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文作品选登

陈俊文，1963年8月生于桂东县城关镇一个种菜的村庄，幼时丧母，苦日子养成倔性。先后务农、打工、经商、执法、乡政府工作。无所建树。现供职于桂东县政协机关。郴州市作协会员、桂东县七届政协委员、文史研究会主席。不惑之年，感人生如梦，取“追梦居士”笔名，以砥砺珍惜光阴，力求有所为。常读书研史，有所得必涂鸦并投稿，在《湖南日报》、《文史博览》、《湘声报》、《郴州日报》、《郴州民间文化》等报刊散见其作品。主编《湖南才子胡云翼》、《灵韵桂东》。《井冈山麓沤江波》为其第一部公开出版的纪实文学。

飞舞的“四不像”惊现桂东三台山

    省级公园——桂东县三台山，因安葬了“飞虎”英雄罗伯特而扬名大洋彼岸。最近，又在这充满神奇而富有生气的美丽山上，发现了一种奇异的飞舞小动物——“四不像”。
    只见几只似蜜蜂的小动物，在革命烈士纪念碑下盛开的花丛中，轻盈、迅速而又敏捷的穿梭。这小小的宠儿，体态比蜜蜂大，比黄蜂小，又有像蝴蝶般尖端膨大的触角，可翅膀没有蝴蝶般的绚丽。其飞舞的速度，远远超过蝴蝶和蜜蜂，拍飞振动的频率之快，令人吃惊。它们，一会儿前飞、侧飞，也能倒飞；一会儿在绿色植物间盘旋；一会儿又伸出长长的吻（口器）在花间，仿佛在采蜜，可又与蜂不同，而是吮吸花蜜，采花又不携粉。吮吸花蜜时，使劲拍打着翅膀，一刻也不停留，似直升飞机样，悬在半空；一会儿又箭似的离去。翅膀拍打发出的声音极小，清晰可闻，没有蜜蜂的“嗡嗡嗡”惊叫声。这一自然景观极为有趣，令不少登山的市民，流连忘返。
    这大自然的杰作，有人说是“蜂鸟”，因为它有蜂鸟的一些特色，体小与向后飞行，嘴线长，在花中吸取花蜜。可又不同，没有啥肌肉，体态并不妍美，羽毛也不像鸟羽。更何况资料记载，蜂鸟分布在西半球，在美洲的美国、加拿大等极炎热的地方，中国境内没有蜂鸟。
    难道是引进的新品种蜜蜂？笔者走访了桂东几位养蜂爱好者。有着40多年养蜂经历、家住桂东林业局家属房的谭太炳说，这小动物，不仅桂东三台山有，沙田也发现过，可以肯定的说不是蜜蜂，桂东的蜜蜂只有两种，一种是中蜂，一种是意蜂（意大利引进的蜜蜂）。这种类似蜜蜂的小动物并不群聚，既不采蜜，也不携粉、酿蜜，它们吮吸花蜜是为了生存，自食其力。一位郭女士说，听人说是蜂鸟，她曾捕捉了一只，它不蜇人，不是鸟，像蛾，后放了。
    那就该划归蝶、蛾类了，可是昆虫世界里，蝶的英姿、蝶的翅膀、蝶的飞行速度，都与这小动物不一样。是天蛾？可天蛾多在夜间活动，而它们却偏偏白天活跃，晚上倒见不着，再说它飞行举动也不似蛾。
    这飞舞在花朵间的小宠物，该叫何名？又如何繁衍？寿命有多长？夜晚又露宿何处？在有着“天然空调城”之称的桂东生存多久了?一时人们难以弄清。人们姑且把它们称之为“四不像”。笔者按下快门，拍摄了几张照片，留住瞬间的片段，供有关研究动物的专家、学者参考，翘盼它的真名与相关情况。也奉献给昆虫爱好者鉴赏。

