项羽拥立义帝迁徙到此”云云。

　　同样在《史记》、《汉书》中，大量信息披露出，陈胜失败后，项梁采纳谋士范增复立楚后、从民所望之策，访求到熊心；然后相召各支义军首领，另一些也主动赶到薛县。项梁首先提出，诸侯们会盟薛县，商议共立熊心。根据有：《史记·项羽本纪》“项梁闻陈王定死，召请别将会薛计事”，《史记·高祖本纪》“项梁尽召别将居薛，闻陈王定死，因立楚后怀王孙心为楚王。”《汉书·高帝纪》“沛公如薛，与项梁共立楚王孙心为楚怀王。”《汉书·陈胜项籍列传》“吕将军（陈胜部）走……与鄱盗英布相遇，……会项梁立怀王孙心为楚王。”《汉书·楚元王传》“交（刘邦小弟）与萧、曹等俱从高祖见景驹，遇项梁，共立楚怀王。”看来，动员了各方寻访楚王后人。两书数篇还披露东阳县令史陈婴、蒲将军、张良、东阳县宁君、薛县人叔孙通等“至薛”参与共立。而且在项羽杀宋义夺军权后，“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但“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仍只恭维式地认可项梁是首先提出立楚怀王的。

　　一般人浅尝而知熊心是项羽所立名义上的甚至是假的楚帝，这还是将项羽为首的局部代诸侯共尊的整体，以及对义帝之“义”的片面理解。所受局限来自于《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所说“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与《史记·高祖本纪》中“乃佯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这里的“假立”套不上熊心，他非侯之后而是堂堂楚王血脉，并被诸侯们共立、尊立。

　　同样在《史记》、《汉书》及相关文献中，透露出多于“佯立”的不同信息。a、项羽开始确是尊立义帝。《史记·项羽本纪》“项王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乃尊怀王为义帝。”这说明他自认战功最大却不好意思当面求熊心改约，于是派人禀命请示；熊心不为所动，他也没办法，不得不尊重各路义军诸侯之上的楚怀王。现在诸侯要封王了，项羽不敢不加冕尊他为帝。《汉书·高祖纪》说项羽“春正月，阳尊怀王为义帝。”《汉书·陈胜项籍列传》也说“羽乃阳尊怀王为义帝。”即正面正式尊立。b、诸侯共尊。《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明确记载“义帝元年，诸侯尊怀王为   义帝”；只是碍于汉王室面子，没把“楚” 字写出，留下空格。《史记·高祖本纪》还讲了共立的形式“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史记索隐》也记“诸侯尊为义帝。”至于“佯尊”是尊立之后，项羽由怨到忿，“实不用其命”而成了“佯尊”。c、共尊之帝，享有纪年，《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明确提出“义帝元年”的纪年，汉王朝没有异议；《史记正义》也指明了义帝的正统性“始建国都：元”，义帝的国都在彭城（现江苏）、郴县（现湖南郴州，后详）。d、回过头看，早前项羽观秦始皇出游，曾心雄万夫地说过“彼可取而代也”；而灭秦分封时按说是取而代之的最好机会，但大势所需，礼制所限，他连策划立自己为帝的动议也没有。而且在三楚中，他只自立为西楚王，不过加了一个“霸”字、王九郡占地最广，以示战功卓著、位在义帝之下、十七诸侯王之上。

　　3、熊心为诸侯共尊是靠身世还是凭本事？

　　一般人表面理解熊心是沾了祖上的光，才被立王尊帝的，这仍是将项梁寻求楚后、以求势长的局部代灭秦复国、天下共需的整体。看法被左右源于谋士范增那段话“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返），楚人怜自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舞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

　　但熊心并非单靠身世被动而立，他不想干，别说寻找、动员、恳求，强迫也没用。乱世出头，危险性可能大过机会，也许来不及报家仇国恨便呜呼哀哉。因此他聪明谨慎，远离人群，隐于山野，以观世变。秦末起义，接二连三，声势浩大近在咫尺，他都蜇伏不动。直到楚国名将项燕后人、已拜为陈王的最高武官上柱国的项梁，求到面前时，他才在各路豪杰的共同拥立下，承袭和打出祖父的“楚怀王”旗号，显示了反秦复楚的决心和信念。

