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氏始祖扶嘉实为刘邦扶翼之臣考

康清莲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400067）

摘要：出生于重庆云阳的扶嘉，曾为刘邦出谋“定三秦”,刘邦认为他“志在扶翼”，故赐姓“扶”。后来又被刘邦委以廷尉之职。归隐乡野之后，发明吸卤煮盐的方法，使云安成为中国最古老的盐场之一，为繁荣当地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遗憾的是扶嘉在《史记》中无传，但以扶嘉在历史上的贡献，他不应该就这样默默无闻，该文意欲通过对历史的梳理，使关于扶嘉的扑朔迷离的东西清晰,并彰显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扶嘉；定三秦；白兔井；大井；吸卤煮盐

一、扶嘉得名的由来及“定三秦”之计的贡献扶嘉，本为伏嘉，“伏”变为“扶”是源于刘邦。据《蜀中名胜记》之“云阳县”记载：“扶嘉，朐忍人也。初，嘉母于汤溪侧遇龙,后生嘉，巧发奇中。高祖为汉王，与嘉相遇，献定三秦策。高祖因其志在扶翼，赐姓扶氏，为廷尉”[1]。又同书卷45《人物记》云：“扶嘉，朐忍人。秦始皇时云阳有妇人，浣衣于汤溪水上，见一物流近岸，视之，龙也。惶骇伏地，龙蟠据其身须臾去。归而有娠，弥胜嘉，即能言，道人祸福，巧发奇中，远近神之。及长，有智谋，沈毅端重。汉高祖王于新郑，闻奇名，往见之，因问计焉，嘉劝高祖定三秦取关中，以形势判天下。高祖以为廷尉，刑罚无枉，遂封于朐忍，赐姓扶，以其有匡扶之绩云。”说相同。因为出“定三秦”的奇策而得姓“扶”，这种说法比较可信。一来因为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王巴、蜀之地，实为贬迁，因而他迫切需要高人指点迷津，以便壮大实力，挥师东向，与项羽抗衡。扶嘉此策，切中时势，于刘邦心有戚戚，认为他“志在扶翼”，故赐姓“扶”；二来古代君王为表示对臣子的恩宠，常常赐姓，正如娄敬因建议刘邦定都关中被采纳以后，刘邦赐娄敬姓刘氏，改名刘敬一样。伏与扶、娄与刘都因音近而赐。
有关扶嘉的生平事略，传说色彩特别浓厚，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如今其生卒年已不可确考。据云阳当地传说，秦二世末年，时局动荡。当朝文臣伏嘉见朝廷腐败，愤然离开京城，来到巴郡朐忍（今重庆云阳）的崇山峡谷之中，过着猎狩垦荒的生活。可见扶嘉是一位惯于以隐逸来避世全身的人，因而他在汉高祖时再次辞官归乡也是性情使然，在情理之中了。
在刘邦未为汉王之前,扶嘉与刘邦曾有过一次接触，并深得刘邦赏识。据《云阳县志》记载：“嘉自幼聪敏好学，长大后能占卜吉凶，每巧发奇中，且通晓地理。早年曾沿江东下游历，在沛县与刘邦相遇相知，畅谈天下事，深受刘邦敬重”。把扶嘉写得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神童”一般。恰巧，刘邦也是“其先刘媪尝息于大泽之陂，梦与神遇??。已而有身，遂产高祖”。[2]两个都是沾了神龙灵性的非常之人，英才惜英才，难怪会一见如故。刘邦是一个个性张扬，极端自我的人，他在泗水亭长时，“廷中吏无所不狎侮”，他所推崇的助其取天下的“三杰”，除张良外，萧何、韩信都曾受其轻辱。更不用说,郦食其、黥布去见他时,刘邦倨傲地继续让两个女子为他洗脚，极端轻慢无礼。扶嘉此次东行，与刘邦究竟说了些什么，由于历史没有记载，我们已无从得知。但从他受到刘邦敬重这一点，我们可以推知，扶嘉确有识见过人之处，方可征服刘邦，让刘邦深深折服，这也才会有公元前206 年刘邦的专程回访。就在这次的回访中，扶嘉为刘邦献出“定三秦”的大策。
公元前206 年正月，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领巴蜀、汉中等地，都南郑。刘邦采纳萧何的招收巴蜀人定三秦的计策，在国内招兵买马，招贤纳士；加紧进攻三秦的准备。这年四月，刘邦同樊哙将军一起，从南郑出发，经四川宣汉的鹿子山、樊哙店[3]，到东门关进朐忍县招募板族人当兵，行至路阳坝（今路阳乡）时，刘邦见此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宜屯田养兵，于是令樊哙驻扎此处训练板蛮兵。后刘邦在樊哙的陪同下再行进到云安，驻跸元天宫（今玄天宫）[4]，再遇扶嘉。扶嘉力劝刘邦自故道入关中平定三秦以夺取天下。