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载风云话潭湾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初建红色潭湾游击根据地。

马日事变后，中共茶陵特委成立茶陵游击队，推选陈韶任队长。随即，茶陵游击队持刀挺枪进入茶安酃交界地区的安仁县豪山潭湾开展游击战争。同年4月，谭家述带领茶陵游击队在安、茶交界之地的潭湾、福星与朱德部会合，而后导迎朱德部顺利攻占茶陵城，促成朱德赴宁冈与毛泽东会师。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要求游击队务必尽快扫清安、酃边界残敌、为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部队奔赴井冈山，扫除障碍，打开通道，使湖南与江西连成一线。1928年2月9日，红军独立师第一团团长谭家述率领游击队进入安仁豪山的潭湾，开展革命活动。3月17日，谭家述率领游击队和潭湾农会积极分子袭击高坊盐卡，缴获了4支长枪，并发动豪山、关王等地群众暴动。朱德上井冈山后不久，于1928年4月20日，国民党反动派调遣罗定教导团和酃县“挨户团”总兵力达千人以上，分三路扑向安仁潭湾、福星“剿共”。5月25日，李朝芳部撤离安仁。是日，安仁“清乡委员会”任命刘远为上四区“剿共”总指挥。刘远率领“挨户团”配合八区区长胡朗烈和罗定教导团再次扑向潭湾、福星。先后两次杀害潭湾、福星的干部和群众300多人，烧毁房屋87栋，抢去耕牛71头，猪84头，还烧毁森林七、八万亩。根据此种实情，8月，湘赣边特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加强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组成湘南白区工作委员会，共14人，由段振喜任主任。白区工作委员会由茶陵的铺唐转入安仁，以豪山的潭湾为中心，积极开展游击活动。

1929年9月，谭家述率领红军游击队再次来到潭湾、福星一带活动，使茶、安、酃、永边区一度受挫的革命力量得到恢复和发展。

1930年3月，徐克全、刘普成、段道林、周汉哲、谭石冰等由湘赣苏区来到安仁潭湾、福星进行革命活动，恢复部分乡村党团组织。10月，湘东独立师赠送10支枪给酃西苏维埃政府，组建了七区游击队，队长钟牛仔。这支游击队在安仁潭湾、福星等地活动，后来发展成为“湘南赤色游击大队”。

1931年11月，国民党调动10个正规师和地方武装共8万多人，对湘赣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在安仁潭湾一带活动的游击队根据上级指示，精选20余人，组成湘南挺进队，一律配带短枪，由队长周汉哲、政委段道林带领深入湘南白区腹地打土豪，袭碉堡，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有力地支援了湘赣苏区反“围剿”的斗争。

1932年4月10日，中共潭湾党支部成立，支部书记赵道国。党员有何福科、赵道奎、赵义田、赵文生、赵林生、刘合龙、刘月桂、刘兴万等人。当时的入党誓词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严守机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永不叛党。”4月17日，潭湾团支部相继在白水村成立，支部书记赵道清。12月，根据湘赣省委指示，中共湘南工作委员会在潭湾成立，主任徐克全，同时成立了一个后方医院，地址设在安仁县羊脑乡福星村老虎场桃子垄，相应地配有医生和护士3人。

1933年4月25日，中央红军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成立了潭湾苏维埃政府，主席何福科。5月1日，侯梯云率部进入潭湾。5月15日，潭湾苏维埃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发动群众支援湘赣苏区反“围剿”，号召青年积极参加红军游击队，当即有何庆祥、何房仔、何万青、赵天生、赵义田、赵文生、刘金生、文冬寿、刘广成、刘中生、刘明发、李石中、张荣子、刘长福等39名青壮年参加红军游击队。10月21日，湘南赤色游击队大队攻打驻守潭湾半边山的碉堡，击溃守敌周雄飞排，群众放火烧毁了碉堡，解除了潭湾游击根据地的威胁。11月，潭湾和福星苏维埃政府根据湘南工作委员会的指示，在根据地内开展减租减息，规定土地谁种谁收，使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

   

红军长征后，潭湾游击根据地遭国民党的疯狂“围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茶陵县委书记李运田和军事部长刘巍率领茶陵县部分工作人员和警卫营转移到安仁县境内活动，并在豪山的高源洞成立了中共茶、安、酃、永边区委员会，书记李运田，副书记谭积金。常委刘魏、陈梅连、谭绥眉、颜赢生，边委下设茶陵、安仁、酃县、永兴4个区委。

1935年1月，何健命令保安第五区上校副司令王炽昌率领保安十四团3个营外加1个连，共680人枪，分别驻在安仁的羊脑、关王庙、龙海塘、韩市（华王庙），对潭湾和华王的湘南游击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王炽昌坐镇关王庙指挥。3月8日，湘南赤色游击大队袭击酃县白鹤仙据点，烧毁了碉堡，同日还袭击了酃县唐李山之敌，亦烧毁一座碉堡，缴枪3支。11月，湘南赤色游击大队以“吊羊”的办法，在酃县塘田捉住敌团长刘鼎汉之妻，勒令限期交出棉衣240套，随后又捉拿了茶陵的大土豪陈启余，令其交纳银洋1500元，布19匹，衣服130套，鞋120双，电池2担，解决了部队过冬的困难。

