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艺评论的写法
(四)文艺评论的写法
自古以来,文艺评论的写法就不拘一格。当代文艺评论更是变化 万千,关键是真知灼见,给人以启发。可以宏观考察,可以微观描 述,可以多侧面地分析。总的说来,无非是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艺 术特色、在文艺发展史上的地位、审美价值等。纵观文艺评论史,大 致有以下几种写法:
1.联系社会生活评价作品的思想内容
文艺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真实地、准确地、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 讴歌真、善、美,贬斥假、恶、丑,给人以美的享受,陶冶情操,培 养美德。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解 放区坚持工农兵方向,文艺工作者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取得很 多成绩。1946年,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对赵树理的作品进行评
论,称赞赵树理是“一个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 这篇评论被视为文学评论的典范,产生过很大影响。文章联系变革中 的社会现实,高度评价了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思想意义,称《小二黑结 婚》等三部作品“是三幅农村发生的伟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 从反映生活的真实程度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评价作品的思想意 义,认为它有明显时代特点。文章对赵树理作品在题材上、人物刻画 上、语言上的“新颖、独创”进行了具体分析,给人以启发。1997 年,刘锡成著文评论周梅森的长篇小说《人间正道》,认为它“是90 年代中国文学创作的标志性的成果”;蔡葵著文评论邓一光的长篇小 说《我是太阳》,认为它“通过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以一种编年史的写法,浓缩了共和国半个世纪的历程”;曾镇南著文 评论一部描写20世纪90年代深圳特区高中生生活的长篇小说《花季• 雨季》,说它“是一部难得的优秀作品”。这些文艺评论,都密切联系 社会生活来分析作品思想内容上的成就。
2.着眼于艺术风格的探索
文艺家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创造性劳动的结果,对文艺家来说,达 到这一步极不容易,只有具有独特风格的文艺作品才有传世的价值。 文艺评论家能慧眼独识,把文艺家的风格概括出来决非容易。茅盾以 他丰富的创作经验、高度的文学修养,写了许多精彩的文艺评论。茅 盾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以两千字的篇幅对十五、六位当代 著名作家的艺术风格进行了准确的概括,一语中的,令人赞叹。他认 为赵树理的艺术风格是“明朗隽永而时有幽默感”;老舍“似乎锋利 多于蕴藉,有时近于辛辣”;沙汀“塑造人物和描绘景色,有地方色 彩,时亦诙谐成趣,字斟句酌,谨严而含蓄,唯其含蓄,故多弦外之 音,耐人寻味”;说梁斌“有浑厚之气而笔势健举”;周立波的《山乡 巨变》“勾勒人物,朴素遒劲”;张天翼“结构于平淡中见曲折”;欧 阳山《三家巷》“文气亦跌宕多姿”。
何申在独特的审美视域中开拓出别具特色的“农村干部系列小说”(《村民组长》、《村长》、《穷乡》等),给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景 观添加了一方塞外风景。杨立元著文评论何申小说的审美指向,概括 为“平凡与崇高共容”,“同情与感伤相依”,“平实与深邃并存”,都 比较确切。
3.在分析艺术形象上下功夫
文艺作品本质特征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表达 思想感情。艺术家对生活的理解、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美学理想和艺 术追求都通过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来反映。因此,深人地分析艺术形 象,才能确切地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成就。对艺术形象的分析 是由鉴赏进人到科学评论的转折。小说、戏剧、电影等创造艺术形 象,都着力于人物刻画。在分析人物形象时,要探讨人物性格特征、 性格成长条件、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与环境的关系,透过“典型环 境中的典型性格”来把握艺术形象的本质。在诗歌、抒情散文中,艺 术形象通过感情的抒发和意境的创造来体现。陈涌著文评论陈忠实的 小说创作,认为“《白鹿原》可说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一个艺术 上真实的典型的表现。他着重分析了白嘉轩、鹿子霖、田小娥、鹿三 等艺术形象,论证了《白鹿原》的现实主义力量之强大,在很大的程 度上就在于他对封建的伦理道理、封建的纲常名教的揭露比许多别的 作家更深刻。”(《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对艺术形象的分析, 既需要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又需要冷静的理性分析,二者有机地结 合,才能产生出精辟的见解。
4.在艺术构思的分析上下功夫
