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陵之思

 

由郴州市文化路进入义帝陵，也不由使人感到上述说道颇为在理，顿生浩叹。因为一提到陵园，立马就使人联想到埃及金字塔、印度“泰姬陵”、法国先贤祠的宏大规模、肃穆造型、精美雕刻、华丽装璜。各国帝王陵园，包括中国的秦始皇陵、成吉思汗陵、明十三陵清东陵、近代中山陵，还有曾在汉初桂阳郡（治所郴县）内的炎帝陵、舜帝陵，都各有特色、风度、体量，既是所在城市的地标性建筑，还是各国引以自豪的重要文物，各民族值得骄傲的文化宝藏。哪里拥有它的砖瓦城墙，就具备独特的身份象征，永久吃香。

可驻足郴州的义帝陵前，让人想哭，令人汗颜，它象是被世界和人间遗忘的帝陵,因为现在它成了中国最小最不起眼的陵园。两千多年未曾停歇过的风刀雨枪霜刃冰剑，无情摧残了它的龙凤门、神马道、陵阙、宫殿，没有石桥、园寝、功德碑，连正经牌坊也不见，被一大片高楼杂房挤压逼围，毫无声息地萎缩在商业街后面。别说帝陵威严，连墓园都被蚕食，重修时正门无奈地竖在侧面方向。文化路旁百货琳琅，国庆道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的人们珠光宝气、鬓影衣香，似乎谁都不在乎寂静的路旁丘岗上那一冢小小墓园。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为什么如此对待自己的楚国祖先？

徜徉在义帝陵中，见那好不容易钻进来的风儿一阵阵掀动着树叶小草，似乎提醒着人们：闲暇之时也翻翻《史记》、《汉书》？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告诫我们说“永远不要低估古人的智慧”，两书作者司马迁、班固高明地将义帝事迹的点点滴滴，和他们的思想，珠矶般嵌入这两部名著各篇中散藏，集纳收齐起来等同于其小传。他们只能这么干，大汉王朝已经建立，司马迁仅仅因为李陵说了公道话就被汉武帝割去命根，难道还要为楚义帝立传兴楚？也因为义帝的故事，中国正史或者说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才有了两千二百多年前“郴”字和“郴县”堂而皇之的亮相。那么，义帝究竟是什么人？义帝陵又为何在这一方？

刚想到这点，帝陵中树叶小草的细微“沙沙”之音，立即变幻为两千二百多年前震耳欲聋、殊死搏战的杀伐之声······公元前209年，天下起义反抗秦王朝“不义不信”的暴政。多路起义军虽然蜂舞热闹却很混乱，各自为战。力量最多的楚义军，先后自称和立有陈胜、襄疆、景驹等“楚王”，都不成功甚至自相杀戳灭亡。于是，楚义军将领项梁采纳了谋士范增的建议，寻找到已故楚怀王的孙子熊心，同各路义军头领一齐抱拳跪拜，拥立他为新“楚怀王”。

这个聪明的熊心，原本为躲避秦始皇加害，隐姓埋名藏于民间，手拿鞭子为人放羊原野，天下大乱时他静观其变，看准时机扔下放羊鞭毅然出山。这，顺应礼制、人心，局势马上改观，各路义军不再瞎打乱战，纷纷聚向他的“楚”字大纛旗杆，实力日增如滚雪球一般。此时的熊心是否牧羊小儿？屈指算算，这位老楚怀王之孙，与另一孙熊元同代，熊元在公元前262年立为考烈王，即使熊心在当年诞生出现，到公元前209年也已53，比刘邦、项羽年长。另外，《史记》《汉书》也透露刘邦闻义帝被害后“袒而大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因此古人在父母逝后要袒露上身哭丧，从这点看熊心至少人已壮年。总之，他经历过宫廷生活，见识过王朝政治，所以能决策方略指点江山。他任命有治政经验者为将相，用几个月时间与项梁等人一起，建立统帅部，招兵买马、整训备战。作为各路义军的共主，他义旗高扬令出如山，指挥项梁、刘邦等连续大破秦军，斩秦相李斯之子李由，胜秦悍将章邯。