惊天动地的广播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无论都市，还是乡村，广播就像今天家中的电视机一样，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今，上了点年纪的人，说起惊天动地的广播，记忆犹新。那时，家家或屋檐下、或梁柱上、或墙壁上装有一只广播，有的人家还用一个四四方方的木外壳装起，外壳连油漆都没有上，壳面板中间留有一小碗口大的圆洞，一眼就可窥见里面深灰色的喇叭，外壳侧面有两条铁丝，一头连接屋外的广播专线，一头与地相接。在火红的年代，广播独领风骚，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人们通过听广播，获得外界的信息。

广播，吸引街坊四邻来收听

    家住桂东县城关镇东街的胡国标是一个“老广播”。他意味深长的回忆，上个世纪60年代初，广播可是个稀罕物，宝贝似的。胡日高、何承坤是黄石头生产队（今为茶、农、菜3个村民组）最早拥有广播的人家。那时能拥有广播是富裕的象征，也是左邻右舍的红人。其时，一个劳动日也只有几分钱，使用广播的人家每天要交一分钱。广播虽说是人们眼中的好东西，但也感到它是奢侈品。一到傍晚，街坊四邻便会聚集到胡日高或何承坤家中，大家边唠家常，边说笑，边听广播，享受快乐，打发悠闲的时光，而小孩子们赶去，大多是听广播里播出津津有味的歌曲，边听也学着唱，这好不热闹。
    老人们说，桂东的广播诞生于民国22年（1933）县政府设立的收音室。两年后，县人邓声辉到南京参加了收音培训，他回来将一部干电池收音机放置在县城中山堂（今东华路新华书店，原址不存）的醒钟楼，每晚收听南京广播电台新闻，并编印《广播新闻》小报分发至县政府有关单位。1949年6月16日，桂东和平解放，收音员李慕陶把收音设备移交给了县人民政府。县政府接管收音站，每日收听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尽管不能见其影，但可以听见其声，感到惊奇的人们常聚拢倾听。人们常可以在醒钟楼周围听到收音员李慕陶“喂，喂，你们听到了吗？”的呼喊声。1957年县收音站更名为县广播站。

广播，走进千家万户

    广播走进千家万户缘起于1965年毛主席关于“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题词。“老广播”胡国标说，没有广播的日子，人们的娱乐活动是拉二胡、吹口琴和竹笛，下棋打牌。1969年，桂东恢复县广播站，他有幸成为了城关广播站的一名广播员，全县18个公社都设立了广播站，均有广播员接受县广播站的信号。城关广播站设在邓家祠（今烟草公司仓库，原址不存），也是其时城关公社（今为镇）所在地。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屋子，一台收音机，两台扩音机，一个电唱片，一个话筒，一张床，一张桌子就是广播站的全部家什。
    广播站的生活，至今难以忘怀。胡国标说，每天播音3次。早晨6点到8点，中午12点到13点半，晚上18点到21点。如遇重大事项，晚上播出延长，曾有几次播到晚上12点。每天麻麻亮，他得赶往广播站，6点准时放响广播，先放那激情张扬的《东方红》歌曲，接着读3分钟毛主席语录，其后是新闻和宣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内容，每次广播结尾唱响《大海航行靠舵手》之歌，唱毕，播音员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预告下次播音时间。
    那时候，不少人伴随着广播声起床，下地劳动；不少孩童听着广播成长为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常使用广播游行，常开广播会。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广播会是1976年9月18日毛主席逝世的追悼会，人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有组织的或会议室、或大队部（今村部）、或教室、或大礼堂、或纪念地、或走廊、或操坪聆听北京举行的追悼大会。广播站的人员也曾临时把广播移到田间地头，“送音下乡”放歌曲、念好人好事的广播稿，为田野上辛勤劳动的人们鼓劲加油。
广播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播放员要求成分好，素质高。那时，每一次播放，一般接受县广播站的信号，
不允许收听台湾和美国的信号。县里没有信号时，基层站可自行收听播放，但只能局限于省里和中央的，广播员不得擅离岗位。有一次，贝溪公社（今为乡）一位播音员边收听广播边看小学课本，不经意跑了台，结果受到县里严重的批评。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样板戏播出的频率很高，有人说：“八亿人民八个戏，天天都是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播的次数多了，不少人还模仿《沙家浜》一板一眼唱上几段：“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适才听得司令讲， 阿庆嫂真是不寻常。…… 垒起七星灶， 铜壶煮三江。 摆开八仙桌， 招待十六方。 来的都是客， 全凭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 过后不思量……“有时也会拉长嗓音高歌《洪湖赤卫队》、《智取威虎山》等片段歌曲。
    胡国标无限感慨的说，上个世纪70年代是广播的黄金时代，桂东县城东西两街的社员（现称村民）除了特困户，家家户户通广播，有800多只，每只广播交4元钱，广播箱有的是社员做的，有的是广播站购买的。广播专线由县里拉到家门口，广播员很辛苦，一年365天上班，除了播放工作，还得负责辖区内线路检修、广播维修。广播维修只收材料费。他记得1972年，要维修的广播很多，忙不过来，城关居民陈占洪的一只广播两天了还没修，他挺生气：“你不修，我到别处修了，我要听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的新闻。”后来，只好加班为他修好。有时广播声音不亮，不少人家时常往广播的地接线淋水，结果就声音洪亮多了。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广播的腔调变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阶级斗争”变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了。

