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的还是抒情的？

　　文字走向民众，文学大众化，文化民主化，作为现代以来的新传统，在中国已坚持百年，至今仍是值得坚持的大方向。说来容易做时难，对滚滚红尘和历史浪潮中的文人而言，这实在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历史的因袭甚重，千百年来传统文化和士人保守的势力太过强大了。也正因此，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奋力搏击和锐进张扬，中国文学在五四以后都常有反复，如同中年人的失意、颓唐和保守。在这种对传统的逆袭中，沉闷和徘徊是自然的。其原因固然可归于文化现代化前行必然遭遇的种种难题，比如思想的创造性破坏，国族文化的体制重建，以及文化领导权的树立和巩固等诸多课题。但换个角度看，历史前行中的低徊其实也有其意义，甚至闪现灿烂的光彩。一代乃至数代文人或知识分子文学书写中显现出来的蕴藉和渟蓄，仅仅视作为历史的中介物未免清浅，未尝不可看成一种时常“回心”的前行。如同竹内好所言，比起一味追求西方或未来或目的的好学生的“转向”来，“回心”包含着某种内在的抵抗，在现代化进程中这未尝不是好事。因为这种低徊和吟唱，很可能意味着某种自我的坚持，意味着获得坚实前进的基础和条件。

　　人生常常跨不过自身肉体和苦痛体验，上述认识即便对自我和自己人而言亦非易事。相反，他人的眼光以及眼光间交流，往往更可能有一种烛照的效果。正是在这个立意上，中国现代文学学者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把握和诗性观照，有其学术的个性和独到之处。他提出的史诗性与抒情性辩证共进、兼相摄护的观点，在历史意识日益丧失的当代中国仍具有突出的启发性。

　　为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现代文学，普实克采用“史诗”这个概念并将之形容词化，即“史诗的”或“史诗性”（the epic）。何谓“史诗性”？这个问题其实关系到普氏的总体逻辑，或者说基于问题意识，普氏力图突出对中国现代文学总体性（totality）的把握。在他看来，中国现代文学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映，更是世界史进程的一部分，中国现代文学不仅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更有基于整个世界变迁与历史意识的整体性的内涵。

　　“史诗”一词内涵和用法本身也很复杂，在西方近现代，一般用来指称那些回望中的古典叙事及其文化内涵，代表性概括比如皈依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卢卡奇。在《小说理论》（1916）中卢卡奇这样描述：“史诗为从自身出发的封闭的生活总体性赋形，小说则以赋形的方式揭示并构建了隐藏着的生活总体性。”（载《卢卡奇早期文选》，第36页）也就是说，在史诗中回望，宏大壮阔的古典社会是一个完整的总体性的社会，史诗反映这个“同质的世界”，一个既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活力、既充满冒险而又绝对安全的世界，无论是头顶上的星空，还是脚下的道路，都给人以家园般的温馨感。而“小说”呢？则是“罪恶时代的史诗”。作为现代以来人类心灵之形式的文学形式，小说是一个散文化时代里的“人为结构”，是人类自身建构出的“第二自然”。在这个世界和第二自然里，主人公已不再是代表整体的英雄，而只能是一个探索者，他“源于与世界的疏离”，心灵无法返回自然的怀抱，而只能处于一种漂泊状态，变成了孤独的旅人，并且只能通过他的个体经验来寻求生存的意义。这样小说作为文学形式，和本体论、生存论直接相关，小说形式内蕴着人类对自己命运的探索和追问，是对世界意义和时代精神的探索和表征。此中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意味非常浓烈。

　　普实克启用“史诗”概念并非指向西方古典的范畴，显然更与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气息相通，指向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以来的市民史诗内涵。中国现代文学是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统治世界以来文化和文学世界化进程的一部分。从资本主义文化的统治性的角度而言，“小说”的普遍化是一种必然。在从晚清文学（甚至整个清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过程中，正是小说打破了传统思想和固有观念，而迅速崛起并且后来居上，不仅在文体学意义上日益占据统治性地位，而且以其种种更具近代主观主义、内向风格、个人主义和生命的悲剧感以及叛逆心理等特点、观念和思想内容，凝聚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精神和生命骨血。为什么普实克不用“小说”而用“史诗”这一概念呢？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导言》（1961）中他强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需要一种整体高度和历史逻辑：“一种与欧洲文学体系相一致的新的文学格局取代了旧的封建文学等级体制……就其内在品质以及与现实的关系而言，这场文学变革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在旧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抒情性——为了审美目的创作的小说（中译文误作‘散文’，下同），以及戏剧都具有一种特殊的抒情品质——现在被史诗性所取代，因为连现代话剧也更接近叙事，而不是抒情。这本身就意味着对现实的态度的改变。在过去，对现实的观察、体验、冥思，都具有典型的抒情性；而现在，对现实的忠实反映、描写和分析，成为现代小说的主要目的……文学的目的不再是对现实的沉思默想，享受对现实的观照和品味，而变成了去熟悉现实、理解现实，从而认识它的规律。这就是新文艺的现实主义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中国文学中发生的革命进程称之为现实主义文学对封建文学的胜利，后者只具有审美的、消遣的、最终是道德的目的。这实际上也表达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纲领。”（第39—40页）普实克一再以茅盾等作家为例，表彰其对社会生活的宏伟而客观的全景式再现，也强调晚期传统文学已流露出“下层的、民间的文学潮流开始占据统治地位”的“史诗”气魄。

　　显然，这已不是卢卡奇《小说理论》的那个“史诗”世界，因为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任何历史的变化，没有开始和结束，也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别。在这里，所谓“史诗性”其实是强调文学的大众化与民主化（即“人民的文学”）及其在再现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所取得的成就。普实克的视角是一种总体性透视。他一再强调：“从理论的角度看，在这段时期的文学，我们能够具体而微地考察一项文学变革的伟大实验，它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革命：推翻封建文学，创造现代文学，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继而是社会主义的文学……这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了解封建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尖锐对立，洞察二者的明显差异，以及各自的特性。这段时期的文学还为我们研究下面的问题提供了材料：……这实际上要回答的是，就是所谓的先锋文学的真正意义，以及它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史上所扮演的角度，发挥的作用。”（第31—32页）重温及此，可以领悟普氏的研究诉求：只有通过在20世纪世界文学格局里更具复杂性和革命内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中国案例来探求普遍诗学及原理，才有可能进一步把握世界文学的“现代性”，厘清其基本问题，包括传统与现代关系问题，以及现代文学之先锋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