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伟大起义—浅析湘南起义的历史地
摘 要：湘南起义系朱德、陈毅等与中共湘南特委发动领导、规模超过“三大起义”的各阶层人民参与的起义，它将“三大起义”紧紧相连，将武装斗争从城市引向农村，在苏维埃建政、土地革命、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军队创建等方面获得了非凡的成功，推动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关键词：湘南起义、不准确提法，与“三大起义”比较，历史地位
发生在1928年的湘南起义距今已逾83年了。历史长河流逝，发动领导起义的朱德、陈毅、王尔琢与湘南特委，参与起义并颁布军规的毛泽东，以及起义骨干蔡协民、夏明震、黄克诚、粟裕、胡少海、邓允庭、邝鄘、萧克、邓华、杨得志、张际春、陈光、李奇中、朱良才、李涛、杨至诚、欧阳毅、赵镕、伍云甫、曾志、谭冠三、王紫峰、肖新槐、宋裕和、谭政文、周礼、李克如、伍若兰、吴仲廉等，早已与世长辞。今天，我们该怎样看待、评价这次起义呢？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探幽析微。
一、湘南起义目前尚未完全获得必须的严肃的尊重
1、问题的提出与存在
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之后，对湘南起义早有定论①16；《中国共产党历史》、《辞海》、《解放军将领传》等专著、工具书，对湘南起义“失败”的提法也己纠正。但迄今仍有部分史学、出版界编研人员对它缺乏基本的了解、认识、研究。一些文本叙述湘南起义和朱毛会师时，往往不见“湘南起义”、“湘南起义军”，只说“南昌起义军余部”，或以“宜章年关暴动”的局部取代“湘南起义”的整体；有的提出模糊概念“湘南年关暴动”，有的不作具体分析而断定“湘南暴动失败”、“左倾盲动错误”。如2007年修订再版的《论井冈山精神》一书，尽管“本着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对原书作了较大的修改，加重了论著的学术分量。”也写有“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湘南年关暴动”一句，却依然断言“……由于严重的‘左’倾盲动错误影响……，暴动失败后，于1928年4月上了井冈山。②”同年由军事博物馆编研处编写的《军旗飘飘》一书，也有“湘南暴动失败”句③；同年出版的《改变历史的那一刻》中，除“三大起义”加“黄麻起义”，还有在湘南起义之后举行的“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独缺“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湘南起义④。《中国共产党通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专著和军事博物馆等处现仍将湘南起义放到“其它武装起义”中简单地一笔带过。这些，既不符合历史真实，又长期困扰视听，影响人们认识，忽略它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地位，更与中共中央1986年定论有悖。
2、问题的症结与成因
（1）、党代会文件与领袖的说法、著作定调
1928年中共“六大”因没有安全处所和根据地，不得不于6月—7月在前苏联召开，中央机关、各地代表早在4、5月已出发；而湘南起义军与秋收起义军5月4日才在偏僻的井冈山开会师会，亦无代表出席“六大”；故“六大”政治决议案中只提了“南昌、秋收、广州武装起义的意义”⑤，不见“湘南起义”。到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作结论时，承接六届一中全会的内容说“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⑥548，也没讲湘南起义。而六届七中全会前他在一份记录稿上批注“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创造了红军”⑦492，仍未提湘南起义。于是“三大起义”渐成专用名词，地位固定，而同在“六大”前举行的湘南起义没有正式说法，此其一。
其二，率秋收起义军与湘南起义军会师的毛泽东，在其报告、文章中虽多处提到“湘南”“郴州”，但没把“湘南起义”作一个独立的重大党史事件看待，只把它放到南昌起义的范围里。如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了南昌、广州、秋收起义之后，写道“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略去“起义”（暴动）只说“经过”。或以“朱部”、“湘南农军”“湘南来的工作人员”⑧59、66，代替湘南起义军。而在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说“三月底湘南失败”。何况，他与其他领袖、“六大”文件都说三大起义失败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谁还好说湘南起义胜利？
其三，1991年人民出版社修订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第8条注释说“……湘南起义……起义失败后”。本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毛泽东选集》1—4卷的修订工作，“……对正文中的某些史实以及少量错字、漏字等，作了校正……”，而“主要是校订注释，改正注释中某些错讹的史实和不准确的提法”；但遗憾的是，对有关湘南起义的错讹史实和不准确提法，仍未校正、改正。
如是，因先有党代会文件和领袖早期的报告、文章定了调子，后有权威部门所编领袖著作的注释与中央1986年定论不尽一致，造成上头抽象肯定下面具体否定的奇怪症结，湘南起义也就得不到应有的位子。
（2）长期的“左”的政治气氛、环境的干扰
