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东党史》中共桂东地方组织在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
第 九 章 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与领导的武装斗争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独占抗战的胜利果实，依仗拥有庞大军队和美国的支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公然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1947年10月，在中共五岭地委的领导下，桂东的进步青年郭名善等率部在沙田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解放战争时期湖南地方游击武装斗争的第一枪。队伍改编为粤赣湘边人民解放军总队北上先遣队（简称北上先遣队）后，克服重重困难，在湘赣粤边界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开辟游击根据地，壮大游击武装力量，伺机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北上先遣队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壮大，为解放桂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第一节 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桂东社会状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不顾人民和平民主的愿望和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的主张，于1946年6月，调集大量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全国人民又一次遭受战争的灾难。
国民党桂东县党部及县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制定反共政策，全力投入“戡乱”、“铲共”。1946年3月，桂东县成立党政军团特种汇报会，机关团体设立“防奸保卫小组”，区乡设“情报站”等特务组织，网罗爪牙监视、破坏中共党组织和游击队。接着召开三青团桂东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7月，县政府又成立“清剿”工作团，设机要、总务、宣传、军事四个组，并召开国民党桂东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国民党桂东县党部为镇压革命力量，大力发展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特务组织。桂东县地方政府不顾人民死活，横征暴敛、变本加厉地欺压、剥削人民，加紧征兵、征粮、征税，全县上下到处强拉壮丁，强定税赋，强征军粮，闹得全县怨声载道，鸡犬不宁。经济上，地主豪绅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日益加剧，反动官吏与土豪劣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巧立名目加租加息，或不断增加军费、赋税、派款，或以“反政府”与“异党”有联系等莫须有罪名威胁恫吓，借以敲诈勒索。1946年冬，国民政府恢复征兵时，明令“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但到地方县、乡政府却任意提高指标，改为“二丁抽一、三丁抽二”。地主、绅士、官宦阶层可用稻谷或银元抵征，无财无势的穷苦人家则由乡保长强行抓丁，捆绑入伍。由于连年战火，遍地狼烟，县内生活必需品紧缺，投机商猖獗，官商勾结，大发国难财，造成县内物价飞涨。1946年，国民政府财源枯竭，滥发纸币，造成全县恶性通货膨胀，县内每斗米价由660元（伪币）涨至2200元，每斤猪肉由320元涨至1440元，鸡蛋每个由20元涨至78元，每斤盐价由260元涨至850元，且有价无市，瞬息万变。当年，县内发生特大风灾、虫灾，全县受灾面积60676亩，占稻田总面积的67.5%。7月，县内饥民达2.13万人，省政府多次拨款赈灾，但大部分被贪官污吏层层贪污克扣或挪作他用，到饥民手中及设棚救灾者寮寮无几。同年秋，县内疟疾大流行，居民发病率高达70.67%，因缺医少药，饥寒交迫，疫病肆疟。人祸天灾逼得县人苦不堪言，死者籍籍，哀鸿遍野。
二、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1946年，县内进步青年郭名善、郭垂炎商量组建武装游击队时，两人就前往广东寻找中共党组织，因当时时局紧张，在广州找了几个星期，跑了不少地方均未找到而返回桂东。
1946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其中规定：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分局统一领导华南地区党的工作，并发出了关于开展南方游击战争的指示。
为响应党中央开展南方游击战争的号召，县内进步青年、学生及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投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郭名善、郭垂炎、郭鸣凤等人早已买了几十支步枪，二挺机枪和四担子弹，以备武装起义。期间，他们联络一批热血青年，在沙田龙头村排里秘密召开会议，酝酿武装起义，同时又派郭名龙去香港寻找中共党组织。
