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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云 翼 在 抗 日 战 争 中
——记几则难忘的片断
浙江海宁 褚克昌
胡云翼先生，湖南桂东人。早年毕业于武昌大学，工诗词，是南社后期诗人，研究唐诗宋词，著有专集；所写小说，清丽动人，结集《西泠桥畔》、《支那妇人》等，曾选入教科书中。抗战前，曾任中华书局编辑、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与严北溟先生为世人同称“湖南才子”，是一个道地的文弱书生。抗日军兴，他未随校后迁，而驻足于钱江南岸的绍兴，担任政工队长，我任其所辖第二区队队长。 １９３８年春，上海已成孤岛，浙西地区变为敌后，钱江南岸成了东南抗日第一线，各地纷纷成立起了抗日组织，政治工作队也应运而生。我因奔丧，没能随校南迁，流亡在绍兴，也参加了战地政工队。这个组织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的青年抗日队伍，每人月发生活费１２元，上下一律，无分高低。这时，胡云翼担任三区（浙江省绍兴专区）政工队的副总队长。而战地政工队是三区政工队的一部分，属胡云翼领导。 战地政工队第二次挺进浙西敌后，胡云翼随队同行，担任我们的队长，兼任浙江省抗敌第五支队政训处长。于是，我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以后，他任浙江省政工第二大队队长时，我任四队第一 区队长；他当绍兴县长时，我任绍兴县青年服务队队长；他任嘉兴县长时，我任嘉兴县府秘书，后调任嘉区《民国日报》总编辑，解放前夕分手，共事达八、九年之久。 在十年动乱中，胡云翼先生含冤去世了，他的神采英姿仍时刻萦回于我的脑海。特别是他在抗日中的形象，使我终生难忘。现经厘正整理几则片段，分别缕述于下，以寄托对他的哀思。
在 敌 伪 夹 缝 中 敌后斗争是十分艰险的，我们在第五支队这支并不精悍的武装掩护下，开展宣传抗日争取民心的工作。胡云翼经常部署具体工作，他斜背一支装在木盒子里的驳壳枪，走路犹似庭前信步，一派文人风采，毫无一点武夫的架式，但却具有军人的胆略。在浙西敌后斗争十个月中，他写下了不少诗篇，留下更多的是对敌斗争的史迹：他率同妇女营，夜袭沪杭线上的敌据点王店；他参加了浙西有名的含山反扫荡战；在敌伪夹缝中举办“浙西青年学习班”，争取沦陷区青年，壮大了抗日队伍；他在德清新市办《浙西时报》，在桐乡屠甸办《浙西导报》，艰难而又巧妙地避过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搜索和扫荡，竖立起两面抗日的鲜明旗帜；抗日流动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崛起于杭、嘉、湖平原之上，儿童不但有书读了，而且是一支出色的抗日宣传力量……从此，死寂的浙西沦陷区，不但响起了杀敌除奸的枪声，也响起了抗日救亡的歌声。 胡云翼以文人的智慧和军人的胆量，导演着一幕又一幕的斗争。
西 塘 桥 遇 敌 胡云翼与五支队的李健大队长到乍浦去工作，带四名卫士，乘一条小木船从水道走。 杭嘉湖地区是河汊交织地带，船出这条汊，又进那条浜，曲曲折折行进，很安全。但是，通过西塘桥必须要过一段官塘大河。小船刚驶出河浜，迎面遇上了敌汽艇，想掉头已经来不及了。汽艇上的日寇在向小船咿哇喊叫，李健和四名卫士都拔出了枪准备抵抗，胡云翼急令靠岸。汽艇直扑过来，顿时枪声大作，他们且战且退至附近茧厂。寡难敌众，李健和四名卫士都牺牲了，胡云翼臀部也中弹受伤，带伤躲进了茧厂行的夹墙中。敌人不清楚我方人数，收捡了五支枪，清点了尸体，便上艇走了。老乡来收殓死者时，胡云翼才被救起，转运到政工队驻地——火烧桥。