历史认识的局限及党内的封建的、“左”倾的思想，以及个人崇拜之风的干扰；如1944年1月10日的一份记录稿上，就唯上地写着“二七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创造了红军的基础”；连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不提⑦492，遑论湘南起义？
又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之初，湘南起义领导人朱德的像同毛泽东的像并排悬挂，以后只挂毛泽东像，这无可厚非。但随着历次政治运动发生，神话领袖的气氛、极左思潮环境的形成；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为篡党夺权，任意贬低、攻击，一再否认抹杀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功绩贡献，甚至歪曲涂改历史。例如在八一南昌起义展览馆、井冈山博物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处及一些重要的书刊资料上造假，竟将油画“井冈山会师”朱毛握手的画面公然变更为林彪与毛泽东。极左的环境气氛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步改善。
1986年12月1日胡耀邦总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在朱德同志百周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十年前朱德同志逝世的时候，由于当时的环境，对朱德同志伟大的一生和他所作的贡献没有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点明了湘南起义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评价和地位的一大原因。
（3）、僵化的惯性思维方式制约
长期的“左”的观念、思想束缚，使一些人残留着僵化的惯性思维方式，凡是领袖说过写过的，就如铁板上钉钉子；而照抄照搬领袖的现成文章话语，无论对错都最保险。再，一些人缺乏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严谨治学的精神。如湘南起义怎样“失败”，在其论文中没写出来，说明缺乏对历史事件的基本了解更别说研究；确存先入为主之嫌。又如应该怎样看待、分析《井冈山的斗争》所写“三月底湘南失败”？毛泽东文章这样写，但同朱德会师时却钦佩地赞扬“这次湘粤两省的敌人竟没有能整到你！①188”这就清楚地表明湘南起义并没有失败。
毛泽东为何不提湘南起义？本文认为：a、南昌起义后中央拟定《秋收暴动大纲》，曾指定组成由毛任书记的湘南特委，并提出了湘南暴动的计划与设想。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拟出《湘南运动的大纲》，但他去了湘赣边发动秋收起义，湘南特委另组。秋收起义失败后，他原拟退往湘南，后退往井冈山。兵力弱小，毛泽东一直想找南昌起义正规军，而非湘南特委。湘南起义期间，特委命他下山参加，初涉军事的他开始不情愿怕丢掉井冈山。并且他未亲眼见到特委在湘南起义中的重要作用与表现，却被特委代表撤销前委书记任为师长，传达中央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通知。同时特委在起义后期强敌夹击时，犯“左”的毛病导致“反白”事件，特委机关又因不听陈毅等劝阻与起义军分手而葬送。故毛泽东对湘南特委持批评态度，“三月底湘南失败”句可能指向湘南特委。b、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对前3次起义明确说失败了，对湘南起义明知有，并奉湘南特委调令下山，绕开不说，用“经过”一笔带过，此后也一直不提，说明心存想法。但他的文章中，并没有说湘南起义或湘南暴动、湘南起义军盲动失败。中共中央的历史文献中，也未见湘南起义是什么“左倾盲动错误”的说法。
那么，“三月底湘南失败”了吗？这里，有一个对土地革命初期起义“失败”的提法问题。应理解到，一个政党及其领导人处于“幼年期”时（包括湘南起义的领导者陈毅、参与者黄克诚等），对事物的认识与表述不可能非常准确、成熟。1928年3月底湘南起义尚在火热发展中，“失败”何来？无疑，毛泽东听闻了“反白”事件。此事件简言之：起义轰轰烈烈进行2个多月后，湘南特委获知湘粤敌军大举夹击的信息，提出焚烧湘粤大道两侧共30里以坚壁清野对敌的错误方案。郴县中心县委抵制不了，决定暂时横直烧5里。原以“开明”面目拥护起义的崔氏士绅等，趁朱德、陈毅率部远在外县，便纠集同党、散布谣言，把“烧5里”扩大为“烧50里”，煽动不满的群众在3月12日县委召开大会时戴上白带子，反水杀死县委书记夏明震等人，并烧街抢商店。一向批评、反对“左”倾做法的朱、陈闻讯后，组织力量平息了事变。朱德和湘南特委决定陈毅兼任郴县中心县委书记，陈重组班子，做好善后，并在群众大会上代表县委公开检讨（这在中共历史上似属首次），安抚民众，成立法庭，恢复正常秩序……。起义非但没失败，16日—20日还顺利召开了全湘南的工农兵代表会，21日隆重成立湘南苏维埃政府，并通电国内外，使下旬至4月初全区插标分田运动达到高潮，3月31日、4月2日还增添了桂东、安仁两县苏维埃政权⑨。
因此，如果今天仍然教条地看待某位领导人的某次报告、某篇文章中的某句话，不按历史真相作科学的研究、实事求是的评价，而赖以惯性思维方式想当然地进行党史叙述，就十分容易造成偏见、谬误经年重复。朱德在“文化大革命”中1971年夏天与陈毅最后见面时，曾神情凝重地两次说出同一番话：“我们这些人，为革命干了一辈子。现在，为了顾全大局，做出这样那样的容忍和牺牲，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少有的。将来，许多问题都会搞清楚的⑩236！”
二、湘南起义煌煌取得“三大起义”所不及的卓著勋绩
1、湘南起义同“三大起义”的比较
（1）独立策划、自主发动、吻合并坚决执行中央精神的起义