为了取得党对武装起义的领导，1947年6月，郭名善、郭明龙等人再赴香港，通过香港《正报》社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汇报了桂东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要求派人前往领导。中共华南分局党组织负责人回复他们：华南分局将通知中共五岭地委和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桂东方面也可派人去与他们联系。五岭地委书记兼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政委张华接到香港分局“要在湘粤赣边区活动的李康寿密切注意桂东方面的动静，设法与酝酿起义的部队取得联系”的指示后，通知李康寿（唐瑞）等负责联络。同年8月，郭名善前往南雄联系，途经汝城县东岭村时，巧遇五岭地委派出在湘赣边活动并负有与桂东联络任务的李康寿部，通过交谈，接上了关系。至此，与党组织失去多年联系的桂东人民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1947年10月，郭名善等在沙田龙头举行武装起义。为加强党对湘南武装斗争的领导，12月，中共五岭地委决定：成立中共湘赣边区工委。边区工委由五岭地委委员金阳（李金）任书记、叶昌、李康寿为委员，属五岭地委领导。起义队伍在南雄整训期间，湘赣边区工委发展郭名善、郭垂炎、郭降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1月，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五岭地委决定：撤销中共湘赣边区工委，成立中共桂（东）、汝（城）、崇（义）、资（兴）工委，李康寿任书记，孙立、郭名善为委员，统一领导湘南桂东、汝城、资兴和江西崇义、上犹等地党组织的发展和开展游击战争。
第二节 率先发动武装起义和湘赣边游击区的开辟
一、桂东武装起义与北上先遣队的建立
抗日战争末期，进步青年学生郭名善等接受马列主义，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在地下党徐亮的帮助下筹组了抗日革命军，因日寇投降而未能举事。1946年夏，蒋介石政府倒行逆施，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这时，郭名善等人在寻找党组织的同时，继续秘密地筛选人员，收集枪支弹药，为开展武装起义作准备。1947年6月，郭名善会同郭明龙通过《正报》社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汇报武装起义准备情况，并得到回复。8月，郭名善与李康寿等人取得联系。李康寿听了郭名善关于桂东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后，9月李康寿率黄强、朱丹红、廖开治等随郭名善潜入桂东沙田龙头村。28日，在龙头村排里与郭垂炎、郭名凤、郭超、郭垂兴等主要骨干见面后召开骨干会，具体研究和部署武装起义事宜。经过认真分析，反复比较，确定把与桂东毗邻的汝城县集龙墟警察所作为第一个攻击目标，因为攻击集龙警察所有几个有利条件：一是集龙墟地处湘粤赣边界，打下它有利于扩大政治影响；二是距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司令部较近，便于联络；三是该处敌人战斗力不强，且距汝城县城较远，敌人增援不易，起义取胜的把握性较大。
经过精心筹划，1947年10月27日，参加起义的人员荷枪实弹齐集龙头村石围里，正式宣布举行武装起义。同时，正式成立沙田地下联络站，主任郭垂兴，联络站负责宣传教育、通讯联络、扩充兵员、供应军需物资，开展统战工作等。当晚，从近百人中挑选67人，编成两个机枪班，两个步枪班，一个短枪突击队，于28日出发奔向汝城集龙。29日，攻打集龙警察所，旗开得胜，毙敌1人，缴枪32支、弹药数箱和一些其他军用物资。随之召开群众大会，郭名善代表起义部队讲话，号召大家积极投身革命，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首战告捷后，队伍开至东边山金鹅仙休息。为使起义队伍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提高起义部队的政治、思想和军事素质，李康寿等决定，除留郭鸣凤、郭超等人继续在桂东进行秘密工作外，其余部队开往五岭地委和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简称边总）司令部所在地——南雄进行整训。11月11日，队伍抵达南雄的洞头，整训时，干部和战士分开进行。李康寿、郭名善、郭垂炎、朱丹红、廖开治、郭降祯、郭镕等编入由金阳（李金）主持的干训班；战士的整训，由孙立负责政治教育，陈继隆负责军事训练。张华、黄业每周轮流前来讲课或作报告。整训结束时，中共五岭地委和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将桂东起义队伍命名为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北上先遣队（以下简称北上先遣队，又称湘边队），队长郭名善，政治委员李康寿，副队长郭垂炎，教导员孙立。其主要任务是，坚持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提出的坐南朝北的发展方向，北上开辟湘赣边区游击根据地。为帮助北上先遣队打开工作局面，五岭地委派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叶昌率2个大队共200多人与之同时北上。
