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东党史》中共桂东地方组织的建立和在大革命时期（1921年7月
第 一 章
中共桂东地方组织的建立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的爆发，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县内进步青年怀抱救国救民的理想，外出求学，探求革命真理，率先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1924年，桂东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就读的陈奇、郭亚臣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6月，以陈奇为书记的中共桂东支部在桂东县城建立。从此，桂东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揭开了桂东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新篇章。
第一节 桂东党组织诞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大革命前夕桂东的社会历史状况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但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并没有彻底消灭封建制度，未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根基，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政权仍然落在各省军阀手中。当时，南北军阀各自为政，长期混战，致使中国四分五裂、民生涂炭。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勾结国内军阀，狼狈为奸，对中国进行侵略瓜分，使中国的大好河山支离破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加深，地处大山深处的桂东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
桂东位于罗霄山脉，交通闭塞，生产方式极其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囿于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人民生活极为凄苦。生活在桂东这块土地上的广大农民饱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占有极不平衡，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斗争的焦点。当时占全县总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耕地60683亩，为全县耕地总数的49.55%，人均占有耕地6.6亩；而占总人口80%的贫雇农与中农仅有土地27624亩，只占全县耕地总数的22.77% ，人均只有0.39亩。有些家族有大量的祭租、学租，这些耕地也都是由族中的土豪劣绅掌控，很多农户没有土地。有些大地主动辄有租千担（1担租为2担谷田），有的高达3000多担。
地主阶级凭借封建土地所有制，对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其一是地租剥削。地租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地主对农民剥削的主要形式，没有土地的农户，只好靠佃地主的土地耕种。当时农民佃耕地主的土地，地主收租一般为二五对开。地主为获得更多的收益，想方设法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收租时加大收租比例，由二五对开改为四六开（佃户得4成，地主得六成）或三七开；收租时还采取大斗进，借出或卖出采取小斗量出。地主还采取加租担和加顶首（押租）的形式欺压佃户，把10担谷田改为12担、13担来计租，如果不加顶首即以退佃相威胁。除交租之外，逢年过节或婚丧喜事，佃户还要给地主送鸡、鸭，无偿帮工等，甚至连新米、新鲜蔬菜也要由地主先尝新。其次是雇工剥削。地主除利用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外，还利用雇工耕作土地从中剥削。雇工分零工、月工、长工三种。贫雇农到地主家打工以日计酬的为零工，男主劳，每日只付报酬大米1升；以月计酬的为月工，帮地主家砍柴、放牧及季节性下田劳作，一般男主劳月酬只付给大米1-2斗；以年计酬，长年在地主家谋生者，称长工。长工成年累月帮地主耕、种、管、收为业，苦活重活全承担，按东家田土多少，年酬一般为10-12担稻谷。一般每个长工要种50-60担谷田，除去给长工的报酬和伙食外，地主每年可以从一个长工身上剥削20-30担稻谷。有的长工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借故被地主撵走，落得一无所获。碰到灾荒年，贫苦农户生活更是无所着落。1921年6月连续下大雨十余日，淹没稻田2800亩，象这样的灾荒之年，贫苦农户十室九空，只得靠上山挖蕨糍，挖神仙泥充饥度日。其三是高利贷剥削。贫苦农民每逢青黄不接或遇天灾人祸，难以维持生计，或者因沉重的地租剥削，“放下禾镰冒米煮”，不得不向地主借贷度日，贷币的月息利率一般为每元4分，至少也要3分；贷谷，不管是春借秋还或是夏借秋还，均为加四或加五的利息（即借1担谷还1担4斗或1担5斗）。有的农民无法偿还，地主以利转本，利滚利，成了“八斗九年三十担”（当年借的八斗谷，九年后就要还30担谷），农民再也无法偿还，被逼得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其四是囤积居奇。碰到荒月灾年，地主往往大肆提高粮价，牟取暴利。1912年6、7月间，桂东全县发生饥荒，谷价由每担2元很快涨到10元。公仓积谷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即使县政府布告平粜积谷救荒，土豪劣绅就是不将积谷平粜。由于遭受地主沉重的经济剥削，贫苦农民走投无路，只好忍痛卖儿卖女，骨肉分离。仅寨前土豪邓满娴家，却有9个丫环是农民忍痛用来抵债的。大多数农民衣衫褴褛，有的以簑衣当被，稻草作蓆。
桂东“虽属弹丸之地，却卓有金汤之势”，是历代兵家活动要地，是守兵布阵的天然屏障，为历代兵家所注目。军阀混战期间，湘军、桂军、粤军、滇军等南来北往，频繁入境驻扎。1922年7月，湘军陈嘉佑部会同滇军朱培德部反对赵恒惕，在赣南先胜后败，陈嘉佑部谭蒙团退入桂东；8月20日，赵恒惕派叶开鑫、唐生智两旅至桂东等地进行防堵；1923年12月，桂军沈鸿英部占领桂东，次年1月被湘滇联军击败，退往广西。在兵荒马乱的军阀混战中，军队扩军就在老百姓中四处抓壮丁，士兵给养就到老百姓家中派款派粮，甚至蛮横地到老百姓家中搜查、抢劫，闹得整个桂东鸡犬不宁，人心惶惶。1917年至1924年，县内支付给来往驻军的筹、募、派款及招待费等达40余万银元。此外，军阀政府横征暴敛，变本加厉，巧取豪夺，田赋、税款连年加重，农业税每亩除正饷2.4元之外，另附加15元。还有盐油税、屠税、米税、人丁税、猪崽税、团练捐、乩坛捐等等。各种税捐从无到有，数额从小到大。桂东人民如牛负重，苦不堪言。
农民除遭受残酷的经济剥削处，还要受封建政权和封建宗法制度的压迫。在军阀统治时期，军、警、政、法大权全部操纵在地主恶霸、豪强劣绅手里，他们贪赃枉法、横行作恶、拉帮结派、舞弊循私，根本不顾劳苦大众的死活。1912年6、7月间，全县发生饥荒时，县政府布告平粜积谷，掌管县城积谷的土豪黄义贤擅自提价，还迟迟不平粜。饥民饿得在死亡线上挣扎。黄洞羊社村饥民罗国宏见城隍庙粮店不卖米，义愤填膺，挺身而出，鸣锣聚众于箭广坪，高喊“冒米吃的跟我来！”，率众冲入积谷局质问。愤怒的饥民将积谷局掌管粮房的黄义贤揪出来暴打了一顿。新任的县知事谭嗣穆受了黄义贤200元贿赂，立即将罗国宏捉拿入狱，并于次日天未亮将其押至关帝庙牌坊下枪杀。群众联名签章，由周缉熙执笔写诉状上告。谭嗣穆知道后，妄图报复，迫使周缉熙等人离乡背井逃往江西躲避。1920年，县内多灾，县府李招南等人将上司所拨救灾钱粮挪作修路，从中贪污后各购置田租30多石。北伐军过境桂东期间，李招南、李柏林等混入招待处，借机募捐，虚报“超用几千元”，要求填补，结果官官相护，任其吞食城关草堂的公租五十六担、公山油茶林几百亩。1925年，寨前杨岸大土豪邓满娴及其子黄岳如、黄汇川，大肆向农民逼租逼债，退佃、加顶，许多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当地一个铁匠因对邓满娴一家的剥削、欺榨的恶劣行为极为不满，他打造了一把匕首，邓满娴母子借故诬告，铁匠遭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邓满娴买通县官何元祯，于当年除夕晚上将铁匠枪杀。由于邓满娴母子与县长何元祯互相勾结，有关邓满娴一家的案件都一一勾销，农民始终是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此外土匪、劫贼横行，小股的不可胜数，大的土匪朱孔扬（祁阳人）纠集二、三百名地痞流氓明火执仗，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穷苦百姓被其抢劫后，更是雪上加霜。1922年6月15日，匪首朱孔扬竞率匪数百人将桂东县城财产保管处、学校、机关以及市店、民舍劫掠一空，县知事出逃，不知踪迹，全县不得安宁。封建统治者还利用族权、神权愚弄百姓，禁锢人们的思想。各姓族长把持族权，制造各种借口向本族人员派款，自已则从中渔利。辛亥革命以后，虽已开始废私塾、兴学校，将祭租、庙产等公款用于办教育，但能上学的大多为豪绅子弟。而且受宗族限制，各姓所办学校只招收本宗族的子弟入学。办学经费掌握在豪绅族老手中，任意侵食。衙门官吏任意削减教育经费，或挪用，或侵占。教师待遇菲薄，地位低下。穷人子弟交不起学费，往往辍学，读得一年难读两年。全县高小毕业生不足千人，农民中绝大多数为文盲、半文盲。
