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社会主义实践历史揭秘(之二)_社工论文
八 真相：斯大林本是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的反对者
ぉぉそ樯芰心逝世后苏联社会主义生死论战お
反对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的苏联主要领导人名单
托洛茨基联共(布)中央局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宁重病期间中央工作主持人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局委员，苏联民族委员会主席。
季诺维也夫联共(布)中央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加米涅夫联共(布)中央局委员
布哈林联共(布)中央局委员，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
克鲁普斯卡娅联共(布)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委员。列宁夫人与战友，列宁遗嘱的记录者与保存者
以上人员几乎就是能够决定当时苏联命运的全部高官!!
斯大林的确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真正缔造者。是斯大林，1928年正式宣布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施了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使苏联进入全面的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之中。
1838年，斯大林领导下所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斯大林包装成十月革命前就是与反对派“反社会主义倾向”作无情斗争的坚定革命者：
托洛茨基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议在关于夺取政权的决议上指出：只有西方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时，才可把俄国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反对这种托洛茨基主义的提议。
斯大林同志说：“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我们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219页) 其实，从文章中就可以看出编造的痕迹，因为托洛茨基不仅没有反对以革命夺取政权，而且是十月革命的主要策划者和指挥者，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甚至还够不上说话的级别。
十月革命后，国际上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苏联已经不能盼望苏联革命能够成为欧洲以致世界革命的导火索，也不能盼望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的西欧来援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人们已经多多少少地意识到了，苏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不得不把关注的眼光从国外收回到了国内。十月革命的胜利，人们不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会不会成功的问题存反对意见。但对于社会主义能不能在一国胜利，特别是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能不能建成，即使建成了又能不能坚持下去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争论开始时，斯大林还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他在《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义正词严地提出：
无产阶级在一国夺取政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建成社会主义，要实现社会主义的胜利，没有几个先进国家无产者的共同努力，在单独一个国家内无法解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61页)
那么，斯大林是怎样从正确的立场上转变到极左的唯心主义立场上的呢?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书中，对自己在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上的几种态度和态度的根本转变进行了辩解。他说，是为了反对托洛茨基分子一国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观点，才在《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的初版里提出了“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他说，用“这种说法”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观点，“在当时（1924年5月）是足够的，而且无疑地是有过一定好处的”。“可是，当列宁主义在这方面所受的批评在党内已经被克服时，当眼前已摆着一个新的问题没有外援而可能用我国的力量来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的问题时”，“显然就有缺点了，因而也就不正确了”。“根据这一点，我就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那本小册子（1924年12月）里改变并纠正了这种说法，把这个问题分成了两个：一个是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的问题，另一个是可能在一个国家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用以下两种方法达到的：第一，把‘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解释为只是通过‘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的‘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第二，根据列宁的《论合作制》那本册子宣布的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我们拥有为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的一切。”（中国人民出版社1971年12月版《列宁主义问题》第156－158页）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斯大林在对自己进行诡辩，说自己说的“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是指从欧洲无产者从外部制止资本主义的武力入侵，而不是说欧洲无产者从经济和科技方面对苏联进行援助。至于苏联能否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根据列宁的论述，他是始终坚信不移的。
斯大林的诡辩并不成功。
不必说他“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这样的论述，不能反对托洛茨基们一国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观点，因为这与托洛茨基们的观点一致。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列宁写于1923年1月的《论合作制》既然是那么地肯定苏联的合作制“就是我们拥有为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的一切”，那么斯大林在1924年5月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用列宁的这么有力的观点来作为武器，来反对反对派，反而同反对派站在了一起，同意了多国胜利论。而要到仅仅是相隔了6个月即1924年12月又才拿起这个法宝来作武器，反过来反对多国胜利论？
斯大林的错误还不仅仅在于这一点点自我矛盾。更重要的错误是他没有理解列宁对合作制进行论述的真正目的和意图。他只看到了列宁在文章开始时讲的“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列宁选集》中文1994年版第4卷第768页）却没有记住列宁在后面两页：“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是适合最普通农民的水平，它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但是，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渡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列宁选集》中文1994年版第4卷第770页）等论述。
我们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列宁的本意和斯大林的曲解。
列宁在《论合作制》中，并没有以合作社来反对自己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而只是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所以才提醒大家别忘了在新经济政策取得了它预定的目标成果时，要对全国人民提出合作社这样的更高要求，以向社会主义不断前进。
列宁明确指出，合作社的提出和实现，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以后的任务。“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那么，在不好的情况甚至在战争和动乱情况下，这个历史时代就会更长。究竟有多长？多少年？其实我们不能用确切的年代的数字来回答。联系列宁给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制订的战略目标——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先进的物质基础，我们只能这么回答，也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再用整整的一个历史时代来解决苏联人民的文化水平问题，使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较高文化素质来认识合作社的优越性，然后才来谈论和开展合作制。显然，苏联至今都没有达到这一时代，理由很简单：因为宣布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和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的一国胜利的苏联现在都不存在了。
显然，列宁的《论合作制》并不能成为斯大林一国胜利论的理论支点，更不能成为1928年放弃列宁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把苏联推进到社会主义的借口。
其实，斯大林转变自己的观点，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除了对列宁错误的理解，还有更多原因，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权力斗争的需要。
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反对派，大都是坚定的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在苏联是否能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他们都有激烈的反对言词，而且在革命前后还与列宁进行过论战。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苏联的反对派，似乎就是因为与列宁的意见不一致而得名。在苏联建国前后，在党内进行这样的无拘无束的争论，而且双方措辞都很尖锐，但列宁从不利用职权对不同意见进行压制，更没有对不同意见者进行人身迫害，似乎是党内生活的一种正常现象（党内甚至还存在不同理论派别，这虽然也可以进行一定的规范，但后来被作为资产阶段的派别活动而给予了镇压），也充分表明了列宁以及列宁主义具有大海一样的容纳不同意见宽阔的无产阶级胸怀和的唯物主义态度，以及他伟大的人格魅力。因而他也赢得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真诚爱戴。
但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打破了这种正常的党风，为了登上权力的最高位置，他完全变成了一个掮客，开始在不应该有权术存在的无产阶级政党内玩弄起非无产阶级的权术来。他瞅准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对列宁的真诚爱戴这一点，首先逐步实现了自己观点上的转变，把自己伪装成为列宁的忠实继承人和列宁主义的捍卫者，把反对派极力推向反对列宁的敌对位置，利用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列宁的感情，对反对派形成高压态势进行打压。而反对派则完全蒙在鼓里，以为今天和昨天仍然一样，仍然和昨天一样在无拘无束地大喊大叫。其实他们早已象困兽一样钻在了斯大林的笼子。
在斯大林与反对派的斗争中，斯大林为了与他真正的权位对手托洛茨基作战，他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都采取了先利用后打击的办法，而使这几个人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合，其立场和观点也随斯大林的态度而前后变化。我们在研究他们的时候，要排除这些对他们真正的观点和立场产生歧义的因素。比如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布哈林，他针对苏联农村的实际情况，著书立说，提出了“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当贫穷；现在我们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要能够在我国消灭贫穷的政策。”(《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68页)。他的本意是坚持列宁新经济政策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反对在苏联过早实施社会主义。鼓励农村中富农和富裕农民(实际上是苏联农村中的先进生产力。本作者注)通过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他的社会主义需要有物质基础的基本观点实际上与托季反对派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不一致的地方就是他把目光盯在国内，认为没有农民的富裕，苏联的工业也就没有市场，苏联也就形不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托季的目光则盯在国外，认为不管苏联怎么奋斗，都不能脱离国际环境这个事实，如果没有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国外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对苏联的和经济的援助，（他们的认识没有上升到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大多数国家所形成的国际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这个理论高度）苏联最终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们其实是各有倚重，各有道理，也各有偏颇。但都有同一目标：不能马上在苏联实施社会主义。只是因为布哈林认为苏联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与斯大林这时所主张的观点一致，与反对派有抵，便被斯大林利用。斯大林让他与反对派互相攻击自相残杀。在联共(布)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这个攻击和残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托洛茨基这个十月革命的实际领导者，这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图腾人物，这个聪明一世的糊涂蛋，并没有看到布哈林与反对派之间本质上的共同点，只看到斯大林对布哈林情有独钟而不去团结布哈林，反把布哈林当成了攻击对象，抓住了布哈林的次要缺点大做文章，他大力嘲讽布哈林把苏联与国际客观环境割裂开来的观点时说：
如果我们撇开国际事务，我们是否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争论的是我国革命的性质。这种撇开是办不到的，如果“撇开”天气和民警，可以在正月间裸体走在莫斯科街头，但我担心，如果你们这样做，无论天气和民警都不会撇开你们。
(《“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第155页)
季诺维也夫也乘机起哄，挖苦布哈林：
如果“撇开”生理学规律，那就可以说，我们和布哈林同志可以活两百年，并且会一天比一天变得年轻，变得聪明起来。
(《“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第168页)
布哈林也不示弱，他说托洛茨基“力图给自己的所谓思想库贴上(诚然是用劣等胶水贴的)列宁主义的标签。”说加米涅夫“在你们的空话下面半俄寸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耳朵，并且还冒出一俄寸。”说季诺维也夫是在翻已经“被翻得破烂不堪的报纸，用这些报纸已经可以熬汤了。”(《“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第181—189页)
对于布哈林近似于无赖的回答，斯大林则乘机煽风点火，他在座位上不断高喊：
好样的，布哈林，好样的，不是在说，而是在砍!
(《“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第193页)
就是这样，布哈林与并不与他思想观点一致的斯大林走到了一起，来反对和攻击与他思想和观点基本一致的反对派。而斯大林这个上的狐狸借力打力达到了他的目的，把反对派一个个搞下台去，又才掉转枪口，另罪把布哈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反革命和叛国分子予以枪毙。
同样手法，被斯大林成功地运用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身上。他在最关键的时候诱降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来反对托洛茨基。许诺他们与托洛茨基划清界线后不追究他们的问题。作为在中央举足轻重的人物季诺维也夫，可能也有想在列宁之后成为继位人的非份之念，为了某些个人目的也就和加米涅夫一起向斯大林卑鄙地摇尾献媚，对托洛茨基进行排斥打击，而被斯大林利用，使本来已经被列宁的遗嘱所贬黜的斯大林又得以登上领袖位置，从而在关键时刻改变了苏联的前途和命运。而心狠手辣的斯大林等到把托洛茨基搞得流亡他国以后，就违背诺言，仍然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之罪绑到了一起，并不管两人苦苦哀求对两人进行了处决。
斯大林在枪毙了反对派的同时，也枪毙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
其次，由于斯大林没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功底，他不能正确地认识在全新的课题面前左右摇摆的列宁，他在与反对派进行权力和理论观点上的斗争中，在把列宁的错误当成正确的理论向反对派进攻的时候，受列宁错误言行的影响，弄假成真把列宁的错误言行当成了正确的东西加以继承，而把列宁正确的东西抛弃了。
九 托洛茨基以及40万冤死的社会主义者的血，な嵌运勾罅稚缁嶂饕宓奈耷榉穸íお
托洛茨基，这个十月革命的实际组织者，苏联红军的主要缔造者和早期的统帅，应该与列宁一起并列的联邦共和国的缔造者，这个耿直的，赤胆忠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斯大林为首的唯心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面对面的斗争。
不能否认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华和职业革命家的才干，他的才华确在其他人之上，几乎和列宁并驾齐驱，他在军事方面也显示出了卓越的领导和指挥艺术，以至他在建国初期理所当然地成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是，正是他的才华害死了他自己。他与列宁从来没有过从甚密，纯粹是革命原则的交往。这种情况的产生也可能是两人进行过不客气的论战，总有一股拂之不去的敌意时时在占据他们的感情和袭扰他们的理智。也只是因为托氏在关键时刻显示出来的与他一样的才能，列宁才出自公心地把他作为人才使用。列宁也的确把他放在了其他所有人之上的人来使用，在列宁遭特务剌杀身体经常出现一些问题不能正常工作的时候，以及列宁想把斯大林从领导位置上调整下来的时候，都是与托洛茨基密切合作。书生气十足的托洛茨基，襟怀坦白，有什么就说什么，有时他连列宁也要毫不客气地与之论战。但绝对没有抢班夺权取代或反对列宁之心。如果他有野心，作为苏联三军统帅，重兵在握，在列宁病重期间又为列宁所托主持中央工作，他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条件顺其自然接管大权，而在列宁逝世前前夕还毫无戒备之心地去疗养地疗养？托洛茨基自以为别人也都是和他一样坦荡无私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也没有去与别人建立什么不正常的联系，他以为别人都会很正常很正确地对待他，以为列宁死后，别人都会拥护他。但事实上因为他有才而被列宁重用，而他也恃才另眼乜视列宁以外的所有人，而虎视耽耽地伺伏在列宁身边盯着共和国和苏维埃的最高权力的人们，早已经在心里要置他于死地了。他本是作为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而写的《论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教训》，由于坦言过多，不免也给人以抬高自己之嫌，且文章再次揭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伤疤，说他们在报纸上暴露起义事宜，首先招致当事人加米涅夫的攻击。加米涅夫为报一箭之仇，利用人们对列宁的无比爱戴，把他的“坦言”集中起来，在报上发表了《是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给他扣上了妄图树立托洛茨基主义，并以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的反对列宁主义的罪名，从而引发了全国对托洛茨基的不公正的声讨，而把托氏轻而易举地推上了多数人的对立面和的被告席。而他自己也沉不往气，在与斯大林斗争的关键时刻，竟以“事业的利益要求尽快解除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的下下之策，来还击自己的政敌。他以为他一提出这个辞呈，别人就会被他吓住，就都会停止对他的攻击，并联名恳求他不要辞去职务。而他也就可以反败为胜。结果他大错特错，如果是在战争时期，他这一招也许还灵。因为战争需要真正有本事的托洛茨基。他竟没想到自己已经处在了和平时期。而和平时期，即便是一个下三烂，也可以接过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之职，甚至在人的相貌举止上还可以比瘦干巴老头托洛茨基更神气。托洛茨基要是不意气用事，少说话，多办事，他军权在握，凭他的资历，凭他的才干，凭他的才华，假以时日，苏联不是他的天下又是谁的天下呢?结果是正中斯大林的下怀，托洛茨基分寸不差地钻进了斯大林设下的笼套。托洛茨基就是这样以自杀的方式，一步一步把自己送上黄泉之路。人们传说最后是斯大林派人暗杀了他，我们没有多少理由不去相信这个说法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托洛茨基其实是自己不断地放弃权力让位于斯大林而导致自己害死了自己。
由于主题不同，我们将不对在这里以及在前面提到的一系列人物进行全面的的评价。不打算对列宁死后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在权力之争中表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联合和对立，我们简要地介绍了他们的一些情况是为了有逻辑地介绍他们在苏联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正确立场。不管是新老反对派、托派还是托季联盟，他们除了权力上的争斗等其他因素，但始终贯穿在中间的就是对苏联唯心社会主义抵制和反对。因此我们在这里只围绕苏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两条基本路线上的争论，对这些人物的思想进行介绍。以便看清苏联社会主义的错误。作为与季诺维也夫等人一样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问题上却与其他反对派不同，他不仅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且从实质上领导了十月革命(他的功劳被斯大林及其御用文人从中抹去了)。他只是不同意苏联马上进入社会主义。1922年，他从他的“不断革命论”出发，间接地第一次提出了苏联不能一国胜利论。他认为苏联的国情是农民占绝大多数，落后的农民将会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产生矛盾和对立，甚至会发生敌对冲突，说不定会断送苏维埃。他说：
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托洛茨基言论》第177页)
托洛茨基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等大量的著作和著述中，论述了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来的这一思想：
生产力和国家疆界是不相容的。结果不仅带来了对外贸易、人力和资本的输出、强占领土、殖民政策和上次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使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在经济上成为不可能的事。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早已打破国家疆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最先进的
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在包括农业在内的各种生产过程电气化和化的基础上，建立在使现代尖端技术结合起来、普遍化并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基础上。从马克思开始，我们不断重复指出资本主义不能适应它自己带来的新技术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撕破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外皮，而且正如一九一四年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打破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疆界的铁箍。然而社会主义不仅必须把资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接收过来，而且必须立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把生产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生产力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未达到的发展状况。
1925年，原来一直在推托洛茨基下水的季诺维也夫突然良心发现，又回到了他原来的正确立场上。他在党的十四大会上作的一个副报告中，也与托洛茨基遥相呼应，提出了苏联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季诺维也夫坚定地说：
能不能在一个国家中，况且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我们这样的农民国家中最后建成社会主义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呢?我们用不着争辩，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载于1925年12月23日《真理报》)
更有趣的是他在会上引用了斯大林1924年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述，来答辩别人对他的批驳，竟使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人无言以对，默不吱声，而使争论嘎然中断。
由于季、加二人对托洛茨基采取了不公正的攻击行为，耿直而不圆滑的托洛茨基在这次会上还没有从相互的隔阂里解脱出来，在大会上也作了沉默。但是，到了1926年，同样被斯大林打击的命运，使托洛茨基终于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走到了一起来了。他们出于对苏联前途的忧虑，与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道，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树林里召开了一个会议，签署了有名的《十三人声明》。号召新老反对派团结起来，与已经大权在握的斯大林相抗衡。
应该指出的是，受斯大林的高压等彼时彼地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反对派的观点和理论在很多地方都显得“乱”不成军，现在看，有些理论也不尽正确，有些则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持有不同理解。但他们反对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的立场是毫不马虎的。至《十三人声明》，已经基本上趋于统一，并完全地与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相一致：
只有当工业得到高速度的发展，使国家的技术水平更加接近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才有保障。
ぶ苌形牡戎《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46页)
托洛茨基1926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发言，更是准确地体现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主义的指示精神：
现在所说的是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包围中建成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达到这一点，只有使这个孤立的国家的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因为从前途上看，只有生产力比旧经济制度的生产力更为强大的那种国家、那种新的社会形态才会不只巩固一年或者十年，而会巩固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
ね新宕幕1926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发言(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1页)
从苏联失败的事实来看，我们不能不肯定甚至要由衷地赞叹托洛茨基理论的正确性和预言的准确性。
1927年，托季联盟进行了更加大规模行动，又搞了一个《八十四人声明》，后来在递交过程中又增加到了3000人签名。托洛茨基并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
反对派要求按照以往的惯例，在年底召开的十五大会上散发他们重新拟订的《反对派政纲》，向斯大林宣战。在11月7日十月革命10周年的纪念日，托季联盟的众多支持者走上街头进行了游行示威，示威者手里拿着标语，漫画，散发传单，发表演讲，高喊：“斯大林正在欺骗工人阶级!”“制止斯大林分子胡作非为”等口号，对斯大林的唯心社会主义进行了公开的群众斗争。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苏联的领导人之一，列宁的夫人和战友克鲁普斯卡娅，自列宁逝世后，自始至终站在了托洛茨基等托派和反对派一边，并与斯大林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克鲁普斯卡娅是一位深得党和人民爱戴的社会主义者，1898年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就与列宁结合在了一起，她与列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战斗的友谊和纯洁的爱情，她是最了解和理解列宁的人，也是最能正确理解列宁主义的人。列宁最后在病床上口述的文章和文件指示，都是由她记录写成。其中包括列宁关于确定接班人和有关斯大林问题的“遗嘱”。这份“遗嘱”，列宁逝世后一直保存在她手上，直到斯大林上台才交出给斯大林。斯大林对她的无情斗争也许就源于这份“遗嘱”。
近年来公开的列宁的“遗嘱”，关于斯大林问题，列宁是这么说的：
斯大林同志在当上了总书记之后，在自己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对他能否永远足够谨慎地使用这种权力，我没有把握。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对于总书记之职是不能容忍的。
我们也许可以怀疑上面这个遗嘱的真实性。但是，有一个记录在案、被斯大林自己认可的、收入《斯大林全集》的事实，可以佐证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后面还要引用的1925年斯大林在苏共14大会上，对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上作的捍卫列宁新经济政策演说的恼怒“驳斥”：
说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那是胡说。……反对派是不是同意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关于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的说法呢?我想代表大会没有一个代表会同意克鲁普斯卡娅同志(请她原谅我)关于新经济政策说了一些十分荒谬的话。在这里是不能用这种荒谬的话来拥护列宁而反对布哈林的。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ぁ端勾罅秩集》第7卷第202页)
在堂堂的中央委员会上，伟大的革命的领袖斯大林，已经掌握了生杀大权的斯大林，应该多拿出一些绅士风度，来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尤其是对自己导师列宁的夫人，更应该表现出尊敬和礼貌。但是，明明是斯大林自己在胡说八道，肆意曲解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却反过来，骂他敬爱的导师和领袖列宁的夫人“胡说”。骂过以后，又故作斯文地请求克鲁普斯卡娅原谅，表面上是看在了列宁的份上，实际上是猫玩老鼠一样玩弄克鲁普斯卡娅于股掌之间。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想见，除了说明斯大林歪曲和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正确路线外，从这里我们可以满鼻子嗅到斯大林连列宁夫人也根本不放在眼里、为所欲为、专横无理的老子天下第一的政客作风，以及他挑拔离间，立刻把矛盾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与会的全体人员、已经死去了的列宁和还健在的布哈林身上的熟练的掮客伎俩。
连克鲁普斯卡娅都冒着生命的危险站在托洛茨基们的一边来反对斯大林，我们难道不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吗?
