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东党史》中共桂东地方组织在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8月—1937
第 三 章 桂东秋收起义与年关暴动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者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所压倒、所征服，桂东的党组织在逆境中重新积聚革命力量，号召劳苦大众拿起武器，坚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按照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南省委指示，1927年9月，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余部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补充团，于26日智取桂东县城，取得了桂东秋收起义的成功。1928年1月，党组织将在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特务营中尚未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郭佑林、黄奇志等人派回原籍桂东，组织革命力量，策划年关暴动。1月20日，暴动队伍成功夜袭沙田挨户团，取得了年关暴动的胜利。这两次革命斗争的成功，给了国民党桂东当局以沉重的打击，对湘南的革命斗争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桂东秋收起义
一、贯彻八七会议和省委指示精神
为挽救革命，回击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正式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总方针，并把实行领导发动湘鄂粤赣4省农民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专题研究讨论湖南秋收起义问题，作出关于湖南工作的决议。为加强对湖南秋收起义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协助新任省委书记彭公达改组湖南省委，贯彻中央新政策，领导湖南秋收暴动。
八七会议前夕，毛泽东就亲自拟定了《湘南运动大纲》，确定：“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为中心，由此中心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县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军事方面，请中央彭湃同志勿将现在汝城的农军他调……”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与新的省委成员一道认真分析了“马日事变”后湖南的革命形势和经济、政治状况，从实际出发，制定了秋收起义的纲领，正确解决了起义中关于旗帜、军事、农民土地政策等若干重大原则问题。8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湖南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发动，坚决夺取整个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另外组织一个湘南指导委员会，指挥湘南暴动，目的在夺取湘南，至万不可能时，坚决夺取桂东、汝城、资兴三县，建立工农兵政权。”省委经过几次讨论，最后决定以长沙为中心，组织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和安源7县同时起义，其他地方只虚张声势，以牵制敌人。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和领导震惊全国的秋收起义。
在汝城成立的以农军为主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使得国民党新军阀极为惊恐。8月15日凌晨，汝城土匪头子何其朗勾结驻广东韶关的国民党第十六军，分数路对汝城县城和农军驻地进行包围袭击。农军从拂晓与敌人战斗到中午，虽然给敌人以狠狠打击，由于寡不敌众，弹药不足等原因，战斗失利，整个队伍损失惨重，惠潮梅农军几乎丧失殆尽。幸存队伍，几经苦战突出重围，从汝城突围出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余部500人枪经汝城城郊原坊垅、暖水、田庄退至汝城与桂东交界处的濠头一带，在此做短期的休整，师长陈东日决定把队伍缩编为一个团，由何举成任团长。9月中旬，奉叶挺命令，汇集濠头的农军在濠头苦竹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补充团，何举成任团长，于鲲任副团长，任卓宣任党代表，何翊奎为军需长，谢发明为副官长，张遐光为秘书，赖忠坚、朱志刚为书记员，下设3个营，1个特务连。
桂东、上犹、崇义等县，地形险要，交通不便，反动势力比较薄弱，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农军开展革命活动。何举成随即率领部队转移至湘赣边界的桂东、上犹、崇义等地开展革命斗争，并与活跃在湘赣边界的桂东赤卫队会合。当队伍在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的消息后，部队情绪高涨，要求立即举行起义，与其会合；然而当获知南昌起义部队离开江西折向福建长汀等地时，决定另谋出路。9月下旬，奉中央指示折返湘南，以策应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于是，补充团决定先攻打桂东，后进攻汝城。与此同时，补充团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紧罗密鼓开始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通过各种渠道筹备到上万元经费，枪支弹药也得到了补充，其他准备工作也准备就绪。
当时，桂东县长谢宪章因长期受湖南匪首胡凤璋威胁，惶惶不可终日，便派员与补充团联系，希望与之合作，以牵制胡凤璋对桂东掠扰，补充团对此将计就计，表面同意谢宪章的请求，暗中制定智取桂东的战斗方案。
二、举行秋收起义
1927年9月23日，何举成率团以一营为前锋，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补充团”的旗号经江西的上犹鹅形等地向桂东县城进发。进入桂东县城时，国民党桂东县政府不明真相，县长谢宪章以为与补充团联系后，得到了补充兵团的援助，便组织队伍迎接补充团。部队进城后，接到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发动秋收起义的指示：毛泽东带着队伍在湘赣边界已经起义，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现正沿着湘赣边界向长沙进发。并将补充团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就地举行武装起义，然后向资兴、衡阳方向前进。随即补充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何举成任团长，于鲲任副团长，任卓宣任党代表，下设3个营。
9月26日，桂东县政府要员和土豪劣绅设宴款待补充兵团。席间，何举成举杯为号，当即逮捕了国民党桂东县政府县长谢宪章、典狱长谢某（谢宪章弟弟）、团防局局长胡少彬及县政府科长等20多名反动官吏及土豪劣绅。随即，一营攻克县政府，占领县政府办公楼；二营攻克团防局，解除了挨户团武装；三营攻克监狱，打开监狱救出郭振声、邓声掷、邓维新、邓少豪、扶宝林等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农运骨干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释放了无辜的群众。队伍攻占县城后，打出早已准备好的缀有斧头、镰刀，书有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旗款的红旗，宣布起义。接着，没收国民党桂东县政府和反动官吏财产，烧掉了桂东县城的牢房，取得了桂东秋收起义的胜利。
随后，遵照中共湖南省委指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向汝城挺进。部队经过桂东寨前时，火烧了大土豪邓满娴的房子；行至沙田，召开公审大会，在沙田牛堆里处决了在县城逮捕的4名制造白色恐怖的反动科长。夜行途中，桂东团防局长胡少彬被看守何宗雪（原胡的部下）私自放走逃脱。
9月28日，部队进入汝城濠头；29日凌晨，部队经暖水向汝城县城进攻，顺利占领了汝城。30日，何其朗率宣抚团等汝城反动武装向起义部队组织反扑，部队因疲惫不堪等种种原因，以致战斗失利，二师一团激战后只得放弃汝城，仓促撤退至与资兴交界的瑶岭。部队撤退时，将国民党桂东县县长谢宪章和汝城县清党委员何沛霖处决于虎头寨脚。
11月，朱德在湘南与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就建立反蒋统一战线问题达成协议，朱部在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原则下，与范部建立了了暂时的合作关系。不久，国民党第十六军中秘密的共产党员韦昌义前来与二师一团联系，介绍了朱德和范石生建立反蒋统一战线的情况，要求他们接受改编，以便补充给养，保存革命力量。何举成等研究后，同意改编，并带领部队来到广东乐昌，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特务营，何举成任营长，黄文灿任副营长，移驻广东韶关一带。后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队伍会合。
桂东秋收起义成功，实现了中共湖南省委制定的秋收暴动计划，对后来的武装斗争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二节 桂东年关暴动
一、策划年关暴动
1927年11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积极贯彻中央关于组织武装暴动的指示精神，制定了《湖南省委暴动计划》、《湖南省委暴动政纲》，指示各地立即发动乡村暴动、集市暴动，准备举行全省第二次武装暴动。11月26日，朱德在汝城主持召开联席会议，部署湘南暴动。随即党组织决定将在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特务营中尚未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郭佑林、黄奇志等人派回原籍桂东，策划年关暴动。
郭佑林、黄奇志等从广东韶关回到桂东后，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立即开展年关暴动的准备工作。他们以东洛小水坳刘福来家为联络点，采取各种方式联络革命力量。不几天，便与由刘雄领导的、在江西上堡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的桂东赤卫队共40余人取得了联系。后又联络了原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驻汝城濠头的赖鉴冰等人，挖出埋藏在地下的15支步枪充实赤卫队，并以此作为暴动的主力。另一方面，他们又采取亲串亲、邻邀邻的方式发动和组织群众，在沙田、东水、东洛、贝溪等地秘密串连刘松生等近百名青、壮年农民，作为暴动预备队。同时，想方设法收集枪支弹药，多方筹集经费。
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年关暴动如箭上弦，一触即发。郭佑林、黄奇志等经过认真地分析和比较后决定首先攻打沙田，然后再伺机歼敌。因为，第一，沙田是湘赣边界的主要集镇之一、桂东的南大门，地势险要，利于攻守，便于退却，打下沙田可以扩大政治影响，激励人们的斗志。第二，沙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大革命时期，沙田地区建立了党的组织，成立了区、乡、村农民协会，组建了农民自卫军，工农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程度较高、思想基础都比较好。第三，“马日事变”后，农运期间逃亡衡阳的土豪劣绅何鉴卷土重来，网罗一批流氓地痞、赌徒恶棍拼凑反革命武装挨户团，对人民进行镇压，罪行累累，群众称他为“何屠夫”。何鉴由于死心踏地为反动派效犬马之劳，因而获得国民党桂东县长吴愚山的赏识，取得挨户团副主任的职务，并以封疆大吏的身份镇守沙田。攻打驻沙田的挨户团，狠狠打击一下为虎作伥的何鉴的反动气焰，既顺民心，也合民意，肯定能得到广大群众的鼎力支持。因此，选择沙田作为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取得暴动成功的把握性较大。
二、夜袭沙田挨户团和年关暴动的胜利
1928年1月20日（农历1927年12月28日）晚，参加暴动的全体人员齐集普乐的东水。郭佑林、刘雄、黄奇志等向全体赤卫队员进行战前动员，号召大家服从指挥，团结战斗，勇猛杀敌，打好这一仗，活捉何鉴，为百姓申冤，为革命烈士报仇。同时，对整个战斗作了周密的部署。晚饭后，参加暴动的队伍在郭佑林、刘雄、黄奇志等率领下，手持武器，胸佩红布条，悄悄地分三路从东水出发，乘夜色向沙田墟奔袭。抵达沙田后，按照原定部署，各战斗小组迅速进入战斗岗位，将沙田挨户团驻地——乡学里严严实实地包围了起来。午夜时分，对挨户团发起攻击。在摸掉岗哨后，按原定计划分头进攻。顷刻间，枪声大作，杀声震天。预备队员也大声呐喊，以壮声威，并在铁皮桶里燃放爆竹，迷惑敌人。还在睡梦中的挨户团丁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呐喊声吓懵了。他们惊慌失措，瞎碰乱闯，夺路逃命，逃跑不成的只得举起双手乖乖地交枪投降；那些负隅顽抗者，则当场毙命。不久，战斗结束。这次战斗，暴动队伍无一人伤亡，毙敌、俘敌18人，缴枪13支、子弹3箱及其他一些军需物资，取得了年关暴动的胜利。
然而，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地打扫战场时，却不见挨户团头目何鉴的踪影，人们分头仔细搜索也不见其人。此时，有一俘虏说，何鉴逃跑了。原来战斗打响后，由于暴动队伍攻势凌厉，锐不可挡，挨户团根本无法招架，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何鉴见势不妙，趁着黑夜，改换妆束，被把守后门的暴动队员、曾得过何鉴好处的李业勤私下放跑。暴动队员和前来助战的群众对何鉴的漏网甚为愤慨，个个怒不可遏，一齐向何鉴的家中涌去，破仓出谷，没收其不义之财分给劳苦大众。
21日，暴动队伍回到东水。鉴于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及物资给养问题，决定留下60多名队员作为常备战斗员，以加强桂东赤卫队的力量；其余的暂时回家，待命行动。随后，由刘雄为队长，赖鉴冰为指导员，带着队伍撤至上、下庄的小排里。在江西的冬瓜棚深山寮过年后，在横河十八垒及新地一带活动。此后，以东洛的古颡洞等地为依托，坚持斗争，相机打击敌人。
漏网的何鉴，贼心不死，时刻寻找机会报复。1928年2月，何鉴纠集二三百人枪，气势汹汹地向驻在普乐上下庄的桂东赤卫队直逼而来，妄想一举歼灭。在赤卫队的有力还击下，何鉴所部丢盔弃甲，损兵折将，没占到一点便宜。随后他又率部改为尾追跟踪，跟踪40多天后，仍一无所获，只好徒劳而返。
沙田年关暴动的成功，给了国民党桂东当局以沉重打击，为响应湘南年关暴动打响了胜利的一枪。此后，以沙田年关暴动队伍中的骨干力量为主体的桂东赤卫队，不畏艰难困苦，转战湘赣边区，坚持与敌人斗争。
第 四 章 工农红军转战桂东
