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农运骨干到当国民党县长
陈 绍 东
一、投 身 农 运 我家世代为农，与土豪劣绅毫无瓜葛，１９１９年７月由湖南省立第三师范毕业后，虽有省府公文到县饬即任用，但也失业了。后来承我的先生郭向阳向教育科刘洪科长说情，始介绍给育英小学校长陈舜韶，谋得一小学教员席位，但薪水比别人少，任课比别人多。 １９２２年，赵恒惕令各县“普选”省议会新议员，陈舜韶参加竞选，要我为他运动选票，我是他部下却之不得，只好为他奔走，这是我第一次“为他人作嫁衣裳”。 １９２５年，任桂东县立初级中学教务主任。其时，陈奇奉派回县宣传反帝，声援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他首次来校组织学生会，即介绍我参加国民党，我即推荐李璧、扶良博、黄显等人参加，经常在典狱室召开秘密小组会，学习共产党文件和马列主义，讨论农民运动的开展。我也就是通过这些活动逐渐改变自己自诩清高、轻视群众的旧观念。每次予会有李璧、扶良博、陈雪生（当时的典狱员，外地人）等人。我和同学们一起参加请愿游行，赶走在校教课的土豪劣绅胡晋如、黄××。县长何元祯深感“校内风潮迭起，销弥无术”，仓皇辞去兼校长职务。 １９２６年，衡阳、茶陵、攸县等地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更推动了我县的农民运动。 我校师生革命热情高涨， 经常上街游行、发动群众、散发传单……迫使县长彭俊之允许成立了“桂东农民协会”。县农协会选举李璧为委员长，扶良博为副委员长，陈绍东为秘书，革命气氛日益高涨。反动派惶恐不安，对农民运动大肆污蔑和诋毁。学生中的保守派仿骆宾王《徐敬业讨武 檄》文体，撰写《讨李璧檄文》，“出身贫贱，地实微寒”。对这种打击农运领袖的行为，我予以批评、驳斥，支持农运骨干积极工作。 正值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时候，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外逃土豪劣绅纷纷返县，勾结反动政府“打暴徒”，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桂东县政府根据方忠翰密报名单，呈报省府通辑，我名列“暴徒”第一。当时湖南省政府训令称：“案据桂东县县长谢宪章称：呈请通辑事。窃查接管券内，属县暴徒首魁陈绍东等控案如鳞”。污指我们“杀毁劫掳”，令各县“严密踩缉，务获送案”。 经多次派兵拿缉，“无从拿获”，我家则遭三次抄掠，妻儿子女多年不敢回家。
二、 避 难 南 京 “马日事变”后，我奉命仍在县境秘密活动。后因追捕日紧，在县无法立脚，才抛妻弃子逃难。到达衡阳江东岸三师附近找到工人党员刘德义，与陈奇相会，复在该地密谋武装起义。不久又为衡阳反动军警察觉，乘夜派兵包围刘德义家，区委委员黄文彪被捕，埋藏的枪枝被敌劫走。我与陈奇幸得逃脱，各自独身逃亡。 及至长沙，湖南“铲共”气焰甚嚣尘上，拿办“暴徒”风声愈紧。李璧被劣绅黄岳如发现，向卫戍司令部密报，被捕入狱，壮烈牺牲。旅店无保不能住宿，长沙站不住脚，只得辗转潜逃南京。 １９２８年２月，我住在南京下关旅店，无法找到同志，川资亦将花光，苦思无计，想到河南去投邓飞黄，此时邓是河南省党部主管，好几个同乡在那里工作；我与他高小同学，他又是国民党左派，当不至拒绝。去信探问，久无回音。邓凤岗是我的先生，与之商谈，他叫我不去为好，谓桂东有公文到那里，以免就范。正当走投无路的时候，南京市招考学警三个大队、一千余人，乃用“陈续先”名字报考，居然被录取了。 在学警受训期间遇到衡阳廖ｘｘ，也是同时流落来的，复秘商工作，欲以组织“同学会”为掩护进行活动，被训练所当局嫌疑，监视綦严，并将廖等调教。训练六个月，分发警局当警兵，所方告知警局，严加注意，所以在警局没有派站岗外勤工作，仅派内务。 次年八、九月间，在街上偶尔遇到同乡邓凤翔、李汶两同学，承告知：家中因“暴徒”一案，洗劫一空。现案件松懈，劝我汇款回家接济妻儿。我回去后，连日不安，日夜思索，与共产党人失去联系，报效无门，何去何从，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道二难选择题，一个堂堂男子汉在人生道路上竟如此彷徨不定，实在苦不堪言。若如此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倒不如找个位置、薪水多一点的工作，安闲度日，了就一生。乃决定再访邓、李二人，求其代谋工作。而邓、李当时也是小职员，答以没介绍能力，劝我努力学习，以备应付各机关随时招考小职员。一念之差，竟陷入利禄泥坑不能自拔。