地来看，托洛茨基主义未能战胜斯大林主义，就说明托洛茨基主义存在某种缺陷，在理论上它只是一种推断，而且在很多地方存在错误和不足。导致他们这些方面的不足的最主要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领袖，其中当然也包括斯大林在内，都受时代和实践的制约，没有具备象大海一样宽阔无边的无产阶级胸怀(如果托洛茨基能有此胸怀，便不会再去揭别人的伤疤，能对别人的攻击一笑而置之，不意气用事而辞职)，未能跳出唯心主义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窠臼，以及与个人利益有关的各种利害关系的纠缠之中，他们深陷在庸俗的权力争斗的泥潭之中(托洛茨基表面上是超脱的。但他实际上并不想放弃其权力，成为斯大林的阶下囚。只不过他所用的战法是自残自废罢了。因此，他也被动地深陷入于此)。苏联社会主义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成了对立双方无数个筹码中的一个筹码，举国一片的社会主义狂热，又使斯大林手中所操生杀之刀更添锋利，反对派们生存都时刻面临着威胁，他们疲于种种利害关系的牵制，因而他们无法透彻地阐述这个问题。并且他们不断地丧失阐述的自由。1936年7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被处决前被非人的逼供折磨得实在受不了，竟无耻地向斯大林投降，并作下假供，证明自己接受了逃亡在国外的托洛茨基的指示，阴谋推翻斯大林政权。他们乞求斯大林当着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保证不杀他们。可他们还是和苏联的中央局17个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6人，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100人，由列宁建立起来的人民委员会包括列宁在内的15名委员中的8人，6名元帅中的4人，195名师长中的110人，220名旅长中的186人，以及全国约40多万人一起，被斯大林在大肃反中索命。1940年8月，斯大林的领袖之位竞争对手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遇刺身亡。斯大林在党内的独裁统治形成，“多国胜利论”销声匿迹。
现在，我们脖子上没有了斯大林的锁链，胸前没有了斯大林的黑洞洞的手枪，苏联已经失败，共产党人在新的条件下，即由执政党变为在野党，从旧沙皇统治下解放出来，经过了70年的共产党领导和的农民和工人，干部和职工，领导和群众，又陷入了水深火热，我们为什么还不实事求是地说出的真相。
中央局17个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9人(近60%)，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100人(近80%)，人民委员会14名委员中的8人(近60%)，6名元帅中的4人(近70%)，195名师长中的110人(近60%)，220名旅长中的186人(超80%)，以及全国约40多万人，而这还仅仅只是被斯大林杀掉的反对派。如果要算上持有反对派的观点又够不上死罪的，上述统计恐怕又要不断扩大。
这么大的比例，这么一支庞大和醒目的反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队伍，这么多抗争的生命和鲜血，加上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是和曾经是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的反对者，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深思和反省吗?
十 错误，终于从斯大林开始お
首先应该指出，一分为二，斯大林在苏联以及国际共运中是有卓越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他在二战中的功勋，理应受人景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苏联社会主义错误的辩证分析。与此同时，我们一定不要以为斯大林等一帮苏联领导只懂得搞阶级和斗争，而忽视了苏联的经济建设。我们一定不要埋没了斯大林及全体苏联人民在经济建设上所倾注的心血和汗水。斯大林在苏联的经济建设问题上是倾尽全力的，他也想创造出一个社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幸福的社会主义强国，但到最后却没有达到目的，原因就是他们从根本上违背了列宁的意愿，违犯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原理，犯了认识上和方法上的根本错误过早地将经济落后的苏联推进到社会主义的经济。
尽管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曾经创造出了非凡的成就。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苏联的经济社会主义，以及斯大林的许多政策和做法，在很多方面已经显露出了它错误的足迹和本质。
1928年，斯大林正式宣布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苏联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
1929年4月，斯大林用运动的铁扫把，扫清了各种障碍，开始对农业强行实施全盘集体化。11月7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大转变的一年》，要求改变农民一批批加入农庄为整村整乡整区整专区地加入，中农也可以加入。并在中央全会上要求一年内完成集体化。
对于“强迫”人民的政策，并不是我们现在强加于斯大林。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强迫”被认为是一种可行的工作方法。苏联院哲学研究所1952年编篡发行的《列宁主义思想》一书中，契斯诺柯夫的《列宁与斯大林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一文，对“强迫”进行理论上的美化：
列宁与斯大林曾教导说：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法，当然不能取消强迫成分的。但是这些强迫成分，是带着次要和附属的性质。列宁教导说：“我们应当先去说服，然后才去强迫”(《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第26卷第235页)。斯大林同志发展了列宁这一思想，曾写道：“领导是由说服群众的基本方法党以影响群众的基本方法来保证的。可是，这并不绝对排斥，而且预定要采用强迫手段，如果这种强迫手段是有大多数工人阶级对于党的信任和拥护为其基础的，如果这种强迫手段是在说服了多数以后来对少数采用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第8卷第53页)。
お(《列宁主义思想》中文版第64页)
斯大林主持制订的《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对农民的个人生产和财产拥有量进行了限制，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每户的财产拥有量如下：
一小块个人副业经营的园地、住宅、食用牲畜、家禽和小型农具。
在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每户农家可以拥有：
一头乳牛、两头小牛、一口母猪及其繁殖的小猪、十只羊、二十个蜂房。 在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每户农家可以拥有：
二至三头乳牛、小牛、二至三口母猪及其繁殖的小猪、二十至二十五只羊、二十个蜂房。
在农业比较落后的地区，每户农家可以拥有：
二至四头乳牛、小牛、二至三口母猪及其繁殖的小猪、三十至四十只羊、二十个蜂房、一匹马或两峰骆驼或两只驴或两只骡。
苏联有很多的土地没有人开垦耕种，社会物质财富还没有充分涌流，还有很多人处于温饱线以下，限制人们超过这些数目生产出必需的生活物质，限制人们拥有小型农具以外的先进的和大型的农具，不就是明显地限制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吗? 斯大林的得意之作《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长期以来被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但实际上它成了束缚和阻碍了苏联生产力和经济持续发展的紧箍咒。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而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于是商品就形而上学地变成了斯大林等一些社会主义者黑名单上的对象。
依据社会主义原理，商品是阶级社会的产物，货币是特殊的商品，消灭了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再有商品和货币。但是，商品和货币就象细菌一样，时刻地在苏联社会主义存在着，并不断地显示出它对苏联经济发展的左右能力。这个问题竟使得自以为苏联已经完完全全地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御用理论家们手足无措，百思不得其解。从30年代起，纷纷发表一些文章，企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自圆，但总是不能自圆其说。他们不可能认识，即便是认识到了也不敢说苏联还没有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实质上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因为这不仅会荣誉地位不保，而且连脑袋也会不保。
当时混乱不堪的苏联对于商品的不同意见大体可分为两类：
(1)、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应该有商品等东西存在，应该消灭它；
(2)、如果商品对苏联社会主义有用，就要扩大它的范围。
面对这些情况，斯大林作为天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领袖，不能不得有一个说法。于是，他苦思冥想，写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一书，在书中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苏联还存在的商品的态度。他对苏联商品总的基调是：轻微肯定，根本否定。他在书中说：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它在奴隶制度下存在过，并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如果注意到，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的限制，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第二，结果就会扩大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因为巨量的农业生产工具会投进商品流通的范围，萨宁娜和温尔什两同志是怎么想的呢?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能不能使我们向共产主义推进呢?说它只会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岂不是更正确吗?
萨宁娜和温尔什俩同志的基本错误是在于他们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和意义，不了解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
に勾罅郑ā端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文单行本第11、74页）お
斯大林的商品理论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他把自己的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与低级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比，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观点。如果斯大林同志还能站到我们面前，我们会情不自禁地问：斯大林同志，你究竟是想把苏联社会主义维持在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水平?
其次，他说的商品“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丢弃了辩证法发展变化的本质，直接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的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以及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在理论上，这种想法是忘记了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会发展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的梦呓之谈的。
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是一般说来还是单就俄国说来，都是已经十分详细地证明了，并且反复说明了的，而根据这些原理就应当得出下面的结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地方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如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列宁选集》第1卷第541页）等论述直接冲突。
再次，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可实际上，正是他自食其言通篇把商品和商品生产看作了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由他的意志决定的东西。因为他可以让商品在社会主义存在并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他也可以“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为由，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限制或者取消商品。
然后，他批评萨宁娜和温尔什“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和意义”，其实他更不懂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社会主义将没有商品的深层含义。商品不由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将要在它一切可以存在的地方和时代存在和发展。不是社会主义不需要商品，而是商品造就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商品发展的最后结果。商品的任务已经完成，商品也就自然消失了。并不是因为他说的“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这一原因，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才不要它。
实际上他与其他理论家们犯着同一基本出发点错误：都把经济落后的苏联当成了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苏联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存在不能自圆的论述，只能证明苏联的客观发展实际的确还没有具备实施社会主义物质条件，斯大林在苏联实施社会主义的确是一个错误，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理相违背，也与苏联的客观实际相违背。
在苏联的社会现实中，在斯大林的控制下，苏联的商品经济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它只是孤独的、冷清的、单调古板的计划经济产品交换的补充流动，首先它基本只是在苏联国内流动，没有与苏联外部先进技术上的交流。与国外的贸易虽然存在，只是一种被动的、策略性的、有限的、甚至是一时一事地发生和进行的，没有上升到有意识的开放和引进。其次只是农产品与少数工业品的交换，在其他地方实行的是性的分配和调拨；再次是在这个狭小的范围内，斯大林还实行了“以物换物”的原始商品交换，苏联人称之为“换货”。斯大林把这种原始交换美化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所指的哪种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他要人们“一往直前、毫不犹豫地推行这种制度，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文单行本第76页”)。他实质上是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把苏联经济拉回到了原始共产主义。
更加说明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是，他在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错误的共产主义一国胜利论。
1938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才搞了10年，斯大林就宣布第三个五年
>继续坚持“向共产主义前进”，要在10—15年时间内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也是造成后来中国等国家五十年代超英赶美左倾冒进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跃进的源头。
根据斯大林的意图，苏共18大做出决议：苏联在三个五年中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就是完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1951年，苏联《青年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苏联院通讯院士波·恩·鲍斯别洛夫《斯大林是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鼓舞者和组织者》一文，鲍斯别洛夫和当时的理论界都一致认为：
斯大林同志曾经给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注意：“一切国家”，当然也包括了当代仍然存在的贫穷落后的封建国家。这是一个明显曲解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本作者注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的……
斯大林同志研究了共产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可以得到胜利的问题，研究了这种胜利的根本条件的问题。斯大林同志计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力量，他很地证明了：在单独一个国家内，特别是象苏联这样的国家内，即使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包围，也可以建成共产主义。斯大林同志考虑到国际情势，对于共产主义时代的国家问题在理论上确立了新的方针，他首先指出：如果帝国主义国家和外来武装侵略的危险仍然存在的话，那么，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就仍然要有国家(荒谬的共产主义国家论。本引用作者注)。尽力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威力，这是苏联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重要条件。
在苏联，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的领导之下，两个伟大的力量人民和共产主义已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世界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苏联人民走向共产主义不可遏止的运动。苏联人民正以信心百倍的、毅然决然的步伐走向共产主义，因为列宁事业的天才继承者，我们敬爱的父亲和导师斯大林同志在领导着，鼓舞着和组织着苏联人民!
赫鲁晓夫在他退休后写的回忆录里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俄国寓言。有个传教士在某地传教，说在他来的那个地方，有人正向穷人舍施金币。当有很多人向传教士说的那个地方跑去要金币的时候，传教士自己也不禁信以为真，也跟在人们的后面朝那个地方跑去。
斯大林(其实也包括赫鲁晓夫本人在内)也象那个传教士，当他在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在举国一片社会主义的乌拉声中，他也真以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又毫不犹豫地把苏联推向了共产主义。
斯大林的第一任接班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时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此也引起了人们对苏联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的重新审视。这是赫鲁晓夫的一大历史贡献。如果此时苏联社会主义能够及时地对自己进行审视和批判，进行彻底及时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苏联也许至今还能保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可是，他们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承诺所压迫，无法从已发射出去的火箭上撤下，只能在自己不是用社会主义物质而是用精神和舆论制造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宇宙飞船上继续前进，可惜地错过了这一历史的机遇。换了汤却没有换药。斯大林1937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苏联已经穿上了共产主义的外衣。1961年10月17日，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会上又一次宣布：苏联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共产主义，等于把斯大林的外衣翻过来再穿了一次。他说：苏共上三个纲领好比一枚三级火箭，第一级使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级使国家上升到社会主义，第三级的任务则使国家进入共产主义轨道。尽管苏联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的梦乡，但人们却无时不刻被社会上存在的非社会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梦魇所困扰。1962年9月9日，《真理报》刊登利别尔曼《计划、利润、资金》一文，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发了一场被称为“国际利别尔曼冲击波”的关于计划经济下的企业利润和物质刺激等问题的大讨论，实际上是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问题的冲击。但是，人们始终没有认识、也不可能认识、即使认识了也不敢提出苏联实施社会主义经济这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勃列日涅夫一上台，他仍然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迷宫里走来走去不得要领。他把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外衣一会儿脱下，一会儿又穿上。不知如何是好。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他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60年代后期他又提出“全面共产主义建设”理论。但是，不管领袖们耍什么把戏，苏联社会主义仍然我行我素，开始显露出它的“劣根性”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已开始停滞不前并向困难的阶段转折。客观实际情况，迫使勃列日涅夫退而提“发达的社会主义”。但发达的社会主义也不给勃氏面子，开始与苏联的客观实际一天天地拉开距离。苏联50年代前后的灿烂光环正在销蚀。社会市场萎缩，工业落后日趋严重。60年代后期，集成电路的计算机的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进入了机电一体化发展阶段。而苏联工业一直是斯大林时代的“夕阳工业”，吃斯大林的老本。1971年，一些学者提出苏联经济改革方案，被勃氏斥为“市场社会主义”加以批判。虽然苏联的先于美国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苏联的航天工业和军事工业在很多地方与美国相抗衡甚至超过美国，但其它行业和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综合国力严重下降，国民产值大幅度减少，国民实际收入几倍甚至几十倍低于美国和其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1982年，安德罗波夫走马上任，企图励精图治，在理论上突破了勃氏的僵化状态，对苏联社会主义再一次降调，脱掉了前任们传下来的共产主义的外衣，改勃氏的“发达”为“完善”，改发达的社会主义“建成”论为“起点”论，第一次提出以市场经济调节经济。可惜安氏上台才两年就一病呜呼。苏联又一次与的机遇擦肩而过。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1987年发表“改革与新思维”，主张国内改革，国外搞“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开始有了点把社会主义的衣服也脱下的想法。
1988年开始批判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斯大林模式，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平反。这本是历史的最好反思。但是，人们的思维并没有贴近正确的轨迹，只是从感觉上感到过去是一个错误，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而错在哪里，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人民不清楚，领导们也是一头雾水。但在实际生活中的苏联问题已是积重难返，经济开始走向崩溃。苏联社会开始动荡。
1990年，戈尔巴乔夫把苏联社会主义的衣服改了一个式样，在28大正式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愚不可及地开始逐步削弱和放弃共产党的领导。 1921年，苏联因为在向资本主义“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个别乡村和地方出现了第一次本能地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情况，列宁在1922年党的11大会上沉痛地说：“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可是，人们没有记住列宁的话，在超前实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经济进攻中前进得更远。尽管已经走过了70个春夏秋冬，但1990年11月7日，列宁的话还是得到了应验，“莫斯科选民联合会”等组织，在莫斯科集会游行，真正地是最后一次喊出了“十月革命是俄罗斯的悲剧”，“打倒列宁主义”，“打倒苏共”等口号。 人们并不清楚，苏联走到这一步，并不是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过错，也不是十月革命的过错。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还没来得及把苏联社会主义的衣服脱光，就被叶利钦扒光了“衣服”，被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9时38分，象征着工农统治的镰刀锤子红旗，从克里姆林宫楼顶降下，宣告苏联伟大的悲惨结束。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功绩，我们不能不承认斯大林也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要指出，他在苏联经济和发展战略上，却是一个糊涂虫。脱离周围一片资本主义残酷竞争之狼包围的客观实际，放弃最基本的生存原理和游戏规则，培养社会主义之羊，让羊与狼共舞，焉有不被狼吃之理?他和列宁以及后来的领导们，都寄希望于苏联的国防，他们建立了强大的苏联红军，拥有了能与美国对抗称霸的核武器等军事威慑力量，他们企图通过这些来保卫社会主义。可是，取得了卫国战争伟大胜利令美国防不胜防的军事力量也不能挽救苏联。堡垒是在自己和敌人都想不到的内部，在苏联自身发展的矛盾上被一个无形的敌人经济和生产力的衰落攻破了。
十一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问题的结论
(一) 苏联社会主义仍然是空想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发展》的启示お
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存在很多流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三节里，就对当时存在的种种社会主义作了全面的论述。这些“社会主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忽视或从根本上无视人们所处的历史的客观物质环境，不懂得物质对人的思想意识所产生的决定性的影响，不懂得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某一种社会形式，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受当时的物质条件的局限，人们只能接受与其客观物质环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因此，社会也只能存在与其物质条件相适应制度。自然，与其所处的物质条件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他们肤浅地把社会的不合理归结为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而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社会制度这个表面形式改革上。他们形而上学地认为一个社会所采用的制度越先进，其社会也就随之越先进。没有更深层次地认识到社会不合理的制度，实质上是一定社会物质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首先把注意力放到如何进一步更快地发展和提高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力水平上，来部分地改变和改革不合理社会制度中最不合理的部分，才能逐步地使社会制度趋向和合理。他们以为只要更换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人们实行“社会化”的管理，在意识形态上、换句话说就是在精神上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他们在经济生产、社会制度和信仰方面遵循合作的和非竞争的方式，共产主义就成功了。
苏联社会主义几十年来的做法，就是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制度替代法”的延续。（注意：这里不是讲以暴力夺取政权。作者并不反对而且主张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夺取国家政权。这与“国家制度替换”是两码事）。
由于历史上这股以社会主义的形式为特色的唯心社会主义的洪流有着美丽动人的色彩：一是它所要实施的是一种美好的东西；二是实施者的确是一些甘为人类献身的人杰，人们就为它美丽的色彩所蒙蔽而对它毫无觉察和认识，致使人们被唯心社会主义者们牵着鼻子走了近一个世纪，同时也使伟大的苏联最终走入了唯心主义的死胡同。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中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切实际地企图避开资产阶级的国家统治，避开彼时彼地的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环境，到一个荒漠的地方进行社会主义试验而失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无产阶级在这一发展中成长和觉醒，然后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才能实现整个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思想，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是，他对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失败的本质原因，即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处的时代社会经济条件的不成熟，却被人们忽视了：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实现，并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
ぃā堵砜怂级鞲袼寡〖》第3卷第408页）