帝国主义、军阀政府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严重阻碍和破坏了桂东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激化了人民大众与豪绅阶级和腐朽的封建制度的矛盾，劳苦大众奋起反抗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桂东进步青年早期的革命活动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广大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向何处去？出路在哪里？这是每个有志之士都在思考的问题。桂东一大批仁人志士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奔走呼号，历尽艰辛，苦苦求索。
李长才，流源乡人，生于1874年12月。进入20世纪后，他目睹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中国现实，怀着惆怅的心情，背井离乡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在留日学习期间，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聆听过孙中山的演讲，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同盟会，此后，他满腔热忱地投身民主革命运动。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推翻祸国殃民的清朝政府后，李长才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从日本赶回长沙，他为推动新军起义，成立湖南军政府，投入了紧张的革命工作，1912年8月李长才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从长沙返回桂东开展民主革命活动。他不顾世俗的偏见、家长的反对和宗族的冷嘲热讽。对他们的指手划脚，他有时据理反驳，有时嗤之以鼻，不予理睬。他竭尽全力，深入城乡在民众中进行民主革命的宣传，号召人们剪辫放足，破旧立新，物色和培养革命骨干，大力发展革命党人，培养革命力量。
邓飞黄，生于1895年，流源乡人。1915年，他以第一名成绩考取湖湘名校岳云中学，1918年考取北京大学经济系，在校期间阅读不少进步书刊。他目睹农村的破败和农民的凄苦，萌发救国救民的激情。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与傅斯年、罗隆基等同学投身到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反帝反封的运动中。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他对社会主义有了初步认识，1922年在东方杂志发表《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章。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共产党员何孟雄等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并且为邓中夏主持的工人周刊撰写文章，同时协助邓中夏做工运工作。参与共产党在北京组织的政治运动。
刘雄，普乐乡东水村人，1889年出生在一个富豪家庭，14岁到衡阳读书，考入长沙政法学校。学习期间开始接触进步人士，阅读进步书刊。1923年参加湘军，在湘军中，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此后，他常接触一些共产党人，开始了他人生中的转折。1925年任广东南雄典狱长期间，面对腐败、动荡的社会，苦闷彷徨，1926年毅然辞职回乡投身农民运动，被选为乡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并以农会名义要其父亲捐谷200担稻谷支持革命工作。他背叛家庭，外出探求革命真理，于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朱绍熹，大塘乡人，1895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中，1914年高小毕业后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该校学习期间，受过新思想、新文化薰陶，辍学后回乡从事教育工作，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兴起后，他毅然决然地离开学校，积极投身大革命的洪流。1927年当选为寨前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当他了解到该区所辖的安定乡（今大塘乡）农民协会的大权已被土豪掌控，他便深入到该乡，团结广大劳苦群众，与当地的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及时改组了该乡农民协会，夺回被土豪劣绅所篡夺的权力，重新选举产生了新的农协执行委员，他与新的执行委员一起发动、组织和带领群众大力开展革命活动，使该乡的农民运动以前所未有势态向前发展。朱绍熹在革命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他为了追求革命真理，为了党的事业，把生死置之度外，长沙“马日事变”后，他被捕入狱，在监狱里，他仍然斗志不减与敌作斗争。
陈奇，城关镇光明村寨背人，1904年出生在一个家境贫寒的家庭，1921年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陈奇与其他桂东旅衡青年学生陈祖舜、黄仁宝、郭亚臣等对新思想、新文化孜孜以求，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聆听过毛泽东、夏明翰、夏曦、张秋人等人的讲演，他们的演讲中，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的精辟分析，新颖的立论，使他们受到极大启发和教育，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正确性有了较全面了解，他们较早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明确了人生前进的方向，决心与旧势力作不屈斗争，积极参加湘南学生联合会的革命活动。1922年，陈奇被推选为桂东籍旅衡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和湘南学联领导成员。1924年陈奇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积极参与湘南学联组织的运动，担任兵工厂工人顾问兼夜校教员。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根据中央湘区委指示，中共湘南特委决定陈奇与湘南学生联合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在省立三师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进步青年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积极组织开展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为了推动桂东的反帝爱国斗争，1925年暑假回到家乡后，陈奇与旅衡学生一起，深入在城乡宣传革命思想。
这些走出桂东的爱国青年，思想上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促进了桂东人民的觉醒。在后来的各项革命运动中，陈奇、刘雄等成为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起到了先锋骨干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在桂东的传播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为声援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6月，湘南学联商讨进一步开展宣传工作的办法，决议由各县学生分别组织讲演团，回县宣传“五卅惨案”真象。为了推动桂东的反帝爱国斗争，使新思想、新文化、新科学技术及时传入桂东，同年暑假，陈奇与桂东旅衡学生联合会的同学一起带着《新青年》、《湘江评论》、《共产主义浅说》等进步书刊回到桂东，这些书刊很快在亲戚朋友和广大青年中传阅扩散。同时，陈奇联络桂东县立初中李壁、扶良博等20多名青年学生，组成露天讲演团，讲演团以县立女子学校为集合点，利用逢墟日期在县城城隍庙、寨前、沙田、四都等集镇地演讲，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他们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就及国内外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宣传移风易俗、婚姻自由和反贪污、反官僚等内容，这些生动的宣传唤醒了民众。同时向家乡的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大好形势，使他们明确了劳苦人民受苦受难根源，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大大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提高了阶级觉悟，深受群众欢迎。
1924年，共产党员邓定昌、邓造雄又从伤兵团和黄埔军校带回了《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史现》、《社会发展》、《苏共党二十周年》等革命书籍，在寨前、流源等地传阅，这些革命的宣传活动为桂东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传播与革命实践，为中共桂东支部的建立，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做了重要准备。
第二节 中共桂东支部的建立及早期活动
一、桂东早期的共产党员