可马上就突来一个意料不到的逆势：项梁因不听劝言兵败身亡、秦军反扑大胜，起义军“士卒恐”群龙无首，吕臣、项羽、刘邦三军撤回彭城后方。风云惨变，天昏地暗，项羽、刘邦也不知该怎么办？当此成败性命交关，一人挺身出现，即“怀王恐”；但熊心是唯恐起义成果就此埋葬，他运筹帏幄采取5大手段：以勇举提高士气，亲率统帅部推进前线；以整合两支部队，稳定军心枕戈待旦；改革指挥机构，强化决策力量；对刘邦、项羽封号赠衔，打造两支义军主力，使其披肝沥胆。不拘一格，从普通士卒中选拔人才为上将（后刘邦学他，拜韩信为大将）。危急关头凝聚振奋了全军，确保了统帅部有针对性地决策和布署攻战；避免了诸侯将领各自为政、盲目动弹。充分显示出熊心懂兵法驭权术的才气，主大政谋策略的能力。义军恐慌气氛一扫而光，将士们举刀竖枪情绪高昂······

隐隐的号角声，随微风从两千多年的时光隧道传来，那是决战阶段熊心亲自吹响，他确立了由西、北两路分散秦军、击秦有生力量、攻夺秦关的路线方案，将自已的兵力配属项羽、刘邦，派两大主力军大规模作战歼灭秦军兵团。宋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洪迈认为“遣将救赵灭秦，至于有天下，皆出其手。”

熊心之手，本来就不是拿放羊鞭而是持权杖的。作为楚王之后，经历了国灭祖辱家破的悲惨，藏于民间牧羊，又与百姓一同蒙受暴政的苦难，他对“秦文化”中的“不义不信”深有痛感。从《史记》《汉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窥见他指挥反秦的过程中，始终以正义为宗旨，以道义为准则，以信义为诚用，以仁义为根本，以德义为高尚；团结各支义军，体恤各国民众。“兴楚”“救赵”不说，例如 “稳齐”，齐国人闻王族田儋被秦军杀死，“乃立齐王建之弟田假为王，田角为相，田间为将”；项羽解围了田儋堂弟田荣，但田荣恼怒齐人立田假为王，去打；田假逃到楚国，田角逃到赵国，田间也在那里；项羽要齐、赵共击秦军，田荣却提出“使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乃肯出兵。”熊心坚执道义：“田假，与国之王，穷而归我，杀之不义。”于是，赵国也效法他稳住齐人齐军。熊心还义不容辞地“援魏”、“扶韩”、“助燕”，因此六国义军感恩戴德拥聚熊心义旗之下。

熊心最漂亮的一手，在主持军政大会“与诸将约”，台上扬臂一呼“先入定关中者王之”，以此决策为进军总号令。关中为秦王朝心脏之地，这一约就敲响了“暴秦”的丧钟，这一约就显示了熊心的义主义君气魄。

熊心最重要的一手，充分体现在重义。他主“约”除了“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还平伸两手拉住刘邦、项羽，在他面前抱拳磕头“约为兄弟”；而且“怀王约，入秦无暴掠”，“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这第三条最了不起，是正义、仁义、德义、信义、道义的总体现。在2200多年前，视敌国人民同本国父兄一样，设身处地怜悯他们“苦其主久矣”；并通过“约”，规定了起义军入关的义行：不得“暴”、不许“掠”、不准“侵”；既区别于秦朝后期“伏尸百万，流血漂齿”的“不义不信”，更闪烁了德与善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光辉。灭秦之后，熊心面对项羽难以制约的庞大兵力、残忍行径和扭曲心态，在拒绝其想改约的请命时，连语气的婉曲都没有，手一背，口中蹦出义正词严的两字“如约”。虽然只有两字，却升达了以义为本、以义为重的最高境界。

步入义帝陵护碑亭，2.65米高的汉碑矗立默然，微风轻抚着斑驳碑面那两千二百多年的苍云莽烟·····公元1059年冬，苏轼父子的密友、《蚕妇》诗作者张俞，去岭南过郴州时特意拜谒义帝陵；这位著名隐士面对一堆黄土、沧桑古碑，不藏不隐了，奋笔疾书“义帝新碑”碑文镌刻在碑的北面，盛赞熊心“武、仁、智、孝”，“备四者以成大功，则千三百年惟义帝有焉。”碑南面原为汉代碑文，因千年风霜无情剥落，元代官府重修义帝陵时将其磨去，由长沙县丞陈元明撰《重修义帝庙记》，评价义帝“如约”，是“德音英厉，真义王也”。由这两篇碑文想到，苏东坡说过“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明代郴籍大学者、代吏部尚书何孟春的《义帝庙碑记》也指出“楚之所以帝者，楚之义也。”洪迈在名著《容斋随笔》“人物以义为名”的专文中，对此现象研究出“人物以义为名者，其别最多。仗正道曰义，义师，义战是也。众所尊戴者曰义，义帝是也。”那么，义帝熊心仗正义、举义旗，指挥义师进行义战，是天下起义军与诸侯将领的共主、义王；所以“众所尊戴者曰义”，因此正式尊立他为“义帝”，这就是义帝之“义”意。