八七会议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在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受挫后，率领保存下来不足千人的秋收起义队伍向湘赣边界的农村转移，在粉碎敌人多次“围剿”后，于1927年10月到达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在掩护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转移后于11月下旬转战桂东，在桂东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3月底至4月初，为策应湘南起义，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到桂东开展革命活动。4月3日，毛泽东在沙田向工农革命军正式颁布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律的颁布，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对于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8月，红四军主力攻打郴州失利后，朱德、陈毅率领部队转移至桂东，领导桂东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组建革命武装。8月19日，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三营进入桂东迎返红四军主力回师井冈山，部队于9月26日到达井冈山。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保存了红军的主力，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力量，使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进入了新的局面。
第一节 工农革命军开进桂东
一、工农革命军一师一团三营进入桂东
1927年9月19日，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队伍到达浏阳文家市，毛泽东在此召开了前委会议，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形势，认为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敌人的主要力量在中心城市，目前攻占中心城市已不可能。会议最后决定起义队伍经萍乡退往湘南。29日，毛泽东在江西永新三湾村对不足千人的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将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辖第一营和第三营，全团缩编为七个连。10月下旬，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沿湘赣边界向井冈山进军，于22日到达江西遂川县的大汾，次日清晨遭到地主武装——遂川靖卫团肖家壁部三四百人的突然袭击。由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领导担任前卫的第三营，迅速地向敌人发起猛烈冲击，夺回了几个山头。与此同时，毛泽东指挥团部、一营和特务连巧妙地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绕到敌人的背后，与三营一起夹击敌人，战斗异常激烈。在战斗中，三营与团部失去联系。战后，毛泽东率团部和一营及特务连经黄坳等地进入井冈山西面的荆竹山，与王佐派来迎接部队上山的代表相会；27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进驻茨坪。从此，开始了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摆脱敌人的追击后，在张子清、伍中豪率领下向南转移，经江西上犹鹅形到达崇义上堡。此时，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队伍，由广东进入崇义县在上堡一带开展革命斗争。二支部队会合在一起参加了上堡的整训。
为建立反对蒋介石的统一战线，朱德亲赴汝城与范石生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进行谈判，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商定：朱德所部暂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0团的番号；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部队暂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一团番号。由十六军先拨1个月薪响；每支枪配200发子弹，机枪配1000发子弹；损坏的枪支，由军部军械修配所尽先修理。
1927年11月下旬，营长张子清化名陈彬，副营长伍中豪化名武钟浩，以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一团番号为掩护，进入桂东，并向桂东县城挺进。驻守城防的国民党警卫队士兵，见大队“国军”朝县城开来，以为是前来驻防的军队来了，便飞快地跑进县衙向县长张镇藩报告。张镇藩得到报告后，心存芥蒂，但又不敢怠慢，只好连忙偕同几个科长和其他县府官吏前来迎接。随后，三营驻县城考棚里。
桂东县商民协会按县长张镇藩的旨意，推选黄子斌、周学忞、李小吾、谭雅等人在县城城隍庙设立招待处，为驻防“国军”筹备给养，黄子斌为主任，他们分工负责为部队筹备所需的粮食、油、盐、柴、菜等生活必需品。当时，部队所携带的钞票，尚不能在桂东市场上流通使用，招待处向各商店讲清，先将钞票收下，然后由招待处统一到银行兑换。
二、工农革命军一师一团三营在桂东的革命活动
三营在桂东期间，张子清主持在县城三侯祠召开会议，筹备组织工会、农会、商会，参加会议的有祝尧臣、周学忞、黄子斌、谭雅、邓声掷等10余人。利用国民党桂东当局尚不明真象的有利时机，发动青年参加工农革命军，县内有吴焱生、李自仁等20余人参加革命队伍。他们还协助中共桂东地方组织进行扩建、并帮助整顿了桂东游击队。同时成立了桂东县烟酒督禁处，谭雅为处长；组织清查慈善产款委员会，由周学忞等人任委员，开展烟酒督禁和清理慈善产款的工作。
三营进入桂东后，桂东县长张镇藩一直对这支部队心存疑虑，于是派出人员进行侦探、监视。发现这支队伍士兵的内衣不完全是国民革命军的军衣，他们的言行举止与国民党军有很大区别，作风正派，纪律严明。张镇藩获悉情报后，知道上当了，于是带着家眷和政府部分官吏，趁着夜深人静，匆匆忙忙逃至寒口虎形，不敢露面。
张镇藩逃跑后，张子清一面派绅士陈少如等前往寒口找张镇藩进行交涉，要他交出印章；另一方面召开会议，委派祝尧臣为县长。祝尧臣家境贫寒，教过私塾，平时接近工农，在农民运动中带头组织农民协会，与二都劣豪所把持的假农会对抗，带领群众打土豪、斗劣绅，对农民运动作过很大贡献，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和影响。
与此同时，工农革命军分头行动，深入城镇农村，发动群众斗争土豪劣绅，打击封建势力，分发土豪的浮财，打开谷仓救济贫苦百姓，打开监狱放出革命人士和无辜群众，大造革命舆论，宣传革命道理。
三营在桂东期间，正值湘、粤、桂军阀混战，已上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利用湘边界敌人兵力空虚这一有利时机，攻占了茶陵。12月下旬，军阀混战结束后，湖南国民党军吴尚部派出其主力独立团加上醴陵、攸县、安仁等县地主武装进攻茶陵县城，驻茶陵的工农革命军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于是，通知在桂东游击的三营赶赴茶陵参战。临行的头天晚上，张子清等召集桂东的一些豪绅到义勇祠开会，祝尧臣作为地方负责人同时参加。在会上张子清等人说明，队伍奉命即将开拔，要求代为筹集一些物资和费用。会后，祝尧臣等人马上行动，筹得部分款项给工农革命军。
第二天早饭后，部队集合，烧掉了县衙门，然后从西街直下，行至关帝庙时，把陈舜韶、胡秉初等4人押到庙外刑场，执行枪决；将黄子斌、周学忞等释放回家。部队离开桂东时，城内、城外张贴了许多标语，落款都为工农革命军。三营经桂东槽里、酃县抵茶陵，与一营一道立即投入反击吴尚部独立团和地主武装的战斗，由于敌强人弱，工农革命军主动撤出战斗。茶陵战斗结束后，三营与一营一起于12月28日回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归还建制。
第二节 毛泽东率部进入桂东策应湘南起义
一、大岭坳痛击挨户团
1928年3月上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还处在初创之时，根据深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的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湘南特委派宣传部长周鲁到井冈山，传达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精神，指责毛泽东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生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并将前委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毛泽东改任师长，强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进军湘南，策应湘南起义。
3月中旬，除留下少部分武装坚守井冈山外，毛泽东率主力部队向湘南进军。下旬，毛泽东得知湘南起义部队向湘赣边境转移的消息后，立即分兵两路前往接应，何长工、袁文才率领第二团向资兴、郴州方向前进，相机阻击尾随起义部队之敌；而毛泽东、何挺颖、张子清则率领第一团向桂东、汝城方向挺进，阻击粤北进犯之敌。
3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由酃县的中村进入桂东四都境内；29日，部队到达四都暖水。桂东县赤卫队队长刘雄得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奉命从井冈山前来策应湘南起义取道桂东时，立即带领队伍从江西上堡出发，爬山涉水，日夜兼程，赶来迎接，正好在此与工农革命军会合。刘雄向毛泽东汇报了赤卫队情况，以及国民党桂东当局兵力布防情况，当听到桂东只有几百个人的挨户团和早在一个月以前从穷苦百姓家强令征募而来的近千名“灶头勇”（指由每户抽一丁编成的武装）在大岭坳堵截时，毛泽东便有了主意。当日晚，工农革命军派李却非协助桂东建立了党的组织。
国民党桂东县当局获知到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已经到达酃县中村、准备进攻桂东的消息后，立即命令负责县内防务的挨户团团长率领挨户团和“灶头勇”，到距县城30多公里的大岭坳构建阻击工农革命军的工事。
位于贝溪与四都交界的大岭坳，是四都至沙田的必经之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30日清晨，趁敌人未醒，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张子清等指挥下，由桂东赤卫队引导绕道迅速占领了制高点，展开强大政治、军事攻势分化瓦解挨户团与“灶头勇”。为保护从穷人家征募而来的“灶头勇”，毛泽东命令部队把枪口描准穿清一色黄色制服的挨户团狠狠打击，对穿便服的“灶头勇”则手下留情。战斗一开始，挨户团便被打得溃不成军。何鉴率领的挨户团很快被击败。待何鉴收拢残兵败卒一清点，挨户团十剩其一，而拉夫凑数的灶头勇却一无所失，个个安然无恙。大岭坳这一仗，让“灶头勇”们真真切切看到，共产党确实是保护穷人，为穷苦人民打天下，不少“灶头勇”随即加入了工农革命军。
当天下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经贝溪顺利到达沙田墟，师部、团部设在万寿宫。部队途径贝溪南边时，老百姓设立茶水站，欢迎工农革命军的到来。
二、组织发动群众起来革命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团进入桂东沙田墟时，举目所及，偌大的墟场冷冷清清，家家店门紧闭，户户门前落锁。未走的老人，看到部队入墟后，也惶恐不安，躲在门缝后面往外窥视。通过几个战士向几位老人了解，原来是国民党桂东当局和土豪劣绅大肆造谣，污蔑工农革命军是“土匪”，见屋就烧，见物就抢，见人就杀；不杀的，也要在脑门（即额头）上打一个火印，且越洗越明，说明你已经从了革命军；凡从革命军的人，“国军”回来后，就要象去年镇压农民运动时一样打“暴徒”。群众不明真相，非常害怕。当挨户团灶、头勇去大岭坳阻击工农革命军时，沙田墟的群众就躲进了深山老林或附近村庄隐藏起来。
毛泽东得知这些情况后，派员找到地方党组织的人，亲自了解当地情况，分析现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就已经知道沙田的工农群众富有革命斗争精神，当年的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马日事变”后，组建了农民赤卫队，拿起了枪杆与反动派开展斗争，前不久又进行了沙田年关暴动。于是，毛泽东决定在沙田组织、发动群众复兴沙田工农革命运动，推动桂东乃至整个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
3月30日晚，毛泽东在沙田万寿宫召开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的负责人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就要把桂东拿到手，把桂东作为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个前哨。会上决定以班、排为单位组织宣传队，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消除群众顾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建立工农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和做好军队筹款工作。会后，宣传队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打着红旗深入乡、村，出告示，写标语，进山喊话，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在农民家里，他们帮助群众挑水、扫地、舂米、推磨，与群众促膝谈心、交友，消除群众顾虑。在地方党组织和原来的农运骨干、积极分子的协助下，很快地就把那些进行过反攻倒算和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又揪了出来。群众很快被发动起来，躲在外地及深山老林里的人，都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中，投入到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大潮之中。不几天，沙田一带就传开了这样一首歌谣：
斧头砍断寄生柴，革命军专打反动派；
工友农友团结紧，革命胜利来得快！
3月31日，正值沙田墟赶集日期，工农革命军在此召开群众大会。上午10时许，沙田戏台下人山人海，戏台台柱上贴着一幅苍劲有力的红纸对联：“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新社会建设灿烂光明。”墟场的墙壁上到处贴着“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推翻国民党统治！”等标语。毛泽东登上戏台，向向广大群众发表演说，他先问大家世上什么人最多，是穷人多还是富人多？接着，以极为生动而又通俗的话语，讲解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讲述工农革命军的性质和共产党的革命宗旨。他指出，中国四万万同胞，大多数是穷人，人多力量大，只要团结起来，革命只会胜，不会败。号召穷苦工农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自己的政权，坚持与反动派斗争到底！
3月31日晚，毛泽东又在万寿宫中厅主持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桂东部分区、乡、村的工农代表，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农民赤卫队负责人，以及工农革命军的部分负责人。在听取了各方代表的情况反映后，毛泽东对“马日事变”后湖南革命斗争形势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指出：“只有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和工农武装，才能夺取革命胜利。”并对怎样去争取群众，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兵政权，组织赤卫队等重大事项，作了非常详细具体的讲述。要求把土豪劣绅的土地、财物、粮食等分给农民，解决贫苦农民目前的生活困难，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政策。同时批评了中共湘南特委要求乱烧乱杀的错误。
在万寿宫召开的工农兵代表会议上，成立桂东县工农兵政府（后改称桂东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农工部、财政部等，同时成立中国共产党桂东县委员会。根据工农兵代表要求，毛泽东决定：把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三营八连党代表陈奇留下来，担任桂东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中共桂东县委书记。
