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群导向的中部崛起基础和战略研究

产业群导向的中部崛起基础和战略研究

中部崛起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为什么要提出和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流行的观点认为， 1999
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以后产生了所谓“中部塌陷”，为遏制“中部塌陷”，中部崛起战略应运而生。然而，统计资料表明，从 1996
年开始，中部地区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地位由 1995 年以前趋于下降态势转而趋于上升。 1995 年中部地区 GDP 占全国 GDP 的份额为
20.3% ，到 2002 年上升到 23.0%
。“中部塌陷论”不仅缺乏统计支持，而且把一项重大国家战略建立在局部地区得失基础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当然，中部崛起也不是主观上的一厢情愿。笔者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相继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趋势性变化。“中部崛起”是在这种变化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意义重大。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是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巨型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丰裕、潜在市场巨大。在改革开放最初的一段时期里，由于人口收入水平低下、国内市场不成熟以及对外开放的局限性和出口导向战略，吸引国内外投资的主要因素是廉价劳动力。廉价劳动力和出口市场在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出口依存度
1981 年分别为 15.4% 和 4.84% ， 到 1997 年分别达到 40% 和 20.27% ，平均每年增加 1.5 和 1
个百分点。这充分反映了出口市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随着我国收入水平提高、国内市场趋向成熟以及全方位对外开放和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 2000
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国内市场的巨大逐渐成为吸引国内外投资日益重要的因素，占领中国国内市场成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首要因素。中部地区不仅本身是一个拥有人口
3.6 亿、 2.35
万亿人民币的巨大市场，而且，地处沟通四面八方的中华腹地，对全国市场具有高度的可达性，是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最佳区位之一，对更有效地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在新一轮全球性产业地域转移中，我国接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面临两个重要的竞争对手。一是东盟部分国家，二是印度。按照中国和东盟的协议，中国
- 东盟自愿贸易区将于 2010
年建立。从商品和服务市场来看，这将意味着进入东盟就等于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庞大国内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东盟国家将可“免费”利用，届时中国和东盟国家对投资者的竞争将主要是劳动力等要素的竞争。按经济水平，东盟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梯级，即：经济水平较高的新马地区，中等水平的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四国以及经济水平低下的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四国。第三等级国家特别是越南，由于劳动力便宜，是我国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的重要竞争者。印度和我国一样人口众多，劳动力丰富，近十年来改革和发展同样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因此也是我国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的重要竞争者。在新一轮全球性产业地域转移中，我国西部绝大部分地区远离市场中心，地广人稀，同时缺水，自然条件较为恶劣，除了环北部湾地区、成渝地区和关中地区外，难以成为接续劳动和资源型产业的战略要地；沿海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劳动力价格明显上升，资源和环境压力大大增强。为了在国际竞争中保持吸引力和竞争力，沿海地区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就开始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本身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外转移的地方。而中部地区，不仅与西部绝大多数相比，更接近世界和中国市场，人口和城镇稠密，水资源丰裕，生态条件优越，而且与东部沿海相比，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裕。以武汉为例，武汉的普通住宅价格仅为上海的 1/3 ，豪宅价格仅为上海的 1/4 ， 劳动力成本仅为上海的 1/3
。因此，在新一轮全球性产业转移中，中部地区是我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和印度竞争承接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最主要地区。如果在竞争中失利，将不仅会延缓我国中部地区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将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中部崛起战略对保持和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最近一两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开始步入一个以汽车、电子信息制造、住宅为主导的新一轮的重化工业化时期。重化工业化对能源原材料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需求。怎样满足这种需求？进口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严重依赖进口不仅将使国民经济面临极大的风险，而且也会遇到其他国家的严重限制。因此，在进口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国内采掘工业、能源原材料工业。中部地区能源矿产资源丰富，采掘能源原材料工业相对集中程度高，加之地理位置适中，重化工业化必将促进中部采掘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那些能源矿产产地布局指向的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发展。中部地区崛起是新一轮重化工业化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出现了煤炭、原材料运不出去的现象，这主要是在我国运输部门治理公路超载运输条件下市场调节相对滞后的反映，随着市场机制调节到位，加之公路收费的治理，这个问题会自然得到解决。因此，中部不能因为当前能源原材料运输问题，而对能源原材料工业发展失去信心。

第四，粮食安全问题。 1999 年以来，我国粮食种植面积、产量、库存持续下降，开始逼近我国粮食安全警戒线。为了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国家对粮食生产从多方面增加投入和保护。中部地区是我国粮食主产区，但却仍然处于传统农业时期。国家对粮食生产的重视和支持，对于中部地区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农业转型，并促进工业化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机遇。换个角度来讲，中部崛起战略对我国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五，从东部发展来看，无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还是京津地区、山东半岛，为了摆脱市场和资源限制，促进产业升级，都在积极拓展国内经济腹地，为此，广东省牵头提出和实施泛珠江三角经济区，长三角城市经济联合会开始吸收安徽省的城市为会员，北京市牵头京津冀晋蒙交流与合作，山东省在山东半岛城市群规划中则明确提出其腹地包括冀南地区、苏北、皖北甚至豫北。中部崛起是东部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可以促进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发展。从西部大开发来看，远离市场是西部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部与西部毗邻，它的崛起可以为西部大开发创造一个紧邻的巨大市场，从而进一步促进西部大开发。因此，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中部崛起可谓全盘皆活。