　　①义军共主的旗帜、标志性作用

　　反秦初期，原六国冒出的多路起义军蜂舞，热闹而混乱，各自为政，分散作战，没有统帅机构，不见统一号令，缺乏统筹行动。力量最多的楚地义军，先后自称和立有陈胜、襄疆、景驹等“楚王”，都不成功甚至引起自相杀戳。因为乱世之初，以小计策小兵力击乱军，可获小胜利；如情势复杂，就难成气候。熊心出山，顺应人心、礼制，局势马上改观，各路义军不再混乱，拥戴共立。新楚怀王熊心，以盱眙为王都，任原东阳县令史陈婴为上柱国，另有共敖等将领，同意项梁自号武信君掌主力军。《史记》所说“居数月”，却揭示出：熊心不急于攻秦，而是用几个月时间与项梁等人一起，建全国家机器，进行规范的统帅部运作，决策重大的军事方略，招兵买马、整训备战；开始了他行使君王权力，凝聚军魂民心，指挥合力灭秦的盟主统帅及精神领袖的作用。否则，就不会将还是那些将，兵还是那些兵，刀枪还是那些刀枪，却连续大破秦军、斩秦相李斯之子李由、胜悍将章邯等。因此，熊心的旗帜、标志性作用不可替代。

②义军共主的雄才大略

　　当项梁不听宋义劝言兵败身亡，秦军反扑大胜，起义军群龙无首“士卒恐”，吕臣、项羽、刘邦三军撤回彭城一带时；“怀王恐，从盱眙之彭城”，说明熊心唯恐大好局面就此葬送，在此成败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力挽危局。他头脑清醒采取5个关键措施。a、毅然亲率统帅机构往前线推进，以勇举稳定军心；b、“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拿过军权，整合两支部队；c、“以吕臣为司徒（负责征发徒役、掌管官司籍田的大臣），以其父吕青为令尹（楚国最高官职掌军政大权），”以共敖为柱国。这是加强建政、调整统帅指挥机构，利用老将群臣的丰富经验，进一步运筹帏幄解决策军用兵、令行禁止、后勤粮草、军费开支、兵员补充等问题。d、封刘邦为武安侯，项羽为长安侯；刘邦兵力弱些，拨砀郡兵归他；赐项羽号鲁公，是先剥夺其军权防止他为叔父报仇蛮干，后以高于“侯”的“公”爵号安抚，并表示对其叔父项梁的追念。封侯赠公，打造两支义军主力。e、不拘一格，从普通士卒中选才，提拔宋义为上将军。这比刘邦拜韩信为大将要早，在危急关头凝聚振奋了起义军人心。这样，就能确保王室统帅部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决策与布置战略；诸侯将领不各自为战、盲目进退，必须按指令进行战役；士卒兵马步调一致攻坚战斗。5大措施，充分显示了熊心有思想眼光、懂军事兵法、会驾驭权术的才气，主大政、主策略、主号令的能力。

　　在决战阶段，他确立了a、由西、北两路分散秦兵力、击秦军、攻秦关的路线方案；b、将两支楚义军主力组建打造成天下两大主力军团，以便大规模作战歼灭秦军主力部队。特遣刘邦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宽封项羽为上将军北上，拨“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c、主持军政大会“与诸将约”，制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决策，以此为进军总号令。关中为秦王朝心脏之地，这一约就敲响了“暴秦”的丧钟，这一约就显示了熊心的帝君气魄。《宋史》立传的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洪迈认为“遣将救赵灭秦，至于有天下，皆出其手。”

　　天下初发难时，立各国王侯之后以伐秦，为什么各方一致拥戴熊心？这一方面是楚国人起事最早，楚义军实力最强，更重要的一点是新楚王立得最好；于是各国诸侯、义军首领纷纷投向他。这样，熊心成了苏东坡褒扬的“天下贤主”。洪迈也评价他：并军自将，择将入关，坚持如约，令王关中，“此数者，皆能制命，非碌碌孱主受命于强臣者。”熊心作为天下贤主，最大特征是“义”，最大贡献在“义”。

①针对“秦文化”中的“不义”而行“义”

　　秦灭六国与天下反秦，不单是军事、国力、谋臣将士的比拼，更是文化、道义、精神力量的较量。秦王朝一统天下之初，各方面何等强大。既使是到秦末战争，其兵强马壮、钱粮充盈，也是国灭家贫、武器粗陋的各路义军望尘莫及的。为什么秦统一后仅维持了15年呢？我认为原因固然多多，而“秦文化”的先天属性和后天的重大偏差，加速了其土崩瓦解。秦之先起于西陲然后东移，由游牧社会转向农业经济，收获两方面好处，嫁接出进取性的强势文化，逼退压住其它文化。统一天下、法令、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等，对民族、历史有一定推动作用。但秦王朝在发展过程中，由爱游猎骑射到喜攻占侵夺；为了强使别人服膺自家号令，文字记载满眼“斩首”、“尽杀”、“坑”、“烧”、“车裂”；至秦始皇与秦二世，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非秦记皆烧之，以愚百姓；又繁刑严诛，坑儒虐民；尤其“秦王怀贪鄙之心”、“立私刑”、“赋敛无度”，立国不是“保境睦邻”共享天下太平，而是向外扩张“伏尸百万，流血漂齿”，没道义可讲；扣楚怀王为人质到死，无仁义可言；甚至“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之类，“以暴虐为天下始”；成了威权扩张、暴政虐民、天下苦之甚至最后沦为“指鹿为马”的无义文化。这样，才“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洪迈认为秦王朝所以得罪于天下后世，主要是后来背上了“不义不信之名。”