1936年4月下旬，周礼（解放后任过湖南省委书记，改名周里）和游世雄、李国兴率领湘粤赣特委和游击队200余人，由桂东经资兴转移到安仁县豪山潭湾村的神堂背，与茶（陵）、安（仁）、酃（县）、永（兴）边区委员会负责人陈梅连领导的游击队100多人胜利会师。潭湾是一块方园百里巍然屹立在敌军围困中的游击根据地。陈梅连领导的游击队，就活跃在这一带崇山峻岭之中。

同时因为湘南特委机关于1935年冬也转移到潭湾，因此湘粤赣特委与湘南特委就在潭湾会合了。

1936年5月27日，红军游击队在潭湾杉木垅召开了两个特委的联席会议。湘南特委出席会议的有徐克全、刘霞、陈梅连、陈亚元等；湘粤赣特委出席会议的有周礼和游世雄、李国兴、王赤等，会议决定撤销湘粤赣特委，合并成立新的湘南军政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新的湘南特委。会议推选徐克全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周礼为副主席兼湘南特委书记，游世雄为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刘霞为组织部长，李国兴为宣传部长，陈梅连及各县负责人为委员。

湘南赤色游击队大队和粤赣湘边区游击大队合编为一个支队，游世雄为支队长，下分两个大队。原粤赣湘游击大队为湘南赤色第一游击大队，赵书良为队长；原湘南赤色游击大队为第二大队，谭经武为大队长，谭绥眉为政委。两个特委合并后，正准备在潭湾一带继续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游击战争，敌人调动了比我们多数十倍的兵力对我们进行重兵“围剿”。在这新的严峻考验面前，我们队伍中少数意志薄弱者，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看不到光明和前途，有的逃跑，有的叛变。首先是湘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克全动摇了，弃枪携款潜逃。当时，敌人跟踪追击我们，有一天晚上，徐克全把我们特委的几个负责人带到一座大山上，他借口到山下老百姓家探问消息下了山，直到第二天天亮还不见回来，我们急忙下山寻找，在岔路口捡到徐克全佩带的驳壳枪。那时，我们有个规定，带枪逃跑，抓住了是要枪毙的。显然，徐克全是弃枪逃跑了。我们担心他投敌叛变，于是马上转移。后来，既没有看到他带敌人来进攻我们，也未见他登报自首，据说他拐走一笔款子和两斤金子，到一个庙里当和尚去了。

徐克全逃跑后，湘南军政委员会无形中取消了，只剩下湘南特委。特委随即在潭湾土坡里，召开了一个特委主要负责人员紧急会议，研究徐克全逃跑后的应变措施，部署下一步工作。我们考虑到整个湘南有工作基础和群众基础，又有开展游击斗争的实力。除潭湾和桂东东、西边山的游击队外，在郴县、宜章和广东乐昌、乳源一带活动的有李林的“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在耒阳、安仁、永兴一带活动的有刘后总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湘南特委管辖的地区有24个县，我们不能局限在潭湾小块地区活动。因此，特委重新进展桂东西边山游击根据地，指挥这一带的游击队；管宣传的李国兴和管组织的刘霞分管茶、安、酃边区和潭湾的游击大队，我仍担任特委书记，管全面工作，先去视察湘南各县工作，并找李林、刘后总的游击队。这样大家分头行动，放手发展群众，开展波澜壮阔的武装斗争，使游击区星罗棋布，既可分散敌人兵力，又可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

在送走游世雄、王赤的大部队后，我便告别了潭湾的新人，和刘霞、李国兴分别带了几个通讯员到安仁、永兴、衡山、衡阳等地视察工作。

当时，在我们部队中，有一支非常活跃又能吃苦耐劳的女子班，她们8人经常给我们缝补衣服，做鞋子，采药治病。从酃县到东边山，又从东边山到潭湾，他们有时候做宣传工作，有时参加救护伤员，有时担当后勤重任。我的爱人肖三妹就是女子班的一员。在潭湾时，她参加了茶、安、酃县委（亦称茶、安、酃、永边区委员会）武工队，后增补为县委妇女部长。我离开潭湾后，县委派肖三妹、刘四妹到山口圩段家湾做群众工作。1936年冬，敌人进攻潭湾，贪生怕死的潭湾游击队中队长周二苟威逼肖三妹一起叛变投敌，肖三妹坚决拒绝，坚贞不屈，被周二苟、周一苟杀害于苎麻垅。

我离开潭湾不久，陈梅连所领导的游击队被敌人打散，陈梅连被捕牺牲。

1937年2月5日，红军游击队遭国民党“围剿”陈梅连率领游击队突围，因枪哑火，不幸被捕牺牲。同日，边委副书记谭积金到潭湾李桃轩家筹粮，亦被敌包围，谭积金见突围无望，在屋顶开枪自杀，以身殉国。9月，原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一大队长、后任粤赣湘边区游击支队长的赵书良和通讯员刘敬生带着国共合作的消息和上级首长的信到潭湾找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二大队传达国共合作精神，张松生不信，误将赵书良、刘敬生当叛徒杀掉。同时将直言劝谏的大队长颜克俭杀害。此后，张松生带领十几名游击队员在茶、安边境盲目流动。

如今红色潭湾的硝烟早已散尽，我在此再次梳理这一历史，主要是为了再现当年潭湾的风云岁月，同时提醒生活在和平年代中的人民不要忘记当年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英烈们，提醒共产党人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江山社稷，祖国的大好山河是无数的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这些共产党人有责任也有义务要将革命先烈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