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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忆 在 北 平 草 岚 子 监 狱
扶 屏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定为“六十一个叛徒”之一。其实，我没有叛变。 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因参加革命活动，与一些著名共产党员一起被抓进了北平草岚子监狱，坐了三年零七个月的班房。
入 狱 １９３０年古历正月，我刚满二十岁，离开长沙省立第一中学，去到北平求学。 是年上半年，在国立北京大学读旁听。下半年，才考入北平私立今是学校高中部就读，于１９３２年上期毕业。同年下期，考入北平私立中国大学经济系。 由于１９２７年我在家乡参加过农民运动，打“暴徒”时，曾躲到长沙，在以李达为教务长的国共合作办的省党校学习过，对李达教授深感敬佩。而此时李达教授正在北京大学任教。于是我立即去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专听李达讲授的社会科学。我在中国大学则成了个只缴费的挂名学生。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深受李达教授的影响，我结识了四川籍学生符亚衡等进步同学。由符亚衡介绍，加入了中共北方局地下党在北平学校中的外围组织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研究会。 １９３３年４月下旬，符亚衡同学以北京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研究会名义，交给我一千份中共河北省委印制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传单， 叫我在节日前到市上散发。我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会”会员，接受了任务。乃于一个灯火辉煌的晚上，前往北平闹市区的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门口，在来往行人密集时，将传单散发，然后隐入附近的书摊，假装翻阅和购买书报刊物。 突然，一个便衣侦探手持我刚散发的数十份传单，凶神恶煞般冲到我的面前，问是不是我散发的？不等我回答，就对我进行搜身，从我身上搜出了数十份散发未了的同样传单。我当时实在太幼稚，没有及时离开现场；没有将传单全部散发；对“鹰犬”的逼问供认不讳。我一承认，那个便衣一声口哨，马上从四周涌来十几个便衣警察，将我捕住捆绑，推上汽车，押往附近派出所。几小时后，又转押至北平市公安局。在局里，只简单的问了一下口供。我的供词，除将姓名、年龄照实供认之外，其余只说我是中国大学的一个学生。对住处，不敢实供，深怕因我累及与我有着密切来往的好友符亚衡，以及当时在北平汇文中学高中部就读的进步学生——湖南桂东籍的小同乡邓力群。因为我们住在一起。 在北平市公安局关了四、五天后，又将我转解至北平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拘留所监禁。所中一些早被拘留的有经验的老难友，晓得了我被捕入狱的情况后，关心地告诉我：象你这样的案子，不要硬充好汉。可改供自己没有散发传单，身上的传单是从街上拾得的，争取轻判。听了难友们的告诫，在对我再进行的审讯中，我真的翻供了，并说原供是警察逼我，是屈打成招。 但是，口供改与不改，承认与不承认都是一样，被抓了就没有好下场。两个月后，北平市军事委员会拘留所判了我两年半徒刑，投入北平市草岚子胡同军人反省院进行监禁。实实在在坐了三年零七个月班房。后来，在党的营救下，才得出狱，恢复自由。