4月1日，毛泽东来到沙田墟同益布店门前与群众亲切交谈。他用学来的“老表”这个湘赣边界平辈间的称谓称呼群众，使人感到格外亲切。用“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把筷子折断难”的比喻，启发群众团结起来闹革命；用“天下乌鸦一般黑”来形容国民党和各地土豪劣绅都一样地压迫穷人，剥削穷人；用李闯王闹革命、农民不纳粮的事例号召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土豪劣绅。同时，毛泽东还向群众宣讲工农革命军是工人农民的队伍，是为穷苦老百姓谋利益的，不抓壮丁，不打穷人，不调戏妇女，不强买强卖，欢迎“老表”们都来参加工农革命军。毛泽东声音宏亮，幽默风趣，深入浅出地向这些老实巴交的山区人讲述革命的道理，句句说在听众的心坎上，大家一听就懂，心悦诚服。
4月2日，工农革命军在沙田墟后的晒布堆召开开展土地革命的群众大会。沙田一带的工农大众，胸前佩着红布条，从四面八方涌进晒布堆的草坪里。10时许，毛泽东在桂东县工农兵政府主席陈奇陪同下步入会场。毛泽东向近万名群众作了关于开展土地革命的动员报告。讲述了为什么要开展土地革命和如何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并号召人民大众在工农兵政府领导下，积极投入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会上，工农革命军把缴获土豪的铜元、衣物等分发给到会群众；枪毙了给敌人通风报信、杀害革命军战士的反革命分子郭老保，还把几个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揪到台上示众。台下群情激愤，一片欢腾。高喊“打倒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统治！”、“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会后，群众立即行动了起来，掀起了土地革命的热潮。在运动中，有人提出不给土豪劣绅分田，还有人提出要烧掉土豪劣绅的房屋。毛泽东得知后，及时制止了这些过左言行，他开导农民说：“田，还是要分，只是不分好田。烧房子有什么用？我们革命，要消灭的是反动势力，是封建思想。房子留下来，还可以办学堂嘛！”此后，沙田一带二十多个乡、村，开展了分配土地运动。
三、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工农革命军创建之初，队伍的成份较为复杂，既有工人、农民，也有小资产者，还有少数游民无产者及部分从旧军队中过来的人。这些，自然给部队带来了某些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游击习气、军阀作风等。也由于工农革命军新建不久，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再加上“左”倾盲动错误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因此，在艰苦的环境中，一些人纪律观念不强，作风不正，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烧杀行为也不时出现，随随便便拿老百姓的东西，睡了老百姓的门板不给上好，用了农民的稻草不给捆好，行军途中随意拉伕挑自己应背的行李，打骂百姓和士兵的现象也还没有绝迹，打胜仗后将缴获的东西进了私人腰包，如“打开茶陵后，缴到很多钱，可是拿的被拿走了，丢的丢掉了，公家并没有得多少，影响很不好”。如此等等，致使军队与地方、军人与百姓、军人与军人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发生了一些纠葛。因此，加强纪律教育，完善革命纪律，克服不良倾向，就成了关系到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关系到工农革命军成长壮大的一个重大问题。
如何建设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使部队纪律严明、团结统一、战斗力强，深受群众的拥护和欢迎，毛泽东为此不断地进行努力。1927年10月24日，工农革命军从江西遂川的荆竹山向井冈山进发，毛泽东在动员讲话中就要求大家上山后，一定要与山上的群众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并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分兵下乡发动群众时，针对部队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通过这些，收到了一定成效，工农革命军的纪律有所加强，遵守纪律，爱护群众的良好风气开始逐渐形成。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工农革命军的纪律仍然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部队进入桂东境域后，就在四都的东水、西水烧土豪的房子时，殃及到旁边穷苦百姓的房屋。打土豪时，因调查研究不够，曾出现误将老百姓新媳妇的嫁奁当作土豪劣绅的财物，准备加以没收。一些老百姓因对工农革命军缺乏了解，一见军队就跑，结果个别农民被当作逃跑的土豪劣绅抓了起来，甚至连给挨户团队长做木工的手工业工人也被抓走。在抓土豪劣绅时，也曾出现抓错人的现象。这些，虽说是个别的情况，而且一经发现就很快得到了纠正，但仍然在某些人中造成了错觉，引起老百姓的不安，甚至不满。再加上反动政府、土豪劣绅的造谣破坏、胁迫恐吓等原因，工农革命军刚进到沙田墟时，这个有百来间店铺的山区小镇，家家关门，户户落锁，大多数居民躲到乡下或进了深山，偶尔见到的都是一些老态龙钟者或未成年的小孩。部队在了解到上述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组织宣传队，深入附近的农村进行宣传，通过写标语、出告示和进山喊话，动员群众回家。同时与中共桂东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密切配合，开展工作。在工农革命军内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批评乱烧房屋和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通过这些，解除了群众的疑虑，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不攻自破。躲在附近乡下和山里的群众，很快地回到家里，沙田墟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景象。
1928年4月3日上午，工农革命军指战员高擎红旗，整整齐齐地列队站在沙田墟后的老虎冲三十六担坵。湘赣边区游击队和沙田一带的农民赤卫队等也来到会场，站在工农革命军的旁边。身着灰布军装的毛泽东在桂东县委书记陈奇的陪同下，登上临时搭起的讲台，向工农革命军进行纪律教育。他总结了建军以来的经验，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革命特点，特别强调加强纪律的重要性，随后，扳着手指逐条逐条地向工农革命军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将原来的三条纪律改为三大纪律，将三条纪律中的第二条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三大纪律是：
第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六项注意是：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
五，借东西要还；
六，损坏东西要赔。
毛泽东还逐条逐句进行解释，讲述没有纪律就不成军队，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打胜仗，没有人民的支持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要求大家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团结奋进，步调一致地去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颁布后，军队官兵严格执行。毛泽东亦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沙田江湾村沃水农民吴步元的儿子吴先林（焱生），在三营游击桂东时参加了工农革命军，后来当了毛泽东的警卫员。这次随部队从井冈山回到沙田，吴步元因家庭困难不大愿意儿子再离开自己，想把儿子留下来。当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带着警卫员到吴家进行访问，与吴步元促膝谈心，启发他的阶级党悟。临走时，还解囊相助。最后吴步元同意了其儿子继续跟毛泽东闹革命。
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工农革命军指战员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当作行动的准则，时时处处都认真贯彻执行。当时，工农革命军的一个班进驻贝溪南边村，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宁愿自己多吃苦、多受累，也不给群众添麻烦。仅管天气寒冷，全都集中住在老百姓的厅堂里，地上铺着从老百姓家中借来的门板、稻草，盖的是随身携带的薄薄棉絮。虽然整天忙碌，睡得很晚，但第二天清早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稻草捆好，把门板上好，把地打扫干净。同时还挤出时间，为老百姓挑水、劈柴等。该班离开南边时，见住户郭大洪家里穷，还送给他棉絮和毯子。工农革命军遵纪爱民的行动，受到群众的交口称赞，都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为了保证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贯彻执行，工农革命军还制定了纪律检查制度。部队离开沙田前夕，普遍进行了纪律检查，发现问题立即进行纠正。在文昌村，有个老人反映：部队借用他家的一口水缸漏水了。检查组一看，这只水缸的上部有一条细细的裂缝，只在装满了水以后才渗水，部队借水缸时没有察觉。虽然如此，还是作了赔偿。不久后，“红军纪律真严明，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的歌谣，在桂东的城镇农村广泛地流传开来。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为建设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指明了方向。它的正式颁布使工农革命军的纪律大大增强，步调更趋一致，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促进了对敌斗争的开展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并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寒岭界大捷
1928年4月6日清晨，工农革命军一师一团在毛泽东、张子清等率领下，按计划往南向汝城进军。行军至沙田径口时，接到侦察兵报告，寒岭界已被汝城何其朗的地主武装重兵把守。
寒岭界是桂东沙田通往汝城的唯一通道，海拔高度达900余米，距沙田5公里，山高路险，林密草深，右边是荷洞坳，左边是老虎垅，与中间的凉亭坳形成品字形，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当汝城的地主武装头子何其朗获知毛泽东、张子清等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要进军汝城的消息后，立即带领1000余人的汝城宣抚团在寒岭界构筑工事，进行布防，分别占据了寒岭界左边的老虎垅、右边的荷洞坳的山头及它们中间的凉亭坳。并砍下一些大树，横七竖八地置于登山的羊肠小道上，设置路障。同时，他还纠集桂东、汝城的挨户团驻守在寒岭界南麓的石坳、开山、白泥坳一带进行防堵，妄图阻止工农革命军向南进发。
面对敌人已扼守要冲和严防死守的情况，毛泽东立即命令部队原地休息待命，并迅速召集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研究、制定作战方案。最后决定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避实就虚、正面突击、迂回包围的战术，痛击顽敌，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会后，团长张子清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他着重指出：这一仗是毛泽东在沙田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出工农革命军的威风。要求全体指战员必须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命令，发扬坚决果敢、顽强拼搏的精神，步调一致地去夺取胜利，掩护湘南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同时，对战斗进行了周密部署：一营二连担任主攻任务，直取凉亭坳；三营从左翼攻取老虎垅；一营一连和三连从右翼攻占荷洞坳。形成两侧包抄、中间突破之势，击溃何其朗的宣抚团。与工农革命军同行的桂东地方武装——湘赣边区游击队配合作战，并担任向导。
上午八时许，细雨纷飞，大雾笼罩着寒岭界及附近山头，工农革命军趁着弥漫的大雾，按照战斗部署，迅速向前推进，抵达指定地点，等候攻击命令的下达。战斗打响后，三路队伍同时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何其朗的宣抚团不知工农革命军的虚实，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弄得昏头转向，胆颤心惊。宣抚团很快乱了阵脚，纷纷往后退缩。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工农革命军已从左、右两侧包围过来，退路即将被截断时，更是惶恐万分，无不争先恐后地逃命。不到两个小时，战斗结束。宣抚团溃不成军，损失惨重，满山遍野都有他们丢下的枪支、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工农革命军在无一伤亡的情况下，取得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正式颁布后第一仗的全胜，然后三路队伍会合于开山，直奔汝城方向而去。湘赣边区游击队在完成配合作战的任务后，留在桂东等地开展游击斗争。
第三节 毛泽东率部来桂东迎接 红四军主力回师井冈山
一、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转移至桂东
1928年4月底，朱、毛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陈毅。5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1928年7月，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攻占酃县后，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派往边界的特委书记杨开明，坚持湖南省委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向湘南发展的意见，把红军拉去攻打郴州，结果先胜后败，撤离战斗，导致红军二十九团几乎丧失殆尽。
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攻打郴州受挫后，朱德、陈毅率二十八团及二十九团余部向资兴、汝城、桂东方向转移。中共桂东县委领导的湘赣边区游击队闻讯后赶至汝、桂边界的南洞迎接，配合红军行动。8月3日下午，部分红军从汝城进入桂东沙田，在沙田老墟里与桂东县清乡总队进行了激烈战斗。桂东县长吴愚山指令清乡委员会，“速派人往酃县大军处乞援。”8月5日，红军一部又在沙田等地与桂东清乡总队特务队的二个排进行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桂东县长兼清乡总队长吴愚山“因援军急切难至”，退至酃县境内待援，龟缩于酃县下村等地。
红军大队进入桂东沙田、普乐一带后，将军部和前敌委员会设在东水老屋里，朱德等亦住东水老屋里。把军部医院设在东水塘下，对内医治伤病员，对外为百姓看病、治病。并在东水老荷汾设立兵工厂，修理枪炮，生产五响步枪、台铳、鸟铳等武器。所属各部分别驻于沙田、普乐、东水、新坊一带。