在苏式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教材中，在探寻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时，没有一本不提到托·康帕内拉《太阳城》、莫尔爵士《乌托邦》以及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验。也可以说没有一个理论家不钻研过恩格斯的名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人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到美洲进行社会主义试验的人下空想社会主义和唯心主义者的结论，但是，对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武装夺取了政权，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进行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来下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结论实在是很难。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18世纪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错误和教训基础上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尤其是恩格斯已经写出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当代社会主义者就以为社会主义已经完成了从空想到发展的飞跃，历史就不会再出现这个错误。人们都把空想社会主义看成了是已经过去了的历史，都只是简单地把空想社会主义当成的笑柄，当然也就没有一个人把乌托邦的教训同自己的实践对照。正如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罗伯特·欧文以来的合作社所说：“为什么说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的旧日合作社提倡者的都是幻想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的阶级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而幻想用社会主义来和平改造现代社会。”（《列宁选集》第4卷第686页），人们以为自己认识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所有错误只不过是不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尤其是苏联是通过武装夺取了政权，已经把生产资料变为了社会所有，就更没有一个人对照恩格斯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标准来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是不是也是在空想之列。的确，苏联社会主义者没有象空想主义者那样逃离现实，而是勇敢地以暴力夺取了政权，领导亿万苏联人民，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艰苦建设。但是，当他们把社会主义的长矛从空想的死胡同里抽出来，却又错误地一枪扎进了另一个与之相同的胡同里他们是在一个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同样物质条件的空间来建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不管苏联的空间，社会主义建设所经历的时间和参与其中的人员超过了欧文的和谐村多少倍，它仍然不过是小巫之于大巫，仍然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犯着同一错误：没有注意自己所处的社会不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单纯从形式上去追求社会主义，在社会还没有真正进入理想社会的时候，硬是用理想社会的调色板粉刷和包装现实。同样也是“幻想用社会主义来和平改造现代社会”。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判断苏联是不是进入了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当然也不以它自己宣布的成就、纲领或自我“意识”为依据。下面提供的一些苏俄富有典型和代表的当时社会的物质和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统计数据，就可供读者作为判断的依据。
1.俄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和成长远远不够
从亚力山大二世1861年发出解放农奴的诏书起，到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其间50年，是沙俄封建制度的崩溃期，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期。1864年出现第一家私人钱庄，并出现股份公司。当时最大的公司是铁路公司。1877年政府出面发行债券扩建铁路，沙俄的铁路是国建私营，是沙俄资本主义的龙头，其它工业的发展除了军工外，还未能有长足进步。从1877年公布的铁路出口贸易的主要项目上就可看出：
粮食3050万俄石(占全部货运量41.28%，是沙俄的主要贸易。
贸易额26400万卢布(占总贸易额51.8％)
牲畜贸易额1572.4万卢布
亚麻贸易额6769万卢布
大麻贸易额1682万卢布
（以上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475页)
此外还有棉花等农副产品出口。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沙俄出口的基本上是农产品。沙俄尽管十月革命前资本主义已经有相当的发展，形成了45个工业部门和200个卡特尔和辛迪加，12家大银行和50家股份银行，但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成为俄国经济的命脉。小农经济仍然还是俄国的主导经济。
俄国从结束沙皇的统治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其间只有八个月时间，甚至连二月革命，都是无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完成的，可以说资产阶级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发展空间，它在各方面都很不成熟。而正因为它不成熟，才给了无产阶级一个胜利的机会。
2.俄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长为成熟的、最有远见、最大公无私的先进的阶级
首先，俄国无产阶级还没的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在20世纪初俄国虽然出现了一些上千人的大型企业，但产业工人到1913年才有350万。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点几，在一个上亿人口的国家，其比例非常之小。
其次，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不高。
在十月革命的前20年，沙皇俄国进行了第一次户口和人口普查，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户口单填写着如下内容：
姓名：尼·亚·罗曼诺夫
地位：全俄罗斯皇帝
主要职业：俄罗斯土地的主人
副业：地主
而尼古拉二世的妻子，那个德意志公主则这样填写着：
姓名：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罗曼诺娃 本国语言：德文
主要职业：俄罗斯土地的女主人
从这个有趣的户口单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出，直到十月革命前夕，全俄罗斯皇帝尼·亚·罗曼诺夫仍然是俄罗斯土地的主人，是全俄罗斯的总地主，而俄罗斯则是一个皇帝至高无上的农民国家。俄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完成先进生产力的创造。封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的无产阶级，不象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革命的英国无产阶级，机器已经铸造了他们的五六代曾孙，他们身上散发的是机车的油味，脑袋中转的是织布机上的梭子。思想中已经完全没有了农民的意识。而只占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五左右的俄国无产阶级，实质上还是刚刚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农奴，他们身上还留着农奴主的皮鞭印，衣服上不时还可以闻到乡村的炊烟味，贫穷把他们抛到了城市的大街上，他们虽然被资本家招募到了工厂的车间里，心上萦绕的还是他们失去的白杨树下的木板屋，那一小块只能长燕麦的土地，与农奴主以及与其他农庄的人不解的仇恨和债务……他们对沙皇给予的解放还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的思想仍然还匍匐在沙皇的神权之下，他们仍然对沙皇充满了畏惧和尊敬，他们还认为沙皇应该是俄国的主人，负有为俄国的老百姓谋利益的神圣职责。在著名的19今年圣彼得堡工人流血事件中，俄国的14万工人还听信一个神甫的话，带着全家老小，高举着沙皇的像，唱着圣歌和歌颂沙皇的歌，带着陈述工人疾苦并要求沙皇给予恩惠的请愿书，从首都的四面八方走向冬宫求见沙皇同情和支持。结果遭到了沙皇的叔叔弗拉基米尔大公指挥的大屠杀。这一天被杀的人达一千多，被打伤的有五千多人，工人们的鲜血染红了彼得堡街头。24年前，即1881年，民粹派用炸弹把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炸死。可是，时代发展和进步了24年，俄国工人比民粹派的觉悟还要低。
3.俄国是一个小农占主导地位的半封建国家，苏联社会主义没有实现农业的工业化
列宁在19今年12月写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今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中，对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社会阶级经济状况作出了结论：
欧俄一千零五十万农户共拥有七千五百万俄亩土地。三万个主要出身贵族的大地主和一部分暴发户大地主每户有五百俄亩以上，总共有七千万俄亩土地，这就是整个情况的基本背景。这就是农奴地主在俄国农业制度中，自然也
就是整个俄国国家中和俄国全部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条件。
ぃā读心选集》第1卷第768页）
1910年，俄国有一个统计，全国的农业机械几乎等于零，全国有1000万架木犁，2500万个木耙，而最先进的农具是420万架铁犁和近50万个铁耙。总之，社会主义的一切条件都不具备。
1934年，是斯大林宣布苏联完全具备了社会主义的条件，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并又进行了6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后的一年，斯大林在第17次党代会上作了题为《苏联国民经济的继续高涨的内部状态》的联共（布）中央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公布的当年的农业机械化的情况如下：
集体农庄 农业机器站 总 数
庄 数（千个） 224.5 拥 有 拖拉机（千台） 81.8 122.3 201.1
拥 有 康拜因（千架） 13.5 11.5 25
拥有复式打谷机（千架） 8 50 58
拥 有载重汽车（千辆） 10.9 13.5 24.4
拥 有轻便汽车（千辆） 1.39 2 2.89
从表中可以看出，约3个农庄才有一台拖拉机。一个县也就几台。当时苏联农作物耕种面积129.7百万公倾，平均约1600公倾耕地上才有一台拖拉机，其它的机械就更少。
报告还指出，全国集体农庄只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5％，也就是说有35％的农户还是个体小生产者。而在以后的岁月，苏联在农业发展水平上一直是徘徊不前，很多情况下都是靠从国外进口粮食来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了临近解体的时候，连人民吃饭都困难重重，商店里连面包都没有卖的，苏联人当然也就没有完成他们的任务——农业的工业化。
(二) 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是唯心主义理论
在开展这个论题前要特别提出的是，为了看出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内在的主观的先验的唯心主义错误，我们就必须不厌其烦地对照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因此，我们将要一次又一次地回复到老祖宗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去重温他们的教诲，看老祖宗到底是怎么说的，苏联社会主义在运用中在哪些方面背离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果我们以为自己过去学习过这些理论，就不愿去重温革命老祖宗的教诲，还是凭自己的主观印象，用所谓的马列主义理论而实质上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方法去思索，判断，结果还是象我们前面说的，用错误的理论来分析错误本身。其结果只能是“以其昏昏，使已昏昏”，我们就无法看清苏联社会主义的错误。
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原理这个根本内核，不从客观外界条件出发，在不具备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社会状态中，凭人的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主观意志，形式主义地强行实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是用精神社会主义来建造物质社会主义的理论。
苏联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社会历史形态。它有着社会主义以致于共产主义的某些特征因素。但还没有具备实现社会主义以致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
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唯心主义思维现象。它与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有质的区别。如果说，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是是自觉的唯心主义和不自觉的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物，那么，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自觉的唯物主义和不自觉的唯心主义的对立统一物。
1、体现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唯心主义外在特征是它的自我封闭
在理论学术界，由于受其理论的片面性、不性，和主观意志性局限，它不允许也不敢让并以高压政策压制不同意见存在和发表，大搞一言堂，实行封闭式发展。宣称自己的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与自己不同的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这个理论的不彻底性和谬误性的表现，说明它经不起挑战和驳斥，它不自觉的唯心主义，使它无法意识自己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本质错误，不具备马克思主义战无不胜的功能。
在社会实践中，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是一种自我的、精神的、封闭的、形式主义的和作茧自缚的社会主义形式。认为贫穷落后的苏联不需要资产阶级的先进技术也可以依靠无产阶级和穷苦大众自身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可以在苏联单独一国取得胜利。
2、体现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唯心主义思辨方式是它的形而上学意识 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坚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坚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就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因此社会主义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在任何地方只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就一定会胜利。
阶级是一个绝对的概念。
资产阶级和所有历史上的统治阶级者都是历史的赘物和垃圾，都是反动腐朽一无是处的阶级，它们的世界观是唯心的，它的一切都是坏的，任何时候都必须打倒和消灭。“恨屋及鸟”，因为资产阶级先进和富有，所以先进和富有就是反动和腐朽的标志。……它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来认识和评价资产阶级及其在历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进步作用。他们没有从苏联还没有具备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这个客观实际出发，实施与苏联落后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不懂得也不情愿在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能促进生产和经济的发展的时候，利用“反动、腐朽、落后”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和一定社会经济背景下所具有的优势来发展生产和经济，他们错误地把资本主义还处在发展初期、生产力还不先进、各方面还十分脆弱看作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大好时机。它甚至可笑地提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口号。他们企图以建造柏林墙这样愚笨的办法来封闭社会主义以防止和阻挡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从来不曾思考：既然社会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反动的腐朽的和落后的资本主义就无法在社会主义社会复辟，也就根本不必耽心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复辟；如果资本主义能在一个社会复辟，那么这个资本主义在优越性上就要胜过这个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远比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出现、发展以及它的历史终结，都是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是人们不能人为地防止和阻挠的。阻挠它就是阻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共产党人只有顺应的发展客观规律，并且极积主动地去掌握和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擅长发展落后经济这一优势，以比资产阶级政党更的方法，更合理的环境，更快的速度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物质基础。
把必须是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与资产阶级对立统一互相依存密不可分地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看成为一个不需要资产阶级就可以组织起来和独立存在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是先进阶级，它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它的一切都是好的。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依靠了它们，革命就会胜利，社会就可以进步，时代就会前进；而又爱屋及乌(注意，不是鸟，而是乌鸦)，因为无产阶级贫穷和落后，所以贫穷和落后就是无产阶级优秀本色，贫穷落后的人就是无产阶级的依靠对象。
3、体现苏联社会主义唯心主义行为方式是它的教条主义
回顾20世纪的，重读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教科书，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么一个问题，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对先进资本主义发展情形的论述为基础，来作苏俄落后的资本主义的结论。错误认为俄国资本主义也进入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从而错误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把本来正确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硬冠以社会主义的头衔，并在物质条件并不具备的苏联强行实施社会主义；他们也不注意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对待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变化。他们对20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评价是静止的甚至带有阶级偏见的。由此而累及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发展；他们把经他们的“实践”所验证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当成了圣经和教条加以信奉和背诵，并强加于他国。
苏联社会主义不仅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教条主义，而且它还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有特色的教条主义。它在不顾客观条件死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的同时，却还一本正经地严厉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物质标准，坚持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反对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苏联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攻击为教条主义。
先进理论只有在指导和解决与它有着互为依存，互为表里、有着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实践时，才能与所指导的实践互为促进。必须从社会的客观实际条件出发来决定理论的运用，不能运用客观实际条件不具备的理论，与客观实际没有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的理论，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先进理论固然可以指导和解决落后的实践，但却不能因为它是先进就不加区分地用于解决任何落后的实践。就象我们不能因为计算机是先进技术。我们就要农民在麦地里改种计算机芯片一样。
4、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唯心主义基本错误：主观臆断时代特征
苏联的创始人列宁，对俄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的把握无疑是正确的，他和其他革命者一起，成功地举行了十月革命。但是，他们答错了另外两道题：题一是在对整个世界和时代的判断上，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它的最高阶段垄断、腐朽和垂死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这一基本出发点的错误，从而导致了从这一基本出发点出发的整个实践和理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错误。而至今实际上资本主义并未进入国家垄断，没有垂死，也没有腐朽，仍还在朝气蓬勃地前进；题二是对苏联十月革命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阶段的确认上，认为沙俄资本主义在19今年以前是落后的，但自19今年到1917年有很大发展，“于是俄国资本主义就愈益变成垄断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了”这就是苏联党的权威教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国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版）在第110页对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主观臆断的最后结论。
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10页的后面几行这么写着：
虽然俄国当时(指1905—1917年间。作者注在工业方面已有了若干进步，但它同西欧相比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并且是个依赖于外国资本家的国家。当时俄国还不能生产机器和机床，它们都是从国外进口。当时俄国还没有汽车工业，还没有工业，还不能生产矿质肥料。在武器制造方面，俄国也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落后。
列宁指出俄国金属消费很低是俄国落后的标志时写道：
俄国自农奴获得解放后的半个世纪内(1861—1911年。本作者注)，铁的消费增加了四倍，但是俄国仍然是一个难以置信空前落后、贫穷和半封建的国家，它所装备的现代生产工具比英国少四分之三，比德国少五分之四，比美国少十分之九。（《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6卷第543页）
可在110页这段话的上面却是这么下的结论
革命（指19今年的工人大罢工。本作者注以后，资产阶级托拉斯和辛迪加的数量更多，大银行的数目也日渐增多，它们在工业中的作用愈益增长。流入俄国的外国资本有增无已。于是俄国资本主义就愈益变成垄断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了。
1905—1917年，前后不过13年时间，而这13年的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这13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有明确的记载：
13年前的三年，即1900—19今年，俄国经济危机；19今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战败、死伤几十万人马、损失惨重；1904—19今年，第一次革命时期，工人罢工和武装起义，自此运动不断；1914—1917年，这4年则是沙皇和俄国资产阶级最后与工人士兵搏斗和挣扎的岁月……
资本主义何谈发展和前进?
一个“难以置信空前落后、贫穷和半封建的国家，它所装备的现代生产工具比英国少四分之三，比德国少五分之四，比美国少十分之九”的国家，就是连日连夜不停地干，13年也干不出一个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来。
充其量，俄国不过一个半封建帝国。
那么，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要这么不切实际但却又是近乎神圣地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造出这个俄国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神话来呢？
目的就是一个，苏联领导者们要为自己把苏联推进到社会主义制造出理论依据，以便能使苏联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理论与之衔接和吻合起来。
而以这么一个虚假的作为依据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难道还不是一个唯心的社会主义，难道还值得我们去信赖，依靠和维护它吗？
5、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唯心主义基本错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用主义取舍 苏联社会主义在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的时候、不自觉地把他们认为没有价值的一些基本原理进行了实用主义的舍弃。在理论上，他们对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很关键的很重要的东西但却被他们认为是不重要或者是可以不要而进行了淡化处理，而对一些他们认为很关键的很重要的东西便脱离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联系突出地加以大肆宣扬；在实践中，他们对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成熟情况下才能实施的东西，出于对革命理想的热切追求而在社会条件还不成熟情况下过早地实施。他们也承认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里，物质是决定的因素。但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却颠倒了物质和精神二者的辩证关系，把精神和主观意志摆到了第一性，用精神来决定物质，以领袖们的良好主观愿望为转移，把马克思主义里面所有关于精神可以变为物质的论述统统都挖掘了出来进行大肆宣传和发挥。强调可以用优越的社会主制度来调动劳动人民和农民阶级(《苏联通史》语)的革命积极性，从面创造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他们把理论要结合具体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运用的原理，搬来作为在苏联脱离客观实际实施社会主义的“依据”。并称之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语）。他们把脱离苏联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实际进入社会主义，说成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6、苏联社会主义从客观上因袭了民粹派的错误命题
在苏联实施社会主义实质上不是苏联共产党人的首倡。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的赫尔岑(1812—1870)，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等俄国思想家，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和大工业在俄国的发展，认为处于带有原始共产主义集体性质的封建村社之中的俄国，具有建立新社会制度的社会基础。在新制度下，这种原始村社可以上升到社会主义。认为俄国的农民比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更先进，具有天然的社会主义发展条件，主张依靠农民进行这个革命。他相信，俄国人可以发动一次革命，就可以使他们能够越过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以解放了的农民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自由社会。
恩格斯1875年4月《流亡者文献》的第五部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驳斥俄国民粹主义者特卡乔夫关于保持着俄国村社土地制度的俄国可以直接进入它的高级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论点。在分析的俄国村社所有制的发展后恩格斯指出：
革命(指特卡乔夫说的俄国只要在三四个地方发动起义，革命就会成功)既然是这样难以置信的容易，那么为什么俄国没有很早就实现了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26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指出了民粹派的基本错误：
民粹派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中的先进阶级。他们妄想不要无产阶级而达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农民以及他们视为社会主义萌芽和基础的农民公社，是主要的革命力量。
(中国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2页)
苏联共产党虽然对民粹派进行了批判和嘲笑，而且在斗争的策略上也超越了民粹派，坚决地抛弃了民粹派以农民为依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方式，以马克思主义依靠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理论来作为自己的指导方针，在革命斗争中依靠了无产阶级。但是，距民粹派用炸弹炸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81年3月1日)仅仅30年的俄国，其总体生产力水平仍然没有大的改变，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小农国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社会主义者，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更为后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带来的苏联经济的成功冲昏了头脑，认为“列宁在力争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成立民主共和国时，丝毫没有想停留在民主阶段上，把革命限制在最多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这个范围之内。恰恰相反，列宁认为民主任务一完成，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群众争取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马上就应开始……然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1日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81页)。
不顾反对派的激烈反对，在带着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五的工人进入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带着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民大军组成的集体农庄(实质上就是民粹派鼎力推崇的的农村公社)，绕过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向社会主义豪迈前进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在苏联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思想的再版，就是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俄国不须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提高，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民粹派思想，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仍然钻进了民粹派早先做过的茧套之中。
(三) 对苏联社会主义成就的理解
苏联社会主义在二战前曾经创造出了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超过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速度。而在五十年代达到了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空前强盛。它在某些科学领域特别是航天领域，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面……怎么来理解这些进步与成就?
