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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才 子 胡 云 翼

                ——忆 胞 兄 生 平

胡　舜　英

　　胞兄胡云翼（１９０６——１９６５），是我国著名的词学研究家、中国文学史家、作家、教授，忠诚的抗日战士。据桂东县档案馆存《１９４７年桂东人才调查表》称：“……其人风流潇洒，有政治家风度”。我怀念哥哥，写下这篇文字简单介绍他的生平。

　　胡云翼，乳名韶春，原名胡耀华，桂东县城关镇人。1927年毕业于武昌大学。曾任上海商务书局和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南洋模范中学教师，暨南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教授，浙江省绍兴县地下县长（实际上是抗日游击司令），浙江省嘉兴县县长等职务。一生著书四十多部，和严北溟被誉为“湖南两才子”。

  　　　　　　　　　　　（一）

　　胡云翼自幼聪颖好学，从开始学话起，半文盲的父母便对他教儿歌，教写简单文字，他就兴趣很浓，很快就能学会。六岁，进桂东县政府教育科设立的初级小学读书，开学时，刘范犹老师（文学家，当时的兼职教师）出了道“春天来了”的考试题。初入学的儿童，一般只能口头回答，胡云翼就写出了短文：“春天来了，燕子又飞回来，衔泥衔草，在我家梁上筑新巢。”老师看后非常高兴。进校后，刘老师发现他记忆力和理解力都特别强，对一些诗词和短文，读一遍便能背下来，便决心要把他培养成为有用的人才。胡云翼高小毕业时，桂东还没有办中学，父母“望子成龙”，既想让儿子继续升学，又舍不得让幼子远离身边，正在左右为难之际，恰逢刘范犹老师在桂东县府任期届满，正要举家迁返长沙。刘便亲自登门找胡云翼的家长，说：“父母舍不得儿子远离家乡，这是人之常情。不过，耀华不再升学实在太可惜。现在，请把他交给我，就算是我的儿子，以后一切由我负担，你们总可以放心了吧！”这样，胡云翼到了当时在湖南有名的长沙岳云中学读书。

　　从八面山下的桂东来到洞庭湖之滨的长沙以后，胡云翼更觉得眼界宽广，心胸开拓，学习上极为顺心，所学的课程一学就懂，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刘范犹老师对他不仅是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照，在文学上更是谆谆教诲。在这个时期还结识了一位同学的妹妹——谢冰莹女士，彼此情趣相投，酷爱古典文学，成了共同苦钻古典文学的好学友。这使胡云翼对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满腔热血的胡云翼，毅然奔赴了抗日前线。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时刻都在念念不忘自己的恩师和挚友，但师生与学友的音讯已完全隔断。然而，“皇天不负苦心人”。１９５９年金秋季节的一天，在上海《辞海》编辑社的会议室里，胡云翼突然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仔细一看，讲话的正是恩师刘范犹先生。师生睽别二十多年，一朝重逢，两人都热泪双流。１９６５年胡云翼病重期间，弥留之际,仍断断续续泪珠滚滚地说:“刘老师对我恩重如山……”，又说：“冰莹是我一生中唯一的挚友。她具有出色才华和高尚的品德。我永远不能忘记她。可不知她现在何处！”得知胡云翼去世和消息后，九十高龄的刘范犹老师更是悲痛欲绝。

　　　　　　　　　　　　（二）

　　胡云翼投考武昌大学时，数学、语文都得一百分。许多人动员他学理科，但他自己选择了文科。他更加勤奋刻苦地学习，大学里的老师都很器重他，同学们都很羡慕他，赞扬他为人聪明，读书用功。他却说：“我并不比别人聪明。在课堂上我没有下多大功夫，只是听好讲，多想了点问题。在课外我是非常用功的，所以，知道的事情多一点……。”