广播，一个时代的缩影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桂东有了电视，随着电视的普及，广播随即淡化。尽管而今开会，防洪时用广播，不少人做体操、练习柔力球及一招一式演练太极拳也用，人们不时还可听到引车卖浆的人，拿一个类似广播的东西悠长地吆喝:“卖豆浆哟，卖馒头哟”,或偶尔听到骑着单车收购的人,利用一个小喇叭嘶哑发出“收购旧彩电、旧冰箱……”，但这与那时的广播不可同日而语。
    广播辉煌时代已经过去，广播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六七十年代惊天动地的广播，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它点燃了不少人的革命理想与豪情，让人们怀念的无非是那个“广播岁月”带给人们的欢乐。

 柳树

    柳树是人们喜爱的。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用柳枝来赞美婷婷玉立的少女，用柳叶来形容美女的眉毛。有的人折一根柳枝相送以示惜别。有的人在门框上插柳以避邪。也有人用柳花泡茶。还有的人用千年的柳树皮、叶和根入药治病。因爱柳而姓柳、名柳的人也不少。

    我也喜爱柳树，并经常去有柳树的地方。

    最初与柳树接触是儿童时，也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由于文化娱乐生活的单调，我们这些半大的人，常在缤纷的夏天，相邀结伴，沿着那条掺杂煤渣的泥土小路，步行去河边玩耍，拿一个自制的弹弓，射击栖在岸边柳树的小鸟，或将蜘蛛网粘结成一坨，置放在纤细的竹竿一头，去逮柳树上乱叫的知了。其间，那鬼样精灵的小鸟，上窜下跳，或刺溜的飞走，鸟是打不着的，却收获不少的知了。玩累了，我们便常在岸边的杨柳下耐凉，并模仿电影上的战士，折断一些柳枝，编制一顶又一顶柳树帽，戴在头上，遮阴蔽阳，还把柳枝编制成长蛇样，束在腰间，当作皮带，玩弄一些“打演仗”的游戏。因了柳树，我们这些被大人称之为“野孩子”的人，在贫困年代，得到了自足、知足。

    后来，上了学，读了些与柳树相关的诗文。而今记得一些断句，“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边背诵，边领略其诗情画意。后来，便常到河边、路旁、田头地脚用心品读。参加了工作，即使出差，也爱看异地他乡如烟的柳树。

    柳树，报春使者。立春之后，柳枝便迅速黄中乏绿，继而鼓起鸡皮疙瘩。不几天，那疏散的疙瘩，因早春雨水的滋润、浸泡，便鼓胀起来，慢慢地绽开，米粒的芽儿，翠黄，翠黄。日渐推移，芽儿便有了几许绿意，在骀荡的春风里，芽儿随着柳枝，尽情地舞动起来。

    柳树分垂柳（杨柳）和旱柳（杞柳）。柳树也会生花。花，白白的，既不美，也没有芳香，故人们容易忽视。

    柳树，不与花竞芬芳，也不与其它的树木争伟岸、挺拔。那柔软的柳枝，横着种可生，倒着种可活，折断它再种，照样生长，甚至人们把它砍下来，编扎篱笆，圈围那一畦畦的菜园，它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就因这，人们对它无限钟爱。