敌 区 治 伤 乍浦有个巨绅叫徐梅仙，原是“维持会”的后台人物，曾与一个日寇“太君”攀上了交情，常来常往。 自从杭、嘉、湖响起了杀敌除奸的枪声后，徐梅仙的思想也起了变化：为了适应这复杂的形势，不得罪任何一方，因而脚踏两只船，既“维持”日本人，也招呼游击队。 胡云翼的伤势一天比一天恶化，自己部队的医疗条件差，不可能治好伤。大家考虑利用徐梅仙，送到敌占区去治疗。经派人接头，徐满口答应，说住在他家里保险。于是，把胡云翼乔扮成商人，由徐梅仙接进了乍浦镇。医疗条件大大的改善了，重要药材全从上海购来。没有多久，伤势大有好转，我们准备接他归队。 徐梅仙为了拉点交情，一定要设宴送行。那天晚上，正酒过三巡，日本“太君”突然驾到，还带来了一小队兵，说是来搜查支那兵的。徐梅仙慌忙邀请入席，说老朋友明晨去上海，今晚便酌送行，胡云翼也作了些礼貌性应酬。“太君”却说，军令在身，不能奉陪，急匆匆带兵走了。 事后，“太君”搜查“支那”兵，一直成为笑谈。
红 萝 卜 的 比 喻 政工队的同志们常被人称作“红色分子”。因为，他们喜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自然辩证法》等书， 又喜欢唱《丈夫去当兵》、 《红缨枪》、《黄河大合唱》……等歌曲，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浙西党部办事处的老爷们便把黑手伸了进来，并提出一张黑名单，要浙西行署协同办理。行署主任贺扬灵，邀集有关人员商议。胡云翼在会上打了个比喻说：“这批年轻人，实质上都是红萝卜。外表看都是通红的，剥开来全是白的。”当时博得与会者一阵大笑，问题便搁下来了。 红萝卜的比喻，保护了不少同志。
难 忘 的 山 药 蛋 １９４１年，绍兴沦陷了，浙江局势更为严峻。为应付这种局面，浙江省主席黄绍＿很自然地想起了胡云翼。因为胡曾在绍兴工作过，人事、地理环境都很熟悉，要他去当县长，认为是很恰当的人选。胡云翼受命于危难之中，向行署借了一大队兵，匆匆上任，进驻王坛。 王坛是一个山区小镇，精华之区全在塘北水乡。没有精强的武装力量，休想越雷池一步。当时，要搞武装，谈何容易！需要大量的人和钱从何而来？胡云翼没有办法，只能暂安现状，徐图开拓。 “金兰会战”前夕，海匪出身的王阿宝伪军，仗敌人势焰，踏遍了绍兴山村。胡云翼连王坛也坐不住了，避走会稽山下的一个更小的村落——陈村。把仅有的一点武装驻军在山脚下，不带枪的人直上山顶。岭头山民七户，终年吃自产的山药蛋，我们初用咸菜卤烤了吃，味同栗子，很是好吃。日子长了，胃口倒了，越吃越感难吃。为了果腹，还是一个一个勉强吞下去。半月之后，才下山食正经的饭。 严酷的斗争生活考验了我们，更考验了县长胡云翼和他的夫人赵潭秋。
在 敌 机 轰 炸 下 胡云翼在抗日战争中，遭受过两次较大的敌机轰炸：一次在海盐，一次在天目山。 海盐， 在浙西敌后， 一个尚未被敌人占据的县城。胡云翼领导的三区战地政工队，就驻在城东市梢头的张家祠堂里。“浙西青年训练班”也设在此。第五支队司令部驻在城郊。这座县城，没有一点防空设备，市面却畸形繁荣，每天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敌机来轰炸那天，正是“浙西青年训练班”训练结业，年轻人还在集体生活里，显得十分活跃，有人在大操场上比赛篮球，有人挥毫在画墙报……突然，了望台传来几声尖厉的哨声。哨声与敌机的轰鸣声同临上空，在张家祠堂里的同志们，已来不及走避了。顿时，爆炸声四起，１２架敌机轮番轰炸达一小时之久，张家祠堂隔壁的冯家花园里的一株大桂花树，被炸得掀过墙来， 横躺在进门的天井里， 围墙也开了个大缺口。…… 我从外面跑进来，正碰到胡云翼从里面走出来，两人互问情况，幸好同志们均安然无事。胡云翼立即组织队员上街抢救。熟悉的街道全变了样：跨市河的石桥被炸毁了，桥下的几间小屋不见了，曲尺街被炸直了，电线上挂着条血淋淋的肠子，断肢残体随处可见，从刚刚救熄的被烧的房屋里，还断断续续传来婴儿的啼哭、老人的呼救声……海盐被炸毁掉半个城，死伤的无辜市民难以数计！ 第二次，是在浙西天目山被炸。当时，胡云翼担任浙江省行政干部训练浙西分团的教育长，驻在朱陀岭上。两架敌机轰炸的目标是浙西行署。但行署倒没有受难，而古刹禅源寺的大雄宝殿已被炸毁，朱陀岭无恙。