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具有克服自身的缺点不断前进的、具有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的社会，因而也就是不可战胜特别是不会被资本主义所战胜的社会，是能够在经济上进行持续快速发展的社会。苏联社会主义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仅凭它不能自始至终保持持续发展这一基本事实说明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1.沙皇俄国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毕竟是用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一种落后的社会制度，旧的生产关系被砸碎了，从封建落后的枷锁里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广大的劳动人民，一下子进入到一个比过去的确是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度，人民的思想都为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光辉所吸引，为共产党执政初期朴实的作风所感染。与此同时，也是劳动人民对自己理想的追求所驱使，但这种追求不是一种理性的追求，而是一种大事变、大裂变，象铀235裂变引起的原子弹爆炸那种情形，人们被一种膨胀的幻觉和热情所充盈，已经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判别周围的事物，情不自禁地、身不由已地卷入和被卷入由你我他互相辐射所产生的恶性循环的热浪之中，并为之而献身。人民群众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从而使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速度。由此而带来的苏联前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繁荣。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毕竟是一种为人民谋幸福的制度，而不是一种反动的制度。而只是方式方法上的不当。所以，它还能从在一定阶段的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和生产的发展。
2.领袖们在人民中的崇高威望使人民由衷地拥护和跟随他们。列宁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没有象沙皇一样为家族世袭，他们没有把国家的财产据为已有，他们大部分人严于律已，克已奉公。他们的家族成员不仅在革命前为了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而在革命胜利后，很多人仍然没有享受特权，甚至仍然为国家和人民，为了在台上的亲人做出了牺牲和贡献。列宁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的卓越贡献，他高尚的人格魅力，使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都产生出了无比的敬仰。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取得了二战的胜利，胜利的鼓舞和斯大林本人做出的巨大贡献，更加加重了人们对斯大林的迷信。使得人们对斯大林产生了由衷的依赖和信仰，当然也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建设充满了必胜信心和心甘情愿跟斯大林走的热情。这种信心和热情，被扩大和延续到斯大林逝世之后，随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人们才开始逐渐失去这种信心和热情，其理智才慢慢地开始冷却，才开始了对的反思。这也是苏联人民的思想意识还没有上升到每个人的个性得以充分发挥，对英雄的崇拜逐渐淡化的先进社会主义阶段，还停留在中世纪英雄时代的阴影之中的证明。
3.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苦难，战后世界人民总的思想趋向是渴望安定和平，渴望经济发展。经历国内外长期战乱的苏联人民的这种心情更加迫切。这是也苏联之所以取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4.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奠定了苏联经济恢复的坚实基础，斯大林虽然在1928年4月宣布结束新经济政策，但作为新经济政策的实际结果和实际行为，一直在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苏联经济在二战前就进入了一个高峰期，而这一短暂的成就之后的近10年的
历史时空，又恰恰为二战所代替，加上战后的人们必然出现的重建家园渴望，战前的经济成就又鼓舞着人们，从而出现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从而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五十后代前后的繁荣和强大不断胜利的表面现象。
5.苏联所取得的成就，是苏联社会主义者注意和注重了社会的经济和物质的发展的结果。斯大林虽然错误地摒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形式，把苏联推进到了社会主义形式之中，但他还是注意坚持了列宁新经济政策所开创的经济和生产的发展道路，他也并不愚蠢到要人民不吃不喝过日子的地步，他也知道国民经济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他也一心想把苏联搞富搞强大。他不仅下大力抓经济和生产，还动脑筋抓经济和生产，30年代前后他提出了赶超先进资本主义的号召。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候，趁机大力购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和过剩物质发展自己，为了促进生产技术的发展，还提出“技术决定一切”等口号，他主持制定的一个又一个的五年，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提出了具体的指标要求，当然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发展。
6.苏联航天方面的突出成就，是由于它的军事方面的畸形发展所促成的结果。也是其它经济生产门类牺牲的结果，它在作为了苏联70年的成就的同时，也成为了苏联经济和生产畸形发展而失败的原因。同时也是苏联在经济上不能与先进资本主义竞争，企图靠武力来保卫自己或者战胜资本主义，但却最终没有能保卫自己的铁证。
7.包括封建沙皇在内的任何社会制度，它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都在发展，我们回头看看，就是沙皇我们也能历数出他们的很多成就，比如铁路的修建和工厂的兴起，沙皇时代的军工业，更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在沙皇时代文化和的发展出现的繁荣是苏联时代所不能比拟的，无线电与波波夫，元素周期与门捷耶夫，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列宁，从普希金到高尔基，从柴可夫斯基到天鹅湖……真可谓是星光灿烂。但是，我们翻开苏联的，我们能找到几个能与他们并驾齐驱的星光人物?所以，苏联能在某些方面创造出一些成就来，这也是很正常和很应该的事情了。
8.失败的苏联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首先，尽管苏联实施了一个错误的社会主义方案，但苏联人民仍然跟着走了70年，说明了社会主义对劳苦人民的确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说明人民向往美好的社会主义。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作为前进的方向。
其次，在经济落后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象列宁那样，排除左和右的以及国际上资产阶级武力威胁(与德国签订和约)等种种干扰，把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的物质综合国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清醒地积极地仍然是稳妥地开展改革开放，摒弃脱离现实的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实事求是地退回到与本国客观实际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上，充分调动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就一定会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为国家和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
以列宁为首的苏联社会主义者，为探索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实践经验，应该成为列宁主义的重要精髓，并作为当代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楷模和行动指南。
十二 倒坍的柏林墙有话要说お
苏联在二战中以武力解放了东欧社会主义诸国。并建造了柏林墙，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分开，意在让社会主义不受资本主义的侵犯而“健康成长”。
东欧诸国解放以后，出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都没有从本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来进行自己的经济建设，而是照搬和模仿了苏联经济模式，在经济体制中都实行了国家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用的计划管理。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受到了苏联的行政上的直接控制，致使有很多东西让东欧国家变得好象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匈牙利人甚至抱怨匈牙利国徽都是苏联国徽的翻版。和苏联一样，在建国初期，由于工业基础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大致相差不多，加上新社会给人民带来的新希望，也不同程度地调动了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客观和主观上的多种原因，以通过改善和提高人的平等待遇来调动人的劳动生产积极性为主要目标的计划经济大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使战后的国民经济得到暂时的恢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建国初期由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焕发出来的积极性也日渐消失。经济不断发展，从粗放经营转集约经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经济联系日益复杂，需要先进的生产技术来替代革命热情作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但以柏林墙为标志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又使东欧国家失去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交往，生产力(特别是技术和设备)仍然还停留在建国初期的水平上，企业和劳动者越来越缺乏主动精神和积极因素；企业经济效益低下，产品更新慢，品种单调，质量低劣，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能力。而外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互相之间由于始终处于不断的经济竞争之中，竞争经济以生产力的优胜劣汰为主要手段，先进技术不断得到交流，因而它们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没有高度发达的技术和生产力作保障的计划经济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弊端。生产力(不是人们主观定义的那种先进水平，而是生产力实际存在的实际落后水平)的发展客观上提出了经济体制的改革的要求，但他们思想上受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束缚，行动上受苏联直接的行政干预，对改革持僵化抵制或动作缓慢的态度，终于造成了经济发展上的严重困难局面。特别明显的是60年代及70年代初，在勃列日涅夫“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错误指导下，片面追求高速度，高积累，大借苏联外债，搞“大跃进”，关起大门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顾本国物质基础实际情况实行高工资，多福利，高消费，制造虚假繁荣，使许多矛盾积累。到80年代，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经济陷入停滞，通货严重膨胀，人民的生活与西方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捷克斯洛伐克，在解放前人均工业水平曾列世界第5位。解放后计划经济的超前运作，引起了经济不断衰退，到了80年代，竞下跌到第40位，大战前与捷水准稍差的邻国奥地利，在苏联解体时经济上比捷大约超前了1015年。罗马尼亚从70年代起就按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的构想，开始实施“农村规范化”建设，20世纪完成。法律规定小乡村不准再继续发展，与周围的大乡村合并。由国家统一提供地基统一规划修建楼房，但却遭到了民族宗法等风俗习惯不同、生产力还相当低下、根本还没有一点社会主义意识的农民的强烈反抗。大量农民外逃。好心不得好报，“乡村规范化”竟成齐奥塞斯库倒台和社会主义罗马尼亚被葬送的导火索之一。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最前哨的东德，建设初期基本上照搬苏联经济模式，发展受到影响。1953年6月17日，柏林爆发了工人抗议政府在不增加工资情况下增加劳动定额的罢工事件，这实质也是对超前发展错误的自发抵制。德国统一社会党从这次事件吸取了教训，开始调整经济政策，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从1964年起，在全国实行“新经济体制”，广泛采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扩大企业经营管理权，利用价值规律，调节管理经济。1972年八大昂纳克上台后，继续坚持不断抵制苏联模式的影响，在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提高效率，促进科技进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基本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成为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一。人均国民收入6500美元，人均住房24平方米，家家除有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外，50%的家庭还拥有小汽车。生活水平不仅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最高的国家，还超过了资本主义的英国。他们的成就也证明了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里提出的，当代社会主义需要西方先进生产力技术作为补充的正确性。但是，由于它也患有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隔绝，自我封闭的通病。在内，长期和苏联模式对峙，特别是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持不合作态度；在外，在经济发展和物质水平上还没有超过直接的、特殊的竞争对手西德，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又从中进行破坏，导致了东德在东西德的经济竞争中仍处在不利地位，致使大量专家和工人的西逃。内外的前后夹击，严重的国际和社会矛盾和压力，最终导致了柏林墙实质上的倒坍。
柏林墙，一堵本想体现社会主义的强大与优越之墙，它的水泥钢筋之躯，也不能保卫社会主义，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相反，它堵住了苏联向世界先进生产力学习和看齐的道路，堵住了苏联进步的道路。
柏林墙的倒塌，它不是简单的一堵物质墙的倒塌，而是一个理论的倒塌，即：
社会主义可以不必要等到社会发展到先进的资本主义阶段，不需要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可以在比先进资本主义落后的经济状况下，在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中，不必向先进资本主义学习，就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胜利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十三 红色高棉，一个经典的失败教训お
在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有很多血与火的教训值得我们去思索和记取。悲壮的红色高棉，就是一个值得我们进行深刻思索和记取的典型。
1998年12月25日，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柬埔寨共产党上的风云人物乔森潘、农谢在拜林向柬王国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1999年3月6日，柬共的最后一名战将切春被柬政府军逮捕。标志着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斗争绵延40多年，曾于70年代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民主柬埔寨并实施了社会主义的红色高棉运动彻底失败。
这是一个悲壮的。 柬埔寨是一个世界上已经少有了的还在实行君主制的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典型的小农经济封建王国。它人口虽少，但却有20多个民族。与此同时，柬埔寨还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度。佛教是柬埔寨的传统宗教，全国没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那些林立的工业烟囱，到处林立的只是斋钟不断的寺庙和香火缭绕的尖顶佛塔。商品和市场经济也不很发达，主要经济成份是农业和林业等自然经济。国民大部分是小农，当然也就没有形成具有高度思想觉悟的无产阶级。其经济和生产力的水平明显地还处于封建主义时期。从它有20多个的民族，被分割为20多个相对封闭的群体这一点就可以认定，柬埔寨是世界上不发达的封建殖民国家之一。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从20世纪30年代法国殖民时期起，柬埔寨各地出现了不少佛教和天主教的学院。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和僧侣，1949年，一批忧国忧民、学业优秀的，得到政府的奖学金去了法国深造。这其中就有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等人。在巴黎学习期间，接受了苏联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经验”。回国后他们创建了柬埔寨共产党。
柬埔寨落后的封建经济和物质基础，不仅决定了柬埔寨人民的思想意识还处在封建主义阶段，也决定了置身于这个典型环境中的这批柬埔寨精英不能超凡脱俗。佛门淡泊简朴，钱财粪土，以苦为乐等禁欲主义思想，从小就在他们心海深处潜移默化，他们思想的翅膀，就被这中世纪丛林中的藤蔓所束缚。柬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农谢于2000年5月终于削发为僧，穿上袈裟皈依了佛门就是明证。他们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物质原理，不重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不重视技术，不重视现代工业，不重视市场经济，只讲平等和自由的小生产主义者。他们实质上是早期社会主义的蒲鲁东主义者。50年代，他们首先投入反法殖民斗争，然后是与美国支持的西哈努克君主制斗争，1961年在东北部丛林中建立武装和根据地，并实行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宗教群体性和禁欲主义传统的柬埔寨人，很容易接受共产主义中的民主平均思想，根据地按照共产主义的个别形式，不使用货币，实行配给制，进行原始低下自给自足的农业集体生产。由波尔布特首先提出的这一套民族和民主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给柬共后来的执政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1970年朗诺在美国的扶植下乘国王西哈努克出访苏联政变，西哈努克被迫流亡北京后，他们的斗争公开化。他们与西哈努克合作，通过几年的斗争，1975年他们终于解放金边，建立了民主柬埔寨。他们照抄照搬了丛林根据地经验，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了党的战略目标，迫不急待地在柬埔寨实施了一穷二白的社会主义形式。为了把柬埔寨快速建设成为“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全体人民幸福生活”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违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物质原理、先进生产力原理等规律，从思想上和精神去建造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王国，首先在上不允许人民继续保持宗教信仰，关闭了所有的寺庙，在人民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为了消灭阶级，他们处决地主和资本家；他们象斯大林一样，以外国特务、间谍、特工和资产阶级代理人为罪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肃反清洗运动，清洗范围上至党和政府要员，下至“在朗诺政府中供职哪怕只有一星期的每一个职务最低的人”，并残酷地处决清洗对象，连跟随柬共革命多年的华侨、华裔干部也不能幸免，清洗和处决了中央到地方官员就达360人，其中有副总理温威，人大委员长宁罗，国家副主席索平等要员，使干部队伍锐减，其残酷程度与斯大林的大肃反无异。
为避免“资本主义”复辟，消灭城乡差距，把城市里富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柬共极端片面地从（实际上是长官的主观意志）需要出发，以阶级斗争为中心，错误地放弃了现代经济的驱动中心城市和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实行“大撤民运动”，把熟悉商业和工业生产的城市居民从城市赶往乡村从事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的农业生产，把先进的生产力贬为落后的生产力，剥夺先进生产力发展和前进的物质基础，让他们在一个困苦的不熟悉的新环境中自食自立，过落后的原始公社生活，造成大批的人民离乡背井，妻离子散，饿死病死，柬埔寨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更加冷落萧条，已经达到了200万人口的大城市首都金边锐减到只有10万人口。
他们在乡村大搞共产主义全民供给制，取消商品取消货币取消工资，取消家庭取消个人所有制，并没收私人财产，社员的用品一律由合作社平均分配，甚至配偶都由组织来分配，不允许自由恋爱，决定一切，规定干部和军人可以优先选择配偶。恩格斯论述共产主义的爱情以互爱为基础，而他们以组织分配来组织家庭，明显地是一种封建专制。充分暴露了柬共的封建思想意识本质。知识分子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坏分子，为了防止知识分子在一起搞出不利于“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而禁止知识分子通婚。他们不重视科学技术，因为柬的原始农业生产也不需要技术，甘愿拥抱着落后贫穷睡大觉，把整个柬埔寨倒退和囚禁到封建小农的自然经济之中。 他们还实行闭关锁国政策，1976年民柬成立时，世界上有86个国家，宣布承认它是合法政府，但它却高傲地只同12个它认为的进步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77年，它甚至宣布除中国、朝鲜和老挝三国以外，将所有的外国驻柬使馆一律关闭，使自己自绝于世界。柬埔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史上的禁欲僧侣社会主义，这是柬埔寨强大和深厚的社会宗教基础所导致的，也是柬埔寨历史的必然结果。柬共的严重违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极左路线，实际上使柬埔寨和生产力水平发生了大倒退，经济彻底崩溃，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据西方报道，在柬共执政期间，800万人口的柬埔寨，竟有200万死于和经济的原因之中。人民不甘忍受柬共的高压政策和统治，纷纷逃离国土，到越南避难，仅1977年一年，就有6万人逃至越南。
在唯我独左的思想指导下，他们还和越南发生和发展了边境磨擦，并导致了越南的20万大军入侵，1979年金边沦陷，民柬宣告完结。现在回头来看，如果柬共能在1976年夺取政权以后，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分析自己的胜利以及胜利的原因，过去丛林生活得以进行的原因、对过去根据地的小丛林和现在全国的大丛林进比较和区别，去掉只有老子是最先进的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一错误观念，不是大搞阶级斗争，而是冷静地以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实事求是地分析柬埔寨并没有具备进入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它仍然处在封建主义时期的客观实际情况，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利用执政党的有力地位，领导和依靠资产阶级，推行民主主义革命，大搞经济建设，大力发展工商业资本主义经济，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不断改善和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开放国门，改善周边国家的关系，向先进的发达国家学习、赶上发达先进国家，柬埔寨会亡党亡国吗?
到这里，我们已不愿再伤感地多说一个字。我们只想要又一次象虔诚的教徒一样，诚惶诚恐地又一次诵读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这段教诲：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的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的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1页)
十四 不倒的中国红旗，其实蕴含一个秘密お
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纷纷失败情况下，中国的红旗为什么没有倒? 众说纷纭。
有人说，因为我国现在公有制成份仍然占全国所有制成份的70%。不管怎么样改革，仍然还是社会主义。
有人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
有人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路走对了。
是否如此?
我们并不反对公有制，我们甚至反对削弱公有制，主张全面公有制。而且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实现全面公有制。 但是，正如我们将在社会主义的经济一节要论述的，公有制的多寡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首先，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独有的社会制度，它是其它人类社会形态共有的、也是人类社会一种最古老的社会制度。原始社会的原始共产主义，是远高于现在中国的70％、包括人在内的100％的全面的公有制。但它并不是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其次，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建立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社会必须具备社会主义所需的先进的大工业机器和科学技术，具有高度文化技术知识的无产阶级和充盈的社会物质。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靠这些物质东西来施展自己的优越性。如果社会主义没有这些高度发达和充盈的物质，全面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将失去自己的优越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和必要性。而在物质基础极度丰富的社会主义社会，金钱、商品和财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社会也就没有了阶级，人们思想意识高度觉悟，从而会自觉自愿地抛弃私有制。这时候，你不实行公有制也得实行公有制。
而且，根据我国一位知名经济学家最近的调查和研究，私有财产已经成为了中国财富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截止2000年底，全国的38万亿资产性财产中，国有占26%，私有占57%，余下的17%为集体和三资所有。
显然，公有制已经不能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主义性质的保护色了。
我们把中国的成功改革与苏联的失败改革作一个比较，可以发现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最愚蠢的人也不会犯的错误，那就是在接近解体的后期，不断地放弃了党的领导地位，不断地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导致了政权的彻底丧失。以至在国家面临动乱的重大关头，军队没有站出来，警察没有站出来，人民没有站出来。最愚蠢的人也不会那样做的事，我们戈尔巴乔夫同志做到了。中国，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四个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
，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使中国的红旗没有倒下。
如果我们对苏联临近解体前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进行具体的深入细致的剖析，来与中国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进行比较，我们就能更加清晰地从这一败一成上看到很多问题，得到更多性的启示和启发。能更有力地揭示出当代社会主义的成败成因——但这很有必要到俄罗斯实地考察，甚至有必要与俄罗斯社会主义者合作——这是作为现代无产者的作者目前力所不能完成的课题，此课题只好留待来日或他人了。
我们的确要感谢四项基本原则。正是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改革开放的胜利进行。但是，我们又要说，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作为压倒一切工作的重心，才是中国红旗不倒最本质的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不也是坚持着共产党领导、坚持着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如果不进行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重心，迅速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我们把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再坚持一百年也不行。
这就是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原理进行的重大实践不倒的中国红旗下所蕴藏的真正秘密。
在过去的二十三年里，中国改革者们，凭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在中国进行了“不要争论”的改革。把中国的改革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一比较，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七十年前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二者连基本的政策都达到了一模一样的地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完全不谋而合!
事实有力地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由中国社会主义者继承和发扬了的列宁主义。
中国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与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上升到列宁主义的认识高度，但实践上较之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了不可比拟的深入和突破，在成就和效益也就显得更为突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澳门问题上一国两制的处理，更是对列宁主义不自觉的巧妙发展和创造。是小平同志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作品。
我们将还在后面论证，在资本主义经济还正在蓬蓬勃勃向前发展的时候，在周边一片竞争经济的惊涛骇浪中，没有竞争的社会主义只能被资本主义所吞食。苏联和其他已经失败的当代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一个地被资本主义所吞食的。置身狼群，我们为什么要做绵羊呢?我们不做狼，但也得拿起狼牙棒与狼共舞。只有认清自己所处的历史链上的环节，实事求是地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才能对香港，以至对当代社会主义有一个科学的定位。香港，澳门以及与大陆统一以后的台湾，不管经济怎么发达，也不能脱离中国和世界单独进入社会主义。相反，我们可以更加完美地利用它们的资本主义优势，来做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示范区，来做中国以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头狼”，来更快地为社会主义奠定先进的物质基础。一国二制对港澳资本主义经济的肯定和科学的利用，以及一国二制实行后，港澳地区经济进一步的繁荣发展，对大陆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不断显现，不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显示了正确的方向，而且也从实践上为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性作了有力的映证。我们要逐步地取消与它们内地的“边境”封锁，我们在不断地简化与外国的签证手续的时候，为什么还在国内保持着严格的“边防证”、“出入境证”制呢？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家内还不能凭“身份证”畅通无阻？ 我们在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开辟了深圳特区之后，紧接着又打造了上海这个世界级大都市。但是，我们却没有把资本主义的香港、澳门当成象深圳、上海这样的“嫡系”，没有用投入和开发深圳、上海这样的力度来投入和开发香港、澳门。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满足于“保持它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特别是香港，我们不是让它在自治中自生自灭，而是要顺水推舟，积极地参与投入和进一步推动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我们不仅要保持它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还要让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大变、彻底变、变为能够左右世界经济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使它不仅成为中国的香港、而且成为世界的香港、世界经济的奇迹和骄傲。不要惧怕资本主义“入侵”，使它们与内地毫无阻隔地走在一起，让它们得到一个广阔的市场，以更好地发展自己，同时也更有力地拉动内地经济的发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不失为一个科学命题。可是，它是在一个左的高压态势下，不得已而出的一个唯一能让所有人都服气的标准。在新的时期，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也来实事求是地认识这一“实事求是”标准，我们就发现我们不能始终用它来作“国策”。这一标准，从一定程度上说，它是一个靠最后结果来验证正确与否的“马后炮”。如果任何事情都只能靠最后的实践来检验，它就存在了革命的盲目性，陷入了革命的盲动主义，它不应该是一个拥13亿人口的大国的科学决策标准。23年来，我们靠它“摸着石头过河”，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23年后，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我们的实践之足已经踏上了真理之岸，但我们的思想认识的翅膀不能再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趟过的河滩里拍打。23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完成了量的积累，现在正面临质的飞跃。要实现改革开放质的飞跃，就要思想和认识上的质的飞跃。作为新时期的三个代表，特别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就要认识中国红旗不倒的秘密所在，根本所在。在坚持事后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行为的正确与否的同时，力争事前和辩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物质原理，来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从而使我们的改革开放进入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的的发展之中。
在否定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地否定计划经济的所有历史。我们甚至得感谢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给我们留下来现在仍然还在享受的宝贵历史财富和遗产。也可以这么说，没有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前三十年，也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后二十年。就拿最激进的大跃进年代和文革时期，一个是经济上的冒进，一个是上的瞎搞。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仍然要看到，那些从根本上被否定了的东西，在个别地方，个别意义上，甚至一些个别的东西，在普遍的意义上，对全国的经济和物质的发展，不仅表现出了它们重要的历史的意义，而还在现实中发挥着它们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毛主席亲自参加过劳动的十三陵水库为典型代表的大跃进突击出来的一大批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工程，至今还在恩惠和滋润着中国人民的心田；文化革命的农村合作医疗，不仅解决过几亿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们的实际医疗困难，它基本成功的经验也应该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医疗所继承和发扬。市场经济越来越严重地把我们的城市医院变成了“老爷医院”，医疗费越来越高，“贫下中农”们也越来越看不起病。当然，时代的发展我们需要高素质的“老爷医院”，但在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那些缺医少药占全国人口70%以上农民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启用一个与“老爷医院”双轨并行互为补充的更高水平的“合作医疗”呢。又如现在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我们虽然立了很多法，已经从人治发展到了法治。但是，正如我们农村的一些乡镇书记所说的，这个法，那个法，搞得我们没办法。社会的治安问题并没有随着法律法规的出现而解决。时代需要法，但是，还需要有整整一个时期，来让人们懂法，适应法、习惯法并自觉守法。那么，在这个过渡时期，完全靠法来维持社会，就脱离了中国人民法律意识水平低下的实际。如果我们借鉴文化革命“群众专政”的一些基本做法，用法律对“群众专政”进行规范和正确引导，改为和阶级斗争服务到为经济建设服务，让它们作为法制的辩证补充，象过去那样，充分发挥街道居委会红袖章老头老太的作用，城市里的小偷和抢劫就不会那么多，我们的公安也不会显得那么警力不够，充分发挥农村的民兵作用，我们的专业户的鱼就不会丢，西瓜就不会被砍。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憎恨的腐败问题也同样如此。惩治之下，总是“野火烧不尽”。党纪国法为什么没有了震慑力？其实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我们的党纪与国法同处一个低下的物质和意识水平空间。腐败的sars在一刻不停地向我们每一个人进攻。我们的纪委在很多地方设立了检举箱——既然我们可以使用这样一些不明不了、更容易对人造成错误伤害的暗箱，我们又何不利用透明公开的文革“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大字报？就象是非典初期，我们有些地方不是积极公开把情况告诉中央告诉人民，而采取“捂”的办法，瞒上欺下，结果反给心怀叵测的人造成了口实。后来，包括国家在内，及时地公开和发布了疫情，谣言也就不攻自破，群众对党和国家也就更加信赖。文化革命的大字报的错误是它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它作为一种毛主席高度赞扬的民主形式并没有错，它所特有的所向无敌的威慑力是无可否认的。那些做坏事的人，不管他手中的权力有多大，在广庭大众的大字报上，他也得威风扫地。西方和过国内有些人，不是说我们没有民主吗？有人不是借此在西单搞民主墙吗？我们就搞一个正规的给你们看看，我们不仅可以揭露贪官污吏，还可以揭露那些企图危害国家安全的人。最近，古巴卡斯特罗带领群众，到某些外国使馆前游行示威，这就做得很好。宪法规定可以游行示威，我们为什么不让群众依照法律的规定上街呢？对大字报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反其道而用之，在每一个城市最显眼的地方，设立一个由检察院或纪委管理的大字报专栏，用法律的来对它进行规范，对相关人赋予相应的法律义务和责任，使每一个利用大字报进行合法斗争的人，了解和遵守大字报的法律规定，使它避开伤及无辜的弊病，对利用大字报造谣惑众，危及国家安全和对无事生非损毁他人名誉的人，与那些被大字报揭露的贪官污吏一样以党纪国法量纪量刑进行处理，它绝对能迅速遏制中国目前似乎无法遏制的腐败，并最终能把腐败减低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程度。又比如文化革命中，在工厂和企业，让工人参与管理，提高职工的主人翁意识的一些做法，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管理中，也被当成一种先进的管理方式，为了提高工人们的积极性，他们甚至让工人参股。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我们在民营和外资企业里建立工会和党的组织，维护工人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对那些不法资本家进行合法干预的时候，我们还要引导资本家学习文革时期的经验，在不断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的同时，也同时不断提高工人的物质待遇，积极鼓励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使劳资双方能在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良性的循环系统中共存和发展。我们在否定我们原来的经济的社会主义的一些东西时，也别忘了继承和发扬它的一些还值得我们借鉴和保留的东西。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复辟。
汽车本是先进工具。没有汽油，用人来推它运东西是一个错误。为了显示其先进而坚持这种形式是错上之错。指出这个错误，改用板车，不是肯定板车比汽车先进，不是放弃对汽车的信仰，更不是表示有了汽油也不再用汽车。在没有汽油这个物质条件前提下，板车比汽车更切合人的实际，能发挥出更大的经济效益。
这也是经济的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的辩证关系和有机的血肉联系
ぉぉそ樯芰心逝世后苏联社会主义生死论战お
反对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的苏联主要领导人名单
托洛茨基联共(布)中央局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宁重病期间中央工作主持人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局委员，苏联民族委员会主席。
季诺维也夫联共(布)中央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加米涅夫联共(布)中央局委员
布哈林联共(布)中央局委员，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
克鲁普斯卡娅联共(布)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委员。列宁夫人与战友，列宁遗嘱的记录者与保存者
以上人员几乎就是能够决定当时苏联命运的全部高官!!
