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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长沙起义前后的政治生涯

王 友 智

　　我是个出身于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在随程潜将军长沙起义前的二十余年的人生旅途中，曾经走过一段极为坷坎的路程：求学时，曾加入“ＣＹ”；白色恐怖中，脱离革命队伍，误入“改组派”， 加入“青帮”， 投奔“政学系”，走“太子路线”，当“力余学社”候补理事，不遗余力参加“国大代表”竞选，……真有如水上浮萍，到处漂荡不定，终归好梦难圆。直至跟程潜回湘，于１９４９年８月参加长沙起义，才真正找到了人生归宿。

           　　　求学期间加入“ＣＹ”

　　我叫王友智， 另号希平， 曾用名有智。 参加地下组织“３１３０”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郭海涛。

　　１９０７年３月２７日， 我出生于湖南省桂东县宜城乡（现城关镇）上村松山下。那是个封建落后，文化闭塞的村落。先祖父时，家境贫寒，全家温饱难以维持。先父改农经商，因以致富，遂置田产２００余亩，成为封建地主。但因出身贫寒，缺少文化，仍遭乡里豪绅嫉视，时受屈辱。激于气愤，先父送我兄弟四人读书，以期“扬名显亲”、“吐气扬眉”。

　　１９１４年８月，我七岁时进入县立育英小学就读。1921年６月，高小毕业后，至“经馆”专读经史一年半。１９２３年２月，随友人至长沙，考入岳云中学。在校专心攻读数、理、化。１９２６年８月，在北平考入国立政法大学预科。翌年，北洋政府捕杀革命青年，实行白色恐怖。 我曾参加过革命活动，惧受害，离开北平，逃往开封，中断了学业半年。1928年秋，北洋军阀张作霖被赶出关外，交通恢复，我再赴北平，考入北京法学院本科。１９３２年６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政经系。结束学业，我成了旧社会的一名知识分子。

    我在长沙岳云中学读书的后期，正值大革命运动篷勃发展，工农运动汹涌澎湃，进步学子争先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组织。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后，全国各地进一步掀起反帝爱国运动。长沙于６月３日举行反帝爱国大游行时，停泊湘江的日本军舰，竟向岸上游行群众开炮，打死十余人，伤数十人，造成了“六·三”惨案，古城长沙由是群情激愤。我基于反帝爱国义愤，毅然参加学生运动，投入了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工作。并以岳云中学学生代表身份，派往长沙学生联合会，担任检查仇货小队长。当时，共产党员毛泽民，在长沙领导“‘五卅’惨案湖南后援会”及“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开展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常有机会与他接触。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革命热情极高。谈论工作之中，他还耐心的教育我，帮助我，鼓励我参加革命，使我的觉悟不断提高。长沙学生联合会主席向钧（“马日事变”后，被害于长沙教育会坪）、岳云中学学生会主席唐鉴（后为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在武汉殉难。）与我接触更多，对我的帮助、教育更大。１９２５年７月，经向钧、唐鉴二位同学介绍，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后，我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在团组织领导下，发动同学去长沙市郊进行反帝反封宣传，日夜分班到长沙轮渡码头和火车站查验商人运来的货物，禁止日货在长沙销售。１９２６年８月，考入北京国立政法大学预科后，仍一面读书，一面继续学运工作。翌年春，自称“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北洋军阀张作霖，扣发各国立大学经费，北平学联发动各校学生示威请愿，我与同学数十人冲入大元帅府，被拘留监禁一星期。后在各界人士的声援下，取得了斗争胜利，补拨了各校的经费。

　  １９３１年秋，“九·一八”事变发生，“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全国。我又积极地投入了北平各大学、中学学生联合会工作。是年冬，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发动组织万人请愿队南下南京，卧轨三日，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宣战，全国一致抗日，并捣毁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时，我留在北平，主要任务是筹划给养，从物资方面给南下请愿的同学以支持。

 　　　 脱离革命组织　误入“改组派”和“青帮”

　　１９２７年，张作霖在北平大搞白色恐怖。自４月间绞杀共产党人李大剑同志等１９人后，继续不断地捕杀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是年１２月，派出军警至各学校普遍搜查，对凡藏有共产党书籍，或被人告密者，均被捕或被杀。各校革命师生纷纷逃往乡村，或离开北京。张作霖的捕杀，尤以李大剑同志所在的北大为重点，北大法政学院学生会主席刘愈，本已躲到校外，也未逃出毒手，仍被捕去。我也是北大学生会委员，因组织请愿，曾被拘禁过，此时更恐劫数难逃，匆忙离开北平，逃往开封，寄寓邓飞黄处。