三、 误 入 歧 途 未几，中央党部训练部招考书记（缮写员）和助理干事，当时该部的任务是：主办党员训练及学校党义教育，规定各校党义教师须经甄审及格。我承邓、李两人介绍投考，又必须两个职员介绍方可，考取助理干事，分派在该部党义教育科工作，该科主管党义测验、各级学校教科书审查等事务，我担任缮写登记工作。因为要当助理干事，又补行国民党员登记。 １９３３年，“两陈”（当时称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两陈）为排除异已，巧妙地向国民党中央提议，举办中央党务工作人员从政高等考试，以实现其“对下尽量招收喽罗，以利禄为引诱，以此为本钱向蒋显示他们的力量，借以献功讨赏”的政治基本策略。《考试条例》规定考取及格者，分发外省以县长任用；分发中央政府机关以科长等荐任实缺任用。在国民党内工作无派系的人，见到这个机会，当然趋之若鹜，我也认为机会难得。当时报名的９２人，取录８８人，但分发到外省得到任用的只有一、二人，其余都遭到拒绝，回来找中央党部，党部也不理，有些人因此而失业。我幸得取录，得知到外省去没好结果，心想若内政部不分派工作，我就赖着不走，免遭失业之苦。向内政部一再交涉，旷日持久，只派了一个科员，在民政司三科供职。所谓应派荐任实缺已成画饼。但比我原来的位置薪水较丰，还是乐意去。我在这里任了五年科员，年年按照《条例》去请求升职，总是以“无缺可升”批斥，可是他们随时都有荐任人员添派进来。到１９３９年春，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时，内政部扩大组织， 科长等类员缺正多， 我乘机按照《条例》呈请升补实缺，才派我为礼俗司第三科科长职。该科主管寺庙登记、风俗改良等事务，我办全科文稿核转事务。 １９４４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实行工作人员内外互调，我在内政部寄望许久，见到不顺眼的事太多，想借此机会到地方去，凭自己的心愿为民办点实事。因此，填了一个外调申请表。恰广西的县长内调者有六人，外调人员愿去广西的只二人，都嫌广西贫瘠，民性强悍，难于治理。征求我的意见，谓除了广西别处无法安插，请调贺县，贺县是一等县，无人去也不调我去，结果调武宣三等县。
四、 调 任 县 长 我于１９４４年到武宣，了解当地风土人情，民性确强悍，械斗时起，每因小事而引起两村或两姓械斗经常有之，一处才熄，另处又起。我忧心忡忡，即访前任解决办法，他好象怪我多事，说他们械斗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按下葫芦浮起瓢，你想禁止也做不到，硬要去管的话，定会碰得头破血流，我无言而退。如此说来，又要我们做什么？我立即调查绿新乡两村即将发生的一次较大的械斗案。该案为争村界已有七、八十年历史，每间一两年就要械斗一次，打起来如临大敌，枪炮齐发，每次死亡上数十人，双方打累了自停，历任都不过问，间或有较负责者调处，也是无效。目下双方都在筹措枪枝弹药，从他们借用枪弹这一点，发现其中有土豪劣绅暗中挑拔把持，从中渔利，一般民众都不愿意。我立即到这两个村召集群众开会，每户最少要来一人，晓以利害，儆告幕后操纵者，大家都服调处。于是当场选出代表，每村代表５人，经与代表实地划清村界，双方同意，此案予以解决，两村人民均皆欢颂。全县二十多起械斗案，均本此旨一一调处，费时二月余。 时，日寇由粤西侵，风声日紧，天天接到电报，饬令准备抗战。未几，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统１０万大军来县防守，征夫达４万余名，运输弹械军粮，人民以大义所系，苦无怨言。我与军方约定：挑运最远，以到达邻县，另征替换放回。而最后一批５００人，大军撤退时竟食言不放，竟至数月始陆续回里。 ９月，奉令征用民船６０艘，木材、门板甚多，架设武宣浮桥。