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篇 社会主义实践历史揭密(之一)_社工论文
上 篇 社会主义实践揭密
一 一个从未有人想到的奇怪问题：马、恩为什么没有创造社会主义本身？お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毕生精力创建社会主义理论已家喻户晓。但他们也曾历经无产阶级“普遍激动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1页），积极地参加工人运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并亲自持枪参与武装斗争，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却鲜为人知。
1847年，马、恩加入和创建了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恩格斯拟定了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党章，并在第一条明确提出：“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同年底，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产生由他们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他们在《宣言》里表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出现了一派喜人的形势，以工人为首的人民武装起义不断发生。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侨居巴黎。受同盟的全权委托，马克思在巴黎建立了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马、恩随即着手准备回国投入战斗。以伯恩施太得为首的一部分同时寓居巴黎的德国社会主义者，错误地认为德国已经面临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在巴黎募集了很多德国工人和流亡者，组织了义勇军团，企图用武装进攻的办法，把革命从法国输入到德国。
在充满战斗硝烟的德国，资本主义已经形成70万产业工人队伍，共产主义者同盟也在德国国内建立了30多个小组和支部，存在着很多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利条件。马、恩非常想在一个国家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揭开序幕。但他们清醒地看到，德国当时的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各分散的封建王国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消灭封建专制制度，实现德国的统一，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才是当时德国革命的任务。德国无产阶级虽然积极地参加了武装起义等革命活动，但大部分还是手工业者，思想上受小资产阶级影响较深，很多人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它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还没有达到一个领导阶级的水平，没有成长为一个先进阶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并不成熟。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依据《共产党宣言》制订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作为德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行动纲领，决定同盟只作为民主派左翼的身份出现，采取联合民主派的策略，发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道，为建立统一的德国，实现民主主义的革命路线而斗争。他们组织了德国工人俱乐部，说服和团结了跟伯恩施太得过激错误路线走的400多群众，带着《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等传单，分批秘密返回德国，有力地促进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伯恩施太得的“义勇军团”，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没有听从马、恩的劝阻，在开到德国边境时遭到了反动派的围捕和屠杀，使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
回国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民主派机关报名义创办了《新莱茵报》，对大革命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宣传。在整个革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光以《新莱茵报》为思想阵地和舆论武器，支持和推动德国革命，他们还在编辑室里准备了8支步枪和250发子弹，把编辑部当成了一个战斗的街垒，随时准备出枪，和工人们一道，与科伦的反动军队肉搏。 1849年，德国发生了维护帝国宪法武装起义，工人阶级走在了斗争最前列。马、恩试图通过起义来影响人民，扩大革命势力，然后因势利导，把革命推向新的阶段。他们积极投入起义。青年时期在军营受训，非常热爱和认真钻研过军事，并发表过军事专著的恩格斯，亲自为起义拟订了详尽。他把巴登区的起义列为具有首要战略意义的第一区，因为它可以直捣全德国民议会的所在地法兰克福；他把起义的第二区设在工人众多的莱茵省，以依靠无产阶级推动全德革命；他把第三区设在爱北斐特。5月11日，恩格斯随革命工人队伍一起来到前线，视察城内全部街垒和炮兵，亲自领导防御工事的构筑，并决定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恩格斯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他巨大的社会号召力，使资产阶级感到极大的恐慌。他们害怕起义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于是阴谋策划逮捕恩格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安全委员会，在资产阶级压力下，被迫通过决议，要恩格斯离开起义区。工人们极大愤慨，要求恩格斯留下，并发誓用生命来保卫他。恩格斯为了避免阵营的分裂毅然离开，临时去了普法尔茨，加入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奥古斯特.维利希的志愿军团，作为维利希上校的副官投入了起义战斗。恩格斯参加了两次战斗，一直坚持到起义失败随部队撤退到瑞士。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到晚年，没有再参与工人暴动和起义有关的斗争活动，并对条件不具备就企图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实施社会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和主张放弃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将革命的领导权让位于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如果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列宁和斯大林两个搭档进行一个不恰当比较，我们敢说前者理论思想水平和领导才能绝对不在后者之下。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的恩格斯甚至已经参加和组织了工人武装起义……但是，如此优秀的前者为什么没能创造出社会主义?
原因其实很简单，还是他们自己在分析空想社会主义所说的那段话──他们异常地清楚他们所处的社会也同样没有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8页）。
二 一个被大多数人忽视了论述：布朗基与巴黎公社政权为什么得而复失？お
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共产主义先驱，大马克思13岁。父亲是拿破仑时代的革命家。受父亲影响，16岁开始投身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他秉承法国共产主义先驱格拉古.巴贝夫主张，依靠少数无产阶级精英，以密谋方式，多次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76年的生命中，六次入狱，33年在狱中度过。他领导的团体是巴黎公社起义的主要组织，1871年以后改名为“革命公社”。后改名为革命社会党，由巴黎公社著名领导者爱德华.瓦扬领导，19今年并入法国社会主义统一组织社会主义联合党。作为职业革命家，他把一生都贡献给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一生行动多于著述，其思想史称布朗基主义。后来人们把布朗基主义当成了盲动、冒险和机会主义的别称。
1839年5月，一支约600人的队伍，在他的带领下，在巴黎举行了暴动，攻占了城内枪炮厂，得到了一些武器，然后进攻警察总署。他们以为枪炮声一响，四周大批工人就会群起响应。可是竟没有一个人来援助。政府很快调动了足够的兵力把他们打败。布朗基不久被抓，判死刑，后减处无期，被解往蒙特－圣－米歇尔岛要塞监狱。1844年健康恶化被转移到图尔监狱医院。医生宣布他生命危在旦夕，因而获赦免。但他拒绝接受。1847年他42岁时，才得以离开图尔成为一个自由人，到布洛阿养病。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布朗基赶往巴黎，恢复了工人中的领袖地位。一些人要求再举行一次起义，饱受磨难的布朗基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即使攻占了巴黎，也会被外省击败。他已经开始反省自己，认识到共产主义革命只能分阶段走，在人民接受了真正的共和主义思想并为共产主义作好了思想准备的时候，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他改变策略，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采取了既斗争又支持的态度。可是，6月份，一些盲动主义的工人，自发地发动了起义，打乱了他的战略部署，这就是有名的巴黎六月起义。起义理所当然以失败告终。11000多人被屠杀，25000多人被监禁、流放和服苦役。布朗基也遭逮捕，又判10年徒刑。
1870年10月，这是布朗基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他与另一个战友路朗斯，率部与一部分巴黎国民自卫军一起，联合推翻了政府，宣布建立了工人的新政府。这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先于巴黎公社之前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光辉的事件，一是由于它存活的时间太短，二是由于后来人们对布朗基误会太多而没有得到应有评价。布朗基宣布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还没有喘过气来，旧政府又重新集结了力量，打败了布朗基。布朗基在外省被捕，被判处死刑。
第二年，布朗基等人领导的共产主义团体举行了举世闻名的巴黎公社起义。公社向梯也尔提出以巴黎大主教和其它俘虏交换自己被囚禁的领袖，遭梯也尔拒绝。
公社失败后，梯也尔政府于第二年仍判布朗基无期徒刑。布朗基一直在监狱里呆到1879年。这一年，波尔多共和主义者推选狱中的布朗基担任下院议员。他没有得到承认，但却因此而得以出狱。出狱后他在巴黎开展革命宣传工作，1881年，积劳成疾的布朗基，在一次集会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次演说后病逝。
对布朗基一生武装斗争生涯进行，我们可以得出：布朗基主义的失败，其本质并不是盲动、冒险和机会主义的结果。与我们下面要分析的巴黎公社的失败一样，是不懂时代的前进首先是物质和经济进步的结果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它所关注的，仍然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的形式，他们错误地以为只要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无产阶级就胜利了，共产主义就到来了。
列宁1918年在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自豪地宣布:苏维埃是最高国家类型，是巴黎公社的直接继续。列宁的话，在当时的确不愧为一个胜利的号角。但是，在苏联已经失败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沉痛地说，苏联现在的确是巴黎公社的直接继续，但它不是胜利的继续，而是失败的继续。
在过去谈巴黎公社的失败时，总是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的它那个明显的错误：没有及时向凡尔赛进攻，没有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
巴黎公社没有及时向凡尔赛进攻，彻底消灭反动势力，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从一场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上进行的。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更深层次的一个失败原因，即当时法国的进程上也就是它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还没有为公社的存在创造出充分的物质条件：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把环境和人完全改变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9页）
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则提纲挈领地揭示了不成熟的法国社会经济下涌现出来的巴黎公社的成员特别是领导人员的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状况，以及他们对革命失败的直接影响：
法国从1789年起的经济发展和发展使巴黎在最近50年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那里爆发的每一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某种无产阶级的性质，就是说，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是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或多或少是含糊不清的，甚至是混乱的，这与巴黎工人每次达到的发展程度有关；
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派（实际上就是布朗基余部。本文作者注），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里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落后的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本文作者注）的信徒。那时，绝大多数的布朗基主义者不过凭着无产阶级的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少数人通过熟悉德国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值得称道还是不值得称道的方面，道德要由蒲鲁东派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应由布朗基派负责。
蒲鲁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指工人有组织的联合大生产。本文作者注）简直是切齿痛恨的。他说：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根本是无益的，甚至有害，因为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与它相反，竞争、分工、私有财产才是经济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4年中文版第3卷第3-10页）
公社在很多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幼稚和无知的确令人啼笑皆非。一方面公社做出了一副似乎要控制银行的架式（但它派出的驻银行代表贝雷却又是一个工厂主出身并同凡尔赛政府有联系的蒲鲁东主义者）；另一方面，在公社存在的两个多月期间，银行账面上仅基金就有30亿法郎。公社只接受了银行提供给的1600万法郎借款，而银行提供给凡尔赛政府的竞达2.058亿法郎。公社守着金饭碗没有饭吃，以致拿不出钱给普鲁士俾斯麦政府作普法战争的战争赔款，以换取对郊区炮台的战略占领，使凡尔赛政权得到了进攻巴黎有利的条件。一方面，就象布朗基1839年攻打巴黎警察总署时所期望的枪一响周围工人群众就会赶来支持的那样，公社以为自己的起义一定会得到农民的支持，在凡尔赛的严密封锁中，他们极其聪明地用汽球将十万份《告农民书》飘送出巴黎。他们想得到城外农民群众的支持。可惜他们全都太幼稚了，别说这十万份《告农民书》不会象长了眼睛一样全部都飘到每个农民手上，就是飘到了，这些农民是不是都认识传单上的文字？即使认识，又是不是都能接受传单上的思想?即使能够接受传单上的思想，又有谁来马上组织这些分散的农民大军，冲进巴黎城来支援和解救公社呢?再一方面，公社在没有经费和各种物资供应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却错误地仍然维持了人民群众原有的沉重税收负担，因此而失去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物质──人民群众的支持。恩格斯分析得很透彻：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是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所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人员的思想认识水平的低下所造成，其中只有很少一些人，“比较清楚地了解”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绝大部分人没有认识到物质和经济在小到一场战斗大到一个社会的管理中的决定性作用，致使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换言之，也就是用来构筑法国社会主义殿堂最基本的社会物质无产阶级还不成熟。而这种状况，又是由当时法国社会物质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所造成。也就是法国还没有具备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
因此，对马克思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65页）这句话，不仅仅从对旧国家政权的利用这一个层面上，即从它的字面意义上去理解，还要从更深层次或者说是更实在的意义上，从社会的经济和物质的条件上去理解。公社社员们认识和重视的是思想的武器和思想的解放，却没有认识到能使工人阶级得到真正解放是物质的武器和物质的解放。
三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原因逻辑推理お
继巴黎公社之后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一个以磅薄气势横跨欧亚两大洲，面积224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上有人居住的陆地1/6，从地球北纬35度-77度，南北5000公里，从东经19度－西经169度，东西绵亘10000余公里，当与美国阿拉斯加隔岸相望的楚科奇半岛为凌晨5点时，首都莫斯科还是头一天的傍晚7点，东西时差11个小时，每年从东到西要迎接11次新年来临的世界上版图最大国家。
第一个设计和建成原子能发电站的国家
第一个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和载人宇宙飞船的国家
斯大林----丘吉尔、戴高乐、罗福斯
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尼克松 勃列日涅夫----尼克松
戈尔巴乔夫----里根、布什
华约----北约
经互会----欧经会
……
几十年来世界东西方对抗的一方盟主，唯一能和美国争霸、唯一能与美国抗衡、兵对兵，将对将，压得美国一直喘不过气来，在很多时候都令美国和盟国节节后退的超级大国。
一个自称为世界上最优越、具有能克服自身缺点不断前进、永远也不会失败、而世界上任何人也都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具有伟大资格的国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这么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失败了。在上闪耀了整整74年的那颗红星，象一个悲壮的天体，从太空陨落。
苏联的解体与失败引起了世界强烈的震撼
“8·19”事件当天，国际证券市场强烈震荡，投资者急忙大量抛出股票，道-琼斯指数一下下跌30.41，之后不久，又紧接着下跌65.07。英国首相梅杰发表电视讲话，要求股民保持镇静；正在休假的美国布什总统来不及赶回华盛顿，就在缅因州的别墅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中断对苏联经济援助，呼吁东欧保持平静。中国的新闻传媒却表现了异常的平静，没有表示出任何上的倾向，电视台报纸只作有限的纯客观报道。但实际上，中国的震惊是在内心深处……!!