8月13日，红四军进驻沙田以后，对部队进行了整编队伍，将二十九团归队的100余人和军部特务营编入二十八团。部队在进行整休期间，积极开展地方工作，派出部队军政人员深入沙田、寨前、新坊等地组建苏堆埃政府，发动群众再次分配土地，建立党的组织，在普乐等地发展党员，成立党支部。
二、红四军沙田党代表大会和士兵代表大会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后，特别是红四军成立之后，由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政策、策略的正确，地形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不仅一致，于是才有4月至7月四个月中的各次胜利。”但有些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与统治阶级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使边界与湘南同归失败。”①
1928年7月，由于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机械执行省委命令，附和由宜章农军组成的二十九团欲回湘南家乡的情绪，把红军从酃县拉往湘南，导致红军主力昌进湘南，遭受重大损失。红军大队进驻桂东沙田、东水一带其间，又发生了第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的事件。8月8日，袁崇全把队伍由桂东沙田带至江西上犹县的鹅形墟、营前一带滞留，意在脱离大队往江西作土匪或投降敌人。袁的叛变，给部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二十九团的解体，在指战员的心灵上蒙上一层阴影。而原不愿往湖南欲往赣南的二十八团也有一些损失。一些人有怨言，不时出现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言行。整个队伍虽向罗霄山脉靠扰，但滞留桂东，举棋不定。再加上盛署远征，远离根据地，得不到群众的大力支持，疲惫不堪，有时连饭也吃不上。一些人怪话连篇，出现了个别开小差的现象。为挽救这支队伍，红四军前委决定对部队进行一次整顿，以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清除“左”的影响，统一认识，振奋精神，稳定军心。因此，选择适当时机召开相关会议，讨论并决定一些问题，成为了摆在红四军面前的一次重要任务。
8月16日（或17日），红四军前委在沙田万寿宫召开红四军党代表大会，即红四军第四次党代会。大会由何长工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朱德、陈毅、王尔琢和营连两级党代表。党代表们认真分析总结冒进湘南攻打郴州受挫，导致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控诉了左倾机会主义者把队伍强行拉往湘南的罪行。对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只知形式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进军的命令，致使红军大队失败，对其提出了质问，一致要求湖南省委给杜修经处分。会议针对部分官兵中政治动摇，情绪悲观，逃避斗争，害怕艰苦，向往城镇，不甚团结等错误倾向作出了加强纪律、坚持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政治纪律决定。
红四军党代表大会结束后，紧接着又在沙田万寿宫召开士兵代表大会。大会由军参谋长兼红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主持，朱德、陈毅、何长工等和士兵代表参加会议。在大会上，朱德、陈毅在讲话中回顾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天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天深入，红军和赤卫队一天天壮大的大好形势，分析了冒进湘南受挫的原因和教训，以及部队目前的困难处境；对“第二十九团官兵因政治动摇，欲回家乡，不受约束”而“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等问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认真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表示愿意接受处分。同时，严肃地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不顾军委、特委决议，把部队强行拉到湘南的错误。最后，朱德指出：只有重上井冈山才能保存和发展这支部队，才能扭转目前存在的被动局面。
开完士兵代表大会，将从地方武装和贫苦青年中招收的500多名新兵编入队伍，大大充实了部队力量，从组织上为部队返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了准备。8月18日，二十八团一营在陈奇率领的湘赣边区游击队的引导下，占领了桂东县城。
①《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三、毛泽东率部进入桂东迎接红四军主力
8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带着省委指示信来到湘赣边界，命令红军向“湘东发展”，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要红军“毫不犹豫”地执行。毛泽东接信后，马上在永新的九陂村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不接受湖南省委的错误主张，会议开到深夜。会议途中，一个叫贺礼昌的为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挑伙食担子的农民，匆匆来到会场，向毛泽东报告了南征部队在郴州失败的消息，并说他们损失一个团的兵力，已退到桂东，正在整休等。红军主力兵败湘南的消息使会议主题为之一变，经紧接商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率领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湘南迎返红军大队，留三十一团一营、特务连和袁文才、王佐部队在井冈山坚持斗争。
第二天，毛泽东率三十一团第三营从江西永新九陂村出发，经酃县与遂川、桂东三县交界处进入桂东黄洞，于8月19日到达桂东县城，与此前一天占领桂东县城的二十八团一营会合，毛泽东寓县城唐家大屋。二十八团一营立即派人送信给军部，报告毛泽东率部来桂东迎还红军大队的消息。同时，三十一团三营与二十八团一营和湘赣边区游击队一道，在县城周边的肖家、草堂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并在县城城隍庙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群众大会，中共桂东县委书记陈奇主持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号召工农商学兵各界人民团结起来，开展革命斗争，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建立新中国。接着对县苏堆埃政府进行了整顿，充实了领导骨干，再次拨枪支、子弹充实湘赣边区游击队，派何理（礼）文任该队党代表。期间，毛泽东还到陈奇家进行了访问。
朱德、陈毅接信后，急速从沙田出发。8月22日晚，朱德、陈毅等来到唐家大屋，与毛泽东会合。当晚交换了分兵以后的各自情况。
四、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红四军主力回师井冈山
8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县城唐家大屋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伍中豪、林彪、罗荣桓、龚楚、胡少海和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等人。会议就各自分兵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初步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会上批判了“左”的错误路线，回顾了冒进湘南的深刻教训，议决红军主力重返井冈山。省委代表杜修经在会上作了初步检查，承担了责任。
当会议进行到中途时，国民党军吴尚部阎仲儒师以3个团的兵力，加上桂东挨户团，分数路向县城发动猛攻，将二十八团一营和三十一团三营从中隔开，会议即时中止。二十八团一营和三十一团三营，分别抢占有利地形，击退敌军多次进攻。在毙伤敌军200多人后，撤出战斗。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期间，湘赣边区游击队进入城西的高塘坳，担负向酃县方向的警戒任务，当敌军进攻县城时，在陈奇的率领下，集中火力进行阻击，歼敌一个先头连的大部分后，又迅速转移到县城的三台山一线，配合红四军二十八团一营和三十一团三营作战，为参加前委扩大会议的领导人转移赢得了时间。三十一团三营撤出战斗后由伍中豪带领，经寒口等地开往遂川高排，后取道鹅形等地返回井冈山。毛泽东等与二十八团一营、游击队分两路向寨前转移。在此期间，因陈奇英勇善战，指挥得当，率领游击队配合红军掩护毛泽东、朱德等转移，至今民间还流传“朱德、毛泽东，陈奇打先锋”的歌谣。
23日晚，会议转移至离县城25里的寨前墟的杨岸继续举行，会议决定由杜修经、龚楚组织中共湘南特委，杜修经为书记，领导桂东、资兴、汝城等县委及游击队，开展湘南方面的工作；同时决定取消由湖南省委任命的前委，另组行动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议决红军主力经崇义、上犹重返井冈山。
此次会议，在思想上批判了“左”的错误路线，统一了经红军主力重返井冈山根据地、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认识；在组织上组建了湘南特委，取消湖南省委任命的前委，另组行动委员会，使党的正确路线在红四军中得以贯彻执行；在行动中，议决红军主力经崇义、上犹重返井冈山，从而挽救和保存了红军主要力量，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
8月25日，红二十八团一营在寨前击溃湘军阻击后进入新坊的龙溪村，与驻沙田东水等地的部队会合。26日，红四军主力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率领下，经普乐的上庄、下庄、横河十八垒进入江西崇义的思顺。后取道上犹、遂川，于9月26日重返井冈山。杜修经、龚楚从新坊龙溪经沙田进入资兴龙溪。在红军主力返回途中，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为追回袁崇全带走的部队而壮烈牺牲。
红军离开桂东后，国民党反动派从8月31日起至11月底，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清乡，群众受害惨重，全县有336人被列为“共党暴徒”。其中新坊、龙溪在这段时间里被清乡4次，80余户人家被抄搜，受害农户100余户，被关押100多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吴诚铿等12人被杀害。
五、毕占云在桂东率部起义
毕占云，1903年出生于四川广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年时代，为寻找生活出路，外出当兵，闯荡江湖。1927年，任国民党新八军第三师第八团二营营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放走了手下是共产党身份的两个连长，因而被以整编为名，将毕占云的二营改编为连，毕占云由营长改任一连连长，队伍也由平江开到醴陵、茶陵、安仁一带。是共产党员身份的八团团部副官做毕占云的思想工作，宣传革命道理。
8月，毕占云部被调往桂东防堵红四军的主力二十八团。期间，毕占云目睹工农红军留下的“红军是解放穷人的队伍！”、“红军官兵平等！不打人，不骂人！”、“红军是为穷人谋利益的队伍”、“欢迎敌军士兵拖枪到红军里来！”等宣传标语，又耳闻红四军在沙田一带开展插牌分田，为穷人谋利益，爱护老百姓的事迹，给毕占云部官兵一种全新的感觉。一些四川籍的官兵，听说红军的军长是四川人，就更想去投靠。10月下旬，毕占云部奉命在桂东与酃县交界的地方“围剿”红军。这时，毕占云决定投奔红军，参加革命。并派人与红军部队联系。在遂川县的黄坳，陈毅热情地接待了毕占云派来的副官蔡达景，商定了起义的有关问题。正当毕占云他们紧张地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时，该部的反动军官发觉了毕占云与红军往来联系的情况，并向八团团部告密。于是团部急速采取措施，加强防范、监视，致使毕部的处境变得更为困难。
10月25日午夜，毕占云从抓获的桂东县清乡总队小队长李胜良那里得知国民党当局准备对其采取行动时，决定立即率部起义，迅速除掉三个反动军官，紧急集合队伍，要求部队在行军途中不准说话、不准抽烟、不准打手电，发现情况不准乱开枪，并发给每人三块光洋。随即带着队伍从寒口的山庵里出发，连夜急行军至江西遂川的汤湖进行整休，等待迎接他们的红军到来。与此同时恢复了营的建制。10月26日下午，陈毅带队前来迎接，并将随同前来的陈毅安留下担任该部党代表。随即毕占云正式宣布部队起义，参加红军。然后，每人发了一条红布带子，系在脖子上，立即向井冈山行进。到达宁冈后，毛泽东将毕占云部编为红四军特务营，直属红四军军部领导。从此，毕占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来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第 五 章 井冈山、湘赣革命根据地时期桂东苏区的斗争
桂东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南麓，东北、东南依次与江西省遂川、上犹、崇义毗连，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仅100余公里。境内群峰高耸，重峦叠嶂，地形极为复杂，对于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井冈山、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1928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部到桂东开展革命活动，尔后党领导的红军部队频繁地穿插于桂东，帮助桂东建党、建军、建政。桂东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与红军部队密切配合，建立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打土豪分田地，为扫除根据地的外围障碍、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第一节 桂东苏区的建立与发展
一、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1927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后，为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和解决好工农革命军的给养，向井冈山周边县进行扩展。开展游击武装斗争，帮助建立和恢复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政权和工农武装队伍。