　　胡云翼在武昌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刻苦钻研古典文学，一边写作。与同学一起在校内组织了《艺林社》，创办了《艺林月刊》，受到郁达夫教授的重视和具体指导，使他在文学创作上成熟起来，作品不断得到发表。１９２５年，胡云翼还是个年仅１９岁的学生，就已出版了三本书，即：《中国文学概论》（启智书局出版）、《文学欣赏引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和《词人辛弃疾》（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１９２６年，这个年仅２０岁的学生，又连续出版七部作品，即：《李清照评传》（上海新华书局出版）、《宋词研究》（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西泠桥畔》（艺林社出版）、《爱与恨》（艺林社出版）、《麓山的红叶》（艺林社出版）、《爱晚亭的风光》（艺林社出版）和《艺林社文学论》（亚细亚书店出版）。

　　１９２７年，从武昌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时间里，胡云翼没有正式就业，单靠爬格子写文章度日子，倒也过得挺舒适。后因时局变化，稿费不足以食宿开支，连大饼充饥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下去了，只好接受老校长何丙麟先生之邀，回到湖南长沙母校教书。后，又经友人介绍，在上海商务书局和上海中华书局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在做好这些工作之余，他从未间断过勤奋创作。从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７年十年间，又出版了几十部作品。如：《唐代战争文学》（１９２７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秋月》（１９２８年光华书局出版），《词学人新传》（１９２８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中国文学史》（１９３１年上海教育书局出版），《中国词史大纲》（1933年上海大陆书局出版），《文章作法》（１９３３年出版，出版单位不详），《中国词史略》（１９３３年上海北新书店出版），《词学概论》（１９３４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词选Ａ、Ｂ、Ｃ》（１９３４年上海教育书店出版），《同学》（１９３４年上海教育书店出版），《中国文史大纲》（1934年上海教育书店出版），《唐诗研究》（１９３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古代作品选》（１９３４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宋诗研究》（１９３４年上海教育书店出版），《词学小丛书》（１９３７年上海教育书店出版）。还有《新女性》、《新婚的梦》、《支那妇人》和《我们的文艺》四部书，则出版单位和出版时间均不详。晚年，胡云翼编写出版的还有：《唐宋词一百首》（１９６１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宋词选》（１９６２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接着，他又开始编写《苏轼选集》。因平时工作太忙，身体越来越差，经常发病，他仍然放弃一切休息时间，不停地聚精会神地写作。家属考虑他的健康，总想打断他的编写工作，可是用什么办法也阻止不了。胡云翼说：“编写工作本来就是我的爱好。我只要思想集中写作时，一切疲劳都会完全忘掉。估计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我要尽一切力量把它搞好。” 他还语重心长地说：“我还有一年多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后，我要把以前编写的词学好好整理一下，重新编写出一个头绪来，将来对爱好词学的人有所帮助，我一生的心愿也就满足了。”他说到做到，病重期仍未停下笔来，直到进医院以前，《苏轼选集》已写好三分之二，谁也未能料到， 这次进院后， 胡云翼竟与世长辞了！《苏轼选集》未能脱稿，成为了他一部不完整的遗著。更不能去完成重新整理以前编写的词学了。

