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霜阅尽丹青泪一记民国郴籍著名画家、教育家王兰先生
初闻王兰,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到城东拦干塘北湖区教育局宿舍找陈明建老先生,向他了解郴州文庙中的孔子石碑像的有关情况,陈明建老先生当时70多岁,早已从教育部门退休,他在解放前是国民党部队的一名营职军医,湖南和平解放后,因为有文化,爱好画画,便转业分配到郴县城关镇文化馆当了一名专业美术干部。聊天中,陈老先生话题一转,说:“你们文化部门的人总是叫穷,不晓得你们是在端着金碗讨饭吃。”见我感到惊讶,他又接着说:“你晓得王兰吗?他是我们郴州的著名画家,当时湖南省号称‘三个半画家’,王兰算半个画家。更主要的是,二、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创办香祖书画社,用他所有的钱,收集了一批名家字画,后来他把这批字画带回到郴州,他死后,这批字画、包括他自己画的画,一共有400多幅,全部保存在文化馆,57年湖南省举办首届美术展,郴州就靠王兰的这批画夺得特别奖,当时这批画是我在保管,展览完后,省群艺馆的人就从长沙追到郴州,硬是借走了两幅画,一幅是唐伯虎的,一幅是张大千的,打了借条,后来我打成右派,就移交了。78年我平反回来,什么都没有了!”听罢此言,我对王兰产生了浓厚兴趣。
一、贵人相助脱苦海天资聪慧学有成
晚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旧历9月15日酉时,郴县吉阳乡土坡洞村(现北湖区华塘镇三合村)一间简陋的土砖农舍里,传出一阵嘹亮的婴儿啼哭声,砉啦啦惊飞起一群歇息在窗外古樟树上的不知名的宿鸟,呱呱的鸟叫声和着婴儿的啼哭声,给这个不大的村庄带来了些许热闹。时不时有乡亲提着鸡蛋或者红糖之类的礼品走进屋內,贺喜声、道谢声接踵传出。随着客人和接生婆的离去,一切似乎归于宁静。暮色渐浓,屋里亮起了一盏煤油灯,蛋黄色的摇曳灯光透过木格窗棂,映出屋內令人心寒的景象:一个面色腊黄的瘦弱的中年男子,弯腰弓背坐在床沿,脸上满是愁云;两个小姑娘,一个15、6岁;一个8、9岁,两人在洗东西、收东西、烧火、做饭,不停地忙碌着;躺在床上的女人,睁着疲惫的眼睛,默默地看着中年男子瘦骨嶙峋的光光背脊,惟有襁褓中刚出生的婴儿,在母亲身旁安详地睡着了。这个在寒秋的黄昏中诞生于贫苦农家的婴儿,就是王兰。
王兰的父亲名叫王启富,母亲名叫王余氏。一家5口人,上边两个姐姐,大姐叫王招娣,二姐叫王招友,按照王家的字辈排行, 王兰属“开”字辈,大约父亲因长年患病,家境困顿,希冀这个孩子今后给家庭开创新的基业,所以为他起了个官名叫“王开渊”。但这个名字,他几乎没用,除了他亲自倡修的《王氏族谱》中有所记载外,就连土坡洞村的老乡,也少有人知道他的这个名字。王兰对父亲的印象不深,还在他咿呀学语不谙世事的时候,久病的父亲就留下一身债务,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母亲变卖了房屋,带着他们姐弟仨来到郴州城里,靠乞讨为生。郴州西塔街有个慎记绸布庄,老板名叫罗云卿,他12岁就从江西吉安老家出来闯荡江湖,尝尽了世态炎凉,当他看见沿街乞讨的王兰母子四人时,顿生怜悯之心,便与王兰母亲商量,以找人做事为由,将他母子四人接到宅上供养。王兰的大姐王招娣生得乖巧漂亮,做事麻利灵泛,很得罗老板欢心。不久,罗老板的原配去世,罗老板就将王招娣继弦,以后又送王兰去读书。王兰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在读书时起的。他特别推崇孔子所言:“芝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特别喜欢兰花孤芳高洁的秉性,并将这种秉性体现于自己的行操。王兰从小就在绘画艺术上表现出超人的天赋,家境贫穷,买不起宣纸徽墨,他就常常用树枝或者木棍在地上画,而且画什么象什么。