    1981年全国高考，话题是《毁树容易种树难》。我想，作为柳树，虽然易种，如果有人毁它，一样难种活。于是乎，后来的岁月，对柔弱的柳树怜爱起来，并深深的忏悔小时候的顽皮与不懂事。

    2005年，我随市里的同行到西北考察。在赤地如剥、沙尘弥漫的嘉峪关、敦煌，我们见到了北方的柳树。那柳树，皮爆体裂，苍劲虬韧，柳枝不像南方的颀长，其摇曳，身姿并不婀娜，也不似南方的婆娑起舞，但当地人却十分推崇和喜爱。

    当地导游小姐介绍，那是左公柳。甜美的她，饶有兴趣地为我们这些南方来的游客，朗诵了一首古诗，“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声情并茂的说起左宗棠率军西征，剿灭入侵的阿古柏，抗拒沙俄侵略者。又如何途中广植柳树，绿化边陲。

    喜出望外的我们，顺着导游所指，瞧见车窗外一棵135年的杨柳，蔚为壮观，需两人才能合抱。那古柳，浓荫匝地，肌肤粗糙，铁骨铮铮，那可是湖湘弟子栽种的。望着古柳，我们对当年已63岁的左宗棠，为国抬柩西征，肃然起敬，就仿佛沿路瞧见的那一兜兜古柳，就是赫赫有名的左宗棠化身。

    栽种柳树本是件小事、雅事，可是，在辽阔的大西北荒漠，种植连绵数千里的柳树，那是件不简单的事了。而今，左公柳仍在固路基，防风沙，福泽后人。

    柳树是地球上常见的树，从温暖的南方到寒冷的北方，都可以见到它的倩影，它耐寒、耐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柳花不芬芳，体现了它含蓄的美德。柳树虽懦弱，但它有刚强刚毅的性格，柳树不仅可亲、可爱，而且更可敬。

“食品站”岁月里的往事

    食品站是购买生猪宰杀生猪销售猪肉的地方，它是物质匮乏时代的一个缩影。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中期，食品站红红火火，如今，它黯然消失。走过那个岁月的我们，对食品站难以忘怀。忆起它，便会想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也会念起我的父辈和街坊四邻少儿时的伙伴。

喂猪

    那时，物质紧缺，国家为了解决国计民生的农副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对家畜、家禽（蛋）等向农业生产单位和农户分派交售任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派购”。

    我的家在农村，每年都有派购任务，每年得向食品站交售1头大生猪和一些鸡蛋、鸭蛋与鸭子。

    “养猪为过年，卖鸡卖鸭卖蛋兑换盐油钱。”那是其时农村生活的写照。每一年，我家会饲养2头生猪，1头为完成派购任务，1头自留宰杀。

    过了春节之后，父亲便会从饲养母猪的农家，有时在仔猪行，购回一二头仔猪，多数情况，付不清仔猪钱，分期付清，或年末杀了猪还清，有时按事先的约定，杀猪时，以猪肉抵清。

    父亲尽管是工人，但在购买仔猪方面却是内行。他挑选仔猪，先看后抓。看仔猪的毛水是否光亮，皮毛干不干净，眼睛有没有精神，走动是不是活泼，身腰长不长，嘴巴短不短。大凡卷毛、皮垢、腰短、嘴长、精神萎靡的就在挑选之外。接下来，父亲就会抓仔猪，若仔猪动作灵活、行走矫健、四肢粗壮有力，便会与对方讲价还价进行敲定。

    仔猪购回之后，喂养的任务就落到了我们兄弟肩上。当时，哪家的情况都差不多。

    每逢课余或休息的日子，附近的山头地角，便会闪现我们街坊四邻孩子们的身影，我们一群半大的人，有男有女，毫无男女界限，个个背着一个与身高极不相称的竹篓，拿着镰刀，采摘猪菜——苦菜、鸡公窝、蒲公英、马芒单、鱼腥草、苦妹、野苦妹、野生烟、茼蒿、当归、细索菜……

