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山史话（七）：宝山与宝南局

  宝南局即湖南铸钱局。清康熙七年(公1668)，驻长沙偏沅巡抚周召南经奏准自铸制钱，建立湖南长沙府局，设炉20座，开铸重l钱4分的“康熙通宝”，背面铸有满、汉文“南”字标志。雍正八年(1730)，湖南巡抚赵宏恩又奏准开铸“雍正通宝”，开炉5座，收黄铜器皿作原料，按铜铅各半配料，时称“黄钱”，背面用“宝南”二字作标志，钱局始称“宝南局”。

宝南局，在长沙小吴门内(今湘江宾馆)，据清光绪《湖南通志》载:　“南宝南钱局在长沙小吴门内，坐北向南，周以墙垣。始建房屋二十八间，后因添炉增建头门三间，内巡役房三间，管理宝南局务。”

设立宝南局主要原因是湖南矿产资源丰富，而湖南有色金属重点是在湘南郴桂二州，尤以桂阳宝山为最。康熙十九年(1680)户部“复准衡、永等府属产铜、铁、锡、铅处，招民开采输税。”雍正八年开铸，系委岳常道监理，衡州同知董理。（当时桂阳州属衡州府）。雍正、乾隆时期，桂阳州矿产丰富，宝山矿曾作为铸钱主料。

宝南局铸钱停停铸铸，铸铸停停，与桂阳宝山出铜有很大的关系。雍正十一年，改由产铜地的云南铸钱。而对盛产铅、银的湖南郴州、桂阳，每年抽税铅五、六万斤，附搭在经营铅银的商人身上。乾隆十三年，云南铜用完，桂阳产铜渐旺，铜色较高，仍照原例由桂阳输铜。“乾隆十九年，奏准添炉五座，共十座。每铸铜、铅、锡百斤，内用郴、桂铜五十斤，所需价银，动支地丁银两，于郴桂两矿所产铜铅内收买供铸。”因桂阳铜含铅较多，所铸之钱呈黑色，影响外观，二来是铸钱时由于铅比重大坠沉模底，铸出来的钱成色不足。于是停了下来。后来桂阳发现白铅，于是加入白铅改变颜色，改进工艺增加成色，又盛行了十几年。

嘉庆九年，桂阳峒老山空，白铅不敷鼓铸，在于黔省运赴汉口销售白铅内，按年委员采买十五万斤余，以桂阳办获白铅供铸。

宝南局于道光元年(1821)，咨准裁减五炉，岁额仍应鼓铸三十六卯，每岁只需正耗铜铅三十九万二千四百斤，内用桂阳州铜四万四千零四十八斤，滇省高铜十一万二千斤、低铜四万八千斤，桂阳州白铅五万八千三百五十二斤，赴汉镇采买白铅十三万斤。

道光十八年，因南省钱价过贱，各营兵饷兵情不愿搭放钱文，奏准将宝南局暂行停铸。咸丰三年(1853)，部议推广铸造大钱，酌定分两，用铜锡铅，分成配铸。钱面文用“咸丰元宝”字样，背用局名清文，及“当千”、“当五百”、“当百”汉字，分铸紫黄色二项，工银稍为加增，令其碹边挫磨之后，加以水磨，务使纹痕俱净，光润如镜。已将局存桂阳铜，遵照部文配用铅锡，先行试铸当十、当五十、当百三项大钱，行之民间，现尚称便。又奏准局存桂铜，及桂阳州解到铜斤，不敷应用，现值堵剿逆匪 (指太平天国军)军饷支绌，实难筹款采办滇铜。

同治元年(1862)七月十八日，湖广总督官文上奏《请规复制钱》，湖南宝南局在停铸数年之后，重新开炉，鼓铸了少量“同治通宝”制钱。光绪年间，湖南宝南局仍依同治旧制，鼓铸“光绪通宝”制钱，但因钱价过低，鼓铸失本，铸量甚少，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设湖南铜元局开铸铜元后，停止铸造制钱，此后未铸宣统钱。

湖南宝南局于雍正八年(1730)开炉，至光绪二十八年停铸，断断续续铸钱172年，历经帝王七代。宝南局所需铜铅大多仰仗于桂阳宝山。现存世的宝南钱币，由少至多的排列次序是:雍正、道光、同治、光绪、咸丰、嘉庆、乾隆。这些以宝山铜为原料的钱币见证了一段历史，为促进湖南的地方财政、军需民用及商品交换，作出过重要贡献。难怪一些钱币专家听到桂阳也有一条“宝蓝（南）路”时，不禁对桂阳的厚重文化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