三秦，就是指项羽所封的三个故秦将领即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的封国。这三人过去都是秦国大将，后来投降项羽，项羽一方面封降将，另一方面又非常残忍地在新安活埋秦国降兵二十多万，造成秦地百姓对这三人的仇恨情绪。见识敏锐的政治家一眼就看出，三秦是进入关中最薄弱的一个缺口，能攻掠三秦，把关中作为根据地，就可顺利地东向取天下。实际上，劝刘邦平定三秦，并不止是扶嘉一人的主意，韩信和萧何都曾提出过类似的主张，《史记·淮阴侯列传》尤其详细地记载了韩信为刘邦分析平定三秦的可行性和重要性：“??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于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后人认为韩信的这一段对天下形势的纵论，后世只有诸葛亮的“隆中对”堪与媲美。扶嘉究竟是怎么说的，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我们从刘邦听了他的策略后，认为他“志在扶翼”，从而赐姓他为“扶”这一点可以断定扶嘉也一定分析得鞭辟入里、切中肯綮，不然不可能如此打动刘邦。
扶嘉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虽然不如韩信、萧何有名气，但他们确实是英雄所见略同，尤其是在刘邦遭项羽挤兑，偏居汉中一隅之时，“定三秦”之策，无疑为刘邦指点了迷津。后来刘邦能以关中为根据地，决策东向并一举统一天下，可以说是得益于该方针路线的英明。因此，我们称扶嘉为政治识见睿智明晰的“贤者”实不为过。
二、首创开井吸卤煮盐之法，改写当地经济发展史的实干家
扶嘉不仅具有卓越的政治见识，而且具有超前的经济头脑，同时还有雷厉风行、“闻斯行诸”的实干家风采。因此，他不仅是位贤明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位具有开拓意识的经济能人。其最大的业绩就是首创开井吸卤煮盐之法，并推而广之，不仅使云阳当时的经济就非常活跃，而且两千多年来对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据说，云阳盐泉的最早发现与樊哙有关。据清代《云阳县乡土志·耆旧录》（卷上第1 页）载，樊哙在云安打猎射伤一白兔，向荒山逃去，遂跟踪追至今大井附近，白兔钻进茅草失踪，拨茅草寻找，发现乱石缝中有水缓缓流出，尝之味咸。樊哙将此发现告之刘邦，刘邦极为重视，命扶嘉采卤制盐。在这种说法中，樊哙是发现者，刘邦是倡导者,而扶嘉是执行者。1999年8月版《云阳县志》“白兔井的传说”的记载与此稍异：“樊哙追赶受伤的白兔时发现一地洞，洞口盖着一石板，掀开后，一股白色雾气从洞口直冲天空，久久不散。扶嘉找来三根竹竿连接起来，试探地洞，发现洞底有泉水，提起竹竿，见上面粘着乳白色的东西，一尝，味咸醇香，扶嘉知道这是一口盐泉”。这两种说法似以第二种更符合他们以此为据点打井的常理。再说，如果盐泉是直接在地面流淌的话，长期出入于山野中的山民不可能不发现。在这种记载中，盐泉是樊哙扶嘉共同发现的。
发现盐源后，扶嘉以土石围住井口，挖掘井身,然后请匠人用材料在井口框成八卦形（叫龙口），上面支起木架（叫耳板），找一根绳索绕在木架上，绳索的另一端拴上木桶（叫千斤）打上盐泉，井旁设灶汲卤煮盐。他们设计的煮盐灶也很特别，方形，前低后高，以柴薪作燃料，火力直达底部，火门较大，便于加放大量柴薪。其制盐的程序是：引卤至锅——烧卤——搅动——成盐——收仓——打包。这种单灶制盐的方式一直从汉高祖元年延至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 。从此，揭开云阳凿井汲卤煮盐的历史（参见《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一期第5页）。这第一口井因为是追赶白兔时被发现的，人们就叫他“白兔井”。它现在又名“大井”，是目前国内保存得最好的大口径浅井，它见证了云安的繁荣，在中国盐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惜的是，由于其浓度低、水分重、开发成本高,大井早已不出盐了。