再想想，项羽“乃阳尊怀王为义帝”，即他正面提出的第一层意思，当然是天下义师、诸侯之上的“义”帝；第二层意思，他不能不俯首各支义军都尊戴、感恩的熊心之“义主”“侠义”风范；第三层是他从君臣、辈分角度考虑的“义父、义兄”之意，因为熊心让他与刘邦当面约为了兄弟；最后，深藏心底不表露、“实不用其命”的，才是异姓的“义父、义兄”之意。这深刻地揭示了项羽不敢僭越礼制文化，敬畏“义文化”那大于千军、锐过刀剑的力量的复杂心理。

在义帝陵靠文化路的外墙上，镶嵌着“义帝迁郴”的大理石浮雕壁画，是项羽迁徙他来的吗？很多人很多书甚至《辞海》说就是如此。可是《史记》《汉书》有的篇章说迁都长沙，有的说迁都郴县，有的说项羽杀义帝于长江，有的说8月杀了义帝，有的说10月义帝被杀，把人的脑瓜想开了花！分析一下，并不复杂：由于项羽主持尊熊心为义帝之后，封王18个诸侯，然后学春秋战国诸侯争做霸主那样，自封为“西楚霸王”，意在义帝一人之下、17诸侯王之上。因为他本来是有称帝之心的，少年时在家乡观看秦始皇帝威仪巡游就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吓得叔父项梁赶紧捂住他那大嘴巴！那为什么他不凭自己的实力直接称帝呢？还是因为，熊心在上，“义”的氛围浓厚，项羽不敢僭越礼制，好在西楚在三楚中财最富地最广，一代西楚霸王，足以衣锦还乡。

但，让他深以为恨、火冒三丈的是，义帝大义“如约”没让他做关中王，因此他也不给刘邦机会，转封刘邦汉中王。如此一番折腾，他再也不能与义帝共事共处、成果同享。所以要把义帝从西楚王畿彭城迁去长江中上游的南楚长沙，既可以减小其影响力，又可以通过相邻的九江王英布监视，以便他项羽遥控；所以派使者去假惺惺地劝义帝说“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

然，笔者以为义帝早已洞穿小项的祸心，尤其是项羽所派使者将不愿迁都的大臣将领暗杀抛于长江，更使熊心坚定了自己的思想。当船队抵长沙、使者离开后，他果断令溯湘江上游，干脆远迁南岭北麓的郴县，那里正当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地段。从《汉书·陈胜项籍列传》说“徙之长沙，都郴”、《史记索隐》说“徙都江南郴”，《湖南阳秋》说“乙末楚义帝元年”“立京师于郴”，均能看出这点。明代顾炎武也看出来了“昔有楚项羽，宰割封侯王。徙帝都上游，杀之于南方。”如果义帝被杀于长江，怎么到长沙？又怎么到郴县？郴县系南楚重镇，原楚与百越、秦与楚争夺的战略要地，有利进退回旋，可以生息休养。故义帝选择建都郴县，以摆脱项羽钳制，更好地经营南岭湘江流域，为日后养晦韬光。因此船队劈波激浪，朝南岭之麓逆水而上······

置身于帝陵之中，甬道的风掠过脑门，突然开窍，想到：义帝迁都，带着王室、家人、器物、文档，包括护卫军卒、群臣将相，庞大的车马船队抵达郴县，这里没有现成的皇宫都城，自然要新建。那么义帝选择的城址，就是其陵墓所在的郴城燕泉路口北、文化路西、国庆南路东3百多米长2百米宽一整条坡岗上。此地南低北高，四周平旷，坡下多处井泉，具备一定的安全系数生活也方便；于是湖湘第一都城，在义帝元年（公元前205年）建了起来。

宫城刚竣工，天下因为小项的不公又乱起来了，老刘乘机暗度陈仓出汉中，8月打到关中咸阳。此时项羽得知：义帝反其道已建都郴县，离他那么远。担心义帝重竖“义主、义战”大旗，危及其“霸王”地位，唯恐汉王刘邦等再请义帝出山，于是多次密令九江王英布暗杀。英布也不愿背负“弑君”的不义之名，从8月拖到10月，拖不过去了，才暗率部队追到义帝都城郴县，“使将”袭击护卫军，乘乱中弑害义帝。一代贤主熊心，终于在带血的刀剑无情追杀下，穷途末路，殒命于宫城前的穷泉井中（燕泉路口旁，原地区标准计量局大门内）。