　　熊心作为楚王之后，有国灭祖辱家破的悲惨经历，藏于民间牧羊，又与百姓一起蒙受暴政的创痛苦楚。他对“秦文化”中的“不义不信”必定是深恶痛绝，所以从文献的字里行间，可以窥见他在指挥反秦过程中，自始至终是有针对性地以正义为宗旨，以道义为准则，以信义为诚用，以仁义为根本，以德义为高尚；团结各支义军，体恤各国民众。兴楚不说，例如：a、“援魏”。魏国义军战败，魏公子豹逃到楚国投奔熊心。熊心急公好义，马上“予豹数千人”，会合项羽“复徇魏地。”b、“稳齐”。齐人闻王族田儋被秦军杀死。“乃立齐王建之第田假为王，田角为相，田间为将”；项羽解围了田儋堂弟田荣，但田荣恼怒齐人立田假，去打；田假逃到楚国，田角逃到赵国，田间参与救赵也在那里；项羽要齐、赵共击秦军，田荣却提出“使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乃肯出兵。”熊心讲道义“田假，与国之王，穷而归我，杀之不义。”这样，赵国也效法，稳住了齐军。c、“扶韩”。韩国弱小，韩王成投靠怀王，熊心德义接纳，派“沛公引兵击阳城，使张良以韩司徒徇韩地。”d、“救赵”。赵国被秦军围困，“赵数请救”。熊心以信义为上，派上将军宋义、次将项羽、末将范增“北救赵。”宋义行至安阳，46日不进，“天寒大雨，士卒冻饥”，赵国告急，项羽先杀宋义而后报。熊心以“救赵”义不容迟，马上同意项羽为上将军，并把英布、蒲将军两部拨归他指挥，赵国得救。e、“助燕”。燕国将领臧荼“从楚救赵”，燕国紧邻赵国，他跟从楚军救赵国之围后，就在熊心派出的楚军帮助下恢复燕国。

②以“义”为本，义重“如约”

　　古人云“至行过人曰义，义士、义侠……之类是也。”熊心的义行与“义士、义侠”之风范，还集中体现于击秦最后阶段。他征求老将群臣的意见，可以遣谁“扶义西行”入关。结果众臣推荐比项羽宽大长者的刘邦，熊心从善如流，因为这也是他慎重的选择。史家洪迈也看出来“择诸将入关，羽怨秦，奋势愿与沛公西。王以羽慓悍祸贼，不许，独遣沛公，羽不敢违。”还提到此前“项梁之死，王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羽不敢争。”为什么项羽既不敢争又不敢违？当然是碍于熊心的大义，及熊心以“义”为本的言行、做法所倡导、培育的“义”的环境氛围。

　　熊心的重义，在“约”与“如约”。他主“约”有3条：a、“先入定关中者王之”，b、让刘邦、项羽在他面前“约为兄弟”，c、“怀王约，入秦无暴掠”“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第3条最为了不起，是正义、道义、仁义、信义、德义的总的体现。在2200多年前，把敌国人民视同本国父兄一样，设身处地怜悯他们“苦其主久矣”；而且通过“约”，规定了入定关中的起义军的义行：不得“暴”、不许“掠”、不准“侵”；这既是区别于秦文化中的“不义不信”，更闪烁了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和真善美的人性光辉。灭秦之后，面对项羽难以制约的庞大兵力、残忍行径和扭曲心理，熊心在拒绝其想改约的请命时，连语气的婉曲都没有，义正词严地下令“如约”。这虽然只有两个字，却达到了以“义”为本、以“义”为天的最高境界。

　　承前所述，项羽尽管内心不满“如约”，但受到熊心的制约，却不得不如约。依他的实力，虽然足以雄视天下诸侯自立为帝，可是慑服于熊心的人望和传统礼制，在道义上却不敢僭越。但又不想尊熊心为“楚帝”，因为他正打算立自己为楚王，不愿有个太上皇。于是向诸侯们提出：尊立楚怀王熊心为“义帝”及各国的诸侯封王的主张和方案，这正说明“义文化”的环境、氛围已然形成，左右了大局态势。