桂东沙田武装起义，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湖南地方游击武装斗争崭新的一页。
二、开辟湘赣边游击区
1947年12月中旬，北上先遣队和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第一支队的2个大队（简称北上部队）奉命从南雄北上开辟新的游击区域。途经白云，击败百顺联防队的拦截，炸毁敌人碉堡，全歼守敌，缴枪50多支，生擒其首领钟怀德。继之，摧毁敌人在上集、下集的据点，攻打仁化长江墟，突破赣南丰州封锁线，攻克古亭乡公所，进入湘南地域。
12月16日，湘赣边区工委在桂东普乐大窝里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攻打桂东县城。当北上部队顶风冒雪进抵普乐的徐洞村时，从事秘密活动的同志送来情报，北上先遣队的行踪被敌人发现，桂东县政府已将兵力收缩于县城附近，作了应战准备。于是北上部队放弃攻打桂东县城的计划，改为攻打县城外围之敌，占领墟镇。21日，北上部队兵分两路：一路攻打沙田警察所，在地下工作人员的巧妙配合下，缴获枪支80余支；另一路攻打寨前，路经大塘时赶跑了罗球所带的警察，在流源缴获民生公司矿警队枪支30余支。23日，两支队伍在沙田墟会合。
为扩大影响，北上部队于12月24日兵分四路向四周发展。南进部队攻取汝城壕头乡公所，在埠头与来援之敌发生战斗后，转入桂东东边山。北进部队在寨前与胡洪率领的桂东县自卫总队一部接触后，避开桂东县城，进入桥头一带，攻下清泉乡公所，后因湘赣之敌阻截，折回黄洞南华山，摆脱敌人追击后，沿湘赣边界转至崇义。东进部队至新坊溪源一带开仓济贫，打击当地反动势力。西进部队至四都墟时，遇西靖乡自卫队和资兴警察阻击，西进部队强攻敌堡，毙敌班长1人；当晚，经四都东水、流源桃坪，又在流源沙坑与敌发生战斗，击伤敌中队长及警察数名，尔后向东转移。各路队伍所到之处，摧毁敌据点，打击反动势力，收缴武器弹药，打土豪分财物，发动群众反“三征”。
湖南省政府惊悉北上部队进入湘南的消息后，甚为震惊和悚惧，急令湘南有关县加强戒备，进行防堵。同时，匆忙抽调靠近桂东的驻军前往镇压。12月25日，敌周大东率湘警400余人从汝城出发进攻沙田。留守沙田的部队在狮子林一带与敌激战数小时后撤离战斗。鉴于敌强我弱，湘赣边区工委决定，暂时撤离墟镇，转入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动农民成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常备队和后备队，发动群众斗恶霸，分浮财，镇压反革命，为土地改革作准备。不久，北上先遣队队员增至200多人，农民常备队和后备队队员发展到300多人，游击区域也随着不断扩大。1948年元月28日的《湖南日报》报导：“他们在东洛、五花洛地方办了农民协会，分了谷，25岁至30岁的壮丁，已编为民兵，在五花洛就编了50名，发了50支枪；东洛编了40名，也发了40支枪。”
1947年12月底，国民党中央政府国防部决定成立湘粤赣三省清剿指挥部，叶肇任指挥官，对包括北上先遣队在内的革命游击武装进行联防清剿。湖南省政府和省参议会都先后开会，决定派兵清剿。当时的《湖南日报》也多次发表社评，叫嚷“不容忽视，应迅速调集军警予以全部消灭，以免糜烂地方”。一日数惊的桂东县政府设立“县人民动员剿共委员会”，除向湖南省政府告急外，确定以乡为单位实行总清乡，保与保、乡与乡、县与县实施联防会哨。
1948年1月1日，湖南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杜骏伯率保警大队进驻桂东县城。1月7日，第三行政督察区专员文益善率湘警千余人抵达沙田。对北上先遣队形成南北夹击之势。1月上旬，湖南省主席王东原赴广东，参与组建“湘粤赣边剿匪总指挥部”。王东原回湘后，在酃县召开湘南各县县长会议，部署“清剿”事宜。省保安副司令李树森等于1月13日赴桂东督剿。14日，省保警第一总队队长周大东率部抵沙田，纠集桂（东）、汝（城）、资（兴）、酃（县）等县自卫总队和警察合围北上部队，妄图将北上部队扼杀于摇篮之中。1月16日，湖南省政府因清剿困难，请赣省同时出兵。17日，文益善坐镇沙田，敌人麇集2000多兵力，分数路向以东洛为中心的东边山游击区进行大规模“清剿”，首先袭击北上先遣队驻普乐部队，继而向东洛、五花洛进攻。当日，北上部队在广大群众、农民常备队、后备队的支持下，与敌2000多兵力在东洛、五花洛激战，击毙、击伤一批敌人，保警大队长周平当场丧命。后与敌周旋数日，一部转移到江西上犹境内。另一部退入东洛小水山，被敌包围，激战一日，政治教员戴开诚壮烈牺牲；入夜，敌认为该部定会东入赣境，但该部却向西突围，奔袭敌指挥中心沙田，迫使敌人慌忙撤兵，敌“清剿”被粉碎。
1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在开展军事进剿的同时，大肆抓捕北上先遣队干部、战士的家属，迫害群众。郭名善、郭垂炎等人的十多名亲属都被抓到桂东县城关押，企图使之屈服，以动摇军心，瓦解北上先遣队的斗志。但北上先遣队的干部战士纷纷表示，死也不投降、不下山。
1月底，在崇义县新地由金阳主持召开了湘赣边区工委扩大会议，总结了前段开辟新区和反“清剿”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后阶段的主要任务。按五岭地委和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司令部的指示，将北上先遣队编为二个大队和一个武工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郭名善（兼），政委李康寿（兼），副大队长郭垂炎（兼），教导员孙立，主要活动于桂东、汝城、资兴、酃县等县边界，建立西边山根据地。第二大队大队长郭镕，政委胡耕（后孙立），副大队长郭鸣凤（后为大队长），教导员欧阳春，主要活动于桂东、汝城、崇义、上犹等县边界，建立东边山根据地。武工队队长杨湘，指导员黄存斌（后金波），主要活动于汝桂大道沿线。不久，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第一支队两个大队奉命返回五岭，北上先遣队留在湘赣边区继续坚持斗争。