迄敌人入境，“大军”一炬化为灰烬。所谓“大军”军心焕散，士气低落，逃亡日多，其名要县自卫队做响导，其实要他们在前线，炮火一响纷纷溃退，自卫队尚支持一日夜，始被击散。 ９月，武宣沦于敌手。县城存大米２０００余担，未及运走，损失殆尽；庙皇街存储赋谷２万斤，被敌抢走过半。武宣系交通要津，敌过境者竟达１０余万。常驻者也不下３～４千人。全县十数乡镇，皆遍敌踪。 其时，黎式谷系象（州）、武（宣）、来（宾）、迁（？）四县民团指挥官，县金库主任刘茂锡是刘的亲信，敌人未到，刘茂锡携带县款随黎潜逃宜宾。 我身无一文，带着县府职员２０余人、警队４０余人，退至绿新乡山峰村，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所有给养赖村民借给。一时群众慑于日本侵略军的淫威，对坚持抗日悲观失望。后见敌人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激起了群众的仇恨，纷纷要求组织民团自卫。我顺应民意，暗令集合四五百人枪，夜间乘敌不备，将近我驻地的一个村子里的敌人，突然包围，百余敌被击拿，得敌枪弹物资甚多，以枪弹武装民团，物资分给村民。有了这次斩获，群众斗争热情和觉悟程度更加提高，我们的力量得到发展壮大。有了群众基础，斗争更广泛、更深入、更激烈。不到一月，全县乡村大多收复，敌人只据守县城和几处交通要点，紧闭城门，不敢轻易出动。秋收春耕，我们组织护耕队保护耕作。１２月，我们由山峰村转移至大琳乡根据地，敌两次进攻，一由四通圩，一由乐业，亏得周家堵击四通进路，张家守驻乐业来路，各乡民团又立即来援，才将敌人击退，结果两处都有人员伤亡，而大琳却得安然无恙。时闻原镇长林春光（下南街人），甘作汉奸，当上敌伪镇长，时带敌人到乡村抢劫，后来县城一度收复，被指挥部林特务长擒获，并民团游击队抓获的汉奸共２１名，押送东乡指挥部处决１１名，予敌以沉重打击。 日本投降不久，柳河（今名黔江）治安极坏，沿岸不时抢劫商人船只，而柳河是桂中交通要道，，往来商船甚多。时有桂平人绰号“万丈青”者，是帮会首脑，纠集乌合之众二、三百人，在武宣夹江槽（此山桥可以通至贵县）扎下寨篷，时散时集，抢劫商轮，商人累次告急；并不时过对河农村抢劫猪牛宰杀，农民也多次告难。一次，有救济物资船二十余艘，商船二、三十艘，停泊在离夹江约十里的河面上，因惧山槽内土匪不敢上来，而下行的商船也有好几十只不能下去，都来县府请兵。乃令黄常青率警百余人往剿，匪由山槽向贵县方向逃窜，追击途中，截获匪徒十九人、破枪一枝，押解至马鞍山附近，陡然山上枪声大作，匪俘乘机挣脱逃跑，警兵追击，当场毙匪三名。此后柳河交通始得畅通，商民称快。而县议会议长廖烈往常勾匪分肥和借匪挟制政府压迫人民，副议长黄××是地主恶霸，参议员黎式禹恃乃兄黎式谷权势压人。因为我不肯做他们的工具，联合屡向省府告我，省府不理，乃勾结柳州高等分院法官覃某（他们是亲戚，武宣人），用议会名义以这次匪案向高院告我“越权肇事”、“滥杀无辜”。高院转柳州高分院办理。经传我到柳州讯问，我据理力争。终以“命令无笔录，途中无电话，非县长之责”，未对我如何。然而黄常青被讯问后，立即将其扣押，以“过失杀人”，判刑一年零六个月。 此事使我感到国政日非，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呈请辞职。复文调任雒容（１９５１年改名鹿寨）。雒容地方封建势力很盛，更难为民办事，复以外调三年任满为由，请调回中央，一请就准。
五、 回 归 故 里 我于１９４６年５月，卸去雒容县长职务，但中央迟迟不发旅费。因旅费无着，只得在雒容城镇乡中心小学任教一期。１９４７年春，回归故里。 回家以后，以农为业，农闲时与人博弈消遣。乡人见我生活清贫，有的劝我到县府谋点工作；有的笑我五十多岁了退政还农。县政府也几次找我，但我借故拒绝，安贫如故。 １９４９年春，鼎新乡中心小学校长出缺，乡人见我原系教育工作者，推我继任。时，我县游击队力量正日益发展壮大，我乡青年陈雄等正筹谋在乡起义，来往住校，我极力赞助，将家藏手枪一枝交陈雄起义应用。探知县长夏三杰有弃城窜寒口转桥头企图，即告陈雄率先起义，切断夏三杰去路。陈与游击队取得联系，密切配合，鼎新乡于６月１１日起义，比县城解放早五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