队 员 之 家 胡云翼领导的浙江省政治工作队第二大队，是由他担任队长时的三区政工队扩组而成的。在天目山集训时，编入了谈益民领导的兵站医院的一批流亡青年、一批由“浙西青年训练班”结业的学员、还有一些不堪当地反动势力迫害的县政工队员等，是省政治工作队第二大队基干队员。省政工第二大队，对来投奔者一概接纳，并允许来去自由。所以，乍看起来队员“成分比较复杂”，但从未闹过事，且工作都很积极，爱国热情很高，队员叶宗淦、沈清华等一批优秀青年，为抗日守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同志们对省政治工作第二大队，视同自己的家，人人在这个革命大家庭中，感受到集体生活的温暖，直到政工队被解散。
到 重 庆 受 训 和 结 婚 １９４０年春，浙西行署派方元民、胡云翼、曹天凤去重庆“中央干训团”受训。方元民是吴兴县县长，胡云翼是浙西行署秘书处长，曹天凤是浙西民族文化馆馆长，三人都是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的智囊人物。 在重庆，方元民接上了陈立夫的关系，垫平了飞黄腾达的路；曹天凤仍抱着他的“科学三民主义”的著作回来；胡云翼正式结了婚，带着他的新婚夫人同回浙西。 胡云翼的前妻是一位北平姑娘，因感情不合而分手。在重庆与胡结合的赵潭秋，据说是他的同学，是一位很会治家的四川姑娘。她在抗战前线，也与男同志一样，跋山涉水不辞辛劳，是一位为民族生存甘愿作出牺牲的好女人。胡云翼在不惑之年与她结合，总算有了个温暖的家。
欢 迎“３ ５ 支 队” 胡云翼担任绍兴县长，是受命于危难之中。原绍兴县的武装力量，早已全部崩溃，只剩下一个警察局长，带着为数不多、武器残缺的几十个保警战士。全县自卫力量十分薄弱，境内敌伪势力猖獗。 到任后，胡云翼对抗日的部队，不分派系，优礼相待。有一天，他要我带人去黄城镇欢迎“３５支队”。这支队伍，是四明山抗日游击队的一部分，是从三北地区转移到诸暨枫桥方向去，路经绍兴县的。胡云翼得知消息后，即通知黄城镇公所，早备茶水招待并派我去迎接。待我赶到黄城，“３５支队”绕道黄城镇郊，已去枫桥，派了几个政工队员前来道谢。我们虽未会面，内心甚感亲切。
青 年 党 之 “谜” 抗战胜利后，胡云翼当了嘉兴县县长。 有一次，青年党的头头陈天启、左舜生、崔万秋等来嘉兴游南湖。胡云翼盛情款待了他们，于是，在浙江的政界中传出“内部消息”：“胡云翼将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是青年党提的名。”还说：“胡云翼也是青年党头目”。流言一时盛传，我不明所以。 我趁单独与他见面的机会， 询问了这件事。胡云翼说：“陈天启、左天舜是我在中华书局编译所的旧同事。我们之间只有友谊，没有政治。” 后来，胡云翼在嘉兴县长任上辞职，才使人们明白：原来盛传的“内部消息”，竟是国民党内部政治倾轧的讯号。
夜 闯 塘 栖 镇 １９３８年的冬天，战地政工队的一部分队员和青年营全体战士，越过沪杭铁路封锁线，去到了崇德、桐乡、德清一带活动。 政工队驻在新市镇镇郊。新市，是德清县的首镇。因离敌人控制的据点和防线都比较远，敌人鞭长莫及，使敌占区的一批工商业者和殷实富户，都避难于此，新市镇便畸形的发展了起来，成了敌占区的日用品与游击区的农产品交流之地，人称为“小上海”。但，镇上文化生活极其贫乏，教育更跟不上来。学校停课，消息闭塞，谣言时起，人心惶惶。我们驻镇后，针对当时情况，先从教育抓起，办了几所流动小学，既使儿童有书读，又把学校当成宣传抗日的阵地。同时，我们创办了一张油印报——《浙西时报》，晚上收听广播，白天刻印，报导抗日形势，驳斥汉奸卖国贼的“和平”滥言，并将小报在社会上广为散发，连敌占区里也设法送了进去。报纸虽小，却起到了澄清听视、震慑邪恶的作用。 但是，办报要用的白报纸、蜡纸、油墨等必需品难以解决。经请示胡云翼，他果断地指示：“向敌占区要器材！”于是，大家一起商议，一个“夜闯塘栖镇”的战斗计划形成了。 塘栖镇，是杭县的一个大镇。离杭州近，水、陆交通都很方便。白天，日寇常在镇上来往巡逻，我们要进去，很困难；晚上，日寇才龟缩进据点，由驻镇的“维持会保安队”维持治安。 