　　邓飞黄，又名邓子航，桂东县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等职，其时任冯玉祥总部民政处长，兼任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常务委员及河南通讯社社长，与我同乡同事，还有远房亲戚关系。我在北平读书的费用，都是向他筹借。

　　到开封后，我住在同乡、老表、《河南民报》经理部陈嗣虞处，请邓飞黄派任工作。他满口答应，即派我去河南通讯社当记者，每日去省府及冯玉祥总部收集有关政治、军事新闻，编印成通讯稿件，分发各报馆。在汴期间，经邓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从此，脱离了革命组织“ＣＹ”。

　　１９３０年春夏间，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等，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接收冀、豫、晋、绥、察５省及天津市国民党省、市党部，成立临时政府。“改组派”（即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扩大会议内占了不少位置。扩大会议设常务委员会，在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组织、宣传及民众训练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秘书主任由汪精卫兼任，陈公博为委员，秘书为谷正纲、邓飞黄。会议推选阎锡山为临时政府主席，汪精卫、冯玉祥为副主席，邓飞黄亦被发表为国府委员。这时，我还在北大读书，受北大教授许德珩、马哲民等在“改组派”主办的《革命评论》月刊中，发表的“民主政治”论文影响，加上邓飞黄来北平时与我的多次交谈，同时，我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国民党区党部改选时，又被选为宣传委员，很想加入“改组派”核心组织，在临时政府中找个实权职位。但是，正当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时，蒋介石在南京宣布讨伐汪、阎、冯，张学良在东北易职拥蒋，并派军队入关，大战河北，占领北平。阎锡山立即亲自督师去到津浦前线，临时政府垮台。“改组派”骨干分子大多数逃往山西。我想寻出路的美梦破灭了。

　　１９３２年秋，我在北大毕业后，到南京谋职。正逢“和平会议”召开后的“宁粤合作”，汪、蒋携手，进行政治分赃，使得１９３１年初由汪精卫在香港通电解散的“改组派”死灰复燃。“改组派”常委汪精卫当上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内政部长，“改组派”宣传委员会秘书主任顾孟余，充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谷正鼎做了铁道部总务司长。技术部门还巧立名目，设立铁道部职工教育委员会，安置了邓飞黄为主任委员。这个新设机关，大小官员都是原“改组派”成员，如教育科长朱子帆、副科长马继纲；训导科长高澜波、副科长王琛林；总务科长邓亚斌、副科长黄坚……都是“改组派”分子。我向邓飞黄要求工作时，邓要我正式加入“改组派”。我立即答应，并填了一份详细履历表。他还介绍我去见“改组派”的负责人，国民政府实业部次长郭春涛（先）、谷正纲（后）、铁道部总务司长谷正鼎，他们三人都对我优礼有加。是年１０月，邓飞黄派我任浦口铁路职工学校校长。

　　当时，“改组派”的活动范围是以铁道部和实业部为中心，这两个部的内部职员，除少数技术人员外，几乎全是“改组派”分子，资深者任上级职务，资浅者任下级职务。从外表上看，自从汪精卫通电解散“改组派”后，“改组派”已不存在组织系统，内部也无分部、小组，实质上其组织系统与行政系统已合二为一。其组织系统已完全建筑在个人关系的直接领导与工作职务的安置上面。邓飞黄曾当面对我说，浦口铁路职工学校，就是“改组派”附属机关之一，身为校长，就是该单位行政上和组织上（指“改级派”组织）的领导人，遇到问题，可直接向他本人、或向郭春涛、谷正纲、谷正鼎请示。有关邓、郭及二谷下达的指示，必须认真贯彻执行。职工教育，应以为铁路职工改善待遇、增加工人福利、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扩大员工子弟学校、广泛吸收铁路职工来校学习，以期达到用“改组派”思想麻痹工人，防止工潮，遏制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革命运动，与国民党“ＣＣ”派争夺全国铁路的领导权。

　　这样，我们在全国各条铁路的主要段站，设了２０多所职工学校。一般情况下，职校都设于扶轮小学内。小学白天上课，职校则在晚上上课。大部份职工，可利用晚休时间到校学习两小时。根据职工原有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同，由各校分设识字班、补习班、电气班、机械班、车务班，经职工自由选择进班。学生所用的书籍、纸笔等，概由学校负责供给。校内还附设铁路职工俱乐部，购置图书、杂志、文娱用品及体育器具，供职工随时借阅和进行活动。学校的教职员，亦经常替职工写书信，或带领职工开展各种活动。每个班配设一个教员，一所学校还另雇请两名事务员，进行教学和办理学校事务。这些特殊照顾的目的，是要铁路工人紧紧围绕在我们“改组派”周围，不去闹事。如果出现工人闹事，亦要学校出面处理。