艺术构思是文艺创作的重要环节。艺术构思要解决主题思想、人 物性格、生活背景、矛盾冲突、事件选择、情节安排等一系列问题, 艺术构思涉及到作品的各个方面。探索作品的艺术构思就格外重要。 舒建华著文评论钱钟书的文学创作,概括了钱钟书小说艺术构思的许 多特点,认为“钱钟书的创作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智性型作家群 最高的文学成就”,他的作品“形成诗、思、忧三位一体的浑涵汪浩
的心通景观。这样,钱钟书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少数出色完成 从传统忧患意识到现代忧患意识、从非理性主义到现代理性主义的双 重文化心理转型的作家之一”。(《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这是对 钱钟书作品的独特理解。朱寿桐著文认为,“田汉的剧作从人物性格、 戏剧结构都典型地体现着漂泊、流浪的波希米亚式风格。”如《南 归》、《苏州夜话》等。“而方向转换和4自己批判’后的剧作则基本 背离了田汉波希米亚式戏剧独具魅力的美学品味。”(《文学评论》, 1998年第3期)由于艺术家对生活的不同理解,可以有不同的美学追 求和艺术探索,体现在作品中,就会有不同的艺术构思。
此外,还可以分析艺术家的创作历程,作品的矛盾冲突,人物的 语言特色,情节安排等等,从不同角度去研究作品的审美价值。写法 各异,各得其所。
例文
重振的征兆
-文学的现实主义动向
韩瑞亭
有关现实主义话题之重新提起,或许是近年来文学领域里颇受关 注的现象。论者的惊喜与感叹,评估与争辩,乃至生出“回归”、“复 苏”、“冲击波”等等说法,似乎是在迎接走失巳久而终于寻找回来的 故交,或是辨认那尘封多年而一朝启用竟依然顺手的器具,或是品味 光复旧物之后遂令蓬荜生辉的新鲜感与成就感。一时间,烙有现实主 义标记的“分享艰难”式的作品,给文学领域带来一派现实主义衣锦 还乡的热闹风光。然而,造成这般从断裂到持续的突兀景象的因由, 恐怕不是来自文学发展的现实本身,却大抵缘于某些仄狭的感觉与理 念的自误。倘若据实观之,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多年间,尽管各 种带着新观念、新形式、新标志的文学品类层出不尽,花色繁杂,颇 呈一时之盛,但现实主义的文学并未被冲得无影无踪或颓然消亡。从
某种程度和范围上说,它只是被一些趋时的舆论挤到了边缘位置而 已。试看这十多年里追踪时代生活脚步的报告文学未曾衰减的旺势, 就反证着所谓现实主义业巳衰竭的断言之偏颇;而长篇历史小说在这 一时段内的格外繁盛及其出众成就,则呈显了现实主义在历史文学领 域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深化的走势。活跃生长的文学事实总要比 一切残缺不全的理性推断显得更为可靠。
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原本是客观存在的人类生活的恒久的赐予,却 并非率意创制的时令性饰物。现实主义在我国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历 史,它在历史运行中发展演化,在时代交迭中移易更新,作为一种文 学潮流它自然有高扬或低回的曲折流变过程,但因它所固有的与社会 现实的密切联系,却使它足以保持不易枯竭的生命力。返顾近十多年 来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流转动向,又何尝不是如此。社会转型期生活现 实的巨大冲激,读者大众对于文学关注现实的品格之呼唤与期待,则 为现实主义文学的重振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被称为“现实主义冲 击波”的一批作品的出现,正是处于某种困窘状态的文学寻求生路的 紧迫努力与社会的强烈需求碰撞的结果。虽然这批作品所呈显的艺术 状态,尚难以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或者可以说是并不充分的 现实主义,似乎带着此前曾经流行过的所谓“新写实” 一类文学向现 实主义转进的过渡形态,但它们毕竟传出现实主义文学可望重振的最 初消息。不过,最近两三年陆续问世的《我是太阳》、《车间主任》、 《人间正道》、《骄子传》、《穿越死亡》等长篇小说,确已显露出某些 较为充分的现实主义特征。它们以拥抱现实、关注人生的热忱,清醒 的批判意识和对生活真理的执著追寻,以及在现实的发展中探索揭示 生活走势的努力,为现实主义文学在社会转型期的重新振兴提供了可 能性的征兆。
文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均已表明,判断现实主义文学及其他文学 流派之特征的主要依据,在于它们同客观存在的生活现实的关系如 何,而不仅仅在于它们的形式外观,现实主义文学同社会生活所保持
的稳固有力的联系,体现于它的艺术立场、艺术精神以及对于客观世 界的艺术把握方式上显露出来的自身特征。
所谓现实主义的艺术立场,乃是由作家的社会立场与历史意识所 制约的对于生活现实的认知方式及其在创作实践中的艺术投射。诚 然,不同时代作家的现实主义艺术立场具有不同的历史内涵,但却表 现出关注现实的相同趋向,即正视而不回避,拥抱而不排拒,热烈而 不冷漠,不论这现实呈显出怎样错综复杂的存在样态。巴尔扎克、托 尔斯泰等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作家,正是依凭这种艺术立 场,才使他们那些反映时代的剧烈变动,描绘没落的贵族阶层和农奴 主老爷怎样被铜臭冲天的资产阶级暴发户所取代的作品,获得了巨大 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以及无可置疑的真实性力量。在当今 时代,要深入地表现我国社会变革的生活,现实主义作家的艺术立场 更须以关注社会人生的真诚态度去直面现实,正视各类实际存在的生 活矛盾,在生活的巨大震荡中揭示现实的发展动态与社会的脉象。 《车间主任》之描写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工人群众为自己社会位置变化 的失衡心态以及他们对于自身社会价值与使命的自觉坚守,《人间正 道》之表现共产党人吴明雄为改善上千万平川市民的生存条件与生活 质量而不惜押上身家性命艰难一搏的悲壮情怀,均是以作家对于现实 变革引发各种社会关系及人们心理状态变动的切实体验和清醒把握为 前提的。而这种体验与把握投放于作品中,就不单是私人化传达方 式,却倾注了作家对于广大民众生存境况与生活命运的关切、同情和 理解,亦传达着这些民众的情绪意愿。因而,作家就可以从这样的艺 术立场反映广大民众对于现实变革利害攸关的联系和价值判断。