镇上成立的“维持会”，会长叫侯文龄，是塘栖的知名士绅。抗日除奸的枪声震慑了他，他便见风使舵，在对日本人效力的同时，对抗日人士也尽量敷衍，不敢随意密报陷害。正巧他还有个侄儿在塘栖小学教书，他侄儿“身在曹营心在汉”，是个热血青年，又与我政工队的屠曦同志相识。我们便利用这些关系，夜闯塘栖镇，通过这位小学教师找侯文龄。 从新市到塘栖，坐船需一个小时。生意人都乐意坐夜航船，因为晚上一般不会遇到日寇，在哨口检查的都是“保安队”，船老大和他们又有往来，安全得多。我和屠曦俩人混入生意人中间，坐夜船闯进了塘栖镇。 我们先到塘栖小学找侯的侄儿，他说：“今晚叔叔宴客，明天再进行吧！”并把我们安顿在旅馆里住了下来。 半夜，一阵楼梯急响，来人急敲我们的房门。我想，莫非他也出卖了我们？继而再想，到这个时候，豁出去了，怕什么！示意屠曦去打开房门。门一开，进来四、五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为首的一个问：“你们从哪里来？干什么的？”我高声回答：“从新市来，找侯会长！”我的回话还起了作用，真的把他们给镇住了。他们也不再问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侯的侄儿来招呼我们吃早餐，说：“昨晚你们受惊了，是怪我忘记告诉他们了。”吃完早饭，由他陪同我们去见侯文龄。侯文龄也对我们很客气，还说：“昨晚弟兄们不懂事，冒犯！冒犯！请勿见怪。”客套几句后，我们把正事提了出来，他满口答应。立即派人将我们所需的白报纸、油墨、蜡纸等送来，还送给一份杭州出版的敌伪报刊，供我们作参考。当晚，我们又坐夜船，返回了新市。 后来，侯文龄也未食言，照我们提出的，按月把我们办报需要的器材，交夜航船运到新市，我们也把这份抗战小报越办越好。
全省政工队员代表大会 １９３９年春夏之交，战地政工队从敌后调回后方整编。此时，浙江省政府在方岩召开全省政工队员代表大会。胡云翼、莫仲乔和我三个人代表省政工第三大队出席了会议。 这次大会，以交流对敌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为主，强调不分党派，发动民众，团结抗日的重要性。会上，谴责了有些地方的党（指国民党党部）、政机关以“清党、限共”为由，限制干扰抗日的言行。这是一次贯彻统一战线精神、团结抗日的大会。反映了这时的浙江政工队，正处在全盛时期。 在五峰公园的晚会上，由我汇报了战地政工队第一次冲过钱塘江时，在敌后海盐茶院遭遇敌人，我们有２０余人，其中还有６位女同志壮烈牺牲的经过。这是在浙江抗战史上，一批较早为国献身的爱国青年。听完了汇报，与会同志全体起立致哀，会上泣不成声。 会议期间，省主席黄绍＿曾多次召见胡云翼，对他甚是器重。胡云翼还巧遇谭惕吾。此时谭任内政部科长，来浙江视察。我们一起同游了方岩名胜蜈蚣庙。
“席梦思”与“革命疮” 由于我们长期在敌后工作，经常睡稻草地铺，我们戏称为 睡“席梦思”。睡在这种高级的“席梦思”上，受足了寒湿，再加上营养不良，身体抵抗力差，队员们普遍生了疥疮，大家又称为“革命疮”。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病势十分凶猛。医生说，如果疥疮爬上了心窝或者面颊，就很危险了！我们的沈清华同志，就因病成这样，死于东阳县医院。沈病危时，胡云翼前往探望，他向大队长要求吃只鸭子。医生也向胡云翼求情，说：“病已如此，让他吃吧！”胡云翼只得忍痛点头，挥泪而别。沈清华和我同在一个区队，朝夕相处，我尤为悲痛！５０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余痛犹存。 后经省方关注，拨下来一批“六Ｏ六”、“血花散”等药品，才抑制住病势的发展。但在当时，连疥疮也难根治。直到同年冬季奉调天目山集训时，还有部分患者仍留在于潜养病，不能同往集训。
