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序、跋的写法--序、跋

(二)序、跋的写法--序、跋

  自序，一般要介绍该书的写作原因、过程，重点叙述它的特点、价值，给读者一些启示性的话题、导语。有的一、二百字，有的洋洋 万言，酌情而定。《围城》作者钱钟书的自序极简洁，他说：“在这本 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角色当然是虚 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 利的。”同时，说明此书所以面世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有关。而唐 兰的《古文字学导论》的自叙，则把写书的目的、过程详细地告诉给 读者，还指明了自己独有的治学方法。有的以文代序，论述该书研究 对象及有关问题。如《孔子评传》作者匡亚明的《对孔子进行再研究 和再评价》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从孔子到孙中山”这段 话，二是对孔子再研究和评价应注意的问题。其中又论述了孔子所处 的时代背景问题，占有和消化资料问题，对孔子思想的三分法问题 等。刘白羽为自己的散文集《芳草集》写的序，开头简要说明这个集 子是“1978年至1981年间”写的，着重谈了对散文创作的理解，谈 到“艺术在于创作”，散文要写出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对生活的理解， 要有自己的风格，要有“我”的烙印。谈到灵感时，他认为“它是现 实生活积累、丰富、联系、比较、思索、突破，是从现实生活辛勤劳 作中爆发的思想闪光的火花。”序，应当是著作的升华和补充。
  他人作序，通常要概述该书的主要内容、特点、价值。如周立波 的《散文特写选•序》，对48篇散文的概括和评介，犹如指路灯，为 读者欣赏这些风格各异的散文指点门径。在谈到严阵《牡丹围记》时 说：“作者在轻绡一样的烟雨里叙述着动人的故事，在画意中浸满了 诗情，充分显露了作者的诗人的笔触。”没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卓越 的见识、深厚的功力，是难以写这样的序文的。鲁迅的《白莽作〈孩 儿塔〉序》，深邃的思想、真挚的感情，浓缩在短短的几百字中，读 后令人振奋，催人上进，引导读者把目光转向诗人白莽和他的遗作。 而《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则有三篇他人序文，从不同角度对该书的学 术价值加以概括。张岱年序肯定了该书的考证成果、分析成果；李泽 厚序认为该书特点一日全面，二日新颖；陈鼓应序认为该书是“多年来庄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庄子研究的历史上取得了突破性、阶 段性的成就。”
  不论自序还是他人作序，都要尊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自序不 要自我夸张，他人作序不要过分吹捧。一是一，二是二，不要误导读 者。
  跋，重在考证、辨析、评述、有时要引经据典加以阐述，作出评 价和结论。
  例文一：
《都市牧歌》自序
陈世旭
  起先，人们在森林采果，在深山打猎，在洞穴生火，在江河捕 鱼，在原野耕作。他们唱“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他们“三人 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后来因为余裕和短缺，就有了交易；就有 了 “朝聚井汲”；就有了 “市井”；就有了算计；就有了攻伐；就有了 城廓：“筑城之卫君，造廓以守民”。
  就有了城市。
  城市证明：“人类和牲畜一样，也是可以家养的。”(柴尔德《远古文 化史》)城市就是家养人类的地方。城市是人类摆脱野蛮迎来的文明曙光, 是人类对自我的超越。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市产生的，世界史就是 人类的历史。国家、政府、政治、宗教，没有一样不是在城市中发展起来 并附着其上的。城市的发展左右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有限的空间，高度集 中的财富，使城市产生了巨大的规模效益与聚集效应，强大的张力与辐射 力。
  还有魔力。这魔力是一种连人自身也无法理解而只能听任摆布的精 神状态与行为方式。人类在不断借助城市推动兴旺与繁荣的同时，也为人 口与财富的不断集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城市人于是潇潇洒洒又慌慌张张; 热热闹闹又孤孤单单；轻轻松松又忙忙碌碌；嘻嘻哈哈又哭哭啼啼；神神 气气又委委琐琐。又密集又隔膜；又精细又粗疏；又风雅又卑微；又淡泊 又执拗；又多礼又薄情。城市充满了欲望与冲动。城市也充满了成功与失 落。
  城市人于是难免会累。
  累了不妨听牧歌。牧歌原是乡野的歌。
  最好的牧歌要用心去听。“大音希声”(《老子四十一》)，“听之不 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包裹六极”(庄子《天运》)，那 是“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的“天乐”(同前)。
  我唱的《都市牧歌》很粗鄙，“呕哑嘲哳难为听。”姑妄听之吧。
                    (选自《光明日报》1998年7月23日)
   例文二 ：
有感于《北京大学名人手迹》
             张岱年
  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新式大学，自蔡元培先生任校长 以来，开创了北大的优秀传统。北大的优秀传统，简单说来，就是爱 国主义传统，努力追求真理的学术自由传统。在这种优秀传统的影响 之下，北大的学者们对学术文化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北大的学者们努力治学，当然要撰写学术论著，撰写论著就要不 断写字，于是对于书法有一定造诣。中国的书法是中国所独有的一门特殊的艺术，自汉魏晋唐以来，历代书法家很多，其书法或刚劲，或 柔媚；或清丽，或粗放；或端庄，或奇特。一个人的书法与一个人的 性情品格相应。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这是符合事实 的。