　　胡云翼这些著作是在新文化思想的鼓舞和胡适词学思想的影响下进入词学研究和写作的。后来，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熏染，使其词学观点有了新的发展，词学理论有了明显的时代特色，并初步建构词史的规模，充分肯定了豪放词的历史地位。他和当时新文学的创导者一样，对中国传统文化抱着批判的继承态度，对词学研究的目的与保存国粹的守旧派有着根本的区别，这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热爱胡云翼著作的人都认为，胡云翼对自己写作要求极为严格，非常注重大众化，讲求实效。其古典文学作品全释，史实考证翔实，文字通俗易懂，文章深入浅出，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欢迎。赵景深先生曾说：“胡云翼写文章，不但灵活生动，而且速度快，一般报导性文章，总是赶在 别人前头。故此，投稿总不落空。”法国作家一善秉仁，（ＧＯＳ，ＳＣＫＧＮＳ）对胡云翼的评价是：“他是（短篇传记）、（短篇小说）作家，他写的评论《艺林社文学论》是一本好书，什么人都可以看。”正由于胡云翼的书写得好，故《词学小丛书》、《文章作法》曾部分被选入中、小学课本。《中国文学史》还被一些大学采用为教材，已经续版八次。日本作家桥川的雄编著的《中国文学界人物总鉴》中，不仅选入了中 国 作 家胡云翼，还将其编写的《文学作法》、《中国文学史》、《中国词史大纲》、《宋词研究》、《唐代战争文学》、《唐诗研究》、《词选Ａ、Ｂ、Ｃ》等著作，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行。他早在１９２６年成书的《宋词研究》，分上下两篇，上篇写《宋词通论》，从宏观角度探讨了词的起源、特点和发展规律；下篇为《宋词人评传》，评价了两宋时期的主要词人。基本上是部宋代词史，在词学史上非常明确地阐述了宋词的特点，为词学界所接受，一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在一片推崇与赞誉声中，年轻的胡云翼却谦逊地说：“我这样一本不过十万言的小册子，决不敢说对于文学界有很大的贡献。但爱好文学的朋友读了这本书以后，能够由此明了词的内函与外延，对宋词的发展和研究产生更大的兴趣，那便是作者的一点希冀。”正是作者本身的功力达到了作者的希冀。《宋词研究》的一些观点至今颇有新意，仍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此书，不仅在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２８年间曾出版四次，１９８８年又再版。上海新民晚报记者林伟平撰文称道：“《宋词研究》专著重印——我国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研究宋词的专著《宋词研究》（胡云翼著），在沉寂了六十年后，由巴蜀书社重排印行，受到词学界和爱好者普遍欢迎……。”重版序言的作者谢桃坊说：“胡云翼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在词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最为卓著，是我国近几十年来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词学家。”

    胡云翼晚年的作品同样为人们所喜爱。六十年代初，上海中华书局为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决定出版《古典文学普及读物》。胡云翼在繁忙的教学中，接受了编写两本书的任务。他为了早日完成，总是起早摸黑，挤出时间编写。《唐宋词一百首》于１９６１年出版，首次发行时，书市热闹非常，踊跃争购。读者阅后，纷纷写信赞扬。有的说，此书适应了群众的需要；有的说，此书已将古文口语化，规范化，浅显易懂，受到我们普遍欢迎。有位读者在信中评价说：“这是一本有群众观点的书，是为我们广大群众的知识水平而设想的书。将过去那种使人难以理解的语句写活了，我们一看就懂，越看越想看。”《唐宋词一百首》发行后，因为读者需要，只得连续多次印刷，都是供不应求。尤其是中、青年读者欢迎和重视胡云翼编写的词书， 有一位上海青年，“文革”期间特意“串连”到胡云翼的故乡桂东，他说：“我出来时所带的行李杂物都丢光了，唯有不离身的胡教授所编写的词书安然无恙，现在都还保存很好。”

    １９６２年，《宋词选》定稿出版，这是胡云翼多年研究词学的代表作。第一版就曾有四次印本，１９８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再次予以重排，发行达二十多万册，特别是在“文革”结束的那几年，读《宋词选》更为风行，很多读者排长队去购买，总以购得一册而欣慰，得不到书而遗憾。书中选录的是两宋时期的名家词，特别注重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价值较高。刘凌说：“词学研究的先声、词学名家胡云翼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词学研究方面成就最卓著，是我国近几十年来具有广泛影响的词学家，他的《宋词选》是词学选本的名著。”

　　　　　　　　　　　　　（三）

　　胡云翼成才，离不开恩师刘范犹呕心沥血的栽培，离不开导师郁达夫的指引。他尊师爱教，把教书育人看成是神圣的事业。他一生中所走过的路，几乎可以说成是读书——教书——著书之路

　　１９２７年从武昌大学毕业后不久，接受老校长何丙麟先生之邀，回到长沙岳云中学任教后，曾在华南女中、省立一中、江苏无锡中学、镇江师范、暨南大学等校教过书。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想到民族要兴盛，国家要富强，就必须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人才。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育工作。先在南洋模范中学，后，从五十年代初起一直在上海师范学院执教。