①“义帝”之“义”的文化意义

　　“义帝”之“义”意，按洪迈研究是“众所尊戴者曰义，义帝是也。”他在《人物以义为名》的专文中，对宋代以前人物以义为名的现象，指出“人物以义 为名者，其别最多。仗正道曰义，义师，义战是也。众所尊戴者曰义，义帝是也。……至行过人曰义，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是也。自外人而非正者曰义，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是也。……”那么，义帝在立为怀王时，并非自外入而是楚王室最正宗者；他在诸侯王中至行过人，又是真正的义士、义侠；他仗正道，指挥义师进行义战，当然更不是自外入而非正者；所以众所尊戴者曰义，众人正式尊立了义帝。

②“义文化”制约着项羽

　　因此，尊帝受礼制制约，提出帝名受社会舆论、需求制约，“羽乃阳尊怀王为义帝”。他正式正面提出的第一层意思，当然是天下义师、诸侯之上的“义”帝；第二层意思，他自然认同天下义师、诸侯都尊戴、感恩于熊心的“义士、义侠、义主”风范；第三层是他从姓氏、年龄角度考虑的“义父、义兄”的意思，因为熊心让他姓项的与姓刘的当面约为了兄弟；深藏于他心底不表露的，才是“自外而入非正者”。这深刻地揭示了项羽不敢僭越礼制礼仪文化，敬畏“义文化”的复杂心理。“义文化”那大于千军、锐过刀剑的力量，还使项羽在尊立义帝之后怏怏而言“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这也是事实，熊心本人没有挥戈冲杀的具体战功，军队也都派配给项羽、刘邦去了。但是项羽仍然不得不分地千里给熊心，而不只是一座都城。

①以“义文化”为基调的“楚文化”兴起的可能性

　　大的改朝换代，同时意味着大的文化兴替。本来秦王朝终结，秦文化终止，中国可以进入楚代，兴起楚文化，因为当时“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而且楚将刘邦尊熊心旨意行事，与秦父老约法三章；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楚军也听命沛公“不欲费民”等；“秦民大喜”。如果遣刘邦扶义西行的义帝再莅临，以“义文化”为基调的楚文化定能大兴于华夏。

②“背约”导致楚侯分野、“楚文化”失重

　　熊心显然没赶到咸阳，因为另一楚将项羽已“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灭，秦民大失望。”而且，熊心不在眼前，无人可以制止项羽，他变得不象重情重义的楚人，一些行径同秦始皇相似，败坏了楚人楚军的名声。他对熊心的命令，从此时起置之不理“实不用其命”。二、三月分封诸侯王及土地、人口时，他乘机架空义帝，将3个秦将封王，三分关中以阻刘邦，“三秦”由此而来；将刘邦改封汉王到僻塞的汉中川北。这些违背义帝之约的做法。终于导致刘、项两个楚侯和两支楚军分野，“楚文化”失重。

　

项羽虽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霸王，兄弟对手刘邦也塞到偏僻的汉中去了，但“彼可取而代也”的野心不泯。这个欲取代的对象，由秦始皇换成了义帝。项羽对“如约”怨恨不消，更恼火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义文化”阻碍他称霸天下。因此自立为“西楚霸王”后，必然要从他宣布的西楚之都彭城，迁走制约过他的义帝。

　　项羽“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不能“都以霸”，又“心怀思欲东归”衣锦还乡。赶紧派特使四月迁徙义帝，提出的理由是“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我认为项羽所说的“古之帝者”，指上古“炎黄、尧舜”那样的帝（商周—战国都是王），他们活动的地盘数千里，以居上游可控中下游为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因大禹之前未有治水，故必居相对安全的上游地带。当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要回西楚之都彭城时，所以找借口动迁义帝，到相对西楚而言的长江中上游南楚地域。传说中的炎帝、舜帝都居于南楚上游一带（炎帝陵、舜帝陵汉初都在以郴县为治所的桂阳郡境内，“神农作耒耜于郴州之耒山”就发生在这里），相对而言上古、远古的南楚上游并非蛮荒。不过，这方面内容是项羽所说理由的阳面，阴面则是他为“如约”再不能与熊心共事共都，更不能让义帝妨碍其仿效春秋诸侯争做的“霸主”大业。