中共桂东地方党组织建立前，不少在外地从军、求学的进步青年较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民主、进步思想的影响和党组织的培养下，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有陈奇、郭亚臣、陈祖舜、邓造雄、邓定昌、郭佑林等，其中陈奇、郭亚臣、陈祖舜是1924年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期间，由夏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21年陈奇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后，勤奋学习，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在同学中知名度较高，1924年，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夏曦到三师检查工作时，得知陈奇是张秋人老师最器重的高才生，革命意志坚决，活动能力强，于是介绍其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桂东最早的党员之一。邓造雄于1924年进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讲习班学习，下半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邓定昌青年时外出当兵，毕业于建国随营学校，旋即加入国民革命军，思想进步，1924年下半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在贺龙部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邓定昌写了一幅挽联：“功益桓文，才誉汤武，五百里震威名，天授如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运筹帷幄，驰击疆场，数十年共患难，山颓安仰？上为悲恸，下为哀思。”郭佑林，1924年在江西协助方维夏做地下情报工作，1926年2月由方维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53岁的郭佑林回到沙田串连郭振声等人开展革命活动。
桂东早期的共产党员是桂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是青年学生、工农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为桂东地方党组织的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中共桂东支部的建立
1926年夏，陈奇、郭亚臣等人受党组织派遣，回桂东秘密地进行建党工作。回到桂东后，以桂东县立初级中学为据点，积极开展串联活动，确定并认真考察，培养建党对象，经一段时间的工作，发展了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活动和思想向上的县立初级中学学生李璧、扶良博、扶茂华为共产党员。6月，在桂东县城江西会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共桂东支部，会议选举陈奇任支部书记，李璧为组织委员，扶良博为宣传委员，属中共湘南特委领导。党支部会议决定：按照党的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坚定领导桂东人民开展革命斗争，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保守党的秘密，广泛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支援北伐战争。是年8月，陈奇返回衡阳，党组织派其在衡阳市内做工运工作，中共桂东支部书记一职由李璧代理。在此期间，还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桂东特别支部，负责人李春芬。
中共桂东支部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桂东劳苦大众带来了希望，桂东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桂东的农民运动在中共桂东支部的领导下迅速地开展，开始了人民革命斗争的新时期。
三、中共桂东支部的早期革命活动
中共桂东支部成立以后，立即全力以赴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各项革命活动。
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 中共桂东支部成立后，把发展共产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1926年7月以后，桂东的工农运动在县内蓬勃兴起，并逐步进入高潮。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涌现了许多积极分子，通过考察、培养，在1927年3月召开的支部会议上，发展了黄镇衡、朱绍熹、刘雄、刘松生、黄奇志等10余人入党。同时，支部会议决定，在沙田成立党小组，由郭佑林任组长。同期，郭振声等人加入了党的组织。至1927年3月底，全县有共产党员20余人。
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 中共桂东支部成立后，共产党员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工农运动，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1926年11月成立县农民协会通讯处，12月下旬成立桂东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共产党员李璧、扶良博分别任正、副主任。在此前后成立了县总工会、县妇女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教师联合会等群众组织，中共桂东支部或是派人担任领导工作，或是通过其他方式对其加强领导。在担任区农协委员的166名干部中，有共产党员15人。1927年3月底，在中共桂东支部的领导下，召开桂东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打倒土豪劣绅、扫除封建势力等一系列提案和决议，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会后，全县各地掀起了农民运动的高潮。
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7年3月，为培养农运骨干，中共桂东支部在尚德乡流源小学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由邓造雄任所长、邓定昌等为教员，吸收年满16-20岁、具有高小文化的青年入学，每期学习2个月，第一期有学员40多人。全部吃住在讲习所，伙食自备，办公经费向豪绅派款解决。学习内容主要有《马克思主义浅说》、《中山丛书》、《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学习方法是理论结合实际，学员除听课、讨论、自习外，与群众一起参与打土豪、斗劣绅等革命活动，通过学习，全体学员提高了阶级觉悟，明确了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源。同时，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各农协组织，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活动。这些学员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均起到了骨干、带头作用。讲习所自3月开始至5月结束，共历时41天。
第 二 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和桂东大革命运动
中共桂东支部成立后，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要求，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桂东县党部筹备处，实现了国共合作，为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中共桂东支部的领导下，桂东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农民协会及工、青、妇等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全县数万劳苦大众被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横扫封建恶习，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大革命运动遍及全县城镇乡村，党组织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成长。
第一节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桂东
一、改组国民党桂东县党部筹备处
1912年8月，桂东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李长才在长沙转为国民党员。冬，李长才回桂东开展民主革命运动，发展国民党员。不久，成立国民党桂东分部，李长才任分部长。下设评议会、总务、交际、政事、文事、会议等科。制订了国民党桂东县分部规约，以“赞襄支部，本部巩固共和实行贫民政治”为宗旨，以“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厉行种族同化，采取民生政策，维护国际和平”为纲领。1913年，全县有国民党员197人。是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组织，国民党桂东县分部被解散。