1928年2月2日，中共中央致中共江西省委指示信中指出：“赣西南割据局面之发展与完成，与江西暴动之先决条件。这区域要切实注意真正造成一全赣西南割据局面，但同时要注意到湘南、茶陵、桂东而发展，即造成赣西与湘南割据。”1928年3月底4月初，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来到桂东沙田时，因大革命失败，中共桂东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数量减少一半，中共桂东支部与上级党组织又经常失去联系，革命处于低潮。“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起来。”①因此，摆在毛泽东和前委面前的首要任务是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在工农革命军的帮助下，桂东原已隐藏的党员与之配合在四都、沙田等地发展了优秀的游击队员邓声掷、黄奇志、黄奇庶、郭水声、欧阳昆、郭有绿、李飞机等一批共产党员。3月31日，毛泽东在沙田召开的桂东工农兵代表会议大会，帮助桂东正式成立了中共桂东县委员会，同时留下工农革命军三营八连党代表陈奇任县委书记，工农革命军先锋队队长郭振声任组织部长。中共桂东县委的建立，为桂东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武装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1928年8月上旬，朱德、陈毅率攻打郴州受挫后的红军部队转移至桂东休整。期间，红军大队积极帮助桂东建党、建政，中共桂东县委在红四军前委的帮助下在沙田、东水发展了罗荣、李奎先、吴诚坚、陈祖林、刘继忠、郭英才等一批中共党员。朱德将入党誓词“服从主义，牺牲个人，努力革命，奋斗到底，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写在布上，在东水刘家祠亲自主持新党员入党的宣誓仪式，并成立了县内第一个乡党支部——东水乡党支部。接着沙田、城关均建立了中共支部，进一步壮大了党的组织。
8月，毛泽东得知红军主力已转移到桂东，毅然率领红四军三十一团第三营前来迎还红军主力，于8月19日到达桂东县城。为加强中共桂东地方组织的领导，留下陈奇继续担任中共桂东县委书记，并任何理文为党代表。鼓励桂东县委再接再励，壮大党的组织，巩固和扩大游击区域。红军大队回师井冈山后，国民党对桂东人民实行了极其残酷的武装镇压，全县有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革命力量又一次受到摧残。在形势空前严重，革命斗争更加艰巨的情况下，投机革命的何理文叛变革命，暗中与地主武装胡凤璋勾结，阴谋与敌人里应外合消灭湘赣边区游击队和湘南特委。9月，陈奇、郭振声把何理文的反革命罪行呈报给湘南特委，经湘南特委批准，处决了叛徒何理文。
1929年4月，中共桂东县委书记陈奇奉命调任红五军五纵队二大队党表。桂东党组织由郭振声负责，领导桂东人民坚持斗争。
1930年秋后，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县内党组织为保存实力，转入地下活动。部分党员转移进入苏区，保存下来的城关、沙田、东水三个党支部在地下继续领导桂东人民开展革命斗争。1934年2月中旬，随红独四团行动的西路特委到达桂东西边山，开展革命活动。中共西路特委书记陈山，委员有李宗保、旷珠权、徐紫、方维夏等。8月，红独四团胜利完成从侧翼掩护红六军团突围后留在桂东等地继续坚持游击武装斗争。由于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红独四团领导人李宗保、邝珠权先后叛变投敌，至此，党的西路特委及其领导的红独四团基本上瓦解。
1935年4月，在红独四团遭受严重挫折的关头，西路特委委员方维夏克服重重困难，收集红独四团的百余人与同年4月蔡会文率领从中央苏区突围至桂东东边山的红军300多人、以及罗荣领导的桂东游击队汇合，遵照中共南方油山游击总指挥部党委指示成立了中共湘粤赣特委，蔡会文为书记（后陈山②）、李国兴为组织部长、方维夏为宣传部长、游世雄等为委员，驻桂东赤水仙。湘粤赣特委成立后，在部队中发展了200多名共产党员，壮大了党的力量，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为开辟新区工作，湘赣特委派出8个工作组分别深入桂东、汝城等县建党，全面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为统一湘南党的领导机关，1936年5月，湘粤赣特委与湘南特委在安仁谭湾举行联席会议，将两个特委合并为新的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周里。新的湘南特委成立后，军事部长游世雄回桂东，积极巩固和发展桂东东边山和西边山的游击根据地。与此同时，为加强党对桂东一带的游击武装斗争领导，根据赣南特委指示，成立了中共西边山边区委员会（简称“边委”），书记游世雄，副书记杨汉林，委员王赤、赵书良、顾星奎、彭寿祺、黄佐凡、肖国天（田）等，属湘南特委领导。边委成立后，对桂东、汝城、资兴又派了工作团。桂东工作团在主任彭寿祺的领导下先后吸收了邓忠、钟为宗、罗道文、郭名仙、李风才、钟桂馥、李根启、李启风、李握林等为中共党员，在四都建立了党的支部，由钟为忠负责。在寨前建立了党的区委，由李书富负责。边委在领导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粉碎敌军多次进攻的同时，与叛徒陈山进行了坚决斗争。1936年冬，边委成立了以顾星奎为主任的肃反委员会，揭露了陈山的反革命罪行，经湘南特委批准将陈山处决。1937年4月14日，游世雄以中共湖南特委代表的名义向王赤发出指示信，遵照指示信精神，同年7月，先后成立中共东边区委，王赤为书记；中共西边（特）区委，顾星奎任书记；中共新兴区委，邹云雄任书记。同时成立了青年团东边区委，朱正增任书记；青年团西边（特）区委，曾昭墟任书记；青年团新兴区委，邹云雄任书记。凡一切地方党的工作，各区委均受特委领导和湖南代表指挥。
①毛泽东选集《井冈山的斗争》。
②1936春陈山受伤被俘后叛变投敌，乔装打扮后又混进游击队，从事特务活动，游击队发现后被处决。
二、桂东红色政权的建立与扩展
1928年3月底，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进入桂东后，亲自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沙田戏台、同益店、晒布堆等地，向群众多次宣讲工农革命军的革命主张和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革命宗旨，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同时组织部队到农村访贫问苦，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着手桂东红色政权的建设。31日，毛泽东在沙田万寿宫主持召开40余人参加的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桂东县工农兵政府（后改称县苏维埃政府），任命陈奇任工农兵政府主席，下设组织、土地、军事、经济委员各一人。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随即里仁区（四都）、大坪区（沙田）相继成立区工农兵政府，分别由李志光、黄奇志担任工农兵政府主席。接着壕里、南边、贝溪、龙头、周江、大湖、东洛、开山、径口、文昌、普乐、杨岭、文溪、江背、蕉源、船塘等19个乡、村也先后成立工农兵政府。同时恢复和建立了农协会、工商会、妇女联合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桂东红色政权的建立，极大震惊了桂东及与桂东相邻的几个县的国民党的统治，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离开桂东后，汝城、上犹、桂东等县的国民党军联合向桂东红色区域进攻，在强大的反动势力的袭击下，新生的工农兵政权遭到严重破坏，李志光、郭罗古等100多名区乡工农兵政府骨干被敌人残酷杀害。
同年8月，朱德、陈毅率工农红军转移至桂东。红军部队在桂东整休期间，深入农村，发动和组织群众再一次掀起革命高潮，全县又纷纷恢复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部队进驻桂东的第三天，军部杨子达拟订了选拔组建苏维埃政府人员的入选条件：家庭穷苦，受剥削大；未替反动派干过事，不是地主的走狗；勇敢坚决，不畏一切；年轻力壮，有点文化。朱德在普乐东水主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打土豪，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东水乡苏维埃政府。”随即成立了东水乡中心苏维埃政府，刘继昆、刘继忠、郭俊才、刘松生等13人被选为苏维埃政府成员，刘继昆任主席。中旬，里仁、大坪、寨前、城厢四个区和新坊、溪原等28个乡村均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1935年5月，游世雄、王赤率湘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一部进入桂东西边山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在四都桃寮成立了西边山中心苏维埃政府，钟为忠任主席；同时建立了两水口、山脑仔、虾蟆塘、打死老茸、罗家寮5个区域性的苏维埃政府，受西边山中心苏维埃政府领导。
第二节 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斗争
一、制定分配土地的原则和方法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占有土地极少，贫苦农民长期生活在封建剥削和政治压迫下。铲除封建制度，解决农民拥有自己土地的愿望，是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基本任务。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湖南各地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革命斗争全面展开。
1928年3月、8月，毛泽东、朱德率领工农红军在桂东进行革命活动期间，分别在沙田、东水、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和土地革命运动的动员大会，登台发表演说。揭露封建黑暗的土地所有制，宣传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革命宗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并组织工农红军宣传队深入当地乡、村进行广泛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以插牌分田为标志的土地革命斗争。每到一地以标语、革命歌谣、文字漫画等形式，开展政治宣传。并且根据桂东农村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符合土地革命时期初级阶段分配土地的原则和方法。分配土地的主要原则和方法是：
一、没收地主的土地，烧毁田契。
二、以村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按人口平均分配。
三、先分后补。即首先分给无土地的雇农、贫农，后补给很少土地的农民，不足部分由苏维埃政府或农民协会统一调整。
四、插牌分田。在竹牌上写上姓名、地名、面积（石），插牌到田。
“桂东沙田一带3月、8月两度分配土地”的原则和方法没有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为1928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的颁布和实施，提供了符合湘赣边界实际情况的借鉴。
二、毛泽东在沙田领导插牌分田地运动
1928年3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进入桂东时，在着手建立桂东红色政权同时，就号召穷苦大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4月2日，毛泽东在沙田晒布堆召开了土地革命的群众大会，会后，中共桂东县委书记、县工农兵政府主席陈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带领党政一班人与部队军政干部一道，深入部分乡村，广泛开展宣传发动，组织积极分子和农运骨干，帮助各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桂东的土地革命运动，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农革命军的大力支持帮助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有不少区、乡把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揪出来斗争或游洞。桂东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先后有20多个乡村工农兵政府制定了具体的分田方案，实施插牌分田。其分田方法都以原耕为基础，具体作法有两种：一种是由乡村工农兵政府制作木牌或竹牌，丈量土地（有的按田地谷石计算）后，按人口统一造册，以户为单位号牌，插牌；另一种是农民自行做好牌子，写上姓名、地址、面积（或谷石），按每人一样的稻田计量插牌，不足或多余的面积由乡村工农兵政府统一调整。大坪区某地在没收地主、土豪的家私财物分给劳苦大众时，群众看到没收的东西堆积如山，拿的拿，扛的扛，就往自己家里搬，曾一度出现无序状态。毛泽东知道后，当即召集工农兵政府工作人员，制定分配方案，建议他们摸清底子，造具名册，分门别类突出重点，例如把粮食分给缺粮户为妥，农具、耕牛分给长期给地主做长工者及佃户为宜，被子、衣服分给衣不遮体者最好，现金（光洋、首饰）除大部分给劳苦贫困户外，也留一部分给部队以供军需之用等。在毛泽东的耐心指点下，不少乡村也采用这种方法事前制定方案，依照执行，使打土豪分浮财的工作忙而不乱，有条不紊地进行。
期间，地主恶霸田地、财产被没收后，由工农兵政府分给穷苦大众，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百姓将此梦寐以求的盛举，编成歌谣传唱，如“打倒土豪分田地，穷人从此脱深渊。革命红旗猎猎响，桂东如今亮了天！”、“红军到了东边山，山上穷人真喜欢。打倒土豪分田地，有吃有住又有穿。”表达了劳苦大众分得了土地后的喜悦心情和对共产党由衷的感激。
三、朱德、陈毅在东水领导插牌分田运动
1928年8月，朱德、陈毅率部退至桂东沙田、普乐一带后，帮助建立了东水乡苏维埃政府。东水乡中心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党组织领导下，由军事委员郭俊才、土地委员郭英才、刘安全等召开分田会议，分田方案按每户人口以原佃户和自耕为基础，谁佃耕或自耕的田地先分给谁，经调整分配后再将多余部分分给其他穷苦户，分田与插牌同步进行。不到5天时间，东水乡中心苏维埃政府率先完成分田工作，每人分得5石、7石、8石稻谷田面积不等。
接着朱德、陈毅及时召开桂东各区、乡苏维埃政府执委会议，学习、运用毛泽东在沙田的创举，介绍东水、沙田插牌分田和打土豪分财产的具体做法，会议作出“以村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意见。此后，东水乡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土地委员等带领工农武装队伍与部队派出的军政干部一道分赴到东洛、普乐、文溪、大塘、寨前、新坊、龙溪等地帮助建立红色政权，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工作。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桂东的沙田一带3月、8月两度分配土地，建设了党的组织，属于以龙溪十二洞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辖”。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具体指导沙田一带的打土豪、插牌分田运动，以及朱德、陈毅领导的东水一带插牌分田运动，成了井冈山斗争时期最早的土地革命实践之一，虽然土豪劣绅在红军离开桂东后夺回了分给农民的土地，但桂东的土地革命运动为1928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的颁布和实施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第三节 巩固发展苏区的游击武装斗争
一、湘赣边区游击队的组建和对敌斗争
1927年6月组建的桂东县赤卫队在队长刘雄的率领下坚持在湘赣边界活动。1928年3月，刘雄率赤卫队由江西上堡赶到桂东四都迎接毛泽东率领的为策应湘南起义的工农革命军三十一团三营进入沙田墟，在沙田一带开展革命活动。4月5日，毛泽东在沙田万寿宫召开的赤卫队负责人会议，嘉奖了桂东县赤卫队，并将它改编命名为湘赣边区游击队，陈奇任大队长，郭振声任副大队长，赖鉴冰任政治指导员，刘雄任中队长。并拨枪15支、子弹一批和银元100块，充实武装这支游击队。4月6日，毛泽东率部离开沙田向汝城进发时，湘赣边区游击队在寒岭界配合工农革命军击溃汝城地主武装何其朗部的阻击，取得了胜利。
