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与增长体制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经济系的塞巴斯蒂安·查尔斯（Sebastien Charles）和伊利斯·卡洛尼（Ilyess EL Karouni）在《发展研究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Is-sues）2008年第7卷第2期上发表了《后社会主义转型与增长体制：关于中国案例的解释》一文，试图展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转入增长体制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作者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以强制性增长为特征。而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转向了出口导向型增长。这种增长模式使中国经济日益改观，这是体制变革的结果，它的转轨过程是渐进的。但是，这种发展从中长期看可能会陷入多重困境，因此，中国面临新的转轨需求。现将其主要内容评介如下。

　　导言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经历了一些改革，从而成为经济显著增长的超级大国。虽然中国共产党仍然领导着这个国家，但是它已经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国公司已经开始引进先进技术。例如，在2005年，中国吸收的国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的数据）。中国在“大跃进”期间（1958-1960）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而自1979年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这种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虽然大量的问题已经解决，但因中国实施现有的增长战略而导致的在出口和投资方面的新困难似乎仍然会出现。

　　我们认为，中国的制度变革与中国的开放是同步的。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开放始于毛泽东时代，并且始于尼克松总统访华带来的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但是真正的转折点是毛泽东逝世以及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度的变革似乎公开采取了逐渐退出毛式社会主义的形式。这些转型对中国的经济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当前的增长体制是70年代末期开始的制度变革的结果。在这里，我们的目的是回答下面的问题：发端于社会主义转型的中国增长体制的风险是什么？在本文中，我们要强调中国对外国、尤其是对美国和欧洲的依赖。

　　本文的要点如下：首先，我们将详细描述我们的研究及中国社会主义转型的制度背景。其次，我们将比较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的增长体制。最后，我们将指出目前的增长体制的困难和挑战。

　　一、制度背景：中国的社会主义转型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历的社会主义转型是制度变革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这里，制度（正如诺斯[D.c.Nonh]所定义的：限制人类行动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规则及其执行机构）是逐渐改变的。股票交易市场在一个共产党已经掌握全部政权的国家里存在，这在毛泽东时代是难以想象的。而邓小平则毫不犹豫地宣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只是中国制度和心理转型的两个例子。自70年代末开始的这一进程现在还没有完结，我们也无法确定它将在哪一天完结。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经济变革的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由IS-LM模型所描绘的经济政策。在这个模型中，已知一种经济的参数（消费倾向、货币需求的弹性……），通过运用经济政策的手段（公共支出和货币供给），借助充分就业获得收益。因此，这一模式的目标是找到解决暂时性失衡的办法（微调）。经济变革的第二种类型是改革。它试图矫正更多的结构性失衡，但却难以系统地实施，因为它经常需要在政治或社会方面达成一致。最后，第三种类型是组织系统的变革，它涉及从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的转轨，中国、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都经历了这种变革，目标是重建一种具有新制度的新秩序。这种变革是本文的核心。这种变革或者采取休克疗法的方式（像前苏联或波兰），或者采取渐进的方式（像中国）。在前一种情况下，决策者决定通过一种独特的改革浪潮将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在第二种情况中，改革是逐渐进行的。

　　在20世纪中，世界经历过两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科尔奈（J.Kornai）从组织体系和制度的角度向我们指出了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他用五种标准区分这两种制度，并根据其差异组合成一系列模块。在这个图表中（见图1），前三个模块代表制度特征，模块4和模块5代表经济现象。因此，我们有：模块1，政治权力；模块2，所有制；模块3，调和机制；模块4，行为；模块5，典型的经济现象。

　　按照这些模块，每一种制度都以一种特殊的结构为特征。模块4和模块5取决于模块1、模块2和模块3，模块1、模块2和模块3代表被研究的制度的基础。通过考察这三个基础，我们可以将一种制度归类为一个或另一个类别（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那就是为什么某些偶然的“社会主义”因素在一个国家不足以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原因。例如在法国，公共部门相对来说比较重要，但是法国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这一制度的其他因素（模块1、2和3）是非常典型的资本主义。

　　就制度变革本身而言，科尔奈认为，在政治集团垮台之前是不会产生制度变革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尽管中国共产党掌握着政权，但是中国是一个转轨中的国家，因为我们注意到政治权力的“资产阶级化”。从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政治权力与市场和私有制不再是对立的。相反，中国向着市场经济的迈进是在政治权力的允许下发生的。种种相反的迹象表明，它不再是同一个党，因为它的理想已经改变了。增长体制应该到第4和第5个模块中去寻找，但是它最终取决于模块1、模块2和模块3发生的变化。一系列的因素（文化的、政治的和制度上的）最终导致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采取了“突击”的形式，它伴随着强制性增长和“不和谐”。沿着同样的路线，中国的转型导致其增长建立在外部需求的基础之上。下一部分将考察两种增长体制。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

　　（一）毛泽东时代的强制性增长

　　中国当前的增长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增长——一种以“大跃进”为特征的强制性增长。它也不同于被看作一种理想模式的更“和谐的”增长。强制性增长应该确保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的发展所必需的资源的生产。因此，在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期间，生产资源从农业部门进入工业领域。

　　　　几个因素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了增长的速度，例如科尔奈论及的自然资源、地理政治学因素（像战争或和平）、外部因素等等。但是总的来说，他坚持这样一点，即牺牲（sacrifice）、延缓（postponent）和忽视（onission）有利于加快增长。