2月初，第二大队抵崇义思顺，遇该县自卫队200余人来犯，双方发生激战。中旬，返回东边山活动。24日，经龙头、径口等地进入西边山，与第一大队会合。
2月14日，桂东县政府发出命令：“各乡、保均要派出瞭望哨，日夜分班守望”，“发现匪患不报者，以通匪、纵匪论处”。26日，桂东县县长刘耀宗以“治安任务繁重，自感不能胜任”而辞职，改由国民党转业军官夏三杰接任。3月26日，桂东县县长夏三杰召开治安会议，“研究商讨清剿本县共匪具体办法”，决定剿抚兼施，组织宣抚工作团，负责宣传、招抚、善后等事项。此后，在全县范围内，特别在东边山、西边山大量散发宣传品，发动宣传攻势，大造拖枪下山、投诚自新有赏的舆论，强迫北上先遣队人员的亲戚朋友书写信件或进山劝降。为抓捕瓦解北上先遣队的人员，敌人不惜重金悬赏，规定：对携械来归者（投降）不杀，交长枪一支奖给稻谷20石、交短枪一支奖给稻谷30石、抓到郭名善者奖给稻谷50石，抓到其他游击队员者奖稻谷40石、30石不等。同时实行经济封锁，严禁米谷、食盐、电池、胶鞋及其他日用品进山，妄图将北上先遣队困死在山里。并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联坐。组织瞭望队、盘查组，日夜登山瞭望，盘查过往行人，发现疑点，马上采取行动。对知情不报或援助北上先遣队的百姓严加惩处，或拷打，或监禁，甚至杀戮。同时，桂东县政府派出的宣抚工作团送信给郭名善，要郭名善接受招抚，保证官升三级，重奖一万大洋（银元），释放在押家属。郭名善阅后，当即要送信的传话回去：“要我接受招安，除非河水倒流，如果再杀无辜，定要加倍偿还血债。”当时桂东县政府给湖南省政府的汇报材料中也说：“讵该郭名善执迷不悟。”北上先遣队绝大多数同志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密封锁，斗志益坚，拒不投降。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等，北上先遣队面临严峻考验，处境越来越艰难。
三、粉碎国民党的“围剿”
面对敌人的军事进攻，北上先遣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相机打击敌人，粉碎国民党的“围剿”。
3月初，敌人集结2000多兵力从沙田、四都分两路向西边山根据地进攻。3月6日，北上先遣队第一大队一部在黄泥坳反击四都方面来敌，另一部则在寨坪界反击从沙田方向来犯的湘警；第二大队则在汝城南洞一线反击汝城等县反动地方武装。虽取得一定胜利，但西边山根据地中心宋家地被敌人占去。北上先遣队只好采用麻雀战、奔袭骚扰等办法打击敌人，但仍未能摆脱困境。不久，敌人卷土重来，采取处处设防、反复巡查搜索、日夜跟踪追击的办法，北上先遣队被围困在西边山。面对敌人的军事扫荡、严密封锁、威逼利诱，少数人动摇了，或不辞而别，或躲藏起来。为扭转困难局面，保存实力，彻底粉碎敌人军事围剿，3月上旬金阳在西边山的地背召开北上先遣队主要干部会议，研究斗争策略，决定第二大队突围返回东边山，第一大队仍留在西边山坚持斗争。金阳和北上先遣队一些干部随着第二大队转至东边山。数日后，在汝城牛仔塘击溃来袭的汝城自卫总队，转入崇义、大庾边境活动。不久，返回东边山。
3月11日，第二大队在杨梅岭与省保警发生遭遇战，后安全转移。中旬，敌在青洞，上庄、下庄，扶洞、东水，五花洛一带搜剿第二大队。3月20日，郭垂炎、孙立率部从西边山向酃县进击，在大奎等地焚毁敌堡，搜缴枪支，开仓济贫。22日，李康寿、郭名善率第一大队在军营铺与敌激战后，继续北进，转到大奎。26日，与酃县自卫总队何文化所率的3个自卫中队、2个警察中队发生激战，后回师西边山。3月31日，第一大队在资兴小乌溪击退省保警一总队张之翼、何光伟两个大队的围堵后，转入八面山。
1948年4月后，北上先遣队处境变得更为艰难，队伍减员，伤病员增多，根据地缩小，粮食紧缺，缺衣少药，却战事不断。在此艰难期间，当地群众为了游击队度过困境，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输送物资，他们把粮食装进竹筒里，进山打柴、割草时埋在地下，作个暗号，让游击队员去取。实在无粮时，游击队员挖野菜和蕨根、采竹笋、抓石蛙充饥，伤病员则就地采草药疗伤治病。
4月初，第二大队在崇义、大庾边境的文英等地与赣保警及当地自卫队发生多次战斗，后进入南雄吉村一带。4月9日，第一大队的一部在西边山与前来袭击的湘警大队发生激战，后迅速转移。4月15日，衡阳警备司令部副司令齐耀荣与第三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何子伟率部来到桂东，对北上先遣队继续进行剿抚兼施，着重用武力进行“清剿”。采取步步为营战术，遍建碉堡，封锁交通，强迫山民搬家，制造无人区，妄图使北上先遣队在大山中困死、饿死。4月下旬，第二大队进入大庾内良一带活动。“边总”杨涛部被赣敌保安团一个营尾追，二大队埋伏于唐甫山，与杨涛部一起夹击敌人。当月，第二大队政委胡耕在上犹被敌杀害。第二大队大队长郭某带十多人向敌人交枪投降，影响极坏。5月上旬，叛徒孙玉吉、郭至古在随中队长陈继隆，指导员廖开治执行任务途中，将陈、廖2人杀害于桂、汝边界的瑶人山，然后提着手枪去向敌人邀功请赏。
为粉碎敌人的进攻，增强斗志，桂汝崇资工委和北上先遣队遵照五岭地委和边总司令部“分散隐蔽、保存实力、咬紧牙根、度过难关”的指示，对所属各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稳定部队情绪，注意隐蔽，相机打击敌人。同时加强地下联络站建设，以提供军事情报，想方设法提供生活物资。北上先遣队“渴饮溪泉如甘露，饥餐烤笋扑鼻香，倦宿岩洞避风雨，冻围篝火暖心房”，以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顽强地坚持斗争，坚信革命一定能够胜利。