他的这种天赋受到当时驻郴州的广西护法援湘军首领马济的赏识,在他初中毕业时,马济举荐并赞助他到广州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在这里,他师从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既系统地学习了中国画传统技法,又了解和掌握了日本和西洋画法,画技大增,为他今后展示出众的绘画才华奠定了坚实基础。期间,他还经常到教会学校旁听别的课程,几番交流,他对天主教教义产生了浓厚兴趣,最终笃信真主,成了耶酥的入道弟子。他为人忠厚朴素,待人诚实守信,与人交往,给人一种信任可靠的感觉,具有极强的亲和力,由此结交了一班挚友,为他今后闯荡社会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二、颠沛流离逢乱世 拳拳赤子报国心
1918年秋,王兰从广州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回到郴州,奉母命成婚。早在王兰去广州读书之前,母亲就为他物色了一个对象,姑娘名叫朱桂姣,小王兰5岁。朱氏为郴州世家,家族大多聚居在西塔街朱家坪上,与慎记绸布庄仅一巷之隔。王兰结婚后,因为自己没有房产,加上姐夫罗云卿此时又新娶了一房太太,大姐在罗家的地位已远不如前,二姐也早嫁给了一刘姓人家,母亲住在罗家尚且勉强,对他就更不会顾及,只得暂住在妻子的娘家,由此听了不少风言风语。寄人篱下的窘境激发了他创业求变的志气,他很快托朋友在衡阳一所教会学校谋得一份职业,狠心告别已经怀孕的妻子,满怀抱负只身踏上了前途漫漫的谋生之路。他在衡阳教会学校教了两、三年美术课,课余则潜心习画,并创办了香祖书画社,以画交友。他的声名渐起,不少社会名流倾慕他的画技,纷纷找上门去,求他画画。社会活动的逐渐增多,使他疲于应付。他索性辞去了教学工作,专事绘画,又从郴州请了二姐家过继的侄子刘开泰,帮他打点应酬。郴州坊间传言,在这期间,王兰为蒋介石画了一幅画,就是那幅出镜率很高、光着头、手扶腰刀、一身戎装的蒋介石标准像。在这之前,已有中国、法国的著名画家为蒋介石画过像,但蒋介石均不满意,不是嫌国画太润,就是嫌西画太艳,而王兰的画像,中西结合,神情兼备,深受蒋介石赞赏,当即要赏给王兰大笔金钱,却被王兰婉言谢绝,蒋介石遂送王兰一纸手谕,命他享受国军上校待遇,并且逢官大一级。这则故事是否真实,现已无法证实,但据王兰后人反映,王兰确实给军阀何键、卢云等人的母亲画过像,当时也拒绝了高额赏赐,后来王兰母亲去世时,王兰手头拮据,于是写信向何键求助,何键立马寄来了大笔光洋,帮他渡过了难关。这件事让土坡洞的乡亲们对王兰的能耐好生敬畏,至今还津津乐道。王兰后来应朋友之邀,去了武汉。当时盘踞在武汉的军阀是桂系李宗仁部,王兰通过关系结识了李宗仁,受到李宗仁的器重。他在武汉继续开办画社,组织话剧团,搞摄影,还曾担任中央美术馆的馆长,又受李宗仁的委托,组织军官俱乐部,成员都是团级以上高官,这时他已名声在外,周旋于上流社会,颇为风光。大约在1928年前后,王兰移居上海,并很快在上海画坛刮起一阵旋风。他参加了上海美术界举办的中日美法四国美术对抗赛,以一幅精美的《百蝶图》一举夺得特等奖,一时名声大噪,约他画蝶的络绎不绝,而他画蝶的价码也提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每画一只蝶,无论大小,一律三块大洋。许多人以结识他为荣幸,他的香祖书画社团结了一百余位知名书画家,不少知名书画家为他题书作画。这一时期,他潜心作画,以《百蝶图》、《百雀图》、《12金钱豹》、《12老虎》以及《兰花图》、《观音图》、《木兰从军》等各色花卉、人物画享誉画坛,赢得了“海派画家”的称号。他用卖画所得悉心搜集古今名家字画,并于1932年5月出版了《香祖书画册》、《香祖画册》等多本书画集。这时他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口树德南里十号有了固定的住所,遂将妻子和女儿接到上海与他一起生活。