“三大起义”均由中共中央自上而下策划发动，湘南起义有所不同。当南昌起义军南下失利，指挥系统溃散，部队思想混乱，主要领导转移，不少军官心灰意冷欲解散队伍并纷纷离去时；1927年10月7日朱德力挽狂澜召开茂芝会议，稳定军心，坚持武装斗争旗帜，在陈毅、王尔琢等辅佐下，科学决策“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11月主动与湘南粤北党组织联系，26日-28日在郴州汝城县召开联席会策划12月中旬湘南起义。这两个时间均早于12月21日、27日中央给他的关于在湘南或到赣南、粤北暴动的信件⑨33。故，湘南起义系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独立策划、自主发动、与中央精神相吻合、与湘南特委密切配合坚决执行中央精神的起义。仅此一条，已凸现其远见卓识。
（2）规模较之“三大起义”有突破性的发展
“三大起义”各有其标志性意义，但最终都归于失败，起义的主要目标均未及达到。时间上，南昌起义4天（不括南下）、秋收起义10天、广州起义3天。空间上，南昌、广州起义都在省会，影响大，但皆为一城之地；秋收起义只在湘赣边界几个县。人数上，南昌起义2万多，广州起义号称3万，秋收起义仅5千；群众没有很好地发动起来，部队越打越少，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卢德铭与广州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均牺牲。
检视湘南起义全过程：a、时间越打越长，从1928年1月12日宜章年关暴动揭开序幕直到5月4日（不包括在汝城、资兴、粤北、湘南莽山的前期准备及前哨战），跨度4个月，坚持割据90天。b、空间越打越宽，主要地点在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桂阳、安仁，次要地点在汝城、桂东、酃县（今炎陵县）、攸县、衡阳、常宁，起义总指挥部设中心城市郴州，共13县1城，面积约2万3千多平方公里，波及影响3省20多县：湘南临武、嘉禾、衡南、衡山、蓝山、新田、宁远、道县、江永、江华和中心城市衡阳，湘东茶陵，粤北乐昌、曲江、仁化、乳源、始兴，赣南崇义、上犹、大余等约3万平方公里。c、人数越打越多，由1千多正规军到7万多武装人员⑨155；d、战斗力越打越强，典型例子即将“马日事变”刽子手许克祥6个团打垮的“岩泉——坪石大捷”；e、影响面越打越大，通过组织、宣传动员起农会、工会、女界、青年会、学联、少先队、商会等各阶层共百万余群众参予到起义洪流中。壮观规模超过“三大起义”，居土地革命起义之最；具有“三大起义”当时所没有的特点，即全民支持参与、武装割据的意义，比中共临时中央设想部署的规模与影响还大很多。
2、湘南起义的新思路、新探索
由于了解“三大起义”并吸取其教训经验，湘南起义得以开启新思路、转往新方向、采用新方式进行诸多的新探索，做到并完成了“三大起义”未及做或没考虑到的目标。这是它最突出的特点和最鲜明的特色，即由单纯的军事行动转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进行土地革命之路。具体而言，它探索并开启武装斗争与5个运动密切结合之先河。
（1）与苏维埃运动相结合
南昌起义后，朱德即有了“建立革命政权，解决土地问题”的思路。到湘南取得“岩泉—坪石大捷”后，起义军和湘南特委召开皈塘联席会，讨论朱德《今后斗争的工作路线报告》，决定普遍建立各县、区、乡苏维埃⑨61。此后每攻取一县，就帮助县委与群众建立苏维埃政府。先后在宜章、郴县、永兴、桂阳、耒阳、资兴、桂东、安仁8个县、83个区、743乡成立红色政权。其中桂东县虽是毛泽东率部进驻沙田成立的，但早在1927年11月汝城会议后，朱德就派郭佑林、黄奇志回桂东传达会议精神，于1928年1月20日在沙田区暴动成功做了准备⑨17。3月21日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向国内外通电，宣告“成立湘南苏维埃政府，主（驻）点在郴州……”，朱德、陈毅等21人当选执委，其中还有井冈山代表何长工。会议议决“苏维埃政府组织法”等7项要案，系中共党史最早的基层政权组织法。湘南苏维埃政府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区域级政权，统领8县、83区、743乡形成当时中国最大规模的苏维埃运动。各县苏维埃设军事、财经、土地、粮食、青年、妇女、教育等委员会或部，以政府的权威和群众欢迎的方式，领导土地革命运动，发布法令，普及宣传文教，进行插标分田，动员青年参军……；耒阳县苏维埃还发行了面值1元的劳动券，上印“中华苏维埃元年”字样，系中共历史上第1张自己印行的纸钱币⑨118-131。
（2）与土地革命运动相结合
朱德深谙国情，“不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来转去中心就是一个土地问题”（11）203；故在湘南起义正式打响前，就与湘南特委代表、宜章县委在莽山联席会上“规划了整个湘南土地革命运动……”，“由军队支持群众搞土地革命（12）”。湘南苏维埃政府一成立，就选永兴县湘阴渡作试点；陈毅亲自到桥口等地调查，与县土地委员会制定《郴县土地分配法》；各县均颁布《土地分配法》，摧毁封建土地制；规范各区、乡分田委员会插标分田。主要原则为：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均分，实现耕者有其田；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保障了包括富裕农、中农在内的大多数农民的基本利益。这比海陆丰苏维埃一律没收的过“左”做法高明，因此插标分田运动火热。资兴县分10万多亩，占耕地总面积50%；郴县分18万多亩，占耕地总面积60%；耒阳县73%的乡村插标分田……。因起义军4月上旬开始转移，这项运动中止。但井冈山外围的桂东县沙田一带8月又分了一次田⑧76，资兴县龙溪洞6个村的农民收获了所分田地上第一次丰产稻，并自愿地向乡苏维埃交了公粮⑨。可以说，湘南起义在实践上开土地革命之正确先河。
