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境地处罗霄山脉南端，南岭北麓，诸广山西翼，八面山东侧。境内群峰高耸，重峦叠嶂，平均海拔844米,有大小山峰571座,其中海拔1800米以上高山22座。齐云山海拔2061米为最高峰;大地乡圆明村海拔291米为最低点。县城海拔824米,是湖南省海拔最高的县城。全县山地面积1344.81平方公里，占总面积92.65％，呈“九山半水半分田”的格局。地势分东西两部分，东部西高东低，西部北高南低。境内有大小溪流133条,分布均匀。东部主流泉江由西向东流入赣江；西部主流沤江及支流淇江、小水江等由北向南，经汝城、资兴入耒水，注湘江。

    全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日照1581.3小时，平均气温15.4℃,降雨量1647.9毫米，无霜期232.9天。七月平均气温24.2℃，一月平均气温5.3℃,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气温昼夜差别大，且因地形及海拔高度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形成“一山存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小气候区。但春季雨日特多，夏季暴雨集中，常出现山洪暴发，造成灾害。

    独特的山区环境，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全县林业用地172.62万亩，占总面积79.28％。峰峦起伏，树木葱茏，森林覆盖率60％以上，林木蓄积量160万立方米,平均每年向国家提供２万立方米木材。境内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银杉和28种二、三级重点保护的珍稀树种。楠竹5.27万亩，蓄积量685万根,另有方竹、黑竹、罗汉竹等珍稀竹类。密林深处,栖息着许多珍禽异兽,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有华南虎、云豹、金猫、猕猴、水鹿、金鸡、相思鸟等15种。山岗溪畔，生长着各种野生药用植物，有杜仲、厚朴、鸡脚黄莲等名贵药材及1000余种中草药。茶叶生产颇具优势,全县有茶园1.2万亩,年产茶叶100余吨。桂东玲珑茶自1980年起，连续9年荣获省、部优质名茶称号，是湖南八大名茶之一。1994年，荣获湖南省首届“湘茶杯”和第五届亚太地区国际贸易博览会金奖。名优特产还有香菇、玉兰片、花豆、白扁豆、薏苡、晶头、金橘、晒烟等。境内已探明的矿藏有钨、锡、煤、铜、铅锌、砷、石灰石、高岭土等,矿床或矿点共80余处，其中中型矿床1处，已开采的钨、锡矿，品位高、质量好，是外贸出口免检产品。水资源丰富，水能理论蕴藏量18.16万千瓦。