　　他把教书育人看成是十分神圣的事业，工作刻苦负责，备课特别认真，几乎每晚都辛劳到深夜。亲属担心他睡得大晚影响身体，他说：“要讲好课，关键在于备课。备好了课我就感到精神愉快，身体也舒适。不备好课，我是绝对睡不着的。”有朋友对他说：“你执教多年，上课的内容早已滚瓜烂熟，何必如此费心呢？”他却说：“讲课又不是开留声机，炒一遍现饭就行了。而是要因人而教，因时而教，因自我认识的长进而教，绝没有重复的课程，每讲都要有新意。”他教了一辈子的书，从未出现过不备好课就去上课的事。他的大女儿胡荣君读高中时，他向她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荣君，你觉得上课是负担？还是享受？”女儿回答说：“既不觉负担，也不觉享受，只感到是一种责任。”胡云翼说：“我之所以这样孜孜以求，就是要让学生对上课有责任感，而且要感到轻松愉快，非常乐意吸取这堂课所授的知识，还要启发学生自觉地到课外去探求课堂上不能全部讲授的知识。因此，我每讲一节课，往往要备十倍于一节课的内容。把课备好了，要讲的内容自己也记熟了。我讲课时是不翻讲稿的，进了教室便一气呵成，往往讲得自己也受感动。”

　　胡云翼的学生都反映，听他的课又愉快又振奋。只要胡教授一站在讲台上，就象磁铁一样把教室里的学生都吸住了。他在南洋模范中学时（这是上海有名的重点中学），执教高中三年级的语文课，很多品学兼优，数、理、化成绩都很好的学生，由于受到胡云翼的启迪和影响，对文学产生了更浓的兴趣，有的原打算升大学时报考理工科的同学，改变志愿报考了文科方面的专业。他在上海师范学院执教期间，还受聘兼任其他大学的文学课程，有时也应邀去到其他省、市的大学讲课，普遍都反映他讲课明了、生动，不少大学的教师和非文科系列的学生都喜欢旁听他讲课。１９７６年，上海外语学院一位青年教师，来到桂东探望他的爱人王惠秋医师，在人民医院说：“我不是在上海师范学院读大学，但文学课是聘请师范学院胡云翼教授担任。他来讲课时，我们学校里的教授、讲师都喜欢抽出时间来听，其他系里的同学也争着来听，教室里往往挤得水泄不通，门外、窗外还围着三、四层，比教室内的人还要多……”。

　　胡云翼教书育人用心良苦，在他对待自己子女的教育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从不硬性干预儿女们的理想和学习方式，而是谆谆诱导他们去正确思索。有一年暑假期间，他给大女儿一本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要求她看后用５００字概括全书的内容和主题思想。 她的大女儿说：“这么厚一本书，用５００字怎么概括得了呢？”父亲说：“如果不能用５００字概括，那就说明你没有看懂，或者没有用心去读。”女儿照着父亲的要求做了，感到这次看书的收获，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表达能力和写作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还有一次，胡云翼又问大女儿：“你最喜欢谁的词？” 女儿回答说：“最喜欢李煜的。”父亲说：“年轻女孩子大多喜欢李煜的词，词意新，情感细腻，但天地小了点。东坡的词则大江东去，气势大，天地宽。而家轩词，田园气息最美，七、八颗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令人陶醉。”女儿理解父亲这番话的意思，从此主动地去读各家词，仔细品味，扩大视野，陶冶情操，更提高了对学习的兴趣。大女儿高中即将毕业前夕，请教父亲自己应该报考什么学校和专业？胡云翼回答说：“按自己的意愿定。”接着，讲了自己的一段经历：“那年我出差在北京，去清华大学看你费孝通伯伯。一走进有‘清华园’三个字的二校门，便看到两旁树荫遮地，各式各样的教学楼隐约可见。园顶的大礼堂庄严肃穆，莘莘学子躲在树丛中朗读，真感到能置身于这所高等学府之中，是何等心旷神怡，是多么幸福啊！”父亲的一席话，虽未直接言明应该报什么学校，女儿却听呆了，被感染了，在报考大学的志愿选择中，五个志愿都填了清华大学。由于成绩优异，果被清华大学录取。毕业后，又留苏深造，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专家，终于达到了父亲的愿望，实现了自己美好的理想。