  北大的学者大多数不是书法名家，但对于书法亦有一定的修养， 各自表现了鲜明的风格，颇为可观。
  1998年是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在这100年中，尤其是蔡元培 先生任校长以来，北大的教师们，精研学术，著书立说，名家辈出， 群星灿烂。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各方面，或阐发中国 文化的优秀传统，或绍述西方近代学术的先进思想，或在自然科学技 术上有独特的建树，都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其中许多以研治西 学、以讲授西方语文为职责的学者，也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书 法端秀，令人赞叹！
  梁惠陵编审于几年前编了《北京大学当代学者墨迹选》，受到了 人们的称赞，现在又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策划、编选了《北 京大学名人手迹》，梁惠陵同志尽力搜求与北大有关的著名人物的手 迹，多方奔走，追踪寻觅，辛劳备尝，编成此集，这是值得赞佩的。 梁惠陵同志邀序于余，于是略述对于北大优秀传统的观感，作为序 言。
                   (选自《北京大学当代学者墨迹选》)
序
谢冕
  从上一个世纪末，到这一个世纪末，是完整的一百年。这一百年 的中国社会，发生过很多重大的事件。这些事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着中国的文学。就社会而言，这一百年的经历，是由古典中国向着现 代中国的衍变过程；就文学而言，则是开始并完成了由旧文学向着新 文学的完整过渡的过程。不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层面，还是从文学发展 的层面看，这一百年对于中国都是意义重大的，是充满追求的激情和 刻骨铭心的苦难的历程。
  文学在映照这一百年中国社会的全部丰富性中完成了自己。同时 也留下历史性局限造出的畸斜乃至歧误。这就使这一百年的文学成为 矛盾重重的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从文学的使命和内涵，到它的表现 形式，直至最终形成的艺术基本风格，如今我们面对的文学百年，都 未曾脱离中国社会决定性的制约。
  文学承受着充满焦虑而又复杂多变的社会给予的重压。文学为适 应生长它的特殊环境而付出代价：一方面，为了顺应社会情势，文学 竭力以自有的方式传达出这一特定时空中国的现实处境和中国人的情 感经历；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在较之艺术和审美更为急切的社会功 利面前，不同程度地削弱以至在某一时期排挤文学自身的品质。审美 与非审美，功利与非功利的矛盾、对立，对及“杂呈”，是这一百年 文学的常态。
  但中国这一百年特有的忧患都意外地使文学得到好处。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在深重的危机和庄严的召唤中诞生。中国现代文学终于在 古典文学深厚的土壤上脱颖而出。诞生于本世纪初期的新文学，直接 受惠于清末以来文学改良和文体实验的一切成果，终于以充满现代精 神和参与世界文学的姿态，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学未曾也无法抵达的境 界。
  19、20世纪之交，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中国文学的转型 期。尽管社会转型不一定伴随着文学转型，但在中国，这并不同步的 现象都奇妙地有了某种叠合。我们如今看到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和文学 相互印证、相互阐释的奇观。即将画上句号的古典文学，以它最后的 辉煌，提醒人们记住它永恒的魅力。而新文学则以让人目不暇接的快 速的节奏，不断展示它充满锐气的试验性成果。一边是夕阳的灿烂， 一边是初月的清辉。生逢此时的中国人，终于窥见了这“百年不遇” 的胜景。这一切，如今都蕴积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了。
  “经典” 一词在以往是慎用的，如今被应用得有点普泛化了。其 实，任何关于“经典”或“精华”的厘定都是相对的。一个明显的道 理就是，任何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都不会是单纯和惟一的，精神现 象有不可比拟的繁复性。何况，做这些判断的人，他们的学养、趣味 和考察的方式又是千差万别的。还有，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文学 史总是有很多有意或无意的“遗漏”。文学史的基本方式不是累积， 更确切地说，是淘汰。它以不间断的“减法”来保留那些最值得保留 的文学资源，而忽略或弃置那些一般化的材料。文学史正是以这种 “无情”的方式，推进它富有建设性的工作。
  尽管如今的“经典”并不代表让人敬畏的神圣，但经典都始终意 味着一种高度。高度并不是尽善尽美，也并非无懈可击。这里入选的 作品大体只是编者认为的是最值得保留和记忆的作品。这样说当然不 是认为那些众多未入选的作品就应该遗忘。事实上有多少个选家就有 多少种选本，同时也就存在着各异其趣的选择标准。这在文学观念变 得多元化的今天，就更是如此。
  编者在他长期(但都有限)的阅读中形成了他认为符合上面的陈 述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遴选作品中被具体化了，这大体是指那些能通 过具体的描写或感觉，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生活的信念、对人和大地 的永恒之爱、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又有精湛丰盈的艺术表现力的作 品。由于考虑到这一百年文学和社会的密切关联，编者尤为关注那些 保留和传达了产生它的特定时代风情的精神劳作。