（3）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与“三大起义”单在军队或兵农、兵工中发动不同，湘南起义广泛动员起社会各阶层人参加，形成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宏大场面。重中之重是与农民运动结合，朱德早在1927年上半年就亲率南昌军官教育团支援过江西农运（13），他指出“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革命的人……”。“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14）”。大革命时己有60万农会会员的郴州各县，湘南起义中都恢复发展了农会，打土豪、减租息、插标分田、成立赤卫队和县农军；“整个湘南地区和赣西地区建立了交通（联络）网”，“白区里面也发展有地下交通线，交通网全部由农民主持（15）259”。各县、区、乡农民武装达7万人，宜章陈光（八路军115师代师长）、汝城朱良才（北京军区政委）、资兴曹里怀（空军副司令员）、宜章欧阳毅（二炮副政委）、耒阳伍云甫（卫生部党组书记）、汝城宋裕和（建工部副部长）、资兴谭政文（副检察长）、耒阳谭冠三（西藏军区政委）、耒阳王紫峰（北京军区副政委）、宜章肖新槐（山西军区司令员）、郴县李克如（海军航空兵副政委）等均是农会或赤卫队负责人。
起义决定：普遍组织职业工会，各县恢复成立总工会以领导工人斗争。如争取8小时工作制、生产起义军所需物资。郴县总工会会员15200人，成立纠察队维持郴州城的社会秩序；耒阳的铁工、船工、造纸工、码头工3000余人都加入工会；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工人起义后成立工农游击队，队长宋乔生作为工人代表当选湘南苏维埃政府执委；赣南大余钨矿工人也响应起义；在郴州郊区板子楼的30多个修路工人集体参加郴县农7师，杨得志就在其中。
青年运动大革命时基础就好，起义一来如虎添翼。如在2月6日朱德主持的郴县中心县委扩大会上，团县委一恢复，各区乡39个支部马上重建，大搞宣传活动。8日县里就举办CY宣传员训练班，结业后多半分配到农7师，邓华即其中一员。而起义军、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群众组织中的骨干，多为就读过省立三师、第三女师、郴郡联中、各县甲等师范的青年知识分子，如黄克诚、萧克、李奇中（国务院参事）、张际春（国务院文教办主任）、李涛（上将）、唐天际（总后勤部顾问）、曾志（中组部副部长）、伍若兰、吴仲廉、吴汉杰等。
女界联合会纷纷成立，走上街头下到田头；郴县会员达92000余人，曾玉（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师副师长）、耒阳县在伍若兰委员长组织下发展会员21900多人；宜章县会员上井冈山的即百余人，吴仲廉（淅江省高级法院院长）、彭儒（中纪委委员）等就在其中。各县组织少先队、儿童团，站岗放哨贴标语。郴县97个儿童团拥有团员31000人，宜章、耒阳、资兴、永兴等县从1千到1万多不等；后任湖南省军区政委的郑效峰、海南军区司令员的杨绍良即出自其中。
此外还成立了商民协会，一些开明士绅也加入、支持起义。在工农武装割据的3个月中，注意保护工商业者的权益；对稳定物价、组织物资供应，保证群众和起义军的生活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样，湘南起义首开全民起义先例。
（4）与士兵运动相结合
朱德等在转变官兵关系、提高士兵觉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直奔湘南”途中，他与士兵一起行军，让马给伤员，帮助扛枪背包，讲革命道理指光明前途，身为首长操心劳累，与士兵共锅吃饭、穿灰布粗衣；一言一行感动全军。粟裕回忆“大家不仅把他看作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而且简直看成是我们这个革命集体的好当家（16）”。又如瓦解敌军方面，当朱、陈知道郴县大铺桥守敌6连士兵均属征召的学生和贫苦子弟后，便要求起义军分割包围，一个也不许打死，象对待误入歧途的兄弟一样喊话“……穷人不打穷人，欢迎参加革命！”俘获其后，朱德讲解起义军的性质纲领，欢迎参加、想回家的发路费等。当学生们听说这老兵模样的将军还留过洋，十分吃惊感动。陈毅也叙家常，讲自己出身书香门第却干革命的原因，鼓动大家“难道我们中国青年，会因为害怕吃苦耐劳而情愿受奴役吗？”大家高声回答“不会！”起义军的官兵也叙述了家人被反动派、恶霸地主迫害的悲惨遭遇，俘虏兵不少人跟着流泪……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写到这段内容，指出“这种集会又名诉苦会，是中国革命胜利以前20年中最常用的方式”（15）256。这种方式即开创于湘南起义中的士兵运动。
（5）与统一战线运动相结合
朱德在湘南起义中，利用与第16军范石生军长同学与同盟会会友的关系，利用其参加过云南起义与北伐、同情革命、不满军阀排挤的经历与倾向，亲赴汝城谈判；使其同意本方“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行动上自由”的原则，朱部暂用16军140团番号，朱兼16军总参议和47师副师长；又运作将湘南汝、桂秋收起义部队编为16军特务营，将被打散的井冈山张子清、伍中豪部安排为16军142团；并秘密成立中共16军军委，陈毅任书记统一领导；保存了火种、得到了武器弹药、装备军费，增强了力量。后在范的掩护下脱离16军起义时，还匀出部分军需，派张、伍部“押送子弹去井冈山”（17）115。湘南起义中的统一战线运动，是中共军史上较早的光辉典型。
毫无疑问，湘南起义与5个运动的结合，创造性地、成功地探索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系土地革命时期集大成的起义。
三、湘南起义成功的条件与因素
为什么在中共“六大”召开前，“三大起义”都失败而湘南起义胜利？
1、起义领导者独到的战略眼光