1923年6月12-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等文件，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确认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5年冬，中国国民党省立三师特别支部派钟自为任桂东县党部筹备员，成立国民党桂东县党部筹备处。1926年夏，筹备主任由陈舜韶担任。以陈舜韶为首的国民党桂东县党部筹备处，其政治倾向基本上是右的，对农民运动的兴起采取消极态度，甚至横加指责，制定一些清规戒律进行限制；某些人还指派代表豪绅利益的人混进农民协会，把持农会领导权。1926年7月，北伐军过境桂东时留下政工人员萧文任国民党桂东县党部筹备处特派员，负责帮助桂东开展农民运动。此后，桂东的农民运动得到开展，各级农民协会蕴酿成立。但萧文不认真执行省农协指示，领导不力，忙于应酬士绅。因此，桂东的农民运动在一段时间里进展缓慢，广大群众反映强烈。为此，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撤销了萧文的职务。
中共桂东支部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区委的指示，着手帮助改组国民党桂东县党部筹备处。1927年3月，陈奇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桂东。陈奇到职后，按照上级指示，在义勇祠改组了国民党桂东县党部筹备处，陈奇任筹备处主任，黄仁宝等人为委员。同时，派共产党员郭佑林在沙田成立国民党沙田区党部筹备处。改组后的国民党桂东县党部筹备处，公开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号召广大劳苦大众组织起来，投入到大革命的斗争中去；同时，将大劣绅黄靖民、陈湘池等清除出国民党，取消限制农民运动的清规戒律，并通过县农民协会筹备处解散了被土豪劣绅所把持的农民协会，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至此，国民党桂东县党部筹备处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局面在桂东初步形成，为工农革命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支援北伐军过境桂东
1926年春，国民政府决定北伐，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同年5月，北伐军先遣队叶挺独立团由粤北挺进湖南，北伐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士气高昂，连战皆捷。叶挺独立团在湘南首战告捷后，国民党中央于7月4日发表《北伐宣言》，随即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军一路经宜章、郴县、永兴、安仁开往湘东；一路经汝城、桂东开往江西。
中共桂东支部把支援北伐作为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动员广大群众支援和参加北伐。1926年6月底，中共桂东支部组织30多人的化妆演讲团，编写了反对剥削、反对压迫的《地方民情》、讽刺贪官污吏的《脏官丑态》、揭露军阀罪行的《军阀凶恶》等节目，在县城箭广坪公演，时达半月，观众上万人次。这些形象生动的宣传很受群众喜爱，被称为“文明戏”。群众争相观看，情绪激昂，斗志旺盛。同时印发宣言，宣传中山舰事件真相，在大街小巷张贴许多“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标语，使劳苦大众认清了封建统治者的嘴脸，为激发广大工农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情、推动工农运动的开展和支援北伐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年7月15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军长鲁涤平、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等率部由广州出发，经汝城进入桂东境内，北伐军所经桂东各地，不拉夫、不筹响、不住民房、不扰乱市场、不打骂百姓、不调戏妇女，纪律严明，深得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沿途老百姓敲锣打鼓迎接，主动烧茶送水，腾房借物，砻米做饭，当向导，抬单架，连10多岁的小孩也提茶壶在路旁送水，路旁茶店均设茶水站招待，沙田、县城设招待所接待。在县城育英广场，县长彭俊之主持召开有各界人士参加的隆重的欢迎仪式，张贴欢迎标语，召开欢迎大会，大会气氛热烈，群众高呼“热烈欢迎北伐军！”、“大力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在城隍庙专设招待站，请了胡竹（菊）铭、钟树辉等有声望的老一辈人士负责招待工作，请县内知名的厨师胡老尹、李金科等在一黄姓的店里办了一桌“三十六点”丰盛宴席招待鲁涤平。中共桂东支部动员群众支援北伐，参加北伐军。大坪（今沙田、东洛一带）东乡龙头村何宗起毅然弃教从戎，参加了北伐军，受北伐军某团长（广东人）的邀请担任团部书记，随军到江西抚州，又下广东琼州守防。安定乡（今大塘乡）李湘、尚德乡（今流源乡）李布、大坪东乡东洛村黄奇因、沙田墟罗道仁等一批青年加入了北伐军队伍。县内由政府出面组织了70多名青、壮年参加运输队，编为沙田片、县城片2个分队，分别由郭俊仁、钟积光担任分队长，为北伐军挑运枪支、弹药等军需物资，他们从汝城黄草坪接运军需品，经资兴、耒阳、安仁、茶陵、攸县挑到江西抚州三江口，是年7月15日起至11月20日止历时4个多月。北伐军过境桂东时，中共桂东支部极力组织人力、物力各方面支援北伐。同时北伐军留下政工人员萧文任国民党桂东县党部筹备处特派员，帮助桂东开展农运工作。
北伐军过境桂东，极大地鼓舞了桂东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桂东大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第二节 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一、农民运动的兴起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告农民书》，提出“组织农民协会代替劣绅包办的农会，由农民选举乡村自治机关，反对苛捐杂税，废除陋规”等农民的最低要求。为贯彻中共中央的会议精神，中共湘区委随即于当月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湘区委之下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并通过了《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从全省的实际出发，明确了奋斗目标和秘密时期的斗争策略，为全省农民运动发展制定了正确的阶级路线，是全省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1926年6月，中共桂东支部遵照湖南农民运动这一纲领性文件精神，以极大热情加强对县工农运动领导。为推动工农运动的开展，组织演讲团，编写文明戏，揭露封建剥削和压迫、贪官污吏丑态、北洋军阀罪行，大大激发了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情。7月，北伐军途经桂东，留下政治工作人员萧文任国民党桂东县党部筹备处特派员，负责指导桂东的农运工作，筹办“桂东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他利用兼任县立初中英语教员的身份，依靠进步师生，在校宣讲三民主义，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培养农民运动骨干。10月，桂东的农民运动有一定进展，各地农民协会筹备处相继建立。但由于萧文没有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没有认真执行上级的指示精神，再加上以育英小学校长陈舜韶等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致使桂东农民运动进展缓慢，劳苦大众甚为不满，中共桂东支部针对萧文消极对待农民运动的行为，与其展开了激烈斗争。
1926年11月，郭亚臣、陈祖舜、黄仁宝受中共党组织的布置回县，中共桂东支部领导农民运动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湖南省农民协会派张俊杰为桂东县农民运动特派员，指导桂东的农民运动。张俊杰到职后，与中共桂东支部全体党员紧密团结在一起，广泛联系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使桂东的农运工作一改过去较为冷清的局面，快速推进。是月，成立了桂东县农民协会通讯处。其时，全县农会会员发展到5193人（据《战士》周报第38期），其中雇农816人，佃农1156人，半自耕农1032人，自耕农1507人，手工业者94人，小学教师62人，小商204人，妇女297人，其他25人。11月底，选派黄仁昭（后投靠国民党，镇压农民运动）前往长沙出席12月召开的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
1926年12月，桂东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成立，李璧、扶良博分别被推选为正、副主任。筹备处下设组织股、宣传股。李壁等在省农运特派员张俊杰的指导下，与筹备委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商讨，决定全县的农运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宣传发动。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做到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取消重利盘剥，扫除封建势力，一切权利归农会等内容，邀集农民，召开会议，号召农民参加农民协会。第二阶段，建立农会组织。在宣传发动的基础上，通过自愿报名申请，吸收农民入会，以村为小组，选出负责人。在此基础上再成立各乡、区农民协会，推选出农民协会负责人。第三阶段，开展斗争。各乡农协成立后，即可组织、率领会员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等活动，锻炼队伍，震慑土豪劣绅，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第四阶段，打土豪，斗劣绅，分田地。在思想、组织等方面的条件成熟后，选准对象，经乡农协提名，县农协批准，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予以坚决打击。对那些罪行累累、民愤很大的大土豪、大劣绅交群众斗争后，予以关押、审判，直至处决，然后分田分地。县农协筹备处还决定筹备处委员分赴全县各区指导农运工作，李璧、黄镇衡负责城厢区，扶良博负责寨前区，陈祖舜负责沙田区，黄显、黄仁宝负责桥头区，郭亚臣负责四都区。