1928年4月工农革命军离开桂东后，湘赣边区游击队在中共桂东县委领导下，一分为二进行活动。大部分成员由副大队长郭振声率领进入西边山一带活动。另一部分由陈奇率领进入毗邻桂东的资兴县边界，开辟更大范围的游击区。不久，陈奇与郭有缘、郭佑林等进入资兴瑶族聚居地的杨家坪，走村串寨，发动组织群众打土豪、斗劣坤、建立苏维埃政权。同时，组建了100多人的游击队伍。对此，国民党资兴县政府视为大患，调集300多名地方反动武装“进剿”。在陈奇领导下，湘赣边区游击队和杨家坪游击队，利用有利地形，集中隐蔽火力，给敌以沉重的打击。打死、打伤敌军数十人，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杨家坪伏击战的胜利，锻炼了队伍，鼓舞了士气，对资兴龙溪十二洞的革命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6月，资兴独立团从井冈山回到资兴，与湘赣边区游击队会合。两支部队会合后，成立了军事委员会，陈奇任书记。下旬，按上级指令，湘赣边区游击队返回桂东。此后，湘赣边区游击队又合二为一，活动在湘赣边界。
8月初，湘赣边区游击队闻讯红四军主力进攻湘南失挫后向汝城、桂东转移时，立即赶到汝桂边界的南洞迎接，配合二十八团占领沙田。并与二十八团一道在沙田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活动。8月18日，红四军二十八团一营，在湘赣边区游击队引导下，占领桂东城，并与二十八团一营在县城近郊的乡、村展开政治宣传活动，打击反动势力。23日，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在桂东县城唐家大屋召开，陈奇带领湘赣边区游击队到县城西北的高塘坳，向酃县方向警戒。会议期间，国民党军吴尚部集中三个团的兵力和桂东挨户团的兵力，分三路向县城进攻。当敌先头连进入高塘坳伏击圈时，早已作好布防准备的湘赣边区游击队，以打头、掐尾和集中火力冲杀中间的战术，使敌首尾不能相顾，中间队伍困在狭窄的地段无法施展火力而受歼，仅敌连长等人逃脱。接着陈奇又带领队伍迅速赶到县城的三台山，配合二十八团一营和三十一团三营与敌激战，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为参加前委扩大会议的红四军领导转移赢得了时间。
红四军主力重返井冈山后，湘赣边区游击队仍留在桂东等地坚持斗争。9月上旬，在西边山又遇国民党军吴尚部三师八团、五团围剿，发生激战，游击队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和与敌兜圈子的灵活机动战术，把敌人拖得精疲力竭而无奈撤退。同月，在崇义县的上堡、汝城的山牛塘和桂东的主人山等地与敌常备队发生战斗。游击队利用高山密林的地形，以打几枪换一个地方的方法，以消耗敌军的子弹。
9月5日至11月7日，湘赣边区游击队以与敌兜圈子、捉迷藏，捕捉有利战机，力求每战必胜，不与敌硬拼等方法，先后在桂东、汝城、资兴、崇义、上犹等县边界的主人山、山牛塘、大禾洞、赤水仙、寒坑、老屋场、小水坳、牛仔塘、杨梅土盈、葫芦洞、上堡等地，与敌激战11次，给敌以不同程度的打击，致使国民党军的跟踪追击、进剿、兜剿均遭失败。对于牵制国民党军部分有生力量，配合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起了一定的作用。湘赣边区游击队在中共枉桂东县委的领导下，克服困难，坚持对敌斗争，至1928年底，队伍发展到500余人，成为湘赣边区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
1929年4月，陈奇奉命调入红五军，大队长一职由郭振声担任。他肩负重任，率领队伍，坚持斗争。经常在桂东、汝城和江西的上犹、崇义、遂川等地截击湘赣边界的反动地主武装，牵制了国民党驻上犹、崇义等地的铲共团、赣南保安团、遂川靖卫团、汝城和桂东的挨户团。在此期间，由于桂东县被国民党政府列入第三清剿区，不断调集重兵日夜“追剿”，游击队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伤病员日益增多，处境极其困难。
1930年秋，为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湘赣边区游击队奉命向井冈山转移，在崇义上堡与国民党军唐大刚部再度相遇，发生激战。郭振声因枪伤未愈再次负伤而被俘，后在汝城县壮烈牺牲。湘赣边区游击队所剩300余人，突破敌人的包围后，进入江西苏区，编入红三军团某部。
湘赣边区游击队，从1928年4月初诞生之日起至1930年秋编入中国工农红军某部，前后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中，紧密依靠群众、保护群众。当敌人进山“围剿”时，首先把掩护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为第一要务。把在外地打土豪的浮财，带回驻地分发给贫苦大众，帮助群众修盖被敌烧毁的房屋。在驻地，帮助群众种地、砍柴、砻米，得到群众拥护和支持。群众利用各种机会，为游击队传递敌情，在自身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为游击队提供食物，寻找草药为队员治病、疗伤、缝补等。1928年10月25日，当陈奇、郭振声率部至江西的鹅形时，该地商民燃放炮竹欢迎他们。
二、湘南红军游击队的组建和对敌斗争
1928年8月，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攻打郴州失利后，部队转移至桂东沙田一带进行整休。为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发展湘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朱德、陈毅决定抽调人员在沙田组建湘南红军游击队，调二十八团三营党代表唐天际任大队长。唐天际受命后，来到沙田文昌阁见朱德军长，要求留下一部分枪支、弹药武装这支游击队。朱德交待杨至成副长官，尽可能挑选好的枪支给唐天际，但实际上只选到12支较好的步枪及一部分子弹给他们，并在文昌阁举行了授枪仪式。8月中旬，这支由30多人组成的队伍，在唐天际的带领下，进入桂东西边山彩洞的木梓窝，并以此为中心，在桂东、资兴、汝城等县边界开展游击斗争。
西边山是有名的大山，村落稀疏，人迹罕至，山高坡陡林密，进可攻退可守。尤其是地处桂、汝、资三县交界的彩洞，更是开展游击活动的理想场所。所以湘南游击队进入西边山后，首先选择了彩洞的木梓窝作为落脚点，以此为基地，向四周辐射发展。
为建立巩固的西边山游击根据地，湘南红军游击队进入该地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到贫苦农民中进行调查研究，宣传发动。游击队员走村串户，与农友促膝谈心，宣讲革命道理，分别召开骨干会和群众会。明确告诉当地群众，游击队是来打反动派的，是来帮助群众闹翻身、求解放的，要求大家积极配合和支持游击队开展工作，不为敌人提供情况，不向敌人通风报信。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群众被发动起来，纷纷靠拢游击队，参加游击队，当地的罗紫仔等一批青年农民毅然加入了革命队伍，游击队的人数与日俱增。在此基础上，游击队帮助当地的群众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组建了农民赤卫队，成立了妇女会、儿童团，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他们还利用战斗的间隙，帮助群众进行农、副业生产，开展多种经营。为打击反动势力，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生活困难，游击队组织和带领群众赴贝溪、大水、四都等地打土豪，并将打土豪所得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因此，游击队很快在彩洞扎下了较稳固的根基。
唐天际率湘南红军游击队进入西边山后，国民党政府把视其为心腹大患，急急忙忙采取军事行动，派出兵丁疯狂进行“追剿”，开始是派出一、二个班的兵力进行跟踪追击，进而派出大部队向西边山扫荡。唐天际运用井冈山的斗争经验，在群众的掩护下，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方法避敌锋芒，不与敌硬拼，与之兜圈子捉迷藏。为保存和发展自己，湘南游击队在初创时期根据自己的条件，力求做到以少胜多，以寡胜众，以弱胜强。他们将全队的几十个人分成几组，进行小规模的伏击战，常常以三、五支枪作为攻击力量，以一、二支枪作掩护，打击进山搜索的小股敌人，作到每仗都有所得。游击队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不到几个月，队伍便扩展到300多人，100多条枪，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战斗力大大增强。
国民党当局对湘南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壮大甚为惊恐，国民党军吴尚部派一个营及资兴民团数百人朝西边山赶来，汝城胡凤璋派出一个中队已进入南洞，桂东则出动几个排的兵力进驻沙田，约定时间对游击队进行“会剿”。唐天际获悉后马上召开会议，在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后，决定在彩洞附近设局腰斩资兴方面来敌。随即，命令游击队和农民赤卫队按原定计划进入阵地，20名突击队员隐蔽在敌人必经之路两旁的树林之中，其他的人编为若干战斗组，占领附近山头的制高点。敌军以民团为前导和后卫，正规军居中，昌雨沿着崎岖山路前行。不久，战斗打响，资兴来敌被拦腰斩断，在狭窄的山路上，首尾不能相顾，兵力无法施展，乱成一团，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不到一个小时，游击队就把数百名敌人击溃，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这次战斗就是游击队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1928年10月，资兴龙溪失守，唐天际率领游击队和湘南特委书记杜修经及部分特委工作人员于27日转移到汝城两水口村，遭到驻汝城的国民党军陶柳团200余人的包围，领游击队奋勇拼搏，在当地一农民帮助下突围。
1929年5月，为恢复湘赣边界游击区，彭德怀、腾代远率红五军转战湘南，于5月中旬占领桂东县城后，继续向南进军，他们派人给唐天际送去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并通知他们前往配合作战。唐天际收到信件后，立即率领队伍兼程南下直奔汝城。汝城之敌认为游击队人少枪差，前来堵击。游击队机动灵活，边打边退，迅速摆脱了敌人的纠缠。可此时红五军已转到粤北，未能达到与红五军会合的目的。游击队返回到沙田附近，国民党军紧追不舍，驻沙田墟一个营的敌军则分头把守路口进行拦截，形势对游击队十分不利。唐天际与大家研究后决定：“兵贵神速，进行突围，渡过沤江”，否则，后果难以设想。他们选准突破口后，以一部分兵力牵制敌人，再以部分战士化装成老百姓偷袭江边守敌，得手后，抢时间占领对岸山头，掩护主力过江。当汝城追兵赶到沙田与桂东守敌会合时，游击队已安全渡河。这次突围战，打垮敌人一个排，全歼敌一个班，游击队无一伤亡，胜利地返回西边山。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又使用暗杀、烧山焚屋、抢劫掠夺的手段，大搞白色恐怖。资兴的何进芳来“剿匪”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就以“通匪”的罪名，将几名无辜的群众杀害于寒坑的桥头角。有一次，国民党军闯进秋坪一户姓李的农户，大肆进行抢劫，把能带走的东西全部抢走，坛坛罐罐全部被打碎。甚至连老百姓的耕牛也被抢去。国民党妄图以此来割断人民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然而人民群众没有被吓倒，照样支持游击队，游击队也尽力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坚定不移地与敌人进行斗争。
游击队严格遵守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群众利益，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把汉、瑶同胞的冷暖、安危系于心中。当敌人进犯根据地时，游击队员首先考虑的是群众的安全，组织和掩护群众撤退。有一天，一股国民党军偷袭秋坪，并用机枪封锁了通往村外的主要道路。在危急时刻，游击队一面阻击敌人，一面指挥群众利用山间小径向山上转移。待群众进入安全地带之后，游击队才撤离阵地。沙田有户地主，雇了一个长工在西边山生产香菇，砍树时不慎伤了脚，不能行走，孤身一人躺在香菇棚里呻吟。游击队员发现并问明情况后，经常去看望他，并用草药为他治伤，唐天际也抽空和他亲切交谈。通过启发教育，他的觉悟迅速提高。伤好后，他与游击队一起回沙田打土豪。后来被发展为共产党员，成为游击队的联络员。游击队还为一个叫唐丙古的少年治好了头癣病
西边山的群众也把游击队员视为亲人。彩洞村人口不足二百，粮食不能自给，但人们仍想方设想为游击队筹措粮食。敌人“清剿”时，游击队经常住在深山的茅棚里，为不使敌人发现目标，自己不能生火做饭，西边山的群众就冒着生命危险，乔装打扮机智地避开敌人，把菜饭送到约定地点。打仗时，群众则为游击队送情报、运伤员，配合游击队打击敌人。游击队的罗事务长在石崖仙战斗中手臂负伤，一位钟姓大爷用草药将他治好。游击队所需的食盐、胶鞋、电池等日用品，是群众想方设法闯过敌人的重重关卡带进山来，交给游击队。
1929年8月，湘南红军游击队大队长唐天际奉令调广州工作，队伍离开桂东，转往他处继续坚持斗争。
三、红三军团在桂东的革命活动
1929年1月下旬，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地域发展后，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进入更大范围的湘赣革命根据地历史阶段。4月底，彭德怀、腾代远奉命率红五军返回井冈山根据地开展斗争，与红四军主力在赣南闽西的斗争遥相呼应。彭德怀、腾代远率部回到井冈山后，将王佐部队编入红五军第六纵队。
5月10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在红五军支持下，在江西宁冈的古城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二届四次执委扩大会议，选举邓乾元、谭思聪、彭德怀、腾代远、周里等15人为特委执行委员，邓乾元为书记。参加会议的有边界6县（区）委及红五军、独立团负责人和特委成员，会议根据红四军前委指示信精神，详细讨论了根据地今后的发展方向。在正确估计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以后，湘赣边界的工作基础已经完全改变的形势下，制定了游击政纲，以“扩大苏区，从发展中来达到恢复和巩固苏区”为工作方针，决定以永新为中心，稳步向遂川、莲花、宁冈、茶陵、泰和、万安、吉安、安福、酃县、桂东、攸县、萍乡、万载等14县范围发展。并把宁冈、茶陵、酃县、桂东列为红五军的重要游击区。
5月中旬，赣敌两个团入侵宁冈，因敌情不明，彭德怀、腾代远率红五军退至酃县，攻占酃县县城。随后从酃县进入桂东，并攻克桂东县城，歼灭民团200多人；释放了在狱的革命干部和群众，缴获了一批物资，筹备了一些军响，帮助桂东组建了10余个农会。后经汝城、南雄等地返回宁冈。当时桂东县一批青年加入了红五军。期间，湘赣边区游击队在郭振声带领下，在桂东东边山一带，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多次“清剿”，寻找机会骚扰敌人，配合红五军在桂东开展对敌斗争。1930年红五军与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1930年秋，湘赣边区游击队在湘赣边界与国民党唐大刚部激烈战斗中，大队长郭振声受伤被俘，在汝城县英勇就义。此后，湘赣边区游击队入编红三军团。
1932年5月6日，红三军团第三师师长彭鳌率部进入桂东，在沙田、寨前一带开展革命活动，桂东党组织动员300多青年参加红军队伍。期间，黄奇志和桂东的部分党员在红三军团第三师的帮助下，组建工农红军桂东游击大队，黄奇志任大队长。5月20日，红三军团第三师在沙田墟召开群众大会，号召人民群众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封建社会的恶势强权。会后处决了罪恶累累的豪绅郭子川、郭财古等人。不久，工农红军桂东游击大队编入红三军团。5月9日，红三军团第一师及特务团等进入桂东县活动，打击土豪劣绅，10日占领桂东城，筹饷一批后回师赣境。5月下旬，红三军团3000多人，再次进入沙田、四都等地，牵制湘敌有生力量对中央根据地实施的第四次“围剿”。
1932年5月，红三军团主力从赣边挺进湘南，首先攻克汝城，歼灭胡凤璋部数百人，继而进入湘东。国民党当局异常恐惧，何健、刘建绪立即调王东原、陈光中两个师前往抵御，并亲至衡阳督师。旋即组织了所谓“湘、粤、赣会剿”，赣省派张绍光、李明两个师，粤省派陈汉光、陈章、范德星三个旅向我湘赣苏区根据地进攻。红三军团主力在占领汝城、桂东半月之久后，主动退出，并集中兵力于集龙，与敌血战两昼夜，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转移赣南。
自1929年5月至1933年底，红三军团第五军一师、三师及其所属部队在桂东革命活动斗争中，以磨盘式来回往返行动，不时进入桂东境内打击土豪劣绅和地方反动势力。每到一处书写大量的革命标语、漫画，宣传党和红军的革命政策，是一支令桂东反动势力所畏惧的红军队伍。