我们在天目山上 １９３９年冬天，朱陀岭上热气腾腾。三个省政工大队的几百名年轻的政工队员，带着对敌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从敌后来，从敌前来，会师在天目山上。 这期集训，是浙江省干训团浙西分团第三期，也是三区专员贺扬灵调任浙西行署主任后的第一期。教育长吴寿彭，原是省政工室主任；主持教务的方元民，是省政工第一大队大队长；第三大队长胡云翼为总队长，下设五个队：一队队长丁篪声，二队队长姚旦，三队队长谈益民，四队队长夏赫非，五队队长杨维礼。我因疥疮未愈，留在于潜休养，未能参加训练。待我来到天目山时，正是集训结业，大家整装待发的前夕。总算赶上了和大家同声高唱《我们在天目山上》。这支激励斗志的战歌，几乎是《我们在太行山上》的原词原曲，只是把原词中的“太行山”改成了“天目山”而已。 在天目山出发前，全体人员又经过了一番调整改编：第一大队方元民为大队长，下属二个队：一队丁篪声，二队姚旦；第二大队胡云翼为大队长，下属二个队：三队谈益民，四队夏赫非。原三大队撤消，原二大队的人员编为第五队，由洪流担任队长。我被编在第四队，任第一区队长，第二区队长陈才庸，第三区队长为吴寿觉。
迎雪翻高岭 浙江省政治工作队第二大队，受命去浙东参加宁、绍保卫战。经大队部研究部署的前进路线是：先到杭县太公堂，然后抢渡富春江，在诸暨境内跨越浙赣线，插入绍兴县境。这条路线，确实比较隐蔽、快速。但是，由天目山去太公堂，须在于潜、桐庐间翻一座高山。我们虽然不是正规军队，却也“军令如山”，必须定期出发，限期到达。 真不凑巧，上路的那一天，天公也不作美，大雪纷飞，把狭窄的山道，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把山道边的坑坑洼洼全淹没了，行人根本分不清哪是路哪是坑，一不小心，就踏入洼坑，弄不好一落千丈。但是，队员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以饱满的精神踏上了征途。 我和四位疥疮未愈的同志一道先走，结果还是落在了其他同志的后面。前面走过的脚印，随即就被大雪封住，走一步要探一步，既累且慢，与同志们越离越远了。队部为了确保全体队员安全到达，特派了二名身强力壮的同志陪着我们走。他俩各拿一条二米长的竹竿，在前面探路，我们走走歇歇，一步一步跟在后面，待能望得见山顶时，已是午后时分。大家饥肠辘辘，正好山顶上有一草棚，内售黄麂肉、烧酒，锅里还有热气腾腾的油豆腐，诱得我们垂涎三尺。说也怪，病人的嘴还更馋，我们坐下就大吃了起来，把时间又耽搁了。先到的同志不见我们从山上下去，又焦急地返回来找。下山更难了，脚总站不住。我们只好坐在雪上，一段一段往下滑。等我们赶到目的地，已经掌灯了。胡云翼在屋前等着我们，一见面就要我们赶快把结了一层硬壳的棉衣脱下来，架在火堆上烤干了再穿。 有人说我们队员的生活太苦 了！苦倒是苦一点，但是与“亡国奴”一比，就觉得不苦了。
胡云翼离队 胡云翼要离开政工队了。当时有二种说法：一说是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要他去襄助工作；一说是被迫离开的。我看两者兼有之。 １９４０年夏，据说蒋介石对浙江省的青年政治工作队有不同看法，说什么在国民党中央的青年组织（指三民主义青年团）没有健全以前，去把青年组织起来，是替共产党组织，是供共产党利用，“以后一定要由三青团统一”云云。浙江省各县的政工队，就如秋风中的落叶一样，全被摧残完了。到处都收编成了“青年服务队”，划归了三青团管辖。省政工队虽一时未遭毒手，但也岌岌可危！三青团浙江支团负责人宣铁吾，张牙舞爪， 总想一口吞食。 到处说我们政工队里有“异党分子”， 还说政工队里男女不分， 混杂一起，扬言要进行“清筛”。这样，四队队长夏赫非，果然被迫离队了。队员们激于义愤，纷纷自动离队。我也赶形势，趁胡云翼还没有走，就向他请准长假先走。接着，胡云翼自己也离队了，去到浙江省干训团浙西分团任教育长。 不久，省政工队的骨干周伊虹（伊兵）、章亚白（伊群）、姚一帆、叶宗淦、陈大庸等都先后离队。这支新生的抗日力量，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