　　　　　　　　　　　　（四）

　　胡云翼是个文弱书生，在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期间，却是一名坚强的抗日战士。

　　“五·卅”惨案发生后，举国悲愤。胡云翼满腔热血要救国救民。他和广大学生一道，日夜奔走呼唤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受武汉学生联合会的委托，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总会代表会，派赴沪、杭一带负责宣传工作。

　　“七·七”事变后，全国人民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胡云翼急忙从江苏镇江迁居上海，将自己节衣缩食购买的许多书籍和十余年中撰写的文稿，都带上了“长江号”轮船。由于船上逃难的人群拥挤不堪，他的全部行李被挤得掉进了河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多年的心血和全部财产付之东流，满腔怒火，壮怀激烈，正无处发泄，情不自禁地在众人面前高声朗诵民族英雄岳飞名著《满江红》词。（后来，胡云翼从旧书堆里还零零星星找回一些书稿，集纳成《废诗吟》，留给后人纪念。）

　　胡云翼到上海后，更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毅然辞去教书职务，下定决心投笔从戎。可一时还未找到真正的抗日组织，就在沪、杭线上过了一段流浪生活，心情万分焦急不安。正在此时，从报纸上看到浙江绍兴招考战地政工队员的消息，他迅即赶去赴考。刚考完第一场，主考专员贺扬灵阅卷时发现了自己在武昌大学读书时的相好同学胡云翼的名字，立派专人将胡云翼接入专署，委任为战地政工总队副总队长职务。从此，胡云翼真正走上了抗日前线。

　　胡云翼，本来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文弱书生，举止言谈都是一派文人风度。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也适合行伍，不但有军事才干，而且具有军人胆识，还很善于发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他在浙西敌后斗争中，曾率领妇女营夜袭日军在沪杭线上的顽固据点——王店，取得了卓越的战绩；他指挥了著名的含山反扫荡战，取得辉煌战果；他还在敌伪夹缝中举办了浙西青年训练班，唤醒了沦陷区的青年，壮大了抗日队伍；他在浙西德清新市创办了《浙西时报》、在同乡创办了《浙西导报》，在频繁的对日作战中，总离不开用笔与日寇战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与日本侵略者作殊死斗争；他还建立了抗日流动小学，让小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宣传抗日；……

　　他在抗日战争中最惊险的一幕是“西塘桥遇险”。1940年古历２月２５日，胡云翼亲自率领第五大队大队长李健和四名卫士，乘坐一条小木船去卡浦地区侦察敌情，小船刚游出曲折而隐蔽的小河浜，便碰上了日军的汽艇。胡云翼急令弃船登岸，日军尾随追击。六个抗日战士且战且退，分散隐蔽到西塘桥边一茧厂内，胡云翼进入茧厂里的一间空房里，里面仅有三块木板，他脑子一转，把门打开，布下“空城计”，然后躲进斜放的木板下面。日本兵见门敞开，里面毫无动静，以为没有人，便到其他屋里搜查去了。稍静了一会儿，突然滚滚浓烟弥漫，使眼睛都睁不开来。只听到呖呖的火声夹杂着狼犬声，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高呼声。日寇杀人放火了，李健大队长和四名卫士都已壮烈牺牲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此时，胡云翼肝胆欲裂，不但无法去救自己的战友，自身也即将葬身火海，不管三七二十一，脱下上衣裹在头上，从火焰中冲出茧厂，弯弯曲曲地跪、滚、爬，和敌人一边打一边退，也躲过了敌军的阵阵猛烈扫射。不幸的是，还是被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右大腿，顿时扑倒在地，很快便昏死过去。敌人走近一看，见他一动不动，满地是血，认为他也死了。后来，老百姓发现倒在血泊中的胡云翼还有气，将他送回政工队的驻地——火烧桥。因条件太差，医疗效果很不好。后又得到老百姓的帮助，转到乍甫镇，得到老医师徐梅仙的帮助，重伤得以治愈。