“苏联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失败吗？
“苏联人”不愿说，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不愿说自己失败，失败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思维和方法上的错误。而为错误的思维方法所制约，就不能认识自己的失败。而对自己几十年的东西所产生的感情，又使他们更难于启齿说出那两个字。
有一个人，一个地地道道的苏联人，在70年前坦诚宣告：
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
这人不是别人，而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第一个尝试者、我们无比崇敬的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这是他生命的最后呼喊。
可是，他的声音被当年人们狂热的“乌拉”吞没。然后，几十年地被当代社会主义者们形而上学地抛弃。在几十年里，为苏联社会主义短暂的甚至是泡沫的成就所迷惑，为极左路线所威慑，没人敢朗读这句话，没人敢咀嚼这句话，没人敢玩味这句话，没人敢思考这句话。就是今天，我把这句话写在这里，也许有很多人还会以为我在搞炒作，是从新近开放和解密的原苏联档案里弄到的东西。其实它白纸黑字，就在几十年前由苏共中央出版的《列宁全集》第33卷第70页，几十年被人们视若而无睹。
英年早逝，列宁不能制止苏联的失败进程。但他的呼喊，却是一组留给我们的可以破译整个苏联失败的基因密码。
(一) 是内因还是外因？
──兼批尼克松“和平演变”论お
苏联的失败也不能逃过这两个原因，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
前面已述，苏维埃共和国，曾遭到英、法、日、美、德等协约国四面八方的进攻和武装干涉以及希特勒闪电式大规模进攻，外部武力没有打倒苏联。
有人马上会脱口而出苏联的失败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不战而胜的结果。
“和平演变”论经不起推敲。
所谓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都是冷战时期人们的一种主观构想，首先是尼克松突发奇想，想要在和平环境下，以和平的方式，用意识形态的手法，把苏联等共产党国家演变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然后是苏联人针锋相对，要从意识形态领域反掉尼克松的“阴谋”。其实，这都是一种违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唯心主义说法。
苏联的失败的确有着外部客观原因的深刻影响，但首先它不是主要原因，其次它主要也不是来自尼克松的“和平演变”计划。它的外部的客观原因，是尼克松们自己根本想象不到的秘密武器，这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自身的完善与飞速发展，成为了苏联的参照物，使经济不能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每况愈下的苏联相形见绌。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市场的限制和排斥，又使苏联经济无法参与国际经济的循环，竞争与交流，而在与资本主义的优胜劣汰的经济游戏中淘汰出局。
我们从一个影响苏联的外部原因苏美军备竞赛中就可以看清这个问题。
苏联与美国在几十年的冷战中，为了彼此制约对方，进行了马拉松式军备竞赛。苏联在长时间里与美国进行的军备竞赛中耗费了巨大的国力。据80年代叛逃西方的苏联核学家萨哈罗夫的透露和西文情报部门的估计，80年代以前，苏联每年的国防和军备预算都超过了美国。军费在高峰年代达1000多个亿美元、占世界所有国家军费的1/3。苏联军队经常维持在3-5百万左右、陆军3百万左右、海军几十万、空军几十万、战略火箭军几十万、国土防空军几十万、边防以及内卫部队几十万、总部以及军事院校几十万。是美国的两倍。坦克四万多辆。生产能力是美国的六倍。飞机一万多架。有变翼米格和具洲际飞行能力的超音速轰炸机。军舰近千艘。70年代是美国的四倍。1979年在黑海试航的第三艘航空母舰，排水量才为37000吨，携有35架垂直短距起降机。80年代的第五艘大甲板核动力航空母舰排水量已达50000吨级。核弹头二千多枚，70年代末超过美国的一倍多。苏联具有如此明显的优势。但是，对抗的结果为什么不是美国失败而偏偏是苏联失败呢？苏联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比美国“棋差一着”而“失衡”了呢？
在这些露出在海平面的冰尖下面，隐
藏着一个对比悬殊的冰山：苏联的军费开支大于美国，但苏联在上最高年份的国民收入仅只有美国正常年份的64％。美国的冰山是一个正常的稳稳当当的底边在下的三角形冰山，而苏联却是一个把底边硬举到上面的貌似强大的倒三角形冰山。
到这里，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赞同作者这句大实话：苏联的失败是因为美国比苏联有钱！
没有钱就是贫穷。
于是，我们探到了问题的底部：是苏联自身的贫穷导致了苏联的失败。苏联的失败是基于苏联物质上的原因。
客观事物的发展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我们不能忘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内因和外因的辩证法：无可否认，外部客观条件在一些场合会上升为主要矛盾，温度也许会把鸡蛋变为臭蛋。但在不是这种情况的状况下，正如毛泽东在他的名著《矛盾论》中的那个生动比方所说：“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2页），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依据。
我们并不怀疑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有过一系列“和平演变”的主观和实际行动。苏联的解体，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作用的结果。但从事实上看，美国至今没有公布出一个它对苏联“和平演变”的时刻表和日程表。甚至有报道，美国在苏联事变时态度并不明朗，他们首先还是想帮助戈尔巴乔夫，只是在最后一刻才支持了叶利钦。这说明就连美国对苏联的变化也是无所措手足，苏联的变化并不在他们的意料和掌握之中。更可以有力地说明这个问题的是，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国家并没有变成美国的某某州而与美国政府休戚与共，经济上也没有与西方经济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接轨融合成为一体而繁荣发展，甚至在的和经济上恩恩怨怨产生出一些新的矛盾出来。北约轰炸南联盟，伊拉克战事，俄罗斯与美国态度时见对抗。事实表明：苏联并不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解体后的俄罗斯与美国并没有坐到一条船上，它们仍是在文化意识上和经济利益上相互独立互相争斗的两个国家，说穿了，它们不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俄罗斯并不买美国的帐。纵观苏联发展的，作为能与西方硬力抗衡的苏联，完全掌握着自身发展前进的“制空权”，并成功地营造了它自身发展的适宜“温度”，可以说没有人能从外部硬性地干涉它的发展。在内、外原因的比较上，苏联的成败，其根本的因素应该是苏联自身的变化。
(二)内因中的主要方面
上面我们从内外原因上分析了苏联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内部而不是在外部。那么，在内部矛盾的诸多原因上，哪个又是主要原因？
延续74年，左右全世界整整一个世纪的和经济的发展格局的苏联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繁杂纷纭的社会系统工程。在苏联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矛盾和问题的主要方面又各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即便是随便检起一个问题来进行研究，它都将是一个自成一统的体系，我们都可以组成一个又一个的专门研究班子，写出一本又一本专著。可以这么说，苏联问题和苏联现象，将是以后几代学人都研究不完的课题。它有做不完的结论等待着学家去作遥远的心血之旅。
但是，用马克思主义次要矛盾屈从于主要矛盾的方法去芜存真，我们就可以从复杂纷纭的诸多问题中，从它们的之间的从属关系上，找出它们的主要原因来。
从内部原因上分析，人们首先会第一个想到戈尔巴乔夫，以为是戈氏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使苏联走上了土崩瓦解的道路。
无可否认，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责。如果他毫不放松地坚持共产党领导，又象中国一样逐步地地开展各项改革开放，苏联是不会垮的。但是，苏联到了戈氏时代，已经是几代人所做出来的“拼盘”，成也不是戈尔巴乔夫。败也不是戈尔巴乔夫。怪罪戈氏，不尽合理。苏联象是一支从列宁时代发射出的火箭，一经点火，人们就只能坐在上面任它运行，斯大林又点燃了最后一级推进器，使它脱离了“地球”的引力，雄心勃勃的赫鲁晓夫不能根本改变它，老当益壮的勃列日涅夫也不能改变它，我们又怎么能怪已经是坐在“强弩之末”，已经没有了燃料的火箭头上的戈尔巴乔夫呢？如果苏联这枚火箭还有燃料，它还能嗤啦啦地冒烟，举国一片兴旺发达，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放弃共产党领导说到底还是苏联本身的问题，而不是戈尔巴乔夫的问题。
有人把罪责推到叶利钦身上，以为是叶氏背叛了共产党，进行了阴谋策划，迫使戈氏下台，将苏联推入了罪恶的资本主义。
一如我们对戈氏的分析，苏联这枚火箭还有燃料，它还能嗤啦啦地冒烟，举国一片兴旺发达，首先是不会出现叶利钦的阴谋，然后是阴谋之后叶利钦也不会背叛共产党，放弃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
也有人会回溯到的黄页上，历数从苏联建国以来的各种失误：斯大林肃反、个人迷信、民族政策的错误，社会生产门类结构安排上的失衡，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勃列日涅夫社会沙文主义，苏联社会的腐败……
在我们翻来复去地炒作这些仓库里的陈谷子烂糠时，我们不禁想起了中国那个瞎子摸象的寓言：一群瞎子闹哄哄地在摸象，有的摸到了大象的腿，就肯定地说大象是一个柱子一样圆圆的东西；有的摸到了大象的身子，反驳说大象象一堵墙。而我们则拿着放大镜，在苏联这头大象身上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寻找，找到了斯大林肃反、个人迷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等等这样一个又一个的“虱子”，我们把这些“虱子”摆到纸面上陈列了起来，向人们断言：看，就是它们咬死了大象！
当然，我们不能说“虱子”咬象不是一种客观真实的事实。它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物的客观真实情况。但是，原因是有大有小。有一个可以肯定的基本常识是：虱子咬不死大象。就象虱子之于大象，如果苏联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正如日中升，斯大林等人的错误是害不死它的。首先是因为它具有克服自身缺点不断前进的优越性；其次是这么强大和美好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作为掌管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的人，作为接受过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叶利钦们，将比一般人更爱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更不会邪念横生。
我们甚至以为，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直到戈尔巴乔夫，甚至包括列宁在内的苏联领导人，他们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特别是斯大林，一些极端人士咒骂他，全盘否认他，不符合辩证法。老实讲，任何一个国家的领袖，不管他信仰如何，品德如何，智力如何，在众望所归的气氛之中，总会为一种责任感正义感所驱使，他总是想把他的国家搞好，让他的臣民过得更好。而对于曾作为希特勒的主要对手的斯大林，对于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总理丘吉尔、法国总统戴高乐等盟国领导的朋友，对于战胜了希特勒德国进攻的苏联统帅斯大林，对于一个也曾把和平与幸福给予了世界上很多人的人，对于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优点和可取之处不就更多了？我们不应该怀疑、动摇和否定他们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地位，以及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不应该怀疑他们对人民的一片忠心赤胆。他们为了苏联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胜利费尽了心机绞尽了脑汁。……至少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心是善良的。斯大林其实也懂得抓经济发展，曾提出“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他领导下的苏联在第二个五年时就曾经创造出了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发展速度；赫鲁晓夫执政时，曾经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至少也“活”了74年，如果苏联的领袖们，纯粹是一帮庸君昏主，逆党叛徒，苏联也不会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分庭对抗74年。其实他们的错误，更多的是方法上的错误。他们的错误也不过是大象身上的虱子罢了。
有很多人把苏联16个大多为少数民族的加盟共和国解体理解为苏联的民族政策失误。
从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开始，苏联民族政策的确有诸多失误。但是，民族问题不仅是苏联一个国家才有的问题，它也是令包括美国这样的国家在内世界上很多国家头疼的问题。民族问题对一个国家的解体来说其实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我们从没听说美国印地安人或黑人想从美国分出去或者是想方设法移民到其它地方，解放黑奴的美国南北战争也没有把美国一分为二；但我们知道很多墨西哥人和其它国家民族的人都是冒生命危险越境偷渡到美国甘当非法移民。如果美国不制订移民法，对移民进行严格管制，全世界很多人都会蜂拥而去，那怕是去纽约大街上撂地铺。我们也听说原东德有大批人偷越柏林墙去西德，却没听说有很多西德人冒着被当间谍打死的生命危险翻墙来东德。更没有听说过有美国人从阿拉斯加越海偷渡到楚科奇半鸟投奔苏联社会主义。如果苏联象美国那样繁荣昌盛，丰盈富足，那些弱小的非俄罗斯民族，那些贫穷的共和国会舍得离开苏联这个天堂而独立吗？人民会抛弃戈尔巴乔夫，抛弃共产党吗？原因有主次和从属关系不是已经很明显了：是苏联的贫穷和物质创造上的失败导致了它的失败。
物质决定精神，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三个决定中，生产力又是第一决定因素。
这个第一决定因素中，又有一个决定因素，那就是人的因素。这个人，无疑就是苏联人民。说到底，人民的选择就是生产力的选择，就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选择。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归根结底，是苏联人民选择的结果。
过去我们讲物质只是讲除了人本身在外的人赖以生存的客观物质。从苏联的失败问题上我们也进一步地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的认识。其实人民作为社会的人就是社会最大的、最有决定意义的、最基本的物质。
人民的选择是一种历史条件下的人民的选择。人民是被历史地规定了的人民。而不是我们过去常常超越历史随心所欲地概念化和革命化了的好象什么时候都和共产党站在一起的人民。人民的心声是由历史的肺腑来发出的，是由彼时彼地的的经济和物质的客观条件所限定的。
社会生产门类结构安排上的失衡特别是军工生产的畸形发展的确是苏联物质生产上的错误，但它只是触及了问题的表面，而不是问题的实质。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实质，就是对人民物质生活条件创造的失败。
从1928年斯大林正式宣布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第一个五年，到苏联解体的时候，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发展了63年了。这63年间，发生了很多变化，到后来很多情况已与斯大林时代都不一样了，甚至一些人还对斯大林进行了批判。但过去那些否定和改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的命运。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形式逻辑来推断，苏联失败的症结，就存在于那些还没有被否定和改变而被保留下来的东西上面。而那些没有改变的东西中有一个根本的东西，那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63年，竟发展到了商店里连面包都没有了，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人们对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信心。人民当然不再选择连面包都没有的社会主义。他们需要面包，需要能够给自己提供面包的政府和能够生产丰足面包的社会制度这就是他们的选择。过去他们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是出于这个选择，今天他们抛弃社会主义，也是出于这个选择；他们选择叶利钦，他们并不因为叶利钦长得特别帅，而仅仅只是因为他们希望改变自己的物质存在的条件，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同样道理，再过些年，“叶利钦”们如果还不解决“面包”问题，人民同样会抛弃他。
这里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作为社会主义者，作者为什么在这里起劲地攻击起社会主义制度来了呢？
其实，一点也不难看出，作者论及的只是为苏联历史所限定了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个制度，在作者否定它之前，就已经历史地被否定了。而这历史的否定，不仅仅是因了它的失败。
让我们来追寻一下的踪迹。
四 马、恩曾明确告诫俄国人：不能这样进入社会主义
──兼论有名的卡夫丁峡谷理论お
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浪潮冲击下，俄国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封建统治出现了崩溃迹象。1861年，沙皇被迫发出的农奴解放诏书，其实是俄国封建统治行将结束的公告书。1881年，资产阶级民粹派用炸弹把亚历山大二世炸死。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展开了的积极的革命活动。一些在西欧的流亡者，纷纷在报章上发表文章宣传和讨论俄国革命，并就俄国问题与革命的当然权威马克思和恩格斯交流和请教，俄国革命在西欧理论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俄国早就备加关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异常繁忙中抽出时间，来进行研究和讨论。1875年，恩格斯针对民粹派提出的土地公有的俄国农村封建公社具有天然的共产主义性质，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论调，发表了《流亡者文献》第五篇《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等文章进行驳斥，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断：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渡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条件已经成熟到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只要它显示出能够在农民不再分开而是集体耕作的方式下向前发展：就是说，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然而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4年中文版第3卷第282页）
1881－1882年，马克思在整整两年中，对1861年以来的俄国经济和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记下了近三万字的《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普列汉诺夫创建和领导的俄国共产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成员，著名的女革命活动家查苏利奇，写信求教于马克思，请马克思为俄国革命指明方向。马克思慎重其事，连写三稿，写了《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立场。提出了有名的卡夫丁峡谷理论：
现在我们暂且不谈俄国的遭遇的灾难，只来考察一下它的可能发展。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了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公元前321年第2次萨姆尼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打败了罗马军队，并且强迫他们通过牛轭，这被认为是对战败者的最大羞辱。人们因而常以此语谓受到最大羞辱。原集注。马克思在这里是指西欧那样资本主义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和机器生产的发展时期。本文作者注），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势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获得新的生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451页）
过来我们许多人在谈“卡夫丁峡谷”理论时往往曲解了它，把它作为了经济落后国家可以简单地直接地进入社会主义的论据。而实际上它恰恰相反。马克思在论述中已经指明，要进入社会主义，还必须吸取先进“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这个观点，在第二年，当《共产党宣言》在俄国出版发行的时候，马、恩二人在俄文版序言里对俄国的革命做了进一步的强调。他们告诫俄国人：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是相反，它还需先经历西方的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俄国的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指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本文作者注）发展的起点。
在第二、三国际时代，由于第二国际和苏联社会主义及后来的第三国际各取所需的不当宣传不仅形成了二者本身的错误，而且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两个多数的理论上的混乱。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一个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必须无产阶级占大多数，无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国家在世界上必须占大多数的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捆绑在一起，形而上学地作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备条件，一概反对在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并宣称自己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及后来的第三国际，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十月革命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胜利，当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为经济落后、无产阶级不占大多数的国家(包括单一国家)，在无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国家不占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没有先进国家的生产力作补充情况下建成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宣称自己的理论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其实二者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教条。
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多数的理论，首先是说一个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而不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其次它不反对单一国家进入社会主义。1890年，恩格斯在《致奥.伯尼克》信中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尘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4年中文版第4卷第693页)；然后它不反对甚至热切地期望单一落后国家特别是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1885年，恩格斯在一封给查苏利奇的信中，还准确地预见了俄国革命的爆发点是在彼得堡，而这一点为后来的十月革命所证明：“我所知道的或者我自以为知道的俄国的情况，使我产生如下的想法，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恩格斯指法国革命)。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如果说布朗基主义(幻想通过一个小小的密谋团体的活动来推翻整个社会)曾经有某种存在理由的活，那肯定是在彼得堡。只要火药一点着，只要力量一释放出来，只要人民的能量由位能变为动能(仍然是普列汉诺夫爱用的、而且用得很妙的比喻)，那么，点燃导火线的人们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因为这种爆炸力将比他们强一千倍，它将以经济力和经济阻力为转移尽可能给自己寻找出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0页)。
但它任何时候都强调进入社会主义必须具备先进的物质基础。夺取了政权的单一国家，在革命成功以后，也“将以经济力和经济阻力为转移尽可能给自己寻找出路”。
恩格斯1875年4月《流亡者文献》的第五部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里驳斥俄国民粹主义者特卡乔夫关于保持着俄国村社土地制度的俄国可以直接进入它的高级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论点。他在分析了俄国村社所有制的发展后指出：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能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别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并且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
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可见，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私有者”，但比西欧没有财产的工人“更接近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有生命力的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革命（指特卡乔夫说的俄国只要在三四个地方发动起义，革命就会成功）既然是这样难以置信的容易，那么为什么俄国没有很早就实现了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中文版第2卷第625-627页）
落后的小农的沙俄要进入社会主义，必须要由西方革命为其提供一个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这就是恩格斯的结论!