南昌起义在省会城市，军事上胜利后没有转向农村；广州起义在大都市，且沿海无站得住脚的山区；秋收起义也是要打省会长沙，但未及打已失败而转向井冈山。朱德吸取其教训经验，战略目光盯住湘南。
（1）湘南起义的“地利、天时”因素
湘南指湖南郴州、衡阳、永州三地区。其中南岭中段的郴州古称“桂阳郡”，当湘省“南大门”，扼中原通沿海之咽喉，出产丰饶，集散物资，自秦戌五岭，兵家必争。它邻粤北界赣南连井冈，远离广州长沙，处三省边际地区，朱德认为是“统治阶级比较薄弱的地方（17）120”；1927年底——1928年春如朱德预料那样“正赶上是在军阀混战的时候，各方面都顾及不到（17）122”。更兼山深林密、岭多相连，农村天地宽，地形上便于队伍隐蔽、进退回旋打游击。
（2）湘南起义的“人和”因素
从人的因素说，此地的历史、地理、人文，培育出百姓正直淳朴、同情弱者、响应新鲜事物、力挣封闭落后、忠勇笃实、坚忍吃苦、富于反抗的革命秉性。“五四”运动，天安门广场、李大钊身边就活跃着一群郴籍大学生，其中宜章邓中夏成中共北方党组织创始人之一；而郴县黄静源与刘少奇共同主持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是中国早期工运领导人；参加过北伐的资兴曾中生、永兴黄克诚、嘉禾萧克皆为军事家，耒阳邝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邓中夏所办《中国青年》《宜章之光》等刊物所写悼念列宁的《悼歌》、《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曾中生在黄埔军校《中国军人》及北伐时任《汉口国民日报》主笔所撰文章，黄静源所作《安源俱乐部歌》，邝鄘所作《北伐军歌》，皆是当时传遍全国的名作。如“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如“创造世界一切的，惟我劳工，被人侮辱压迫的，惟我劳工；……”如根据《北伐军歌》改编的“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国民革命成功，心欢畅，心欢畅”，唱响全国。他们对湘南影响之大，从农民运动的蓬勃可见一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统计大革命时全省农会会员2百万，而郴州11县占近全省1/3；报告中所说“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的10几个县份，就有湘南的“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宜章毛科文系中共最早的农民代表、候补中央委员。北伐进军第一站就在郴州，人民踊跃支持。如此光荣传统、民众基础，给朱德“群众比较好”“农民很好”（17）120的印象。此外，他的战友及南昌起义参加者中，湖南人湘南人不少，如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蔡协民、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粟裕、黄克诚、胡少海、邝鄘、萧克、唐天际、王云霖等，其中部分己回湘南，留在队伍中的如140团副团长、乐昌的龚楚，教导队队长、资兴李奇中等也推荐湘南。
2、中央信件的指导作用
朱德等1927年11月26日-28日在郴州汝城县，策划制定了12月中旬由革命军打先锋的农民年关暴 计划。这之后于1928年1月初收到了中央1927年12月21日、27日给他和起义军的两封信，主要精神有（大意）：使军队化为工农的武装力量，与工农打成一片；军事运动新政策是以工农的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由土地革命向社会革命的原则之上建立；注意群众的发动，号召广大的农民参加；以武力造成割据的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队伍向农运发达的区域移动，在进驻的湘南或赣南或北江区域（粤北）与当地党组织就地组织暴动等等。这些内容说明中共中央总结了“三大起义”失败的教训经验；改变了只以夺取大中城市为目标而起义的方向，提出了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武装割据等观点，虽然没有很具体的措施、方法，但在客观上具有较强较明确的指导作用。如果说收信之前朱德在湘南起义的策划、准备期间的思想、行为与中央信件精神不谋而合。收信之后，中央信件中的新见解、新政策、新精神，使朱德的思想更解放、思路更清晰，更能在湘南起义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执行信件的指示精神。
3、两个力量的配合
湘南起义的成功，还如萧克指出的那样是“两个力量配合起来”的结果。
（1）突出的中坚力量——主力军、主心骨
武装斗争、军事行动是湘南起义的主要形式。作为当时实力最强的正规革命军工农革命军一师冲锋陷阵、帮助成立苏维埃政府、指导建立农民武装、支持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是起义的主力军；军政主官朱德、陈毅和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蔡协民留过学、参加过大起义，在湘南特委机关及主要领导还未移到郴州前，他们已策划了湘南起义、打响了前哨战、揭幕战、取得了“岩泉—坪石”大捷，是起义的中坚力量；主心骨即拥有辛亥云南、沪顺、南昌起义的丰富经验的名将朱德；大捷之后的皈塘会议，根据他的意见和他《今后斗争的工作路线》的报告⑨61、62，决定北上郴州举行湘南总起义，即“大干一下”；但不盲干，对当时湖南第二大城市衡阳只游击；一直到战略转移会师井冈，都由他掌控，故朱德是策划、发动、组织、指挥湘南起义的最高领导人。主力军、主心骨，是湘南起义成功的关键力量。
（2）雄厚的基本力量——地方党组织、广大群众