囚 徒 草岚子监狱，是１９３１年奉军搞的。原名称“奉军陆海空军司令部行营军法处草岚子胡同监狱”，后改名叫“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也还是监狱。这所监狱，地处北平北海道附近，在北平图书馆后面的一条小胡同中。铁窗狰狞，电网密布，警卫森严，真是人间地狱。 狱内分南、北两廊，中间有一条走道。东边大院是单人监房，住的是所谓“重要犯”；西边靠后院，是住四人或三人一间的大房，住的是所谓“次要犯”。我因散发传单一事被捕，被列为“次要犯”，关在北廊四人一间的号房里。监狱惯例，犯人在一个号房里关了几个月之后，就要将犯人重新调整一次房号。 监内，除放风时间外，牢门日夜落锁，钥匙由看守管带。监房后面装有小铁柱的铁窗，并密布铁丝网。房中有一土炕作为床铺。 新犯人一进监狱，看守立即就在犯人双脚上钉上一副四、五斤重的铁镣，挂得双脚鲜血淋漓，行走艰难。难友们通过不断的斗争，才争得一个月洗次澡的机会。洗澡时，才可开镣。浴后，仍要再钉上。时至今日，我的双脚因气候变化，伤口又会痛起来。 我们每天吃两餐，吃的都是虫比饭还大得多的发霉米饭，砂子、稗子很多，饭色黑黄，煮而不蒸。这样的饭，加上几片盐萝卜，就算一餐。难友们在牢中虽很饥饿，但吞咽不下。尤其是北方人，更吃不下这等伙食。日子久了，由于严重缺乏营养，个个面黄肌瘦，无一人不得胃病。 在四周密布电网、厚墙高筑、插翅难飞的后院，便是犯人放风的地方。每天两餐饭后，犯人放风，有半小时至一小时的时间，在那块小天地里活动、喝开水和解大、小便。其他时间，坐在号房中的犯人要方便时，则只能由管钥匙的看守打开门后，才得到南廊小便处小解。 狱中，总共约有３０间号房。我入狱时，监押在狱的难友有百人左右，分押在南、北廊两侧。日夜有持枪的看守分班轮流不停地走动于走廊过道中，从每间牢门上方的小方孔中，窥视监督犯人的一切举动。他们都是满脸横肉，对我们怒目而视。日子久了，通过狱中的秘密组织作了一些工作，看守中的一些人才会和我们聊聊天。 因我们坐的班房号称 “反省院”， 也就有了“反省”的“特色”，犯人的学习受到严格的控制。一是严格限制我们看书报，规定我们只准看对反动统治无碍的老古文和作教科书用的英文、数学之类的书籍，有关时事和政治理论的书报，则无论其内容如何，一律不准我们看。二是以天主教牧师进行说教，给在押犯人每人散发一份《太上感应篇》，企图麻醉囚犯，消磨斗志，收到“反省”效果。三是一月一次在饭厅上大课，讲什么《大学》、《中庸》、《三民主义》，以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什么“八德”教育，等等。每次讲课后，还要求犯人写心得、体会，发表反共文章。 “反省”，是１９３１年底南京军委政训处长刘建群来北平“创造”的。刘提出，软硬兼施是政治家惯常采用的一项重要手段，尤其对待政治犯，来了硬的后要来软的，来了软的后要来硬的。只有软硬兼施，恩威并举，才能使其归顺。他把对待犯人肉体上的摧残、精神上的折磨和思想上的毒害，以及严格限制和不断灌输反动思想，溶为一体，称之为“反省”。并规定犯人以六个月为一个“反省期”。一期不行搞两期，三期还不“反省”者，则严加处分，甚至枪决。在“反省”期内，除要犯人写反共文章外，还采用授意犯人的亲友写信或探监诱降等办法。当这些办法收效甚微时，他们又设计了一个圈套：铅印好一个“反共启事”，要犯人在上面捺个手印，即可释放出狱。并规定，凡刑期已满的，也必须履行这道手续。个别贪生怕死和有背景的人，不等刑满，主动去捺个手印，就出了狱。少数刑满的人，狱中受苦受怕了，也履行手续出狱了。 敌人这“软”的一招，确实毒辣。原来狱中关禁过４００余囚徒，除极少数是因病保外就医，和极个别无条件释放外，不少人都是捺手印出狱的。到我入狱的１９３３年，全监只剩下１００来人，在继续坚持顽强的斗争。这是狱中斗争最艰苦的时期。
斗 争 在困境中，狱中党支部带领拒捺手印的共产党员和全监难友，与敌人展开了坚决斗争。 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又是一名刚刚进狱的新囚徒。狱中的党组织，在敌人鼻子底下活动，一切都是绝对保密的。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监狱里也有共产党支部，更不知道党在狱中开展活动的底细。但在长时间的斗争中，我还是明白了：狱中有个秘密组织，在带领我们和敌人作殊死斗争。我们这些因追求进步而遭迫害的青年，都自觉地团结在这个秘密组织周围，积极投入了在狱中的一切斗争。虽然没有哪个从嘴里讲出来，大家都心照不宣。我们也不称她为党支部，习惯叫她为“秘密组织”。囚徒中的活跃分子，如黄建纯、张永璞（薄一波的化名）、徐子文（安子文的化名）、杨仲仁（杨献珍的化名）等，经常代表全体难友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无形中成了大家心目中的领袖。实际上，他们都是这个秘密组织的领头人。 为了粉碎敌人实施的“反省”美梦，这些领袖人物，串通全监难友，进行了坚决的反“反省”斗争。组织狱中秘密读书会，让难友们不断进行自我教育，提高觉悟，坚定革命信念。难友们一直坚持两年多时间的集体学习，就是狱中坚决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 要学习，需要资料。