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医的文化穿透力

　　“西医集技术与科学为一体，合真与善于一身。透过传教医师的行医，人们能够看到超越中医的回春妙手，想象出高超技艺背后的玄思邃理，感受到济世救人的慈悲心怀。”

　　晚清官员请传教医师看病，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林则徐就曾请西医治疗过疝气。而且，中国历史上第一张西医病历就是这位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清人笔记记载，林则徐临终大呼“星斗南”三字而卒。今人考证，“星斗南”正是闽语“新豆栏”，即传教士在广州的医局所在地。西医的震撼力，由此可见一斑。

　　一段重要的历史细节

　　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对传教事宜只字未提。1844年7月3日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写进了与传教有关的内容。其中写道：“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礼拜堂”三字，意味着美国传教士获得了在通商口岸进行宗教活动的自由。这是近代不平等条约中第一次出现的与传教有关的条款。对于这一内容的加入，参加条约谈判的美国传教士伯驾，事后在耶鲁大学神学院的一次讲演中，透露了其中的细节。伯驾说，中美代表在望厦村谈判时，讨论到条约第17款，涉及在通商口岸的商务和住宅、墓地及医院的租地问题，参加谈判的中方随员潘仕成建议加进“礼拜堂”这一补充性条款。这是在伯驾看来最为重要的条款。

　　潘仕成为什么要提议加进这一条款呢？潘仕成原本为十三行商人，因其“与米利坚商人颇多熟悉，亦素为该国夷人所敬重”，因而被耆英调至衙署专理夷务。潘仕成父母曾是伯驾的病人，对伯驾有感激之情。

　　潘仕成对西方人的风俗人情有较多的了解，认为中国人不可能以自己的礼俗习惯来改变西方人的传统，他因此提议加进这一内容。

　　潘仕成是小小的随员，他的提议固然有影响，但关键性人物是两广总督耆英，他为什么会接受这一条款呢？原来，耆英也是伯驾的病人。

　　据记载，耆英因患皮肤病，曾通过马儒翰请伯驾帮助医疗，后又派随从向伯驾讲述病情。伯驾精心为他配好药方，使他病情明显好转。耆英多次在公众场合赞美医药传教，并手书条幅“妙手回春，寿世济人”，赠给伯驾。

　　看来，有关内容的加入，与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对西医的情感有关。其实，请伯驾看病的不只耆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衙门的大小官员，直接请伯驾治病的人为数不少，清政府官员请传教医师看病在当时不过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此前，钦差大臣林则徐就曾请伯驾看病。当时，林则徐托人与伯驾联系两件事，一是讨教西国有无戒鸦片的特效药，二是问伯驾如何治疗疝气病。前者为公，后者为私。伯驾回答，治鸦片瘾无特效药，治疝气病有办法，但要病人亲自来。林没有去，但他派了个替身，取回了几只疝气袋，用了以后，病情明显好转。于是，林则徐成了伯驾医务档案中的第6565号病人。林则徐的病历是这样写的：“从医学上说，我们对此病没有什么兴趣，事实上也未见其人。但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所作所为是导致中英两大国间破裂的原因。”事后，林派人给伯驾送去水果以示谢意。1850年，林则徐再度受命为钦差大臣，驰赴广西督理军务，镇压“拜上帝会”，但在途中病死，清人笔记称其死前大呼“星斗南”三字而卒。朱维铮先生认为，“星斗南”三字正是闽语“新豆栏”，是伯驾在广州的医局所在地。由此可见，西医的震撼，已经留在林则徐的思想深处。

　　一所特别的学校

　　天津医学堂是晚清第一所官办西医学堂。此校的创立，与李鸿章对西医的服膺有直接关系。还在1880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妻子生病，请中医久治无效，不得已请当时在天津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马根济（Mackenzie，John Kenneth，？－1888）治疗，很快痊愈。李鸿章大为感激，资助马根济在天津开了一所小型医院，英文名字叫总督医院（Viceroy‘s Hospital）。一年以后，马根济提出利用从美国撤回来的留学生，办一所医校，培养医生，以供清朝海陆军使用。李鸿章徇其请。1881年12月15日，这所英文名称为“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的医学堂正式开学。学校的教习由马根济和北洋海军中的外科医生担任，临床教学就在医院进行。学校经费由李鸿章从海防军费中开支。这所学校，就是天津医学堂的前身。这家医院和附属学校总共花去清政府多少经费，我们现在缺少资料可查。但是，1890年李提摩太在上海传教士大会上发表题为“基督教差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的演讲时曾指出，在天津，李鸿章每月拨出数百两白银支持传教士的医疗诊所，可见是个不小的数目。总督医院、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这些特别的名称，表示出李鸿章与他们的特别关系。行事谨慎的李鸿章，如果对西医没有特别的认可，是不会有此特别之举的。

　　西医的震撼，使得李鸿章成为晚清发展军队西医的倡导人。他在奏请创办天津医学堂时说：”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而救治伤科直起沈痼，西医尤独擅专长，其学以考求经络辨别药性为始基，以察脏腑之运行，练临症之理法为进步，其究以洞内科之精微，平诸家之同异为极功，非专门名家历经考试，该国家未能给凭诊治。”对西医特点概括之允当，评价之崇高，晚清高官中无出其右。

　　一座奇特的墓碑

　　1896年，汉口外人坟场里，一个叫马尚德的外国传教医师墓前，立着一块奇特的石碑，上面写着：马先生为爱中国百姓朝夜奔驰，可惜善士早亡。上帝之旨也。马先生为我治病，不惜劳苦，因此痛之。主碑人谭抚台之侧室魏宝珍。

　　谭抚台即湖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的父亲。魏宝珍是谭继洵四位侧室中最年轻的一位，立碑时35岁。马尚德为魏宝珍治的是什么病，于史无征，不得而知。但是，在那个既严男女之别、更严夷夏之辨的时代，让一位抚台大人年轻侧室为一名男性外国传教医生立碑，如果不是救命之恩、动感五内，是很难想象的。

　　马尚德曾分别为谭继洵一名李姓近亲的妻子、谭继洵的孙媳龙氏做过乳房切除手术，向谭继洵的孙子谭传赞提供过戒除鸦片的方子。1895年，谭继洵与马尚德见面，以后，谭家有人生病就把马请来，马因此被称为谭家“家庭医生”。 这位马尚德，自1891年来华以后，一直在华中地区行医，曾经为张之洞的洋务得力助手蔡锡勇的妻子看病，并经蔡引荐为张之洞看病。张之洞问了他不少有关医药病理的难题，服了他提供的西药，病情有所好转。马尚德也经常为张之洞主持的湖北织布局中外员工看病。1894年1月，张之洞赏给马尚德七百元钱作为酬劳。不幸的是，这位令人尊敬的马医生，1896年在武昌救治霍乱病人时，染疾病逝，年仅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