土地革命、苏维埃建政是湘南起义的主要内容，其特征即大规模群众运动和农民运动，若缺乏地方党组织坚强有力的组织、运作则不可能。朱部进入湘南前，驻扎过赣南、粤北，“在大庾开了许多次群众大会”动员，“队伍开到韶关……到处组织农民协会”（17）114，中央的信也提及到赣南、粤北暴动，朱德还被任命为北江3个特委之一，为何这两地没有起义？一大原因就是当地党组织弱、群众运动底子薄。再看湘南：a、1925年成立的湘南特委系中共较早的区域特别委员会，1927年8月中央又两次宣布由毛泽东、夏曦、郭亮等组成特委班子，计划湘南秋收起义；湖南省委部署了年关暴动，毛泽东受命起草了《湘南运动的大纲》；可见重视程度。b、特委机构健全、力量配备强，有组织、宣传、工运、农运、妇运、青运、秘书等部门，1921年入党的书记陈佑魁，曾获谢觉哉诗赞“浑身是劲……英雄汉。”当过组织部长的张琼（朱舜华），是最早向毛泽东推介井冈山的（18）；著名烈士夏明翰之弟夏明震委员负责农运，妹妹夏明衡、妻子曾志从事妇运；毛泽东之堂妹夫陈芬任过委员及衡山、郴县的书记；工运委员唐朝英是毛泽东亲自介绍入党的……。“马日事变”前，湘南各县党员占全省总数五分之一；事变后，特委在各县恢复重建了县委、特支、支部。c、群众基础厚实，“马日事变”前，仅郴州11县农会会员达60万人；事变后全国农运万马齐口音时，郴县、宜章、资兴、永兴、桂东等县部分农军及广东惠州、潮汕、梅县农军曾汇集坚持于汝城，被称为“新湖南”现象。秋收起义失败后，湘南特委、各县县委组织的小暴动不断，何举成、李涛率领汝桂农军曾攻下桂东、汝城两县城，震动全省；郴县成立暴动营，夏明震指挥打税卡打土豪；伍云甫任主编的耒阳县委机关报《耒潮》发出“拿起刀枪”的号召，县委书记邓宗海率200多人从春江铺一路打到郴县；黄克诚回永兴、萧克回嘉禾、唐天际回安仁，恢复党组织、动员群众……⑨。湘南党组织的领导操作和广大群众、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奠定了湘南起义成功的雄厚的基本力量。
（3）两个力量相得益彰的配合
在长达1个多月的策划筹备及3个多月的起义、割据期间，两个力量共同组织领导，通力配合相得益彰。a、组织运作、紧密配合武装斗争。如1927年11月26日朱德在汝城召集湘南粤北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策划12月中旬年关暴动时，湘南特委同时于24日在东华山召开桂阳、郴县、耒阳、永兴、宜章5县武装负责人会议，准备年关暴动⑨。又如朱德驻韶关时，郴县县委即派邓允庭前去联系；县委书记夏明震参加汝城会议后一传达，县委10多人立即分头下乡组织；待宜章打响后，又连续派李克如等前去联系。朱、陈获悉郴县有暴动营，便送枪弹将其改为工农革命军独立连；“岩泉—坪石”大捷后，许克祥残部逃向桂阳县，郴县县委接朱、陈指示马上派棱镖队与独立连伏击歼灭。又如大铺桥战斗，敌600多士兵放下枪，就与特委派人打入其内部配合策反有关。1928年2月4日起义军入郴，湘南起义总指挥部设考棚，特委机关尚未移入，便成立郴县中心县委，夏明震为书记、曾志为秘书，配合工作。粟裕回忆“这时我们只要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在地方党和农民武装的支援配合下，就可以解放一个县城（16）。”b、相互协作，努力配合建政、土地革命。如进入郴州后，朱、陈和郴县县委共同研究工作，在庆祝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的万人大会上，朱、陈、特委代表和郴县、宜章、耒阳县委代表都登台讲话，掀起湘南起义的高潮。湘南苏维埃政府成立时，朱、陈均当选执委，陈毅作为军队代表参加政府工作。起义军全力支持土地革命，如智取宜章前，朱、陈和县委已在莽山确定了“暴动，实现耕者有其田”等6条土地革命口号；《郴县土地分配法》就是陈毅同县苏维埃土地委员会戴委员等一起制定的。土地革命极大地提升了农民的积极性，如宜章—耒阳的3百里大道上每5里设一递步哨，并延长到井冈山下，全是农民踊跃承担，传递起义的通知、命令、信件；许多人响应党组织号召踊跃参军参战。c、联手合作，自觉抵制、反对“左”倾错误，同上井冈山。对起义后期特委领导提出的“焦土战略”，朱、陈等态度鲜明地反对，“那时军队里就没有执行盲动主义”（17）122。“反白”事件发生后，朱即派陈赴郴，与邓允庭率农7师、李克如率赤卫队、曾志带引的教导队合作平息之。起义军军委和湘南特委共同决定陈毅兼任郴县中心县委书记，妥善处理。各县县委书记即特委委员，自觉配合起义军抵制“焦土战略”，宜章县委拒不执行特委指示，耒阳县委只在撤离时烧了旧县衙门，安仁、桂东均未烧房。黄克诚在永兴反对、制止烧房，被大家推选为县委委员。还出现个有趣现象：当强敌压境，特委强调“守土有责”欲与之硬拼时，朱德决定避敌锋芒、战略转移；而代表省委管辖权力大、可强令毛泽东下山的特委，却并不能迫令朱德、陈毅留在湘南，也不能逼令各县县委和农军师，团“守土”；除特委机关另走一路撤往衡阳外，各县党政领导和农军主力坚定跟随朱、陈转移，这才形成一万多湘南起义军浩浩荡荡开赴井冈山的空前盛况！
四、湘南起义已有的定论及应有的评价
1、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定论
“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正本清源，徐向前、聂荣臻、粟裕、黄克诚、宋任穷、萧克、杨得志、何长工、江华、张平化、朱良才、杨至诚、曹里怀、唐天际、欧阳毅、曾志、李奇中、赵钅容 、、王紫峰等第一代革命家、军事家和前辈回顾湘南起义，给以崇高评价。宋任穷回忆当年说“朱德同志已经威名远扬，我们这些在这个时期参加革命队伍的人，几乎都知道他……参加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①46”。粟裕评述“朱德、陈毅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湘南起义，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的光辉典范之一。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地引导湘南起义广大农民群众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辟了大好的革命局面①172”。