　　“牺牲”的概念非常直观。强制性增长的特征是，为了不使未来陷入困境而明确地放弃某种消费水平。通过这样做，将有可能获得有利可图的投资，并因此在未来带来增长和更高水平的消费。因此在“当前消费/未来投资”与“未来消费/当前投资”之间要做一个权衡。如果我们今天少消费，那么就有可能将那些没有消费的产品用于出口，并且从中获得出口收益。“牺牲”不同于“延缓”的是它完全放弃消费，这意味着个体无法弥补过去的消费。“延缓”则表示推迟我们当前的消费，但是与“牺牲”不同的是，它并非完全放弃这种消费。而“忽视”（或者忽略）同样意味着一种无法挽回的损失，以至于它涉及资本存量（尤其是教育这种人力资本）的构成。“忽视”的消极后果在这种行为结束之后仍然存在。然而，在任何情况下，投资在GDP中所占份额都是非常重要的。虽然生活状况因人口所作出的牺牲而异常艰难，但是决策者们仍然要依靠工人们的竞争意识。更多的意识形态激励（像中国体制下提出的社会主义道德）可以取代传统的经济激励（尤其是货币激励）。

　　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结束于60年代初的“大跃进”体现了这种增长概念。这段经验是惨痛的，它导致了可怕的饥荒。原因有很多，包括农业被忽视，农业人口直线下降，变得严重不足。此外，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对收成也估计过高。因此，考虑到农业人口的真实水平，税负也过高。税负是实物税，农民无力承担。而且，恶劣的气候（1959年和1960年的洪水和干旱）加重了这种危机和饥荒。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一人类灾难。

　　然而，如果我们不解释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这种扩张驱动和投资饥渴，就无法理解这一增长策略。下个部分将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二）投资饥渴和经济增长

　　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中国的经济增长以扩张驱动和投资饥渴为特征。按照科尔奈的说法，投资饥渴符合扩张的内在要求。由于中国的后社会主义转型是渐进的，因而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后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些制度特征是从毛泽东时代继承来的。当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时，中国已经被消耗殆尽。为了得到人民的信任，他们必须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地加速经济增长。扩张驱动和投资饥渴也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中，但是与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是，这种驱动和饥渴被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所限制。的确，资本主义国家的预算约束是严厉的（例如，它的收入必须包含成本），而且决策者应该根据这一点来评估投资风险。在评估较差的情况下，后果将直接由公司承担。凯恩斯认为，企业将资本的边际效应与利率进行比较。当且仅当前者比后者高时，管理者才会投资。事情在古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是不同的。由于短缺和软预算约束（科尔奈认为，社会主义企业并不受软预算约束），决策者被鼓励去增加投资支出。与资本主义企业（硬预算约束）不同，社会主义企业的生存有赖于其与官僚机构的关系，而不是靠它的利润。尽管效益不好，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会破产。在行政协调仍然很重要的这样一种经济框架之内，官僚机构表示支持的方式是“软”信任。那就是为什么在古典社会主义体制内投资饥渴普遍存在并且成为推动增长的合适手段的原因所在。今天，从这一时期继承下来的投资饥渴仍然普遍存在。

　　在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强化了这种投资饥渴，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改革进程的关键因素。由于税收改革和去集体化，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和更多的增长激励。这些制度上的改革和新的激励导致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经济组织，即戴慕珍（Jean Oi）所说的地方政府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以来，虽然去集体化导致了地方政府收入的减少，但是税收改革允许地方政府自留一部分税收。另外，官僚机构的改革也对官僚们经商（所谓的“下海”）产生了新的刺激。

　　（三）近期的改革：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

　　科尔奈认为，进口饥渴、出口排斥和债务倾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相对于这种本质来说却是一种独特现象。今天，情况不再如此，正如下面我们将要分析的一样。

　　1.一些模式化的事实

　　与其他国家相比，30年来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发展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广为人知。其增长率长期保持稳定，例如从1998-2006年，中国GDP的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9%以上。

　　然而，这些发展也一直伴随着一些不良征兆：由于一些重要的债务数据，中国的银行系统被认为是极其脆弱的。自2003年以来，政府实行了清算银行系统的政策。虽然改革的成效仍然难以预测——尤其是由于新贷款的流动——但是方向似乎仍然是正确的，目标是防范中国的银行和金融系统走向崩溃的危险。至于贸易平衡，数据显示，自1994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周期性盈余，这与1994年之前的时期是有区别的，1994年之前的时期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在结构上一直表现为赤字。事实上，1994年之后的盈余应该与1994年人民币大约贬值50%相关。而且，尽管货币管理当局不断让人民币升值，但是人民币的价值仍然被大大低估了。事实上，中国当局没有屈服于华盛顿要求中国使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压力。

　　最后但仍然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经济的开放自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以来进一步加速。出口年增长率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其中2005年为28.4%。我们因此可以说，伴随着后社会主义转型，中国现在正在追求一种新的增长战略，即出口导向型体制。

　　2.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通过参与世界经济摒弃了毛泽东式的经济概念。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主要是扩大商品的生产，而这些商品将来要卖到国外市场。按照这一概念，国际贸易被认为是增长的源泉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开放一个国家的市场去参与国际竞争，使这个国家的经济进入“从实干中学习”的进程，并在这个进程中产生新的技术。一些亚洲国家或地区（韩国、台湾等）实施的就是这种出口导向型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