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中生-军中铁胆

1931年7月，国民党集结了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军主力被压缩至根据地底部狭窄地带，处境十分被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各战略区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他们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支持中央红军。

7月上旬，商城余家集，一座宽敞的祠堂内，围坐着红四军全体将领。张国焘主持召开鄂豫皖军委会议，讨论援助中央红军的具体行动部署。张国焘将精心准备的计划掏了出来：集中全部红军主力实行东征，攻英山，进逼安庆，威胁南京，通过攻打大城市来调动敌人。

曾中生认为：“孤军远出，奔袭400里开外的大城市，我们能有多大胜算?与其劳师远袭，不如波浪式地发展根据地，以进攻牵引敌军回援。”他坚持南下的计划。

会议上形成了两派意见，大多数将领赞同南下方案。但是，张国焘最后拍板：“在军委成员发生意见分歧时，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我决定了，执行东征计划。”

余家集会后不久，张国焘接到中央对曾中生、邝继勋等同志两个报告的批复，高兴得连呼：“太及时了！太及时了！”

曾中生曾于4月10日发出关于鄂豫皖边区工作的报告，建议：“日后派来干部，除必要外，中央不必指定具体工作”，“干部初到苏区，必须先了解实际问题，一来就做高级指导，有太多的不适宜的地方”。

在批复中，中央严厉驳回了曾中生的建议，以十分傲慢的口气写道：“中央认为，当中央派送比较高级干部赴苏区时，中央可以而且应当决定他们的具体工作……盖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改造及加强各地党部及红军中之政治领导成分。”粗暴，跋扈，居高临下，不容分辩，这是王明占据统治地位后，中央领导机关的作风。

张国焘把中央批复转发各级党部，借此打击曾中生等人的威信，同时宣布撤销邝继勋红四军军长职务，贬为十三师师长，原师长徐向前晋升为军长，要求红四军迅速作好东征的准备。

8月，曾中生、徐向前率红四军主力5个团向东出发，直指英山。在行军中，曾中生神色严峻，既为东征战略而烦心，也为党内险恶的气氛而忧虑。他知道，一切也许才刚刚开始。

8月1日，红军强攻英山，全歼守敌1800余人。首战告捷，却并没有驱散曾中生脸上的愁容。

油灯如豆，蝉声如织。在指挥部作战室，曾中生比划着地图，说出对东征方案的重重担忧：第一，路程太远。从英山到安庆，中间要通过四百多里的白区，沿途有国民党正规军两个多旅把守。红军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危险太大。第二、兵力有限。红四军可用兵力只有3个师5个团，留下1个团驻守英山后方，东进只有4个团。一路下去，敌众我寡，敌防我攻。沿途再留点兵力，还有多少力量去攻安庆?又何况安庆战略地位重要，必定是敌人重兵设防之所!第三，太湖、潜山、安庆一带的地形情况、群众基础、敌情我们都不熟悉。

“东征危险。”徐向前沉默寡语，但说出的话很有分量：“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对敌情、地形、群众情况两眼一抹黑，远距离跑去出击，不是吃苦头、打败仗吗?”

第二天，两人又召集四军师以上干部开会，征求意见。大家异口同声主张南下，并列举了南下的许多有利条件：那里发生过黄梅暴动，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后来又发展为红八军四、五纵队的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离英山较近，总共240里的路程；敌人兵力空虚，进入该地，威胁长江交通，可以吸引敌军，将进攻江西之敌往后拉。

划浆千军，掌舵一人。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曾中生，等着他作出决断。他清楚，决心易下，后果难当。改变东征计划，就意味着公开反对那位炙手可热、握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南下蕲黄广，可能再次被中央指责为执行立三路线；但如果遵令东进，很可能亲手断送红四军上万将士的性命。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曾中生的座右铭。为了红军的安危，他顾不上考虑自身的荣辱，毅然决定改东进为南下，进攻蕲黄广，同时将这一情况报告后方。

南下之战非常顺利。8月3日，军部留十二师守英山，率4个主力团向南前进。8日占领浠水县城，9日攻克罗田，然后昼夜行军120余里，奔袭蕲春漕河镇，聚歼敌新八旅，活捉敌旅长王光宗以下1600余人，然后乘胜进取广济县城，与江南湘鄂赣红军形成遥相呼应之势。蒋介石迫于红四军锐利的兵锋，被迫将原拟派往中央苏区参加“围剿”的第十军紧急调往江北解围。8月30日，敌第十军司令徐源泉亲率4个团进驻广济洗马畈地区。9月1日，红四军主动迎敌，分两路攻进敌阵，歼敌3个团大部，又将逃敌包围于叶家湾地区。

