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 经济建设
一位专家最近提出，现在不少人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仅仅理解为增长速度下降几个百分点，这显然太过简单了。对于不少企业和行业来说，则很容易陷入被动。
这个提醒值得重视。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许多特征，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速的放缓，更表现为增长动力的转换、经济结构的再平衡，面临着复杂的系统转型，也意味着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在这样的重大关口，如何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深刻认识新趋势，主动适应新变化，积极抓住新机遇，在稳增长、调结构中寻找发展平衡点、选准改革突破口、牢牢把握主动权，实现“新常态”下长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尤为重要。
一、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规律的科学判断
回顾2003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9.6%，2012年至2013年都是7.7%，今年上半年是7.4%，从中可以清楚看到经济增速在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脉络。这究竟是短期的调整，抑或景气循环周期的一个区间，还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一时间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议论的热门话题。
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来看，比较好的情况是增长速度大体反映了潜在增长率。影响潜在增长率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是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经济结构、体制机制等等。而近几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工资成本不断上升，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则使得储蓄率趋于下降，进而带动了投资率下降。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更何况，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和基数变大，同样是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在2000年意味着900多亿元的增量，到2014年就要增加5600多亿元。
历史地看，潜在增长率自然回落，经济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高速平稳增长期过渡，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走向，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一批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如德国、日本、韩国等，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长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平均降幅达30%左右。这是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使然。不仅如此，当前我国更面对着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大调整、大过渡以及科技革命的多点突破、加快应用。世界经济长期结构性调整、新一轮产业变革融合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性转换相互叠加，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如果继续追求过快的增长速度，甚至不惜用政策“推高”，不仅违背经济规律，而且会加剧已有矛盾、带来诸多风险，造成经济的进一步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面对新常态，首要的在于抢抓机遇。现在我们拥有城镇化的广阔空间、“四化”融合的巨大动力、消费升级的庞大市场、技术创新的突飞猛进，还有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的资本潜力、劳动力潜力、土地潜力等等。让这些潜力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要用“改革红利”把即将消失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创新红利”，为新常态下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面对新常态，我们还要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创建新的竞争优势。要始终保持战略自信与战略耐心，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协调与合作，同时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用“开放红利”稳固“全球化红利”，以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激烈的国际经贸格局变化中争取主动。
面对新常态，如果我们跟得上时代步伐，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就能够抓住机遇，实现新一轮的创新大发展；如果因循守旧、止步不前，就会处于被动境地和淘汰行列。我们要把对新趋势、新时代和新机遇的把握，同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谋划新的发展。
三、开启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发展新阶段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全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日渐式微时，我们唯一的出路仍然是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继续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动力，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创造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红利”，开启一个提质、增效、升级的经济发展新阶段。面对紧迫的任务，我们要坚定目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找准改革突破口，让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领域和环节，力求“一子落”，激发“全盘活”。
比如资本市场。资本是流动性最强的生产要素，是牵动发展全局的一条经济血脉。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既有利于分散融资过度集中于银行信贷的风险，也有利于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满足居民投资需求和增加更多财产性收入。但是，我国资本市场在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股票市场，近几年并未与经济同步增长，持续低迷和估值较低严重打击市场信心，所产生的“负财富效应”对实体经济是一种“抽血”，对消费和投资也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制。对此，专家们指出，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没有完全市场化，围绕着资本市场的生态环境也没有市场化，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外部环境更没有市场化。这不仅严重制约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完善公司治理两大核心功能的有效发挥，也严重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资本市场一头连着投资、一头连着消费，我们一定要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保护广大公众投资者利益出发，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资本市场中的体制性制度性问题，采取切实改革措施落实新“国九条”，积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上市企业分红、信息透明等制度，增强股市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加快释放资本潜力，使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获得更加充实的血脉滋养。
比如科技创新。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已经走不通，新路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这是一着“先手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过度行政化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有限的科技资源难以实现优化配置，科技资源短缺与闲置浪费并存，资源利用和投入产出效率不高。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就要紧紧抓住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个核心问题，对科技管理体制、决策体制、评价体系以及科技系统组织结构、科技人员人事管理制度等，有步骤地系统推进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现代科技体制，最大限度调动和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真正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
比如扩大消费。消费是最终需求，也是社会再生产得以顺畅运行的关键环节。消费不足，就会出现市场疲软，一味扩大投资只能进一步恶化供求关系，甚至带来全局性的风险。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50%左右，不仅远远低于全球平均80%的水平，也大大低于上世纪90年代初60%的水平。差距也是潜力，13亿人的大市场，是中国经济独一无二的最大优势，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重新认识消费、真正重视消费。为此，就要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着力提高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培育消费热点；要以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为重点，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切实解决差距较大问题，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增强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还要不断发展壮大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积极拓展新型领域，推行现代流通方式，鼓励商业模式创新，在开辟新的消费增长点上下功夫。
比如制度创新。当前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但多边贸易体制遇到很多障碍和困难，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要素优势逐渐显现，而我国的传统竞争优势日渐衰减，扩大开放面临新的考验。基于这种形势，探索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模式创新，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意义重大。为此，上海自贸区的试点以及实施的“负面清单制度”、“工商一口办理”、“过程监管”等措施，将为各地提供成熟的经验。当前一些地方把自贸区当成招商引资、跑马圈地的“利器”，显然还没有摆脱传统思维定势。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基石是制度自信和制度创新，迫切需要用新思想、新办法破除长期积淀的旧习惯、老框框，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通过各领域改革的联动集成，激发市场活力，构建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机制。
应当强调的是，要渡过经济减速关口、平稳转向新常态，防控化解各类风险难以避免，也十分复杂，对于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以及信用膨胀、财政收支压力等方面的问题，还需强调底线管理、主动有为。当前，中央反复释放“经济增速放缓处于可容忍范围”信号的同时，正在有条不紊地按着既定步调推进改革，态度和力度都表现出强大的定力和决心。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以一往无前的进取意识、时不我待的机遇意识、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让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不竭动力！（钟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