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社会民主党福利政策评析

　　一、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及执政历程的简要回顾

　　瑞典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以下简称社民党）于1889年成立时就宣称“党的目标是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和没有阶级的社会”[1]。在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包括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共同提出了“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口号，并通过了“在一切重大问题方面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决议”[2]。在1897年的第一份党纲中，瑞典社民党承继了在恩格斯指导下制定的德国爱尔福特纲领的革命性，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要求非常彻底的社会变革，但不追求翻天覆地的暴力革命，而是通过普选权走社会改良的道路，因为社民党人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3]社民党的非暴力革命的道路选择，来自于恩格斯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判断。1895年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坦率地承认，他们自1848年以来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甚至，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4]。恩格斯称赞当时德国工人对国际工人运动做出的重大贡献时指出“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并且把这种普选权“由历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因为此时阶级斗争的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4]。瑞典社民党领导的工人大罢工大多是和普选权联系在一起的，直到1921年，瑞典实现了全民普选权。强大的工会力量使社民党获得了长期执政的民众基础。

　　1926年，社民党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在谈到“所有权”问题时说，这并不是人们生来所具有的，而是“国家通过法律所规定的对某一物品的支配形式。”国家可通过立法剥夺它，也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限制或改造它。因此，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国有化，也包括国家根据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和工人阶级的要求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改造和“其他所有的社会变革”[5]。这便是被后人称为“功能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它使社民党走出理论困境，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果实现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瑞典社民党的第二代领袖佩尔·阿尔宾·汉森提出的“人民之家”思想集中体现了瑞典社民党反对阶级压迫，主张消灭阶级，但不同意以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思想。1921年汉森指出“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建立工人阶级专政，不是用一个新压迫取代一个旧压迫。我们所追求的是在民主的坚实基础上和在绝大多数人民支持下，给受压迫的社会阶级以平等以便废除阶级，给所有瑞典人一个美好家园”[6]。这反映了瑞典社民党一贯主张，即在社会发展目标上，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渐进过程，不需要用暴力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而应“像人逐步学会说话一样，应当逐步长入社会主义。”[7]卡莱比的理论创新与汉森的“人民之家”主张为社民党上台执政与后来所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理论基础。

　　瑞典社民党奉行民主社会主义，它提倡劳资合作，强调通过高额累进税对收入与财富进行再分配，以实现收入均等化和社会公平。把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作为从自由资本主义抵达社会主义的重大步骤，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覆盖到人生的全过程和全体人民。社会民主党现已成为瑞典的“国家党”，在1932-1976年、1982-1991年、1994-2006年期间执掌国家政权。虽然瑞典社民党在后来若干次修改党纲，但其所宣称的指导思想主要还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正如社民党意识形态专家恩·考克所说“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的定位是由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而社民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些社民党自身的定位的观点贯穿于党的整个历史”[8]。

　　二、瑞典社会民主党福利政策的主要内容

　　瑞典社民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改善劳动人民生活作为党的宗旨。在其第一份党纲中就明确主张“社会有义务对其成员在患病、事故和年老时给予人道主义的照顾”。以后在其历次党纲中都有内容丰富的关于福利制度的相关规定。这些福利措施在社民党1932年上台执政后开始逐步实现。在1960年党纲中强调社会民主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社民党的福利政策与其对生产成果的公平分配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也是其主张的自由、平等和团结的理念的具体体现，根源于对每个人的不可侵犯性和所有人的同等价值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