斯大林的确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真正缔造者。是斯大林，1928年正式宣布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施了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使苏联进入全面的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之中。
1838年，斯大林领导下所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斯大林包装成十月革命前就是与反对派“反社会主义倾向”作无情斗争的坚定革命者：
托洛茨基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议在关于夺取政权的决议上指出：只有西方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时，才可把俄国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反对这种托洛茨基主义的提议。
斯大林同志说：“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我们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219页) 其实，从文章中就可以看出编造的痕迹，因为托洛茨基不仅没有反对以革命夺取政权，而且是十月革命的主要策划者和指挥者，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甚至还够不上说话的级别。
十月革命后，国际上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苏联已经不能盼望苏联革命能够成为欧洲以致世界革命的导火索，也不能盼望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的西欧来援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人们已经多多少少地意识到了，苏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不得不把关注的眼光从国外收回到了国内。十月革命的胜利，人们不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会不会成功的问题存反对意见。但对于社会主义能不能在一国胜利，特别是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能不能建成，即使建成了又能不能坚持下去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争论开始时，斯大林还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他在《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义正词严地提出：
无产阶级在一国夺取政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建成社会主义，要实现社会主义的胜利，没有几个先进国家无产者的共同努力，在单独一个国家内无法解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61页)
那么，斯大林是怎样从正确的立场上转变到极左的唯心主义立场上的呢?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书中，对自己在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上的几种态度和态度的根本转变进行了辩解。他说，是为了反对托洛茨基分子一国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观点，才在《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的初版里提出了“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他说，用“这种说法”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观点，“在当时（1924年5月）是足够的，而且无疑地是有过一定好处的”。“可是，当列宁主义在这方面所受的批评在党内已经被克服时，当眼前已摆着一个新的问题没有外援而可能用我国的力量来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的问题时”，“显然就有缺点了，因而也就不正确了”。“根据这一点，我就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那本小册子（1924年12月）里改变并纠正了这种说法，把这个问题分成了两个：一个是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的问题，另一个是可能在一个国家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用以下两种方法达到的：第一，把‘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解释为只是通过‘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的‘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第二，根据列宁的《论合作制》那本册子宣布的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我们拥有为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的一切。”（中国人民出版社1971年12月版《列宁主义问题》第156－158页）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斯大林在对自己进行诡辩，说自己说的“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是指从欧洲无产者从外部制止资本主义的武力入侵，而不是说欧洲无产者从经济和科技方面对苏联进行援助。至于苏联能否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根据列宁的论述，他是始终坚信不移的。
斯大林的诡辩并不成功。
不必说他“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这样的论述，不能反对托洛茨基们一国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观点，因为这与托洛茨基们的观点一致。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列宁写于1923年1月的《论合作制》既然是那么地肯定苏联的合作制“就是我们拥有为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的一切”，那么斯大林在1924年5月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用列宁的这么有力的观点来作为武器，来反对反对派，反而同反对派站在了一起，同意了多国胜利论。而要到仅仅是相隔了6个月即1924年12月又才拿起这个法宝来作武器，反过来反对多国胜利论？
斯大林的错误还不仅仅在于这一点点自我矛盾。更重要的错误是他没有理解列宁对合作制进行论述的真正目的和意图。他只看到了列宁在文章开始时讲的“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列宁选集》中文1994年版第4卷第768页）却没有记住列宁在后面两页：“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是适合最普通农民的水平，它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但是，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渡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列宁选集》中文1994年版第4卷第770页）等论述。
我们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列宁的本意和斯大林的曲解。
列宁在《论合作制》中，并没有以合作社来反对自己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而只是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所以才提醒大家别忘了在新经济政策取得了它预定的目标成果时，要对全国人民提出合作社这样的更高要求，以向社会主义不断前进。
列宁明确指出，合作社的提出和实现，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以后的任务。“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那么，在不好的情况甚至在战争和动乱情况下，这个历史时代就会更长。究竟有多长？多少年？其实我们不能用确切的年代的数字来回答。联系列宁给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制订的战略目标——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先进的物质基础，我们只能这么回答，也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再用整整的一个历史时代来解决苏联人民的文化水平问题，使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较高文化素质来认识合作社的优越性，然后才来谈论和开展合作制。显然，苏联至今都没有达到这一时代，理由很简单：因为宣布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和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的一国胜利的苏联现在都不存在了。
显然，列宁的《论合作制》并不能成为斯大林一国胜利论的理论支点，更不能成为1928年放弃列宁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把苏联推进到社会主义的借口。
其实，斯大林转变自己的观点，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除了对列宁错误的理解，还有更多原因，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权力斗争的需要。
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反对派，大都是坚定的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在苏联是否能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他们都有激烈的反对言词，而且在革命前后还与列宁进行过论战。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苏联的反对派，似乎就是因为与列宁的意见不一致而得名。在苏联建国前后，在党内进行这样的无拘无束的争论，而且双方措辞都很尖锐，但列宁从不利用职权对不同意见进行压制，更没有对不同意见者进行人身迫害，似乎是党内生活的一种正常现象（党内甚至还存在不同理论派别，这虽然也可以进行一定的规范，但后来被作为资产阶段的派别活动而给予了镇压），也充分表明了列宁以及列宁主义具有大海一样的容纳不同意见宽阔的无产阶级胸怀和的唯物主义态度，以及他伟大的人格魅力。因而他也赢得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真诚爱戴。
但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打破了这种正常的党风，为了登上权力的最高位置，他完全变成了一个掮客，开始在不应该有权术存在的无产阶级政党内玩弄起非无产阶级的权术来。他瞅准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对列宁的真诚爱戴这一点，首先逐步实现了自己观点上的转变，把自己伪装成为列宁的忠实继承人和列宁主义的捍卫者，把反对派极力推向反对列宁的敌对位置，利用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列宁的感情，对反对派形成高压态势进行打压。而反对派则完全蒙在鼓里，以为今天和昨天仍然一样，仍然和昨天一样在无拘无束地大喊大叫。其实他们早已象困兽一样钻在了斯大林的笼子。
在斯大林与反对派的斗争中，斯大林为了与他真正的权位对手托洛茨基作战，他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都采取了先利用后打击的办法，而使这几个人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合，其立场和观点也随斯大林的态度而前后变化。我们在研究他们的时候，要排除这些对他们真正的观点和立场产生歧义的因素。比如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布哈林，他针对苏联农村的实际情况，著书立说，提出了“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当贫穷；现在我们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要能够在我国消灭贫穷的政策。”(《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68页)。他的本意是坚持列宁新经济政策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反对在苏联过早实施社会主义。鼓励农村中富农和富裕农民(实际上是苏联农村中的先进生产力。本作者注)通过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他的社会主义需要有物质基础的基本观点实际上与托季反对派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不一致的地方就是他把目光盯在国内，认为没有农民的富裕，苏联的工业也就没有市场，苏联也就形不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托季的目光则盯在国外，认为不管苏联怎么奋斗，都不能脱离国际环境这个事实，如果没有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国外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对苏联的和经济的援助，（他们的认识没有上升到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大多数国家所形成的国际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这个理论高度）苏联最终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们其实是各有倚重，各有道理，也各有偏颇。但都有同一目标：不能马上在苏联实施社会主义。只是因为布哈林认为苏联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与斯大林这时所主张的观点一致，与反对派有抵，便被斯大林利用。斯大林让他与反对派互相攻击自相残杀。在联共(布)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这个攻击和残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托洛茨基这个十月革命的实际领导者，这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图腾人物，这个聪明一世的糊涂蛋，并没有看到布哈林与反对派之间本质上的共同点，只看到斯大林对布哈林情有独钟而不去团结布哈林，反把布哈林当成了攻击对象，抓住了布哈林的次要缺点大做文章，他大力嘲讽布哈林把苏联与国际客观环境割裂开来的观点时说：
如果我们撇开国际事务，我们是否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争论的是我国革命的性质。这种撇开是办不到的，如果“撇开”天气和民警，可以在正月间裸体走在莫斯科街头，但我担心，如果你们这样做，无论天气和民警都不会撇开你们。
(《“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第155页)
季诺维也夫也乘机起哄，挖苦布哈林：
如果“撇开”生理学规律，那就可以说，我们和布哈林同志可以活两百年，并且会一天比一天变得年轻，变得聪明起来。
(《“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第168页)
布哈林也不示弱，他说托洛茨基“力图给自己的所谓思想库贴上(诚然是用劣等胶水贴的)列宁主义的标签。”说加米涅夫“在你们的空话下面半俄寸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耳朵，并且还冒出一俄寸。”说季诺维也夫是在翻已经“被翻得破烂不堪的报纸，用这些报纸已经可以熬汤了。”(《“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第181—189页)
对于布哈林近似于无赖的回答，斯大林则乘机煽风点火，他在座位上不断高喊：
好样的，布哈林，好样的，不是在说，而是在砍!
(《“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第193页)
就是这样，布哈林与并不与他思想观点一致的斯大林走到了一起，来反对和攻击与他思想和观点基本一致的反对派。而斯大林这个上的狐狸借力打力达到了他的目的，把反对派一个个搞下台去，又才掉转枪口，另罪把布哈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反革命和叛国分子予以枪毙。
同样手法，被斯大林成功地运用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身上。他在最关键的时候诱降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来反对托洛茨基。许诺他们与托洛茨基划清界线后不追究他们的问题。作为在中央举足轻重的人物季诺维也夫，可能也有想在列宁之后成为继位人的非份之念，为了某些个人目的也就和加米涅夫一起向斯大林卑鄙地摇尾献媚，对托洛茨基进行排斥打击，而被斯大林利用，使本来已经被列宁的遗嘱所贬黜的斯大林又得以登上领袖位置，从而在关键时刻改变了苏联的前途和命运。而心狠手辣的斯大林等到把托洛茨基搞得流亡他国以后，就违背诺言，仍然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之罪绑到了一起，并不管两人苦苦哀求对两人进行了处决。
斯大林在枪毙了反对派的同时，也枪毙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
其次，由于斯大林没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功底，他不能正确地认识在全新的课题面前左右摇摆的列宁，他在与反对派进行权力和理论观点上的斗争中，在把列宁的错误当成正确的理论向反对派进攻的时候，受列宁错误言行的影响，弄假成真把列宁的错误言行当成了正确的东西加以继承，而把列宁正确的东西抛弃了。
九 托洛茨基以及40万冤死的社会主义者的血，な嵌运勾罅稚缁嶂饕宓奈耷榉穸íお
托洛茨基，这个十月革命的实际组织者，苏联红军的主要缔造者和早期的统帅，应该与列宁一起并列的联邦共和国的缔造者，这个耿直的，赤胆忠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斯大林为首的唯心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面对面的斗争。
不能否认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华和职业革命家的才干，他的才华确在其他人之上，几乎和列宁并驾齐驱，他在军事方面也显示出了卓越的领导和指挥艺术，以至他在建国初期理所当然地成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是，正是他的才华害死了他自己。他与列宁从来没有过从甚密，纯粹是革命原则的交往。这种情况的产生也可能是两人进行过不客气的论战，总有一股拂之不去的敌意时时在占据他们的感情和袭扰他们的理智。也只是因为托氏在关键时刻显示出来的与他一样的才能，列宁才出自公心地把他作为人才使用。列宁也的确把他放在了其他所有人之上的人来使用，在列宁遭特务剌杀身体经常出现一些问题不能正常工作的时候，以及列宁想把斯大林从领导位置上调整下来的时候，都是与托洛茨基密切合作。书生气十足的托洛茨基，襟怀坦白，有什么就说什么，有时他连列宁也要毫不客气地与之论战。但绝对没有抢班夺权取代或反对列宁之心。如果他有野心，作为苏联三军统帅，重兵在握，在列宁病重期间又为列宁所托主持中央工作，他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条件顺其自然接管大权，而在列宁逝世前前夕还毫无戒备之心地去疗养地疗养？托洛茨基自以为别人也都是和他一样坦荡无私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也没有去与别人建立什么不正常的联系，他以为别人都会很正常很正确地对待他，以为列宁死后，别人都会拥护他。但事实上因为他有才而被列宁重用，而他也恃才另眼乜视列宁以外的所有人，而虎视耽耽地伺伏在列宁身边盯着共和国和苏维埃的最高权力的人们，早已经在心里要置他于死地了。他本是作为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而写的《论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教训》，由于坦言过多，不免也给人以抬高自己之嫌，且文章再次揭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伤疤，说他们在报纸上暴露起义事宜，首先招致当事人加米涅夫的攻击。加米涅夫为报一箭之仇，利用人们对列宁的无比爱戴，把他的“坦言”集中起来，在报上发表了《是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给他扣上了妄图树立托洛茨基主义，并以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的反对列宁主义的罪名，从而引发了全国对托洛茨基的不公正的声讨，而把托氏轻而易举地推上了多数人的对立面和的被告席。而他自己也沉不往气，在与斯大林斗争的关键时刻，竟以“事业的利益要求尽快解除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的下下之策，来还击自己的政敌。他以为他一提出这个辞呈，别人就会被他吓住，就都会停止对他的攻击，并联名恳求他不要辞去职务。而他也就可以反败为胜。结果他大错特错，如果是在战争时期，他这一招也许还灵。因为战争需要真正有本事的托洛茨基。他竟没想到自己已经处在了和平时期。而和平时期，即便是一个下三烂，也可以接过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之职，甚至在人的相貌举止上还可以比瘦干巴老头托洛茨基更神气。托洛茨基要是不意气用事，少说话，多办事，他军权在握，凭他的资历，凭他的才干，凭他的才华，假以时日，苏联不是他的天下又是谁的天下呢?结果是正中斯大林的下怀，托洛茨基分寸不差地钻进了斯大林设下的笼套。托洛茨基就是这样以自杀的方式，一步一步把自己送上黄泉之路。人们传说最后是斯大林派人暗杀了他，我们没有多少理由不去相信这个说法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托洛茨基其实是自己不断地放弃权力让位于斯大林而导致自己害死了自己。
由于主题不同，我们将不对在这里以及在前面提到的一系列人物进行全面的的评价。不打算对列宁死后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在权力之争中表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联合和对立，我们简要地介绍了他们的一些情况是为了有逻辑地介绍他们在苏联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正确立场。不管是新老反对派、托派还是托季联盟，他们除了权力上的争斗等其他因素，但始终贯穿在中间的就是对苏联唯心社会主义抵制和反对。因此我们在这里只围绕苏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两条基本路线上的争论，对这些人物的思想进行介绍。以便看清苏联社会主义的错误。作为与季诺维也夫等人一样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问题上却与其他反对派不同，他不仅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且从实质上领导了十月革命(他的功劳被斯大林及其御用文人从中抹去了)。他只是不同意苏联马上进入社会主义。1922年，他从他的“不断革命论”出发，间接地第一次提出了苏联不能一国胜利论。他认为苏联的国情是农民占绝大多数，落后的农民将会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产生矛盾和对立，甚至会发生敌对冲突，说不定会断送苏维埃。他说：
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托洛茨基言论》第177页)
托洛茨基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等大量的著作和著述中，论述了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来的这一思想：
生产力和国家疆界是不相容的。结果不仅带来了对外贸易、人力和资本的输出、强占领土、殖民政策和上次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使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在经济上成为不可能的事。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早已打破国家疆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最先进的
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在包括农业在内的各种生产过程电气化和化的基础上，建立在使现代尖端技术结合起来、普遍化并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基础上。从马克思开始，我们不断重复指出资本主义不能适应它自己带来的新技术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撕破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外皮，而且正如一九一四年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打破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疆界的铁箍。然而社会主义不仅必须把资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接收过来，而且必须立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把生产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生产力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未达到的发展状况。
1925年，原来一直在推托洛茨基下水的季诺维也夫突然良心发现，又回到了他原来的正确立场上。他在党的十四大会上作的一个副报告中，也与托洛茨基遥相呼应，提出了苏联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季诺维也夫坚定地说：
能不能在一个国家中，况且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我们这样的农民国家中最后建成社会主义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呢?我们用不着争辩，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载于1925年12月23日《真理报》)
更有趣的是他在会上引用了斯大林1924年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述，来答辩别人对他的批驳，竟使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人无言以对，默不吱声，而使争论嘎然中断。
由于季、加二人对托洛茨基采取了不公正的攻击行为，耿直而不圆滑的托洛茨基在这次会上还没有从相互的隔阂里解脱出来，在大会上也作了沉默。但是，到了1926年，同样被斯大林打击的命运，使托洛茨基终于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走到了一起来了。他们出于对苏联前途的忧虑，与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道，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树林里召开了一个会议，签署了有名的《十三人声明》。号召新老反对派团结起来，与已经大权在握的斯大林相抗衡。
应该指出的是，受斯大林的高压等彼时彼地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反对派的观点和理论在很多地方都显得“乱”不成军，现在看，有些理论也不尽正确，有些则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持有不同理解。但他们反对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的立场是毫不马虎的。至《十三人声明》，已经基本上趋于统一，并完全地与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相一致：
只有当工业得到高速度的发展，使国家的技术水平更加接近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才有保障。
ぶ苌形牡戎《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46页)
托洛茨基1926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发言，更是准确地体现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主义的指示精神：
现在所说的是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包围中建成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达到这一点，只有使这个孤立的国家的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因为从前途上看，只有生产力比旧经济制度的生产力更为强大的那种国家、那种新的社会形态才会不只巩固一年或者十年，而会巩固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
ね新宕幕1926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发言(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1页)
从苏联失败的事实来看，我们不能不肯定甚至要由衷地赞叹托洛茨基理论的正确性和预言的准确性。
1927年，托季联盟进行了更加大规模行动，又搞了一个《八十四人声明》，后来在递交过程中又增加到了3000人签名。托洛茨基并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
反对派要求按照以往的惯例，在年底召开的十五大会上散发他们重新拟订的《反对派政纲》，向斯大林宣战。在11月7日十月革命10周年的纪念日，托季联盟的众多支持者走上街头进行了游行示威，示威者手里拿着标语，漫画，散发传单，发表演讲，高喊：“斯大林正在欺骗工人阶级!”“制止斯大林分子胡作非为”等口号，对斯大林的唯心社会主义进行了公开的群众斗争。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苏联的领导人之一，列宁的夫人和战友克鲁普斯卡娅，自列宁逝世后，自始至终站在了托洛茨基等托派和反对派一边，并与斯大林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克鲁普斯卡娅是一位深得党和人民爱戴的社会主义者，1898年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就与列宁结合在了一起，她与列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战斗的友谊和纯洁的爱情，她是最了解和理解列宁的人，也是最能正确理解列宁主义的人。列宁最后在病床上口述的文章和文件指示，都是由她记录写成。其中包括列宁关于确定接班人和有关斯大林问题的“遗嘱”。这份“遗嘱”，列宁逝世后一直保存在她手上，直到斯大林上台才交出给斯大林。斯大林对她的无情斗争也许就源于这份“遗嘱”。
近年来公开的列宁的“遗嘱”，关于斯大林问题，列宁是这么说的：
斯大林同志在当上了总书记之后，在自己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对他能否永远足够谨慎地使用这种权力，我没有把握。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对于总书记之职是不能容忍的。
我们也许可以怀疑上面这个遗嘱的真实性。但是，有一个记录在案、被斯大林自己认可的、收入《斯大林全集》的事实，可以佐证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后面还要引用的1925年斯大林在苏共14大会上，对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上作的捍卫列宁新经济政策演说的恼怒“驳斥”：
说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那是胡说。……反对派是不是同意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关于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的说法呢?我想代表大会没有一个代表会同意克鲁普斯卡娅同志(请她原谅我)关于新经济政策说了一些十分荒谬的话。在这里是不能用这种荒谬的话来拥护列宁而反对布哈林的。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ぁ端勾罅秩集》第7卷第202页)
在堂堂的中央委员会上，伟大的革命的领袖斯大林，已经掌握了生杀大权的斯大林，应该多拿出一些绅士风度，来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尤其是对自己导师列宁的夫人，更应该表现出尊敬和礼貌。但是，明明是斯大林自己在胡说八道，肆意曲解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却反过来，骂他敬爱的导师和领袖列宁的夫人“胡说”。骂过以后，又故作斯文地请求克鲁普斯卡娅原谅，表面上是看在了列宁的份上，实际上是猫玩老鼠一样玩弄克鲁普斯卡娅于股掌之间。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想见，除了说明斯大林歪曲和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正确路线外，从这里我们可以满鼻子嗅到斯大林连列宁夫人也根本不放在眼里、为所欲为、专横无理的老子天下第一的政客作风，以及他挑拔离间，立刻把矛盾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与会的全体人员、已经死去了的列宁和还健在的布哈林身上的熟练的掮客伎俩。
连克鲁普斯卡娅都冒着生命的危险站在托洛茨基们的一边来反对斯大林，我们难道不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吗?