恩格斯还在《流亡者文献》第五部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里，明确地指出了俄国没有达到进入和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标准，他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4个基本常识，当然也就是相对地提出了俄国进入社会主义还欠缺的４个基本条件：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况。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况，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至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页）
（1）实现变革的无产阶级；
（2）能够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先进水平的资产阶级；
（3）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对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不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衰落；
（4）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社会不出现贫穷和后退。
1893年，恩格斯觉察到了西方革命不可能很快发生，比原来预料的要慢得多，而公社却正在衰败。他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谈了他对俄国公社的忧虑：
如果在西方，我们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中走得更快些，如果我们在10年或者20年以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俄国也许还来得及避开它自己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遗憾的是，我们的进展太慢，……而这期间你们那里的公社却在衰败，我们只希望我们这里向更好的制度的过渡尽快发生，……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4年中文版第4卷第724页)
历史在比恩格斯所忧虑的更加糟糕的情况下进行了，而俄国革命一直到23年以后才真正获得了胜利，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但是，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公社，早已被的车轮辗得七零八落。虽然资本主义还没有高度地发展，但私有制已经大面积地侵蚀了公社，公社更加不适合社会主义的直接发展。恩格斯在写这个著作的时间是1875年。此时资本主义在英国等先进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已经度过了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已经成为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统治力量。而俄国才刚刚废除农奴制14年，资本主义才刚刚开始发展。就是到后来的1917年十月革命，也只有40年的发展时间，而且，这40年，俄国国内也充满了动乱，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增加了不少困难。尽管俄国在19世纪末叶，铁路已经达到53000公里，出现了彼得堡、莫斯科、顿涅茨、克利沃罗格、巴库等机器制造、煤炭、冶金和石油工业城市和工业区，出现了企业家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全部纺纱业和大部印染业已使用机器生产，但这些都无法替代和掩盖俄国的这个基本事实：俄国直到十月革命前几个月，仍然是在封建沙皇的统治之下，资本主义仍然没有成为俄国的统治或支配俄国命运的政治或经济的力量，俄国资产阶级只能依靠沙皇政府的订货和补助金生活，资本主义仍然只是俄国经济的一个小成份，俄国没有出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常有的那种由于采用先进的机器和技术排挤工人排挤剩余劳动力现象。俄国资本主义，还正在无止境地吸纳城市和农村破产的无产者。“沙皇俄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要比其他各国晚。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俄国的工厂很少”。工人并不是为被经济危机抛弃而斗争，只是“宣布罢工。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最初发生的那些罢工，通常只是由于罚款过高、发工资时实行蒙骗、降低计件工资标准引起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7页）资本主义孪生出来的大工厂、矿山、铁路等企业的真正产业工人只有285万，包括农业的雇佣工在内，全国的雇佣工人约1000万，全部无产阶级约2000万左右，只占全国人口20％左右，大部分经济成份仍然是封建农奴制残余下的小农经济。很明显，直到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经济和的发展都没有达到恩格斯提出的四个条件。俄国资本主义还在由世界先进资本主义牵着手蹒跚学步咿呀学语，连政权都不会掌握的时候，无产阶级冷不丁地把它打倒了。斯大林到了50年代都承认：
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8页）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论述，是建立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与熟悉情况的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共同参与分析研究，切合俄国实际做出的论断。虽然他们希望的“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并没有成为现实，但是，他们强调的俄国公社必须具备“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不管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发生和胜利，都必须为苏联所遵守。
但是，斯大林虽然很清楚苏联“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人民也很贫穷，生产力也很落后，但他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建立在“空地”是个违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他以为这样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从而在苏联社会主义“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的情况下，就错误地把苏联直接推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关于这一点，我们将还要在在后面篇幅中予以详细论证。
五 第二国际：坚决反对苏联进入社会主义お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旗手，一直战斗到1895年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逝世，实际上宣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阶段由创始人在世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在社会主义问题甚至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就存在着很多流派和流派之间的斗争。但由于他们的亲自出面，使这些斗争和争论都有一个正确的裁判和结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恩格斯逝世时，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运动无与争锋的主导理论和指导思想。由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拉萨尔作为创始人，成立于1869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主义者的法律“非常法”的迫害下坚持了下来。反社会主义者法被废除后，党成为一个合法存在的政党，参加了政府组织的竞选并获得了占全国四分之一人数选票支持的可喜成功。1891年，在恩格斯亲自审定和帮助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产生，社会民主主义革命，在世纪之交成为了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潮流。苏联共产党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名称来看，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它就是这一潮流的结果，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成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党和样板党，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以及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考茨基成为了那一时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传人。
值得在这里特别提出的是，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考茨基，对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一系列激烈的反对意见。他认为俄国革命只有在同西欧革命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甚至在十月革命获得成功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考茨基仍然断言：
如果硬要把十月革命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那么这个专政和制度只能是一个注定要夭折的“早产儿”。
た即幕《无产阶级专政》54页
苏联存活了74年，不能算是夭折，从这点上讲考茨基的预言并不准确。但从漫长的长河上去衡量，74年，毕竟也不过弹指一挥间，苏联的最终失败，实际上证实了考茨基预言本质意义的正确性。他实际上是给十月革命的实际性质下了一个的结论。苏联理论界硬把十月革命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是错误的。
在列宁组织成立第三国际和在苏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对列宁和苏联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抨击。而第二国际方面的一些批评的确也是很中肯的。比如：
共产国际（指列宁创立的第三国际。本作者注）幻想凭借百战百胜的红军的剌刀就可以实现工人的解放，认为完成世界革命必须进行新的世界战争。它支持亚洲和非洲的革命运动，并且希望依靠这种革命运动，用战争来给予资本主义以致命打击。
（《国际社会党马赛代表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决议》ぁ兜谝还际第二国际资料：第二国际》第375页）
这个批评就正确地指出了苏联社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物质标准，形而上学地以武装夺取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企图以战争来消灭资本主义的错误。
但是应该看到，第二国际方面的很多指责，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在抨击第三国际的确存在的宗派主义的时候，也使用了不能使人服气的错误的宗派主义言词：
克里姆林独裁者中间的旧的理想主义者，不是死了，就是被免职了。现时正在掌舵的那批人，只想从他们原先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参加的工人运动中，利用工人阶级，以求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再也不是解放劳动群众，而只在于加强他们的专制了。不独是俄国工人阶级，而且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他们的炮灰了。在克里姆林统治者眼中，各国工人都应该变成木偶兵，遵照他们的命令前进。
（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考茨基虽然其本意在批评苏联把自己的模式当成金科玉律来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工人和共产党。批评斯大林独裁，迫害不同政见者，这本来是正确的。但他把苏联政权骂成是专制政权，说苏联把工人当炮灰，这些的确已经是很不恰当的了。不管怎么样，苏联毕竟还是工人运动的结果，斯大林也并没有与所有共产党人为敌，不能把他们与沙皇相提并论。
而实际上也正是这种无情的派别斗争，害惨了社会主义者自己。
为什么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多给自己以及自己队伍内的人一些宽容呢？这是因为时代和社会落后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我们之中大都还没有具备无产阶级先锋队大海一样宽阔的胸怀，不能从狭隘的私欲的引力场中变成自由粒子逃逸出来。
六 十月革命前人们一致主张：俄国不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お
俄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领袖，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普列汉诺夫（1856-1918），劳动解放社的主要成员之一，著名的女革命活动家查苏利奇等俄国很多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都极力地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诲，坚持马克思主义物质原理，坚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还比较弱小，俄国农民还没有应有的觉悟，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时过早，俄国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或是西方革命成功，对俄国进行先进生产力的补充，等待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成熟以后，才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前极力反对把俄国的革命定性为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俄国的无产阶级也没有成长和成熟为一个能够掌握政权的阶级。
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意味着把工人阶级“推上最大的灾难的道路”。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462－466页） 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异曲同工，互相辩证补充：
在理论上，这种想法是忘记了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会发展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的梦呓之谈的。
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是一般说来还是单就俄国说来，都是已经十分详细地证明了，并且反复说明了的，而根据这些原理就应当得出下面的结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地方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如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41页）
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从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出发，把伯恩斯坦、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这是极不公平的。他们与列宁斯大林等人不同，与同时代生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见面并长期保持有密切联系，经常就俄国的革命实际进行讨论。他们得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教诲。以致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恩格斯关于俄国革命问题的论述一书，就是经恩格斯首肯，由普列汉诺夫翻译并作序，由解放劳动社出版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查苏利奇的书信里看出。正是因为他们直接聆听过导师们的教导，得过导师们的“真传”，所以他们能比较正确解和表达导师们指导的科学本质。可以这样说，他们的观点就是两位导师的观点。列宁生于1879年，于1898年才开始接触革命。在此之前三年，恩格斯逝世了。列宁是在19世纪末率俄国民主(工)党代表团参加第二国际会议时，才在德国拜谒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墓。比列宁小9岁的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还只是个不值提起和不能对运动进行左右的一般人物。在十月革命前，在苏俄能否马上进入社会主义等问题上，托洛茨基、以及季洛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都跟列宁展开过论战。他们都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不能单独一国胜利的观点立场，反对苏俄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其中也有一些认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不应该掌握领导权等论点。本文认为这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这里也不予讨论)革命时机不成熟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在报上透露起义消息，受到列宁的严厉斥责。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可能原因就是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武装夺取政权。他们两人对起义所采取的反对态度和过激的行为措施当然不对，但从这件事反映出了许多的革命先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特别是对苏俄不具备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这个实际问题的真知灼见。列宁的《四月提纲》发表后，加米涅夫针对列宁主张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的一些过激观点，1917年4月25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我们的分歧》，《论列宁的提纲》与列宁进行了辩论。他说：
至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我们是不能采纳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且指望这个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在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家内，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的环境之下，在乡村中甚至还没有消灭农奴制的时候，这种环境和这种时机并不适宜于走向社会主义的坚决步骤。
加米涅夫《论列宁的提纲》
列宁坚持了他的无产阶级应该武装夺取政权的观点，但否认了没有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意思。他在十月革命快举行的时候，即1917年9月，发表了他的名著《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他声明：
现在我来谈谈加米涅夫同志上述议论中的第二个错误。他责备我，说我的公式“指望这个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不对的，我非但没有‘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公开警告过别人，反对这种意见……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
（《列宁选集》第3卷第33页）
七 列宁的错误与国家资本主义的重大实践お
列宁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最大的成就是依据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中所提出的不断革命的著名原理，以及马克思在1856年致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必须把农民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的著名思想（马克思在这封信里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小农经济国家，以特有的目光和勇气，冲破了第二国际理论中形而上学因素的束缚，领导只占全国人口少数的俄国无产阶级，成功地举行了十月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在苏联这样的落后国家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探索。列宁在他真正认识到国家资本主义对苏联的重要意义并从实践上开始实施它之前，在苏联是否马上实施社会主义问题上所有的肯定或否定，其实都是一种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而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则是他痛苦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最后结论和结果。在探索过程中，他在保持有着理智和认识的同时，也有着突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两个多数理论，在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冲动。因此，也就出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前后左右的摇摆，矛盾。对于这些，我们要把握二点。一是向后看，看后来列宁是否对此进行了改变，要以他最后的著作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作为他的正确思想；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原理作为分析问题的红线，来分析和划分列宁的正确和错误。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为了探索象俄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的特殊道路，列宁在与第二国际的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持的放弃革命斗争的形而上学观点立场进行斗争的时候，为了更加有力和尖锐地提出问题，以反对他们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农民群众包括贫农群众在内一定会离开革命，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会出现一个漫长的间歇时期，一个长达五十年到一百年甚至更久的“平静”时期，那时无产阶级将“和平地”受着剥削，而资产阶级将“合法地”牟取暴利，直到无产阶级由于社会的经济继续发展而在民族中占大多数，在社会中占大多数的时候，新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到来的论点（当今的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他为了从思想上粉碎了国内孟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策略方针，武装俄国工人阶级去进一步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去对沙皇制度进行新的冲击，他在早期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著作和著述中，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由孤立无援的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担任领导者，有居民中的半无产者即千百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作为同盟者的观点。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必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前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在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条件下所实现的领导权，应当转变为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同其他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结成联盟的的条件下所实现的领导权；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则应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准备基础这样一些探索性的理论。在《两种策略》一书出版两个月后，又进一步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激烈地提出：
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列宁选集》第1卷第634页） 用中国的一句饱含辩证法的古训来说，“矫枉必过正”。列宁思想中包含了“过正”的地方是可以理解的。而正是这一鲜活闪亮的思想，形成了俄国革命中激昂人心的动力，才引导了俄国走向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胜利。
为十月革命胜利的喜悦所冲击，他没有很好地冷静地去思考自己在“矫枉”时所过的“正”。以为第二国际那些耽心和忧虑已经为革命的成功实践所粉碎，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于是，又进一步地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很不理智地实施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措施。而实践很快以明显的结果告诉列宁犯了错误。而有着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列宁很快从自身错误中，领悟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俄国社会主义的科学原则中的真谛，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实践。因此，他利用资本主义矛盾在落后单一国家夺取政权取得无产阶级胜利革命斗争理论，和在对自己反省基础上得出来的完成社会主义物质准备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建设理论，才是辩证互补、对立统一的列宁主义的真正精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实践，丰富和发展。
但遗憾的是，列宁的一系列错误，却又被斯大林接了过去，被他定义为列宁主义，而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还被斯大林上升为共产主义一国胜利论。我们要对斯大林所定义的列宁主义的错误进行审定和批判，从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本来面目。
(一) 列宁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与反省
19今年，列宁还说“在俄国这
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如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不过12年时间。而这12年时间，别说又是动乱和战争的岁月，即便都是和平的经济发展岁月，沙皇俄国的资本主义也仍然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工人阶级仍然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当然，革命胜利后的苏联也仍然没有具备实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但是，革命斗争的节节胜利，引发和误导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他和苏联全国人民的革命狂热。以为进入社会主义也象冲进冬宫一样简单，列宁萌生出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进行实践和探索的冲动。
1917年4月3日，流亡9年的列宁回到取得了二月革命胜利的俄国，站在彼得堡芬兰车站广场一架铁甲车上，向前来欢迎他的满广场数千名工人士兵发表演说。看到遍地欢呼雀跃的人们，他激动万分，结束时情不自禁振臂一呼：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十月革命一成功，他把自己原有的关于俄国革命的进程的论断丢到了一边，连一个小时也不耽误地实施了一系列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措施：
十月革命成功的第二天晚上，按照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和《共产主义原理》中对待大土地占有者的做法，发布《土地法令》，宣布立即没收全部地主、领主、寺院和教会土地和财产。稍后，又发布《土地社会化法令》，废除土地私有，实行全民所有。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月，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工业开始实行管理。发布《工人监督条例》，对所有使用雇佣的企业的生产、供销、分配、财务进行全面监督；发布大工业企业国有化法令，没收私人企业，实行企业国有化。
第三个月，发布《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记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宣告俄国为工农兵苏维埃共和国，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任务。
第二年，制订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发布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法令，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的尝试。列宁亲自拟定《关于消费公社法令的草案》和《七大党纲草案》，决定以产品分配代替贸易，取消商品，货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
1918年1月，德国出现了要向苏维埃共和国进攻的迹象。为了让年轻的共和国能喘过气来，出于革命的策略，列宁提出与德国媾和。列宁的建议，遭到了以“左派共产主义者”为首的很多人的激烈反对。反对者认为共产党不应当同帝国主义国家媾和，他们主张当时还没有军队的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同德国作战。他们认为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很快就要爆发，德国共产党很快就要掌握政权。与此同时，他们比列宁更过激地否认过渡时期的必要性。他们提出“对资本实行骑兵突击”，苏维埃要颁布更多的法令，尽快实现“生活公社化”，完全摧毁银行信贷机构，废除货币，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反对列宁在建国前就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反对使用资本主义专家来发展经济。
列宁从左派共产主义者“身上嗅到了一股极不正常的味道，他很快警觉起来，在《论“左派”的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文章和讲话中对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论战和批评，使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这年的夏天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1918年7月，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苏维埃正式开始把社会主义作为国名使用。关于这个名称，在此之前已经多次进行了讨论。开始一些人认为，国名冠社会主义，是因为俄罗斯已经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列宁指导下，这个思想很快得以纠正，并明确：以社会主义作为联邦共和国的名称，并不是说联邦已经是社会主义，而是用来表示联邦共和国的前进方向。1918年5月5日，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还以此提醒那些反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自称为“左派共产主义者”：
看来，还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新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ぃā读心选集》第3卷第540页）
但是，列宁还没有就自己实践中也存在的过激政策进行反省和更改，更艰巨、更困难的课题摆到了列宁面前：国内战争和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开始了。
为了渡过国内战争的困苦时期、列宁不得不实行更强硬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即：（1）、实行工业国有化，并进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领导，实行总局制，设置了采矿工业、石油工业、煤炭工业、燃料工业、中央糖业等几十个总局，在地方设分局，直接领导企业，掌管财政和拨款、原料。企业无偿上交产品；（2）、实行余粮收集制。规定农民除自己生活所需外所有余粮全部无偿上交国家；（3）、经济关系实物化。禁止贸易。实行按等级的实物分配；（4）、劳动报酬平均化，实行义务劳动制。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然是在国内外特定环境下实行的不得已的政策。但实质上也是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即实施的共产主义政策的延续，因此是列宁自己也承认的一次自觉的共产主义施政尝试。 共产主义施政尝试，加上战争的破坏，共和国也百业俱寂，经济发展到了崩溃边缘。1918年与战前最高水平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降低到七分之一，重工业降低到十分之一点五，铁降低到十分之零点三，钢降低到十分之零点四六，轻工业降低到十分之一点二三，棉布降低到十分之一，皮鞋降低到三分之一；铁路降低到三分之二，桥梁7000座，火车头降低到十分之八点五、车厢降低到十分之九点五、船14000艘被毁，其中铁的产量倒退到200年前的水平，苏联人必不可少的皮鞋平均50万人才有一双，1918年年底，全国最大的拥有15000名工人的国营棉纺厂--波克罗德斯克─格鲁霍夫纺织厂因无燃料停产，很多优秀的先进产业工人流离失所，只剩下二分之一，很多人沦落倒退为手工业者，为黑市商人制作锅壶盆桶打火机等日用品。农业耕地三分之一荒芜，粮食产量减少一半，城市机关没有面包供应，寒冬没有煤炭和木材，农村人民生活也陷入极度困难之中，饥民达2800多万。社会出现了恩格斯预言的那种衰落和后退。而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反苏维埃的农民暴动。1921年3月8日，沃洛格达省格里雅泽维茨县潘非洛弗乡14位农民联名给列宁上书，诉说共产主义政策给农村造成的巨大危害：
