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道路的光辉起点--汝城“27”群众革命运动
一九二六年五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北伐军由广东出师北伐，中国共产党湖南省郴州特别支部派朱青勋同志回到汝城，去发动工农群众，响应北伐。到秋天，即在全县普遍组织了区、乡两级的农民协会，拥有会员二三万人，不久便成立了县农协；各行业的手工业工人也都组成了行业工会，并成立了县总工会。同时，汝城县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也成立起来，由朱青勋同志担任支部书记。
工农群众有了党的领导和自己的组织，又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影响下，斗争积极性日益高涨，纷纷行动起来，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开展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待遇、减租减息、平抑粮价、提倡男女平等等革命活动，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面对着巨大的群众革命的浪潮，汝城县的反动势力，一方面异常恐慌，一方面却企图反扑。在大恶霸何晋卿的主使和土匪胡风璋的支持下，保商队队长朱扬荣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日领着保商队和团防局的武装包围了县农民协会，并将朱青勋同志非法逮捕。
广大工农群众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激愤，立即派代表向县长吴昭治抗议。反动势力在群众压力下，被迫释放了朱青勋同志。朱青勋同志恢复自由后，立即通过党组织，号召全县工农群众起来镇压反动势力破坏群众运动的活动，逮捕了大恶霸何晋卿。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举行了近万人的游行示威，将反动势力的头子何晋卿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在一九二七年“五一”劳动节，又召开了群众示威大会，经群众表决，将何晋卿判处了死刑。
经过这次斗争，汝城县农协会和工会的组织更加壮大了，妇女、学生、商人等各界人民也纷纷组织起来。汝城县的群众运动更加高涨了。
当汝城县革命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的时候，汝城县的反动头目都纷纷逃避躲藏，反动的保商队队长朱扬荣和县团防总局的头子邓虞弼均畏罪潜逃。于是，党组织便派干部去接收和改编了保商队、县团防局和县警备队等武装，成立了人民公安委员会。不久，又开办了农军干部训练班，并组成了工人纠察队和区、乡农民自卫军，建立了革命武装。4月汝城县举办军事训练班，培训自卫军骨干，并开展插标分田，进行土地革命。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6月初，汝城共产党员朱青勋、李涛(李湘民)等率县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巡察队抗击反革命武装，农会和革命武装接管了县政府。
五月底，广东普宁,揭阳,潮阳等县的农军暴动失败,派方临川到武汉向中央军事部周恩来请示。周恩来指示暴动队伍可到湘南同汝城的农军合编为一个师,就地暴动。吴振民、林军杰、李芳岐(即李运昌)等同志带领的从广东省惠潮梅地区撤出的农军约四、五百人，和高静山等同志带领的宜章农民自卫军近百人，先后到汝城集中。汝城本县的工农武装，加上桂东、永兴、郴县、宜章、资兴等县以及广东东江地区（惠、潮、梅）农军，先后撤至汝城，共约4000人，在汝城继续开展农民运动，形成“马日事变”后省内独有的革命高潮。1927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派陈东日、武文元等军事干部数人，中共广东区委派任卓宣至汝城来协助训练和指挥，组建中共中央驻汝城特别工作委员会和组建湘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以汝城为中心的湘南革命。陈东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驻汝城特派员，任中共前委委员、湖南军委委员，将粤北和湘南农军整编,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任师长。工农革命在汝城形成了时间持久、规模空前的武装割踞之势。
就在这时，国民党军阀范石生部和汝城土匪何其朗勾结起来，由粤北的仁化步步向汝城进逼，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以压倒的优势兵力，将汝城县农军驻地包围袭击。从拂晓激战到中午，工农武装终因众寡不敌，弹药不足，被迫撤离汝城。广东惠潮梅农军损失殆尽，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副师长吴振民，中队长林军杰等同志都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汝城县共产党的领导人朱青勋同志，突围后因与部队失掉联络，也遭敌人谋害。这样汝城革命群众运动在长沙马日事变后坚持了86天。
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带动了中国群众革命运动兴起。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接着广州发生“四一五”事变，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各地革命力量遭到反革命势力的沉重打击，全国革命形势转趋不利，大革命宣告失败。其后南昌和广州起义相继失败，“以俄为师”神不可犯的“城市中心论”破产,中国革命暂时迷失了方向。中国革命面临三大问题：一、中国革命将走什么样道路？二、在什么地方实行武装反抗？三、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怎样发挥领导作用？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探索阶段。
1927年当时风起云涌的汝城群众革命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摆脱了国民党的领导，组建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走向了武装斗争，开展插标分田，进行土地革命，实行了工农专政，形成了武装割踞之势，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内有识之士的注意，当时的汝城被党中央誉为“新湖南”。汝城群众革命运动成为了包括“八七会议”在内的党中央在1927年7月和8月的一系列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以汝城为中心开展湘南暴动的《湘南暴动大纲》是“八七会议”的重要决议之一。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文家市前委会议做出远离城市，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汝城农村山区转移的决策，改变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战略发展方向。表现在：一是改进攻大城市战略为向农村进军；二是突破了“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转向为在农村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恰恰代表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发展方向。