四、红七军第五十八团转战桂东
1931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进入湘南后，分兵向中央苏区进发。为避开敌人围追堵截，张云逸率第五十八团绕道郴州的东南面，经宜章，辗转资兴的长活、牛坑、周塘、雷公山、十八弯、乐桥等地，于2月15日进入桂东的彩洞。当时，汝城的胡凤璋派四个分队，会同资、汝、桂警务团对五十八团进行追击。五十八团于彩洞、宋家一带将敌击退后，取道四都向酃县水口进发。胡凤璋率部继续尾随追击，红军退至酃县黄泥塘，在当地党组织与游击队配合下，伏击胡凤璋部，毙敌10余人，俘敌40余人，缴获枪支50余支，获胜后部队顺利进入中央苏区。
在彩洞、宋家地一带与敌激战中，军长张云逸将负重伤的军部特务连指导员吴西留在一个曾经参加过湘南暴动的老贫农家里养伤，为了避开“挨户团”的搜捕，贫农老大爷又把吴西送到山沟里一位老大娘家去住，当老人家知道送来的是负伤的红军，要隐蔽在他家里养伤时，异常兴奋，她对待负伤的吴西就象待自己的亲儿子一样，为了安全，她不让吴西出门、干活。并把不多的粮食拿出来，每天给吴西煮三餐米饭吃，而她自己悄悄地吃白薯、喝南瓜汤。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原打算到集上换点油盐的，也拿出来煮给吴西吃，并硬要看着吴西吃完了才放心走开。为了尽快将吴西的伤治好，起早贪黑，顶着冬天刺骨的寒风，上山采草药给吴西疗伤。细心地为吴西洗伤口，敷草药。眼看伤口一天天愈合，疼痛一天天减轻，老人家从心里高兴。经过老大娘精心调理，10多天后，吴西伤口基本痊愈，便决定马上去找部队。于是吴西辞别了老大娘，到了初住的那户老贫农家里，换了一套湘南老百姓穿的粗布旧衣，打扮成乞丐，经过无数艰难困苦，终于找到了红军部队。桂东人民对红军的无限深情，至今仍然深刻在老红军战士的心中，教育着年青一代。
五、红独四团在桂东的游击活动
1933年8月，湘赣省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组建了红军独立第四团，其任务是挺进桂东、上犹、崇义，以恢复上（犹）崇（义）苏区，牵制粤敌和开辟湘南苏区。红独四团团长李宗保，政委旷珠权。
1934年2月，红独四团进入桂东境内，并以东边山、西边山为中心，在湘赣边界打击和骚扰敌人。中共西路特委随红独四团进入桂东开展工作。7月，红独四团烧毁敌人3座碉堡，毙敌侦察员，并进入桂东县城附近活动。8月，红独四团奉命作为前导掩护红六军团突围西征，11日在增口下寺里打开义仓，粜谷济贫，后随红六军团直下寨前的新坑。为保障红六军团右翼西征的安全，红独四团经增口侃大、流源向四都进发，经八面山进入资兴的东江附近，以牵制国民党军王东原、陈光中、陶广所部。
红独四团在胜利完成掩护红六军团西征任务后，奉令留在桂东一带继续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1月17日，红独四团部分队伍攻打青洞正江公司，缴获矿警部分枪支，随后转至寒口与桂东反动政府的义勇队激战，俘敌数人，焚毁敌碉堡2座。19日，经寒口转至大水江、贝溪、长滩、龙溪、宋家地等地，至3月26日止，红独四团在桂东县境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大小战斗10余次。
由于国民党军余汉谋部集中优势兵力以及周边的资兴、汝城、桂东、崇义等县的铲共团、保安团对红独四团进行“清剿”，到处放火烧山，跟踪、寻找红独四团；经济上对红独四团严密封锁。因此，红独四团经常断炊断粮，只能以野果、野菜充饥，生活异常艰苦，加上连续作战，部队减员严重。红独四团团长李宗保、政委旷珠权等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4月上旬，又因战斗失利，战争极为艰苦，红独四团团长李宗保带领部分人员投敌。23日，政委旷珠权也向国民党桂东县政府投降。至此红独四团基本瓦解。
面对严峻形势，随红独四团活动的湘赣省苏维埃教育部长方维夏不顾年老体弱，毅然站出来担负领导责任，克服重重困难，与随团行动的中共西路特委书记陈山及顾星奎等收集、整顿红独四团不足百人的队伍转移至桂东东边山的上庄、下庄、青洞、泥塘一带继续坚持战斗，并与桂东地下党负责人罗荣领导的桂东游击队会合组成新的游击队，在湘赣边界活动。在桂东的普乐油箩口打垮桂东县义勇队一个排，后又在普乐小江打垮国民党保安团2个连，在上庄伏击战中毙伤敌军数十人。不到两个月，队伍又扩展到200余人。
红独四团在桂东境内频繁开展游击活动，不断对敌人进行骚扰，相机打击敌人，历时一年多。
第 六 章 红六军团桂东誓师西征和湘粤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9700余人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奉命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开辟前进道路，红六军团突破敌军封锁后于11日到达桂东寨前墟，并在此誓师西征，从此拉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红军长征后，根据中央分局的指示，蔡会文、游世雄等先后率部进入桂东活动，联合在桂东一带活动的红军部队，组建了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在党组织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以桂东为中心，在湘粤赣边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牵制了湘粤赣三省国民党的大量兵力，保留了一支几百人的红军队伍和一批军政干部，为全民族抗日战争迎来了曙光。
第一节 红六军团桂东誓师西征
一、南进突围至桂东
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考虑和认真研究后，决定进行战略大转移，并立即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中命令红六军团（此时叫红十七师、十八师）“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红六军团（该军团到桂东寨前墟时才正式宣布成立）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从湘赣革命根据地撤出，向湖南的中部挺进。与此同时，对红六军团的具体行动路线和地域作了三条规定：“红六军团由遂川的黄坳、上下七及其附近地域敌人守备较薄弱处，自行选择突破地段进行突围。第一步到达湖南桂东的附近区域，发展游击战争，扩展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发展游击战争，创立苏区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广大区域发展，并向北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取得联系。”同时还决定：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组成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作为红六军团西征的最高领导机关。命令最后规定，一切准备工作限于8月中旬完成。这个训令的目的是要红六军团由湘赣苏区先行突围，深入湖南，调动敌人，摸清情况，在湘中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以便使中央红军转移至湘西根据地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
红六军团接受担任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任务后，立即开始进行紧张的突围前准备工作，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召开了军政会议，分析形势、传达任务，部署向南突围计划。对部队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号召全体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团结一心，上下一致，依靠群众，发扬部队英勇、顽强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完成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与此同时，军政委员会对红六军团突围西征的部署，进行了周密而审慎的研究，最后决定向南进行突围。因为南面是湘军和粤军的结合部，兵力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从五斗江到桂东地域，虽说有三道封锁线，但有较大空隙，且都是由反动地主武装防守，战斗力不是很强。同时，这个方向的地形地势也有利于部队迅速运动，不至于过早暴露红六军团西征的意图。
8月初，敌人对根据地又开始了新的进攻，粤军余汉谋部向北推进，准备会同湘军从南、北两面，对红军进行夹击。得知这一消息后，红六军团立即向中央军委建议：部队提前到8月上旬突围，并隐蔽进入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一带待命。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批准。红六军团马上派出独立第五团伪装红六军团进行活动，扬言红军主力将分三路东渡赣水，以此迷惑和钳制东线敌军。
1934年8月7日下午3时，红六军团所部9700余人，以从桂东调回来的红独四团为前导，告别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父老乡亲，开始突围。他们从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以突然行动，在迅速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后，不顾酷暑骄阳，日夜兼程向前进发。11日凌晨，红六军团从宿营地遂川高排出发，经过下车、茅坪，越过遂川与桂东交界的白沙坳，于当日上午十时左右，进入桂东增口的摇兰坑（今金兰），烧毁了由当地民团把守的碉堡后，直下寨前的新坑。中午，军团主力抵达寨前墟一带。鉴于“病员太多”、“部队疲劳”等情况，决定部队在此宿营，以稍事休息，并筹备军粮。此时，红六军团派往红军学校学习的部分干部学员，因西征的需要，尚未结业也中途赶了回来，他们一行十余人，由刘转连带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经上犹、鹅形、猴子岭、新坑等地赶到寨前，加入西征队伍。
红六军团到达寨前以后，立即开展了各项革命活动。一面派出部分人员在驻地附近书写张贴“抗日救国”、“建立苏维埃政权”、“武装民众，开展民族革命斗争”、“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等标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打土豪，杀猪出谷，将没收的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
红六军胜利突围，极大地震惊了湘、粤两省的国民党军。湖南军阀何键急急忙忙派刘建绪为第四路军前敌指挥，前往衡阳指挥作战。刘建绪来到衡阳后，一面命令所属的第十五师、第十六师对红六军团进行跟踪追击；另一方面又调动驻湘东南地区的保安十六团和十七团，在郴州、桂东之间的彭公庙、青腰墟、渡头司、滁口和文明一线，构筑堵截防线，并以保安第十八团在汝城地区构筑屏护阵地。与此同时，粤军六个团兼程北上，妄图将红六军团包围进而歼灭在桂东、汝城、郴州之间的地区。另外，广西军阀为了防止红六军团进入其势力范围，也急令第十军的第十九师和二十四师向靠近湖南的广西北部地区推进。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红六军团认为，原定停留在湘东南和桂东附近地区发展和推广游击战争、求得暂时立足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遂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抓住当时敌人围堵部署尚未形成、湘江布防尚属薄弱的有利时机，以强行军的动作，迅速越过耒阳、宜章公路，然后经过新田等地，在零陵附近的地域内抢渡湘江，然后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
11日晚，红六军团派第五十三团提前行动。他们经桂东大塘、文溪等地，顺利地占领了沙田。此后，五十三团在主力前一日行程处，“扫除沿途障碍”，“侦察敌情”。12日凌晨，五十三团按军团的部署从沙田出发，经大湖、石壁山等地往汝城方向行进。同日，掩护军团的红独立四团奉命取道增口侃大、流源来到四都一带活动；稍事停留后，经八面山进入资兴，来到东江附近地域，以牵制国民党军王东源、陈光中、陶广部，以保障主力部队的右翼安全。
二、桂东寨前誓师西征
为了进一步明确红六军团突围远征的目的和任务，进一步做好西征途中进行战斗的思想准备，进一步发扬军队的光荣传统，8月12日上午，红六军团在桂东寨前墟旁边的河滩上，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誓师西征并庆祝胜利突围。会议由萧克主持。会上，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宣布红六军团正式成立。萧克任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十七师政委，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任第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任第十八师政委，谭家述任十八师参谋长，方礼明任十八师政治部主任。会上，任弼时宣读了中央命令：任弼时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作为红六军团西征的最高领导机关。会上，还宣布了转移任务与行军纪律，对全军团的行动作了进一步的战斗动员。
寨前的誓师西征大会，是红六军团长征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通过大会，广大的指战员进一步认识到这次突围远征，不单纯是到外线去牵制敌人，而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挽救革命，实现极为重要的战略转移。这次大会，使全军团的同志更加明确了自己所肩负的重任，进一步鼓舞了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念和决心。
12日下午，红六军团在掘平了国民党政府修筑在寨前墟的两座碉堡之后，冒着大雨，向大塘、沙田挺进。晚8时，任弼时、萧克、王震联名向朱德发出电报，报告红六军团的有关情况及最近几天（8月12日至8月16日）的行动计划。13日上午，红六军团分两路从沙田发出，一路经文昌、大湖、石壁山往汝城濠头方向前进；另一路经径口、开山向田庄方向前进。红六军团离开桂东县境后，突破湘、桂、黔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向西挺进，于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团胜利会师，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
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先遣部队，从湘赣根据地突围，在桂东寨前誓师西征，从此拉开了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
第二节 以桂东为中心的湘粤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
一、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的组建
1935年2月，留守的中央分局根据中央关于“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方式”的指示精神，决定将留下来的红军部队从仁风分九路突围。并决定由湘赣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两个大队到江西崇义、上犹边境，向湖南的汝城、桂东一带发展，建立游击队。4月下旬，蔡会文率军区两个大队约300余人的队伍进入桂东的东边山，与此同时游世雄奉命带领100多名红军战士进入东边山与蔡会文所部会合。此前，原已有四支红军部队及地方游击队活动在桂东一带坚持游击武装斗争，一是方维夏收集、整顿的红独四团不足100余人的队伍；二是由团长张通率领的红独五团一个连，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被打散，长征开始时，未赶上队伍，留下来在桂东开展活动；三是龚楚（后叛变）率领的红七十一团的一部；四是罗荣带领80余人的桂东游击队。蔡会文、游世雄等抵达东边山后迅速联合上述各部，并在东边山赤水仙召开各部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以东边山、西边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稳固的游击根据地。同时决定各部合并正式成立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下简称游击支队），蔡会文任支队长兼政委，游世雄为副政委，罗荣为参谋长，李国兴为政治部主任，总部设在桂东县东边山赤水仙，下辖八个大队，每大队50—80人枪。