    桂东山青水秀，风光旖旎，空气清新，气候宜人，是休闲、避暑和旅游的理想胜地。周边有井冈山、炎帝陵、东江湖、丹霞山等著名旅游景点，境内有“龙溪瀑布”、

“碧洞飞烟”、“仙人石田”、“仙桥天乐”、八面山自然保护区等优美的自然景观及工农红军在桂东革命活动纪念馆与唐家大屋、沙田万寿宫等人文景观，供人们观赏与瞻仰。

    桂东是革命老区，是一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土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湘粤赣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桂东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牺牲与贡献,有数千人为革命牺牲了生命。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驻足此地，播下革命种子。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五岭地委领导下，县内进步青年郭名善等率近百人在沙田龙头村举行武装起义。经过艰苦卓越的斗争,于1949年6月16日解放桂东，成为湖南省最早解放的县。新中国建立后，桂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顽强的革命精神改变桂东贫穷落后的面貌，在曲折前进中取得辉煌成就。桂东这方热土，涌现出红十五军政委陈奇等著名革命烈士和全国劳动模范方忠宇等先进人物，培育了著名词学家胡云翼、党政著名领导人邓力群等杰出人物。全国各地有不少桂东籍的专家、学者、教授和党政领导人物，县内各条战线有许多先进模范人物。他们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桂东地处偏僻，交通梗塞，陆不 通车，水不通船，囿于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工商业发展缓慢，农业靠人力、畜力和旧式农具，沿袭传统的耕作方法甚至刀耕火种，粮食产量极低。农民长年辛勤耕作，田头无旷土、郊野无惰农，却得不到温饱。地主阶级利用封建专制制度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迫使他们不断反抗。南宋嘉定年间，黑风洞瑶民李新、罗世传率众举行起义，李元砺等群起响应，起义队伍发展到数千人，历时三载，席卷湘粤赣三省、涉及闽川一带。明崇祯十六年(1643)，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部进入桂东，桂东人民配合起义军攻下县城，处决县令母崇正。清顺治五年(1648)，5000多名反清民众失利后退入桂东，县民给予大力支持，与清军战斗长达５年之久。咸丰六年至十年(18561860)，太平军进出桂东,民众积极参军参战,给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无法摆脱压迫和贫困。县内不少爱国志士苦苦求索，寻找救极国救民的道路。李长才远涉重洋,东渡扶桑,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进行反清斗争。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民国元年(1912),李长才回县发展国民党员，成立国民党桂东县分部，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国民党桂东县分部被迫解散，桂东的革命志士又投入“二次革命”和反洪宪复辟的斗争。

    1924年，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就读的桂东进步青 年陈奇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回县发展党员。1926年6月，中共桂东县支部成立。接着，联合中国国民党桂东县党部筹备处，动员和组织民众支援北伐军与大力开展打土豪、斗劣绅的工农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封建势力。在农村，建立农民武装、镇压地主、豪绅的反抗；同时开展减租、减息、退押及没收土豪劣绅财产等经济斗争。在思想文化方面，猛烈冲击神权、族权、夫权等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大力开展禁赌、禁娼、禁烟（鸦片）活动。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工人夜校，传播马列主义。全县农村大革命轰轰烈烈。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各地。接着，长沙发生“马日事变”、腥风血雨遍布三湘四水。桂东的国民党右派成立“清党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对革命人民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6月中旬，全县200多名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惨遭杀害，陈奇、李璧、扶良博等22人被湖南省政府列为“暴徒魁首”,遭通缉。但反动派的镇压并没有吓倒和征服革命者，中共桂东县支部在东洛召开党员紧急会议，决定分散隐蔽，转入地下斗争。同时成立赤卫队，拿起武器，与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年8月，桂东赤卫队与汝城等地的农军会合，编为农民自卫军。9月，农民自卫军进入桂东,并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发动秋收起义的指示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第一团，就地举行起义。26日，智捕县长谢宪章和团防局长胡少彬等人，取得桂东秋收起义的胜利。同年11月，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进驻桂东，帮助桂东党组织整顿和扩大游击队。1928年元月，桂东游击队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指示举行年关暴动。暴动队伍分三路夜袭沙田乡政府，取得年关暴动的胜利。3月28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进入桂东。前来接应湘南起义队伍。4月3日,毛泽东在沙田墟三十六石丘向官兵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还在沙田戏台和晒布堆等地向群众演讲，宣传革命道理，号召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在工农革命军的帮助下，中共桂东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后改名苏维埃政府)成立，沙田一带还开展插牌分田运动。8月,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进驻沙田、普乐等地，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沙田一带再次分配土地。８月19日，毛泽东率部至桂东迎还进军湘南的红军大队。26日，回师井冈山。红军离开桂东后，桂东人民又一次遭受反动派的洗劫。8月底至11月,县政府多次组织“清乡”，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1929年5月,彭德怀等率红五军一部到桂东开展革命活动，又一批青年加入红军。1931年2月,红七军一部在张云逸等率领下转战桂东,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击溃敌人的阻击，取道四都等地进入中央苏区。“九.一八”事变后,全县人民掀起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浪潮。1932年5月,红 三军团 占领桂东、沙田等地，成立工农红军桂东县游击大队，配合红三军团开展革命斗争。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为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进入桂东。12月，在寨前召开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并誓师西征。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和以任弼时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红军主力长征后，蔡会文、方维夏、游世雄等先后领导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以桂东为中心，坚持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保存和锻炼了一批干部和战士，使之成为新四军的基本部队之一。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奉命与桂东县政府举行谈判，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游击支队改为抗日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底，桂东县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成立，动员和组织各界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人民群众节衣缩食，购买救国公债，捐赠寒衣慰问前方将士，积极参加献金支援购买飞机的活动。一些热血青年自动参军入伍,奔赴抗日前线。桂东县政府在动员人民开展抗日救亡和举办造产事业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全县工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民国27年(1938)，县内成立12个采矿公司，钨、锡矿开采盛极一时。县政府推行强制造林，开展植桐运动。次年，县内设立农林场，试种和推广棉花、小麦等作物;同时扶持发展传统经济作物，促进农业发展。据民国29年统计，县内产晒烟150吨，居湖南省第八位。民国31年,县农林场改为农业推广所，举办全县造产事业，推行糯稻改籼稻及开荒种杂粮等增产运动，县内还开办民生工厂，安排部分失业人员从事藤椅、家俱、土布印染等手工业。东平乡（普乐）的陶瓷、中和乡(寨前)的草席、西靖乡（四都）的皮纸均有较大发展。教育事业,有中学1所、乡校10所，保校87所，私立小学16所，在校小学生5826人。八年抗战中,桂东虽地处大后方,未遭日本侵略军铁蹄的践踏，但战争也给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据统计，全县经济损失174.3亿元（法币）,折合稻谷50万石。被抓壮丁7390人，被征夫役3.67万人次,因劳役而伤亡262人。民国34年13月，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官兵以及20多个省级机关的公职员丁和部分家属与难民，共五六万人并入桂东，县城人满为患，供应极为紧缺，给贫困的桂东人民增添了更大的负担。次年7月，县内饥民达2.13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实现其独裁统治，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桂东县党部及县政府秉承上锋意旨，全力投入“勘乱”、“铲共”。饱尝战祸之苦的桂东人民又面临新的灾难。民国35年，国民党政府财源枯竭,滥发纸币,造成通贷膨胀，县内每斗米价由680元涨至2200元；每斤盐价由260元涨至850元，且有价无市，瞬息有变。民国36年秋，县内疟疾大流行，居民发病率高达70.67％，死 者相继，哀鸿遍地。