5月13日，隐蔽在崇义关田竹球纸厂的北上先遣队第二大队被赣省保安团一个营和该县一个保安队包围。突围后，转至崇义三江口，帮助群众抢种抢插。而群众则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提供情报，购买粮食及生活用品。
5月中旬，三区专员何子伟再次巡视各县，并令桂东、资兴等县地方反动武装分几路围堵活动在桂东、资兴边界的北上先遣队。北上先遣队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桂资边界与桂东、资兴等县的地方反动武装周旋，粉碎了敌人的合围，突围转至东边山。
6月，桂东县政府再次扩充兵力，增建自卫中队和警察中队。21日，北上先遣队一部与杨涛所率的边总三支队一部在桂东、崇义、上犹三县交界的岗鼓山与湖南保安六团一营、桂东自卫总队发生遭遇战，击毙敌连长谌振南等官兵10余人，伤敌10人。27日，桂东县政府为所谓“防范奸匪，维持地方治安”，发出布告，宣布戒严，声称“倘敢违犯，依法惩处”。同时发出夜间查哨的密令，对北上先遣队的活动进行监视。
7月17日，北上先遣队在汝城南洞一带击败桂、汝、资三县自卫队组成的团队和省保安六团一营联合“围剿”。
8月13日，第一大队一部在桂东溪源、普乐一带活动，遭敌袭击。突围时，战士罗业恒牺牲。同月，李康寿赴崇义乐洞参加五岭地委扩大会议。会上学习了上级指示，总结了前段工作。决定组建武工队，采取“梅花点式散开，跳跃式前进”的方针，发展武装，壮大力量，恢复和发展根据地。当月，第三区保安副司令胡凤璋在沙田培英学校召开桂、汝、资三县“清剿”会议，制定联防“清剿”计划，并于8月15日开始对北上先遣队进行“清剿”。18日，东边山五花洛农会主席郭俊标被捕，敌人于当日将其杀害于沙田墟。
9月3日，北上先遣队第一大队在西边山挫败敌人的进攻。之后，遵照五岭地委指示，分成若干小队开展活动。不久，第二大队从边总司令部附近返回东边山，也分成若干支队开展活动。他们深入山区扎根串联，发动和组织群众，相机打击敌人。不久，东边山、西边山的农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北上先遣队开始扭转困难局面，敌人的“清剿”、“围歼”以失败而告终。
第三节 巩固和扩展游击根据地
一、扩充队伍，壮大游击武装力量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蒋介石集团的正规军自顾不暇，地方反动武装终日惶恐，人人自危。敌人虽然还可拼凑一些反动力量对北上先遣队进行清剿，却因各方貌合神离，相互掣肘，终是强弩之末。
1948年11月，五岭地委在崇义乐洞的西坑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多支多点、星罗棋布地向北发展，放手发动群众，狠狠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展游击根据地。会后，马方、李建平、李桐、吕洪等一批干部到北上先遣队工作。
北上先遣队除通知困难时期动员离队的人员归队外，还陆续吸收了一批新战士。为开辟新的游击区域，1948年12月，杨湘、廖康等奉命回郴州筹组革命武装。1949年1月，五岭地委派委员刘亚球、李同文进入湘南，以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中共桂汝崇资工委和北上先遣队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面贯彻执行五岭地委扩大会议精神，开创出新局面。当月，北上先遣队组建第三大队（亦称主力大队），郭垂炎任大队长。6月初，北上先遣队第五大队、汝城武工队、资兴武工队、酃县武工队相继成立，各武工队除在当地坚持活动、打击反动势力外，积极配合北上先遣队开展革命活动。为此，北上先遣队的活动范围以桂东为中心扩展到周边各县边界地带。至1949年6月，北上先遣队除所属各武工队外，队伍已发展到近800人。
北上先遣队序列：
（一）1947年10月至1948年1月
队 长：郭名善
政 委：李康寿
副队长：郭垂炎
教导员：孙立
（二）1948年1月至1949年1月
队 长：郭名善
政 委：李康寿
副队长：郭垂炎
教导员：孙立
第一大队：大队长郭名善（兼），政委李康寿（兼），副大队长郭垂炎（兼），郭超（1948年12月任）
第二大队：大队长郭镕（至1948年4月），郭鸣凤（1948年4月任），政委胡耕（至1948年4月），孙立（1948年4月任），副大队长郭鸣凤（至1948年4月）
武工队：队长杨湘，指导员黄存斌（至1948年3月），金波（1948年3月任）
（二）1949年1月至1949年11月
队 长：郭名善
政 委：李康寿（至1949年7月）
副队长：郭垂炎（至1949年6月）
教导员：孙立（至1949年8月）
第一大队（至1949年7月）：大队长郭名善（兼），政委李康寿（兼），副大队长郭超（至1949年6月）
第二大队（至1949年7月）：大队长郭鸣凤，政委孙立
第三大队（至1949年6月）：大队长郭垂炎（兼），副大队长黄强，钟灵（1949年6月任）
第五大队（1949年6月-7月）：大队长谷绕佳（至1949年6月底），郭超（1949年6月底任），副大队长郭有麟（至1949年6月底），副政委刘计（1949年6月底任）
政干队（1949年6月-7月）：队长郭名龙，副队长黄存贵
汝城武工队（1949年2月-7月）：队长何礼隆，副队长李明
资兴武工队（1949年2月-8月）：队长胡显志，教导员李建平
酃县武工队（1949年3月-11月）：队长欧阳孝信（至1949年10月），教导员黄存斌（1949年6月任）
二、主动出击，消灭敌人