产业群导向的中部崛起战略
在国民经济市场化、一体化和全球化条件下，地区之间的竞争不单是单个企业、单个产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产业群之间的竞争。创造产业群成长的环境，培育和扶植产业群，已经成为区域发展战略的基础。目前，中部地区仅有少量产业占全国的份额高于中部
GDP 占全国 GDP 的比重，高于其人口占全国份额的产业就更少了。这说明中部具有全国级竞争优势的产业严重不足。因此，围绕主导产业，培育具有国家级甚至全球级竞争优势的产业群，是中部崛起的基础和方向。这就是说，应当实施产业群导向的中部崛起战略。

根据笔者的观察和研究，中部地区应以培育农业产业群、农业机械及生产资料工业产业群、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群、能源产业群、冶金产业群、汽车产业群、高技术产业群、旅游产业群、物流产业群、商务服务和金融产业群为基础和主导，带动整个区域发展。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农业并非被动的剩余劳动力池，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包括要素贡献、产品贡献和市场贡献，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已为国际经济发展理论和经验证明。因此，作为拥有
2.7
亿农村人口的中部地区，必须转变部分地区、部分干部消极对待农业的态度，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农业在工业化和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把培育和扶植专业化、规模化、区域化的现代化农业产业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主导力量之一。

美国哈佛大学迈克 .
波特曾对世界上诸多工业国家在全球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某个产业具有全球竞争优势，是因为所处国家或区域环境特别有利于这个产业发展，其中又以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及企业战略、组织结构及竞争程度四个方面最为重要，即所谓“菱形架构”。因此，培育和扶植产业群关键在于优化环境，丰富和传递“菱形架构”的力量。波特理论来自于对工业国家的经验研究。由于在工业国家，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健全，宏观结构趋于稳定，这使得波特理论忽视了微观基础和宏观结构在产业竞争优势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后两者对发展中及转型中国家和地区特别重要。我国中部地区是一个发展中的、转型中的区域，培育和扶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群，应当从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着手，即：第一，积极、稳妥推进企业改制、改造和改革，塑造机制灵活、充满活力的现代企业。这是中部地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群的微观基础。第二，丰富和传递“菱形架构”的力量。第三，引导和优化宏观空间结构。

在这里，笔者想强调以下三点：
鼓励本地大学、研究机构研究和培养与产业群相关的技术和人才。中部地区拥有众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其中武汉堪称中国第三大科教中心。在经济发展对知识创新日益依赖的时代，鼓励和促进这些本地大学、研究机构研究和培养与中部产业群相关的技术和人才，是培育具有全国和全球竞争力产业的十分重要的途径。为此，一方面，应借鉴国内外经验，通过鼓励科学园、技术园、孵化器
(BIC)
、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委托研究、大学工业关系计划以及地区研究开发计划，促进产学研区域创新网络的发展；另一方面，应通过联合培养、委托培养、订单培养，直至学科专业结构与布局的调整，推动大学人才培养的本地化，鼓励各类产业大学培养适合当地产业群发展需要的人才。

实施大都市圈化战略，即优先发展市区人口在 50
万以上的中心城市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周围地区。这是因为，大都市圈更有利于专业化厂商、专业化生产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可以更好地利用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创新，更有利于专门化的有效率的各类基础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总之，大都市圈化有利于建立最有效的支撑产业群成长的区域空间结构。正是由于这样的好处，美国
1920 年就进入大都市圈优先发展， 1940 年则进一步跨入大型大都市圈优先发展，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还先后形成了东北部大西洋沿岸、中西部五大湖地区和太平洋沿岸三个巨大城市带。我国及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已接近 1920
年美国的城市化水平，同时高速公路网以及快速铁路网正在迅速形成，加之政府积极推动城乡协调、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及中部区域发展已开始进入大都市圈化时代。中部崛起应抓住机遇，以市区
50 万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为中心，促进一批初级大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促进武汉、郑州 - 洛阳 - 开封、芜湖 - 合肥 - 安庆、长沙 - 株洲
- 湘潭、南昌 - 九江 - 景德镇、常德 - 荆州 - 宜昌等几大联合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从而促进长江中游巨大城市带的崛起。
一体化与区域化相结合。一方面，要积极呼应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地区、山东半岛拓展腹地和结构升级的战略需求，实现基础设施、生产链、市场和区域治理体制与它们的对接和融合；另一方面，内部各个省市之间也应努力加强合作，积极推进基础设施、生产链、市场和区域治理体制的一体化，以实现优势互补，发挥整体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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