向我们敬爱的领袖、伟大的天才列宁同志致敬。
在这封信中我们向您叙述以下一些情况。现在几乎把我们乡的农民的一切东西粮食、牲畜、种籽、原料都拿走了。给每一个农民留下的粮食每个月只有18到30磅。粮食管理委员会的代表什么也不考虑。不论庄稼长熟了还是没有长熟，都得拿出来。北方，我们最好的收成通常是种籽的6倍，而1920年由于干旱，有些地方的收成仅为种籽的4倍半.但是粮食管理委员会的代表是按种籽的6倍要粮食的。春播谷物根本没有种上，还向我们要了相当于种籽3倍的粮食。到春天播种时，我们几乎就没有种籽了。去什么地方买种子吧，对我们来说又很困难，因为价钱已经很贵。播种组织与促进委员会和整个播种运动，都要求给予农民以种子上的帮助，把牲畜、农具加以很好的安排。而且这些都要做得及时。最好在可能的地方现在就改行多圃轮作制。但是，如果不用向农民收税（不是货币税，而是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那整个播种运动就不会收到什么效果。应当按照土地肥沃程度计税，在我们北部边区大约从播种的每俄亩土地上收税10到15普特为宜.当农民知道自己应纳的税额和交纳的时间时，我们就勿需在整个乡里保留数以十计的宣传员了.我们想，全体劳动农民都会同意采取这种税收制度的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的.我们有了集体经济和公社，但是只有当它们能够向我们表明它们是良好的榜样时，我们才会跟随它们，而现在它们甚至连自己都还不能养活呢！
还要请您注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木柴收购不足。如果收购，最好告诉农民收购定额的规定期限。当农民觉得这比别的都合适时，他会按收购的规定运出的。
声明关于采取这些措施的必要性时，请不要认为我们是有害于苏维埃政权的分子，而相反，我们希望工作能够富有成效，以巩固农民和工人取得的自由。
农民：亚力山大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さ4卷第423页）
我们总说人民是最聪明的。人民就是哲学家。这句话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的印证。潘非洛弗乡农民的话，应该成为一块醒目的指路牌和纪念碑，树立在国际共运的入口处。
严重的情况使列宁警醒。1922年，列宁痛心地对三年的共产主义政策进行了反省，说：
当我们渡过了而且是胜利渡过了国内战争最重要的阶段以后，我们就遭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巨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危机，这个危机不仅引起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引起工人的不满，当时广大的农民群众在情绪上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这种特殊的、对我们自然也上极不愉快的情况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指实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文作者注）中前进得太远了。
（《列宁选集》第4卷第661页） 列宁坦诚宣布：
到了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
（《列宁全集》第33卷第70页）
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页） 我们多半（甚至我不记得有何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本作者注：列宁的过渡实质上应该说是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推断出发的。
（《列宁全集》第33卷第65页）
我们把我们拟定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纲领中可以立即实现的东西先建立了起来，这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常规。
《列宁选集》第4卷第617页
列宁在很多文章中，以“我们的错误”等专门的标题和篇幅，对这一错误进行了大量的和充分的论述。
可惜，这被列宁反复应用强调的决非儿戏的两个字，竟被斯大林等后来者视而不见，儿戏般将它从上删除。
列宁1921年4月14日在给阿捷尔拜疆等国的共产党员的信中明确告诫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不要抄袭苏联!他在信中指出：
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南高加索的共产党员了解他们的特殊情况，即他们共和国的情况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和条件不同的地方，了解决不可以抄袭我们的策略，而必须深思熟虑地把它加以改变，使它适合于不同的具体条件。
第四、俄罗斯在经济上过去是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隔离的，现在在颇大程度上也还是这样，高加索却可以更快，更容易地同资本主义的西方搞好“共居关系”和进行商品交换。
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民，要更加缓和、更加谨慎、更加让步。通过租让和商品交换政策，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石油、锰煤（特克互尔切利煤矿）、铜还有不胜枚举的其它各种丰富的矿产，有充分的可能来广泛实行租让政策和开展同外国的商品交换。
更加缓慢、更加谨慎、更加有步骤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对于高加索各共和国来说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这就是它们不同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特点，这就是必须了解和善于实行的，跟我们的策略不同的策略。
不要抄袭我们的策略，而要独立地仔细考虑我们策略为什么具有那些特点以及它的条件和结果，从而在自己那里不是照抄1917－1921年的经验，而是运用它的精神实质和教训。应当立刻在经济上依靠同资本主义外国的商品交换，不要吝啬，就让它们得到价值几千万的贵重矿产吧。
应当立刻努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开始电气化和灌溉的巨大工程。灌溉是最需要的，它最能改造边疆，复兴边疆，它将埋葬一切旧的东西，而使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事业巩固起来。
尼·列宁1921年4月14日于莫斯科
列宁的这封信，其实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学习苏联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宝贵文献。可惜，当代社会主义各国都把这封信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列宁主义忘到了九霄云外，离开本国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照搬了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
（二） 列宁宝贵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お
列宁在对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错误进行了坦诚和深刻的反省基础上，回到了革命前的正确立场上，从1920年底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列宁宣布：
转向新经济政策，这是上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致通过的，而且比我们党解决其他问题时更加一致。这种一致表明：采取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用各种不同观点来估计情况的人们，都一致地、非常迅速地、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而探寻这一途径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
（《列宁选集》第4卷第617页）
苏联新经济政策主要实行四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1)合作制：小经济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
(2)租让制：把国家的企业，矿山和森林等租让给外国资本家。
(3)剩余产品自由市场：大力发展国内市场经济，和商品的流通。
(4)商业代买代卖：以佣金雇请资本家收购并推销国家货物。
1920年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租让制实施内容和详尽表册，到西欧各国招商引资。但由于沙俄逃亡贵族和资本家的阻挠破坏，外资对新生的苏维埃持有顾虑，很少人来。1921年，23岁的美国商人阿曼德·哈默，克服种种困难来到苏联。为饥荒所引起的灾难而震惊，他立刻用100万美元在美国购买了100万普特小麦，用船运到苏联销售。列宁知道了，热情邀请哈默到克里姆林宫用交谈，说：你们和我们可以互相取长补短。我们是个落后国家，资源丰富而未经开发。美国可以在这儿找到原料和销售机器的市场，以后还可以在这里推销工业产品。而我们需要美国的技术和方法，以及美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列宁拿起《的美国人》杂志，翻给哈默看，说道：瞧！这是你们人民做出的成绩。这就是进步的含义，高楼大厦，发明，发展机械来替代人的双手。
从此，列宁与哈默成了好朋友。哈默成了第一个在苏经营租让企业的美国人。他还劝说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投资苏联。这个坚决反共的老头子，听从了哈默的建议，到苏经销福特汽车和拖拉机，并建了一个汽车厂。看到福特成功，外国公司逐渐开始向苏联投资。
1921年3月16日，苏联看准了经济危机中的英国迫切需要市场，主动与英国改善关系，签订了英苏贸易协议。兹后一年，便有德国、意大利等12个国家与苏联签订了贸易协议；1922年已有苏外合资企业17个。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竞相出售过剩产品和机器设备，苏联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从国外引进了一大批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和成套设备。从列宁1920年建议政府批准5-10亿瑞典克朗的贷款起，二战前20年间，苏联得到国外各种贷款20亿，进口机器、工业原料等410亿卢布。尽管1930年苏联取消了租让制，但引进没有停止。1931年外资企业发展到124个，投资总额达到了8300万卢布。苏联向国外购买的机器设备占这年世界设备出口总量的1/3，第二年则上升到1/2。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达2万多人，70％以上为美国和德国合作援建项目，如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车里雅客斯克拖拉机厂，苏联3个大型钢铁厂，瓦赫什灌溉工程，第聂伯水电站。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是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格里工厂为蓝图，由美国麦基公司设计和建造。建设高潮时，有250名美国人在该厂工作，单在高炉部位，就有27名美国工程师，美国人还在工地上办训练班训练苏联工程师。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是由美国80多家工厂援建的，该厂拥有年产5万辆履带式拖拉机的生产能力，它的设备先在美国组装运行无误后，再拆卸下来，运到苏联重新安装。该厂除了在和平时期生产拖拉机外，还具有在战时生产坦克的能力，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当时欧洲最大的工程第聂伯水电站，有6名美国人还获得了苏联政府颁发的劳动红旗奖章。这些事实充分表明，苏联的经济只有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互补，才能走出低谷，走向胜利。
列宁还大力惩治那些破坏经济发展环境的人。1922年冬天，列宁健康恶化，通过他的德国医生给哈默捎口信：告诉年轻的哈默，我并没有忘记他，并祝他一切顺利。他要是有什困难，叫他一定告诉我。这个口信使哈默几乎落泪。这年初，他的运粮车被一名站长卡住，要勒索500普特粮食，作为“过桥费”。哈默向列宁打电报。在列宁过问下，运粮车很快到达目的地，那个索拿卡要的站长被枪毙了。
对内承租发展比对外承租快，1922年一下了发展到4000家，1923年发展到5500家，其中一半企业承租者是私人。
新经济政策第一年，尽管农业又遭受严重旱灾，但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谷物仍增收1/5以上，小商品经济扩大5.1/10，产业工人1923年由118.5万增加到165.5万，工业总产值增加31.4％，私人资本主义经济1922年已经发展到整个国民经济的8.9％。尤其在1925年到1927年前后，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喜人的形势，短短几年，苏联经济全面复苏，工农业生产连年稳步增长，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经济活跃，社会安定，新工厂、新项目上马的消息，第一批苏联自己生产的汽车、拖拉机、飞机出厂的消息，电站、电气化等宏伟的制订和实施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从报纸上传出，大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的积极性，使苏联生产力得以迅速的提高。
（三） 列宁至死没有从新经济政策退却
过去理论界把列宁1922年宣布停止退却理解成停止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为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政策，这其实大错特错。列宁的退却，是针对十月革命以后实施的共产主义政策而言的退却。十月革命以后的共产主义政策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按需分配等先进制度。“新经济政策”却允许和鼓励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相对来说当然是一种“退却”了，以致当时革命队伍内部很多人却都想不通，认为列宁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不妨这么想一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任务，是使苏联这样的小农国家做好进入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经济上的准备，是完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建设。那，列宁仅仅用一年的时间就把一个大国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准备完成了？
显然不是！
让我们来看看列宁关于“退却”的解释吧：
我说停止退却，这决不是说我们已经学会经商了。我的意见恰恰相反，如果我的讲话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那说明我的话被误解了，说明我不善于正确地表达自己思想。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在我们这里出现的那种神经过敏和手忙脚乱的现象，那种要把一切都按新样子来创建和改造的倾向，必须加以制止。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合营公司。是的，这种公司还很少。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全部批准了九个有外国资本家参加的合营公司，索柯里尼柯夫领导的委员会批准了六个，北海白海地区森林工业管理局也办了两个。这样一来，现在得到不同机关批准的拥有数百万资本的合营公司，就有十七个了（当然，由于我们机关中存在严重的混乱现象，这方面也很可能错过机会的事情）。但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同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合办的公司已经有了，不过还不多。这个小小的但是实际的开端表明，人们已在评价共产党员，根据他们的实践来做出评价，而且做出评价的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些高级机关。当然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一个很好的机关，我们现在还要给它更大的权力。但毕竟这些机关在审查共产党员时……你们可以想象得出，国际市场是不承认它们的威信的。（笑声）俄国的和外国的普通资本家已经同共产党员一起办合营公司了，现在我们还办得不好，少得可怜，但我们毕竟在开始取得了一些成绩。当然，成绩还不怎么多，请想一想，我们宣布要把全副精力（据说，我们的精力是很充沛的）放到这件事上已经有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还只办了十七个合营公司。
《列宁选集》第4卷第631页
列宁一直到1924年1月21日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和否定新经济政策，没有放弃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新经济政策表面上是从1920年底开始实施，到1928年斯大林宣布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五年开始止。实际上，新经济政策的措施和方案，这时期所创办的企业，很多有效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以及与此同时而产生出的经济力量，一直在整个苏联经济发展中延续，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ぃㄋ模┕家资本主义的实质及其深远的意义
列宁1922年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毫不含糊地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了定义和肯定，他说：
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应当给以一定限制的资本主义……
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流转能够照常进行，因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
《列宁选集》第4卷第627页
1922年11月13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中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进步：
可见，我在1918年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是一个进步，而且我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思想，还简单地列举了俄国经济制中的几种成分。这些成分依我看来有以下几种:(1)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2)小商品生产（包括出卖粮食的大多数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这几种经济成分当时在俄国都存在。那时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说明这些成分彼此之间的关系和是否应当把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落后无产阶级专政成分看得高于社会主义。我再说一遍：在一个宣布为共产主义的共和国里，竟把落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成分看得比社会主义还要高，还要优越，这在大家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但是如果你们回忆一下，
我们决没有把俄国的经济制度看成是一种单一的和高度发达的东西，而是充分认识到，俄国除了社会主义形式的农业之外，还有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那末，问题也就很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国家资本主义能起什么作用呢？……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一种比现有形式更为有利的形式。
（《列宁选集》第4卷第658页）
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很多著作中，对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作了这一个结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上到叫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
(《列宁选集》第3卷第547页)
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的胜利的条件。
(《列宁选集》第3卷第556页)
既然国家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那么，全面的国家垄断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于是，据此我们也就可以推断，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时期。要达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即要达到可以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入口处，就还需要一个历史的发展时期。我们也就得出：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其国家资本主义由最开始的多种经济成份发展到单一的国家垄断，也应该历经相对于资本主义由原始积累到先进阶段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特征，在一个相对较短时期内体现出资本主义几百年所经历的历史发展的轨迹。从苏联70年后的失败我们又可以得出，象沙俄这样的经济落后的国家，虽然可以汲取当代先进的资本主义的先进成就对其进行“互补”，但其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至少不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发展，它很可能是上百年的艰苦奋斗过程。什么时候算是完成了这一任务，唯一的验收标准，就是从经济和科技上完全赶上甚至超越美国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列宁在生命最后岁月形成的《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等最后著作，被后人称为革命遗嘱。尽管人们给予了这一批著作以这么高的评价，但并没有人真正地把这些著作的基本思想当成遗嘱来坚决执行。因为这个基本思想与苏联实施社会主义的政策相冲突。也就是与斯大林主义相冲突。这个贯穿于这些著作中的基本思想就是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列宁生命火焰最后点燃的当代社会主义河流上的航标灯。1917年8月，列宁在一次集会上遭到了社会革命党人特务的枪击，受了重伤。使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921年底列宁健康状况恶化，1922年3月，头痛加剧。6月，出现中风，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也不能说话。主持工作的托洛茨基由于健康原因也去疗养地疗养。中央委员会就由斯大林暂时主持工作。十月革命的胜利给苏联人带来了欢欣鼓舞，得到了土地和工厂的苏联人对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无比信赖和自豪，从而造成了人们盲目的自信和狂热的左倾。此时，新经济政策正处在实验性的实施和摸索阶段。党内和党外，对列宁在“社会主义国家”搞资本主义很不理解，很多人甚至公开指责列宁复辟资本主义。列宁对此心里十分焦急，只有他清楚，国家资本主义是联邦共和国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它将对苏联以及世界共运的前途起决定性的影响。10月，病稍有好转，他就拖着病体投入到工作之中，主持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在全俄执行委员会上发言。所到之处，言必及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11月15日，他最后一次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世界各国的58个共产党组织408个代表。这一个国际性的大会，会上要通过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的提纲，讨论和批准共产国际的策略，关于共产党员在工会中的作用，关于东方问题的提纲，青年共产国际以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的决议，人们要求列宁在会上作一个关于《俄国革命五周年与世界革命的前途》的全面报告，但他却以集中的主题，不遗余力地对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代表进行国家资本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宣传鼓动和明确的诠释。列宁一出现在会场，全场人都站了起来，热烈鼓掌欢呼，并高唱《国际歌》。列宁一走上台就首先声明：
同志们，在发言人的名单中，我被列为主要报告人。可是你们知道，我在久病之后不能做大报告，我只能对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作一个引言。我的讲题范围很有限。《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这个题目太广泛太庞大了，要一个人在一次演说里把它讲透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只来谈谈这个题目中的一小部分，即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我有意只谈这一小部分，是为了使大家了解目前这一最重要的问题，至少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此刻正在研究这一问题。
从列宁这段表白中我们可以体验到列宁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在座的各国共运干部又还没有跟上他的思想的急切心情。为了让大家能跟他一样，来开展对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思考，他在这一个国际性的会议上，在《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这么一个标题下，不惜占用会议的最黄金时段，撇开众多的议题，来强调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要列宁的强调作这样的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关系到俄国和世界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头等大事。正如他在报告中强调：
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只去完成一些比较轻易的任务，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我觉得危机是从1921年2月开始的。就在这年春天，我们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关于这一点，我没有看见我们有什么重大的意见分歧。到现在，即过了一年半以后，在1921年底，我们已经能够作一些比较了，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这一年半多的时间，我们是怎样度过的呢？结果如何呢？这次退却对我们是不是有利，是不是真正挽救了我们，或者结果还是不肯定的呢？这就是我们提出的主要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各国共产党也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我们大家就注定要灭亡了。
《列宁选集》第4卷第661页
不幸被列宁神祗般言中。
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实际上是列宁开拓的经济落后的当代社会主义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马列主义大道，是与上的过渡无产阶级专政相对应的经济上的过渡形式。它对苏联，也对世界各经济落后国家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而它神奇的地方是：在历经70年沧桑巨变之后，还没有倒下去的当代社会主义各国，竟然与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不谋而合，都自觉和不自觉程度不一地走上了与新经济政策一样的改革开放的道路，不约而同地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物质原理的性，显示出了列宁主义的正确性。
一 一个从未有人想到的奇怪问题：马、恩为什么没有创造社会主义本身？お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毕生精力创建社会主义理论已家喻户晓。但他们也曾历经无产阶级“普遍激动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1页），积极地参加工人运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并亲自持枪参与武装斗争，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却鲜为人知。
1847年，马、恩加入和创建了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恩格斯拟定了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党章，并在第一条明确提出：“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同年底，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产生由他们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他们在《宣言》里表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出现了一派喜人的形势，以工人为首的人民武装起义不断发生。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侨居巴黎。受同盟的全权委托，马克思在巴黎建立了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马、恩随即着手准备回国投入战斗。以伯恩施太得为首的一部分同时寓居巴黎的德国社会主义者，错误地认为德国已经面临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在巴黎募集了很多德国工人和流亡者，组织了义勇军团，企图用武装进攻的办法，把革命从法国输入到德国。
在充满战斗硝烟的德国，资本主义已经形成70万产业工人队伍，共产主义者同盟也在德国国内建立了30多个小组和支部，存在着很多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利条件。马、恩非常想在一个国家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揭开序幕。但他们清醒地看到，德国当时的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各分散的封建王国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消灭封建专制制度，实现德国的统一，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才是当时德国革命的任务。德国无产阶级虽然积极地参加了武装起义等革命活动，但大部分还是手工业者，思想上受小资产阶级影响较深，很多人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它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还没有达到一个领导阶级的水平，没有成长为一个先进阶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并不成熟。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依据《共产党宣言》制订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作为德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行动纲领，决定同盟只作为民主派左翼的身份出现，采取联合民主派的策略，发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道，为建立统一的德国，实现民主主义的革命路线而斗争。他们组织了德国工人俱乐部，说服和团结了跟伯恩施太得过激错误路线走的400多群众，带着《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等传单，分批秘密返回德国，有力地促进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伯恩施太得的“义勇军团”，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没有听从马、恩的劝阻，在开到德国边境时遭到了反动派的围捕和屠杀，使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
回国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民主派机关报名义创办了《新莱茵报》，对大革命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宣传。在整个革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光以《新莱茵报》为思想阵地和舆论武器，支持和推动德国革命，他们还在编辑室里准备了8支步枪和250发子弹，把编辑部当成了一个战斗的街垒，随时准备出枪，和工人们一道，与科伦的反动军队肉搏。 1849年，德国发生了维护帝国宪法武装起义，工人阶级走在了斗争最前列。马、恩试图通过起义来影响人民，扩大革命势力，然后因势利导，把革命推向新的阶段。他们积极投入起义。青年时期在军营受训，非常热爱和认真钻研过军事，并发表过军事专著的恩格斯，亲自为起义拟订了详尽。他把巴登区的起义列为具有首要战略意义的第一区，因为它可以直捣全德国民议会的所在地法兰克福；他把起义的第二区设在工人众多的莱茵省，以依靠无产阶级推动全德革命；他把第三区设在爱北斐特。5月11日，恩格斯随革命工人队伍一起来到前线，视察城内全部街垒和炮兵，亲自领导防御工事的构筑，并决定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恩格斯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他巨大的社会号召力，使资产阶级感到极大的恐慌。他们害怕起义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于是阴谋策划逮捕恩格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安全委员会，在资产阶级压力下，被迫通过决议，要恩格斯离开起义区。工人们极大愤慨，要求恩格斯留下，并发誓用生命来保卫他。恩格斯为了避免阵营的分裂毅然离开，临时去了普法尔茨，加入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奥古斯特.维利希的志愿军团，作为维利希上校的副官投入了起义战斗。恩格斯参加了两次战斗，一直坚持到起义失败随部队撤退到瑞士。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到晚年，没有再参与工人暴动和起义有关的斗争活动，并对条件不具备就企图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实施社会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和主张放弃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将革命的领导权让位于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如果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列宁和斯大林两个搭档进行一个不恰当比较，我们敢说前者理论思想水平和领导才能绝对不在后者之下。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的恩格斯甚至已经参加和组织了工人武装起义……但是，如此优秀的前者为什么没能创造出社会主义?
