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与中国的革命和前途

　　

　　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在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日益严重民族危机的背景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改良思想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抨击恪守“祖宗成法”的封建顽固思想，批判只学西方技艺，不学西方政治制度的“中体西用”论调。它的出现和传播符合了当时世界和中国的发展潮流，在一定时期促进了中国的革命和社会的发展。

　　首先，在民族革命方面，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希望通过逐步改良的方式来逐渐改造中国社会，强调只有变革才能救中国。康有为提出，皇帝如果要“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①表明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已经认识到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只有变法图强，才能改变落后现状。这是它积极、进步一面的重要体现。然而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主张：继续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宣传“保君保国”思想。这些论调显然是缺乏对清政府反动本质的认识，同时也暴露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保守落后。当革命思想提出，只有推翻反动、卖国的满清王朝，中国才能进入历史关头；当革命派大力宣传革命虽不免流血，但可“救人救世”，“无革命，则亦无和平，腐败而已，苦痛而已”时。②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没有表示支持和帮助，却猛烈抨击革命，把革命描绘得犹如毒蛇猛兽、洪水泛滥，认为革命必然导致亡国。主张对“反满”和暴力革命的“当以故杀祖国之罪科之”。也就说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是反对革命的，不敢大刀阔斧的前进。他们所希冀的是中国按部就班的变法，一步步得改良。诚然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本意是使中国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实现国富民强，但改良变法已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和世界发展的潮流。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之下，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政治主张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自然也就无法给中国社会带来光明。

　　其次，在民权方面，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主张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改良派认识到君主专制的种种弊端，批判封建制度和封建的伦理观念。提出了设议院，兴民权的要求。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进步之处的又一体现。为了论证封建君主的不合理性，改良思想指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而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③这就否定“君权神授”的封建说教，大大促进了君主立宪主张的传播。激进分子谭嗣同还直接痛斥维护封建秩序的纲常名教，指出：“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嗟呼！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特别是对君权的批判，他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④显然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在反对封建君主专制，解放民众思想方面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为民众冲破封建网罗，挣脱封建桎梏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设议院，兴民权主张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远远落后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民权思想。康有为虽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可那只是把议院变成了一个沟通君主与民众的工具，而绝非一个权力机关。到后来为了在设议院的问题上避免顽固派反对，康有为一再强调设议院并不损害“君上之权”。他说：“会议之事，仍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⑤到了最后的维新变法措施中，更是急速退步，丝毫未提设议院之事。梁启超甚至声称：“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⑥种种迹象，不难看出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在反封建思想上的不彻底性，民权思想的落后性。尽管他们的初衷是实现社会改革，实行开明政治，对西方民主的宣传和民众思想的解放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可如果按照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改造中国，中国必定会在前进的道路上多走弯路，在世界形势复杂，帝国主义侵略日俱的大环境里，很难促进中国革命和社会的发展。

　　再次，在经济改革方面，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希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提出不少发展资本主义，振兴国民经济的措施，如保护农工商业，奖励创新，开矿筑路，废除漕运，裁撤厘金等等，也体现了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保护。这在当时符合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对封建经济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同时，也有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比顽固派坚持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洋务派的发展经济措施有很大进步。然而，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却未提及土地方面的措施，没有也不敢触及封建经济的根本：封建土地所有制。改良思想家梁启超认为，“土地国有”破坏了私有制的“自然法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指责“土地国有”是以国为盗，“夺富人之所有以均诸平民”，是为博取下层民众的同情。⑦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不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这一经济基础，是无法做到上层建筑的真正改革，那么改良思想宣传建立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根本无法实现，当然也就无法继续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最后，在思想文化、教育出版和社会风气方面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本身的提出和实践不仅仅是中国政治变革史上的一次历史飞越，还是思想文化上的一次历史转折。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对陈旧腐朽的旧文化和顽固势力愚昧守旧的思想状态，进行了猛烈地批判和鞭挞。使中国古老封建文化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梁启超回顾当时思想文化的转变情景时说：“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灿然者皆昔所未睹也。环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浴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致用’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逆旗矣！”⑧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许多人，都对封建旧文化旧思想进行过抨击和批判，严复的《天演论》对进化论的介绍，又从更多层面解放了民众的思想。

　　除政治思想方面，在新闻出版、科学教育方面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也有重大突破。

　　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自己的思想，大力兴办报刊。康有为、梁启超于1895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还有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唐才常的《湘学报》和《湘报》；徐勤、麦孟华创办的《知新报》等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兴办报刊的高潮，这些报刊不仅宣传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也为民众发表自己的言论提供了一定的载体，是中国报刊出版近代化的开端。

　　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特别强调对封建教育制度的改革，要求废除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⑨设立译书局，翻译国外进步书刊，派遣留学生出国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皇帝发布诏令改革教育，使改良措施得以合法化，使中国有了自己创办的大学和新式的中学、小学，大大促进了新式教育的发展。教育制度的改革为培养新式人才创造了条件，在维新变法中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就是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直到现在也是莘莘学子渴望的高等学府。

　　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不仅在思想文化、新闻出版、科学教育等方面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在社会风俗的转变方面也有不小贡献。比如：戒除女子缠足，禁止鸦片，注意卫生习惯等等，都有利于社会风气除旧习，树新风。严复指出：“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而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⑩1898年，改良派人士集中于湖南，在长沙发起“湖南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虽然禁止女子缠足的运动，是被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推向高潮的，但改良思想的贡献也绝不可小视。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明确颁布禁止续辫的法令前，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就已经宣传过这一观点。提出剪辫易服，认为梳辫子既不雅观，卫生还有碍机器生产，对人身安全也不利。不难看出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促进了当时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生活理念的转变。

　　总之，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进步积极的一面，促进过中国的革命和社会的发展。然而受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和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本身的保守性、落后性制约。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没能使中国走上光明的前途，最终被历史长流中，被革命思想淹没。不过仍然留给了后人宝贵的财富，对今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