地来看，托洛茨基主义未能战胜斯大林主义，就说明托洛茨基主义存在某种缺陷，在理论上它只是一种推断，而且在很多地方存在错误和不足。导致他们这些方面的不足的最主要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领袖，其中当然也包括斯大林在内，都受时代和实践的制约，没有具备象大海一样宽阔无边的无产阶级胸怀(如果托洛茨基能有此胸怀，便不会再去揭别人的伤疤，能对别人的攻击一笑而置之，不意气用事而辞职)，未能跳出唯心主义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窠臼，以及与个人利益有关的各种利害关系的纠缠之中，他们深陷在庸俗的权力争斗的泥潭之中(托洛茨基表面上是超脱的。但他实际上并不想放弃其权力，成为斯大林的阶下囚。只不过他所用的战法是自残自废罢了。因此，他也被动地深陷入于此)。苏联社会主义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成了对立双方无数个筹码中的一个筹码，举国一片的社会主义狂热，又使斯大林手中所操生杀之刀更添锋利，反对派们生存都时刻面临着威胁，他们疲于种种利害关系的牵制，因而他们无法透彻地阐述这个问题。并且他们不断地丧失阐述的自由。1936年7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被处决前被非人的逼供折磨得实在受不了，竟无耻地向斯大林投降，并作下假供，证明自己接受了逃亡在国外的托洛茨基的指示，阴谋推翻斯大林政权。他们乞求斯大林当着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保证不杀他们。可他们还是和苏联的中央局17个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6人，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100人，由列宁建立起来的人民委员会包括列宁在内的15名委员中的8人，6名元帅中的4人，195名师长中的110人，220名旅长中的186人，以及全国约40多万人一起，被斯大林在大肃反中索命。1940年8月，斯大林的领袖之位竞争对手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遇刺身亡。斯大林在党内的独裁统治形成，“多国胜利论”销声匿迹。
现在，我们脖子上没有了斯大林的锁链，胸前没有了斯大林的黑洞洞的手枪，苏联已经失败，共产党人在新的条件下，即由执政党变为在野党，从旧沙皇统治下解放出来，经过了70年的共产党领导和的农民和工人，干部和职工，领导和群众，又陷入了水深火热，我们为什么还不实事求是地说出的真相。
中央局17个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9人(近60%)，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100人(近80%)，人民委员会14名委员中的8人(近60%)，6名元帅中的4人(近70%)，195名师长中的110人(近60%)，220名旅长中的186人(超80%)，以及全国约40多万人，而这还仅仅只是被斯大林杀掉的反对派。如果要算上持有反对派的观点又够不上死罪的，上述统计恐怕又要不断扩大。
这么大的比例，这么一支庞大和醒目的反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队伍，这么多抗争的生命和鲜血，加上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是和曾经是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的反对者，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深思和反省吗?
十 错误，终于从斯大林开始お
首先应该指出，一分为二，斯大林在苏联以及国际共运中是有卓越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他在二战中的功勋，理应受人景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苏联社会主义错误的辩证分析。与此同时，我们一定不要以为斯大林等一帮苏联领导只懂得搞阶级和斗争，而忽视了苏联的经济建设。我们一定不要埋没了斯大林及全体苏联人民在经济建设上所倾注的心血和汗水。斯大林在苏联的经济建设问题上是倾尽全力的，他也想创造出一个社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幸福的社会主义强国，但到最后却没有达到目的，原因就是他们从根本上违背了列宁的意愿，违犯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原理，犯了认识上和方法上的根本错误过早地将经济落后的苏联推进到社会主义的经济。
尽管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曾经创造出了非凡的成就。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苏联的经济社会主义，以及斯大林的许多政策和做法，在很多方面已经显露出了它错误的足迹和本质。
1928年，斯大林正式宣布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苏联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
1929年4月，斯大林用运动的铁扫把，扫清了各种障碍，开始对农业强行实施全盘集体化。11月7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大转变的一年》，要求改变农民一批批加入农庄为整村整乡整区整专区地加入，中农也可以加入。并在中央全会上要求一年内完成集体化。
对于“强迫”人民的政策，并不是我们现在强加于斯大林。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强迫”被认为是一种可行的工作方法。苏联院哲学研究所1952年编篡发行的《列宁主义思想》一书中，契斯诺柯夫的《列宁与斯大林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一文，对“强迫”进行理论上的美化：
列宁与斯大林曾教导说：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法，当然不能取消强迫成分的。但是这些强迫成分，是带着次要和附属的性质。列宁教导说：“我们应当先去说服，然后才去强迫”(《列宁全集》俄文第三版第26卷第235页)。斯大林同志发展了列宁这一思想，曾写道：“领导是由说服群众的基本方法党以影响群众的基本方法来保证的。可是，这并不绝对排斥，而且预定要采用强迫手段，如果这种强迫手段是有大多数工人阶级对于党的信任和拥护为其基础的，如果这种强迫手段是在说服了多数以后来对少数采用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第8卷第53页)。
お(《列宁主义思想》中文版第64页)
斯大林主持制订的《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对农民的个人生产和财产拥有量进行了限制，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每户的财产拥有量如下：
一小块个人副业经营的园地、住宅、食用牲畜、家禽和小型农具。
在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每户农家可以拥有：
一头乳牛、两头小牛、一口母猪及其繁殖的小猪、十只羊、二十个蜂房。 在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每户农家可以拥有：
二至三头乳牛、小牛、二至三口母猪及其繁殖的小猪、二十至二十五只羊、二十个蜂房。
在农业比较落后的地区，每户农家可以拥有：
二至四头乳牛、小牛、二至三口母猪及其繁殖的小猪、三十至四十只羊、二十个蜂房、一匹马或两峰骆驼或两只驴或两只骡。
苏联有很多的土地没有人开垦耕种，社会物质财富还没有充分涌流，还有很多人处于温饱线以下，限制人们超过这些数目生产出必需的生活物质，限制人们拥有小型农具以外的先进的和大型的农具，不就是明显地限制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吗? 斯大林的得意之作《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长期以来被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但实际上它成了束缚和阻碍了苏联生产力和经济持续发展的紧箍咒。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而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于是商品就形而上学地变成了斯大林等一些社会主义者黑名单上的对象。
依据社会主义原理，商品是阶级社会的产物，货币是特殊的商品，消灭了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再有商品和货币。但是，商品和货币就象细菌一样，时刻地在苏联社会主义存在着，并不断地显示出它对苏联经济发展的左右能力。这个问题竟使得自以为苏联已经完完全全地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御用理论家们手足无措，百思不得其解。从30年代起，纷纷发表一些文章，企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自圆，但总是不能自圆其说。他们不可能认识，即便是认识到了也不敢说苏联还没有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实质上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因为这不仅会荣誉地位不保，而且连脑袋也会不保。
当时混乱不堪的苏联对于商品的不同意见大体可分为两类：
(1)、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应该有商品等东西存在，应该消灭它；
(2)、如果商品对苏联社会主义有用，就要扩大它的范围。
面对这些情况，斯大林作为天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领袖，不能不得有一个说法。于是，他苦思冥想，写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一书，在书中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苏联还存在的商品的态度。他对苏联商品总的基调是：轻微肯定，根本否定。他在书中说：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它在奴隶制度下存在过，并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如果注意到，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的限制，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第二，结果就会扩大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因为巨量的农业生产工具会投进商品流通的范围，萨宁娜和温尔什两同志是怎么想的呢?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能不能使我们向共产主义推进呢?说它只会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岂不是更正确吗?
萨宁娜和温尔什俩同志的基本错误是在于他们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和意义，不了解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
に勾罅郑ā端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文单行本第11、74页）お
斯大林的商品理论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他把自己的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与低级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比，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观点。如果斯大林同志还能站到我们面前，我们会情不自禁地问：斯大林同志，你究竟是想把苏联社会主义维持在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水平?
其次，他说的商品“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丢弃了辩证法发展变化的本质，直接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的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以及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在理论上，这种想法是忘记了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会发展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的梦呓之谈的。
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是一般说来还是单就俄国说来，都是已经十分详细地证明了，并且反复说明了的，而根据这些原理就应当得出下面的结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地方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如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列宁选集》第1卷第541页）等论述直接冲突。
再次，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可实际上，正是他自食其言通篇把商品和商品生产看作了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由他的意志决定的东西。因为他可以让商品在社会主义存在并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他也可以“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为由，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限制或者取消商品。
然后，他批评萨宁娜和温尔什“不了解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和意义”，其实他更不懂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社会主义将没有商品的深层含义。商品不由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将要在它一切可以存在的地方和时代存在和发展。不是社会主义不需要商品，而是商品造就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商品发展的最后结果。商品的任务已经完成，商品也就自然消失了。并不是因为他说的“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这一原因，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才不要它。
实际上他与其他理论家们犯着同一基本出发点错误：都把经济落后的苏联当成了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苏联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存在不能自圆的论述，只能证明苏联的客观发展实际的确还没有具备实施社会主义物质条件，斯大林在苏联实施社会主义的确是一个错误，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理相违背，也与苏联的客观实际相违背。
在苏联的社会现实中，在斯大林的控制下，苏联的商品经济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它只是孤独的、冷清的、单调古板的计划经济产品交换的补充流动，首先它基本只是在苏联国内流动，没有与苏联外部先进技术上的交流。与国外的贸易虽然存在，只是一种被动的、策略性的、有限的、甚至是一时一事地发生和进行的，没有上升到有意识的开放和引进。其次只是农产品与少数工业品的交换，在其他地方实行的是性的分配和调拨；再次是在这个狭小的范围内，斯大林还实行了“以物换物”的原始商品交换，苏联人称之为“换货”。斯大林把这种原始交换美化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所指的哪种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他要人们“一往直前、毫不犹豫地推行这种制度，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文单行本第76页”)。他实质上是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把苏联经济拉回到了原始共产主义。
更加说明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是，他在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错误的共产主义一国胜利论。
1938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才搞了10年，斯大林就宣布第三个五年
>继续坚持“向共产主义前进”，要在10—15年时间内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也是造成后来中国等国家五十年代超英赶美左倾冒进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跃进的源头。
根据斯大林的意图，苏共18大做出决议：苏联在三个五年中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就是完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1951年，苏联《青年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苏联院通讯院士波·恩·鲍斯别洛夫《斯大林是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鼓舞者和组织者》一文，鲍斯别洛夫和当时的理论界都一致认为：
斯大林同志曾经给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注意：“一切国家”，当然也包括了当代仍然存在的贫穷落后的封建国家。这是一个明显曲解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本作者注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的……
斯大林同志研究了共产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可以得到胜利的问题，研究了这种胜利的根本条件的问题。斯大林同志计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力量，他很地证明了：在单独一个国家内，特别是象苏联这样的国家内，即使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包围，也可以建成共产主义。斯大林同志考虑到国际情势，对于共产主义时代的国家问题在理论上确立了新的方针，他首先指出：如果帝国主义国家和外来武装侵略的危险仍然存在的话，那么，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就仍然要有国家(荒谬的共产主义国家论。本引用作者注)。尽力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威力，这是苏联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重要条件。
在苏联，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的领导之下，两个伟大的力量人民和共产主义已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世界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苏联人民走向共产主义不可遏止的运动。苏联人民正以信心百倍的、毅然决然的步伐走向共产主义，因为列宁事业的天才继承者，我们敬爱的父亲和导师斯大林同志在领导着，鼓舞着和组织着苏联人民!
赫鲁晓夫在他退休后写的回忆录里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俄国寓言。有个传教士在某地传教，说在他来的那个地方，有人正向穷人舍施金币。当有很多人向传教士说的那个地方跑去要金币的时候，传教士自己也不禁信以为真，也跟在人们的后面朝那个地方跑去。
斯大林(其实也包括赫鲁晓夫本人在内)也象那个传教士，当他在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在举国一片社会主义的乌拉声中，他也真以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又毫不犹豫地把苏联推向了共产主义。
斯大林的第一任接班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时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此也引起了人们对苏联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的重新审视。这是赫鲁晓夫的一大历史贡献。如果此时苏联社会主义能够及时地对自己进行审视和批判，进行彻底及时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苏联也许至今还能保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可是，他们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承诺所压迫，无法从已发射出去的火箭上撤下，只能在自己不是用社会主义物质而是用精神和舆论制造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宇宙飞船上继续前进，可惜地错过了这一历史的机遇。换了汤却没有换药。斯大林1937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苏联已经穿上了共产主义的外衣。1961年10月17日，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会上又一次宣布：苏联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共产主义，等于把斯大林的外衣翻过来再穿了一次。他说：苏共上三个纲领好比一枚三级火箭，第一级使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级使国家上升到社会主义，第三级的任务则使国家进入共产主义轨道。尽管苏联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的梦乡，但人们却无时不刻被社会上存在的非社会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梦魇所困扰。1962年9月9日，《真理报》刊登利别尔曼《计划、利润、资金》一文，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发了一场被称为“国际利别尔曼冲击波”的关于计划经济下的企业利润和物质刺激等问题的大讨论，实际上是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问题的冲击。但是，人们始终没有认识、也不可能认识、即使认识了也不敢提出苏联实施社会主义经济这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勃列日涅夫一上台，他仍然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迷宫里走来走去不得要领。他把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外衣一会儿脱下，一会儿又穿上。不知如何是好。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他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60年代后期他又提出“全面共产主义建设”理论。但是，不管领袖们耍什么把戏，苏联社会主义仍然我行我素，开始显露出它的“劣根性”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已开始停滞不前并向困难的阶段转折。客观实际情况，迫使勃列日涅夫退而提“发达的社会主义”。但发达的社会主义也不给勃氏面子，开始与苏联的客观实际一天天地拉开距离。苏联50年代前后的灿烂光环正在销蚀。社会市场萎缩，工业落后日趋严重。60年代后期，集成电路的计算机的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进入了机电一体化发展阶段。而苏联工业一直是斯大林时代的“夕阳工业”，吃斯大林的老本。1971年，一些学者提出苏联经济改革方案，被勃氏斥为“市场社会主义”加以批判。虽然苏联的先于美国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苏联的航天工业和军事工业在很多地方与美国相抗衡甚至超过美国，但其它行业和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综合国力严重下降，国民产值大幅度减少，国民实际收入几倍甚至几十倍低于美国和其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1982年，安德罗波夫走马上任，企图励精图治，在理论上突破了勃氏的僵化状态，对苏联社会主义再一次降调，脱掉了前任们传下来的共产主义的外衣，改勃氏的“发达”为“完善”，改发达的社会主义“建成”论为“起点”论，第一次提出以市场经济调节经济。可惜安氏上台才两年就一病呜呼。苏联又一次与的机遇擦肩而过。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1987年发表“改革与新思维”，主张国内改革，国外搞“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开始有了点把社会主义的衣服也脱下的想法。
1988年开始批判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斯大林模式，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平反。这本是历史的最好反思。但是，人们的思维并没有贴近正确的轨迹，只是从感觉上感到过去是一个错误，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而错在哪里，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人民不清楚，领导们也是一头雾水。但在实际生活中的苏联问题已是积重难返，经济开始走向崩溃。苏联社会开始动荡。
1990年，戈尔巴乔夫把苏联社会主义的衣服改了一个式样，在28大正式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愚不可及地开始逐步削弱和放弃共产党的领导。 1921年，苏联因为在向资本主义“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个别乡村和地方出现了第一次本能地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情况，列宁在1922年党的11大会上沉痛地说：“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可是，人们没有记住列宁的话，在超前实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经济进攻中前进得更远。尽管已经走过了70个春夏秋冬，但1990年11月7日，列宁的话还是得到了应验，“莫斯科选民联合会”等组织，在莫斯科集会游行，真正地是最后一次喊出了“十月革命是俄罗斯的悲剧”，“打倒列宁主义”，“打倒苏共”等口号。 人们并不清楚，苏联走到这一步，并不是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过错，也不是十月革命的过错。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还没来得及把苏联社会主义的衣服脱光，就被叶利钦扒光了“衣服”，被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9时38分，象征着工农统治的镰刀锤子红旗，从克里姆林宫楼顶降下，宣告苏联伟大的悲惨结束。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功绩，我们不能不承认斯大林也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要指出，他在苏联经济和发展战略上，却是一个糊涂虫。脱离周围一片资本主义残酷竞争之狼包围的客观实际，放弃最基本的生存原理和游戏规则，培养社会主义之羊，让羊与狼共舞，焉有不被狼吃之理?他和列宁以及后来的领导们，都寄希望于苏联的国防，他们建立了强大的苏联红军，拥有了能与美国对抗称霸的核武器等军事威慑力量，他们企图通过这些来保卫社会主义。可是，取得了卫国战争伟大胜利令美国防不胜防的军事力量也不能挽救苏联。堡垒是在自己和敌人都想不到的内部，在苏联自身发展的矛盾上被一个无形的敌人经济和生产力的衰落攻破了。
十一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问题的结论
(一) 苏联社会主义仍然是空想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发展》的启示お
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存在很多流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三节里，就对当时存在的种种社会主义作了全面的论述。这些“社会主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忽视或从根本上无视人们所处的历史的客观物质环境，不懂得物质对人的思想意识所产生的决定性的影响，不懂得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某一种社会形式，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受当时的物质条件的局限，人们只能接受与其客观物质环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因此，社会也只能存在与其物质条件相适应制度。自然，与其所处的物质条件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他们肤浅地把社会的不合理归结为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而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社会制度这个表面形式改革上。他们形而上学地认为一个社会所采用的制度越先进，其社会也就随之越先进。没有更深层次地认识到社会不合理的制度，实质上是一定社会物质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首先把注意力放到如何进一步更快地发展和提高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力水平上，来部分地改变和改革不合理社会制度中最不合理的部分，才能逐步地使社会制度趋向和合理。他们以为只要更换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人们实行“社会化”的管理，在意识形态上、换句话说就是在精神上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他们在经济生产、社会制度和信仰方面遵循合作的和非竞争的方式，共产主义就成功了。
苏联社会主义几十年来的做法，就是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制度替代法”的延续。（注意：这里不是讲以暴力夺取政权。作者并不反对而且主张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夺取国家政权。这与“国家制度替换”是两码事）。
由于历史上这股以社会主义的形式为特色的唯心社会主义的洪流有着美丽动人的色彩：一是它所要实施的是一种美好的东西；二是实施者的确是一些甘为人类献身的人杰，人们就为它美丽的色彩所蒙蔽而对它毫无觉察和认识，致使人们被唯心社会主义者们牵着鼻子走了近一个世纪，同时也使伟大的苏联最终走入了唯心主义的死胡同。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中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切实际地企图避开资产阶级的国家统治，避开彼时彼地的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环境，到一个荒漠的地方进行社会主义试验而失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无产阶级在这一发展中成长和觉醒，然后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才能实现整个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思想，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是，他对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失败的本质原因，即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处的时代社会经济条件的不成熟，却被人们忽视了：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实现，并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
ぃā堵砜怂级鞲袼寡〖》第3卷第408页）