原因其实很简单，还是他们自己在分析空想社会主义所说的那段话──他们异常地清楚他们所处的社会也同样没有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8页）。
二 一个被大多数人忽视了论述：布朗基与巴黎公社政权为什么得而复失？お
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共产主义先驱，大马克思13岁。父亲是拿破仑时代的革命家。受父亲影响，16岁开始投身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他秉承法国共产主义先驱格拉古.巴贝夫主张，依靠少数无产阶级精英，以密谋方式，多次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76年的生命中，六次入狱，33年在狱中度过。他领导的团体是巴黎公社起义的主要组织，1871年以后改名为“革命公社”。后改名为革命社会党，由巴黎公社著名领导者爱德华.瓦扬领导，19今年并入法国社会主义统一组织社会主义联合党。作为职业革命家，他把一生都贡献给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一生行动多于著述，其思想史称布朗基主义。后来人们把布朗基主义当成了盲动、冒险和机会主义的别称。
1839年5月，一支约600人的队伍，在他的带领下，在巴黎举行了暴动，攻占了城内枪炮厂，得到了一些武器，然后进攻警察总署。他们以为枪炮声一响，四周大批工人就会群起响应。可是竟没有一个人来援助。政府很快调动了足够的兵力把他们打败。布朗基不久被抓，判死刑，后减处无期，被解往蒙特－圣－米歇尔岛要塞监狱。1844年健康恶化被转移到图尔监狱医院。医生宣布他生命危在旦夕，因而获赦免。但他拒绝接受。1847年他42岁时，才得以离开图尔成为一个自由人，到布洛阿养病。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布朗基赶往巴黎，恢复了工人中的领袖地位。一些人要求再举行一次起义，饱受磨难的布朗基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即使攻占了巴黎，也会被外省击败。他已经开始反省自己，认识到共产主义革命只能分阶段走，在人民接受了真正的共和主义思想并为共产主义作好了思想准备的时候，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他改变策略，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采取了既斗争又支持的态度。可是，6月份，一些盲动主义的工人，自发地发动了起义，打乱了他的战略部署，这就是有名的巴黎六月起义。起义理所当然以失败告终。11000多人被屠杀，25000多人被监禁、流放和服苦役。布朗基也遭逮捕，又判10年徒刑。
1870年10月，这是布朗基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他与另一个战友路朗斯，率部与一部分巴黎国民自卫军一起，联合推翻了政府，宣布建立了工人的新政府。这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先于巴黎公社之前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光辉的事件，一是由于它存活的时间太短，二是由于后来人们对布朗基误会太多而没有得到应有评价。布朗基宣布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还没有喘过气来，旧政府又重新集结了力量，打败了布朗基。布朗基在外省被捕，被判处死刑。
第二年，布朗基等人领导的共产主义团体举行了举世闻名的巴黎公社起义。公社向梯也尔提出以巴黎大主教和其它俘虏交换自己被囚禁的领袖，遭梯也尔拒绝。
公社失败后，梯也尔政府于第二年仍判布朗基无期徒刑。布朗基一直在监狱里呆到1879年。这一年，波尔多共和主义者推选狱中的布朗基担任下院议员。他没有得到承认，但却因此而得以出狱。出狱后他在巴黎开展革命宣传工作，1881年，积劳成疾的布朗基，在一次集会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次演说后病逝。
对布朗基一生武装斗争生涯进行，我们可以得出：布朗基主义的失败，其本质并不是盲动、冒险和机会主义的结果。与我们下面要分析的巴黎公社的失败一样，是不懂时代的前进首先是物质和经济进步的结果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它所关注的，仍然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的形式，他们错误地以为只要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无产阶级就胜利了，共产主义就到来了。
列宁1918年在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自豪地宣布:苏维埃是最高国家类型，是巴黎公社的直接继续。列宁的话，在当时的确不愧为一个胜利的号角。但是，在苏联已经失败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沉痛地说，苏联现在的确是巴黎公社的直接继续，但它不是胜利的继续，而是失败的继续。
在过去谈巴黎公社的失败时，总是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的它那个明显的错误：没有及时向凡尔赛进攻，没有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
巴黎公社没有及时向凡尔赛进攻，彻底消灭反动势力，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从一场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上进行的。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更深层次的一个失败原因，即当时法国的进程上也就是它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还没有为公社的存在创造出充分的物质条件：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把环境和人完全改变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9页）
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则提纲挈领地揭示了不成熟的法国社会经济下涌现出来的巴黎公社的成员特别是领导人员的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状况，以及他们对革命失败的直接影响：
法国从1789年起的经济发展和发展使巴黎在最近50年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那里爆发的每一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某种无产阶级的性质，就是说，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是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或多或少是含糊不清的，甚至是混乱的，这与巴黎工人每次达到的发展程度有关；
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派（实际上就是布朗基余部。本文作者注），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里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落后的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本文作者注）的信徒。那时，绝大多数的布朗基主义者不过凭着无产阶级的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少数人通过熟悉德国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值得称道还是不值得称道的方面，道德要由蒲鲁东派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应由布朗基派负责。
蒲鲁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指工人有组织的联合大生产。本文作者注）简直是切齿痛恨的。他说：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根本是无益的，甚至有害，因为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与它相反，竞争、分工、私有财产才是经济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4年中文版第3卷第3-10页）
公社在很多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幼稚和无知的确令人啼笑皆非。一方面公社做出了一副似乎要控制银行的架式（但它派出的驻银行代表贝雷却又是一个工厂主出身并同凡尔赛政府有联系的蒲鲁东主义者）；另一方面，在公社存在的两个多月期间，银行账面上仅基金就有30亿法郎。公社只接受了银行提供给的1600万法郎借款，而银行提供给凡尔赛政府的竞达2.058亿法郎。公社守着金饭碗没有饭吃，以致拿不出钱给普鲁士俾斯麦政府作普法战争的战争赔款，以换取对郊区炮台的战略占领，使凡尔赛政权得到了进攻巴黎有利的条件。一方面，就象布朗基1839年攻打巴黎警察总署时所期望的枪一响周围工人群众就会赶来支持的那样，公社以为自己的起义一定会得到农民的支持，在凡尔赛的严密封锁中，他们极其聪明地用汽球将十万份《告农民书》飘送出巴黎。他们想得到城外农民群众的支持。可惜他们全都太幼稚了，别说这十万份《告农民书》不会象长了眼睛一样全部都飘到每个农民手上，就是飘到了，这些农民是不是都认识传单上的文字？即使认识，又是不是都能接受传单上的思想?即使能够接受传单上的思想，又有谁来马上组织这些分散的农民大军，冲进巴黎城来支援和解救公社呢?再一方面，公社在没有经费和各种物资供应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却错误地仍然维持了人民群众原有的沉重税收负担，因此而失去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物质──人民群众的支持。恩格斯分析得很透彻：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是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所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人员的思想认识水平的低下所造成，其中只有很少一些人，“比较清楚地了解”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绝大部分人没有认识到物质和经济在小到一场战斗大到一个社会的管理中的决定性作用，致使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换言之，也就是用来构筑法国社会主义殿堂最基本的社会物质无产阶级还不成熟。而这种状况，又是由当时法国社会物质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所造成。也就是法国还没有具备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
因此，对马克思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65页）这句话，不仅仅从对旧国家政权的利用这一个层面上，即从它的字面意义上去理解，还要从更深层次或者说是更实在的意义上，从社会的经济和物质的条件上去理解。公社社员们认识和重视的是思想的武器和思想的解放，却没有认识到能使工人阶级得到真正解放是物质的武器和物质的解放。
三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原因逻辑推理お
继巴黎公社之后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一个以磅薄气势横跨欧亚两大洲，面积224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上有人居住的陆地1/6，从地球北纬35度-77度，南北5000公里，从东经19度－西经169度，东西绵亘10000余公里，当与美国阿拉斯加隔岸相望的楚科奇半岛为凌晨5点时，首都莫斯科还是头一天的傍晚7点，东西时差11个小时，每年从东到西要迎接11次新年来临的世界上版图最大国家。
第一个设计和建成原子能发电站的国家
第一个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和载人宇宙飞船的国家
斯大林----丘吉尔、戴高乐、罗福斯
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尼克松 勃列日涅夫----尼克松
戈尔巴乔夫----里根、布什
华约----北约
经互会----欧经会
……
几十年来世界东西方对抗的一方盟主，唯一能和美国争霸、唯一能与美国抗衡、兵对兵，将对将，压得美国一直喘不过气来，在很多时候都令美国和盟国节节后退的超级大国。
一个自称为世界上最优越、具有能克服自身缺点不断前进、永远也不会失败、而世界上任何人也都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具有伟大资格的国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这么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失败了。在上闪耀了整整74年的那颗红星，象一个悲壮的天体，从太空陨落。
苏联的解体与失败引起了世界强烈的震撼
“8·19”事件当天，国际证券市场强烈震荡，投资者急忙大量抛出股票，道-琼斯指数一下下跌30.41，之后不久，又紧接着下跌65.07。英国首相梅杰发表电视讲话，要求股民保持镇静；正在休假的美国布什总统来不及赶回华盛顿，就在缅因州的别墅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中断对苏联经济援助，呼吁东欧保持平静。中国的新闻传媒却表现了异常的平静，没有表示出任何上的倾向，电视台报纸只作有限的纯客观报道。但实际上，中国的震惊是在内心深处……!!