红四军南下仅1个月，就取得了连克4城歼敌7团的辉煌战果，共计毙俘敌军5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基本恢复了原蕲黄广老区，同时还牵制了敌人1个军回援，有力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此外，在经济方面也大有收获，解决了部队供给问题。这些都说明，南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在南下的日子里，曾中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他预料张国焘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采取组织手段加以干预。8月20日，曾中生、徐向前决定先行向中央汇报与中央分局关于东进与南下的争论。报告由曾中生执笔，集中解释了改变原定计划的原因。

巨大的政治风暴终于来了。9月1日晚，曾中生、徐向前收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的指示信，信中给他俩安上了四条罪名。

指示信还指责红四军南下行动是对中央分局的“公开的抗拒”，四军与分局的分歧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严令全军接信后立即北返，不能有丝毫迟误。

军令如山。曾中生、徐向前只好撤叶家湾之围，率军北撤。消息传开，全军哗然。许继慎等人要求召开全军干部会议，让大家来评理。曾中生同意了他的建议。

9月4日，到达英山以南鸡鸣河时，曾中生主持召开全军党团积极分子会议，讨论分局来信。绝大多数同志认为，红军南下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应继续留在长江北岸，开展英、黄、广等地工作。鄂豫皖苏区周围的敌人尚无发起新的“围剿”迹象，老区粮食和物资又相当困难。此时调四军北上是不合适的。会议通过曾中生起草的答复中央分局和军委的信，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回去，向分局陈述意见。与会者争先在答复信上签名。

中央分局接到红四军的答复信后，张国焘把政治保卫局前不久“破获”的反革命暴动案同四军抗命行为联系起来。这个案件从国民党特务写给许继慎的一封策反信引发，经过严刑拷打，涉案者“供”出一个惊天大阴谋：国民党军队与潜藏在红军中的改组派、AB团相互勾结，准备在中秋节前后方同时行动，后方是炸毁红军医院，救出被俘的国民党师长岳维峻，前方是举行兵变，拖走红四军投降国民党。为此，张国焘作出三条紧急决定：一、目前形势危急，敌人企图内外夹击根据地，党的中心任务是“肃反”；二、许继慎为改组派首领，他的党羽甚多，关系复杂，应该采取断然的手段，将其一网打尽；三、曾中生包庇纵容反革命分子，带头与分局搞对立，应立即撤销他军政委职务，调往后方考察，派陈昌浩赶赴红四军，接任军政委职务，立即开展“肃反”活动。

9月13日下午，陈昌浩赶到皖西麻埠军部，宣布分局命令。四军将士闻讯后群情激奋，纷纷质问陈昌浩。曾中生不愿意看到军中狂躁情绪升级，大声地说：“同志们，我们是红军部队，它的最高原则是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中央分局的决定要遵守，你们今后要听从徐军长和陈政委的命令。”说完，他将文件箱、印章交给陈昌浩，简单地收拾了衣物，便离开部队。

曾中生回到新集后方后，受到残酷斗争。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颁布《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改造红四军路线上错误的具体方针》。除罗列四项罪名外，还认定曾中生背着分局写信给中央，召开积极分子大会，领导下级组织对抗上级机关，起草给分局的签名信，煽动党团员对分局领导的不满情绪，屡次承认错误又屡次重犯错误，试图组织小组织，等等。分局认为此次四军所犯政治错误主要应当由曾中生承担，为此决定调后方进一步接受考察。

红四方面军指挥部

对于曾中生在军中的威信和巨大的军事才能，张国焘也无法漠视。在徐向前、蔡申熙等人强烈要求下，中央分局准备安排曾中生就任鄂豫皖军委参谋长。

中央在审阅红四军与中央分局两方的申辩报告后，隐晦地认可了红四军南下的正确性，含蓄地批评“军委会及中央分局对于决定出潜太到六霍，而不到新黄广去恢复苏区是战略上的疏忽”。但是，出于宗派主义的考虑，他们对“疏忽”的一方百般迁就、体谅，而对意见正确的一方却罗织了一大堆罪名：“反抗中央分局的决议”、“企图蒙蔽中央”等等。在组织处理上，“左”倾中央甚至比张国焘更严厉，指示：对于四军的主要负责同志，特别是红军积极分子会议的组织者曾中生同志等，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秉承中央的意旨，鄂豫皖中央分局将曾中生贬往红安县担任独立团政委。

曾中生从新集出发，踏上了前往红安的崎岖山道，也踏上了更为坎坷的人生旅程。两个月前，他部下虎将如云，拥有雄兵上万，如今伴随在他身边的只有自己的身影，还有笼罩在头顶的政治阴霾和泼到身上的一盆盆污水。