　　胡云翼在西塘桥遇险，日、伪趁机大肆宣扬其“战绩”。此时的政工队也正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信息极为不灵，我们的一些宣传机构也捕风捉影，报导胡云翼、李健等均已为国捐躯。更为可笑的是，国民政府国防部和浙江省政府，还分别给胡云翼的老母发放了高厚的抚恤金。胡云翼后来回顾受伤的２月２５日这个难忘的日子，风趣的说：“这一天是我的生日，也是我二女儿惠君出生的日子。喜气压倒邪气，我双喜临门，所以大难不死。”

　　胡云翼和他领导的战地政工队员们都喜欢谈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自然辩证法》等社会科学理论，还喜欢唱解放区的一些抗战歌曲，是否有共产党人在里面，连胡云翼自己也不十分清楚，但却有人说，这里有“红色分子”，这是一支“红色队伍”，这就引起了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浙西办事处的注意，并提出了一份在战地政工队员中的“嫌共”名单，要浙西行署协同处理。胡云翼异常气愤，要保护这些抗日战士，又不能硬拼，在辩解中，他诙谐地打了一个比喻说，“这些青年人好象是些‘红萝卜’，外表看是红的，削开来全是白的。我们不能只看外表，不看实质。”这一看法，一下子博得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赞同，问题也就搁下来了，使不少同志获得了暂时的安全。但恐怖并没有消除，不久，国民党浙西办事处仍以“红色嫌疑”的罪名，把战地政工队员乐培元抓走。眼看没有别人敢出来讲话，胡云翼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亲自作保，国民党浙西办事处，迫于胡云翼统率着强大的武装政工队伍的压力，不得不把乐培元放了出来。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知悉后，指责说：“老胡，你到底是红的还是白的！人家对你很怀疑！今后要特别主意。”胡云翼却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别人要怀疑，我管不了，争辩也没有用。但我对乐培元是了解的，他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工作认真负责，热爱祖国，抗日英勇。现在国难当头，应当团结一切爱国人士，才能取得抗日的最后胜利，所以我不顾一切去保了他。”

　　胡云翼及其战地政工队在浙西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引起了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的高度关注。黄是国民党内对日主战较力的一位高级将领，也擅长诗词，见面时总是客客气气地称胡为“大文豪”，工作中只要自己能办得到的也从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两人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１９４１年绍兴沦陷，日本兵奸淫、烧杀、抢掠、民不聊生，残局不堪收拾。黄绍＿考虑到胡云翼在绍兴工作时间长，人事地理都比较熟悉，且懂军事，又有带兵打仗的经验，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有相当的号召力，为抗日的需要，特把重任压到胡云翼肩上，委派他为绍兴县的地下县长。胡云翼历无仕途意愿，再三请辞，黄仍不收回成命。出于个人感情，他只得勉强受命于危难之中。当时的绍兴地下县府，既无兵又无粮，胡云翼到任后，经过串连发动，先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组建起一支武工队，展开游击战。在日、伪军的重重包围和封锁下，胡云翼亲自带领着这支队伍，经常风餐宿露在山上，有一段时间曾在山里连续吃了半个多月的山药蛋，有时连饿几天，连山药蛋也吃不上，武工队员们不叫苦，不怕死，上下一心，团结一致，顽强地坚持和敌人战斗，队伍逐渐扩大，对倭寇和伪军造成很大的威胁。形势好转后，胡云翼被调回浙西行署，担任了浙江省行政干部团浙西分团教育长职务。

