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闻职业美德的生成机制

　　一、研究背景、思路：美德伦理向制度伦理的转向

　　制度伦理，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洛克的宪政哲学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罗尔斯的正义论体系，尤其是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更是从道德角度全面研究了社会基本结构在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社会合理利益或责任之划分等诸方面的正义问题，堪称制度伦理的经典之作。当然，也有国内学者将古希腊圣贤们对德行、公义等伦理概念的探讨和中国先秦时期的周礼、儒家、法家等治国理想也纳入制度伦理的思想源头进行考察。[6]当然，制度伦理思想和基于其上的学术研究又是两个概念。“制度伦理”概念，如高兆明所言，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学界，其出现的历史背景使人们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认识到宣传教育对于社会道德精神建设的局限性，认识到了美德口号下的虚伪人性，进而将视野由个体美德转向社会制度。[7]

　　探讨新闻制度伦理，须以现存新闻制度和新闻实践活动为依托和参照，但同时应予以批判的眼光和理想主义的人文关怀。换句话说，制度伦理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是诠释的研究范式，一方面更是批判研究的范式。这里的“现存新闻制度”和“新闻实践活动”，并不特指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既有的新闻制度或新闻现实，而是尽量囊括所有影响全球传播格局的新闻实践活动。作为崛起和转型中的大国，中国的新闻实践无疑是世界传播秩序中的重要一环，同时，国外新闻传播格局的类型化也很明显，所以这里将分而论述国内语境和“泛西方”语境下的新闻制度伦理及新闻职业道德等问题。总之，在研究方法上，“语境化”是必要的考察手段，但远远不够，只有通过“去语境化”才能廓清新闻制度伦理的核心问题。

　　二、中心论点：新闻制度伦理是建构新闻职业美德的基石

　　“制度之善优于、先于也重要于个体之善。”[8]与个人行为相比，制度性行为的力量和影响力更为强大，更为深远。制度本身的价值取向对于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合理的制度安排能给人们的道德行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9]就新闻领域而言，“能否构建起符合新闻活动本性、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制度体系，是新闻活动在整体上保证道德性的重要前提。在不合理或缺乏足够道德性的新闻制度下，尽管仍会有具体道德的新闻活动存在和展开，但那必定是例外，而非常态”。[10]新闻制度设计与安排的道德与否，直接决定着整个新闻行业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水平，换句话说，新闻制度伦理是新闻职业道德的道德土壤和最重要的生成背景。

　　制度伦理的优先性不容置疑，没有道德的新闻制度，只是一味地苛责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水平有失公允。由社会环境确定的新闻制度的道德性，将在宏观层面上直接影响职业新闻工作者职业行为的道德性。[11]一定的制度体系会有与其相适应的道德评价标准，若这些道德标准本身的合法性有待商榷的话，那么去谈新闻业或新闻从业者的道德性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新闻职业道德是一种内化的规范，从本质上看，只有在新闻工作者真心诚意地接受并转化为个人的情感、意志和信念时，才有可能发生作用。[12]而只有道德的新闻制度才能真正产生向心力和感召力，才能让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从内心产生职业认同和职业自律意识。

　　三、现实关照：新闻制度伦理和职业美德的勾连

　　1. 中国语境：核心问题及对策

　　学者陈力丹将我国新闻伦理失范的原因归为体制转型、商业利益、行业内混岗、人事关系混乱等四大类。[13]这里的“体制转型”是根本新闻制度层面的原因，其他三类可理解为微观制度或者管理层面的因素。毫无疑问，“转型”是国内最大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但“转型期”也是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又是个很“投机”的概念。既是转型，就为旧的制度和观念的继续生存留下了很大的借口，同时又给了新观念和新社会因子可能的生长空间。转型期是新旧双方都可接受的思维框架，也为很多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无序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路径。[14]“转型”是个近乎万能的话语体系，可用来解释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不能深刻说明任何一个单独问题。另外，“新闻体制”意在中观层面指向新闻业具体的管理形式和实施路径方面的改革，而“新闻制度”则更宏观地指向“组织和协调新闻活动的基本原则和价值”。[15]国内语境下的“体制转型”已无法更深刻地解释新闻伦理的诸多复杂性命题，从新闻职业道德成为一个真命题，到新闻职业道德的核心体系搭建，再到新闻职业道德的生成完善以及新闻职业道德的制度化保障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只有追溯到制度层面去俯瞰、去挖掘，才能有所发现。

　　中国现存新闻制度的核心或新闻意识整合的核心力量是政治力量，即新闻服务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使得一些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在实践中扭曲了应对路径，真实、客观、公正等新闻逻辑常常让位于“新闻、旧闻、不闻”的“三闻”原则、丧事喜办的报道模式、假大空的所谓“正面报道”等等政治逻辑。久而久之，使整个新闻业根本无法自证其行业的道德合法性，遑论得到公众的尊重和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