二、成立县农民协会
1927年3月，省党部撤销原特派员萧文的职务后，另派陈奇为特派员。陈奇在改组了国民党桂东县党部筹备处的同时，在沙田秘密主持召开中共桂东县支部第二次党员会议，会议决定：1、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县农民协会；2、建立农民武装；3、开展打土豪劣绅运动；4、继续发展组织，委派郭佑林在沙田建立党小组。按照党支部的决定，为进一步开展农运工作，成立县农民协会势在必行。为此，李璧、扶良博等发动群众和青年学生向桂东县政府提出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的要求。鉴于国共合作的形势、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县长彭俊之只得应准。
1927年3月下旬，桂东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各区、乡、村农民协会负责人和农民代表共300多人出席大会。大会选举李璧为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扶良博为副委员长，陈绍东为秘书，邓定昌、邓造雄、郭佑林、郭亚臣、黄显、陈祖舜、陈远清等为委员。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县城箭广坪。大会通过了有关打倒土豪劣绅、扫除封建势力、取消重利盘剥、废除苛捐杂税、实行二五减租、建立农民政权、组织农民武装等提案和决议共15项。为发展工农武装，县农协从县团防局接收了一个排的武装力量，选配农运骨干成立农民自卫军，各区、乡也相继组织了农民自卫队。
农民协会的成立，冲破了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使深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劳苦大众有了自己的组织，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威力，无不欢心鼓舞，农民纷纷要求加入，农民协会成为了广大劳苦大众所向往的组织。在县农协的领导下，广大农村开展声势浩大的大革命运动。
三、成立区、乡农民协会
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成立后，为了发动全县各区、乡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县农协筹备处负责人分别下到区、乡配合各地农运骨干积极开展组织发动工作。同时，按照1926年9月15日湖南省建设厅颁发整顿旧农会的四项办法精神，对县内原已被豪绅把持的旧农会进行整顿、改组、重建。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全县各区、乡农民协会在短短的一段时间，按照要求纷纷组建起来。
寨前区农民协会 县农协筹备处负责人李壁、朱绍熹来到寨前区协助组建农民协会时，了解到该区1926年11月以方用霖为首建立的安定乡（今大塘乡）的农民协会，大权被土豪劣绅所掌控，并借农会的名义压制农民，庇护豪绅，蒙骗上级农协组织，根本不能代表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使该乡的农民运动沉寂、清冷，开展不起来，劳苦大众反映强烈。李璧等了解到情况后深入到该乡，团结广大劳苦大众，与当地的土豪劣绅进行斗争，于1927年1月解散了安定乡的假农会，重新建立以朱绍熹为首的安定乡农民协会，夺回了被豪绅篡夺的权利。该乡所辖黄泥坑、盆洞、大塘、洞口、东坡、全溪、蛟州等村的穷苦农民都纷纷加入了农民协会。1月22日，该区尚德乡（今流源乡）农民协会在流源正式成立，公推陈任贤为委员长，邓定昌为副委员长，邓造雄为秘书，李自修、李文钦、邓鹏程、朱洪宜、邓维新、邓子平6人为委员，共有会员1070人。同时成立了乡农民自卫队，邓家仁、邓富贵分别为正、副队长，李长科为指挥员。至2月，该区永靖乡（今寨前乡），云从乡（今新坊乡）、安定乡及溪源、全溪等村农民协会先后成立。
1927年2月，寨前区农民协会正式成立，选举李自信为委员长，扶良博为副委员长，朱孟熹为秘书，邓造雄为宣传委员，陈任贤、朱绍熹为财务委员，其他委员有李显义、邓子余、李善华等。会址设寨前公局，后迁至杨岸。全区有农协会员5519人。4月4日，该区还成立了寨前区农民特别法庭，李自信任庭长，有工作人员6人。
沙田区农民协会 1926年11月，以郭大鸿（又名郭如飞）为首组建了农民协会，因他与恶霸何鉴（即何一韩）有仇，想借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力量报复何鉴。因此，郭大鸿并不代表农民的利益。1927年1月，李璧、扶良博到沙田后，改组了沙田区假农民协会，2月，选举黄奇志为沙田区农民协会委员长，郭佑林为副委员长，主要成员有郭履元、祝尧臣、郭大鸿、李业勤、李光远、刘雄、黄奇庶、郭振声、罗道文。会址设在二都（今沙田）公局。至4月，该区所辖的壕里、南边、贝溪、文昌、龙头、径口、开山、江湾、普乐、杨岭、东水、东洛等村分别成立了农民协会，全区农协会员达6377人。
城厢区农民协会 1927年3月，成立城厢区农民协会，黄镇衡（后叛变）任委员长，会址设在肖家大屋。该区所辖的下东、寒口、禾坪、增口等村先后成立了农民协会。共有农协会员4631人。
四都区农民协会 1926年，以钟敏成为首成立了区农民协会，在他的操纵下，包庇民愤大的地主8人，置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而不顾，劳苦大众极为不满。1927年4月，张俊杰、李璧、郭亚臣深入里仁（今四都）区各乡指导成立乡农民协会。在该区所辖的南乡、北乡、东水、溪口、溪联等各乡农民协会建立起来的基础上，当月改组了旧农会，成立了新的四都区农民协会，选举郭亚臣为委员长，郭大栋为秘书，郭同清为财务委员，陈树礼为宣传委员，郭有勋、郭垂荐、张友信、贺松林、钟雨时、钟积智、钟积洪为委员或候补委员。会址设四都墟总管庙。全区有会员2038人。
桥头区农民协会 1927年4月，县农协先后派出10多名骨干到桥头区协助黄显、黄仁宝开展工作，在长义、桥头、崇正等乡成立了乡农民协会，然后成立了桥头区农民协会，选举黄显为委员长，黄仁宝为副委员长，罗玉堂、李敬辉、李源如等为委员。会址设桥头公局。有会员1509人。
至1927年4月，全县有沙田、寨前、城厢、四都、桥头5个区、26个乡（村）成立了农民协会，全县农民协会会员达20074人（一户登记1人计），代表全县7.5万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所有农民都在农会组织之中。同时，为加强农民运动的保卫工作，大部分区、乡相继组织了农民自卫队，共有农民自卫军1600多人。县、乡、村农民协会的成立，使桂东的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有了自己的革命组织之后，便开始革命行动，行动目标直指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和贪官污吏，同时旁及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以及乡里的恶劣习气。土豪劣绅从过去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变成了农运大军的阶下囚。广大农民扬眉吐气，欢心鼓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新气象。
第三节 农民运动的高涨
一、打击土豪劣绅
在中共桂东支部的领导下，桂东的农民运动迅速开展。
1926年12月下旬，县农协筹备处发动城厢区群众举行了首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人民群众高举“民主革命”的红旗，带上梭标、鸟铳等武器，从县城四面八方涌进关帝庙开大会，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总务主任李壁向农民讲述农民协会筹备处的宗旨、任务，他慷慨激昂地指出：“几千年来，我们农民勤耕苦种，种出了粮食，但就受饥挨饿，土豪劣绅不把我们当人看，随便抓我们、打我们、杀我们，今天，我们要为祖祖辈辈报仇雪恨，为子孙后代解除痛苦，没有别的，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贪官污吏，我们人多，我们有力量，我们一定会胜利”。最后他揭露土豪劣绅的罪行，宣布打倒土豪劣绅章程，他的讲话极大地鼓舞劳苦大众的斗争士气。会后，数千群众从关帝庙走向大街，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扫除封建势力”、“取消苛捐杂税”等口号，怒不可遏地冲向大劣绅黄靖民家。黄闻风藏匿，没有当场抓获，群众更加义愤填膺，象潮水般冲进县衙门，把竖在衙门里的5块“善土匾”砸碎。官吏们见此面面相觑，浑身发抖。这次游行示威显示了劳苦大众团结起来的力量，长了革命者的志气，灭了反动势力的威风。大大推动了全县农运工作向前开展，革命的群众运动由县城普及到了各区、乡、村，一些罪恶昭著的土豪劣绅，为躲避群众的革命行动，纷纷逃匿，不敢再公开在农民面前作威作福，劳苦群众从政治上狠狠打击了他们的威风。
1927年1月，重新成立的沙田区农协负责人黄奇志召开沙田区各乡农协组长秘密会议，讨论如何开展工作。大家一致认为，要发动群众，发展农协会员，首先应打倒罪大恶极的何鉴和方荣森。何鉴是沙田的大劣绅，他勾结官府，包揽诉讼，欺压工农，独霸一方，其母也是有名的大泼妇。群众对其恨之入骨，强烈要求对他们进行打击。区农协报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批准后，组织农民对其进行抓捕。结果何、方两人潜逃，只抓到何鉴的母亲。农协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不动产封存归公；将何鉴的母亲在沙田墟戴纸帽游街示众。