张永璞、徐子文等亲自对看守做工作，晓以大义，施之恩惠，买通了一些看守。那些看守，把这看成是生财之道，不断从外面把我们需要的报纸、刊物买好，偷偷地运入狱中交给我们。使我们不但可以在当天或隔天看到当时北平在国内发行的《世界日报》、《天津大公报》等报纸；而且，当时在市面上也很不易购得的由邹蹈奋主编、上海出版的、只能半公开出售的《生活周刊》，也能及时看到；甚至禁止国内发行的，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共产党刊物《国际周刊》，也秘密传入狱中，供大家学习了。 这些刊物，本来价格昂贵，要经过几手才能转到狱中来，就更贵了。每月定价１元２角钱一份的报纸，我们要花５元或６元钱一份才能弄到手。大家为了学习，都自愿合力出钱。那时，我堂兄扶盛周每月从武汉汇１０元款子至北平邓力群处，转交我在狱中食用。狱中开展学习后，我立即写了封密信，托张永璞打通看守，密交邓力群。嘱其按月以一半为我购置衣物、食品等，公开送入狱中，供我日常用度；另一半，则嘱其交来人秘密带交张永璞供狱中作秘密组织的活动经费。其他难友，也都主动地采用各种办法积极筹钱。这样，狱中秘密组织有了一笔可观的款项，不但可用高价去购买大批书报刊物，维持难友们的持久学习；而且还可买些鱼肝油、蛋品之类，为病友补充营养；还给些钱救济那些经济贫困的难友，把全监囚徒紧紧团结在一起，再也不必完全依赖狱外地下党给狱中经济救济了。 狱中的学习，是在秘密组织缜密和统一安排下进行的。规定：大家都能看懂的中文版的《世界日报》、《天津大公报》和《生活周刊》等，偷运入来后，立即分发到各监号，轮流在单人号房传阅。在多人号房内，则由一人低声读给大家听。对外文版的《国际周刊》，及其他有关革命理论的外文书刊，则由杨仲仁和精通外文的可靠难友，先行秘密翻译，译出来后，再送到各号房传阅或传读。我记得，当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里，我们看到过的译本有列宁主义问题、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半月刊、国际通讯、布尔什维克等等，不下几十本。我还看到过《布尔什维克能否维持政权？》、《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与战争》等译本。 杨仲仁擅长俄文、英文和法文，中文也很好，能写一笔好字。他用手抄的办法，主编出版过一个监狱刊物。在这个刊物上，他经常撰写一些指导性文章，以及一些有关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性文章，给全狱难友传阅或传读，对大家进行自我教育，启发很大，起到了辅导学习的作用。 因此，我们在狱中的学习内容非常丰富。为了学习的顺利进行，秘密组织还制订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和谨慎的学习方法：规定狱中一切学习资料，都属秘密文件，在单人号房，只阅不读；在多人号房，只能由一人低声读，而不再传阅。学习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时刻严防看守发现。对那些早已打通关系的看守倒无所谓，因为他们早已从中得到好处，如果东窗事发，必然牵连到他们自身。当然，我们也会注意保护这些人，这些人万一发现了我们在学习，也会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但对那些还未打通关系的和新来的看守，以及那些死硬的狗特务，如果被他们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在学习时，人人都高度警惕，不让任何看守发现。全监统一规定暗号：举起拳头，表示有人来了；以屈着的指头连续敲壁，通知住在隔壁的难友，有人来了；用拳头在壁上重捶，告知隔壁，来人走了。每次集体学习一开始，住单人房的“重要犯”就负责站岗，站在炕上盯住前院。正在学习的人，获悉暗号，立即收起正在阅读的书刊文件，在面前摆出准许读的课本、旧书装样子。“警报”解除，继续学习。 我们除了白天学习，夜晚九时熄灯以前，还要进行小组讨论。多人号房，由秘密组织指定一人作学习讨论小组组长。小组长根据秘密组织草拟的讨论大纲，每次学习后都要负责组织讨论发言。并将难友们在讨论时提出来的各种问题，交上去集中、综合，上面作出结论后，再带回来，交难友们传阅或传读。