知道本地地下有盐泉以后，扶嘉利用自己对地理熟知的优势，对卤脉进行探测，带领女儿和乡民有意识地凿井取卤煎盐，从而结束了先秦时期利用天然盐泉和盐岩制盐的历史。后来，扶嘉之女依照其父“三牛对马岭，不出贵人出盐井”的嘱咐，一共掘井至九口，即上温、下温、东井、南井、西井、北井、石渠井、浣纱井和土窝井。再之后，又开凿南岸章井。《水经注》云：“ ??汤溪历县翼带盐井一百余所，巴川资以自给”。随着盐业开采规模的不断扩大，当地的经济迅速的繁荣起来，几年时间就形成一个集镇，人们请扶嘉为这块风水宝地命名，扶嘉说：“刚发现盐泉时，洞口有白色云雾冲天，这是吉祥的兆头，后来大家勤劳产盐安居乐业，我看就把这个地方取名叫云安吧”! 于是“云安”这个地名就这样叫开了。[5]云安是因盐而兴的古镇，它是我国最古老的盐场之一，两千多年来，其独特的盐文化左右着整个川渝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风俗习惯的变化。甚至云阳县城的兴旺发展，也是依附于云安的盐巴。因为云阳县城在汤溪河的下游，面临长江，是云安盐的商埠及中转站。“巴人之盐”成就了云安和云阳，而这一切扶嘉是有首创之功的。
不过，取卤煮盐的工作非常艰辛，工人的手脚长期浸泡在卤水中，以致皲皱脱落，当时有民谣“头顶千斤耳板，脚踏万丈深渊，热天汗如雨下，冬天冷如冰山”。但这种苦却有回报，特别是想到扶嘉不仅事必亲躬，而且不计报酬，领导他们脱贫致富，乡亲们就非常感激。他们在云安修建龙君宫祀扶嘉，樊哙附祀于旁。[6]县城文庙乡贤祠，扶嘉被列为乡贤之一，供有牌位。[5]扶嘉生时，民拥为“井主”，死后被奉为井神，封招利广济王。[7]据传，今县境扶姓人乃扶嘉后裔。云安盐灶于每年开煎时和农历4月15日“火神会”都供“三扶将军”（即扶君、扶民、扶边陲）樊哙牌位祭祀。
三、扶嘉未能留名正史的原因探讨
扶嘉既有政治头脑，又有卓越的经济意识，并且颇有实干家的风采，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司马迁的《史记》里居然没有关于扶嘉只言片语的记载，难道是扶嘉在为官时没有卓著的政绩，没能达到司马迁“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选人标准吗? 可是，就凭他与女儿一起率众打出今云安第一口盐井，领导当地百姓致富，尤其是对我国井盐业的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来说，扶嘉都不应该列于“富贵而名磨灭”者之列。至少，《货殖列传》的人物群像中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呀! 无盐氏不就因为在吴楚七国之乱时，捐出千金放贷，收取十倍之利息，一年之中“富埒关中”而被司马迁写入《史记》了吗? 虽然，清人谭仁职在“龙君宫”（即扶嘉庙）里曾宽慰似地写诗纪念扶嘉：“扶汉情殷姓氏传，官高廷尉岂徒然。功名炫烂归平淡，太史何须注简编”。貌似达观，实则隐含着一种无可奈何，毕竟谭仁职也不清楚远离尘嚣，回归乡野，“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是不是扶嘉心甘情愿的选择。因为从常人实现“人生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名的途径来看，立德太难，若不能立功的话，便尽力追求留名于后世。即便圣明如尧者，在得了治理天下的“治名”之后，又想把天下让给许由，不就是再想得个“禅让”之名吗(见《庄子·逍遥游》）？司马迁本人之所以在受宫刑之后忍辱著书，就因为他希冀能写一部彪炳千秋的历史巨著，千秋功罪留待后人评说。从古至今，能忘功利者多有，但能对青史留名抱着“何须”般达观态度的人实在太少。在《史记》中觅不到扶嘉的踪影，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史记》所要承载的是三千年的历史，活跃于其间的人物如过江之鲫，司马迁又怎么可能不百密之中有一漏呢？正如清人徐时栋在《烟屿楼读书志》卷十二中解释为什么《史记》里有《项羽本纪》、《吕后本纪》而无《孝惠本纪》时所言：“天下号令在某人，则某人为本纪，此史公史例也??。固以本纪为纪实，而非争名分之地也”。想到晋文公行赏功臣时，介之推尚不言禄，“禄亦弗及”，扶嘉在《史记》中无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毕竟《史记》不是让人争名分的地方。可惜现扶嘉庙已不存，有的诗文也残脱不可考，如刘孟伉的《栖霞宫》：“永乐有残刻，乃在狐狸洞。首尾不可识，二语犹堪诵”。后面的注文云：“扶嘉□□玉皇宣，褒赐宁琳号洞天。秦汉以来虽百世，大明永乐□□□。”[1]笔者认为扶嘉虽然《史记》中没能留名，但也不应该随历史沉寂。作为刘邦的辅弼之臣，扶嘉卓越的政治见识、超前的经济思想和作为以及他能及时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而归隐山野的睿智和达观都非常令人钦佩。作为重庆本土的名人，他不应该只是墙内开花墙内香，而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纪念他，也许这也是笔者写此文所希望产生的现实意义吧!