尚德乡农民协会组织农会会员把土豪劣绅邓仁山通过贿赂弄来的“善士”匾砸碎烧毁。1927年3月底，县农民协会决定：在寨前区永靖乡（寨前）召开大会，斗争全县有名的土豪、人们称之为女霸王的邓满娴，以惩办首恶，通知各区、乡农协派代表参加。是年4月1日，寨前区所属各乡、村农协会员及其他区、乡的农协会员代表共数千人齐集寨前参加斗争大会，准备斗争邓满娴。但由于混进农协并任区农协委员的邓子余（邓满娴的亲戚）接受邓满娴的贿赂后，向其通风报信，致使邓满娴逃脱，追至溪源，抓获其子黄岳如、黄汇川两人。4月2日上午，邓子余等三人一面联名要求保释黄岳如、黄汇川，一面唆使一批流氓包围区农民协会开会的会场。会中，邓子余手持匕首威胁区农协负责人邓造雄和李自信放人。面对这种情况，邓造雄、李自信只得借机退出会场。当晚，黄岳如兄弟被邓子余等强行放走。下午，一些农协会员赶到流源，向尚德乡农协报告事变情况。大家对邓子余等的叛变行为莫不切齿痛恨，尚德乡农协迅速通宵召开会议，部署新的斗争。4月3日早饭后，尚德乡农协会发动农协会员、农民自卫队、讲习所学员、妇联会员共1000多人在邓造雄带领下往寨前墟出发，沿途的许多农民纷纷加入了斗争行列。行至寨前老墟里木桥上，恰与邓子余等一批打手相遇，邓子余持刀威胁区农协主要负责人。怒不可遏的群众分三路涌来，顿时，梭标、鸟铳、乱石交加，将邓子余打死在寨前老墟里木桥当头菜园里。4月4日，寨前区农民协会召开群众大会，邓造雄代表区农协宣布邓满娴的罪行，并下令通缉捉拿。会后，数百名农协会员和农民自卫队分头出发捉拿。当晚，将逃至云从乡的邓满娴抓获。4月5日，寨前区农协组织农民法庭审判邓满娴，令其戴高帽游洞认罪，然后押送桂东县署惩办。县署为此授予寨前区农协“革命先锋”、“努力奋斗”的匾额，以示表彰。4月8日，城厢区农民协会将关押在县的土豪邓满娴和城厢区的劣绅黄镇厘以及几个土娼戴纸帽、穿纸衣游街示众，随后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会上，陈奇强调指出，要打倒土豪，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必须要有农民的武装才行。大家一致认为，要将土豪劣绅的枪缴过来，要向土豪劣绅派款买枪。会后，李璧率领1000多农协会员到有3600多担租的萧子清家派款，萧子清当即答应出600担租作为农民协会的活动经费。
自寨前区农协抓了土豪邓满娴、城厢区农协抓了劣绅黄镇厘游街以后，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全县各地农民协会纷纷行动起来打土豪。桥头区农协将大土豪抓来游街示众，并向土豪派款，同时清算了伪团总李言珠所侵吞的公款。寨前区安定乡农协于5月16日组织1000多人，将两个大土豪和几个地痞、土娼一起游洞；寨前区云从乡农协执委会发出公函向土豪无息派借稻谷770多担。沙田区的普乐乡、南边乡、贝溪乡农协均召开大会,斗争当地的土豪劣绅，并对土豪分别罚款百多元，并准备插牌分田；径口村农协将土豪家的衣物和粮食分给农民；文昌村农协对土豪罚款；开山村农协把土豪剥削农民的谷、钱分给贫苦农民；宋头（龙头）村农协对逃走土豪的房屋封存，把他们的谷低价卖给穷人。在四都区，郭亚臣率西水三四百农民到大土豪家减租减息，土豪只得照数减退；东水村农协到土豪家清算，土豪只得放下当年的威风，当众道歉；南乡农协召开群众大会斗争了土豪劣绅；北乡农协到土豪家杀猪出谷，并令该乡土豪各出谷几十担用于备荒。
二、开展经济斗争
县农民协会成立后，在全县张贴布告，要求全县一律实行减租减息，不准大斗进，小斗出；规定土豪劣绅不准对农民经济勒索，农民向地主借谷年息不准超过加一（10%）；不准抬高物价、囤积居奇，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清理地方公款；严格禁赌、禁烟、禁娼。各区、乡农民按照县农民协会的布告精神，率领广大劳苦大众跟土豪劣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经济斗争。
实行减租减息 县农协对佃户租种地主的耕地，实行二五减租（即减少租额的25%），不许加租、加息。四都西水村大土豪李广本有租1000多担，他大斗收租，小斗借出，不论丰年、歉年，租谷不能减少升合，苛刻地剥削农民。区农协委员长郭亚臣等率领几百农民到他家减租、减息，李广本看到声势浩大的农民队伍，不敢抵赖，只好将多收的租谷如数退赔给佃户。东水村土豪郭子秀，其父当乡长，欺榨农民，年年加租、押租，区农协领导组织群众到他家清算，使其父子当众道歉。沙田大劣妇（外号洋颠婆，何鉴之母），每年加收佃户一成租谷，还强迫佃户交田信鸡、田信鸭，逢年过节要送礼，稍不如意，动辄打骂农民，或者将佃户牛、猪强行赶走抵租，农民对其切齿之恨，区农协会组织群众对其展开坚决斗争，把她抓起来，带纸帽游洞。
严禁囤积居奇，实行无息派借 为防止土豪劣绅囤积居奇，抬高物价，县农协规定谷价由每担3元降为1元或2元，同时禁止米谷出境。为解决劳苦大众实际生活问题，县农协规定荒年农民向殷实人家借贷，由乡农协向村农协小组发出公函，由村农协组长发出凭证，农户向土豪借谷、借钱一律实行无息派借。殷实富户只得照此办理，不敢有误。
清理地方公款 土豪劣绅凭权势总揽地方公款，从中侵吞，中饱私囊，且账目不清，农民对吞食公款的行为切齿痛恨。桥头团总李言珠所经管的公款从未核实过，农民协会组织群众对其进行清算，清算结果，李言珠吞食光洋（银元）200多元，稻谷80多担，农协对其所侵吞的公款全部追回。全县各地总揽公款的豪绅，凡所侵吞了公款的人非常畏惧，有的看到农协会人员一来就理屈词穷，低头认罪，答应限期赔款；有的畏罪潜逃，对潜逃者，农民协会组织人员，四处追捕，直致将潜逃者追捕归案为止。
废止苛捐杂税 当时，苛重的捐税，农民负重难已堪言。除一般税赋外，还另加有人头税、屠税、猪崽税、店税、行业税、公路捐、团练捐、田赋附加捐、乩坛捐等数十余种。豪绅官吏从捐税中大捞一把，往往是上面派一，下面就加二，广大农民深受其害。农民运动兴起后，农协对这些苛捐杂税，一律予以废除或者减轻，有效地保障了农民利益，农民无不拍手称好。
三、扫除封建恶习
农民协会在打倒土豪劣绅的同时，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的丑恶现象和陈规陋习，一律加以禁止，最主要的是禁姻、禁赌、禁娼，提高妇女权益。
鸦片毒害人民，危害人民身体健康，民谣中流传“鸦片如同枪，自打自受伤，不少英雄汉，刺死在高床”。吸烟上瘾者，大多为之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农民协会明令禁烟，农会干部从自己家人和亲属中做起，而后全县推行，收效甚大。各级农协会组织力量封闭烟馆，搜缴烟枪，捣毁吸烟工具，限期戒烟，有效遏止了抽吸鸦片的不良现象。赌博危害极大，嗜赌者，绝大多数的家庭一贫如洗。农协会成立后，对赌场严格查封取缔，对嗜赌者严格惩处，大塘李某以赌博为业，输打赢要，人们称他为赌痞，多次教育，毫无悔改，农会把他抓起游洞，以示惩戒，有效地遏制了赌风。卖淫嫖娼，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群众为之侧目，农会将此列为“三禁”之一，对那些以卖淫为业、好吃懒做的土娼，农会把她们抓起来游街、游洞。通过“三禁”，净化了城乡空气。
农民协会成立后，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广泛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广大劳动妇女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不但受政权、族权、神权的压迫，而且受着夫权的束缚和迫害，既无政治地位，也无经济权利。在各级农会和妇女组织的领导下，妇女们砸碎封建礼教的枷锁，响亮提出了废除“三从四德”、维护妇女权益的口号，毅然决然冲出家门，决心与男人一道参加农村的大革命运动。使广大妇女得到了解放，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成为大革命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封建迷信，禁锢人们的心灵，愚昧人们的思想，自古以来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他们宣扬，人们的穷、富是由命运所决定。为此，农民协会把封建迷信列入陈规陋习，予以破除。城关的城隍庙，由黄义正倡导捣毁，将庙内菩萨拖到前坪烧掉，四都总管庙的菩萨由李典明倡导烧毁。使广大劳苦大众不再受神权束缚，解放思想，轻装上阵干革命。
四、建立工农武装
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如熊熊烈火，燃遍桂东城乡，为了保卫工农利益，镇压土豪劣绅的反抗，1927年3月，中共桂东支部召开的第二次党员会议上，决议“建立农民武装”。把斗争的重点转移到保卫革命成果上。9月下旬，桂东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又通过了“建立武装自卫队”的决议。遵照会议决议精神，县农协会从县团防局接受了一个排的武装力量，同时选调农运骨干组成农民自卫军。各区、乡农民协会相继组建了农民自卫队，全县农军达1600余人，其中寨前区有农民自卫队员600余人，有梭标、鸟铳等武器300余支；城厢区、沙田区各有农民自卫队员500余人和梭标、鸟铳等武器500余支。同时下令收缴地主、豪绅的私家枪支，勒令地主、豪绅出钱交农协购买武器。与此同时，县总工会组织起一支3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队长胡升，有枪10支及鸟铳、梭标等武器。工农武装人员活跃在城乡，为开展工农运动保驾护航，促进了工农运动篷勃发展。
第四节 开展工青妇运动
一、县工会的建立与活动
桂东交通闭塞，经济贫乏，技术落后，没有一定规模的厂矿企业，全县只有800户小手工业工人，其中家住农村500多户，主要有竹木加工、铁制农具加工、陶瓷、造纸、榨油、缝纫、理发等操作简单的小手工业，县城有金银首饰、服装加工及屠宰、糕点、茶酒等作坊，开设有住宿、餐饮、建筑、搬运等行业。这些小手工业工人均受着官吏豪绅的压迫和剥削，且经常失业，处于饥寒交迫的窘境，他们与农民的意愿是一致的，迫切要求摆脱豪绅、把头的压榨。过去曾有人组织过工会、商会、行会，但都为封建势力操纵，为虎作伥，有的以宗族族长做主，排斥外姓人入会；有的鱼龙混杂，被豪强劣绅把持，拉帮结派，沽名钓誉，欺压小本经营者及穷苦工人，一些小商小贩为站稳脚根，本想团结起来形成组织，也因地域观念、门户意识难成气候，有酒有肉皆兄弟，大难来时便作鸟兽散，根本不是工人阶级信得过、靠得住的组织。