住单人号房的“重要犯”，既不能参加白天的集体学习，也不能参加夜里的集体讨论。但他们的政治水平较高，他们首先自己单独认真学习，独立思考，再负责精心指导全监的学习。他们抓住日间的两次放风时机，在后院喝水散步时，边走边谈，互相交换对有关学习的意见，统一认识。并将各组提出的疑难问题和重大问题，作出结论，答复难友们。还拟定出下次的学习与讨论提纲。 有了这样的学习，我们这些囚徒头脑中充实多了，在暗无天日的班房里，知道外面的东西也多起来了。从《世界日报》、《天津大公报》等报纸上，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进程，看到了红军到达陕北后又打入晋西，将要接近华北抗日前线等军事活动；还从《生活周刊》等刊物上，看到了日寇的疯狂残忍，国内抗日运动风起云涌；通过读《国际周刊》等理论书刊，更使我们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特别是明白了我们为什么坐班房，应该怎样坐班房。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和方向，学会了与敌人斗争的许多方法。后来好多难友都说，坐了几年班房，胜似进了几年大学堂。 我们边学习边和敌人展开坚决的持久的斗争。在斗争中，黄建纯、张永璞、徐子文、杨仲仁等，不负众望，总是站在斗争最前列，充当全监难友的代表。在平时，他们乐意当秘密组织指定的发言人，由他们当中的一人或二人，经常在饭厅里餐后代表大家把有关伙食、下镣、看报、接见、写信以及洗澡、理发等生活方面的事，提出来与当局抗争，弄得当局目瞪口呆，狼狈不堪。在一个月一次的大课堂上，这几位犯人“代表”，边听课就边准备，极敏锐地抓住讲课人讲出来的问题，有理、有利、有节地当堂反击，使得讲课人当堂出丑。因此，一般的人都不敢来上大课。曾记得，关于“八德”的大课，当局就请不到社会名流来讲，只好由反省院的一个副院长桂××来充数。桂某人自己不学无术，又喜欢教训别人，讲了三次，都漏洞百出。每次讲毕，不仅黄、张、徐、杨起来当埸反驳，予以有利回击，其他难友，也争相发言。弄得桂××恼羞成怒，大骂一通：“你们受共党邪毒甚深，一时无法觉悟。统统回去，各自再好好反省！”边说边拂袖走下讲台，悻悻而去。其他“名流”来上大课时，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在这种秘密的集体学习中，难友们的学习兴趣很浓，都能自觉地进行自我教育，不断提高政治觉悟，使狱中的斗争日趋激烈。原先难友们不断坚持为改善狱中待遇而斗争，在学习中，大家针对他们推行的“反省路线”，逐渐转到了反“反省路线”的政治斗争。公开提出不悔过、不反省、不反共、不接受国民党的领导！１９３４年冬，秘密组织经过充分的准备和严密的组织后，统一全监难友的意志，下定“不获全胜，宁愿全死”的决心，进行了七天七夜的绝食斗争。向当局提出了四条要求：一是刑期已满的在押人员，必须无条件释放，不履行“反共手续”；二是狱方要讲人道，对重病人必须允许取保就医；三是给全体难友下镣；四是允许阅读书报，进行学习。这场斗争中，大家紧紧团结在秘密组织周围，显示了团结的力量，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使当局不得不对我们作了某些让步。从此，囚徒们在囚室里，每天都允许公开阅读当时发行的部份报刊，每隔三天，也能吃到一餐馒头，每个月还能剃一次头，洗个澡。对有关无条件出狱和全体下镣等项，监狱当局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当场拒绝，而是谎称须呈请北平军委会主任批复后，才能实行。 在斗争的过程中，秘密组织在难友内部做了大量工作，对动摇分子，耐心地教育他们，更多的是鼓励他们，向他们指出革命的前途，反动派的脆弱，使他们坚强起来；对认识模糊的人，就通过再学习，引导他们统一认识；对极少数贪生怕死，自愿去履行“反省”手续，要求出狱的人，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是毫不含糊的，从政治上给予坚决的打击，生活上也与其严格分开。与他们同住一室的，谁都不屑与这种人为伍，处处严防和打击这种人的出卖活动。 我们的学习、斗争，使敌人非常恐慌，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我们。尤其在我们进行绝食斗争以后，敌人派出宪兵三团打入狱中，把一直站在斗争最前列的数十名“重要犯”更为严密地监视了起来，不许他们和其他人见面，还扬言要杀人。