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行政改革和法治建设 ——“行政改革与法治”国际学术研讨会_
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法国行政管理学会、中国政法大学和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联合召开的中法“行政改革与法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中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围绕“政府制度创新”、“危机管理”、“行政改革的国际比较”、“行政改革的法律保障”等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建立服务型政府理念
服务作为政府的职能由来已久，但服务型政府的提法却是新近的事情。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浪潮的推动下，世界各国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行政改革，目标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服务型政府在一些国家已初露端倪。近年来，服务型政府的观念也影响着中国的行政改革。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俊生认为，服务型政府是一种崭新的政府模式，它建立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先进的服务理念基础之上，这些服务理念包括：（1）泛公民本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在于使更广泛意义上的公民满意，而非仅仅使法律意义上公民的满意；（2）个性化公共服务：政府为公民提供个性化的公共服务是天经地义的，而非仅仅提供标准化公共服务；（3）公共权力共享：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使公域与私域的界限在融合，导致存在于公域的权力为政府与社会所共享，而非由政府独享；（4）公共利益共商：公共利益是公民与政府共商形成的社会价值观，而非单由政府官员判定；（5）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政府职能：协调各方利益，维护共识规则，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非仅追求经济利益；（6）全方位的责任途径：政府官员受公共利益、法律和政治规范、职业标准、社会价值观的约束，而非仅受规范的制约；（7）双重公共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并重，摒弃单一的工具理性；（8）公共人假设：公共人受公共利益和公共伦理的驱使，期望对社会做出贡献，而非只是自利至上的经济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石亚军认为，构建以顾客社会为追求的服务型政府，就是要建立健全具有民主性、授能性、透明性、包容性、回应性、开放性、便捷性的政府制度体系。他提出，整合公共行政价值，要立足于政府本质的法律地位，以公共精神为指引，以公共价值为追求，以公共利益为旨归，在企业与政府职能的视界融合中，与行政价值取向的境界整合中，市场与公共精神导向的偶合中力求实现公共行政模式和结构与企业管理理念和技术的同频共振。
行政改革的法律保障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认为，行政许可法作为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法律，将有限、透明、守信、服务以及责任等理念融入法律制度之中，指导和保障着当前的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行政许可法向有限政府迈进一大步。行政许可法将行政许可的设定权严格限制在法律、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以上，剥夺了部门规章和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设定权，有力地遏止行政权力扩张的趋势。
行政许可法是建设透明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许可法明确要求，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原则。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条件、程序、期限等必须公开，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许可的依据，而且申请人有权要求行政机关提供相关的资料。行政许可法努力打造守信政府。
行政许可法首次肯定了行政许可领域的合法信赖保护原则。行政机关作出许可行为后，不得擅自改变和废止已经依法生效的行政许可。如果相关的法律法规修改、废止或者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必须撤销或废止某一许可行为时，行政机关必须对老百姓受到的损失给予补偿。
行政许可法追求高效、服务政府。行政许可法规定法定许可机关是实施许可行为的唯一主体，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许可行为。
行政许可法贯穿了责任政府的理念。行政许可法的重要贡献就是用法律的形式将许可的责任属性固定下来，规定对于当事人的申请，行政许可机关不仅有依法受理和审查的责任，而且对于违法实施的许可行为还负有国家赔偿的责任。
全球性问题与危机应对机制
全球性问题主要包括：战争与和平、南北关系、国际新秩序、生态失衡与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爆炸、粮食危机与全球贫困、海洋利用与宇宙开发、人权、民族主义、恐怖主义、难民、毒品、艾滋病、精神迷乱与道德失落，既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也因此面临着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共同挑战。
为了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加强了政府危机管理机制的建设。很多国家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一旦发生危机，马上成立危机处理委员会或相应的临时机构，还有一些国家在中央政府一级成立了处理危机的常设机构，并赋予这些机构特定的权力和资源。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长敏认为，现有的国家职能部门和危机处理机制还不足以应对可能来自多方面地危机。而且，仅仅建立单一的危机应对机制是远远不够的，面对可能来自多方位的、综合性的危机，需要一个健全的危机处理组织系统和一整套完整的法律规范。
刘长敏还提出，以军事安全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安全观点需要调整和更新，要制定综合性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把防治重大灾害、大规模武器扩散、非法移民、食品安全等危机统统纳入国家安全管理的总体框架之中，及早推出适应时代和形势变化的中国“大安全”战略。
法制日报·谢庆 何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