（一）、汝城群众革命运动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内有识之士的注意。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接着广州发生“四一五”事变，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全国革命形势转趋不利，而汝城群众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内有识之士的注意，汝城被中央军事部负责人周恩来誉为“新湖南”。“四一二”事变后，因为反抗国民党右派的叛变，4-5月广东普宁、揭阳、普宁、潮阳、潮安等县的农军举行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派方临川到武汉向中央军事部周恩来请示，周恩来指示暴动队伍可到湘南同汝城的农军合编为一个师，就地暴动。([解放军高级将领传周恩来] 作者：力平 彭红 《解放军出版社》)
7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着手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多次给长沙的湖南省委成员写信，催促所需详细军事报告。月底，大纲拟就，指出：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县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生智)政府对抗，与湘西反唐部队联络……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唐政府之目的；欲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注重军事，建议请中央命令彭湃同志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军他调，浏、平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江西革命军调一团人来汝城，以革命军一团作中坚，在湘南发动起义。8月1日，大纲经中央通过，寄回湖南。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决定以毛泽东为书记组织湖南特委。(《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 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07页。《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第三章 井冈山 三 秋收起义》作者：贾章旺)
（二）、中共中央加强对汝城武装的领导。1927年6月底，中共中央军部派陈东日、武文元等干部到汝城整编农军，开展武装斗争。随即成立了受中共中央军部直接领导的中共中央军部驻汝特别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汝城地区的革命斗争，将粤北和湘南农军整编,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是中国共产党自己领导下的第一个革命武装。(《陈东日传》)
（三）、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领导以汝城为中心开展湘南暴动，“八七”会议决定的秋收起义的湖南秋收起义就是湘南暴动。1927年7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五人常委举行会议，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在秋收时期组织农民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纠正右倾机会主义，走出困境，主动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重大决策。中共中央委托毛泽东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筹划在湖南举行秋收起义。毛泽东经研究考察后，考虑把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向中央初步提出了以汝城为中心开展湘南农民革命的设想。这是毛泽东在7月4日首次提出上山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毛泽东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湘南暴动的中坚力量，这样至少有占领5个县以上的把握。中共中央听取了毛泽东提出的汝城为中心开展湘南农民革命的计划后，委托农委书记毛泽东起草了以汝城为中心的《湘南暴动大纲》。在“大纲”中，毛泽东提出的意见是：“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指唐生智掌握的省政权)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所联络；此湘南政府之作用有三：(1)使唐在湖南本未稳定之统治更趋于不稳定，激起唐部下之迅速分化；(2)为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3)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唐政府之目的。”8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湘南暴动大纲》，决定组成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委，郭亮、夏曦、任卓宣为委员，领导以汝城为中心的湘南农民革命斗争。8月9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万一失败，就“应上山”。(《说不尽的毛泽东》名人学者访谈录之盖军访谈录。《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第三章 井冈山 三 秋收起义》作者：贾章旺) 。
毛泽东这时仍隐蔽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中共中央实行紧急疏散时曾准备派他到四川去，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中央就把他暂时留在武 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筹划湖南的秋收起义。毛泽东最初把准备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那时，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武装约有千人驻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县，正在南下的南昌起义军有可能调出一部分兵力开赴汝城支援，浏 阳、平江一带的农民武装也可以向这一带集中。八月初，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要点是：“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 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连络”。他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的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这个计划，经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后转发湖南省委。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即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团结在它的周 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由农会通告，对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一律不缴租，对五十亩以下的地主实行减租，自耕农土地不没收；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 定土地的分配。并要求全党“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中共中央这个大纲对湖南秋收暴动的部署，依照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的意见，规定：“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 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苏维埃岁月-霹雳一声暴动》)