    1947年10月27日，在中共五岭地委领导下，郭名善等率近百人在沙田龙头村举行武装起义，开解放战争时期湖南游击武装斗争的先声。起义队伍在广东南雄整训后命名为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北上先遣队，返湘开辟湘粤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军警，联合桂东、汝城、资兴、酃县、崇义、上犹、仁化等县的自卫总队及警察进行“围剿”，妄图将北上先遣队扼杀于摇篮之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北上先遣队依靠群众坚持斗争。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北上先遣队渡过了难关。1949年1月后,主动出击，向敌人展开进攻。6月6日，占领沙田。16日，解放桂东。随即成立中共桂东县委和桂东县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全面接管工作。7月6日，桂东县人民政府成立。从此，桂东人民在中共桂东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征程。

                  （二）

    桂东刚解放时，中共桂东县委、县人民政府从国民党手中接管了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县财政局仅移交36块银元，人民面临着饥馑和贫困，百业待举，困难重重。反动势力互相勾结，进行反扑，妄图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在中共桂东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怀着对 共产党无比信赖与对新社会无比热爱的心情，积级投入减租、减息，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运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分得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人民政权得到巩固，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098万元，比1949年增长38.8％。粮食产量3.14万吨，比1949年增长57.8％。人民生活得到较大的改善。

    19531957年，全县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1957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597万元，比1949年增长101.9％；粮食产量3.76万吨,增长93.8％。有工业企业33个，工业总产值236.61万元，增长5.4倍。商业有3个国营公司、4个供销社经理部和6个基层供销社。学校有中学1所，在校学生573人；小学109所,在校学生9160人，与1949年比，小学增加12所，在校中小学生增加6254人。县内第一条公路宜（章）汝（城）桂（东）公路桂东路段于1956年4月修通，结束桂东陆不通车的历史。