1926年11月，在中共桂东县支部的领导帮助下，桂东县工人联合会（后改为总工会）在县城正式成立，办公地址设在县城城隍庙，会长黄宾轩，文书黄子仪，组织委员陈绍武，宣传委员胡升、胡仁昭、胡昌兰、周绍忠等9人。工人联合会分别成立了缝纫、木工、铁工等行业分会，其中，缝衣工会负责人胡九林，木工工会负责人黄林辉，铁工工会负责人胡昌兰。安定乡（大塘）小手工业工人成立了大塘分会，负责人方显模、扶必成，办公地点设在扶必成家。县工人联合会成立后，积极维护工人阶级的权益，支持工人阶级开展政治、经济斗争。工人们在党和工会组织的领导下欢欣鼓舞，庆祝有了真正为自己谋利益的组织，以高涨的热情、昂扬的斗志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他们首先向土豪劣绅、“东道、老板（做工者的主人）、把头”提出8小时工作制，不许克扣工人工资和降低工资标准，提倡师徒平等，不准打骂、处罚学徒，并要求对学徒给予适量报酬，使工人的劳资待遇、师徒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
月底，县工会派黄仁昭出席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同时派胡温赴省会学习。胡温学习回县后按上级要求培训工人骨干，建立基层工会，同时组建了30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为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县工会在城关创办夜校，吸收16—20岁的工农子弟和工人入学，夜校讲授《三民主义》、铲除强权政治、打倒土豪劣绅、破除封建迷信等内容，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积极开展新文化运动。
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全县工人与农民兄弟同呼吸，共命运。同年12月，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发动城厢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时，城区工商业界3000多人，与农会队伍汇合，同心合力，惩戒豪绅。游行队伍高举三角红旗，肩扛鸟铳、梭标，沿途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扫除封建势力、取消苛捐杂税”等口号，从东街游行到西街，吓得劣绅逃躲不迭，贪官污吏寝食难安。1927年4月，县工会、商会组织群众1000多人，将大土豪、劣绅、土娼在县城戴纸帽游街示众，其他各乡的小手工业者亦纷纷组织起来，积极参加当地打土豪、斗劣绅的活动，支持农民运动开展。
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各区乡和业界工人与农民兄弟，并肩战斗，打击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游斗工贼把头、铲除土娼妓院、赌馆，带头抵制洋货，禁止囤积居奇，维护工农权益，但境内因工人阶级队伍人数少，小手工业者零星分散，力量薄弱，只能与农会、青年、妇女等进步组织相互配合，联手行动。工农紧密团结，为以后实行工农武装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妇女解放运动
桂东地处边远山区，广大妇女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程度更深，常被当着商品、奴仆买卖，没有一点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随着县农民运动的兴起及县、区、乡农民协会成立，妇女运动也随之广泛开展。
1926年11月，县妇女联合会在县城女子学校成立，到会妇女代表200余人，广大妇女首次有了自己的组织。会议选举黄金兰为第一届县妇女联合会主任，推选了数名委员；制订了妇女联合会章程，提出“不准缠足穿耳，不准长发盘头，不准买卖人口，不准虐待妇女，不准逼良为娼”等社会要求，并部署了筹建、联络基层妇女组织等等有关工作。会后，全体参会代表及部分妇女群众上街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彻底解放妇女、实行男女平等、禁止卖淫嫖娼”等口号。随后，各区、乡妇联组织相继成立，妇女解放运动在县内欣起高潮，妇女们积极加入农会和妇女组织，与男人一样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广大妇女剪发放足，走出家门，开展禁止娶婢纳妾、抱养童养媳、溺弃女婴等活动。
寨前区尚德乡（今流源乡）妇女联合会于1927年2月24日在流源学堂最先成立。选出郭桂香为主任，刘佩贞为秘书，姚潘桃为财务委员。会后她们积极响应县妇联号召，率先带领妇女放髻剪发，废除梳妆髻和缠足的陋习。在反虐待斗争中，当了解本乡地主邓绵富的老婆折磨媳妇，要媳妇穿烂衣破衫、吃残菜剩饭、干苦活累活等恶劣情节后，乡妇联将该乡折磨摧残媳妇的三个同类恶妇拉到乡妇联办公地点，令其戴上纸帽，游乡示众，以此惩戒。城厢区妇联选举李某为主任，委员唐金玉、黄义贞、方白玉。她们冲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召集妇女像男人一样进夜校、上课堂、禁娼、戒赌，与当地农会紧密配合，打土豪、分浮财、惩首恶、斗劣绅、封妓院。
期间，县内各地受到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封建势力折磨压迫，处于被奴役、被买卖、被污溽，过着非人生活的妇女日渐觉醒，她们抛弃男尊女卑的陈腐观念，剪发放足，昂首挺胸地走出家门，学习文化知识，开展革命斗争，取缔青楼烟馆，革除陈规陋习，在大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青年学生运动
桂东的农民运动以青年学生为先导。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桂东旅衡学生陈奇、郭亚臣、陈祖舜、黄仁宝等暑假返县期间，联合桂东中学李壁、扶良搏、扶茂华等20多名学生，组成讲演团，深入到县城、沙田、四都等地，宣讲“五卅惨案”的真象，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广泛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同时介绍长沙、衡阳、醴陵、茶陵等地工农运动的发展情况，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情，以推动县内工农运动的开展。
1926年夏，党组织发动县中学生到县政府请愿，提出成立农民协会等社团组织的要求，迫使县长彭俊之答应成立县农民协会筹备处。随后，县农民协会、县工人联合会、县妇联等组织于年底及次年初相继诞生。11月，境内工农运动空前高涨，为配合工农运动的发展，教育界成立桂东县学生联合会，会务委员黄镇衡。紧接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桂东县特别支部成立，负责人李春芬。同时成立了青年联合会，负责人陈远清。学生积极响应县社会主义青年团特别支部和学联的号召，搞宣传，演文明戏，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与此同时，县成立儿童团组织，肖铭盘为儿童团长，儿童团有团员40多名。儿童团组织成立后，儿童团员积极投入工农运动，每周星期五集中在肖家大屋开会听取农协会负责人的讲话，儿童团员们举着齐眉短棍，在街上书写“打倒土豪劣绅、土娼”等标语，他们牵着被捆绑的土豪、劣绅、娼妓游街示众，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土娼、妓女”等口号。期间，各区、乡在县社会主义青年团特别支部领导、支持协助下也纷纷建立青年、儿童组织。
尚德乡青年一边参加当地农民夜校学习民主革命理论，一边与农会一道投入革命斗争，支持帮助乡里成立了40多人的儿童团组织，邓力群为儿童团团长。团内分成两个大队，一大队大队长邓窗梅，二大队大队长邓声家。儿童团由团长负总责，统一调度指挥，接到任务后落实到队，如进行交通联络、站岗放哨、监视土豪劣绅，不准他们互相通风报信、不准分散和隐藏财物等，受到农民的好评，在县内影响较大。
“马日事变”后，学联、青年团、儿童团与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一同遭到破坏，县区乡青年、儿童组织均被解散。
第五节 为挽救革命而斗争
一、白色恐怖笼罩桂东
1927年4月12日，正当农民运动健康发展的时候，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5月21日，驻长沙的反动军官、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军长何键指使下，率叛军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等革命机关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释放在押土豪劣绅，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因21日的电报代码韵目为“马”字，故称“马日事变”）。随即全省掀起了一股反革命浪潮，湖南省政府通电全省各县监视革命团体组织、通缉共产党人，发出分路“清乡”电令，全省各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捕杀。桂东也受到这股逆流冲击，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右派也随即组织桂东县清党委员会。清党委员会成立后，立即解散国民党桂东县党部筹备处，对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农运领导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进行清洗，开除出党，通缉捉拿，关押杀戮。与此同时，曾逃往长沙后返回桂东的土豪劣绅方忠翰等组织行动委员会，训练团防队员四处捕杀所谓的“暴徒”。为镇压革命力量，桂东县政府还组织反动武装，成立挨户团，由县长谢宪章任挨户团主任。