    那几年，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走遍了杨梅寨、凤行、凤岭、吹号秃、桃树窝、连珠寨等山岭，采摘了一篓又一篓的猪菜回家。劳动虽艰辛，但我们从中得到了不少生活体验与感悟。

卖猪

    人们常常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对于生猪，这话千真万确。

    朝来夕去，一日三餐精心喂养，半年的努力，猪膘肥体壮起来。当生猪长势缓慢的时候，家人便会挑个日子，把肥猪赶往食品站。

    那时，不仅人的地位有高低，生猪也分几等，131斤为低标准，151斤是中标准，181斤高标准。等级标准不同，重量单价不一样，收获很悬殊。

    街坊四邻惯常的作法是在卖猪之前，为猪先生献上一顿美餐，这“盛宴”连猪也难以置信，碎米、细糠、精猪菜，可怜蠢猪竟不知死亡向它靠近，还是摇头晃脑，张大嘴巴，毫不客气地大吃特吃，吃得尾巴摇来摆去，肚子圆滚圆滚。

    我曾经与父亲一道去食品站卖过生猪。

    尽管我的家与食品站相邻，但食品站有道高墙隔开，只好绕一大圈。我们父子俩赶着猪上路。开始，这畜生倒听话。不久，胆小的猪便扭捏起来，死皮赖脸不肯走。我们便使出杀手锏，拿出簸箕和竹竿强赶，一直到食品站。

    家中饲养的出栏生猪，有的毫不会意，途中拉下一摊摊屎尿。对此，我与父亲既叹息又摇头，其感受就如同袋子的钱被人掏走了样。更可恶的是食品站的收购人员，姗姗来迟，还拿根木棒追赶生猪。从未受过此礼遇的猪，狂奔嚎叫，再次落下一坨又一坨猪粪。此时，我们更加失意。

    食品站收购生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有经验收购员按按猪的脖子，肚子拃几下，估计出等级、重量。另一种是过磅。一次，父亲不满估计数，提议过磅。收购员脸一横，把猪赶往另一栏过磅，扣除猪潲，结果事与愿违，还少了十来斤，既降级又少量。收购员说了算，有啥办法，我们父子俩滋生出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当然，家中卖生猪也遇过快乐之事。那是一头表现极好的生猪，一路被我们赶过去，直到食品站收购员验完收过完磅，可爱的生猪竟然没拉下半点脏东西。重量等级比预想中的还要好。猪卖掉了好几天，本就与我家毫无关系，可我却希望它还活着，甚至于设想哪一天，它飞出那高高的水泥护栏，再次回到我家，然而，猪毕竟智商低，不知道回来。我再去食品站，见到的只是一堆猪毛，猪先生奋斗终身了。

杀猪

    县城食品站位于交通规费征稽所前头，砖混结构，盖小青瓦，房屋破破烂烂，而今食品站已消失，拆迁变成了罗霄广场的一部分。

    食品站是生猪屠宰场。

    当天空出现一抹鱼肚白时，食品站就忙碌开了。

    那些胸前披挂一块长长的黑色皮革制件的屠夫，把一头又一头生猪赶往刑场。通往刑场是一狭窄的巷道，这巷道成了生猪的黄泉路，刑场是一个像游乐园里的七巧板的滑梯，有水泥护栏，一边较平坦，便利赶生猪上去，另一边较陡峭，便利屠夫提走已宰杀的生猪。食品站宰杀生猪用电，生猪进入电击区，撕心裂肺叫了几声，便呜呼了。不像农村杀猪，要好几个强劳力，抓尾巴，提耳朵，提上那板凳的断头台，用尖刀刺进时，殷红的猪血澎湃汹涌，临死的猪惊天动地。

    食品站杀猪的屠夫，当时“炙手可热”，个个如同“庖丁解牛”，几下就可完工，而且他们还能把猪皮整块的割下来。据说，猪皮是交售给国家，用于制作皮革用品，支持国家建设。于是，生猪又有了“爱国猪”雅称。

买肉

    食品站是卖猪肉的地方，独一无二。城关、城郊、三洞、增口、寒口、黄洞6个公社（今为乡）的群众及县城机关单位，都到县城的食品站购肉。那时，并不是想吃就可以买到，得凭票购买。