    正当全县人民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党内骄傲情绪和“左”的倾向也滋长起来。1957年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县内机关、学校和农村分别开展“反右派”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把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进行批判斗争，伤害了一部分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损害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造成了不良后果。1958年，由于“左倾”思想和急躁冒进，忽视客观规律，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作用，掀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在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推行“行动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县开展“全民炼钢”，工农业生产均以高指标“放卫星”,形成以“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为主要标志的严重“左倾”错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受到损害,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遭到挫伤。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19581961年，全县粮食产量连年下降，1961年比1957年粮食产量减少1.19万吨。由于大办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山上林木几乎被砍光，县内林木蓄积量减少83.5％。全县农业总产值由1597万元下降到1034万元，人民生活水平大大降低。1959、1960年，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负增长。

    1961年8月,中共桂东县委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开展以反“五风”和清退“一平二调”（平均主义、无偿调配）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调整国民经济，压缩工业，加强农业，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以评工记分为主要形式的按劳分配原则，解散公共食堂，允许农民耕种“自留地”,恢复集市贸易,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出现新的景象。1963年,全县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助人为乐、大公无私等优良品德蔚然成风,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得到改善。此后,又开展学习焦裕禄活动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中，虽然也出现过“左”的干扰，但主流是好的，对于转变干部作风和提高全县人民的思想觉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196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634万元，超过历史水平；粮食产量3.43万吨；牲猪出栏1.75万头；全县建立８大林场,其中东山林场面积10万亩,是全省最大的社（乡）办林场。全县有工业企业27个,年产值214.1万元。商业开始兴旺，社会商品零售额达643万元。

    1966年5月起，县内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时期。运动一开始，批“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揪“小邓拓”，抓“黑鬼”,斗“牛鬼蛇神”,一批教师和干部遭受迫害。接着，红卫兵大串联，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批珍贵文物遭到破坏。在“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学校停课，各级党 政领导人被造反派罢官，党政机关工作瘫痪；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1968年9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社会秩序有所好转，但“左”的错误仍然严重。“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斗阶级敌人、批资本主义、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等运动，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在农村搞“评政治工分”、“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家庭副业，限制集市贸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全县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造成巨大损失。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同“左倾”错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克服重重困难，自觉坚持工作，坚持生产，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加上规模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发展地方工业，推广科学技术，县内的经济建设仍然取得较快的进展。粮食生产通过扩大耕地与复种面积，建成一批水利工程，改善了生产条件，推广良种、特别是在全国率先进行杂交水稻试验与大面积种植杂交水稻，粮食产量增长较快。1975年，全县粮食总产5.1万吨,比1965年增产48.69％。林业生产,建立17个杉木林基地,经营面积23.36万亩。工业生产以兴办“五小工业”(小煤窑、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小水电站、小冶炼厂）为主。至1975年，全县有工业企业45个，总产值601.32万元，比1965年增长1.81倍。全县人民坚持自力更生修公路，使公路通车里程由1965年的70公里增加到325公里。学校规模也有较大的发展，1976年，全县小学由1965年的161所增加到242所，中学由3所发展到37所,中小学在校学生达32394人,增长2.06倍。医疗卫生事业方面，推行合作医疗制度，使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抗疟工作成效显著,1973年,县内疟疾发病率为零,成为全省第一个基本消灭疟疾的县。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县内出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经济建设出现新的转机。但是，由于“左”的思想束缚未完全冲破，头两年中，经济建设仍处于徘徊的局面。