曾中生把老区人民当作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为他们而活，为他们而战；在这里，他先后两次身负重伤：一次伤在肩部，一次伤在腿部。拖着一副伤残的身体，挪动着一颠一跛的步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曾中生硬是将一个县独立团带成了攻如旋风守如磐石的主力师。他的表现令一向与他意见不合的沈泽民也再三赞叹，支持将他提升为独立师师长。可惜，他的努力因为张国焘的错误政策而付诸东流。

1932年是鄂豫皖苏区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上半年，在徐向前指挥下，在红四军基础上扩建的红四方面军连续发起黄安、商横、苏家埠、湟光四大战役，其中成建制消灭国民党正规军近40个团，红军总兵力达到45000余人，根据地拥有26个县的版图。

空前的胜利冲昏了中央分局领导人的头脑。张国焘根据不可靠的资料，推算出国民党只剩下“7师人马”，目前红军的任务不是击破“围剿”而是从根本上结束“围剿”。在张国焘不间断进攻的策略指导下，红四方面军东征西讨，频繁作战，既没有时间进行休整恢复军力，又丧失了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最后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一败涂地，被迫向西转移。这时，张国焘很快由骄狂自大走向惊慌失措，一再惊呼“今天打出了一个厉害的敌人”，“红军没有打第二仗的力量了”，于是带领部队漫无目标地向西游荡。

红军西征是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少数领导决定的，对于西征的目标、任务和意义没有对战士作传达和动员，一些高级干部也被蒙在鼓里。广大指战员开始还只是把这次战斗视为平常的兜圈子，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开始疑惑。

红四方面军在鄂川豫皖四省边界整整转悠了50多天。不停的转移，无休止的行军，没有物资保障的生活，使部队非战斗减员剧增，红军在不到两个月内损失6000余人，占西征兵力的四分之一。整个队伍士气低落。

因为负伤末愈，徐向前亲自安排张仁初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昼夜抬着曾中生紧跟总部前进。尽管受到老战友的细心照料，躺在担架上曾中生还是闲不住，一个个疑团不断涌上心头：“我们这是到哪里去?”“为什么脱离了鄂豫皖?”……具有同样疑问的还有红四方面军其他一些高级干部。他们来到曾中生的住处，强烈要求老领导牵头向中央反映，结束部队无目标的流浪，把张国焘轰下台。曾中生沉思片刻，反问大家：“向中央反映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和广大指战员的意见固然很好，但如果中央听不进我们的意见怎么办?”对于王明把持的“左”倾中央，他失去了信心。房间内寂静无声。“就算中央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这里与中央所在地相距数千里，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部队还经得起这样长时间的折腾吗?”曾中生分析问题的深度一向为战友们所钦佩。

一位干部忍不住嚷道：“难道任他张国焘这样断送红军不成?”

“当然不成。”曾中生说出自己考虑已久的想法：“我们要凭自己的力量阻止这种无止境的流浪，要就地落脚建立根据地。与其向中央写信，不如直接向分局写信提意见!”同志们公推曾中生给张国焘写信，要求解决行军方向问题，停止错误的“肃反”，加强集体领导，如果分局不同意也请把他们的意见转达给中央。

信件送到张国焘手中，他感觉到了反对派的力量。为平息部队的不满情绪，张国焘采取主动姿态，表示愿意开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开会之前，他以前线作战为名，将与曾中生有着类似意见的徐向前支走。

12月10日，陕南城固小河口，红四方面军举行师级以上高级干部会议。

广济城门楼,1931年8月曾中生与徐向前率红四军攻占广济城。

曾中生首先发言。他列举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以来的事实，批评张国焘实行无目的、无计划转移和家长制统治带来的恶果，明确要求成立前敌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重大问题。他的发言虽然十分尖锐，但仍然是同志式的态度。在他之后，一些军级干部相继发言，强烈要求在川陕一带建立根据地。邝继勋还指着张国焘诘问道：“你今天说这个是反革命，明天说那个是反革命，我看，你才是头号的反革命!你丢了根据地，还使红军连遭失败。你现在想把红军带到哪里去?你到底想干什么?”会议呈一边倒的态势。迫于压力，张国焘不仅作了“诚恳”的检讨，还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小河口会议作了两条重要决定：一、立即组成前敌委员会，实行集体决策，任命曾中生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也是红四方面军参谋长）；二、向川陕前进，寻找合适地点，建立根据地。会后，红四方面军南渡汉水，翻越大巴山，进军川北，经过5个月的浴血奋战，初步奠定了川陕根据地的雏形。到1933年5月，根据地扩大到3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200多万，红四方面军扩编为4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