  编者在从事本书的编选工作时始终怀有一种庄严感而不敢稍有疏 忽。但百年文学浩如烟海，一个人的阅读非常有限，在这一点上，编 者又是忐忑不安的。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严家炎、林斤澜、邵 燕祥、崔道怡、陈骏涛、樊发稼等各位先生的指教和帮助；我的博士 生高秀琴协助我做了全部资料工作和部分编选工作；在这里，我一并 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1996年6月30日于北大畅春园 (选自《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例文四：
序
钱理群
  编选《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是不能不怀着庄严的历史感的。
  此刻想到的是，一个世纪以来，围绕着新、旧文学(也即传统文 学与现代文学)的价值与它们彼此的关系，曾经有过多少争论，而且 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记得五四时期，争论的一方，曾寄希望于“悠悠 百年，自有能辨之者”。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世纪末，是可以进行科 学的总结的时候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就是一个无声的发 言：请看事实。
  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这段历史：新文学在延生伊始，曾因其异端 性而不被承认。有人轻蔑地将其比作“春鸟秋虫”，可以“听其自鸣 自止”。有的则因为新文学将“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作为文 学语言而断然不许它进入文学的殿堂。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当年新 文学的开创者们都憋着一股劲；他们明确地意识到，“人们要用你结 的果子来评判你”，“一个文学运动的历史的估价，必须包括它的出产 品的估价，单有理论的接受，一般影响的普遍，都不够证实那个文学 运动的成功”(胡适：《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因此他们以 “拿出实绩”互勉与自励，为此做出了称得上是艰苦卓绝的努力。现 在，几代人奋斗的结果，终于显现在这里了：这确实是不同于传统文 学的新文学，从文学观念、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精神内涵，到文学 审美、形式，特别是文学语言，都有异于传统而显示出一种“现代 性”。它不仅已经作为不可替代的强大的存在，事实上成为现代中国 人的主要精神养料，而且巳经形成自己的传统，有了自己的文学史， 产生了象鲁迅这样的文学巨人，足以与中国传统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大 师们并肩而立，并且有了一批成熟的文学作品进入“文学经典”，成 为中国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以此参与了世界现代文明的创 造。人们可以对新文学作家、作品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感到这 样、那样的不足，人们也可以因为付出的代价与收获的不成比例而感 到惋惜(其实鲁迅早就说过，人类历史——当然也包括文学——的积 累，正如煤的形成，用了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人们 却不能无视这一基本的事实，不能否认这一基本的历史结论，而且这 应该是我们讨论一切有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当年对新文学的主要指责之一，是新文学的提倡，将“尽废古 书”；今天似乎也还有人在嘀咕：五四新文学运动导致了 “传统文化 的断裂”。事实(仍然是事实！)巳经证明，这至多不过是杞人之忧。
古书没有、也不可能尽废，它们中的经典至今仍拥有众多的读者；而 且如谢冕先生所说，即使在本世纪，古典文学也有过“最后的辉煌”， 一些旧的形式(如古典诗词)也在继续焕发新的活力。更为重要的， 古典文学中的精华，巳经作为一种传统融入了新文学的创造。你面对 着的这些新文学作品，在赞叹它的新质的同时，你也必须承认，它是 中国民族的，与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学有着血肉般的联系。正是它的革 新、创造，才使得传统在新的时代发挥出新的光辉。可以这样说，抱 残守阙，不思变革，才是“传统与现代断裂”的真正危机所在。变革 的方式，或渐变，或激变，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但，必须变，变革后 而有新生，这是近百年的历史所证实了的，对此大概不会有什么怀疑 了吧？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显示的是中国文学在本世纪已经达到的高 度。我们把它选辑成册，是为了以此作为进一步普及的基础，也是为 新的文学变革提供一个起点式的参照。同时我们也想为正在进行的以 本世纪文学的反思，包括文学史的写作与教材编写，提供一些基础性 的事实材料。比如，对“文学现代性”的讨论，是不是可以从这些已 经形成的现代经典作品(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出发，从对既成 形态的考察与艺术经验的总结中，引出必要的理论概括呢？至少这是 可以一试的。正因为意识到工作的意义，我们不能不谨慎从事，甚至 时时有“如履薄冰”之感。编选前，我们在北大部分研究生、进修教 师、外国留学生中进行了调查；提出初稿后，也广泛征求过同行的意 见，除了老一辈的严家炎、樊骇、王信、刘增杰诸先生，同辈的赵 园、吴福辉、王晓明、杨义、蓝棣之、汪文顶、胡润森诸学友外，也 还有薛毅、罗岗、解志熙、李怡、孔庆东、吴晓东、范智红等年轻学 者。特别应提及的是，第一卷近代文学部分的选目更是得到了张中、 夏晓虹、陈平原等老同学及研究生王枫、谢茂松的具体帮助。在某种 程度上，这是一个集体劳动的结晶；主选者个人的主观烙印自然也是 明显的。我们深知，编选(筛选)工作将不断进行，本选本的意义大
概仅在提出了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这样一个课题：一切都还只是始。
                            1996年7月26日写于燕北园 (选自《百年中国文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