    1979年春，县内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干部群众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此后,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全面肃清“左”的影响，平反各个时期的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在初步实现思想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后，根据中央部署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时，在党内和干部群众中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实行改革开放，全县人民的精神面貌和经济建设形势发生显著变化。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1979年春，县内一部分生产队开始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或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次年春,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发展到200多个。1981年11月，县委取消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限制，并制订《包干到户责任制试行办法》，受到群众的拥护，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当年，全县粮食产量达5.92万吨，比1979年增加0.45万吨。1982年78月间，全县集中力量完成林业“三定”工作（稳定山林权属，划定自留山，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经营林业生产的积极性。1984年12月，县委、县人民政府制定《关于乡镇企业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把“包”字引进乡镇企业，加快了乡镇企业的发展。1985年，全县乡镇企业发展到1206个，从业3860人,总收入1435万元,比1975年增长5倍多。1986年,县委、县人民政府从桂东的实际出发，认真总结桂东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把握时机，写好山字，打开山门,飞出低谷”的战略思想,在全县掀起以封山为主、封造并举的林业生产高潮。19861990年，全县林业生产投入774.4万元,造林22.16万亩,封山70余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由1985年的43.9％上升 到60.5％；林木蓄积量由130.72万立方米上升到160万立方米。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农业合作化以来农民在分配 中的平均主义和“出工一条龙,生产一窝蜂”的经营方式,充分发挥农民的自主权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劳动生产力，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90年，全县粮食产量达5.99万吨,人均394公斤;农业总产值4165万元,为1949年的5.5倍、1978年的1.5倍；农民人均年纯收入344元,比1984年增加142元。农村涌现出一批从事种植、养殖、加工、运输、建筑、服务等行业的专业户、重点户,工、商、农、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1990年，全县牲猪饲养量13.89万头，出栏6.94万头。农民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农民有了小康之家。至1990年，农村新建房屋的农户4463户,占总户数12.2％；建筑面积达57.95万平方米,农民人均住房面积24.7平方米,为1949年的3.5倍。手表、单车、收录机、缝纫机、电视机等较高档的生活用品逐步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村储蓄年末余额2298.84万元，为1978年的49.97倍；人均储蓄余额由3.44元上升到151.24元。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推动了城镇经济体制改革。县内工商财贸部门,围绕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这一目的，从1983年起先后实行简政放权、政企分开、承包经营、财政包干、利改税和市场调节等各项改革措施。同时,大力扶助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形成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互相竞争的格局，从而促进了商品生产的迅速发 展。县内工业、乡镇企业、交通、邮电、商业、城镇建设等各项事业都有较大发展。1990年，全县有乡镇以上工业企业94个,形成以采掘、机械、化工、小水电、竹木加工、建材等多门类的工业结构,完成工业产值3634万元,比1980年增长2.35倍。1987年,建成装机1890千瓦的勒里水电站,缓解了县内供电紧张的矛盾，也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新上湘肇化工厂、农药化工厂等企业，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乡镇企业发展到2315个，从业人员达7809人，总收入6456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59.3％。桥头乡酱菜厂生产的盐渍晶头和清水笋罐头，销往日本，获得外商的好评；城关镇竹胶板厂生产的竹胶板,经中南林学院检测,符合优质产品标准,产品销往广东、上海等地,供不应求。该镇水泥预制件厂生产的水泥预制件被省、地建委评为优质产品，该厂评为全省三级企业。县内有公路67条,总长度537.42公里，每百平方公里有公路36.9公里，实现了各乡镇和85％的村通公路。全县有机动车辆1104辆，年客运量125.47万人，旅客周转量3538.46万人公里；年货运量13.57万吨,货运周转量435.62万吨公里。城镇建设的发展,使县城范围由原来不足１平方公里扩大到2.5平方公里;街道长由1600多米延伸到8600余米；房屋建筑面积由4.46万平方米增加到36.85万平方米。城内街道整齐，绿树成荫,楼房林立,鳞次栉比。邮电事业不断更新现代化设备,1978年1月在郴州地区第一个实现市内电话自动化,并在全省率 先实现农村支局(所)拨号半自动化。随后，试制成功载波遥控电源、载波拨号半自动、交直流自动倒换等多项半自动化。1994年，新建邮电大楼，开通3000门程控电话，实现市话与郴州市联网。商业空前发展，商品琳琅满目。全县有国营、集体、个体商业网点2079个,从业人员3798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053万元，比1978年增长2.14倍。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实行党政分工、政权机关与行政机关分设，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充分发挥人民政府的职能作用,提高办事效率。