二、游击支队的壮大和游击根据地的扩展
为扩大革命影响，牵制更多的敌人，减轻留在北山由项英、陈毅等指挥的南方游击总部的压力，蔡会文等决定以东边山、西边山作为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的中心区域，将游击区向四周扩展。1935年5月，为加强党对湘粤赣边区游击支队和地方工作的领导，在与中共湘赣省委取得联系后，在桂东东边山成立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蔡会文、组织部长李国兴、宣传部长方维夏，委员有游世雄、王赤等人。湘粤赣特委成立后，立即派出8个工作团（每个工作团2-4人组成）分赴湖南的酃县、桂东、资兴、汝城、郴县，江西的崇义、上犹，广东的南雄、始兴等地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恢复和发展党的地方组织，领导组织游击武装斗争。
游击支队指战员深入到东边山、西边山的村寨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反动派的罪恶，并经常下山打土豪，将得到的衣物、粮食等物质分给群众，群众也积极参加红军游击队，为游击队购买和运输物质，担任秘密交通员。在艰苦的环境中，蔡会文、方维夏等人十分注意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给部队讲形势、讲任务、讲光明前途，坚定指战员坚持斗争的决心，增强胜利的信念。要求指战员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把革命坚持到底。他们还与战士们一起挖野菜、找野果，同艰共苦，用实际行动鼓舞大家，使大多数战士在艰苦的环境中不动摇。在游击区内，中共湘粤赣边特委和游击支队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实行正确的政策，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保护工农利益，保护商人，团结兄弟民族，从而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特委和蔡会文、方维夏、游世雄等人的领导下，以东边山、西边山为中心，游击根据地迅速扩展，队伍很快增加到近千人。湖南的桂东、汝城、资兴、酃县、郴县、宜章，江西的崇义、上犹、大余，广东的乐昌、仁化、始兴、南雄等县边境都成了湘粤赣边区游击支队的活动范围，开辟了方圆数百里的游击区。几经艰苦奋斗，游击区域不断扩大，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为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5月，游世雄、李国兴按特委和游击支队的决定，率三个大队进入西边山，开辟以桃寮为中心的西边山游击根据地。他们进入西边山后，会合了散落在牛皮江的原红独四团三连的顾星奎等十余名战士。由于深入群众，艰苦工作，很快站稳了脚根，打开了局面，他们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青年农民参加游击队。桃寮17户人家，除三户人外，均靠拢游击队，支持游击队，全村60多口人有15名青年参加了游击队，队伍很快发展到数百人。随着形势的发展，在游击支队的帮助下，西边山中心苏维埃政府在四都桃寮成立，主席钟为忠，并下辖5个区苏维埃政府。同时在桃寮、四都、彩洞等地发展钟为忠、李庚启等人为中共党员。
三、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武装斗争
游击支队在桂东的东、西两边山游击根据地迅速扩展，使得国民党反动政府十分恐慌。1935年7月16日的《大公报》对红军游击支队在东边山、西边山开展游击战争，明确记载：“近日，又迭据乡书报告，负隅边区者尚属不少，加以杨木森、蔡会文、方维夏、罗荣等人……又相继云集，分据于第三区东边山之上、下庄，扶洞；西边山之宋家地，大水江及第五区之八面山，麻斜等处……合计人枪四百以上……声气相通，东西两边山遥为应援。”于是，国民党当局一方面采取军事进攻，联合广东的铁甲兵教导团、江西的铲共团、湖南的保安团，加上桂东县铲共义勇队对红军游击支队进行大规模“会剿”。另一方面利用叛徒李宗保等进行政治诱降。在气势汹汹的反动势力面前，游击支队坚决执行中央“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的游击基本原则，认真、冷静、全面、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制订了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他们有时将队伍化整为零，放得开，收得拢，避敌锋芒，保存自己，寻找战机，吃掉小股敌人；有时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地形，消灭大股之敌。战斗中，打得赢就坚决打，打不赢就迅速转移，决不与敌人硬打硬拼，以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
国民党军何忠汉、吴亮明部进攻东边山时，经常在五花洛、芳村、小水山等地抢劫群众财物，杀人放火，坏事干尽。游击支队为了保护群众利益，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进行严惩。一天游击支队的一部分占领小水山、选垅、刘家排、鹰打团等处制高点，设下埋伏，形成口袋式的包围圈。然后，派中队长曹木生率一个小分队，连续几天在东洛一带活动，有意暴露目标，引诱敌人上钩。吴亮明听说游击支队在东洛活动，大喜过望，赶忙率领100余人枪从沙田赶来。当敌人进入包围圈时，游击支队马上封住袋口，四面合击，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死的死，伤的伤，漏网者有如惊弓之鸟，拼命逃窜。是役，打死，打伤敌人七、八十人，缴枪十支。游击支队高兴地唱道：“好个吴亮明，真会做人情，送来枪和弹，也不问奖金”。
四、粉碎敌人的“清剿”
由于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地主武装对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的围追堵截和严密封锁，1935年9月以后，游击支队与陈毅等率领的南方游击总部失去联系。
游击队粉碎敌人的多次“进剿”后，国民党军仍不甘心失败，亡我之心不死。1936年初，何键、余汉谋从广东、江西、湖南调集3个正规师和10多个地方保安团、“铲共队”共5万余兵力，采取军事、政治、经济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手段，利用叛徒龚楚、李宗保为向导，以东边山为主攻目标，再次开展大规模的“清剿”。军事上，修筑大量碉堡、炮楼，在重要地段设置卡哨，进行伏击，并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对游击队进行围歼。经济上，对游击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到处设立关卡，限制群众购买粮、油、食盐等食品，对胶鞋、布匹、火柴等生活必须品也严加限制，不允许任何生活必需品进入该地区。否则，“以通匪论处”，“格杀勿论”，以断绝游击支队的物质来源，妄图把游击支队困死在山上。政治上，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将农户按“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五保为一联保”的形式编组，实行法西斯统治，大力进行清乡，大搞联保连坐和并村移民，发现一户“通匪”，全村株连，强迫群众搬迁，并采取搜山、砍山、放火烧山等手段，制造无人区，以此切断人民群众与游击支队的联系。他们污蔑上庄、下庄、小水山等地居民“通匪”，把这些地方看成“匪区”，下令居民搬走，三日不搬者就是“共匪”，抓了就杀。村民李锦如一家没搬，全家五口全部被杀害；上庄、下庄两个自然村29户人家全部被搬走，方村几十栋房屋被烧毁，变成了无人区。致使东边山的上庄、下庄、小水山及其邻近地区田园荒芜，庐舍成为废墟，满目疮痍，人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广东军阀余汉谋叫嚣：烧山也要把游击支队烧死；烧山烧不死，也要把他们饿死、困死。并大势进行反动宣传，诬蔑游击支队是“土匪”，并悬赏通缉游击支队负责人，以瓦解红军游击支队。为对付游击支队，国民党军还组织“跟脚队”、“听响队”，到山上、水边看有无留下的脚印、听有无响声，如发现可疑之处，立即搜山。并在各处设立“招抚处”，引诱红军游击队员“自首自新”，投敌叛变。
为粉碎敌人的诡计，游击支队随机应变，针锋相对。他们分散出去，大路集中；零星归来，茅棚相见；时刻留意消除所留下的脚印，使之不留痕迹。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组织“看烟观火队”，登高瞭望，发现那里有炊烟和火光，就往那里包围。游击支队则趁清晨大雾弥漫的时刻生火做饭，烧不冒烟的干柴等等。给养困难，就用野菜、野果、竹笋、树皮、草根充饥，把树洞、石穴当住房。仅管条件恶劣，游击支队仍然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精神坚持斗争。
粤军余汉谋以一个团的兵力常驻崇义上堡一带，对游击支队进行跟踪、监视。1936年春，敌人又一次勾结起来，再度向东边山发起进攻。蔡会文率部奋起还击，打了一些胜仗，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尚无力给来犯者以毁灭性的打击。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受挫，队伍被打散，人员也伤亡较多。蔡会文带着部分战士转移至小水山的桃树窝。因给养困难，游击队战士10来天未见一粒米。一天，蔡会文派管理员下山买粮，一到山下就被俘叛变了。游击支队见他没回来，估计出了问题，正准备转移时，已叛变投敌、当上桂东反共队长的陈君亮领着化了妆的敌人前来搜山。哨兵发现后，立即鸣枪告警。敌人开枪将哨兵击倒，包围了蔡会文的驻地。蔡会文沉着指挥，组织反击，进行突围，不幸身负重伤被俘，后壮烈牺牲。游击支队痛失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此后，东边山只剩下方维夏、王赤等为数不多的队伍。
敌人大举进攻东边山的同时，对西边山也发起新的进攻。驻西边山的红军游击队在击败敌人后，突出重围，由游世雄带领向酃县方向转移。当周里带着第六大队部分战士从东边山来到酃县西坑与遂川坑口中间的一个山头上与游世雄的队伍会合时，整个游击支队只剩200多人了。这时，他们按照陈山给周里的“司令员蔡会文已经牺牲，我也挂了花，请周里同志代理特委书记，担任党和军队的领导工作”的手令，决定由游世雄负责游击支队的工作，周里代理特委书记兼游击支队政委。一个星期后，他们带着队伍返回西边山。
1936年4月，方维夏与警卫员在普乐新庄一带被敌人围困，隐蔽在仙背山。23日被曾为游击支队送过生活物资、后为敌人收买过去的黄犹斌等人，以送粮为名，趁方维夏正在生火做饭，未曾戒备之机，将方维夏夫妇杀害于普乐新庄的仙背山，并取其首级星夜赶回县政府邀功请赏。游击支队又失去一位优秀的领导人。
敌人“限期肃清”游击队的计划虽然被挫败，但并不甘心就此住手。1936年5月10日，粤军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彭霖生在沙田召开湘粤赣三省“清剿”会议，再次重弹“三个月全部肃清广东、湖南、江西的游击队”的老调，为参加会议者鼓气壮胆，并重新部署兵力“进剿”东边山和西边山游击根据地。
此时，湘南存在着两个特委，即湘南特委和湘粤赣特委。1936年5月，在安仁县潭湾举行的联席会议决定撤销上述两个特委，成立湘南军政委员会及其领导的新湘南特委，周里任书记，游世雄、刘霞、李国兴等为委员，周里主持全面工作；游世雄分管军事，仍回桂东，积极巩固和发展东边山、西边山游击根据地，指挥这一带的游击队。未几，湘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克全携枪逃跑，军政委员会不复存在。
游世雄从潭湾回到西边山后，按有关决定，成立中共西边山边区委员会，游世雄任书记，杨汉林任副书记。西边山边区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组织三个工作团，分赴桂东、汝城、资兴开展地方工作。为有利于开展游击活动，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整编为两个大队。第一大队由赵书良负责，以西边山为中心开展活动；第二大队由王赤负责，以东边山为中心开展活动。
1937年2月，第一大队主动出击，在西边山的木丘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打垮了国民党军何宗汉部的一个排，毙敌、伤敌十余人，俘敌十余人，缴枪数十支和大批子弹及其他军需用品。经过教育，所有俘虏全部释放，每人发银元二块，遣散回家。
4月14日，游世雄以湘南特委代表的名义，给中共东边山区委发出指示信。信中分析了形势，部署了工作，并送去了一批学习资料。指示信在讲到组织问题时说：“为健全东边的工作，特咨调王赤同志任东边区委书记兼第二大队政委，朱正增同志为团委书记，游雪高同志为第二大队大队长；其他干部由王赤同志及区委负责斟酌分配。西边区委名目取消，仍组织特区委，以顾星奎同志为书记，团委书记由曾昭书同志担任。并组织一新兴区委，由邹云雄同志任书记，郭庚鸾同志任团委书记。凡一切地方党的工作，各区委都受特委和湘南代表指挥……支队部以赵书良同志为支队长”①。
此后，游击支队捕捉战机，集中兵力狠狠打击敌人。如某日晚，游世雄、王赤率部从西边山出发，袭击驻龙溪之敌，获得全胜，打垮地主武装两个排，毙敌20余人，伤敌15人，俘敌21人，缴获长、短枪47支，手榴弹3担，子弹3万余发。自4月起至7月底止，游击支队与敌交战10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保存了自己。
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在东边山、西边山的艰苦的游击战斗中，始终得到桂东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山区群众在自身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为游击支队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敌情；帮助伤病的支队成员采药治病；掩护游击支队转移至安全地带；有的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住东边山上庄的方传起，因为经常接济游击支队而被捕，受尽折磨，当敌要他带路寻找游击支队时，他在途中抱住一个敌人跳入江中，与敌同归于尽。在西边山彩洞，瑶族同胞、中共党员李庚启，满门忠烈，在对敌斗争中被捕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献出了一家父子四口的生命。
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支持下，以东边山、西边山为中心，坚持了长达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多次进剿，从1935年5月5日起至1937年8月19日止，游击支队在桂东境域与敌人作战达46次。他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压不垮，打不散，不仅消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牵制了湘粤赣三省敌人的大量兵力，积极配合了其他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斗争，而且保留了一支几百人的队伍和一批优秀的军政干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根据党的指示，在游世雄、王赤率领下，离开西边山游击根据地，以500多人枪的队伍在桂东沙田集中待命，后编入新四军某部第一支队二团第二营及第三营一部，开赴抗日前线。
①1937年10月间，赵书良前往湘赣边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指示时，被当作叛徒而误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