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鼓舞下，1949年1月16日，北上先遣队在汝城县和广东仁化县交界边境击败崇义、汝城、仁化、桂东四县地方反动武装的联合进攻。3月中旬，奔袭资兴龙溪乡公所，攻取敌据点，俘其所有军政人员，缴其全部枪支弹药，其中枪30多支。同月，国民党反动派为所谓“解决匪区交通问题”，强迫群众修筑宜章—汝城—桂东公路，派出军警进行督修。3月24日，北上先遣队第三大队在沙田江湾桥袭击督修的军警，动员群众回家春耕，从而打乱敌人的部署。3月底，第三大队袭击资兴龙溪，在资兴武工队的配合下，攻下敌据点，缴枪30余支。5月18日，北上先遣队攻克江西崇义县的上堡，张贴安民告示，号召群众团结一致与敌人斗争。5月23日，进攻距汝城县城仅5华里的土桥，该乡30多名自卫队员缴械投降。26日，解放汝城濠头，成立乡人民政府，赖鉴冰任乡长，郭名刚任副乡长。6月6日，北上先遣队占领沙田，成立沙田办事处，指挥机关随之迁入沙田。北上先遣队的频频主动出击，打出了威风，震慑了敌人，扩大了影响，锻炼了队伍，为解放桂东县城积累了经验。
三、建立群众组织，开展反“三征”斗争
北上先遣队在游击根据地区域恢复农民协会。1949年3月上旬，在西边山的高峰寨召开桂、汝、资边区农会会员代表会议，成立西区总农会，主席陈星福。西区总农会在支援游击战争，发动农民抗粮、抗税、抗征（征兵），监视敌人，在农民间开展互助互济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月，经桂汝崇资工委批准，成立以桂东各界青年为主体的湘南解放协会，主任郭垂兴。湘南解放协会在以沙田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开展迎解放、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等宣传，大造革命舆论。5月下旬，在地下联络站工作人员的组织发动下，桂东县立初级中学掀起以反内战、反迫害、反“三征”为主要内容的学潮，矛头直指国民党桂东当局，学潮过后，一批青年学生加入北上先遣队。群众组织的建立和民众运动的开展，既团结、教育、锻炼了群众，又使国民党桂东政府的统治根基更加动摇，一触即溃。
第 十 章 桂 东 和 平 解 放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向前发展，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为北上先遣队开展游击武装斗争提供了强大动力。北上先遣队按照中共五岭地委指示，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界人士，孤立、分化、瓦解反动势力，努力促成了与国民党桂东县当局和平谈判，于1949年6月16日，彻底结束了国民党桂东县当局的反动统治，一举和平解放桂东，使桂东成为湖南省第一个解放的县。桂东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经过艰难的革命斗争，终于迎来了新的曙光。
第一节 为桂东和平解放而斗争
一、开展统战工作和培训干部
1948年2月，北上先遣队编发新闻摘要、传单发至桂东县城等地，加大统战宣传工作力度。1949年1月，发出《告各界进步人士书》及贺年片，广泛开展统战宣传。同时对国民党当局上中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也抓得较紧。普乐东水的刘彬，1938年4月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1947年起任湖南省参议员。根据刘彬倾向革命的态度，1948年秋，李康寿对刘彬开展统战工作，在东边山与刘彬面谈。是年冬，联络站主任郭垂兴专程赴长沙做刘彬的工作。1949年夏，刘彬从香港回桂东，刘亚球继续给刘彬做工作。于是刘彬组织一支队伍，加入北上先遣队，编为第五大队，为解放桂东作出了一定贡献。东平乡（沙田）乡长郭俊信，通过统战工作，为北上先遣队攻占沙田起了一定作用，在参与营救被围同志、提供情报等方面也做不少工作。被捕在狱的共产党员在与北上先遣队取得联系后，成立党支部，领导开展狱中斗争。分别于1949年3月、6月，在统战对象的配合下，两次越狱成功。北上先遣队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地方国民党党政军界人士进行策反。经过第二大队的策反工作，汝城集龙自卫队长廖全忠，于1949年5月3日率20余人起义，加入北上先遣队，编为第二大队的一个分队。6月上旬，北上先遣队向桂东县党政军、公法团发出函件，严正表示桂东一定要解放，也一定能迅速解放，要他们认清形势，理解共产党的政策，顺应历史潮流，为桂东和平解放做些有益的工作。6月10日，桂东西靖乡（今四都乡）乡长钟灵率40余军政人员和自卫队员起义，整编为先遣队第三大队第二中队。随之，鼎新乡、中和乡、云从乡、清泉乡的旧制人员和自卫队官兵也纷纷起义投诚，通过统战工作，大大瓦解了反动营垒的势力，加速了桂东的解放进程。
随着革命事业的向前发展，人才需求量越来越大，加之接管桂东旧政权后需要大量的干部。为此，1949年3月，桂汝崇资工委和北上先遣队在西边山宋家地的长滩举办干部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干部有20多人，为期半个月，由李康寿主持。结业后，有的分至各大队任文化教员，有的从事民运工作，或为北上先遣队做后勤工作，保障物资供应。同年6月，北上先遣队政干队成立，队长郭明龙，主要任务是开展群众工作。
二、寨前和平谈判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5月16～17日解放武汉，5月27日解放上海。5月底，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改编为三个支队，即北江支队、湘南支队、赣南支队。6月初，中共五岭地委指示北上先遣队尽早解放桂东。唐瑞命令邻近桂东的部队，于6月10日前赶到沙田墟待命。北上先遣队接到上级解放桂东的命令后，中共桂汝崇资工委和北上先遣队在沙田墟荣顺馆召开会议，研究制订攻打桂东县城的方案，并组建了一支炮队，确定了军管会人选，作好了充分准备。与此同时，对国民党桂东当局下达敦促其投降的信件。