①杀义帝于长江？

　　《史记·项羽本纪》载“趣义帝行，其群臣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史记·高祖本纪》载“趣义帝行，群臣稍倍叛之，乃阴令衡山王、临江王击之，杀义帝江南。”后世不少书、文的编、作者包括2009年《辞海》编辑，误读了这两段，解释为“追杀义帝于长江中”云云。实际上这里说的，是项羽所派特使、军队催促（“趣”）义帝迁都上路时，群臣愤慨不干，又船队一路上拖延；项羽便密令衡山王、临江王，把反抗激烈的将军、大臣秘密杀死，抛到长江中。总之一定要逼迫义帝迁得远远的，迁到南楚去。后来才“杀义帝江南”。既然项羽都只暗令，衡山王、临江王又怎么愿背上“弑君”的不义之名？临江王共敖原本就是义帝的柱国。否则，义帝若被杀于长江中，既到不了长沙，更到不了郴县。

②弑害义帝的真正动因——义帝择郴为都

　　a、项羽迁义帝徙都长沙

　　《史记·黥布列传》载“项氏立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乃阴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之。其八月，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汉书·高帝纪》载“（汉）二年冬十月，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于郴。”《汉书·韩彭英卢吴传》载“乃阴令布击之，布使将追杀于郴。”综合分析，项羽迁义帝南楚，是要义帝建都长沙。这里既偏离西楚地域，减少了影响力，反过来又可通过相邻的九江王英布钳制，受他项羽遥控。

b、义帝选择郴县建都

　　但是义帝早已洞穿其祸心，船队至长沙后令溯湘江上游，干脆远迁南岭北麓、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地带的郴县。从“徙之长沙，都郴。”（《汉书·陈胜、项籍列传》）“徙都江南郴。”（《史记索隐》）均可以看出这一点。这里是原来秦与楚，秦、楚与百越先后争夺的战略要地，有利进退回旋，可以休养生息。所以义帝选择郴县建都，以摆脱项羽，更好地经营南楚的湘江流域，图谋将来。

　　七月，齐国豪强田荣因怨项羽立齐将田都为齐王，“杀田都而反楚”，“项羽大怒，北击齐。”刘邦乘机暗度陈仓出汉中，八月，打到关中咸阳。此时项羽得知：义帝反其道而选择郴县建都，离他远而不受控。唯恐刘邦等再请义帝出马，更担心义帝重挥“义主、义战”大旗，其“霸王”地位就岌岌可危，于是多次密令九江王英布暗杀。英布也不愿背负“弑君”的不义之名，从八月拖到十月，拖不过去了，才派部将到郴追击义帝的护卫士卒，乘乱中弑杀义帝；这就是《史记》说八月、《汉书》说十月的真相。

　

1、义帝被阴弑的证据略考

　　①典籍、名著、史志的相关记载

　　除《史记》、《汉书》等典籍，还有不少文献、名著、史志可以佐证义帝迁都郴县后，被项羽阴弑。晋桂阳郡名人罗含在《湘中记》记“项籍徙义帝于郴而害之,今有义陵祠。”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引用东汉史学家文颖的话“郴县有义帝冢，岁时常祠不绝”，并告 “郴”的古读音“如谆曰：‘郴音綝’。”这说明义帝被项羽阴弑后，汉代在郴已筑陵墓和祠宇，祭祀活动没有断过，并引起天下人对郴县此地的关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详记“郴，旧县也，桂阳郡治也，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分长沙置。……项羽迁义帝所筑也，县南有义帝冢，内有石虎，因呼为白虎郡。”此处的县南是指当时的县衙西南，桂阳郡还因义帝陵中雕刻汉白玉虎另有别名。唐代刘禹锡在长诗《武陵书怀五十韵》的引言里，提到自己在武陵郡听到汉初的一件事“……初，项籍杀义帝郴，武陵人曰：‘天下怜楚而兴，今吾王何罪而见杀？’郡民缟素哭于招屈亭。”说明这个真实情况，是当时整个楚域乃至天下的一大动荡，连离郴县较远的武陵郡（湖北西南、湖南西部、贵州东部、广西东北）人都为义帝着丧服，聚集招屈亭招魂悼念！从另一角度看，即武陵、长沙、郴地都分给了义帝。唐《史记正义》载“今郴州有义帝冢及祠”。南宋史学家郑樵经考证在《通志·氏族略二》说“郴，芈姓，楚怀王熊心，号义帝，都郴，子孙氏焉。”意思是“郴”系楚人最早的姓氏之一，义帝熊心迁都郴县被项羽弑害后，他的子孙就换姓“郴”了。