    猪肉的供应有严格的管理规定。高温、井下作业工人，每人每月供应3市斤，价格七毛八；干部职工每人每月供应2市斤；城镇居民、家属每人每月供应1市斤。这个标准作为基本定量。节日会另作安排，这要看食品站收购生猪的数量来定。婚丧喜庆用肉，凭证明可购15～20市斤。县里会议用肉由食品站供应。若有违反，按投机倒把进行处罚。

    单位常可以自宰自食。而农村社员（今为村民）必须完成派购任务方可自宰。那时养猪户交售1头生猪，会有10市斤的猪肉返销、猪膏2市斤，返销猪膏油151斤以上的3市斤，181斤以上的4市斤，当季在食品站购买。
我曾经到食品站排队购买过肉。印象中的食品站，人头攒动，臂伸如林扑向柜台。一次，脚上的鞋子被踩飞了，购完肉，再寻，好久才找回。

    那时，家家最要紧的是猪油，总想自己买的肉，又当肉，又当油。然而，食品站的屠夫就像一个无情的武将，挥舞着刀，一砍，过秤，把肉丢给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我们也见过一些吃公家饭的人，不用像我们排队购买，所购是上等的猪肉。这令我们眼馋不已。如果有一天……

    历史一页又一页的翻过去，桂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改革开放，食品站尊贵的地位迅速瓦解，“食品站”三个字，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保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一摊又一摊的猪肉在集贸市场顺意摆放，屠夫满脸春风招徕顾客，尽你随意挑选。瘦肉、甚至猪骨头的价比肥肉更高，谁还愿意去争那肥肉呢？“食品站”岁月里的往事一去不复返了。

油罗前的传说

    地名是一个地方的专有符号，是与其他地方相区别的标志。地名或依据地貌、地形、方位，或山水、人文，或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或颜色而取之。有的是群众集体智慧的创作，有的是由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或乡间“秀才”所取。无论哪种情况，一个地名，均反映了一个地方某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识、民风民俗，它蕴含着一定的文化和人们的美好追求。

    话说离桂东县城15里的三洞乡高龙村，有处名叫“油罗前”的地方，该地举目之处，绿树掩映，农禾葱绿，一泓溪水从山脊而下，沿着山谷蜿蜒而过。溪水两岸居住的17户人家，过着怡然的生活。

    当地村民说，“油罗前”的地名，源自一个神奇的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油罗前，本不产盐巴，人们吃的盐巴，得往广东乐昌挑来。忽然，有一天，一位村民，在溪水旁的一块稻田处，发现了盐巴，盐巴的产量，足可满足当地人每一天的食用。因产盐，人们就干脆给自己生活之地取名为“盐罗前”。

    油罗前的盐巴，本是天上玉皇大帝断了的，只许当地躬耕人家自用，不许买卖。

    民风淳朴的盐罗前村民，循规蹈矩，无数年来，都相安无事。

    日子过了很久，这个被称为“盐罗前”地方，出了一个图谋不轨的村民，他顿起贪念之心，在一个天未放亮的早晨，他把盐巴尽数取走，销往外地。这样一来，因有人触犯了天规，于是乎，产盐之地，再也没盐可供。村中的人为了生活，便回家拿工具掘地取盐，结果毫无所获，所掘之地，是一股飘着异味的铜锈水。
接下来，人们沿着溪水两边，山谷两旁，从早到晚，一路来，一路去，游来趟去，人们渴望的盐巴，最终没有出现。人们禁不住自嘲说，这样游来趟去找盐巴，这“盐罗前”倒该叫“游罗前”了。因“游”与“油”通音之故，在贫困的年代，“油”一样金贵，为了寄托美好的愿望，尔后，人们索性改“盐罗前”为“油罗前”。

    据说，那个贪盐巴之人，后来遭到了报应。村人长吁短叹，命里无时莫强求！

    时间如白驹过隙，物是人非。至今，这地方仍叫“油罗前”。今为高龙村一个村民组。

    油罗前的村人常在茶余饭后谈论起这一地名传说，抨击贪婪，启迪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