徐向前评价“朱德同志……率部发动湘南起义，与毛泽东同志会师湘赣边，共同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①1”。聂荣臻评价“朱德同志……转战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队伍得到了发展，最后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实现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师①12”。1985年胡耀邦总书记为“湘南起义纪念馆”题词，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为“湘南起义纪念塔”题词。198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隆重举行“朱德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胡耀邦总书记作重要讲话，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败后，在极端困难和险恶的情况下，他挺身而出，和陈毅同志一起，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率领起义军余部，冲破千难万险，转战湘粤赣边境，保存并发展了这支革命武装。1928年1月，他们在地方党组织配合下，胜利地发动了湘南起义，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在农村进行建立革命政权的尝试。4月，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万余人开赴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①16。”12月3日，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受中央、中央军委委托在朱德故乡四川仪陇参加“纪念朱德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也在讲话中指出“胜利地发动了湘南起义”、“在井冈山胜利会师”①24。此后，江泽民同志指出：朱德同志“发动湘南起义，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推动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2、湘南起义应为土地革命四大起义之一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湘南起义没有失败而是两个胜利的重要定论，让我们有必要以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土地革命“三大起义”的提法。
（1）“三大起义”的提法与前苏共、共产国际、斯大林有关
承前所述，“三大起义”并提最早见于中共“六大”文件，又经毛泽东写定；“六大”由于“三大起义”失败缺乏安全地，不得不到国外在前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召开，南昌、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与组织秋收起义的湖南省委都有代表出席，而湘南起义没有。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当时不知湘南起义，“六大”文件只提“南昌、秋收、广州武装起义的意义”。其中，广州起义又是共产国际代表不谙中国国情，不听取叶挺、聂荣臻等中共军事家的正确意见，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在敌强已弱的大城市仓促发动致全军覆没、惨败，恰恰犯了“左”倾盲动错误。广州起义既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意义，又无湘南起义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建政建军相结合的道路的贡献；却因按斯大林的旨意，由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中央一起发动，又获得斯大林肯定，得以在“六大”文件中跻身“三大起义”。又由于中共、毛泽东长期接受前苏共、共产国际的领导、指导，崇拜斯大林，广州起义的地位一度高于秋收起义。例如平江起义军上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联欢会即选在广州起义一周年的“广暴纪念大会”一起开（19）117，从中可见前苏共、共产国际、斯大林的影响力。如此，“三大起义”并提一直延续下来；而也在“六大”前举行的湘南起义因一时的政治需要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地位，这与党史军史不符，很欠公正。
从另一方面看，“三大起义”和湘南起义均在中共中央强调土地革命之后、“六大”召开之前举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又都是在“八七”会议之后，按“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和中央的布置举行的。然而“三大起义”止于军事行动陷于失败，没有进行土地革命；唯有湘南起义既获得胜利，又进行了土地革命，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评价，这与国情、党史不符，很欠公平。