“苏联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失败吗？
“苏联人”不愿说，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不愿说自己失败，失败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思维和方法上的错误。而为错误的思维方法所制约，就不能认识自己的失败。而对自己几十年的东西所产生的感情，又使他们更难于启齿说出那两个字。
有一个人，一个地地道道的苏联人，在70年前坦诚宣告：
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
这人不是别人，而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第一个尝试者、我们无比崇敬的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这是他生命的最后呼喊。
可是，他的声音被当年人们狂热的“乌拉”吞没。然后，几十年地被当代社会主义者们形而上学地抛弃。在几十年里，为苏联社会主义短暂的甚至是泡沫的成就所迷惑，为极左路线所威慑，没人敢朗读这句话，没人敢咀嚼这句话，没人敢玩味这句话，没人敢思考这句话。就是今天，我把这句话写在这里，也许有很多人还会以为我在搞炒作，是从新近开放和解密的原苏联档案里弄到的东西。其实它白纸黑字，就在几十年前由苏共中央出版的《列宁全集》第33卷第70页，几十年被人们视若而无睹。
英年早逝，列宁不能制止苏联的失败进程。但他的呼喊，却是一组留给我们的可以破译整个苏联失败的基因密码。
(一) 是内因还是外因？
──兼批尼克松“和平演变”论お
苏联的失败也不能逃过这两个原因，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
前面已述，苏维埃共和国，曾遭到英、法、日、美、德等协约国四面八方的进攻和武装干涉以及希特勒闪电式大规模进攻，外部武力没有打倒苏联。
有人马上会脱口而出苏联的失败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不战而胜的结果。
“和平演变”论经不起推敲。
所谓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都是冷战时期人们的一种主观构想，首先是尼克松突发奇想，想要在和平环境下，以和平的方式，用意识形态的手法，把苏联等共产党国家演变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然后是苏联人针锋相对，要从意识形态领域反掉尼克松的“阴谋”。其实，这都是一种违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唯心主义说法。
苏联的失败的确有着外部客观原因的深刻影响，但首先它不是主要原因，其次它主要也不是来自尼克松的“和平演变”计划。它的外部的客观原因，是尼克松们自己根本想象不到的秘密武器，这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自身的完善与飞速发展，成为了苏联的参照物，使经济不能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每况愈下的苏联相形见绌。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市场的限制和排斥，又使苏联经济无法参与国际经济的循环，竞争与交流，而在与资本主义的优胜劣汰的经济游戏中淘汰出局。
我们从一个影响苏联的外部原因苏美军备竞赛中就可以看清这个问题。
苏联与美国在几十年的冷战中，为了彼此制约对方，进行了马拉松式军备竞赛。苏联在长时间里与美国进行的军备竞赛中耗费了巨大的国力。据80年代叛逃西方的苏联核学家萨哈罗夫的透露和西文情报部门的估计，80年代以前，苏联每年的国防和军备预算都超过了美国。军费在高峰年代达1000多个亿美元、占世界所有国家军费的1/3。苏联军队经常维持在3-5百万左右、陆军3百万左右、海军几十万、空军几十万、战略火箭军几十万、国土防空军几十万、边防以及内卫部队几十万、总部以及军事院校几十万。是美国的两倍。坦克四万多辆。生产能力是美国的六倍。飞机一万多架。有变翼米格和具洲际飞行能力的超音速轰炸机。军舰近千艘。70年代是美国的四倍。1979年在黑海试航的第三艘航空母舰，排水量才为37000吨，携有35架垂直短距起降机。80年代的第五艘大甲板核动力航空母舰排水量已达50000吨级。核弹头二千多枚，70年代末超过美国的一倍多。苏联具有如此明显的优势。但是，对抗的结果为什么不是美国失败而偏偏是苏联失败呢？苏联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比美国“棋差一着”而“失衡”了呢？
在这些露出在海平面的冰尖下面，隐
藏着一个对比悬殊的冰山：苏联的军费开支大于美国，但苏联在上最高年份的国民收入仅只有美国正常年份的64％。美国的冰山是一个正常的稳稳当当的底边在下的三角形冰山，而苏联却是一个把底边硬举到上面的貌似强大的倒三角形冰山。
到这里，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赞同作者这句大实话：苏联的失败是因为美国比苏联有钱！
没有钱就是贫穷。
于是，我们探到了问题的底部：是苏联自身的贫穷导致了苏联的失败。苏联的失败是基于苏联物质上的原因。
客观事物的发展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我们不能忘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内因和外因的辩证法：无可否认，外部客观条件在一些场合会上升为主要矛盾，温度也许会把鸡蛋变为臭蛋。但在不是这种情况的状况下，正如毛泽东在他的名著《矛盾论》中的那个生动比方所说：“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2页），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依据。
我们并不怀疑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有过一系列“和平演变”的主观和实际行动。苏联的解体，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作用的结果。但从事实上看，美国至今没有公布出一个它对苏联“和平演变”的时刻表和日程表。甚至有报道，美国在苏联事变时态度并不明朗，他们首先还是想帮助戈尔巴乔夫，只是在最后一刻才支持了叶利钦。这说明就连美国对苏联的变化也是无所措手足，苏联的变化并不在他们的意料和掌握之中。更可以有力地说明这个问题的是，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国家并没有变成美国的某某州而与美国政府休戚与共，经济上也没有与西方经济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接轨融合成为一体而繁荣发展，甚至在的和经济上恩恩怨怨产生出一些新的矛盾出来。北约轰炸南联盟，伊拉克战事，俄罗斯与美国态度时见对抗。事实表明：苏联并不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解体后的俄罗斯与美国并没有坐到一条船上，它们仍是在文化意识上和经济利益上相互独立互相争斗的两个国家，说穿了，它们不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俄罗斯并不买美国的帐。纵观苏联发展的，作为能与西方硬力抗衡的苏联，完全掌握着自身发展前进的“制空权”，并成功地营造了它自身发展的适宜“温度”，可以说没有人能从外部硬性地干涉它的发展。在内、外原因的比较上，苏联的成败，其根本的因素应该是苏联自身的变化。
(二)内因中的主要方面
上面我们从内外原因上分析了苏联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内部而不是在外部。那么，在内部矛盾的诸多原因上，哪个又是主要原因？
延续74年，左右全世界整整一个世纪的和经济的发展格局的苏联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繁杂纷纭的社会系统工程。在苏联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矛盾和问题的主要方面又各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即便是随便检起一个问题来进行研究，它都将是一个自成一统的体系，我们都可以组成一个又一个的专门研究班子，写出一本又一本专著。可以这么说，苏联问题和苏联现象，将是以后几代学人都研究不完的课题。它有做不完的结论等待着学家去作遥远的心血之旅。
但是，用马克思主义次要矛盾屈从于主要矛盾的方法去芜存真，我们就可以从复杂纷纭的诸多问题中，从它们的之间的从属关系上，找出它们的主要原因来。
从内部原因上分析，人们首先会第一个想到戈尔巴乔夫，以为是戈氏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使苏联走上了土崩瓦解的道路。
无可否认，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责。如果他毫不放松地坚持共产党领导，又象中国一样逐步地地开展各项改革开放，苏联是不会垮的。但是，苏联到了戈氏时代，已经是几代人所做出来的“拼盘”，成也不是戈尔巴乔夫。败也不是戈尔巴乔夫。怪罪戈氏，不尽合理。苏联象是一支从列宁时代发射出的火箭，一经点火，人们就只能坐在上面任它运行，斯大林又点燃了最后一级推进器，使它脱离了“地球”的引力，雄心勃勃的赫鲁晓夫不能根本改变它，老当益壮的勃列日涅夫也不能改变它，我们又怎么能怪已经是坐在“强弩之末”，已经没有了燃料的火箭头上的戈尔巴乔夫呢？如果苏联这枚火箭还有燃料，它还能嗤啦啦地冒烟，举国一片兴旺发达，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放弃共产党领导说到底还是苏联本身的问题，而不是戈尔巴乔夫的问题。
有人把罪责推到叶利钦身上，以为是叶氏背叛了共产党，进行了阴谋策划，迫使戈氏下台，将苏联推入了罪恶的资本主义。
一如我们对戈氏的分析，苏联这枚火箭还有燃料，它还能嗤啦啦地冒烟，举国一片兴旺发达，首先是不会出现叶利钦的阴谋，然后是阴谋之后叶利钦也不会背叛共产党，放弃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
也有人会回溯到的黄页上，历数从苏联建国以来的各种失误：斯大林肃反、个人迷信、民族政策的错误，社会生产门类结构安排上的失衡，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勃列日涅夫社会沙文主义，苏联社会的腐败……
在我们翻来复去地炒作这些仓库里的陈谷子烂糠时，我们不禁想起了中国那个瞎子摸象的寓言：一群瞎子闹哄哄地在摸象，有的摸到了大象的腿，就肯定地说大象是一个柱子一样圆圆的东西；有的摸到了大象的身子，反驳说大象象一堵墙。而我们则拿着放大镜，在苏联这头大象身上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寻找，找到了斯大林肃反、个人迷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等等这样一个又一个的“虱子”，我们把这些“虱子”摆到纸面上陈列了起来，向人们断言：看，就是它们咬死了大象！
当然，我们不能说“虱子”咬象不是一种客观真实的事实。它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物的客观真实情况。但是，原因是有大有小。有一个可以肯定的基本常识是：虱子咬不死大象。就象虱子之于大象，如果苏联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正如日中升，斯大林等人的错误是害不死它的。首先是因为它具有克服自身缺点不断前进的优越性；其次是这么强大和美好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作为掌管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的人，作为接受过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叶利钦们，将比一般人更爱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更不会邪念横生。
我们甚至以为，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直到戈尔巴乔夫，甚至包括列宁在内的苏联领导人，他们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特别是斯大林，一些极端人士咒骂他，全盘否认他，不符合辩证法。老实讲，任何一个国家的领袖，不管他信仰如何，品德如何，智力如何，在众望所归的气氛之中，总会为一种责任感正义感所驱使，他总是想把他的国家搞好，让他的臣民过得更好。而对于曾作为希特勒的主要对手的斯大林，对于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总理丘吉尔、法国总统戴高乐等盟国领导的朋友，对于战胜了希特勒德国进攻的苏联统帅斯大林，对于一个也曾把和平与幸福给予了世界上很多人的人，对于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优点和可取之处不就更多了？我们不应该怀疑、动摇和否定他们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地位，以及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不应该怀疑他们对人民的一片忠心赤胆。他们为了苏联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胜利费尽了心机绞尽了脑汁。……至少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心是善良的。斯大林其实也懂得抓经济发展，曾提出“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他领导下的苏联在第二个五年时就曾经创造出了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发展速度；赫鲁晓夫执政时，曾经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至少也“活”了74年，如果苏联的领袖们，纯粹是一帮庸君昏主，逆党叛徒，苏联也不会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分庭对抗74年。其实他们的错误，更多的是方法上的错误。他们的错误也不过是大象身上的虱子罢了。
有很多人把苏联16个大多为少数民族的加盟共和国解体理解为苏联的民族政策失误。
从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开始，苏联民族政策的确有诸多失误。但是，民族问题不仅是苏联一个国家才有的问题，它也是令包括美国这样的国家在内世界上很多国家头疼的问题。民族问题对一个国家的解体来说其实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我们从没听说美国印地安人或黑人想从美国分出去或者是想方设法移民到其它地方，解放黑奴的美国南北战争也没有把美国一分为二；但我们知道很多墨西哥人和其它国家民族的人都是冒生命危险越境偷渡到美国甘当非法移民。如果美国不制订移民法，对移民进行严格管制，全世界很多人都会蜂拥而去，那怕是去纽约大街上撂地铺。我们也听说原东德有大批人偷越柏林墙去西德，却没听说有很多西德人冒着被当间谍打死的生命危险翻墙来东德。更没有听说过有美国人从阿拉斯加越海偷渡到楚科奇半鸟投奔苏联社会主义。如果苏联象美国那样繁荣昌盛，丰盈富足，那些弱小的非俄罗斯民族，那些贫穷的共和国会舍得离开苏联这个天堂而独立吗？人民会抛弃戈尔巴乔夫，抛弃共产党吗？原因有主次和从属关系不是已经很明显了：是苏联的贫穷和物质创造上的失败导致了它的失败。
物质决定精神，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三个决定中，生产力又是第一决定因素。
这个第一决定因素中，又有一个决定因素，那就是人的因素。这个人，无疑就是苏联人民。说到底，人民的选择就是生产力的选择，就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选择。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归根结底，是苏联人民选择的结果。
过去我们讲物质只是讲除了人本身在外的人赖以生存的客观物质。从苏联的失败问题上我们也进一步地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的认识。其实人民作为社会的人就是社会最大的、最有决定意义的、最基本的物质。
人民的选择是一种历史条件下的人民的选择。人民是被历史地规定了的人民。而不是我们过去常常超越历史随心所欲地概念化和革命化了的好象什么时候都和共产党站在一起的人民。人民的心声是由历史的肺腑来发出的，是由彼时彼地的的经济和物质的客观条件所限定的。
社会生产门类结构安排上的失衡特别是军工生产的畸形发展的确是苏联物质生产上的错误，但它只是触及了问题的表面，而不是问题的实质。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实质，就是对人民物质生活条件创造的失败。
从1928年斯大林正式宣布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第一个五年，到苏联解体的时候，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发展了63年了。这63年间，发生了很多变化，到后来很多情况已与斯大林时代都不一样了，甚至一些人还对斯大林进行了批判。但过去那些否定和改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的命运。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形式逻辑来推断，苏联失败的症结，就存在于那些还没有被否定和改变而被保留下来的东西上面。而那些没有改变的东西中有一个根本的东西，那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63年，竟发展到了商店里连面包都没有了，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人们对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信心。人民当然不再选择连面包都没有的社会主义。他们需要面包，需要能够给自己提供面包的政府和能够生产丰足面包的社会制度这就是他们的选择。过去他们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是出于这个选择，今天他们抛弃社会主义，也是出于这个选择；他们选择叶利钦，他们并不因为叶利钦长得特别帅，而仅仅只是因为他们希望改变自己的物质存在的条件，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同样道理，再过些年，“叶利钦”们如果还不解决“面包”问题，人民同样会抛弃他。
这里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作为社会主义者，作者为什么在这里起劲地攻击起社会主义制度来了呢？
其实，一点也不难看出，作者论及的只是为苏联历史所限定了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个制度，在作者否定它之前，就已经历史地被否定了。而这历史的否定，不仅仅是因了它的失败。
让我们来追寻一下的踪迹。
四 马、恩曾明确告诫俄国人：不能这样进入社会主义
──兼论有名的卡夫丁峡谷理论お
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浪潮冲击下，俄国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封建统治出现了崩溃迹象。1861年，沙皇被迫发出的农奴解放诏书，其实是俄国封建统治行将结束的公告书。1881年，资产阶级民粹派用炸弹把亚历山大二世炸死。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展开了的积极的革命活动。一些在西欧的流亡者，纷纷在报章上发表文章宣传和讨论俄国革命，并就俄国问题与革命的当然权威马克思和恩格斯交流和请教，俄国革命在西欧理论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俄国早就备加关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异常繁忙中抽出时间，来进行研究和讨论。1875年，恩格斯针对民粹派提出的土地公有的俄国农村封建公社具有天然的共产主义性质，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论调，发表了《流亡者文献》第五篇《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等文章进行驳斥，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断：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渡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条件已经成熟到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只要它显示出能够在农民不再分开而是集体耕作的方式下向前发展：就是说，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然而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4年中文版第3卷第282页）
1881－1882年，马克思在整整两年中，对1861年以来的俄国经济和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记下了近三万字的《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普列汉诺夫创建和领导的俄国共产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成员，著名的女革命活动家查苏利奇，写信求教于马克思，请马克思为俄国革命指明方向。马克思慎重其事，连写三稿，写了《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立场。提出了有名的卡夫丁峡谷理论：
现在我们暂且不谈俄国的遭遇的灾难，只来考察一下它的可能发展。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了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公元前321年第2次萨姆尼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打败了罗马军队，并且强迫他们通过牛轭，这被认为是对战败者的最大羞辱。人们因而常以此语谓受到最大羞辱。原集注。马克思在这里是指西欧那样资本主义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和机器生产的发展时期。本文作者注），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势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获得新的生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451页）
过来我们许多人在谈“卡夫丁峡谷”理论时往往曲解了它，把它作为了经济落后国家可以简单地直接地进入社会主义的论据。而实际上它恰恰相反。马克思在论述中已经指明，要进入社会主义，还必须吸取先进“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这个观点，在第二年，当《共产党宣言》在俄国出版发行的时候，马、恩二人在俄文版序言里对俄国的革命做了进一步的强调。他们告诫俄国人：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是相反，它还需先经历西方的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俄国的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指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本文作者注）发展的起点。
在第二、三国际时代，由于第二国际和苏联社会主义及后来的第三国际各取所需的不当宣传不仅形成了二者本身的错误，而且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两个多数的理论上的混乱。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一个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必须无产阶级占大多数，无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国家在世界上必须占大多数的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捆绑在一起，形而上学地作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备条件，一概反对在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并宣称自己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及后来的第三国际，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十月革命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胜利，当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为经济落后、无产阶级不占大多数的国家(包括单一国家)，在无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国家不占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没有先进国家的生产力作补充情况下建成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宣称自己的理论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其实二者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教条。
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多数的理论，首先是说一个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而不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其次它不反对单一国家进入社会主义。1890年，恩格斯在《致奥.伯尼克》信中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尘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4年中文版第4卷第693页)；然后它不反对甚至热切地期望单一落后国家特别是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1885年，恩格斯在一封给查苏利奇的信中，还准确地预见了俄国革命的爆发点是在彼得堡，而这一点为后来的十月革命所证明：“我所知道的或者我自以为知道的俄国的情况，使我产生如下的想法，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恩格斯指法国革命)。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如果说布朗基主义(幻想通过一个小小的密谋团体的活动来推翻整个社会)曾经有某种存在理由的活，那肯定是在彼得堡。只要火药一点着，只要力量一释放出来，只要人民的能量由位能变为动能(仍然是普列汉诺夫爱用的、而且用得很妙的比喻)，那么，点燃导火线的人们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因为这种爆炸力将比他们强一千倍，它将以经济力和经济阻力为转移尽可能给自己寻找出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0页)。
但它任何时候都强调进入社会主义必须具备先进的物质基础。夺取了政权的单一国家，在革命成功以后，也“将以经济力和经济阻力为转移尽可能给自己寻找出路”。
恩格斯1875年4月《流亡者文献》的第五部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里驳斥俄国民粹主义者特卡乔夫关于保持着俄国村社土地制度的俄国可以直接进入它的高级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论点。他在分析了俄国村社所有制的发展后指出：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能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别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并且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
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可见，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私有者”，但比西欧没有财产的工人“更接近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有生命力的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革命（指特卡乔夫说的俄国只要在三四个地方发动起义，革命就会成功）既然是这样难以置信的容易，那么为什么俄国没有很早就实现了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中文版第2卷第625-627页）
落后的小农的沙俄要进入社会主义，必须要由西方革命为其提供一个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这就是恩格斯的结论!