“义帝南迁路入郴，国亡身死万山深。不知埋恨穷泉后，几度西陵片月沉。”这首唐代咏史诗人胡曾的绝句，说郴县百姓等英布军队离开，即将义帝葬于“穷泉后山”，即坡上皇宫原址，香火祭陵是为物证。明《一统志》说义帝被追杀到这口井“势穷而死”，故石井得名“穷泉”。据北宋文学家张舜民在郴搜集的掌故，说城中燕泉河石上、今市第一人民医院前那口石泉，是英布弑害义帝后，“卓（插）剑于此而泉出”故名“剑泉”。泉水汇入溪河，叫“剑溪”，引申为义帝申怨之意又叫“怨溪”（见宋阮阅诗）。从道光戊戌年郴州知州刻在《重修义帝庙记》碑沿的《满江红》词“看寝宫长对旧青山”句，可知清代尚存破旧宫室。

义帝被害，加速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动乱。诗豪刘禹锡在《武陵书怀五十韵》诗的引言中，提到在武陵郡听到汉初的一件事“······初，项籍杀义帝郴，武陵人曰：‘天下怜楚而兴，今吾王何罪而见杀？’郡民缟素哭于招屈亭。”这说明义帝被暗害，是当时整个楚域乃至天下的一大动荡，连离郴县遥远的武陵郡人都为义帝身着丧服，聚集招屈亭招魂悼念！当然这证实武陵郡也属义帝所封地。而义帝元年“冬十月，项羽使九江王英布杀义帝于郴。陈馀亦怨羽独不王已，从田荣借助兵，以击常山王张耳。”即原陈胜部将陈馀风闻义帝被害，乘机起兵想夺张耳的王位。又如韩国百姓知悉此事后，主动拦住刘邦告诉“义帝死故”，“放杀其主，天下之贼。”，反映出愤慨项羽弑主引起天下动乱的不义行径，韩国新城乡官三公之一的董公，还建议刘邦怎样师出有名、东伐项羽。

无论刘邦因感恩悲痛还是作秀，总之是“袒而大哭，哀临三日”。一国之君裸露上身大哭是对尊长者的哭丧大礼，国中众人哀吊，连军队也全部着丧服，这完全是按国家丧礼来办。而且刘邦“出关而责义帝负处”，即令人寻找义帝被弑之地，以此事发出讨伐项羽的总动员令“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之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于是，改变中国历史的“楚汉战争”爆发，上演出“鸿门宴”“霸王别姬”等一幕幕活剧。

想到这，更觉《史记》描写的项羽的下场委实可悲：失道寡助四面楚歌，不但秦、赵、韩、齐等国百姓不满，楚军也不愿为他卖命。甚至他退回楚地“至阴陵，迷失道”，问路于一楚国农夫，楚农竟指一反方向说：“左”，引他陷于大泽而亡。这个貌似正确的“左”字，直到如今仍给我们多少提醒与警示啊！

明《万历郴州志》、清《嘉庆郴县总志》记载刘邦建立汉王朝后，特派大将王陵（安国侯）、威武侯周勃、列侯樊哙“至郴为义帝发丧”。这说明刘邦一有条件，就马上在义帝建都、被弑之地，为他重新举行国家祭礼。三侯到郴后，在墓地、宫城原址兴建“义帝陵”。而且刘邦以临武县为名号，赐樊哙为“临武侯”，增加食邑八百户；说明为义帝筑陵及以郴县为治所设立桂阳郡，就在这次国家祭礼期间。这样做，也是籍此公告八方，获取、安定人心，以便天下归汉。由是，对主持筑陵和祭礼的三侯，“郴人义之，所过永兴、桂东（括郴县、耒阳等地）咸立三侯祠以祀。”而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考证说“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就是说，秦代及秦以前的帝王如炎帝黄帝的坟墓还没有叫陵，自汉代开始才叫陵。如此，汉代第一陵隆起于古都郴县。