被关押的土豪劣绅被释放，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大劣绅何鉴慑于农民运动的威力，曾逃到衡阳，被桂东旅衡学生捕获，关押在当地团防局。“马日事变”后，他被释放，悻悻然回到桂东，担任挨户团副主任，充当反革命的急先锋，成了穷凶极恶镇压革命人民的刽子手。逃亡武汉的大土豪黄岳如、黄汇川等，在返回桂东途经长沙时，发现桂东农运领导人李壁，立即向长沙的反动当局告密，致使他被捕后殉难。原工会委员黄某，代替土豪劣绅书写状纸告发农会领导人，以此邀功请尝。被关押在县城的土豪劣绅如邓满娴等人，也被反动当局释放回家。他们出于对农民运动的仇恨，对革命者进行疯狂的报复。
桂东县长谢宪章和大土豪方忠翰等向湖南省政府呈文，请求通缉拿办所谓的“暴徒魁首”。1927年9月9日，湖南省政府发出训令，将陈奇、扶良博、陈绍东、李自瑶、李自信、朱绍熹、黄仁宝、黄显、方丙古、方传绪、陈远清、黄镇衡、李席珍、李镇才、郭佑林、邓造雄、邓定昌、黄奇志等22人列为“暴魁”，并“饬令就近团、保严密踩缉，务获送案，依法严办”，“以儆凶残，而安良善”。被国民党所通缉的人员中既有共产党员，区、乡农协会负责人，也有国民党桂东县党部筹备处、区党部中的左派人士以及乡的团总、教员等。桂东县政府还附悬赏金，凡捕获“暴徒”一人，赏银洋200元。大土豪邓满娴拿出400银洋做悬尝金捕拿扶良博；大塘豪劣以50担稻谷奖赏能够捕获朱绍熹者。
反动派不仅对直接参加大革命运动的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镇压不可，就连倾向革命、同情革命的人也不放过。桂东督学李子杨同情和倾向农民运动，也被县政府抓进了牢房。桂东县长彭俊之迫于革命形势，只答应了成立县农协筹备处，也被囚解至省。同时，工人纠察队和县区乡农民自卫队的武器也被全部搜缴。
土豪劣绅、军阀官僚、流氓地痞同流合污，在县内掀起打“暴徒”恶浪，10多天时间，农运骨干郭振声等100余人被捕入狱，全县200多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惨遭杀害。全县广大城镇、农村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农民运动被迫转入低潮。
二、革命者坚贞不屈坚持斗争
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革命者遭到疯狂的屠杀。此时，到长沙汇报桂东农运开展情况后途径衡阳的陈奇得知这一消息后，当机立断，给李璧发出紧急信，要求他通知共产党员、农运骨干迅速做好应变准备。李壁、扶良博等接信后，立即进行了部署，作出安排，连夜派人赴沙田通知郭佑林等人迅速隐蔽转移。在此严峻的处境下，6月中旬，中共桂东支部由郭佑林主持，在东洛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党支部决定共产党员、工农骨干，迅速分散隐蔽，保存实力，并动员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寻找职业，以职业作掩护，转入地下斗争。
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县农协委员长、共产党员李壁离开桂东，辗转至长沙，投入湘军，一则暂时避开危险，二则想寻找机会搞些武器，好从事武装斗争。他人在曹营心在汉，时刻在惦念革命工作和革命同志。有一天，他离开军营来到长沙市内的一些旅店里，寻找桂东的同乡、熟人，了解桂东的形势，不幸被捕，送长沙卫戍司令部关押。7月间，英勇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时年20岁。
寨前区农协执委、共产党员朱绍熹被列为“暴魁”，遭到通缉，他在山区农村隐蔽。7月9日，被国民党密探发现他已潜回家中，土豪劣绅以每人一斗米的尝金迅速纠集乌合之众60多人，在伪保长的带领下前往缉拿。他们将朱家住房团团围住，朱绍熹虽会一些武功，终因寡不敌众被抓，旋即送入县监狱。当敌人提审他时，他堂堂正气，铁骨铮铮，痛骂国民党的法官：“老子就是朱绍熹，共产党和农民是杀不完的。二十年后，老子又是条好汉，会有更多的人来收拾你们这些狗东西。”当审判官逼他划押时，他奋力一脚踢翻审判桌，吓得法官从座位上跌倒在地。经这一强烈的刺激后，不几天该审判官一命呜呼，至今民间留传朱绍熹踢翻审判桌，吓死审判官的故事。9月2日，朱绍熹在县城英勇就义。
县农协副委员长、共产党员扶良博为了革命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曾对其哥哥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死我一个，敌人起码要死十个。”“马日事变”后，他转移到了江西崇义等地，靠打零工维持生活。后因思念家乡的革命工作，于8月中旬返回桂东，在其舅舅家躲藏20多天后回到家里。9月初，被以下乡催租为名到处搜寻革命者的土豪劣绅的便衣发现而被捕。在将他押往桂东县城途经桶江山时，扶良博将押解他的陈某猛撞入江中，想夺路逃离。但因被绑，一时挣扎不脱，加之他当时身患疟疾，体力不支，复被抓住。他们将扶良博拖上岸，将其手臂打断，再用铁丝穿透他的手臂，捆在树上，进行毒打。手段残忍，令路人目不忍睹。而后，他们将扶良博解至寨前，在邓满娴那里领赏后，押至县城，关进监狱。9月15日，扶良博被杀害于桂东城。
尚德乡农协副委员长、共产党员邓定昌转移至长沙后，也不幸被发现而身陷囹圄。他无所畏惧，决心以身许国。临刑前夕，他给其外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忠孝难以两全。我死后，请外公多多开导我母亲，叫她老人家不要过分忧伤。我走的路，是一条光明的道路，我坚信共产党的事业一定能成功”，1927年10月29日，邓定昌在长沙英勇就义。
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共产党员邓造雄，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家庭，但他革命意志坚定，对敌斗争一往无前。“马日事变”后，他被迫转移到长沙一段时间，后听说国民党的“清乡”活动有所缓和，便于1928年3月返回桂东，准备组织力量再进行斗争。可是，当他刚从酃县（今炎陵县）踏入桂东境内的槽里时，就被桂东挨户团抓走。在狱中，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妄图使他屈服。然而他软硬不吃，使敌人的企图成为泡影。他的家庭和有关人士做了大量的营救工作，但因邓满娴、邓仁山等以重金贿赂桂东县政府官吏，要求从速处决。不久，邓造雄被害于桂东县城，年仅22岁，临刑时，邓造雄对敌骂不绝口，高呼“共产党万岁”。死后，被土豪邓某将其剖腹剜心，煮而食之，手段之凶狠惨不忍睹。
疯狂的反革命势力并没有吓倒和征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敌人的大肆捕杀，革命人民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打“暴徒”刚开始时，尚德乡农民协会会员和农民赤卫队队员日夜轮流站岗放哨，一旦发生敌情，马上通风报信，使革命者能及时转移，保护了一些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有一次，反动派前来抓捕邓造雄、邓定昌时，遭到了群众的极力抵抗，使邓造雄、邓定昌等在群众掩护下安全转移出桂东。陈任贤、李文软、邓家仁、邓富贵、邓盛亲、朱鸿义、邓向荣、邓子屏、邓南圃（邓造雄父亲）、郭桂香等农运骨干均受到农协会员的保护或转移，未遭捕害。
“马日事变”后，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的桂东县党部筹备处被取消，工农革命组织被取缔，一批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被屠杀，少数革命意志薄弱者变节自首，中共桂东支部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失败。然而大革命运动极大地冲击和动摇了反动统治的根基，使党组织、人民群众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力量，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扩大了党组织领导革命的影响，为土地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共桂东支部也从血的教训中深深懂得，干革命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拿起枪杆子与敌人展开斗争，走武装斗争的道路，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三、准备武装斗争
“马日事变”后，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血腥暑杀，按照中共桂东支部6月中旬在东洛秘密召开的紧急会议关于“分散隐蔽”和“串联农运骨干和农民自卫军成员组织赤卫队，开展游击武装斗争”的决定，黄奇志率领部分农军转移至汝城，与当地革命群众一起进行革命斗争；郭佑林、刘雄则串联部分农运骨干和农民自卫军成员，不久，一支以共产党员、农运骨干和农民赤卫队队员共40多人的游击武装队伍——桂东赤卫队秘密组建起来。7月初，郭佑林、刘雄率领赤卫队袭击沙田挨户团，缴获步枪5支，子弹1000余发，狠狠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随后赤卫队转入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队伍很快扩展到100多人。当时由郭亚臣等引导吴振民、林军杰、李芳歧（李运昌）所率领的广东惠（阳）、潮（州）、梅（县）农工救党军（即农军）近300人经江西鹅形等地进入桂东，与桂东赤卫队汇合后，在大塘击溃了桂东挨户团的拦阻袭击，俘敌5人，火烧湖南省参议员方忠翰的房屋后向南挺进。上旬，部队进入汝城，与汝城农军汇合。7月，中央军委为加强对湘南农军的领导和统一指挥，将汝城农军、惠潮梅农军和宜章、桂东等地农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师长陈东日，副师长吴振民，参谋长吴文元。下辖3个团，桂东农军编入第一团。
桂东赤卫队的建立发展，保存了革命力量，为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