(2) 湘南起义与“三大起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大起义”各各分开，互无联系，中共“六大”前后的其它起义与“三大起义”也无牵扯。唯湘南起义不但同“三大起义”均有内在关系，而且还将它们串联起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当南昌起义军南下重建革命基地的计划落空、秋收起义军退入井冈山的星火微弱、广州起义失败惨烈，革命严重受挫陷于低谷时，湘南起义则：a、继承南昌起义光荣传统，吸取“三大起义”的经验教训，继续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保存好火种，在湘南点燃发展成燎原之势；b、直奔湘南的途中，朱德于1927年10月底从赣南地下党获得秋收起义部队开始上井冈山的消息后，主动派毛泽覃去联系。当秋收起义一部上井冈山途中被打散后，陈毅亲往联络，朱德将该部通过统一战线保护起来，派他们驻扎郴州桂东县，后支援一批弹药让该部押送井冈山（16）；c、朱、陈奉命参加广州起义，而广州起义已败，便又收容两百多溃散士兵。这样，四大起义的部队就汇集在湘南起义洪流中。湘南起义成功后，朱、陈又主动率庞大的湘南起义军与秋收起义军会师，将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土地革命、苏维埃建政、统一战线、士兵运动相结合等探索出来的成功经验，先进的游击战思想、正规的军事技术及打胜仗的战利品，全部带到井冈山，形成主力红军，共同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
由是，湘南起义不仅将“三大起义”紧紧相连、形成“四大起义”整体，而且它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无法估量。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保证了中国革命的列车没有脱节停驶，并以自身更高的起点，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探索、新思维、新方式的胜利硕果，它是一次“推动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伟大起义。否则，就如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萧克指出的那样，历史将要改写。这，理应使相关的权威部门与学术界，遵照中共中央的定论及科学发展观，按照历史真实和中国国情，将“三大起义”的提法、条目拓展、规范为“四大起义”，实事求是地还湘南起义应有的历史地位。
[注释][参考文献]
①《回忆朱德》胡耀邦“在朱德同志百周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
②《论井冈山精神》（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修订再版）
③《军旗飘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研处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6月版）
④《改变历史的那一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7月版）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6月版）
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战争和战略问题》，（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⑦《毛泽东年谱》（中）“1944年1月10日”（中央文献出版社）
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⑨《湘南起义史稿》（中共郴州党史办）（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⑩《永久的回忆》（朱和平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
⑾《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⑿《八一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朱德同志与湘南起义》（李奇中）
⒀《朱德同志创办南昌军官教育团》“支援农民运动”（赵钅容）
⒁《艰苦转战》（杨至诚）
⒂《伟大的道路》（史沫特莱著，三联书店1979年版）
⒃《激流归大海》（粟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回忆朱德》）
⒄《朱德自述》“在困境中与范石生合作”（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⒅《谁最早向毛泽东推介井冈山？》（张式成《郴州日报·周末》2008年1月5日）
⒆《彭德怀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本文入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出版《风展红旗漫湘南——纪念湘南起义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张式成 ， 湖南郴州市政协委员兼文史研究员、市作协名誉副主席、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主要研究历史、文化、旅游、古今人物
高湘春， 原中共湖南郴州市委党史办主任、“朱德研究学会”会员、“纪念湘南起义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主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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