1933年6月,王兰携画来到长沙举办画展,并雄心勃勃地宣布,他将到全国各地去巡回展出,轰动一时。有朋友送他条幅,称“王兰先生酷好六法,合中西一炉而冶之,意甚善也,所写佛菩萨像,尤得慈悲之旨,今将旅行全国展览书画,壮哉此游”;“王兰先生以逸群之姿,探微究奥者,历有年所,一纸流传,海内珍赏,兹莅长展览书画,五光十色,美不胜收”,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后几年间,王兰以上海为家,每年都要到外地举办画展。四处奔波中,他目睹战乱下的民生惨状,心灵上产生了强烈震撼。1935年冬,王兰作了一幅《乱世行乞图》,画中一老一少两名小脚妇女衣衫褴褛,神色凄凉,提篮拄棍,伸手乞讨。画毕,王兰意犹未尽,又在画上题了一辞一赋,辞曰:“天灾兵燹,民不聊生。苛政颓风,世多败类。纸醉金迷之都市,无非征逐于酒阵歌场;焚余劫后之乡村,难免暴露了残骸枯骨。苦乐悬殊,竟有霄壤之别,良可叹也!试看菜色鸠形,蓬头垢面,扶老挟幼,啼饥号寒,此非吾族之同胞乎?或际遇不辰,窘于生计;或家遭变故,颠沛流离,是亦政治之不良,率兽食人而何异!平时既无保障之能力,临事又乏救济之善策,一任同类之戕贼,异族之摧残;即天灾祸患,更宜未雨以绸缪,乃不以休戚相关,但徒事临时以敷衍,一般所受波及者,乃至人亡家散,奔命逃生。似此无告之难民,终难免填尸于沟壑。政府每自命饥溺为怀,吾愿其实现根本救济。”赋曰:“青天白日兮,宇宙茫茫;杀人放火兮,盗匪猖狂;河山破碎兮,版图日缩;风雨浸凌兮,祖业颓唐;汉奸国贼兮,居心安在;贪官污吏兮,众受其殃;苛捐什税兮,百业凋敝;追粮迫课兮,农民张惶;徒闻苛政兮,横征暴敛;未见善心兮,义粟仁浆;流离失所兮,沦为乞丐;啼饥号寒兮,路毙身亡”, 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鞭笞。其犀利的语言,在当时实属罕见。
不幸的是,仅仅过了年把,王兰《乱世行乞图》所描绘的情景,就在自己身上得到了印证。1937年“8.13”松沪抗战骤然打响,王兰身处抗战前线,深受民众高昂的抗战热情鼓舞,毅然携带他所珍藏的名家字画,辗转福州、南昌、武汉、桂林、昆明、广州、香港等城市举办巡回画展,募集的款项慷慨捐出,从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亲自受予他锦旗来看,王兰捐出的资金绝不是一笔小数。可惜就在他刚离开上海,为抗战筹款四处奔波的时候,上海前线战局恶化,数十万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寇铁蹄长驱直入,硝烟弥漫,难民蜂拥,王兰的妻子为逃避战火,带着10余岁的女儿和年幼的儿子,仓惶挤上南下的火车,前往福建去寻找丈夫,却怎么也找不到丈夫的行踪,迫于生计,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将女儿送给别人当童养媳,自己带着儿子也跟了别人,过着十分凄凉的生活。夫妻音讯相隔10来年后,才在郴州老家团聚,人虽故我,心境两别,四目相对,哽咽无语,潸然泪下,恍若梦境,睹者无不动容。
三、回乡办学不得志万念倶灰随风去
大约在1940年前后,王兰转辗来到桂林,由李宗仁任命,受领上校军衔,负责文化宣传方面的事务。翌年,王兰接到族人王明岩的信函,称“归子归心,辉阁兰亭”,邀请他回乡办学。而王兰也在数载外强入侵,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现实中,意识到美术、艺术不能救国,教育更为重要。于是,他决意返回家乡。他怕辞职得不到批准,便谎称为母亲祝寿,要回家看望并举办画展,需短期请假。李宗仁不知是计,满口答应,并专门派军车和士兵,风尘仆仆护送王兰和他珍藏的4大箱400多幅字画回到郴州老家。王明岩是土坡洞的一名豪绅,他邀请王兰回来,主要是想借助王兰的名气为他办成两件事:办学校、修族谱。但他的目的不是做善事,而是捞钱和出名。