八月九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批评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提出的“由湘南组织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计划。指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他强调说，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在中共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２７年８月９日) 毛泽东在八月十二日秘密回到长沙，他从八月十八日起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对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他都发表了重要意见。第一，.....第四，暴动的区域。当时，原定作为起义中心区域的湘南的局势已起变化。由于唐生智部队南下，湘南同长沙事实上已被隔绝。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湖南省委经过反复讨论，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据省委书记彭公达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八月十九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湖南秋收暴动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报告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共中央，报告了他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３月版)
（四）、围绕以汝城为中心的湘南暴动，毛泽东在“八七”会议前后与中央存在分歧。“八七”会议用什么方式实行武装反抗、走什么样道路，中央在认识上是不同的或者是不明确的。毛泽东在“八七”会议前起草的《湘南暴动大纲》，是毛泽东在7月4日首次提出上山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这个“大纲”是经中央批准的，但当时中央的计划与此不同。第一，中央原来指示先是以湘南中心，湖南省委回信反映“唐生智部队南下，湘南同长沙事实上已被隔绝”后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把全省划为三大区同时举行：以长沙为中心发动湘中暴动，以衡阳为中心发动湘南暴动，以常德为中心发动湘西暴动，然后夺取全省政权。中央的这个计划反映了“城市中心”的思想。而毛泽东是以靠近山区的汝城县为中心，进而占领几个县，实行土地革命，造成中心区域，逐步实现夺取全省政权，并准备上山。第二，当时中央的思想是把全省起义作为帮助湘鄂赣粤四省暴动的军事力量。毛泽东强调的是湖南的秋收起义和军事力量，“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这样看来，毛泽东的认识比其他人的认识要高一些。当然，这时毛泽东还没有上井冈山的思想，但他有了以汝城为中心，万一失败就上山的思想，这同他领导秋收起义失利后很快率队伍向罗霄山脉进军不无关系。(《说不尽的毛泽东》名人学者访谈录之盖军访谈录。)
（五）、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的转兵的既定目标是湘南汝城而非井冈山，汝城是毛泽东“上山”武装割踞革命活动的首选目的地。秋收起义举事之后，在军事上很快陷于被动，工农革命军三路人马纷纷受挫。别说攻占长沙等中心城市，就连部队的生存都成了问题。部队面临着艰难抉择，即转兵何处就成前委会的当务之急。在这个关键时刻，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放弃攻打长沙的既定计划”。在9月17日的孙家塅前委会上，“毛泽东等多数人主张向南撤退。会议决定退往湘南。会后，第一、第三团分两路向文家市前进”。 9月19日，工农革命军各路余部1600多人，会合于浏阳文家市。19日，“前委5名委员毛泽东、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俊在里仁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部队的下一步行动。会议开了一整夜，经过激烈的讨论争辩，毛泽东决定秋收起义部队退到湘南汝城，在那里占据湘粤大道，策应叶贺北出广东。毛泽东的果断决定得到了总指挥卢德铭和第一师副师长余贲民的大力支持。毛泽东这种在危急关头所作出的方向上的战略选择，使他在政治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两个月后在井冈山时被解除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撤消湖南省委委员。21日，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向萍乡进发。”文家市前委会议最后做出的远离城市，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汝城农村山区转移，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转向。在文家市前委会议，毛泽东考虑的已经不仅是部队的生存问题，而是在从战略上思考中国革命道路怎么走，走向哪里的问题，即“方向”问题。 (《引兵井冈在这里决策》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政协莲花县委员会编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版社。《苏先俊报告》，1927年9月17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秋收起义》资料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回忆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走进江西网《毛泽东莲花决策上井冈》)
为什么文家市前委会议决定向远离城市，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汝城农村山区转移，又改上了井冈山呢？一是部队呈现溃不成军之势，战斗力明显下降，而敌军围追堵截之势不减。二是工农革命军的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意见分歧，余洒度、苏先俊已呈离心状态，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难以实施。三是原定退兵湘南汝城的计划条件改变。实行这一计划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师的兵力，当时工农革命军只剩600余人，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受重创，而汝城的反动势力大增汝城群众革命运动归于失败。四是工农革命军存在突然袭击的危险。莲花县周边地区安福是白区，萍乡有追兵，茶陵敌军重兵把守。这种情势，迫使毛泽东在莲花县决定引兵上井冈山。（《毛泽东引兵井冈莲花决策考》作者：刘慧激）。一是当时那里敌人实力大增，而工农革命军是强弩之末，已无割据湘南之力；二是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再受重创，割据湘南的计划已难实施。（《转兵井冈决策地辨析》 作者：高继民 ）