恩格斯还在《流亡者文献》第五部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里，明确地指出了俄国没有达到进入和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标准，他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4个基本常识，当然也就是相对地提出了俄国进入社会主义还欠缺的４个基本条件：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况。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况，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至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页）
（1）实现变革的无产阶级；
（2）能够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先进水平的资产阶级；
（3）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对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不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衰落；
（4）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社会不出现贫穷和后退。
1893年，恩格斯觉察到了西方革命不可能很快发生，比原来预料的要慢得多，而公社却正在衰败。他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谈了他对俄国公社的忧虑：
如果在西方，我们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中走得更快些，如果我们在10年或者20年以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俄国也许还来得及避开它自己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遗憾的是，我们的进展太慢，……而这期间你们那里的公社却在衰败，我们只希望我们这里向更好的制度的过渡尽快发生，……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4年中文版第4卷第724页)
历史在比恩格斯所忧虑的更加糟糕的情况下进行了，而俄国革命一直到23年以后才真正获得了胜利，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但是，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公社，早已被的车轮辗得七零八落。虽然资本主义还没有高度地发展，但私有制已经大面积地侵蚀了公社，公社更加不适合社会主义的直接发展。恩格斯在写这个著作的时间是1875年。此时资本主义在英国等先进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已经度过了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已经成为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统治力量。而俄国才刚刚废除农奴制14年，资本主义才刚刚开始发展。就是到后来的1917年十月革命，也只有40年的发展时间，而且，这40年，俄国国内也充满了动乱，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增加了不少困难。尽管俄国在19世纪末叶，铁路已经达到53000公里，出现了彼得堡、莫斯科、顿涅茨、克利沃罗格、巴库等机器制造、煤炭、冶金和石油工业城市和工业区，出现了企业家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全部纺纱业和大部印染业已使用机器生产，但这些都无法替代和掩盖俄国的这个基本事实：俄国直到十月革命前几个月，仍然是在封建沙皇的统治之下，资本主义仍然没有成为俄国的统治或支配俄国命运的政治或经济的力量，俄国资产阶级只能依靠沙皇政府的订货和补助金生活，资本主义仍然只是俄国经济的一个小成份，俄国没有出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常有的那种由于采用先进的机器和技术排挤工人排挤剩余劳动力现象。俄国资本主义，还正在无止境地吸纳城市和农村破产的无产者。“沙皇俄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要比其他各国晚。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俄国的工厂很少”。工人并不是为被经济危机抛弃而斗争，只是“宣布罢工。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最初发生的那些罢工，通常只是由于罚款过高、发工资时实行蒙骗、降低计件工资标准引起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7页）资本主义孪生出来的大工厂、矿山、铁路等企业的真正产业工人只有285万，包括农业的雇佣工在内，全国的雇佣工人约1000万，全部无产阶级约2000万左右，只占全国人口20％左右，大部分经济成份仍然是封建农奴制残余下的小农经济。很明显，直到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经济和的发展都没有达到恩格斯提出的四个条件。俄国资本主义还在由世界先进资本主义牵着手蹒跚学步咿呀学语，连政权都不会掌握的时候，无产阶级冷不丁地把它打倒了。斯大林到了50年代都承认：
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8页）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论述，是建立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与熟悉情况的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共同参与分析研究，切合俄国实际做出的论断。虽然他们希望的“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并没有成为现实，但是，他们强调的俄国公社必须具备“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不管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发生和胜利，都必须为苏联所遵守。
但是，斯大林虽然很清楚苏联“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人民也很贫穷，生产力也很落后，但他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建立在“空地”是个违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他以为这样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从而在苏联社会主义“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的情况下，就错误地把苏联直接推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关于这一点，我们将还要在在后面篇幅中予以详细论证。
五 第二国际：坚决反对苏联进入社会主义お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旗手，一直战斗到1895年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逝世，实际上宣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阶段由创始人在世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在社会主义问题甚至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就存在着很多流派和流派之间的斗争。但由于他们的亲自出面，使这些斗争和争论都有一个正确的裁判和结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恩格斯逝世时，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运动无与争锋的主导理论和指导思想。由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拉萨尔作为创始人，成立于1869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主义者的法律“非常法”的迫害下坚持了下来。反社会主义者法被废除后，党成为一个合法存在的政党，参加了政府组织的竞选并获得了占全国四分之一人数选票支持的可喜成功。1891年，在恩格斯亲自审定和帮助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产生，社会民主主义革命，在世纪之交成为了共产主义运动主导潮流。苏联共产党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名称来看，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它就是这一潮流的结果，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成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党和样板党，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以及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考茨基成为了那一时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传人。
值得在这里特别提出的是，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考茨基，对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一系列激烈的反对意见。他认为俄国革命只有在同西欧革命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甚至在十月革命获得成功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考茨基仍然断言：
如果硬要把十月革命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那么这个专政和制度只能是一个注定要夭折的“早产儿”。
た即幕《无产阶级专政》54页
苏联存活了74年，不能算是夭折，从这点上讲考茨基的预言并不准确。但从漫长的长河上去衡量，74年，毕竟也不过弹指一挥间，苏联的最终失败，实际上证实了考茨基预言本质意义的正确性。他实际上是给十月革命的实际性质下了一个的结论。苏联理论界硬把十月革命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是错误的。
在列宁组织成立第三国际和在苏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对列宁和苏联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抨击。而第二国际方面的一些批评的确也是很中肯的。比如：
共产国际（指列宁创立的第三国际。本作者注）幻想凭借百战百胜的红军的剌刀就可以实现工人的解放，认为完成世界革命必须进行新的世界战争。它支持亚洲和非洲的革命运动，并且希望依靠这种革命运动，用战争来给予资本主义以致命打击。
（《国际社会党马赛代表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决议》ぁ兜谝还际第二国际资料：第二国际》第375页）
这个批评就正确地指出了苏联社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物质标准，形而上学地以武装夺取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企图以战争来消灭资本主义的错误。
但是应该看到，第二国际方面的很多指责，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在抨击第三国际的确存在的宗派主义的时候，也使用了不能使人服气的错误的宗派主义言词：
克里姆林独裁者中间的旧的理想主义者，不是死了，就是被免职了。现时正在掌舵的那批人，只想从他们原先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参加的工人运动中，利用工人阶级，以求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再也不是解放劳动群众，而只在于加强他们的专制了。不独是俄国工人阶级，而且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他们的炮灰了。在克里姆林统治者眼中，各国工人都应该变成木偶兵，遵照他们的命令前进。
（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考茨基虽然其本意在批评苏联把自己的模式当成金科玉律来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工人和共产党。批评斯大林独裁，迫害不同政见者，这本来是正确的。但他把苏联政权骂成是专制政权，说苏联把工人当炮灰，这些的确已经是很不恰当的了。不管怎么样，苏联毕竟还是工人运动的结果，斯大林也并没有与所有共产党人为敌，不能把他们与沙皇相提并论。
而实际上也正是这种无情的派别斗争，害惨了社会主义者自己。
为什么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多给自己以及自己队伍内的人一些宽容呢？这是因为时代和社会落后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我们之中大都还没有具备无产阶级先锋队大海一样宽阔的胸怀，不能从狭隘的私欲的引力场中变成自由粒子逃逸出来。
六 十月革命前人们一致主张：俄国不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お
俄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领袖，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普列汉诺夫（1856-1918），劳动解放社的主要成员之一，著名的女革命活动家查苏利奇等俄国很多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都极力地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诲，坚持马克思主义物质原理，坚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还比较弱小，俄国农民还没有应有的觉悟，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时过早，俄国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或是西方革命成功，对俄国进行先进生产力的补充，等待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成熟以后，才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前极力反对把俄国的革命定性为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俄国的无产阶级也没有成长和成熟为一个能够掌握政权的阶级。
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意味着把工人阶级“推上最大的灾难的道路”。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462－466页） 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异曲同工，互相辩证补充：
在理论上，这种想法是忘记了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会发展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的梦呓之谈的。
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是一般说来还是单就俄国说来，都是已经十分详细地证明了，并且反复说明了的，而根据这些原理就应当得出下面的结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地方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如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41页）
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从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出发，把伯恩斯坦、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这是极不公平的。他们与列宁斯大林等人不同，与同时代生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见面并长期保持有密切联系，经常就俄国的革命实际进行讨论。他们得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教诲。以致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恩格斯关于俄国革命问题的论述一书，就是经恩格斯首肯，由普列汉诺夫翻译并作序，由解放劳动社出版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查苏利奇的书信里看出。正是因为他们直接聆听过导师们的教导，得过导师们的“真传”，所以他们能比较正确解和表达导师们指导的科学本质。可以这样说，他们的观点就是两位导师的观点。列宁生于1879年，于1898年才开始接触革命。在此之前三年，恩格斯逝世了。列宁是在19世纪末率俄国民主(工)党代表团参加第二国际会议时，才在德国拜谒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墓。比列宁小9岁的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还只是个不值提起和不能对运动进行左右的一般人物。在十月革命前，在苏俄能否马上进入社会主义等问题上，托洛茨基、以及季洛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都跟列宁展开过论战。他们都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不能单独一国胜利的观点立场，反对苏俄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其中也有一些认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不应该掌握领导权等论点。本文认为这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这里也不予讨论)革命时机不成熟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在报上透露起义消息，受到列宁的严厉斥责。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可能原因就是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武装夺取政权。他们两人对起义所采取的反对态度和过激的行为措施当然不对，但从这件事反映出了许多的革命先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特别是对苏俄不具备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这个实际问题的真知灼见。列宁的《四月提纲》发表后，加米涅夫针对列宁主张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的一些过激观点，1917年4月25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我们的分歧》，《论列宁的提纲》与列宁进行了辩论。他说：
至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我们是不能采纳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且指望这个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在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家内，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的环境之下，在乡村中甚至还没有消灭农奴制的时候，这种环境和这种时机并不适宜于走向社会主义的坚决步骤。
加米涅夫《论列宁的提纲》
列宁坚持了他的无产阶级应该武装夺取政权的观点，但否认了没有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意思。他在十月革命快举行的时候，即1917年9月，发表了他的名著《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他声明：
现在我来谈谈加米涅夫同志上述议论中的第二个错误。他责备我，说我的公式“指望这个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不对的，我非但没有‘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公开警告过别人，反对这种意见……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
（《列宁选集》第3卷第33页）
七 列宁的错误与国家资本主义的重大实践お
列宁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最大的成就是依据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中所提出的不断革命的著名原理，以及马克思在1856年致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必须把农民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的著名思想（马克思在这封信里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小农经济国家，以特有的目光和勇气，冲破了第二国际理论中形而上学因素的束缚，领导只占全国人口少数的俄国无产阶级，成功地举行了十月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在苏联这样的落后国家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探索。列宁在他真正认识到国家资本主义对苏联的重要意义并从实践上开始实施它之前，在苏联是否马上实施社会主义问题上所有的肯定或否定，其实都是一种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而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则是他痛苦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最后结论和结果。在探索过程中，他在保持有着理智和认识的同时，也有着突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两个多数理论，在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冲动。因此，也就出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前后左右的摇摆，矛盾。对于这些，我们要把握二点。一是向后看，看后来列宁是否对此进行了改变，要以他最后的著作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作为他的正确思想；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原理作为分析问题的红线，来分析和划分列宁的正确和错误。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为了探索象俄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的特殊道路，列宁在与第二国际的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持的放弃革命斗争的形而上学观点立场进行斗争的时候，为了更加有力和尖锐地提出问题，以反对他们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农民群众包括贫农群众在内一定会离开革命，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会出现一个漫长的间歇时期，一个长达五十年到一百年甚至更久的“平静”时期，那时无产阶级将“和平地”受着剥削，而资产阶级将“合法地”牟取暴利，直到无产阶级由于社会的经济继续发展而在民族中占大多数，在社会中占大多数的时候，新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到来的论点（当今的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他为了从思想上粉碎了国内孟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策略方针，武装俄国工人阶级去进一步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去对沙皇制度进行新的冲击，他在早期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著作和著述中，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由孤立无援的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担任领导者，有居民中的半无产者即千百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作为同盟者的观点。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必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前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在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条件下所实现的领导权，应当转变为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同其他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结成联盟的的条件下所实现的领导权；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则应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准备基础这样一些探索性的理论。在《两种策略》一书出版两个月后，又进一步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激烈地提出：
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列宁选集》第1卷第634页） 用中国的一句饱含辩证法的古训来说，“矫枉必过正”。列宁思想中包含了“过正”的地方是可以理解的。而正是这一鲜活闪亮的思想，形成了俄国革命中激昂人心的动力，才引导了俄国走向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胜利。
为十月革命胜利的喜悦所冲击，他没有很好地冷静地去思考自己在“矫枉”时所过的“正”。以为第二国际那些耽心和忧虑已经为革命的成功实践所粉碎，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于是，又进一步地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很不理智地实施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措施。而实践很快以明显的结果告诉列宁犯了错误。而有着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列宁很快从自身错误中，领悟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俄国社会主义的科学原则中的真谛，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实践。因此，他利用资本主义矛盾在落后单一国家夺取政权取得无产阶级胜利革命斗争理论，和在对自己反省基础上得出来的完成社会主义物质准备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建设理论，才是辩证互补、对立统一的列宁主义的真正精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实践，丰富和发展。
但遗憾的是，列宁的一系列错误，却又被斯大林接了过去，被他定义为列宁主义，而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还被斯大林上升为共产主义一国胜利论。我们要对斯大林所定义的列宁主义的错误进行审定和批判，从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本来面目。
(一) 列宁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与反省
19今年，列宁还说“在俄国这
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如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不过12年时间。而这12年时间，别说又是动乱和战争的岁月，即便都是和平的经济发展岁月，沙皇俄国的资本主义也仍然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工人阶级仍然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当然，革命胜利后的苏联也仍然没有具备实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但是，革命斗争的节节胜利，引发和误导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他和苏联全国人民的革命狂热。以为进入社会主义也象冲进冬宫一样简单，列宁萌生出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进行实践和探索的冲动。
1917年4月3日，流亡9年的列宁回到取得了二月革命胜利的俄国，站在彼得堡芬兰车站广场一架铁甲车上，向前来欢迎他的满广场数千名工人士兵发表演说。看到遍地欢呼雀跃的人们，他激动万分，结束时情不自禁振臂一呼：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十月革命一成功，他把自己原有的关于俄国革命的进程的论断丢到了一边，连一个小时也不耽误地实施了一系列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措施：
十月革命成功的第二天晚上，按照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和《共产主义原理》中对待大土地占有者的做法，发布《土地法令》，宣布立即没收全部地主、领主、寺院和教会土地和财产。稍后，又发布《土地社会化法令》，废除土地私有，实行全民所有。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月，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工业开始实行管理。发布《工人监督条例》，对所有使用雇佣的企业的生产、供销、分配、财务进行全面监督；发布大工业企业国有化法令，没收私人企业，实行企业国有化。
第三个月，发布《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记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宣告俄国为工农兵苏维埃共和国，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任务。
第二年，制订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发布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法令，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的尝试。列宁亲自拟定《关于消费公社法令的草案》和《七大党纲草案》，决定以产品分配代替贸易，取消商品，货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
1918年1月，德国出现了要向苏维埃共和国进攻的迹象。为了让年轻的共和国能喘过气来，出于革命的策略，列宁提出与德国媾和。列宁的建议，遭到了以“左派共产主义者”为首的很多人的激烈反对。反对者认为共产党不应当同帝国主义国家媾和，他们主张当时还没有军队的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同德国作战。他们认为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很快就要爆发，德国共产党很快就要掌握政权。与此同时，他们比列宁更过激地否认过渡时期的必要性。他们提出“对资本实行骑兵突击”，苏维埃要颁布更多的法令，尽快实现“生活公社化”，完全摧毁银行信贷机构，废除货币，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反对列宁在建国前就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反对使用资本主义专家来发展经济。