这与王兰的理念格格不入,两人的冲突再所难免。王兰初回乡时,热情很高,住在王明岩牵头集资新建的王氏宗祠里,很快在这里办起了土坡洞小学,招生了4个班的学生,并迅速联络郴县、桂阳、永兴、宜章、汝城、桂东等10县王姓族人在土坡洞王氏宗祠里聚会,商议重修《王氏族谱》。由于王兰在招收学生时,坚决不同意王明岩向贫困学生家长放高利贷,宁愿垫资或赊账,也要让孩子来读书,加上修族谱制定了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令王明岩的发财梦无法实现,威信也一落千丈,几次激烈冲突之后,两人反目成仇,势同水火。一天,王兰一个人在学校的房间里午休,忽听“叭、叭”两声枪响,一下将王兰惊醒,看见头部上方的墻上出现了两个圆圆的弹孔,墻灰还在簌簌地往下掉。王兰大喝一声:“谁!”只见窗外闪过一个人影,随即响起了咚咚咚地跑步声。枪声惊动了学校所有的人,待大家从惊愕中反映过来,追出校门时,刺客早已逃之夭夭。王兰大白天被人打黑枪的消息迅速在土坡洞传开,乡亲们义愤填膺,一连几天都聚集在王氏宗祠,一是保护王兰,二是议论此事的幕后主使,一致怀疑是王明岩。县里也派了大批警员前来破案。有人指认枪手来自附近某村,过去曾是王明岩的家丁。警员迅即赶到枪手村里去抓人,哪里还有人影? 警方根据掌握的线索,对王明岩开展调查。王明岩为了逃避罪责,就要他的侄子出面承担责任,其侄子被判入狱,翌年因病死在牢中。至此,王兰与王明岩关系彻底破裂,王兰离开土坡洞,应衡阳私立南江中学校长周衡的邀请,出任南江中学教导主任。此时南江中学因躲避日寇,已搬迁到郴县良田,校长周衡很少到校,实际上是王兰在主持校务。抗战胜利后,南江中学迁回衡阳,王兰就与人合资,在郴州河街创办了香祖中学。在城里的几年中,王兰在联郡中学、城隍庙等地多次举办过画展。每到学校放了暑假,王兰就到保和乡宋家洞村去居住一段时间。宋家洞村地处山上,也是王氏族人的聚居地,村中适龄儿童大多在王兰创办的土坡洞小学读书,不少学生受到过王兰的接济,家长们对王兰很友善。这里风景秀美,夏天幽静凉爽,王兰把它当作静心养性,躲避尘嚣的好去处。据宋家洞的老人讲,王兰是个京剧迷,喜好旦角,他不仅有京胡锣鼓等诸般乐器,还有一个话匣子,经常边放录音边拉京胡边绘声绘色地唱,声腔婉转,给村里人带来了不少热闹。但王兰在回乡的这些年中,无论是生活还是事业,都过得很不开心。1947年夏,王兰的妻子历尽艰辛,带着儿子回到故乡,一家人虽然团聚,但心灵却受到了巨大的创伤;他所钟爱的绘画艺术,因回乡以来的几年间,受到纷繁复杂的事务性工作和伤心劳神的人际关系的影响,创作灵感和激情已远不如前;他寄予很大期望的教育救国,却因种种原因,学校陷入财务危机,尽管他四处借贷,仍毫无起色,使他心力交瘁。随着解放的炮声渐渐逼近,各种消息纷纷传来,以他的人生经历判断,他对负面消息更为敏感。他愈感到惶恐和无望。而那些债主却日日紧逼,不让他有丝毫喘息。他有一个在省府工作的好友胡念愈,逃往香港前特意来劝他,要他一起远避香港。王兰思虑再三,拒绝了。妻儿怎么办?学校、学生怎么办?债务怎么办?特别令他揪心的是,那一大批他视如生命的珍贵字画怎么办?这些他无法解答,而又不能不解答的问题,让他焦灼难奈,寝食难安。1949年夏,王兰让学校放了长假,独自上了宋家洞。宋家洞的老人回忆:那段时间,王兰很少出门,总是沉默寡言,显得心事重重。1949年9月23日午后,村民们突然发现,一天似乎都没有看见王兰,这太反常了。大家到王兰的住处叫喊,没有回音,顿时慌了手脚,迅速弄开房门,只见八仙桌上放着一纸遗书,旁边侧倒一瓶100粒装的安乃静药瓶,王兰则穿着整齐,平静地躺在里间的床上,毫无声息。人们急忙上前查看,见王兰体温尚存,气若游丝,命在旦夕,马上张罗起来,用竹躺椅扎起一副简易担架,4名年轻壮汉抬起王兰就往郴州方向打飞脚赶。但一切都为时已晚,下午5点来钟,在距郴州10来公里的安和乡毛岭坳地方,王兰终告不治。
王兰去世后,郴州各界为之痛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从河街香祖中学到郴桂路旁的北湖岭,送葬的队伍连绵几公里,白布挽帐高举如林,纸钱漫天飞舞,鞭炮震耳欲聋,唢呐响彻云霄,人们用最传统的形式表达了对他的敬重。