国民党桂东当局在接到北上先遣队敦促其投降的信件后，于6月10日召开县、乡政府、机关、学校、工商界人士会议，商讨“应变措施”。鉴于兵临城下，形势所迫，会议确定由王文衡（军法秘书）、李柏林（商会理事长）、胡亚杰（民教馆长、5月卸任的国民党桂东县党部书记长）、胡复尧（桂东县政府第二科科长）、黄耀西（桂东县党政军民联席汇报会代理秘书）、王桂馨、胡昭鉴、黄畅等11人组成和谈代表团，推选李柏林为团长，前往沙田谈判。途中，国民党县党部秘书郭子政加入谈判代表团，代表团在普乐苦株桥与解放桂东县城的部队相遇，并提议返回沙田谈判。北上先遣队一方面同意谈判，但否定了返回沙田谈判的提议；一方面按原计划继续向县城进军，和谈代表团随中路部队行动。
14日，和谈在寨前正式举行。寨前和谈中，北上先遣队代表李康寿、郭名善在讲述了全国解放是大势所趋、反动政府即将彻底覆灭后，郑重表明一定要解放桂东的坚决态度。特别重申，桂东自卫总队和警察必须全部解除武装，所有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统统交北上先遣队接管，并指出这是和谈的基础和前提。对方代表团对此表示同意，但要求保障机关公务人员、自卫队员、警察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通过谈判，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对方代表团将和谈情况向桂东县政府和参议会报告后，参议会议长黄仁湘电复表示同意照办。
14日晚，以北上先遣队为主起草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北上先遣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全中国的指示，决心解放桂东；采用和平方式解放桂东，如果遇到阻挠，北上先遣队将诉诸武力解决；全部解除桂东原有县、乡武装，各种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一律集中于指定地点，听候北上先遣队接收，不得有任何藏匿、转移和破坏；国家一切财产、银行、粮仓及机关文案等必须严加保护，不得转移、分散、动用、损毁，听候清点接收；保障投诚的自卫队、警察官兵和机关公务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双方保障商民、居民的安全，保障城市商业不受侵犯；北上先遣队在协议生效两日内武装进城，如遇阻击，北上先遣队有权采用武力解决，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国民党桂东当局承担；原有自卫队、警察解除武装后，士兵军服由本人处理，去留问题按自愿原则分别处理，自愿回家者发给生活费；等等。协议一式三份，双方代表签名盖章，付诸实施。
然而，在和谈期间，桂东县长夏三杰囊括全部公款，带着少数亲信和桂东自卫总队直属分队潜逃酃县，桂东自卫队和警察也撤至县城东门外的上村、黄洞一线。北上先遣队获悉这一情况后，严词责问对方和谈代表团：你们究竟是来和谈呢，还是来施缓兵之计，到底有没有和谈诚意？何去何从，你们应该明白。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对方和谈代表团也茫然不解，始料未及。他们急忙找到黄仁湘和军方人士紧急磋商，并将自卫队和警察开回肖家、上村等指定地点。
第二节 桂 东 解 放
一、解放桂东县城
6月13日，北上先遣队在沙田老乡学里举行攻城誓师大会，随即，北上先遣队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大队以及政干队、汝城武工队以及支前群众总共1000多人，分东路、中路、西路，由李康寿、郭名善统一指挥，李康寿、郭名善率第一大队、第五大队、政干队和汝城武工队为中路，沿大道赶至寨前墟，以阻止敌人向汝城南窜；东路由郭垂炎率第三大队经增口开赴寒口，以防敌人往江西逃跑；西路由郭鸣凤率第二大队赶到槽里，以防敌人往酃县、资兴逃跑。
6月15日，李康寿、郭名善率部向县城挺进，下午2时许到达高桥时，第二大队已占领了城边山头，从东、南、西三个方面包围了县城。第三大队副队长黄强率领一个中队，占领了县城体育场，第五大队迅速占领了城南山头，部队完成了对整个桂东县城的包围。当日，设在高桥的湘边队指挥部向所属部队下达攻城命令，决定次日凌晨一时发动总攻。下午四时许，在强大的军事威慑下，县警察局警长罗林泉、县自卫队中队长李建华、宜城乡乡长唐必荣受命赶到高桥，同意全体官兵放下武器，听从北上先遣队处理。
1949年6月16日清晨，桂东自卫总队和警察在体育场集体交枪700余支。8时，北上先遣队分路进城，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整个山城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片欢腾。至此，桂东全境解放，成为湖南省最早解放的县。县城解放后，立即贴出安民告示，全县城乡秩序井然。
二、建立人民政权
