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建立文明导向的世界秩序观
随着中国在复兴道路上阔步向前，中国的经济分量在当代世界已经举足轻重，但问题也接踵而至，如何从“不挨打”、“不挨饿”走向“不挨骂”，如何避免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以及如何建构与中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新世界秩序观，都愈发值得追思。这种除旧布新的需求，促使国际关系学界开始从中国视角出发来讨论“共生型”国际体系。苏长和教授的《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一文（刊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把“费孝通规则”作为“共生体系”的内在价值，并主张采取包容式改进、结伴互信、国际行政合作等短期策略。任晓教授的《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刊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则把“东亚共生体系”界定为多中心、交叉重叠的体系，主张用它来取代“朝贡体系”、“天朝礼治体系”和“中华世界秩序”等说法，让地区内各国各安其位。但是，苏、任两文的问题意识、核心概念和基本假设都显示出对于“力量”、“国力”、“交换”的极大偏爱，这种“利益导向的世界秩序观”彰显了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挥之不去的强大影响力，同时也很可能妨碍人们去思考如何建构更具普遍性和可行性的世界秩序观。
“利益导向的世界秩序观”的内在困境
利益导向的世界秩序观在方法论上很容易形成线性思维。既然世界秩序的关键在于利益，那就只关注利益的累积、实力的增强好了，从而导致对共时性比较的偏爱和对历时性比较的忽视。“国际共生体系论”就重在通过中西比较进行理论建构，这种建构寄望于一场换位思考的思维方式变革，但其所依据的中西经验可能并不平衡；而“东亚共生体系论”虽是通过历史比较进行观念重构，却忽视了东亚共生体系的创生期，在很大程度上把“重构传统”变成了“解构传统”。如果用第二次遭遇战之后的中西文明格局，来比附第一次遭遇战之前的中西文明格局①，就不容易看到中国文明为什么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比如任文所用例证绝大部分为明清时期，忽视了汉唐气象，现代对明清时期的中西比较已经带有浓重的西方视角，而汉唐时期又恰恰是共生秩序的创生期。
义利文野，大国兴衰、小国命运，地缘政治、国际体系、世界秩序，决于何者？在这个问题上，国际关系的理论分野相当清晰，源于博丹的主权理论，源于霍布斯的国际无政府状态论，源于卢梭的国际势力均衡论，源于克劳塞维茨的国际冲突论，源于黑格尔的国家中心论，都把更多砝码放在了国家利益、国家实力一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源于康德的和平理性主义和世界政府论，则站在
文明、文化一边。
邱吉尔的经典名言：“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几乎成了地缘政治、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观念的“利益统治铁律”。修昔底德把“利益一致”视为国与国之间或个人之间最牢靠的纽带。各国利益一致，就有了共同利益，而共同利益又以各国个别利益为基础，一旦利益不再一致乃至产生冲突，合作共赢也就不可持续，世界秩序也就再次进入黑暗森林状态，敌我逻辑再次显灵，各国就像一个个猎手，手里拿着枪，躲在树后，一旦对方愚蠢犯错，随时给以致命一击。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希望与新兴经济体谋求合作、分担风险，建立了以二十国集团峰会为框架的多边合作与协调机制，各国联手实施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总体上产生了明显效果，但是，一旦面对涉及国家利益的具体问题，许多分歧就变得难以调和，并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危机爆发后，一些欧美国家相继推出保护主义的货币和贸易政策，这种“转嫁”危机的行为正是国家利益至上的体现。[1 ]
大国是世界秩序的支柱，而大国之间的利益很难达成一致，永恒的利益也就变成了永恒的黑暗森林状态，这是利益导向的世界秩序观的最大困境。同甘易、共苦难，彼此关系靠利益维持，吃肉喝汤人各有分，皆大欢喜；一旦需要流汗、流血乃至剔骨割肉，有序也就必然走向无序。
现实主义是这个困境的第一个产物。民族国家对各自主权利益最大化的谋求，导致无法产生一个超国家实体，无法产生一个世界政府，构成国际体系的单位仍然是国家，国家体系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使得每个国家在与另一个国家发生争端时，努力实现自身的利益和目标，并且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判断，采取行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建构的欧洲均势体系，创造了主权这一国际法权概念体
系来阻止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但实际上并未真正保障和平，一旦出现利益纠葛，国家之间的角逐就开始无视甚至践踏国家主权平等、互不侵犯的基本原则。即便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也是两大国家集团之间博弈的产物，冷战时代的美苏两大霸权，后冷战时代的美国独霸，都没有真正把二战后的国际法体系当回事。
过去100年来，国际社会沧桑巨变。100年前，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建构的西方世界势力均衡体系宣告终结。7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结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经济与政治冷战铁幕就缓缓开启，将整个世界置入“霍布斯状态”近半个世纪。20多年前，苏东剧变宣告冷战结束，同时也让西方世界进入“历史终结论”的浪漫10年。10多年前，9·11事件的爆发，让美国大张旗鼓地挑起了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原教旨主义冲突，“文明冲突”的残酷现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再次将世界打回无政府状态的原形。只要民族国家存在，国家利益就不会自动消失。“国家追逐财富，因为财富是实力的绝对基本要素；国家谋求实力，因为实力是获取财富最可靠的手段。”[2 ]从可预见的时段来看，国家对各自利益的追求远高于对国际公益的需求，利益的永恒性并不能给世界带来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