　　《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载“项王迁杀义帝，汉王······出关而责义帝之负处（又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即刘邦令人寻找义帝被弑之地与墓。从另一角度看，刘邦清楚项羽徙义帝长沙，但不知义帝自择迁都郴县。明《万历郴州志》、清《嘉庆郴县总志》记述刘邦建立汉王朝，特派大将王陵（后封安国侯）、威武侯周勃、列侯樊哙“至郴为义帝发丧”。这说明刘邦一有条件，就马上在义帝建都、被弑之地，为他重新举行国家祭礼。尤其是刘邦以桂阳郡临武县名（战国时为临武邑）为号，赐樊哙为“临武侯”，增加食邑八百户。说明为义帝筑陵及以郴县为郡治设立桂阳郡，就在这次国家祭礼期间。这样做，也是籍此公告天下，获取人心。因此，对主持筑陵和祭礼的三侯，“郴人义之，所过永兴、桂东咸立三侯祠以祀（括郴县，见明《万历郴州志》城治图、清《嘉庆郴县总志》“三侯祠”）。”历朝历代的文献记载，从各个方向层面，佐证了项羽逼迁义帝、义帝择郴为都、项羽弑害义帝的史实。

②义帝宫城遗址、陵、墓、碑等文物略考

a、义帝宫城遗址：义帝迁都郴县，带着整个王室、家人、器具、车马包括王族亲戚、群臣将领、护卫军卒。庞大的船队抵达郴县，这里没有现成的皇宫城池，自然要新建。本人认为义帝选择的宫室城址，就是其陵墓所在的郴州城燕泉路口北、文化路西、国庆南路东3百多米长、2百米宽一整条坡岗上。此地由南低到北高，四周低平，坡下泉井多处，又紧靠古城，生活方便且具有一定安全系数。宫城竣工不久，英布在项羽的催促下率军追到郴县，“使将”袭击义帝的宫城和护卫将领士卒，屠杀群臣、王族、宫中人员；最后捣毁焚烧宫殿厅堂都城，以掩灭罪证。明《一统志》说义帝熊心被追杀到坡岗下的深石泉“势穷而死”，故石泉此后名“穷泉”。又据北宋文学家张舜民在郴搜集的掌故，传说城中燕泉河边那口浅石井，是英布弑害义帝后，“卓（插）剑于此而泉出”故得名“剑泉”（现为市级重点文物）。

b、义帝陵、墓、庙、碑等文物：郴县百姓等英布军队离开，由穷泉将义帝埋于“穷泉后山”，即坡岗上皇宫原址，以墓作物证并香火祭祀。三侯到郴后，在墓地、宫城原址兴建“义帝陵”。唐代任过郴州剌史的宰相李吉甫在地理志《元和郡县志》中记“郴县，义帝祠在县南一里，墓在县西一里。”说明他到郴所见义帝陵规模之大，墓、祠在县署西、南连成近一里。宋代，义帝陵这片坡岗地早已在郴州城内，南宋地理志《方舆胜览》明确记载“义帝陵在今郴州城内明伦坊”。而对于东汉已有的“义帝祠”又叫“义帝庙”，明《万历郴州志》记载南宋初、元朝、明朝3次重修（现祠为新建）。2.65米高的大型古“义帝碑”仍存，正面系北宋嘉祐四年（1059）刻《义帝新碑》碑文，由蜀客张俞撰述项羽徙义帝熊心弑于郴、葬于此的经过和其感触，盛赞义帝“武”“仁”“智”“孝”，词章华丽，刻艺精美。背面原为汉“义帝陵碑”，因年代久远字迹风化剥蚀，被元代人磨去（《郴州市志》）；至正五年（1345）刻《重修义帝庙记》，由长沙县丞陈元明撰述秦亡后楚汉相争、项羽徙杀义帝葬于郴及修建义帝祠庙过程，颂扬熊心“德音英厉，真义王也”，语言颇有气势，情感入石三分。义帝墓前华表一对，民国七年由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重竖，刻唐代诗人沈彬楹联“楼头有伴应归鹤，原上无人更牧羊。”实物及历代记载表明，义帝陵、墓、碑两千多年位置不变（现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义帝都城皇宫地址，义帝陵（墓、碑、华表）、穷泉、剑泉，以及原郴江口（现永兴县内）仍存的“三侯祠”，系义帝在项羽逼迫下迁徙又主动选择建都郴州，以及项羽派英布弑害义帝的实物铁证。全国唯一的义帝陵及城中帝陵，也是全国第二处皇帝都城（第一处咸阳）的实物证明。它们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义帝陵、墓、碑、泉的位置两千两百多年未移不变。它们还证实了：郴县县城（今郴州城）作为楚帝都的时间要长于彭城1倍。义帝元年即汉高祖元年（公年前206年）春正月，尊立义帝；项羽让他都彭城，夏四月迁郴，因此彭城作为楚帝都仅3个月。“冬十月（汉高祖二年第一月）项羽使九江王英布杀义帝于郴。”这个时间，说明古郴州城作为楚帝都时日最长，跨了年度。

