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里怀-在空军领导岗位上

 

曹里怀在航空产品定型会上讲话。

空军初创时期，用以指导技术训练和业务工作的依据，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苏联空军的一些条令、条例、规章和教程、大纲。除此，旧航空技术人员还带来一些国民党的、美国的以至日本等国的影响，这些对当时新中国空军白手起家来说也是必要的。但是，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因素，如果继续下去，势必对空军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空军迫切需要尽快搞出一套适合自己情况的条令教材。1958年，毛泽东在军委的一份报告上批示：“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中央军委下达了编写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的批示。次年1月，空军党委成立条令编审委员会，由曹里怀负责。很快，曹里怀就组织了100多人的编写队伍，着手空军战斗条令和战术教材的编写工作。

  

曹里怀主持设计生产定型的强五战机。

同年11月，空军党委决定加强领导，成立了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员曹里怀、常乾坤组成的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后又增加了副司令员刘震、谭家述为成员。还从各空军部队和院校抽调了一大批骨干从事这一工作。在编审中，曹里怀等空军领导亲自审阅，甚至逐条逐句地修改条令教材，如《空军战斗条令》《飞行基本规则》《飞行教令》等都是从头到尾，从原则、结构、意思、文字及至标点符号进行逐字逐句的审查。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刘亚楼、曹里怀等空军首长的直接主持和参与下，到1965年，共编写了306本空军条令、教材和规章制度。这是空军建军以来的一次开拓性的大规模的理论建设，是一项很大的系统工程，由于体系完整、质量较高，得到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肯定及各军事院校的好评。这一整套条令规章在空军系统的贯彻执行，对于加强空军的正规化建设，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63年至1964年两年，空军的严重飞行事故大幅度减少，严重事故的万时率从1962年前的大于0.6分别下降到0.313和0.249，这与条令教材的实施有直接关系。

航空工业是空军战斗力的物质基础。为了空军装备更快更好走国产化之路，1962年1月，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我国航空军工产品定型机构——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简称航定委），曹里怀任主任委员，后来又担任了航空工业领导小组组长。在曹里怀的主持下，航定委先后对歼-6、歼-7、歼-8、强-5等21种飞机、11种航空发动机和各种专用设备的设计、生产定型鉴定。此后，成批的国产战机装备空军，大大增强了空军保卫祖国领空的能力。1972年1月7日，强-5机担负核试验载机任务，成功地投放了核武器。

曹里怀在领导军用航空工业产品定型工作中，充分体现了他实事求是、注重科学、敢干负责的可贵精神。这在决策并指挥歼8战机首飞一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1969年6、7月间，由我国自行设计、试制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准备首飞。当时，在要不要起飞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有人给歼8泼冷水。曹里怀亲赴现场，召集飞机设计、生产和试飞单位的领导及技术人员，反复论证，解答疑问。接着，进行了几次滑行试验。在确保飞行安全的前提下，曹里怀当机立断，果断拍板：“7月5日试飞！”这一天的9时38分，歼8战机顺利飞上了祖国的蓝天。当飞机着陆后，曹里怀异常高兴地说：“赶快向北京发报，向毛主席报喜

 

曹里怀（左二）访问罗马尼亚。

曹里怀在任空军副司令员期间，还主持过作战工作和领导民航安全小组的工作。有这样三件事令他终身难忘：一是1962年9月9日，我防空部队第一次在江西向塘地区上空，以3发导弹一举击落美制U-2间谍飞机一架。当天，他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就乘飞机赶到击落敌机的现场，见证了这一大快全体中国人民之心的大事件，慰问英雄的防空部队官兵。二是在广州空军工作时，接受周总理的指示，赴柳州机场进行试起降，制定安全措施，保证了周总理和越南胡志明主席来到柳州会谈。三是周总理亲自交待，要在一个月内完成扩建杭州机场跑道的紧急任务，他按时按质完成了任务，事后才知道，这是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做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