扶嘉与范蠡所走过的人生轨迹惊人的相似，都是先从政再归隐，范蠡选择的是经商，扶嘉的选择是开发实业。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都记载了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以后，认识到勾践鸟死藏弓、兔死烹狗的丑恶本质，毅然决然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致力于经商活动以后，其卓越的才干依然大放异彩，家资巨万，以至后世“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在另一个领域同样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并且能全身远祸，范蠡无疑是英明的。扶嘉与范蠡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属于从政治领域转向的转型性人才。虽然,扶嘉的名气远不如范蠡大，我们也不知道扶嘉远离权力之争归隐山野，是不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但从他回乡以后，利用自己熟知地脉的特长，为百姓办实事这一点，为他歌功颂德也不为过。而且，从史料中，我们还可以推测到，扶嘉提供技术服务是不计报酬的，当地所有的百姓都可以资源共享。比起范蠡把家财分给“贫交昆弟”，境界似乎还要高一些。
与扶嘉同时的留侯张良，对刘邦和吕后的为人了如指掌，并深谙“盛名之下难久居”的道理，虽没有完全归隐，但常常以多病为幌子，“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也得以保全自己。相较而言，韩信的命运就令人扼腕叹息了。由于扶嘉给刘邦出的“定三秦”的主意与韩信的主张不谋而合，所以谭仁职在“扶嘉庙”写诗将扶嘉与韩信加以比较：“劝定三秦策最先，淮阴所见略同然。归休朐忍驯龙日，胜似咸阳烹狗年”。[5](P1305)袁汪枢在《续修高祖庙神像记》中对扶嘉一生有一个总的述评,说扶嘉“与张(良) 韩(信) 等比肩事王，劝定三秦，有勋烈，独恨史遗其名。夫位廷尉则有其爵矣，食封朐，则有其地矣，赐姓名则有其人矣，奈何逸之。今盐厂以龙名宫而祀嘉其中，以舞阳侯哙附其旁，而祀高帝于此村。”
扶嘉当然无法与韩信同日而语，刘邦也不太可能把他视作政治斗争的劲敌，但“伴君如伴虎”，稍不留意就可能引火烧身。即便能寿终正寝，一辈子诚惶诚恐地过日子，也没有什么价值。如此看来，扶嘉归隐，并致力于盐业开采，从而改写了当时的盐业史，其所建立的卓越功勋远比当一个庸庸碌碌的廷尉更具有社会价值，扶嘉不愧是一个明于抉择、富于创新的杰出之士。
参考文献：

[1] 曹学. 蜀中名胜记

.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1
[2] 司马迁. 史记

. 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常明,杨芳灿,等. 四川通志

. 成都:巴蜀书社,1984.
[4] 汪承烈,邓方达. 中国地方志集成(民国云阳志卷二十一)

. 成都:巴蜀书社,1992. 198.
[5] 贾聚星. 云阳县志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6] 袁汪枢. 续修高祖庙神像记

. 清咸丰云阳县志传卷之十. 35.
[7] 清光绪云阳县志. 耆旧录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来源：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二○○四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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