四、是非功过任人说留下疑团待人寻
不久,郴州解放。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们很快淡忘了王兰这个旧式人物。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多少人和事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王兰和他的故事却依旧在郴州坊间流传。有人说,王兰是国民党军统分子,理由是王兰给蒋介石画画据说是由军统头目戴笠引荐的;有人说,王兰有大背景,他“上结天子,下交平民”,“来官不接,去官不送”,他在上海办画社,生意非常红火,经常有小流氓去敲诈,大凡只要王兰一出面讲几句话,那帮小流氓就会乖乖地溜走;有人说,王兰与国民党上层关系密切,李宗仁、何键等人自不必说,就是王兰在土坡洞办学,当时国民党政府专员萧铎还特别在土坡洞小学的外墙上钉了一块告示:重要地方,严禁驻军;王兰在土坡洞时,曾有税丁到土坡洞去收税,被王兰指挥乡亲们捉起税丁按在村边的西河里咕咪子(郴州话:呛水),后来再没有人敢到土坡洞去收税了;有人说,王兰非常有钱,他于抗战期间在郴县华塘、良田、招旅、桂阳荷叶、极乐等地设有当铺,自己用香包纸(过去手工制作的一种粗纸)裁成两指宽的小纸条,盖上私章,拿着这种纸条就可以到他的当铺去兑换银钱;这种种传言,给王兰的形象蒙上了很大的阴影,以至于自始至终跟随王兰的刘开泰在“文革”期间,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残酷逼供,跳河自杀,以命抗争。上世纪60年代初,王兰的儿子要求入党,面对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曾将王兰的遗书交给组织验看,以正视听。王兰在遗书中说;吾出身贫寒,靠亲戚好友资助,完成学业。素抱爱国之心,希冀有所作为。之所以选择自杀,一是理想破灭,曾想周游世界举办画展、曾想教育救国,皆无法实现;二是被人逼债,已到绝路。此举实属无奈,望所有亲朋见谅。对王兰是军统分子的说法,乡亲们更是予以坚决否认,说王兰在土坡洞还曾掩护过地下党人。有趣的是,解放初王兰家定成份,搞土改的人遇到了难题:定官僚,不是;定资本家,不是;定地主,更不是,最后根据王兰办学时曾经“佃田转租”,勉强给他家定了个“小土地出租”,其实王兰一分地都没有,除了一批字画和一身债务,他什么都没给家里留下。土坡洞的老乡们一谈起王兰,无不肃然起敬,引以为自豪;特别是那些曾受过王兰资助上学的人,虽然现在都已年过古稀,当谈起王兰,感激之情就溢于言表,一致认定:王兰是个好人。
王兰生活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一生错综复杂,行迹扑朔迷离,即便是他的亲人,对他也是所知了了。郴州坊间流传的关于王兰的故事,成了一个个疑案,其中多数已无法印证,但有一个疑案却很值得探究;王兰倾其毕生心血创作和搜集的4大箱400余幅珍贵字画,如今却不知所踪。当初这批字画由王兰的妻子朱桂姣保管,1951年朱桂姣因病去世,香祖中学与别的学校合并,这批字画就转移到朱桂姣的娘家。当时王兰的儿子尚在小学读书,1952年小学毕业,考入吉林省一所职业中专,一去三年,毕业后分配到陕西工作。1955年底,他曾回郴州,发现保存在舅舅家的这批字画已经不在。舅舅告诉他,这批字画是刘开泰的弟弟刘细泰带着政府的人来拿走的。这批字画1957年参加全省首届美术展获得特别奖后,就一直保存在原郴州市文化馆。有人说,“文革”中作“四旧”销毁了;但也有当事人说,“文革”后期他亲眼看见这批字画还在。果真如此,这批字画的失踪就显得非常蹊跷,笔者以为,是到了认真追查的时候了。查清这批珍贵字画的去向,应该是我们对历史的一个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