现实主义文学由于其所取艺术立场的此种特征,它对现实世界的 真诚关注,它对人类众多成员生存处境和生活命运的热烈关切与同 情,就注定了它必然奉守积极入世的、有批判锋芒的、有理想追求和 生活寄托的艺术精神。它不同于某些现代主义文学那种源于对世界的 绝望而返回内心、退守自我的孤僻与空幻,却保持着对人间世界的痴
爱,不肯消解追寻生活真理的激情。且不说巴尔扎克、司汤达、托尔 斯泰这些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在他们那些描绘十九世纪法国和俄 国社会各阶层关系急剧变动的艺术画卷里,随处可见的对于没落的贵 族阶层与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暴发户贪婪、虚伪本性的犀利的批判锋 芒,以及对于社会的公正与良知的人道主义探求。就是在具有复杂的 思想矛盾且被称作“病态的天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在他 那些描述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不幸遭遇的故事里,也不缺少对于 扭曲了人性的不公正社会的激烈批判和拷问,对于生活真理的执著追 寻。因为,这位作家“只愿怀着一种信念”,即要使全体俄国人总有 一天都能成为“真正的人”,而不能接受如欧洲各地那样为了十分之. 一的人丰衣足食并以此来标榜文明,而把其余十分之九的人变成野兽 的社会模式。这种现实主义的艺术精神,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魅力所 在,它对于旧时代的读者大众而言,则有如窥到“黑暗王国的一线光 明”,哪一个被冰冻的灵魂会拒绝这种温暖呢?当今文学中的现实主 义,自然也不可缺少此类艺术精神,并且更应吸纳新•的时代内涵和生 活养料。某些类似“新写实”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之所以不够充分, 或许在于欠缺此种艺术精神,对生存现实清醒的批判意识和对生活真 理的追寻往往淹没于琐屑的生活真实的泡沫式铺陈之中。而从新近出 现的几部长篇作品里,却可以发现一点可喜的转机。这些作品所呈示 的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并非夸饰的矫情或浅薄的冥想,却是从变革现 实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激情的理性。《骄子传》中的马乔在坎坷的生 活道理和政治风雨磨难中对于社会前途与人生价值的苦苦追寻,《穿 越死亡》中的江涛、刘宗魁、上官峰从各自.的人生起点出发,在死亡 威胁的拷问下完成由恐惧到无畏的生命升夺,均表明了这类作品的现 实主义已实现从形而下的原生态现象描写向形而上的高远旨趣探求的 跨越。批判意识与理想探求的融合,并非将现实当作某种无目的无意 义或无须认证其合理与否的“存在”来表现,而是将现实作为不断发 展演化且有价值可寻的人类生活来描绘,正是这类作品所应有的现实
主义艺术精神。或许可以说,没有对生活真理的探求,没有对人类理 想境地之追寻,也便不会有现实主义的艺术。
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方法来源于这种文学同客观世界的相互联系 的方式。现实主义文学不认为离开对外在世界的观照、离开从外在世 界所汲取的感性内容而能进行孤立的艺术创造,它选择的却是对外在 世界特有的认识方式和艺术把握方式。现实主义文学亦非对客观生活 的简单摹写或仿制,却是经由对客观生活的发现与透析,去创造一个 包纳了客观世界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文学世界。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文 学作品表明,它们并不复制原生形态的生活,而仅仅是据以进行艺术 再造,它们所展示的生活世界应当比前者显得更为深切丰厚,更为强 烈炫目,也更具现实品格。尽管这十多年来各种文学新流派的风行, 冲击和动摇着现实主义文学的昔日地位,但现实主义文学所固有的艺 术优长却不可能被代替或取消。尤其是对于占据文学中心位置的人的 描写,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并未失去其用武之地。且不论九十年代以 来的长篇历史小说,在杨度、林则徐、曾国藩等各类历史人物艺术形 象的创造方面,现实主义的艺术描写方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可观成 就。即便是新近出现的《我是太阳》等现实题材作品,在人物形象的 艺术创造上亦令人一新耳目。《我是太阳》创造了一种意志坚强、勇 武刚毅的军人及其百折不弯的生命现象的典型,关山林并非鲁莽灭裂 的巴顿式军人,其精神气质类似《老人与海》中那个打不倒的硬汉式 人物桑地亚哥,却更多地带着民族精神内涵与时代色彩,他那种沉浮 升跃、自强不息的生命意志更能体现华夏民族生命哲学的独特魅力。 作品已不拘泥于现实主义的传统写法,却吸纳了一些新的形式因素, 因而,它的成功无疑为现实主义文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重振升起了 信号。
(《光明日报》,1998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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