1980年，设立桂东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83年12月，进行党政机关机构改革，党政群系统54个单位撤并4个，3个转为企业单位,精减2030％的工作人员。机构改革后,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文化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县委常委和正副县长的平均年龄下降2.7岁。县级干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由4人增至6人。至1990年，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班子的年龄、文化结构更趋年轻化、知识化。1984年，设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桂东县委员会，更好地发挥了各界人士参政议政与协商、监督的作用。同时，改变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行政体制,撤社建乡,实行村民自治。改革劳动人事制度，职工实行聘任制和合同制。领导干部实行任期岗位责任制等，逐步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了教育、科技、文 化、卫生、体育、计划生育等各项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教育兴县”、“科技兴县”逐渐形成共识，全县形成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业余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1984年，开始实行县、乡、村三级办学和县、乡两级管理的新体制，调动各级办学的积极性。1990年，县内有各级各类学校175所，在校学生22702人，其中普通中小学170所，教师1253人，在校学生22210人。与1949年相比，全县中小学增加40所，教师增加4.52倍，在校中小学生增加3.67倍,教育经费支出增加172.3倍。成人教育、职工业余教育有较大发展。1988年,基本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至1990年,全县654名干部职工参加高、中等成人教育学习与自学考试，104人获大专毕业文凭,90人获中专毕业文凭。1990年，县内有专业科技人员2369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36人;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434人。19781990年,县内有58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省、地级科技成果奖,其中《丘陵山区农业资源调查分析利用》、《杂交水稻气候条件研究》、《基本消灭疟疾》、《籼型杂交水稻发明》等４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县内有文化馆、图书馆、工农红军在桂东革命活动纪念馆、广播站、电视差转台、有线电视台、电影院等文化设施。文化市场繁荣活跃，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群众体育活动更加广泛。计划生育工作持续开展，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1990年，全县人口出生率为24.88‰,人口死亡率为8.01‰，人口自 然增长率为16.87‰。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65年下降12.96个千分点。医疗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长期危害人民健康的疟疾、天花、白喉、霍乱等传染病基本消灭，麻疯病、钩端螺旋体病、地甲病、头癣病得到有效控制，妇女子宫脱垂及尿屡病得到根除，儿童佝偻病得到防治，儿童夭折现象大大减少，人均寿命提高。1990年，全县人均期望寿命为66.97岁。

    改革开放以来，县内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但伴随这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也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乘机浸入，封建糟粕沉渣泛起，一些早已绝迹的社会丑陋现象重新出现；在发展商品经济中，一些人经不起金钱的诱惑，滋长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一切向钱看”；社会道德水准下降，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滋生。

    同时，由于自然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桂东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周边县相比显得落后，在全省和全国中比较，还是贫困县。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基础薄弱，自然条件差，自然条件差，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工业底子差,无大中型骨干企业，部分工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差；县财政异常困难，收支矛盾突出；人民生活整体水平仍然不高，部分农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中共桂东县委、县人民政府针对存在的问题，切实加强对党员、 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教育，坚持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一起抓,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确保全县经济建设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并从桂东的实际出发，确定了“山上办基地，山下办工厂，山里打基础，山外找市场”的经济发展思路，选择了一批论证可行的项目进行招商引资，并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竭诚欢迎海内外有识之士来桂东投资办厂，大展宏图，共同发展。国家、省、市对桂东老区的扶贫开发极为重视，不少地区、部门和单位对桂东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援助。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桂东人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一定能抓住机遇，锐意改革，促进开放，把全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推向新的高度，把桂东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