　　１９４５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在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胡云翼提出要回到文学界，或者再去教书。黄绍＿不答应，要他去嘉兴县任县长。说；嘉兴县、绍兴县文人多，必须要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去当县长。还说，胡云翼去嘉兴县当县长，更便于安排已经苦战多年的原战地政工总队队员。“士为知已者死”。胡云翼听了黄绍＿的一席话，又当上了嘉兴县的县长。到职后，嘉兴各界都表示欢迎，教育界更是深表拥护。特别是自己对原战地政工队的人员，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作出了较为妥善的安置，解决了这一抗战中的遗留问题，自己也表示满意。但也出了一起差错，因为县府没有进行周密的安排，就去推行黄包车的改革，引起嘉兴城里的黄包车夫都来围攻县政府。当围攻者用石块、砖头砸县府大门时，有人提出派警察来镇压。这时，胡云翼却深深地反省自己，严肃地指出：“搞三轮车代替黄包车的改革，本是件好事。可我们没有安排黄包车夫事做，人家失业了，没饭吃，怨气是会来向县政府发的。我们不能去镇压他们，应该好好检讨我们自己，主动把问题解决好。”围攻的人群得知县长的态度后，主动解散了。但当时官府中的一些人到处议论；“当县长，有权不会用，真是‘懦夫’、‘书呆子’”。而参加过闹事后，解决了就业和生活问题的黄包车夫们说；“我们打县政府的大门是搞错了。这个县长不是害老百姓的官，是个为我们着想的官。也不是‘懦夫’、‘书呆子’，是个慈善的文人。”

　　从抗日的战场上卷入官场的胡云翼，对当县长产生了极大的厌倦情绪，一连几个辞呈，黄绍＿均未批复，直到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黄绍＿与蒋介石的矛盾也公开化了，黄考虑胡在嘉兴的危险也很大，才同意他离职。

　　黄、胡在这场抗日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胡云翼晚年，黄绍＿任全国政协常委时，两人始终来往密切，谈论诗词兴趣不减当年。这次，胡云翼更是感谢黄绍＿能够批准他辞官，感到非常高兴。１９４７年返回上海时他兴奋地说：“无官一身轻，现在我总算自由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总喜欢当官？！……”在上海，胡云翼过了二年隐居式的清苦生活，主要靠夫人赵潭秋教书糊口， 家人稍有微词， 他就慨叹地说：“‘富贵非吾意,帝乡也不祈’,如果我想‘富贵’和‘帝乡’，早已高攀了，现在只有‘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还是回家种田吧！”当然，胡云翼并没有回家种田，而是借古诗词言志和抚慰家人。

　　　　　　　　　　　　（五）

　　胞兄胡云翼，１９６５年离开了我们，人们都沉痛哀悼这位当代才子。可亲人一直认为他也是一位平凡的人。他一生中，衣着朴素，饮食简单，没有烟酒嗜好。最喜欢的就是吃辣椒，他说肉丝炒辣椒是天下第一菜。他买辣椒，不但多，而且要选择辣的。到了秋天，在他的教授楼宿舍，一串串鲜红的辣椒，挂满了门前屋后，好似一派农村秋收景色。他回家探亲时，都是穿蓝布或灰布长衫、黑布鞋。探亲假时间不多，他就喜欢和老家的孩子们玩“老虎棋”、“孵蛋”、“跌香杆子”、“点鼻子”等传统儿童游戏，喜欢教儿童写字、算数，还爱接受邀请，到学校去讲示范课，教教小学生。

　　胡云翼平时爱好文娱体育活动，喜欢打网球，尤其爱下围棋，有时下得通宵达旦。他说：“下围棋能锻炼军事思想，不但要有敌情观念，还要具有军事策略才能取胜。文人也要懂点军事，否则，要用时就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下围棋很有意义。”他爱书法和绘画，擅长于画竹和梅。他的特别爱好是买书，他一生中经济收入的大部分钱都用于了买书，只要在书市上看到自己未藏的文学方面的书刊，不论经济多么困难，也要千方百计买下来，甚至高价收买。他家里除了藏书外，几乎没有其它较值钱的东西。买书为了读书，胡云翼读书是手不释卷，聚精会神看书时，经常被书中情节迷住，有人连续大声喊他，他也不应，直到发话人发了脾气，他才深表歉意。这就是我的哥哥胡云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