列宁从左派共产主义者“身上嗅到了一股极不正常的味道，他很快警觉起来，在《论“左派”的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文章和讲话中对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论战和批评，使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这年的夏天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1918年7月，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苏维埃正式开始把社会主义作为国名使用。关于这个名称，在此之前已经多次进行了讨论。开始一些人认为，国名冠社会主义，是因为俄罗斯已经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列宁指导下，这个思想很快得以纠正，并明确：以社会主义作为联邦共和国的名称，并不是说联邦已经是社会主义，而是用来表示联邦共和国的前进方向。1918年5月5日，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还以此提醒那些反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自称为“左派共产主义者”：
看来，还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新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ぃā读心选集》第3卷第540页）
但是，列宁还没有就自己实践中也存在的过激政策进行反省和更改，更艰巨、更困难的课题摆到了列宁面前：国内战争和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开始了。
为了渡过国内战争的困苦时期、列宁不得不实行更强硬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即：（1）、实行工业国有化，并进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领导，实行总局制，设置了采矿工业、石油工业、煤炭工业、燃料工业、中央糖业等几十个总局，在地方设分局，直接领导企业，掌管财政和拨款、原料。企业无偿上交产品；（2）、实行余粮收集制。规定农民除自己生活所需外所有余粮全部无偿上交国家；（3）、经济关系实物化。禁止贸易。实行按等级的实物分配；（4）、劳动报酬平均化，实行义务劳动制。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然是在国内外特定环境下实行的不得已的政策。但实质上也是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即实施的共产主义政策的延续，因此是列宁自己也承认的一次自觉的共产主义施政尝试。 共产主义施政尝试，加上战争的破坏，共和国也百业俱寂，经济发展到了崩溃边缘。1918年与战前最高水平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降低到七分之一，重工业降低到十分之一点五，铁降低到十分之零点三，钢降低到十分之零点四六，轻工业降低到十分之一点二三，棉布降低到十分之一，皮鞋降低到三分之一；铁路降低到三分之二，桥梁7000座，火车头降低到十分之八点五、车厢降低到十分之九点五、船14000艘被毁，其中铁的产量倒退到200年前的水平，苏联人必不可少的皮鞋平均50万人才有一双，1918年年底，全国最大的拥有15000名工人的国营棉纺厂--波克罗德斯克─格鲁霍夫纺织厂因无燃料停产，很多优秀的先进产业工人流离失所，只剩下二分之一，很多人沦落倒退为手工业者，为黑市商人制作锅壶盆桶打火机等日用品。农业耕地三分之一荒芜，粮食产量减少一半，城市机关没有面包供应，寒冬没有煤炭和木材，农村人民生活也陷入极度困难之中，饥民达2800多万。社会出现了恩格斯预言的那种衰落和后退。而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反苏维埃的农民暴动。1921年3月8日，沃洛格达省格里雅泽维茨县潘非洛弗乡14位农民联名给列宁上书，诉说共产主义政策给农村造成的巨大危害：
向我们敬爱的领袖、伟大的天才列宁同志致敬。
在这封信中我们向您叙述以下一些情况。现在几乎把我们乡的农民的一切东西粮食、牲畜、种籽、原料都拿走了。给每一个农民留下的粮食每个月只有18到30磅。粮食管理委员会的代表什么也不考虑。不论庄稼长熟了还是没有长熟，都得拿出来。北方，我们最好的收成通常是种籽的6倍，而1920年由于干旱，有些地方的收成仅为种籽的4倍半.但是粮食管理委员会的代表是按种籽的6倍要粮食的。春播谷物根本没有种上，还向我们要了相当于种籽3倍的粮食。到春天播种时，我们几乎就没有种籽了。去什么地方买种子吧，对我们来说又很困难，因为价钱已经很贵。播种组织与促进委员会和整个播种运动，都要求给予农民以种子上的帮助，把牲畜、农具加以很好的安排。而且这些都要做得及时。最好在可能的地方现在就改行多圃轮作制。但是，如果不用向农民收税（不是货币税，而是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那整个播种运动就不会收到什么效果。应当按照土地肥沃程度计税，在我们北部边区大约从播种的每俄亩土地上收税10到15普特为宜.当农民知道自己应纳的税额和交纳的时间时，我们就勿需在整个乡里保留数以十计的宣传员了.我们想，全体劳动农民都会同意采取这种税收制度的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的.我们有了集体经济和公社，但是只有当它们能够向我们表明它们是良好的榜样时，我们才会跟随它们，而现在它们甚至连自己都还不能养活呢！
还要请您注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木柴收购不足。如果收购，最好告诉农民收购定额的规定期限。当农民觉得这比别的都合适时，他会按收购的规定运出的。
声明关于采取这些措施的必要性时，请不要认为我们是有害于苏维埃政权的分子，而相反，我们希望工作能够富有成效，以巩固农民和工人取得的自由。
农民：亚力山大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さ4卷第423页）
我们总说人民是最聪明的。人民就是哲学家。这句话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的印证。潘非洛弗乡农民的话，应该成为一块醒目的指路牌和纪念碑，树立在国际共运的入口处。
严重的情况使列宁警醒。1922年，列宁痛心地对三年的共产主义政策进行了反省，说：
当我们渡过了而且是胜利渡过了国内战争最重要的阶段以后，我们就遭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巨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危机，这个危机不仅引起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引起工人的不满，当时广大的农民群众在情绪上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这种特殊的、对我们自然也上极不愉快的情况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指实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文作者注）中前进得太远了。
（《列宁选集》第4卷第661页） 列宁坦诚宣布：
到了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
（《列宁全集》第33卷第70页）
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页） 我们多半（甚至我不记得有何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本作者注：列宁的过渡实质上应该说是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推断出发的。
（《列宁全集》第33卷第65页）
我们把我们拟定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纲领中可以立即实现的东西先建立了起来，这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常规。
《列宁选集》第4卷第617页
列宁在很多文章中，以“我们的错误”等专门的标题和篇幅，对这一错误进行了大量的和充分的论述。
可惜，这被列宁反复应用强调的决非儿戏的两个字，竟被斯大林等后来者视而不见，儿戏般将它从上删除。
列宁1921年4月14日在给阿捷尔拜疆等国的共产党员的信中明确告诫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不要抄袭苏联!他在信中指出：
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南高加索的共产党员了解他们的特殊情况，即他们共和国的情况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和条件不同的地方，了解决不可以抄袭我们的策略，而必须深思熟虑地把它加以改变，使它适合于不同的具体条件。
第四、俄罗斯在经济上过去是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隔离的，现在在颇大程度上也还是这样，高加索却可以更快，更容易地同资本主义的西方搞好“共居关系”和进行商品交换。
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民，要更加缓和、更加谨慎、更加让步。通过租让和商品交换政策，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石油、锰煤（特克互尔切利煤矿）、铜还有不胜枚举的其它各种丰富的矿产，有充分的可能来广泛实行租让政策和开展同外国的商品交换。
更加缓慢、更加谨慎、更加有步骤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对于高加索各共和国来说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这就是它们不同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特点，这就是必须了解和善于实行的，跟我们的策略不同的策略。
不要抄袭我们的策略，而要独立地仔细考虑我们策略为什么具有那些特点以及它的条件和结果，从而在自己那里不是照抄1917－1921年的经验，而是运用它的精神实质和教训。应当立刻在经济上依靠同资本主义外国的商品交换，不要吝啬，就让它们得到价值几千万的贵重矿产吧。
应当立刻努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开始电气化和灌溉的巨大工程。灌溉是最需要的，它最能改造边疆，复兴边疆，它将埋葬一切旧的东西，而使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事业巩固起来。
尼·列宁1921年4月14日于莫斯科
列宁的这封信，其实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学习苏联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宝贵文献。可惜，当代社会主义各国都把这封信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列宁主义忘到了九霄云外，离开本国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照搬了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
（二） 列宁宝贵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お
列宁在对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错误进行了坦诚和深刻的反省基础上，回到了革命前的正确立场上，从1920年底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列宁宣布：
转向新经济政策，这是上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致通过的，而且比我们党解决其他问题时更加一致。这种一致表明：采取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用各种不同观点来估计情况的人们，都一致地、非常迅速地、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而探寻这一途径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
（《列宁选集》第4卷第617页）
苏联新经济政策主要实行四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1)合作制：小经济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
(2)租让制：把国家的企业，矿山和森林等租让给外国资本家。
(3)剩余产品自由市场：大力发展国内市场经济，和商品的流通。
(4)商业代买代卖：以佣金雇请资本家收购并推销国家货物。
1920年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租让制实施内容和详尽表册，到西欧各国招商引资。但由于沙俄逃亡贵族和资本家的阻挠破坏，外资对新生的苏维埃持有顾虑，很少人来。1921年，23岁的美国商人阿曼德·哈默，克服种种困难来到苏联。为饥荒所引起的灾难而震惊，他立刻用100万美元在美国购买了100万普特小麦，用船运到苏联销售。列宁知道了，热情邀请哈默到克里姆林宫用交谈，说：你们和我们可以互相取长补短。我们是个落后国家，资源丰富而未经开发。美国可以在这儿找到原料和销售机器的市场，以后还可以在这里推销工业产品。而我们需要美国的技术和方法，以及美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列宁拿起《的美国人》杂志，翻给哈默看，说道：瞧！这是你们人民做出的成绩。这就是进步的含义，高楼大厦，发明，发展机械来替代人的双手。
从此，列宁与哈默成了好朋友。哈默成了第一个在苏经营租让企业的美国人。他还劝说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投资苏联。这个坚决反共的老头子，听从了哈默的建议，到苏经销福特汽车和拖拉机，并建了一个汽车厂。看到福特成功，外国公司逐渐开始向苏联投资。
1921年3月16日，苏联看准了经济危机中的英国迫切需要市场，主动与英国改善关系，签订了英苏贸易协议。兹后一年，便有德国、意大利等12个国家与苏联签订了贸易协议；1922年已有苏外合资企业17个。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竞相出售过剩产品和机器设备，苏联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从国外引进了一大批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和成套设备。从列宁1920年建议政府批准5-10亿瑞典克朗的贷款起，二战前20年间，苏联得到国外各种贷款20亿，进口机器、工业原料等410亿卢布。尽管1930年苏联取消了租让制，但引进没有停止。1931年外资企业发展到124个，投资总额达到了8300万卢布。苏联向国外购买的机器设备占这年世界设备出口总量的1/3，第二年则上升到1/2。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达2万多人，70％以上为美国和德国合作援建项目，如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车里雅客斯克拖拉机厂，苏联3个大型钢铁厂，瓦赫什灌溉工程，第聂伯水电站。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是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格里工厂为蓝图，由美国麦基公司设计和建造。建设高潮时，有250名美国人在该厂工作，单在高炉部位，就有27名美国工程师，美国人还在工地上办训练班训练苏联工程师。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是由美国80多家工厂援建的，该厂拥有年产5万辆履带式拖拉机的生产能力，它的设备先在美国组装运行无误后，再拆卸下来，运到苏联重新安装。该厂除了在和平时期生产拖拉机外，还具有在战时生产坦克的能力，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当时欧洲最大的工程第聂伯水电站，有6名美国人还获得了苏联政府颁发的劳动红旗奖章。这些事实充分表明，苏联的经济只有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互补，才能走出低谷，走向胜利。
列宁还大力惩治那些破坏经济发展环境的人。1922年冬天，列宁健康恶化，通过他的德国医生给哈默捎口信：告诉年轻的哈默，我并没有忘记他，并祝他一切顺利。他要是有什困难，叫他一定告诉我。这个口信使哈默几乎落泪。这年初，他的运粮车被一名站长卡住，要勒索500普特粮食，作为“过桥费”。哈默向列宁打电报。在列宁过问下，运粮车很快到达目的地，那个索拿卡要的站长被枪毙了。
对内承租发展比对外承租快，1922年一下了发展到4000家，1923年发展到5500家，其中一半企业承租者是私人。
新经济政策第一年，尽管农业又遭受严重旱灾，但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谷物仍增收1/5以上，小商品经济扩大5.1/10，产业工人1923年由118.5万增加到165.5万，工业总产值增加31.4％，私人资本主义经济1922年已经发展到整个国民经济的8.9％。尤其在1925年到1927年前后，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喜人的形势，短短几年，苏联经济全面复苏，工农业生产连年稳步增长，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经济活跃，社会安定，新工厂、新项目上马的消息，第一批苏联自己生产的汽车、拖拉机、飞机出厂的消息，电站、电气化等宏伟的制订和实施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从报纸上传出，大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的积极性，使苏联生产力得以迅速的提高。
（三） 列宁至死没有从新经济政策退却
过去理论界把列宁1922年宣布停止退却理解成停止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为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政策，这其实大错特错。列宁的退却，是针对十月革命以后实施的共产主义政策而言的退却。十月革命以后的共产主义政策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按需分配等先进制度。“新经济政策”却允许和鼓励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相对来说当然是一种“退却”了，以致当时革命队伍内部很多人却都想不通，认为列宁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不妨这么想一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任务，是使苏联这样的小农国家做好进入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经济上的准备，是完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建设。那，列宁仅仅用一年的时间就把一个大国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准备完成了？
显然不是！
让我们来看看列宁关于“退却”的解释吧：
我说停止退却，这决不是说我们已经学会经商了。我的意见恰恰相反，如果我的讲话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那说明我的话被误解了，说明我不善于正确地表达自己思想。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在我们这里出现的那种神经过敏和手忙脚乱的现象，那种要把一切都按新样子来创建和改造的倾向，必须加以制止。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合营公司。是的，这种公司还很少。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全部批准了九个有外国资本家参加的合营公司，索柯里尼柯夫领导的委员会批准了六个，北海白海地区森林工业管理局也办了两个。这样一来，现在得到不同机关批准的拥有数百万资本的合营公司，就有十七个了（当然，由于我们机关中存在严重的混乱现象，这方面也很可能错过机会的事情）。但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同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合办的公司已经有了，不过还不多。这个小小的但是实际的开端表明，人们已在评价共产党员，根据他们的实践来做出评价，而且做出评价的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些高级机关。当然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一个很好的机关，我们现在还要给它更大的权力。但毕竟这些机关在审查共产党员时……你们可以想象得出，国际市场是不承认它们的威信的。（笑声）俄国的和外国的普通资本家已经同共产党员一起办合营公司了，现在我们还办得不好，少得可怜，但我们毕竟在开始取得了一些成绩。当然，成绩还不怎么多，请想一想，我们宣布要把全副精力（据说，我们的精力是很充沛的）放到这件事上已经有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还只办了十七个合营公司。
《列宁选集》第4卷第631页
列宁一直到1924年1月21日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和否定新经济政策，没有放弃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新经济政策表面上是从1920年底开始实施，到1928年斯大林宣布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五年开始止。实际上，新经济政策的措施和方案，这时期所创办的企业，很多有效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以及与此同时而产生出的经济力量，一直在整个苏联经济发展中延续，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ぃㄋ模┕家资本主义的实质及其深远的意义
列宁1922年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毫不含糊地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了定义和肯定，他说：
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应当给以一定限制的资本主义……
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流转能够照常进行，因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
《列宁选集》第4卷第627页
1922年11月13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中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进步：
可见，我在1918年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是一个进步，而且我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思想，还简单地列举了俄国经济制中的几种成分。这些成分依我看来有以下几种:(1)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2)小商品生产（包括出卖粮食的大多数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这几种经济成分当时在俄国都存在。那时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说明这些成分彼此之间的关系和是否应当把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落后无产阶级专政成分看得高于社会主义。我再说一遍：在一个宣布为共产主义的共和国里，竟把落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成分看得比社会主义还要高，还要优越，这在大家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但是如果你们回忆一下，
我们决没有把俄国的经济制度看成是一种单一的和高度发达的东西，而是充分认识到，俄国除了社会主义形式的农业之外，还有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那末，问题也就很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国家资本主义能起什么作用呢？……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一种比现有形式更为有利的形式。
（《列宁选集》第4卷第658页）
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很多著作中，对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作了这一个结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上到叫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
(《列宁选集》第3卷第547页)
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的胜利的条件。
(《列宁选集》第3卷第556页)
既然国家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那么，全面的国家垄断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于是，据此我们也就可以推断，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时期。要达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即要达到可以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入口处，就还需要一个历史的发展时期。我们也就得出：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其国家资本主义由最开始的多种经济成份发展到单一的国家垄断，也应该历经相对于资本主义由原始积累到先进阶段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特征，在一个相对较短时期内体现出资本主义几百年所经历的历史发展的轨迹。从苏联70年后的失败我们又可以得出，象沙俄这样的经济落后的国家，虽然可以汲取当代先进的资本主义的先进成就对其进行“互补”，但其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至少不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发展，它很可能是上百年的艰苦奋斗过程。什么时候算是完成了这一任务，唯一的验收标准，就是从经济和科技上完全赶上甚至超越美国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列宁在生命最后岁月形成的《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等最后著作，被后人称为革命遗嘱。尽管人们给予了这一批著作以这么高的评价，但并没有人真正地把这些著作的基本思想当成遗嘱来坚决执行。因为这个基本思想与苏联实施社会主义的政策相冲突。也就是与斯大林主义相冲突。这个贯穿于这些著作中的基本思想就是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列宁生命火焰最后点燃的当代社会主义河流上的航标灯。1917年8月，列宁在一次集会上遭到了社会革命党人特务的枪击，受了重伤。使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921年底列宁健康状况恶化，1922年3月，头痛加剧。6月，出现中风，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也不能说话。主持工作的托洛茨基由于健康原因也去疗养地疗养。中央委员会就由斯大林暂时主持工作。十月革命的胜利给苏联人带来了欢欣鼓舞，得到了土地和工厂的苏联人对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无比信赖和自豪，从而造成了人们盲目的自信和狂热的左倾。此时，新经济政策正处在实验性的实施和摸索阶段。党内和党外，对列宁在“社会主义国家”搞资本主义很不理解，很多人甚至公开指责列宁复辟资本主义。列宁对此心里十分焦急，只有他清楚，国家资本主义是联邦共和国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它将对苏联以及世界共运的前途起决定性的影响。10月，病稍有好转，他就拖着病体投入到工作之中，主持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在全俄执行委员会上发言。所到之处，言必及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11月15日，他最后一次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世界各国的58个共产党组织408个代表。这一个国际性的大会，会上要通过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的提纲，讨论和批准共产国际的策略，关于共产党员在工会中的作用，关于东方问题的提纲，青年共产国际以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的决议，人们要求列宁在会上作一个关于《俄国革命五周年与世界革命的前途》的全面报告，但他却以集中的主题，不遗余力地对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代表进行国家资本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宣传鼓动和明确的诠释。列宁一出现在会场，全场人都站了起来，热烈鼓掌欢呼，并高唱《国际歌》。列宁一走上台就首先声明：
同志们，在发言人的名单中，我被列为主要报告人。可是你们知道，我在久病之后不能做大报告，我只能对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作一个引言。我的讲题范围很有限。《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这个题目太广泛太庞大了，要一个人在一次演说里把它讲透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只来谈谈这个题目中的一小部分，即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我有意只谈这一小部分，是为了使大家了解目前这一最重要的问题，至少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此刻正在研究这一问题。
从列宁这段表白中我们可以体验到列宁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在座的各国共运干部又还没有跟上他的思想的急切心情。为了让大家能跟他一样，来开展对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思考，他在这一个国际性的会议上，在《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这么一个标题下，不惜占用会议的最黄金时段，撇开众多的议题，来强调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要列宁的强调作这样的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关系到俄国和世界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头等大事。正如他在报告中强调：
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只去完成一些比较轻易的任务，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我觉得危机是从1921年2月开始的。就在这年春天，我们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关于这一点，我没有看见我们有什么重大的意见分歧。到现在，即过了一年半以后，在1921年底，我们已经能够作一些比较了，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这一年半多的时间，我们是怎样度过的呢？结果如何呢？这次退却对我们是不是有利，是不是真正挽救了我们，或者结果还是不肯定的呢？这就是我们提出的主要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各国共产党也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我们大家就注定要灭亡了。
《列宁选集》第4卷第661页
不幸被列宁神祗般言中。
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实际上是列宁开拓的经济落后的当代社会主义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马列主义大道，是与上的过渡无产阶级专政相对应的经济上的过渡形式。它对苏联，也对世界各经济落后国家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而它神奇的地方是：在历经70年沧桑巨变之后，还没有倒下去的当代社会主义各国，竟然与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不谋而合，都自觉和不自觉程度不一地走上了与新经济政策一样的改革开放的道路，不约而同地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物质原理的性，显示出了列宁主义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