汉代第一陵中，微风又起，拂人发丝，引人深思：历代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如司马迁、苏轼、洪迈、何孟春等都认为项羽之败，关键在“迁王于郴，已而弑之”。司马光也批评项羽“咸阳灰烬义帝迁，分裂九州如指掌。”反过来，这促成了汉王朝建立与兴起的先决条件。清初著名史地、语言学家刘献廷曾寄寓郴州，他凭吊义帝陵后，在名著《广阳杂记》中指出“义帝灭秦兴汉，为世界升降之机枢”。这句话，我想他肯定是穿行于陵园的绿树草丛时幡然领悟到的。义帝之死，不仅左右了中国历史的走向，甚至影响了亚洲国家：日本《新汉和词典》注释“郴”字，大意就说“郴县在湖南南面，项羽迁徙义帝到此并杀其之处。”明代朝鲜王朝士林派名臣金宗直所著《吊义帝文》，曾引起“戌午士祸”。

而汉初统治者自刘邦之子刘盈起，皇帝、皇后名号前都加上一个“孝”字如“孝惠帝”，是鉴于项羽背约弑主的不孝导致天下大乱等教训，强调孝悌治国的重要国策。而且后来他们还找到了义帝的孙子熊畅，“汉昭帝四年封楚王孙畅为郴侯”，封地在郴县程水乡，即今资兴市，昔有“郴侯山”、“郴侯寨”。

如此，刘邦才能唱出荡气回肠的《大风歌》，这大风在汉瓦之上稳定飘拂了426年。傲立于世的汉文化蔚成风气，有历史故事：楚汉相争、鸿门宴、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筑坛拜将、萧何月下追韩信等；形成了成语：破釜沉舟、约法三章、秋毫不犯、沐猴而冠、衣锦夜行、秦镜高悬、决一雌雄、白驹过隙、悲歌慷慨、天下归心等；警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四面楚歌、兵败垓下、无颜见江东父老等；诗词歌赋：如“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诗句，《项王歌》《大风歌》，词曲牌《汉宫秋》、《虞美人》等；戏剧影视：如汉剧剧种，京剧剧目与电影电视剧《鸿门宴》、《霸王别姬》等；国技：如棋盘中分“楚河汉界”的象棋，；地名：如汉中、汉水、汉阳、江汉，甚至连原附属国高丽首都也叫“汉城”，江叫“汉江”；建筑名称：汉宫、汉阙、汉墓、汉长城等；物品名：汉砖、汉瓦、汉碑、汉白玉等；植物名：汉槐、汉柏；学科：汉学、汉文字学；中草药方及化妆品配方：如汉方；人称：汉子、好汉、男子汉；民族：汉族、汉人、汉家；民族语言、文字，中国语言文字有别于“英语”、“法语”、“俄语”等叫法，语言叫“汉语”、文字叫“汉文”“汉字”等等；不一而足。

陵中的树叶小草又发出了“沙沙”之响，那是另一阵风掠过，它幻化成公元1966年震耳欲聋的“文化大革命”喧闹声。那一场由个人封建意志主宰的现代政治运动，革命竟革到了两千多年前灭秦兴汉的功勋义主头上：一批不懂历史不谙世事的青少年，被某些熟谙政治醉心权术的成年人教唆着放下书和笔跑出校门，冲进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义帝陵，无视法律法规，手举“红宝书”和带锈的锄头铲子激烈挥舞，挖开楚人也就是青少年们自己的老祖宗的坟墓，捣毁本已破败不堪的古建筑。地区煤炭局随即占据陵园盖楼办公、住宿，其它单位纷纷效仿，中国唯一一座城中帝陵被政治风暴折腾得几乎面目全无！

然而，物极必反，历史就是历史，天地法则岂可违背。屈指数数，不过十年，风向一变，改革开放的春潮萌动春风频鼓，迅疾冲刷了“文化大革命”污毒。煌煌史页在世纪劲风中庄重地翻了回来，义帝陵获得了应有的尊严。进入新世纪，全社会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努力形成和谐之风，北湖区和郴州市在湖南省文物局、国家文物局的坚定支持下，正倾力申报义帝陵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北京传出消息，专家组已经郑重通过评审。看来，陵中的花草树木也似乎闻到了风声，都在风中摆动着腰身。细听，它们的“沙沙”之音已然转化为“佳！佳！”的祝贺阵阵······

                                                                                   湖南郴州市城内的义帝墓

  （为庆贺国务院2013年5月3日批准郴州义帝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特向郴州网传来本文，此散文载《文学界·文学风》杂志第1期，由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梁瑞郴以视点栏目《‘湘南四才’与地域文化散文》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