因地理位置、持续时间、中共中央不断加强领导等因素，汝城群众革命运动既具有大革命时期的革命特征，又蕴涵着新的革命道路的主要特点，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汝城“27”革命群众运动启发了毛泽东形成“上山武装割踞”思想，是我党历史和革命历史上一次极具特色的、影响深远的革命运动。也因此汝城被中央军事部负责人周恩来誉为“新湖南”。
汝城群众革命运动有五大鲜明特征：
（一）、因汝城地处偏僻，又当湘粤赣三省之交，反动势力相对薄弱，革命力量空前强大，形成了时间持久、规模空前的武装割踞之态势。汝城群众革命运动是全国群众革命运动坚持时间最长的群众革命运动。汝城群众革命运动从1926年初夏一直持续到1927年8月15日，持续到了“八七会议”之后，经历了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和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发展方向思考和争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内国内革命形势风云变幻，各种力量对比此消彼长，革命方向迷雾茫茫，在汝城内部各种力量和矛盾也激烈汇集交织，汝城群众革命运动的形势与各地革命运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汝城群众革命运动显露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特性，为当时党内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内有识之士分析研究新的革命道路提供了一个活的标本。
（二）、中国共产党有自己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党组织接收和改编了汝城保商队、县团防局和县警备队等武装，开办了农军干部训练班，并组成了工人纠察队和区、乡农民自卫军。中共中央军事部的陈东日1927年7月被任特派员，被周恩来派到汝城，加强对广东农军的领导，任中共前委委员，7月23日被指定为湖南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将广东农军与汝城地方武装组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革命武装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三）、有了工农政权的雏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会、工会建立的革命武装控制了县政府，成立了农会特别法庭和公安委员会，对反动势力进行了专政，还召开了群众示威大会，经群众表决，判处了大恶霸何晋卿死刑。
（四）、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插标分田，进行了土地革命。汝城加入农会、工会的群众达6万人之多，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
（五）、彻底摆脱了国民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领导了汝城这次群众革命运动。
汝城革命群众运动有三大历史意义：
（一）、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条宝贵的实践经验---中国革命首先要在敌人势力薄弱的地区进行武装割踞。毛泽东根据对汝城“27”革命群众运动和全国革命群众运动形势的思考得出了“以汝城为中心的开展湘南暴动，建立湘南政府，进行武装割踞”的结论，把原来的“上山”和“枪杆子” 想法（ 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七月四日在汉口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农民武装如何发展和保存的问题时，毛泽东又提出有两条路线：“ａ．上山，ｂ．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具体化和系统化为《湘南暴动大纲》。《湘南暴动大纲》是第一个有关“上山武装割踞”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文件，标志着毛泽东“上山武装割踞”思想初步形成，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起点；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湘南暴动大纲》表明中央对毛泽东“上山武装割踞”思想的认可；文家市前委会议做出“向远离城市，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汝城农村山区转移”的决定标志着毛泽东“上山武装割踞”思想开始实践。这些无可争辩地说明:汝城“27”革命群众运动是启发毛泽东系统形成“上山武装割踞”思想的直接样板，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条宝贵的实践经验---中国革命首先要在敌人势力薄弱的地区进行武装割踞，是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伟大道路的光辉起点。因为“首先在敌人势力薄弱的地区进行武装割踞”的经验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伟大理论的基本观点。
（二）、毛泽东把汝城既定为 “上山武装割踞”革命活动的首选目的地，为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举事不利之后的革命转向确定了正确总体方向。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湘南暴动大纲》，文家市前委会议做出“向远离城市，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汝城农村山区转移”的决定，既为秋收起义举事之后军事上转向确定了正确方向，又为中国革命确定了正确总体方向，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从“城市中心”论走向在农村武装割据开辟了道路。正如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盖军访谈录所言：“他有了以汝城为中心，万一失败就上山的思想，这同他领导秋收起义失利后很快率队伍向罗霄山脉进军不无关系”。
（三）、汝城“27”革命群众运动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影响深远的“五个一”。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革命武装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师第1团1927年9月创立的汝城县苏维埃政府；大革命前后,全国唯一一个农民通过土地革命分到土地并占有了土地的县；汝城“27”革命群众运动是大革命前后全国坚持时间第一长的革命群众运动，是唯一坚持到了“八七会议”之后的革命群众运动。
1、文中《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与《湘南暴动大纲》的区别是不同的学所看到的资料不同, 这些资料在当时不同阶段名称不同 ,它们的内容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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