①引起天下动乱

　　本来，如果项羽按义帝的“如约”、由义帝主持分封，天下可以安定，百姓可以在饱受秦朝苛政酷法及战火动乱之苦后休养生息。但因为项羽背约及分封中的不公，“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五月，汉王刘邦就暗度陈仓袭击关中。六月，齐国乱起来，燕王不肯徙辽东……。而义帝被害，引起更大的和加速了动乱。如义帝元年（汉二年）“冬十月，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于郴。陈馀亦怨羽独不王已，从田荣借助兵，以击常山王张耳。”即原陈胜部将陈馀风闻义帝被害，也乘机起兵报复张耳。又如韩国百姓知悉此事后，主动拦住刘邦告诉“义帝死故”，反映出愤慨项羽弑主及引起天下动乱的不义行径，“放杀其主，天下之贼。”同时韩国新城乡官三公之一的董公，还建议刘邦怎样师出有名、东伐项羽。

②触发楚汉战争

　　汉王刘邦“袒而大哭，哀临三日”“兵皆缟素”，一国之君裸露臂膀大哭是对尊长者的哭丧大礼，国中众人哭吊，连军队也全部着丧服，这完全是按国家丧礼来办。而且刘邦以此事，向天下发出讨伐项羽的总动员和号召令“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之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以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于是，改变中国历史的“楚汉战争”爆发。

③项羽因“左”而不义身败名裂

　　战争是拼实力与智谋的：统帅的战略思想，将领的军事才能，高参的计谋主意，士卒的训练有素，兵器的精良，车马的数量，粮草的充足等。这很多方面，汉王刘邦比不过楚霸王项羽，甚至在诸侯王支援下组织的56万大军竟被项羽的3万精兵冲垮。但是，项羽在刘邦所列10条罪状中，6条与“背约”与“阴弑义帝江南”有关；因而项羽失道寡助，刘邦得道多助。如“鸿门宴”上樊哙救刘邦责项羽，韩信投效刘邦并献策，陈馀使人游说齐王曰“项王为天下宰不平”，随何力劝淮南王反楚，郦食其说服齐王归汉等，都是拿上述两个事例为由头。历代史学家、文学家对刘、项成败看法基本相同，司马迁指出“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怨王侯叛己，难矣。”苏东坡评点“项羽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南宋文学家李涂评说项羽“立义帝以后，一日气魄一日；杀义帝以后，一日衰飒一日。”洪迈议论“刘、项成败”：“高帝既成功，犹敬佩王之戒，羽背主约，其未至于如此，成败之端，不待智者而后知也。”他还认为“范增非人杰”也与这两点有关，“始劝项氏立怀王，及羽夺王之地，迁王于郴，已而弑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谊争之以死。”明郴籍大学者“文简”公、代吏部尚书何孟春在《义帝庙碑记》中指出“楚之所以帝者，楚之义也。羽杀义帝，是羽自堕其义，自以其不义而自灭其楚矣。”清代李晚芳也论道“羽由微而盛，由盛而亡，中以义帝为关。”我认为楚汉战争最终取决于因这两点导致的人心向背：政治、军事人才投向汉王，诸侯与项羽分裂，秦、韩、齐等国百姓不满项羽，连屡胜强秦的精锐楚兵也不愿替他卖命而思东归。最后项羽退回楚地“至阴陵，迷失道”，问路于一楚国农民，楚农竟指极端反方向：“左”，引他陷死于大泽。“左”虽一语，却传神地象征了反秦英雄项羽因私欲膨胀而人格异化：心胸狭隘、胆恶背约、残忍少德、阳尊阴弑、不义不信，以及因此而陷于身败名裂的可叹的悲剧结果。后世的 “极左” 用语就出自此处。

1、义帝“如约”成汉王朝、汉文化产生的先决条件

①“如约”是汉王朝建立的先决条件

　　义帝熊心在楚怀王执政期的两年中，就非常信任、扶持、倚重刘邦。封侯时先封刘再封项，并“以沛公为砀郡长，……将砀郡兵”，有意识地壮大其力量。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采纳老臣们建议“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在路线、时间、空间上等于给了刘邦先入关的条件，而使项羽“后天下约”，即落后于刘邦。灭秦定关中后，熊心坚持“如约”。这样，使项羽在分封诸侯王时，背约封刘邦为“汉王”，这就自然促成了汉王朝建立的先决条件。清初著名历史、地理、语言学家刘献廷游览义帝陵后，在《广阳杂记》中指出“义帝灭秦兴汉，为世界升降之机枢”。