但这些经过斗争考验的坚强战士，识破了敌人的色厉内荏。死就死，视死如归，根本不理敌人的这一套。他们紧紧地团结在秘密组织周围，和全监难友一道，更巧妙地组织学习，更坚决地和敌人斗争。敌人也毫无办法，宪兵三团也只好被迫撤离了。 到１９３６年春，狱中还剩下七、八十名难友，团结得象块钢铁一样，一个个都始终坚持不悔过、不反省、不反共、不履行出狱手续。秘密组织在狱中的威信越来越高，群众和党员，一切都听秘密组织的！当时，我们当中有二、三十人不是共产党员，经过学习和斗争，都表现得非常坚强。其中有几位难友刑期已满，监狱当局要他们履行反共手续出狱。他们就是坚持不履行手续，宁愿继续留在“狗洞”里，不怕把班房底坐穿。我原来判刑两年半，刑期满后，监狱当局曾找我谈过五次，要我履行出狱手续，每次都遭到我坚决拒绝，因而把我定为“是个冥顽不灵的人”，一直坐牢坐了三年零七个月后，才在组织的营救下，和大家一起出狱。
出 狱 正当我们处在“宁死狱中，也不反省”的斗争取得节节胜利的重要时刻，有消息传到狱中：说狱外地下党允许我们履行手续，尽快出狱。 这消息太突然了，大家对此都感到惊愕！秘密组织当时对此事没有进行传达。但因事关大局，且与两年来狱中的学习、斗争精神不符，大家在暗中还是议论开了。多数人认为狱外地下党根本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肯定是国民党、托派在捣鬼、设圈套、耍新花招，妄图欺骗、引诱难友们投降。因此，谁也没有去履行出狱手续。大家仍坚持“红旗出狱“主张。 过了一个多月，监狱内又传说狱外地下党又来了指示，确实同意和批准了我们办手续出狱。还说外面形势紧张，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需要大批干部参加工作，不应再留在狱中。有人还根据当时报纸所载分析：《何梅协定》签订后，日寇会很快占领平、津，华北政权也将汉奸化。如不及时出狱，难友们就有全部被杀害的危险…… 正当众说纷纷的时候，狱中秘密组织按组织原则，将中央的决定作了正式传达：党完全相信我们这批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坚强战士。办手续出狱后，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由中央负责。如果狱中再不抓紧时机执行中央决定，反而要犯更大的错误。传达后，布置在放风散步时，和多人号房的学习小组会上进行讨论，要求每个人都明确表态。这场讨论确实很激烈，各种意见都谈了出来。最后还是统一了看法：服从组织决定。 但是，大家提出了一个要求：不反共，集体出狱。后经黄建纯、张永璞、徐子文等人，向监狱管理当局用口头提出了大家的要求。管理当局答称：这要求须经北平军事委员会最高当局批准后，才可办到，而他们只可以转呈。事过十天后，监狱管理当局再次把黄、张、徐等找去谈话，宣称军委已批准集体出狱，而出狱手续还是要办，不过，可以用集体签名的方式处理；而且，在《声明书》上已将“共匪”改为“共党”了。 １９３６年９月间，在一份铅印好的《声明书》上，黄建纯、张永璞、徐子文等，已经签了名。我看后，也在上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过后不几天，监狱当局把我们集中在饭厅里，军管会的一个“代表”作了一次“训话”。要我们“自后痛改前非，不再误入歧途”，要“接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为国出力”云云。当场还发给每人一份《准许出狱证》，上面用教训式口吻，印上了与《声明书》差不多的内容。大家走出饭厅后，在中间大院里还照了一张相。 回号房还住了几天，才正式释放我们出狱。这一批出狱的一共有５９位难友。其他难友后来也陆续出了狱。 出狱后，国民党对我们还很不放心。将我们的出狱《声明书》和５９人的姓名，在北平版的《华北日报》上，全登了出来。 我由于在狱中受到非人的折磨，身体垮了，兼患有久治不愈的风湿病，行走不便。出狱后， 回家养了一年多的病。于１９３９年初，经新四军驻桂东沙田留守处主任顾星奎同志介绍，加入中共桂东地下党组织，为党为抗日战争做了些应做的工作。后因时局的变化，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又走了一段坎坷不平的路程，直至１９４９年５月，才又加入我党领导的湘南地下武装，投入伟大的解放战争。 （方 楠 整理） —————— * 此文根据扶屏同志的回忆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