桂东和平解放后，遵照五岭地委和边总司令部指示，立即成立中共桂东县委，书记李康寿；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桂东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郭名善、副主任刘彬，开始全面接管工作。为扩大战果和防止毗邻县的反动武装进犯桂东，第三大队及第五大队一部向酃县出击。7月1日，粤赣湘边区党委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及中共中央发出电报，报告桂东解放。7月6日，桂东县人民政府成立，县长郭名善。桂东县人民政府发出善民创字第001号布告，宣布“本县业已解放，地方政权应早建立，现桂东县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工作已告完竣，奉令撤销，随即成立桂东县人民政府，俾便迅速建立民主秩序，恢复生产，进行各项建设，使一切逐步进入新民主主义之坦途……”此时，五岭地委决定撤销桂汝崇资工委。随后，北上先遣队第一、第二大队整编为桂东县大队及乡中队，或转入地方工作，桂东县大队由郭鸣凤任大队长。第三大队在参加攻打汝城下湾等地战斗后，编入湘南支队。第五大队除编入其他大队或转入地方的以外，另一部开赴江西崇义等县活动，后编入崇义县大队。北上先遣队所属各武工队均在此后分别编入湘南支队或各县县大队。
1949年7月下旬，正式公布成立中共湘南地委和湘南支队（实际于是年3月已经成立，仍由五岭地委领导），中共湘南地委统一领导湘南地区党、政、军、民工作。北上先遣队主力编入湘南支队，成为湘南支队主力，“北上先遣队”番号取消。
北上先遣队历时二年，经历了斗争、挫折、再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历史进程。北上先遣队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队伍由不足百人发展到1000余人，以东边山、西边山为依托，在湘粤赣边的桂东、汝城、资兴、酃县、南雄、仁化、上犹、崇义、大庾等地建立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与敌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沉重打击和牵制了敌人，支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南下，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迎接南下大军
1949年8月，湘南支队获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四军解放了江西遂川县的电信后，广大指战员欣喜若狂。湘南地委和湘南支队决定前往江西迎接南下大军。
8月11日，湘南支队副司令员李林率领湘南支队警卫队20多人、桂东县大队大队长郭鸣凤率领桂东县大队120多人，奉命前往江西遂川迎接南下大军。当队伍翻越胸膛山行至桂东与遂川交界的烟筒隘时，发现一股溃散的国民党军，部队立即将敌军击溃，缴获机枪1挺、步枪4支及一批子弹、数匹战马。当晚至遂川的草林宿营。在草林，战士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向群众宣传军队的宗旨，号召人们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
次日，部队继续向遂川城前进，途中与二野四兵团十四军侦察团一部相遇。因联络工作未能跟上，情况不明，各自占领山头作战斗准备，通过联络才消除误会，侦察团热烈欢迎湘南支队和桂东县大队。8月13日，抵达遂川县城，与二野四兵团十四军胜利会师。
在遂川，湘南支队受到南下大军热烈欢迎，十四军军长李成芳热情接待了游击队指战员，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在遂川期间，南下大军部队医院为在游击斗争中负伤的游击队战士郭垂春手术，取出了身上的子弹；把患急病的战士陈先岳送进医院，进行治疗，使其很快恢复了健康。
15日，李林、郭鸣凤等人在第十四军负责同志的陪同下，乘车前往吉安拜会二野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庚将军和兵团的其他领导同志。李林等同志向兵团首长汇报了游击队在湘粤赣边区进行斗争的情况，并表示将全力支持解放大军向南进军。陈庚将军高度评价了游击队，表示在武器装备上给予支持。李林、郭鸣凤等人在吉安停留几天后，回到遂川县城。第十四军又在沙子岭机场举行数千人参加的欢送大会。会后，为改善湘南支队的装备，第十四军给每个战士赠送了一套崭新的军服，换上新枪，另外还送给新式步枪40支、轻机枪8挺、重机枪4挺、六0炮6门、各种子弹120箱。同时派出的一个侦察连护送，将上述武器弹药用21匹骡、马驮回桂东。当队伍行至遂川大汾墟附近的石狮洞时，遭到国民党地方武装肖家壁部的突然袭击，南下大军护送的一个连与湘南支队、桂东县大队迅速组织反击，战斗中三名战士牺牲。8月下旬，湘南支队、桂东县大队回到桂东等地。
桂东县大队回到桂东后，立即向县委、县政府汇报了相关情况。县委、县政府迅速布置开展迎接大军过境工作，按照湘南地委的指示和湘南支队的要求，制订支前方案和筹措粮草办法。并派出人员，沿大军经过路线设立接待站，筹集粮食等生活物资，做好接待大军的准备。
9月中旬，陈赓部的十四军部分队伍由遂川过境桂东。南下大军过境期间，桂东县工委、县人民政府全力以赴，县、乡、村组织支前工作队，层层落实支前工作任务，以最大的热情、最快的速度支援大军南下。桂东人民在新谷未登场、处处有粮荒的情况下筹集粮食189.45吨、柴草4000余担及其他一些物资；并在大军过境经过的桥头、寒口、县城、寨前、沙田等地设置了8个接待站，供应茶水。同时，组织担架队、运输队为南下大军挑运物资。县工委、县政府还派出熟悉地形、道路的郭履裕等人为南下大军作向导；派出小分队下到乡村，帮助地方筹粮筹款，武装保护支前工作的顺利进行。期间，桂东数万群众踊跃支前，不少青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肩负人民的重托，威武雄壮地向广东、广西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