②“如约”与分封汉王成汉文化产生的先决条件

　　由于义帝坚持“如约”，项羽背约并弑害义帝，直接引发楚汉战争。刘邦从楚帝国政治家集团分离出来，以汉王的名义联络、号召诸侯王，共击不义的霸王项羽；胜利后被楚、韩、淮南、梁、衡山、赵、燕7个诸侯王共同拥戴为大汉皇帝，成了继楚义帝之后的中国皇帝，汉王朝一统天下，这样才有了汉文化形成的先决条件。

　　义帝被弑不但直接引发楚汉战争，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催生了“汉文化”的萌芽、形成。例如出现了一批：a、历史故事，楚汉相争、鸿门宴、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筑坛拜将、萧何月下追韩信等；b、成语，破釜沉舟、约法三章、秋毫不犯、沐猴而冠、衣锦夜行、秦镜高悬、决一雌雄、白驹过隙、悲歌慷慨、天下归心等；c、警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四面楚歌、兵败垓下、无颜见江东父老等；d、诗词歌赋，如“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诗句，《项王歌》《大风歌》，词曲牌《汉宫秋》等；e、戏剧，《鸿门宴》、《霸王别姬》、汉剧等；f、国技象棋，棋盘中分“楚河汉界”；g、地名，汉中、汉水、汉阳，甚至原附属国韩国首都也叫汉城，江叫汉江；h、建筑名，汉宫、汉阙、汉墓、汉长城等；i、物名，汉砖、汉瓦、汉碑、汉白玉等；j、植物名，汉槐、汉柏；k、学科，汉学；l、中草药方，汉方；m、人称，汉子、好汉、男子汉；n、民族，汉族、汉人、汉家；o、语言、文字，中国有别于“英语”、“法语”、“俄语”、“日语”等叫法；语言叫“汉语”、中国字叫“汉文”“汉字”。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刘邦的儿子惠帝、文帝及孙子景帝等汉初统治者，鉴于秦始皇以不义暴灭六国、项羽以背约弑害义帝导致天下大乱的教训，进行了“拨乱反正”，强调以纲纪、孝悌治国，以礼、乐教化臣民，要象高祖刘邦“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那样，止息兵革，思安百姓，对人敬让博爱，“从民之欲而不扰乱，刑罚用稀”，“禁暴卫善”等等，汉昭帝还在郴县民间找到了侥幸生存下来的义帝熊心的孙子熊畅，封他为“郴侯”，封地在郴县东北地（今资兴市，廖江镇还有“郴侯山”，山上昔有“郴侯寨”）。自汉惠帝起，皇帝、皇后名号前都加上一个“孝”字，等等，如此，汉代延续了426年，创造了傲立于世的汉文化。

　　总之，有限的、近似于埋藏式的文献、文物为我们构勒出了义帝熊心的基本轮廓。通过对这些文献、文物的发掘、梳理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一般封建帝王所不及的，德才兼具的一代贤君，是一个改变过中国秦末历史，影响过楚、汉历史走向的关键性人物。他遗留给后世的史学、文化价值十分特殊，非常可观，国史、工具书、历史纪年表应郑重填补上这珍贵一笔。

　参考文献、资料：

１、　西汉司马迁《史记》

２、　东汉斑固  《汉书》

 3.、  晋代罗含《湘中记》

 4、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5、　唐代胡曾  《义帝陵》诗

6、　北宋张俞  《义帝新碑》碑文

 7、  北宋苏轼  《范增论》

 8、  南宋李涂  《文章精义》

 9、  南宋洪迈  《容斋随笔》

 10、  元代      《重修义帝庙记》

 11、 明代      《万历郴州志》

 12、 明代      《一统志》

 13、 明代何孟春《义帝庙碑记》、《馀冬叙录·君道》

 14、 清代刘献廷《广阳杂记》

 15、 清代      《嘉庆郴州总志》

 16、 清代      《兴宁县志》

 17、 《郴州市志》（黄山书社1994年版）

 18、 《郴州地区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

 19、 《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

 20、 《义帝历史价值暨义帝陵保护研讨会资料》（郴州市北湖区文化局2010年3月）

 21、 湖南省文物局《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推荐：义帝陵》（2009年12月）

　　张式成，湖南郴州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郴州市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市政协一二三届委员兼文史研究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大众文学学会、湖南作协会员，郴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主要研究历史、文化、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