在苏式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教材中，在探寻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时，没有一本不提到托·康帕内拉《太阳城》、莫尔爵士《乌托邦》以及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验。也可以说没有一个理论家不钻研过恩格斯的名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人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到美洲进行社会主义试验的人下空想社会主义和唯心主义者的结论，但是，对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武装夺取了政权，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进行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来下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结论实在是很难。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18世纪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错误和教训基础上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尤其是恩格斯已经写出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当代社会主义者就以为社会主义已经完成了从空想到发展的飞跃，历史就不会再出现这个错误。人们都把空想社会主义看成了是已经过去了的历史，都只是简单地把空想社会主义当成的笑柄，当然也就没有一个人把乌托邦的教训同自己的实践对照。正如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罗伯特·欧文以来的合作社所说：“为什么说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的旧日合作社提倡者的都是幻想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的阶级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而幻想用社会主义来和平改造现代社会。”（《列宁选集》第4卷第686页），人们以为自己认识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所有错误只不过是不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尤其是苏联是通过武装夺取了政权，已经把生产资料变为了社会所有，就更没有一个人对照恩格斯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标准来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是不是也是在空想之列。的确，苏联社会主义者没有象空想主义者那样逃离现实，而是勇敢地以暴力夺取了政权，领导亿万苏联人民，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艰苦建设。但是，当他们把社会主义的长矛从空想的死胡同里抽出来，却又错误地一枪扎进了另一个与之相同的胡同里他们是在一个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同样物质条件的空间来建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不管苏联的空间，社会主义建设所经历的时间和参与其中的人员超过了欧文的和谐村多少倍，它仍然不过是小巫之于大巫，仍然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犯着同一错误：没有注意自己所处的社会不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单纯从形式上去追求社会主义，在社会还没有真正进入理想社会的时候，硬是用理想社会的调色板粉刷和包装现实。同样也是“幻想用社会主义来和平改造现代社会”。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判断苏联是不是进入了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当然也不以它自己宣布的成就、纲领或自我“意识”为依据。下面提供的一些苏俄富有典型和代表的当时社会的物质和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统计数据，就可供读者作为判断的依据。
1.俄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和成长远远不够
从亚力山大二世1861年发出解放农奴的诏书起，到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其间50年，是沙俄封建制度的崩溃期，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期。1864年出现第一家私人钱庄，并出现股份公司。当时最大的公司是铁路公司。1877年政府出面发行债券扩建铁路，沙俄的铁路是国建私营，是沙俄资本主义的龙头，其它工业的发展除了军工外，还未能有长足进步。从1877年公布的铁路出口贸易的主要项目上就可看出：
粮食3050万俄石(占全部货运量41.28%，是沙俄的主要贸易。
贸易额26400万卢布(占总贸易额51.8％)
牲畜贸易额1572.4万卢布
亚麻贸易额6769万卢布
大麻贸易额1682万卢布
（以上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475页)
此外还有棉花等农副产品出口。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沙俄出口的基本上是农产品。沙俄尽管十月革命前资本主义已经有相当的发展，形成了45个工业部门和200个卡特尔和辛迪加，12家大银行和50家股份银行，但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成为俄国经济的命脉。小农经济仍然还是俄国的主导经济。
俄国从结束沙皇的统治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其间只有八个月时间，甚至连二月革命，都是无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完成的，可以说资产阶级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发展空间，它在各方面都很不成熟。而正因为它不成熟，才给了无产阶级一个胜利的机会。
2.俄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长为成熟的、最有远见、最大公无私的先进的阶级
首先，俄国无产阶级还没的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在20世纪初俄国虽然出现了一些上千人的大型企业，但产业工人到1913年才有350万。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点几，在一个上亿人口的国家，其比例非常之小。
其次，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不高。
在十月革命的前20年，沙皇俄国进行了第一次户口和人口普查，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户口单填写着如下内容：
姓名：尼·亚·罗曼诺夫
地位：全俄罗斯皇帝
主要职业：俄罗斯土地的主人
副业：地主
而尼古拉二世的妻子，那个德意志公主则这样填写着：
姓名：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罗曼诺娃 本国语言：德文
主要职业：俄罗斯土地的女主人
从这个有趣的户口单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出，直到十月革命前夕，全俄罗斯皇帝尼·亚·罗曼诺夫仍然是俄罗斯土地的主人，是全俄罗斯的总地主，而俄罗斯则是一个皇帝至高无上的农民国家。俄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完成先进生产力的创造。封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的无产阶级，不象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革命的英国无产阶级，机器已经铸造了他们的五六代曾孙，他们身上散发的是机车的油味，脑袋中转的是织布机上的梭子。思想中已经完全没有了农民的意识。而只占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五左右的俄国无产阶级，实质上还是刚刚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农奴，他们身上还留着农奴主的皮鞭印，衣服上不时还可以闻到乡村的炊烟味，贫穷把他们抛到了城市的大街上，他们虽然被资本家招募到了工厂的车间里，心上萦绕的还是他们失去的白杨树下的木板屋，那一小块只能长燕麦的土地，与农奴主以及与其他农庄的人不解的仇恨和债务……他们对沙皇给予的解放还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的思想仍然还匍匐在沙皇的神权之下，他们仍然对沙皇充满了畏惧和尊敬，他们还认为沙皇应该是俄国的主人，负有为俄国的老百姓谋利益的神圣职责。在著名的19今年圣彼得堡工人流血事件中，俄国的14万工人还听信一个神甫的话，带着全家老小，高举着沙皇的像，唱着圣歌和歌颂沙皇的歌，带着陈述工人疾苦并要求沙皇给予恩惠的请愿书，从首都的四面八方走向冬宫求见沙皇同情和支持。结果遭到了沙皇的叔叔弗拉基米尔大公指挥的大屠杀。这一天被杀的人达一千多，被打伤的有五千多人，工人们的鲜血染红了彼得堡街头。24年前，即1881年，民粹派用炸弹把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炸死。可是，时代发展和进步了24年，俄国工人比民粹派的觉悟还要低。
3.俄国是一个小农占主导地位的半封建国家，苏联社会主义没有实现农业的工业化
列宁在19今年12月写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今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中，对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社会阶级经济状况作出了结论：
欧俄一千零五十万农户共拥有七千五百万俄亩土地。三万个主要出身贵族的大地主和一部分暴发户大地主每户有五百俄亩以上，总共有七千万俄亩土地，这就是整个情况的基本背景。这就是农奴地主在俄国农业制度中，自然也
就是整个俄国国家中和俄国全部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条件。
ぃā读心选集》第1卷第768页）
1910年，俄国有一个统计，全国的农业机械几乎等于零，全国有1000万架木犁，2500万个木耙，而最先进的农具是420万架铁犁和近50万个铁耙。总之，社会主义的一切条件都不具备。
1934年，是斯大林宣布苏联完全具备了社会主义的条件，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并又进行了6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后的一年，斯大林在第17次党代会上作了题为《苏联国民经济的继续高涨的内部状态》的联共（布）中央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公布的当年的农业机械化的情况如下：
集体农庄 农业机器站 总 数
庄 数（千个） 224.5 拥 有 拖拉机（千台） 81.8 122.3 201.1
拥 有 康拜因（千架） 13.5 11.5 25
拥有复式打谷机（千架） 8 50 58
拥 有载重汽车（千辆） 10.9 13.5 24.4
拥 有轻便汽车（千辆） 1.39 2 2.89
从表中可以看出，约3个农庄才有一台拖拉机。一个县也就几台。当时苏联农作物耕种面积129.7百万公倾，平均约1600公倾耕地上才有一台拖拉机，其它的机械就更少。
报告还指出，全国集体农庄只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5％，也就是说有35％的农户还是个体小生产者。而在以后的岁月，苏联在农业发展水平上一直是徘徊不前，很多情况下都是靠从国外进口粮食来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了临近解体的时候，连人民吃饭都困难重重，商店里连面包都没有卖的，苏联人当然也就没有完成他们的任务——农业的工业化。
(二) 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是唯心主义理论
在开展这个论题前要特别提出的是，为了看出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内在的主观的先验的唯心主义错误，我们就必须不厌其烦地对照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因此，我们将要一次又一次地回复到老祖宗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去重温他们的教诲，看老祖宗到底是怎么说的，苏联社会主义在运用中在哪些方面背离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果我们以为自己过去学习过这些理论，就不愿去重温革命老祖宗的教诲，还是凭自己的主观印象，用所谓的马列主义理论而实质上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方法去思索，判断，结果还是象我们前面说的，用错误的理论来分析错误本身。其结果只能是“以其昏昏，使已昏昏”，我们就无法看清苏联社会主义的错误。
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原理这个根本内核，不从客观外界条件出发，在不具备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社会状态中，凭人的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主观意志，形式主义地强行实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是用精神社会主义来建造物质社会主义的理论。
苏联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社会历史形态。它有着社会主义以致于共产主义的某些特征因素。但还没有具备实现社会主义以致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
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唯心主义思维现象。它与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有质的区别。如果说，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是是自觉的唯心主义和不自觉的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物，那么，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自觉的唯物主义和不自觉的唯心主义的对立统一物。
1、体现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唯心主义外在特征是它的自我封闭
在理论学术界，由于受其理论的片面性、不性，和主观意志性局限，它不允许也不敢让并以高压政策压制不同意见存在和发表，大搞一言堂，实行封闭式发展。宣称自己的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与自己不同的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这个理论的不彻底性和谬误性的表现，说明它经不起挑战和驳斥，它不自觉的唯心主义，使它无法意识自己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本质错误，不具备马克思主义战无不胜的功能。
在社会实践中，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是一种自我的、精神的、封闭的、形式主义的和作茧自缚的社会主义形式。认为贫穷落后的苏联不需要资产阶级的先进技术也可以依靠无产阶级和穷苦大众自身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可以在苏联单独一国取得胜利。
2、体现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唯心主义思辨方式是它的形而上学意识 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坚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坚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就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因此社会主义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在任何地方只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就一定会胜利。
阶级是一个绝对的概念。
资产阶级和所有历史上的统治阶级者都是历史的赘物和垃圾，都是反动腐朽一无是处的阶级，它们的世界观是唯心的，它的一切都是坏的，任何时候都必须打倒和消灭。“恨屋及鸟”，因为资产阶级先进和富有，所以先进和富有就是反动和腐朽的标志。……它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来认识和评价资产阶级及其在历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进步作用。他们没有从苏联还没有具备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这个客观实际出发，实施与苏联落后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不懂得也不情愿在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能促进生产和经济的发展的时候，利用“反动、腐朽、落后”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和一定社会经济背景下所具有的优势来发展生产和经济，他们错误地把资本主义还处在发展初期、生产力还不先进、各方面还十分脆弱看作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大好时机。它甚至可笑地提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口号。他们企图以建造柏林墙这样愚笨的办法来封闭社会主义以防止和阻挡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从来不曾思考：既然社会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反动的腐朽的和落后的资本主义就无法在社会主义社会复辟，也就根本不必耽心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复辟；如果资本主义能在一个社会复辟，那么这个资本主义在优越性上就要胜过这个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远比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出现、发展以及它的历史终结，都是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是人们不能人为地防止和阻挠的。阻挠它就是阻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共产党人只有顺应的发展客观规律，并且极积主动地去掌握和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擅长发展落后经济这一优势，以比资产阶级政党更的方法，更合理的环境，更快的速度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物质基础。
把必须是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与资产阶级对立统一互相依存密不可分地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看成为一个不需要资产阶级就可以组织起来和独立存在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是先进阶级，它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它的一切都是好的。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依靠了它们，革命就会胜利，社会就可以进步，时代就会前进；而又爱屋及乌(注意，不是鸟，而是乌鸦)，因为无产阶级贫穷和落后，所以贫穷和落后就是无产阶级优秀本色，贫穷落后的人就是无产阶级的依靠对象。
3、体现苏联社会主义唯心主义行为方式是它的教条主义
回顾20世纪的，重读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教科书，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么一个问题，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对先进资本主义发展情形的论述为基础，来作苏俄落后的资本主义的结论。错误认为俄国资本主义也进入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从而错误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把本来正确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硬冠以社会主义的头衔，并在物质条件并不具备的苏联强行实施社会主义；他们也不注意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对待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变化。他们对20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评价是静止的甚至带有阶级偏见的。由此而累及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发展；他们把经他们的“实践”所验证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当成了圣经和教条加以信奉和背诵，并强加于他国。
苏联社会主义不仅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教条主义，而且它还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有特色的教条主义。它在不顾客观条件死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的同时，却还一本正经地严厉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物质标准，坚持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反对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苏联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攻击为教条主义。
先进理论只有在指导和解决与它有着互为依存，互为表里、有着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实践时，才能与所指导的实践互为促进。必须从社会的客观实际条件出发来决定理论的运用，不能运用客观实际条件不具备的理论，与客观实际没有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的理论，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先进理论固然可以指导和解决落后的实践，但却不能因为它是先进就不加区分地用于解决任何落后的实践。就象我们不能因为计算机是先进技术。我们就要农民在麦地里改种计算机芯片一样。
4、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唯心主义基本错误：主观臆断时代特征
苏联的创始人列宁，对俄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的把握无疑是正确的，他和其他革命者一起，成功地举行了十月革命。但是，他们答错了另外两道题：题一是在对整个世界和时代的判断上，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它的最高阶段垄断、腐朽和垂死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这一基本出发点的错误，从而导致了从这一基本出发点出发的整个实践和理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错误。而至今实际上资本主义并未进入国家垄断，没有垂死，也没有腐朽，仍还在朝气蓬勃地前进；题二是对苏联十月革命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阶段的确认上，认为沙俄资本主义在19今年以前是落后的，但自19今年到1917年有很大发展，“于是俄国资本主义就愈益变成垄断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了”这就是苏联党的权威教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国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版）在第110页对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主观臆断的最后结论。
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10页的后面几行这么写着：
虽然俄国当时(指1905—1917年间。作者注在工业方面已有了若干进步，但它同西欧相比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并且是个依赖于外国资本家的国家。当时俄国还不能生产机器和机床，它们都是从国外进口。当时俄国还没有汽车工业，还没有工业，还不能生产矿质肥料。在武器制造方面，俄国也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落后。
列宁指出俄国金属消费很低是俄国落后的标志时写道：
俄国自农奴获得解放后的半个世纪内(1861—1911年。本作者注)，铁的消费增加了四倍，但是俄国仍然是一个难以置信空前落后、贫穷和半封建的国家，它所装备的现代生产工具比英国少四分之三，比德国少五分之四，比美国少十分之九。（《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6卷第543页）
可在110页这段话的上面却是这么下的结论
革命（指19今年的工人大罢工。本作者注以后，资产阶级托拉斯和辛迪加的数量更多，大银行的数目也日渐增多，它们在工业中的作用愈益增长。流入俄国的外国资本有增无已。于是俄国资本主义就愈益变成垄断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了。
1905—1917年，前后不过13年时间，而这13年的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这13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有明确的记载：
13年前的三年，即1900—19今年，俄国经济危机；19今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战败、死伤几十万人马、损失惨重；1904—19今年，第一次革命时期，工人罢工和武装起义，自此运动不断；1914—1917年，这4年则是沙皇和俄国资产阶级最后与工人士兵搏斗和挣扎的岁月……
资本主义何谈发展和前进?
一个“难以置信空前落后、贫穷和半封建的国家，它所装备的现代生产工具比英国少四分之三，比德国少五分之四，比美国少十分之九”的国家，就是连日连夜不停地干，13年也干不出一个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来。
充其量，俄国不过一个半封建帝国。
那么，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要这么不切实际但却又是近乎神圣地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造出这个俄国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神话来呢？
目的就是一个，苏联领导者们要为自己把苏联推进到社会主义制造出理论依据，以便能使苏联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理论与之衔接和吻合起来。
而以这么一个虚假的作为依据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难道还不是一个唯心的社会主义，难道还值得我们去信赖，依靠和维护它吗？
5、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唯心主义基本错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用主义取舍 苏联社会主义在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的时候、不自觉地把他们认为没有价值的一些基本原理进行了实用主义的舍弃。在理论上，他们对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很关键的很重要的东西但却被他们认为是不重要或者是可以不要而进行了淡化处理，而对一些他们认为很关键的很重要的东西便脱离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联系突出地加以大肆宣扬；在实践中，他们对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成熟情况下才能实施的东西，出于对革命理想的热切追求而在社会条件还不成熟情况下过早地实施。他们也承认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里，物质是决定的因素。但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却颠倒了物质和精神二者的辩证关系，把精神和主观意志摆到了第一性，用精神来决定物质，以领袖们的良好主观愿望为转移，把马克思主义里面所有关于精神可以变为物质的论述统统都挖掘了出来进行大肆宣传和发挥。强调可以用优越的社会主制度来调动劳动人民和农民阶级(《苏联通史》语)的革命积极性，从面创造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他们把理论要结合具体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运用的原理，搬来作为在苏联脱离客观实际实施社会主义的“依据”。并称之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语）。他们把脱离苏联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实际进入社会主义，说成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6、苏联社会主义从客观上因袭了民粹派的错误命题
在苏联实施社会主义实质上不是苏联共产党人的首倡。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的赫尔岑(1812—1870)，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等俄国思想家，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和大工业在俄国的发展，认为处于带有原始共产主义集体性质的封建村社之中的俄国，具有建立新社会制度的社会基础。在新制度下，这种原始村社可以上升到社会主义。认为俄国的农民比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更先进，具有天然的社会主义发展条件，主张依靠农民进行这个革命。他相信，俄国人可以发动一次革命，就可以使他们能够越过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以解放了的农民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自由社会。
恩格斯1875年4月《流亡者文献》的第五部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驳斥俄国民粹主义者特卡乔夫关于保持着俄国村社土地制度的俄国可以直接进入它的高级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论点。在分析的俄国村社所有制的发展后恩格斯指出：
革命(指特卡乔夫说的俄国只要在三四个地方发动起义，革命就会成功)既然是这样难以置信的容易，那么为什么俄国没有很早就实现了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26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指出了民粹派的基本错误：
民粹派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中的先进阶级。他们妄想不要无产阶级而达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农民以及他们视为社会主义萌芽和基础的农民公社，是主要的革命力量。
(中国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2页)
苏联共产党虽然对民粹派进行了批判和嘲笑，而且在斗争的策略上也超越了民粹派，坚决地抛弃了民粹派以农民为依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方式，以马克思主义依靠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理论来作为自己的指导方针，在革命斗争中依靠了无产阶级。但是，距民粹派用炸弹炸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81年3月1日)仅仅30年的俄国，其总体生产力水平仍然没有大的改变，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小农国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社会主义者，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更为后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带来的苏联经济的成功冲昏了头脑，认为“列宁在力争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成立民主共和国时，丝毫没有想停留在民主阶段上，把革命限制在最多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这个范围之内。恰恰相反，列宁认为民主任务一完成，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群众争取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马上就应开始……然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1日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81页)。
不顾反对派的激烈反对，在带着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五的工人进入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带着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民大军组成的集体农庄(实质上就是民粹派鼎力推崇的的农村公社)，绕过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向社会主义豪迈前进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在苏联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思想的再版，就是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俄国不须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提高，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民粹派思想，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仍然钻进了民粹派早先做过的茧套之中。
(三) 对苏联社会主义成就的理解
苏联社会主义在二战前曾经创造出了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超过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速度。而在五十年代达到了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并驾齐驱的空前强盛。它在某些科学领域特别是航天领域，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面……怎么来理解这些进步与成就?
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具有克服自身的缺点不断前进的、具有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的社会，因而也就是不可战胜特别是不会被资本主义所战胜的社会，是能够在经济上进行持续快速发展的社会。苏联社会主义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仅凭它不能自始至终保持持续发展这一基本事实说明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1.沙皇俄国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毕竟是用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一种落后的社会制度，旧的生产关系被砸碎了，从封建落后的枷锁里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广大的劳动人民，一下子进入到一个比过去的确是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度，人民的思想都为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光辉所吸引，为共产党执政初期朴实的作风所感染。与此同时，也是劳动人民对自己理想的追求所驱使，但这种追求不是一种理性的追求，而是一种大事变、大裂变，象铀235裂变引起的原子弹爆炸那种情形，人们被一种膨胀的幻觉和热情所充盈，已经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判别周围的事物，情不自禁地、身不由已地卷入和被卷入由你我他互相辐射所产生的恶性循环的热浪之中，并为之而献身。人民群众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从而使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速度。由此而带来的苏联前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繁荣。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毕竟是一种为人民谋幸福的制度，而不是一种反动的制度。而只是方式方法上的不当。所以，它还能从在一定阶段的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和生产的发展。
2.领袖们在人民中的崇高威望使人民由衷地拥护和跟随他们。列宁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没有象沙皇一样为家族世袭，他们没有把国家的财产据为已有，他们大部分人严于律已，克已奉公。他们的家族成员不仅在革命前为了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而在革命胜利后，很多人仍然没有享受特权，甚至仍然为国家和人民，为了在台上的亲人做出了牺牲和贡献。列宁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的卓越贡献，他高尚的人格魅力，使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都产生出了无比的敬仰。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取得了二战的胜利，胜利的鼓舞和斯大林本人做出的巨大贡献，更加加重了人们对斯大林的迷信。使得人们对斯大林产生了由衷的依赖和信仰，当然也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建设充满了必胜信心和心甘情愿跟斯大林走的热情。这种信心和热情，被扩大和延续到斯大林逝世之后，随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人们才开始逐渐失去这种信心和热情，其理智才慢慢地开始冷却，才开始了对的反思。这也是苏联人民的思想意识还没有上升到每个人的个性得以充分发挥，对英雄的崇拜逐渐淡化的先进社会主义阶段，还停留在中世纪英雄时代的阴影之中的证明。
3.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苦难，战后世界人民总的思想趋向是渴望安定和平，渴望经济发展。经历国内外长期战乱的苏联人民的这种心情更加迫切。这是也苏联之所以取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4.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奠定了苏联经济恢复的坚实基础，斯大林虽然在1928年4月宣布结束新经济政策，但作为新经济政策的实际结果和实际行为，一直在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苏联经济在二战前就进入了一个高峰期，而这一短暂的成就之后的近10年的
历史时空，又恰恰为二战所代替，加上战后的人们必然出现的重建家园渴望，战前的经济成就又鼓舞着人们，从而出现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从而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五十后代前后的繁荣和强大不断胜利的表面现象。
5.苏联所取得的成就，是苏联社会主义者注意和注重了社会的经济和物质的发展的结果。斯大林虽然错误地摒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形式，把苏联推进到了社会主义形式之中，但他还是注意坚持了列宁新经济政策所开创的经济和生产的发展道路，他也并不愚蠢到要人民不吃不喝过日子的地步，他也知道国民经济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他也一心想把苏联搞富搞强大。他不仅下大力抓经济和生产，还动脑筋抓经济和生产，30年代前后他提出了赶超先进资本主义的号召。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候，趁机大力购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和过剩物质发展自己，为了促进生产技术的发展，还提出“技术决定一切”等口号，他主持制定的一个又一个的五年，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提出了具体的指标要求，当然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发展。
6.苏联航天方面的突出成就，是由于它的军事方面的畸形发展所促成的结果。也是其它经济生产门类牺牲的结果，它在作为了苏联70年的成就的同时，也成为了苏联经济和生产畸形发展而失败的原因。同时也是苏联在经济上不能与先进资本主义竞争，企图靠武力来保卫自己或者战胜资本主义，但却最终没有能保卫自己的铁证。
7.包括封建沙皇在内的任何社会制度，它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都在发展，我们回头看看，就是沙皇我们也能历数出他们的很多成就，比如铁路的修建和工厂的兴起，沙皇时代的军工业，更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在沙皇时代文化和的发展出现的繁荣是苏联时代所不能比拟的，无线电与波波夫，元素周期与门捷耶夫，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列宁，从普希金到高尔基，从柴可夫斯基到天鹅湖……真可谓是星光灿烂。但是，我们翻开苏联的，我们能找到几个能与他们并驾齐驱的星光人物?所以，苏联能在某些方面创造出一些成就来，这也是很正常和很应该的事情了。
8.失败的苏联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首先，尽管苏联实施了一个错误的社会主义方案，但苏联人民仍然跟着走了70年，说明了社会主义对劳苦人民的确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说明人民向往美好的社会主义。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作为前进的方向。
其次，在经济落后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象列宁那样，排除左和右的以及国际上资产阶级武力威胁(与德国签订和约)等种种干扰，把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的物质综合国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清醒地积极地仍然是稳妥地开展改革开放，摒弃脱离现实的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实事求是地退回到与本国客观实际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上，充分调动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就一定会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为国家和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
以列宁为首的苏联社会主义者，为探索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实践经验，应该成为列宁主义的重要精髓，并作为当代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楷模和行动指南。
十二 倒坍的柏林墙有话要说お
苏联在二战中以武力解放了东欧社会主义诸国。并建造了柏林墙，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分开，意在让社会主义不受资本主义的侵犯而“健康成长”。
东欧诸国解放以后，出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都没有从本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来进行自己的经济建设，而是照搬和模仿了苏联经济模式，在经济体制中都实行了国家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用的计划管理。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受到了苏联的行政上的直接控制，致使有很多东西让东欧国家变得好象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匈牙利人甚至抱怨匈牙利国徽都是苏联国徽的翻版。和苏联一样，在建国初期，由于工业基础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大致相差不多，加上新社会给人民带来的新希望，也不同程度地调动了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客观和主观上的多种原因，以通过改善和提高人的平等待遇来调动人的劳动生产积极性为主要目标的计划经济大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使战后的国民经济得到暂时的恢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建国初期由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焕发出来的积极性也日渐消失。经济不断发展，从粗放经营转集约经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经济联系日益复杂，需要先进的生产技术来替代革命热情作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但以柏林墙为标志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又使东欧国家失去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交往，生产力(特别是技术和设备)仍然还停留在建国初期的水平上，企业和劳动者越来越缺乏主动精神和积极因素；企业经济效益低下，产品更新慢，品种单调，质量低劣，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能力。而外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互相之间由于始终处于不断的经济竞争之中，竞争经济以生产力的优胜劣汰为主要手段，先进技术不断得到交流，因而它们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没有高度发达的技术和生产力作保障的计划经济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弊端。生产力(不是人们主观定义的那种先进水平，而是生产力实际存在的实际落后水平)的发展客观上提出了经济体制的改革的要求，但他们思想上受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束缚，行动上受苏联直接的行政干预，对改革持僵化抵制或动作缓慢的态度，终于造成了经济发展上的严重困难局面。特别明显的是60年代及70年代初，在勃列日涅夫“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错误指导下，片面追求高速度，高积累，大借苏联外债，搞“大跃进”，关起大门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顾本国物质基础实际情况实行高工资，多福利，高消费，制造虚假繁荣，使许多矛盾积累。到80年代，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经济陷入停滞，通货严重膨胀，人民的生活与西方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捷克斯洛伐克，在解放前人均工业水平曾列世界第5位。解放后计划经济的超前运作，引起了经济不断衰退，到了80年代，竞下跌到第40位，大战前与捷水准稍差的邻国奥地利，在苏联解体时经济上比捷大约超前了1015年。罗马尼亚从70年代起就按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的构想，开始实施“农村规范化”建设，20世纪完成。法律规定小乡村不准再继续发展，与周围的大乡村合并。由国家统一提供地基统一规划修建楼房，但却遭到了民族宗法等风俗习惯不同、生产力还相当低下、根本还没有一点社会主义意识的农民的强烈反抗。大量农民外逃。好心不得好报，“乡村规范化”竟成齐奥塞斯库倒台和社会主义罗马尼亚被葬送的导火索之一。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最前哨的东德，建设初期基本上照搬苏联经济模式，发展受到影响。1953年6月17日，柏林爆发了工人抗议政府在不增加工资情况下增加劳动定额的罢工事件，这实质也是对超前发展错误的自发抵制。德国统一社会党从这次事件吸取了教训，开始调整经济政策，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从1964年起，在全国实行“新经济体制”，广泛采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扩大企业经营管理权，利用价值规律，调节管理经济。1972年八大昂纳克上台后，继续坚持不断抵制苏联模式的影响，在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提高效率，促进科技进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基本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成为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一。人均国民收入6500美元，人均住房24平方米，家家除有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外，50%的家庭还拥有小汽车。生活水平不仅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最高的国家，还超过了资本主义的英国。他们的成就也证明了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里提出的，当代社会主义需要西方先进生产力技术作为补充的正确性。但是，由于它也患有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隔绝，自我封闭的通病。在内，长期和苏联模式对峙，特别是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持不合作态度；在外，在经济发展和物质水平上还没有超过直接的、特殊的竞争对手西德，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又从中进行破坏，导致了东德在东西德的经济竞争中仍处在不利地位，致使大量专家和工人的西逃。内外的前后夹击，严重的国际和社会矛盾和压力，最终导致了柏林墙实质上的倒坍。
柏林墙，一堵本想体现社会主义的强大与优越之墙，它的水泥钢筋之躯，也不能保卫社会主义，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相反，它堵住了苏联向世界先进生产力学习和看齐的道路，堵住了苏联进步的道路。
柏林墙的倒塌，它不是简单的一堵物质墙的倒塌，而是一个理论的倒塌，即：
社会主义可以不必要等到社会发展到先进的资本主义阶段，不需要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可以在比先进资本主义落后的经济状况下，在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中，不必向先进资本主义学习，就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胜利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十三 红色高棉，一个经典的失败教训お
在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有很多血与火的教训值得我们去思索和记取。悲壮的红色高棉，就是一个值得我们进行深刻思索和记取的典型。
1998年12月25日，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柬埔寨共产党上的风云人物乔森潘、农谢在拜林向柬王国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1999年3月6日，柬共的最后一名战将切春被柬政府军逮捕。标志着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斗争绵延40多年，曾于70年代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民主柬埔寨并实施了社会主义的红色高棉运动彻底失败。
这是一个悲壮的。 柬埔寨是一个世界上已经少有了的还在实行君主制的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典型的小农经济封建王国。它人口虽少，但却有20多个民族。与此同时，柬埔寨还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度。佛教是柬埔寨的传统宗教，全国没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那些林立的工业烟囱，到处林立的只是斋钟不断的寺庙和香火缭绕的尖顶佛塔。商品和市场经济也不很发达，主要经济成份是农业和林业等自然经济。国民大部分是小农，当然也就没有形成具有高度思想觉悟的无产阶级。其经济和生产力的水平明显地还处于封建主义时期。从它有20多个的民族，被分割为20多个相对封闭的群体这一点就可以认定，柬埔寨是世界上不发达的封建殖民国家之一。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从20世纪30年代法国殖民时期起，柬埔寨各地出现了不少佛教和天主教的学院。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和僧侣，1949年，一批忧国忧民、学业优秀的，得到政府的奖学金去了法国深造。这其中就有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等人。在巴黎学习期间，接受了苏联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经验”。回国后他们创建了柬埔寨共产党。
柬埔寨落后的封建经济和物质基础，不仅决定了柬埔寨人民的思想意识还处在封建主义阶段，也决定了置身于这个典型环境中的这批柬埔寨精英不能超凡脱俗。佛门淡泊简朴，钱财粪土，以苦为乐等禁欲主义思想，从小就在他们心海深处潜移默化，他们思想的翅膀，就被这中世纪丛林中的藤蔓所束缚。柬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农谢于2000年5月终于削发为僧，穿上袈裟皈依了佛门就是明证。他们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物质原理，不重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不重视技术，不重视现代工业，不重视市场经济，只讲平等和自由的小生产主义者。他们实质上是早期社会主义的蒲鲁东主义者。50年代，他们首先投入反法殖民斗争，然后是与美国支持的西哈努克君主制斗争，1961年在东北部丛林中建立武装和根据地，并实行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宗教群体性和禁欲主义传统的柬埔寨人，很容易接受共产主义中的民主平均思想，根据地按照共产主义的个别形式，不使用货币，实行配给制，进行原始低下自给自足的农业集体生产。由波尔布特首先提出的这一套民族和民主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给柬共后来的执政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1970年朗诺在美国的扶植下乘国王西哈努克出访苏联政变，西哈努克被迫流亡北京后，他们的斗争公开化。他们与西哈努克合作，通过几年的斗争，1975年他们终于解放金边，建立了民主柬埔寨。他们照抄照搬了丛林根据地经验，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了党的战略目标，迫不急待地在柬埔寨实施了一穷二白的社会主义形式。为了把柬埔寨快速建设成为“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全体人民幸福生活”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违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物质原理、先进生产力原理等规律，从思想上和精神去建造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王国，首先在上不允许人民继续保持宗教信仰，关闭了所有的寺庙，在人民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为了消灭阶级，他们处决地主和资本家；他们象斯大林一样，以外国特务、间谍、特工和资产阶级代理人为罪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肃反清洗运动，清洗范围上至党和政府要员，下至“在朗诺政府中供职哪怕只有一星期的每一个职务最低的人”，并残酷地处决清洗对象，连跟随柬共革命多年的华侨、华裔干部也不能幸免，清洗和处决了中央到地方官员就达360人，其中有副总理温威，人大委员长宁罗，国家副主席索平等要员，使干部队伍锐减，其残酷程度与斯大林的大肃反无异。
为避免“资本主义”复辟，消灭城乡差距，把城市里富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柬共极端片面地从（实际上是长官的主观意志）需要出发，以阶级斗争为中心，错误地放弃了现代经济的驱动中心城市和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实行“大撤民运动”，把熟悉商业和工业生产的城市居民从城市赶往乡村从事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的农业生产，把先进的生产力贬为落后的生产力，剥夺先进生产力发展和前进的物质基础，让他们在一个困苦的不熟悉的新环境中自食自立，过落后的原始公社生活，造成大批的人民离乡背井，妻离子散，饿死病死，柬埔寨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更加冷落萧条，已经达到了200万人口的大城市首都金边锐减到只有10万人口。
他们在乡村大搞共产主义全民供给制，取消商品取消货币取消工资，取消家庭取消个人所有制，并没收私人财产，社员的用品一律由合作社平均分配，甚至配偶都由组织来分配，不允许自由恋爱，决定一切，规定干部和军人可以优先选择配偶。恩格斯论述共产主义的爱情以互爱为基础，而他们以组织分配来组织家庭，明显地是一种封建专制。充分暴露了柬共的封建思想意识本质。知识分子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坏分子，为了防止知识分子在一起搞出不利于“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而禁止知识分子通婚。他们不重视科学技术，因为柬的原始农业生产也不需要技术，甘愿拥抱着落后贫穷睡大觉，把整个柬埔寨倒退和囚禁到封建小农的自然经济之中。 他们还实行闭关锁国政策，1976年民柬成立时，世界上有86个国家，宣布承认它是合法政府，但它却高傲地只同12个它认为的进步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77年，它甚至宣布除中国、朝鲜和老挝三国以外，将所有的外国驻柬使馆一律关闭，使自己自绝于世界。柬埔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史上的禁欲僧侣社会主义，这是柬埔寨强大和深厚的社会宗教基础所导致的，也是柬埔寨历史的必然结果。柬共的严重违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极左路线，实际上使柬埔寨和生产力水平发生了大倒退，经济彻底崩溃，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据西方报道，在柬共执政期间，800万人口的柬埔寨，竟有200万死于和经济的原因之中。人民不甘忍受柬共的高压政策和统治，纷纷逃离国土，到越南避难，仅1977年一年，就有6万人逃至越南。
在唯我独左的思想指导下，他们还和越南发生和发展了边境磨擦，并导致了越南的20万大军入侵，1979年金边沦陷，民柬宣告完结。现在回头来看，如果柬共能在1976年夺取政权以后，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分析自己的胜利以及胜利的原因，过去丛林生活得以进行的原因、对过去根据地的小丛林和现在全国的大丛林进比较和区别，去掉只有老子是最先进的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一错误观念，不是大搞阶级斗争，而是冷静地以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实事求是地分析柬埔寨并没有具备进入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它仍然处在封建主义时期的客观实际情况，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利用执政党的有力地位，领导和依靠资产阶级，推行民主主义革命，大搞经济建设，大力发展工商业资本主义经济，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不断改善和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开放国门，改善周边国家的关系，向先进的发达国家学习、赶上发达先进国家，柬埔寨会亡党亡国吗?
到这里，我们已不愿再伤感地多说一个字。我们只想要又一次象虔诚的教徒一样，诚惶诚恐地又一次诵读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这段教诲：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的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的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1页)
十四 不倒的中国红旗，其实蕴含一个秘密お
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纷纷失败情况下，中国的红旗为什么没有倒? 众说纷纭。
有人说，因为我国现在公有制成份仍然占全国所有制成份的70%。不管怎么样改革，仍然还是社会主义。
有人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
有人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路走对了。
是否如此?
我们并不反对公有制，我们甚至反对削弱公有制，主张全面公有制。而且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实现全面公有制。 但是，正如我们将在社会主义的经济一节要论述的，公有制的多寡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首先，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独有的社会制度，它是其它人类社会形态共有的、也是人类社会一种最古老的社会制度。原始社会的原始共产主义，是远高于现在中国的70％、包括人在内的100％的全面的公有制。但它并不是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其次，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建立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社会必须具备社会主义所需的先进的大工业机器和科学技术，具有高度文化技术知识的无产阶级和充盈的社会物质。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靠这些物质东西来施展自己的优越性。如果社会主义没有这些高度发达和充盈的物质，全面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将失去自己的优越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和必要性。而在物质基础极度丰富的社会主义社会，金钱、商品和财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社会也就没有了阶级，人们思想意识高度觉悟，从而会自觉自愿地抛弃私有制。这时候，你不实行公有制也得实行公有制。
而且，根据我国一位知名经济学家最近的调查和研究，私有财产已经成为了中国财富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截止2000年底，全国的38万亿资产性财产中，国有占26%，私有占57%，余下的17%为集体和三资所有。
显然，公有制已经不能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主义性质的保护色了。
我们把中国的成功改革与苏联的失败改革作一个比较，可以发现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最愚蠢的人也不会犯的错误，那就是在接近解体的后期，不断地放弃了党的领导地位，不断地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导致了政权的彻底丧失。以至在国家面临动乱的重大关头，军队没有站出来，警察没有站出来，人民没有站出来。最愚蠢的人也不会那样做的事，我们戈尔巴乔夫同志做到了。中国，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四个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
，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使中国的红旗没有倒下。
如果我们对苏联临近解体前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进行具体的深入细致的剖析，来与中国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进行比较，我们就能更加清晰地从这一败一成上看到很多问题，得到更多性的启示和启发。能更有力地揭示出当代社会主义的成败成因——但这很有必要到俄罗斯实地考察，甚至有必要与俄罗斯社会主义者合作——这是作为现代无产者的作者目前力所不能完成的课题，此课题只好留待来日或他人了。
我们的确要感谢四项基本原则。正是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改革开放的胜利进行。但是，我们又要说，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作为压倒一切工作的重心，才是中国红旗不倒最本质的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不也是坚持着共产党领导、坚持着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如果不进行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重心，迅速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我们把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再坚持一百年也不行。
这就是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原理进行的重大实践不倒的中国红旗下所蕴藏的真正秘密。
在过去的二十三年里，中国改革者们，凭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在中国进行了“不要争论”的改革。把中国的改革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一比较，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七十年前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二者连基本的政策都达到了一模一样的地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完全不谋而合!
事实有力地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由中国社会主义者继承和发扬了的列宁主义。
中国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与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上升到列宁主义的认识高度，但实践上较之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了不可比拟的深入和突破，在成就和效益也就显得更为突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澳门问题上一国两制的处理，更是对列宁主义不自觉的巧妙发展和创造。是小平同志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作品。
我们将还在后面论证，在资本主义经济还正在蓬蓬勃勃向前发展的时候，在周边一片竞争经济的惊涛骇浪中，没有竞争的社会主义只能被资本主义所吞食。苏联和其他已经失败的当代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一个地被资本主义所吞食的。置身狼群，我们为什么要做绵羊呢?我们不做狼，但也得拿起狼牙棒与狼共舞。只有认清自己所处的历史链上的环节，实事求是地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才能对香港，以至对当代社会主义有一个科学的定位。香港，澳门以及与大陆统一以后的台湾，不管经济怎么发达，也不能脱离中国和世界单独进入社会主义。相反，我们可以更加完美地利用它们的资本主义优势，来做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示范区，来做中国以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头狼”，来更快地为社会主义奠定先进的物质基础。一国二制对港澳资本主义经济的肯定和科学的利用，以及一国二制实行后，港澳地区经济进一步的繁荣发展，对大陆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不断显现，不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显示了正确的方向，而且也从实践上为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性作了有力的映证。我们要逐步地取消与它们内地的“边境”封锁，我们在不断地简化与外国的签证手续的时候，为什么还在国内保持着严格的“边防证”、“出入境证”制呢？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家内还不能凭“身份证”畅通无阻？ 我们在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开辟了深圳特区之后，紧接着又打造了上海这个世界级大都市。但是，我们却没有把资本主义的香港、澳门当成象深圳、上海这样的“嫡系”，没有用投入和开发深圳、上海这样的力度来投入和开发香港、澳门。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满足于“保持它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特别是香港，我们不是让它在自治中自生自灭，而是要顺水推舟，积极地参与投入和进一步推动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我们不仅要保持它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还要让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大变、彻底变、变为能够左右世界经济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使它不仅成为中国的香港、而且成为世界的香港、世界经济的奇迹和骄傲。不要惧怕资本主义“入侵”，使它们与内地毫无阻隔地走在一起，让它们得到一个广阔的市场，以更好地发展自己，同时也更有力地拉动内地经济的发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不失为一个科学命题。可是，它是在一个左的高压态势下，不得已而出的一个唯一能让所有人都服气的标准。在新的时期，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也来实事求是地认识这一“实事求是”标准，我们就发现我们不能始终用它来作“国策”。这一标准，从一定程度上说，它是一个靠最后结果来验证正确与否的“马后炮”。如果任何事情都只能靠最后的实践来检验，它就存在了革命的盲目性，陷入了革命的盲动主义，它不应该是一个拥13亿人口的大国的科学决策标准。23年来，我们靠它“摸着石头过河”，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23年后，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我们的实践之足已经踏上了真理之岸，但我们的思想认识的翅膀不能再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趟过的河滩里拍打。23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完成了量的积累，现在正面临质的飞跃。要实现改革开放质的飞跃，就要思想和认识上的质的飞跃。作为新时期的三个代表，特别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就要认识中国红旗不倒的秘密所在，根本所在。在坚持事后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行为的正确与否的同时，力争事前和辩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物质原理，来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从而使我们的改革开放进入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的的发展之中。
在否定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形而上学和虚无主义地否定计划经济的所有历史。我们甚至得感谢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给我们留下来现在仍然还在享受的宝贵历史财富和遗产。也可以这么说，没有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前三十年，也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后二十年。就拿最激进的大跃进年代和文革时期，一个是经济上的冒进，一个是上的瞎搞。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仍然要看到，那些从根本上被否定了的东西，在个别地方，个别意义上，甚至一些个别的东西，在普遍的意义上，对全国的经济和物质的发展，不仅表现出了它们重要的历史的意义，而还在现实中发挥着它们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毛主席亲自参加过劳动的十三陵水库为典型代表的大跃进突击出来的一大批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工程，至今还在恩惠和滋润着中国人民的心田；文化革命的农村合作医疗，不仅解决过几亿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们的实际医疗困难，它基本成功的经验也应该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医疗所继承和发扬。市场经济越来越严重地把我们的城市医院变成了“老爷医院”，医疗费越来越高，“贫下中农”们也越来越看不起病。当然，时代的发展我们需要高素质的“老爷医院”，但在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那些缺医少药占全国人口70%以上农民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启用一个与“老爷医院”双轨并行互为补充的更高水平的“合作医疗”呢。又如现在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我们虽然立了很多法，已经从人治发展到了法治。但是，正如我们农村的一些乡镇书记所说的，这个法，那个法，搞得我们没办法。社会的治安问题并没有随着法律法规的出现而解决。时代需要法，但是，还需要有整整一个时期，来让人们懂法，适应法、习惯法并自觉守法。那么，在这个过渡时期，完全靠法来维持社会，就脱离了中国人民法律意识水平低下的实际。如果我们借鉴文化革命“群众专政”的一些基本做法，用法律对“群众专政”进行规范和正确引导，改为和阶级斗争服务到为经济建设服务，让它们作为法制的辩证补充，象过去那样，充分发挥街道居委会红袖章老头老太的作用，城市里的小偷和抢劫就不会那么多，我们的公安也不会显得那么警力不够，充分发挥农村的民兵作用，我们的专业户的鱼就不会丢，西瓜就不会被砍。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憎恨的腐败问题也同样如此。惩治之下，总是“野火烧不尽”。党纪国法为什么没有了震慑力？其实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我们的党纪与国法同处一个低下的物质和意识水平空间。腐败的sars在一刻不停地向我们每一个人进攻。我们的纪委在很多地方设立了检举箱——既然我们可以使用这样一些不明不了、更容易对人造成错误伤害的暗箱，我们又何不利用透明公开的文革“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大字报？就象是非典初期，我们有些地方不是积极公开把情况告诉中央告诉人民，而采取“捂”的办法，瞒上欺下，结果反给心怀叵测的人造成了口实。后来，包括国家在内，及时地公开和发布了疫情，谣言也就不攻自破，群众对党和国家也就更加信赖。文化革命的大字报的错误是它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它作为一种毛主席高度赞扬的民主形式并没有错，它所特有的所向无敌的威慑力是无可否认的。那些做坏事的人，不管他手中的权力有多大，在广庭大众的大字报上，他也得威风扫地。西方和过国内有些人，不是说我们没有民主吗？有人不是借此在西单搞民主墙吗？我们就搞一个正规的给你们看看，我们不仅可以揭露贪官污吏，还可以揭露那些企图危害国家安全的人。最近，古巴卡斯特罗带领群众，到某些外国使馆前游行示威，这就做得很好。宪法规定可以游行示威，我们为什么不让群众依照法律的规定上街呢？对大字报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反其道而用之，在每一个城市最显眼的地方，设立一个由检察院或纪委管理的大字报专栏，用法律的来对它进行规范，对相关人赋予相应的法律义务和责任，使每一个利用大字报进行合法斗争的人，了解和遵守大字报的法律规定，使它避开伤及无辜的弊病，对利用大字报造谣惑众，危及国家安全和对无事生非损毁他人名誉的人，与那些被大字报揭露的贪官污吏一样以党纪国法量纪量刑进行处理，它绝对能迅速遏制中国目前似乎无法遏制的腐败，并最终能把腐败减低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程度。又比如文化革命中，在工厂和企业，让工人参与管理，提高职工的主人翁意识的一些做法，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管理中，也被当成一种先进的管理方式，为了提高工人们的积极性，他们甚至让工人参股。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我们在民营和外资企业里建立工会和党的组织，维护工人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对那些不法资本家进行合法干预的时候，我们还要引导资本家学习文革时期的经验，在不断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的同时，也同时不断提高工人的物质待遇，积极鼓励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使劳资双方能在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良性的循环系统中共存和发展。我们在否定我们原来的经济的社会主义的一些东西时，也别忘了继承和发扬它的一些还值得我们借鉴和保留的东西。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复辟。
汽车本是先进工具。没有汽油，用人来推它运东西是一个错误。为了显示其先进而坚持这种形式是错上之错。指出这个错误，改用板车，不是肯定板车比汽车先进，不是放弃对汽车的信仰，更不是表示有了汽油也不再用汽车。在没有汽油这个物质条件前提下，板车比汽车更切合人的实际，能发挥出更大的经济效益。
这也是经济的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的辩证关系和有机的血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