　　我接任浦口职校校长时，邓飞黄交待我：除抓好本校工作外，还要负责与津浦铁路线上各职校校长进行横向联络。我当时与浦镇的秦润章、蚌埠的计梦天、济南的王伯涤，还有徐州、天津各铁路职校校长，书信来往非常密切，经常交换铁路上的情况和工作意见，尤其在有工人闹事，或铁路上有重大活动时，联络就更为频繁。如１９３３年１月，因津浦铁路局决定发给员工上半年度奖金，规定职员按原薪加发三个月，而工人仅加发一个半月。此事引起全路工人反对，酝酿全线罢工，并提出工人要派代表参加路局行政会议；任免职工要先得工会允许等政治要求。铁路当局派我参加调解。我即与各职校校长联络：以学校学生为对象，广泛宣传，个别谈心，软硬兼施。最后，答应他们亦照职员标准补发奖金。遂使工潮停息。又如：每次工会改选前，谷正纲对我都有指示，要我如何如何进行活动。对谷的指示，我也及时的传达给各职校校长。还深入到工人中间展开活动，有时还领些工人去与谷谈话，使工人听从我们指挥。每次竟选结果，我们的学生都能掌握工会半数以上的理事职位。而铁路国民党特别党部“ＣＣ”分子，虽有部分理事，但终成不了气候。

　　谷正纲、邓飞黄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铁路上各职校校长也推选我为代表。无形中我成了“改组派”在铁路沿线职工教育中的核心人物。

　　１９３３年暑假期间，武昌徐家棚铁路职校校长李佑琦偕其胞弟李佑琳，来浦口铁路职校借住，闲谈中说起李佑琳的岳丈徐藜卿是苏北的“青帮”头子，字辈比上海黄金荣还高，连蒋介石都入了“青帮”，这是个吃香的好门路。入帮后遇到机会，即可爬个高官显宦。眼前也对防止革命，制止工潮极为有利。为了巩固我在“改组派”中的地位，日后腾达，企望能入“青帮”。适逢铁道部专员粱纶才来浦口玩，又谈及此事，他亦赞成。于是四人一同前往六合县，找到徐藜卿，加入了“青帮”。

　　从六合回来后，又感到入帮后麻烦殊多，特别是怕公开身份后，黑社会失业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借钱、来找职业；自己字辈高， 更怕人人要来拜师， 有失校长身份。因此，加入了“青帮”后，又不敢公开身份。

　　１９３６年春，顾孟余、陈公博，以及“改组派”其他重要份子，在铁道部、实业部均被解职，邓飞黄的铁路职工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亦被免除。６月底，我亦在浦口职校被免职。“青帮”并没有帮我保住原有地位。

  　　　　　　投靠王次甫　参加“政学系”

　　在铁路职校失业后，我于１９３６年８月，回到母校长沙岳云中学，找校长何炳麟。因师生关系，他聘我担任初中一班国文教员、高中三班伦理学教员，兼学生宿舍管理员。此外，还另兼长沙高中两班的伦理学教员。我选用的伦理学课本，内有赫格尔唯心辨证法。我本想标新立异，吸引学生，显示自己。学生对我的教法也还表示欢迎。但却遭到长沙高中校长、“ＣＣ”分子吴晦华反对。说我讲授辨证法，鼓吹革命，将我解聘，使我在岳云中学的教学亦受到影响，只好学期终了时，辞去学校教员。于１９３７年１月回到南京，找邓飞黄要事做。这时，邓也无实际工作，只好介绍我到“改组派”还残留的“中国经济研究会”。在那里，除看看书，读读报外，整日无事可做，实际上是闲居在邓飞黄的弟弟邓力成家里，时达半年。

    “七七”事变后，南京震动，对闲散人员、部分官员家属等进行疏散。我只好返回原籍桂东，又闲居半年。１９３８年２月，由旅外回籍同乡，向桂东县长颜宗鲁推荐，接任桂东县教育科长一职。３月，调往湖南省行政干部学校（校长为省主席张治中、班主任为教育厅长朱经农）受训。５月回县后，要全县各学校大力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拥蒋抗日。把蒋介石说成是领导全国抗战的“民族英雄”。要老百姓遵照国民政府的抗日动员令出钱、出力。还指派全县各学校教职员充当壮丁训练的政治宣传员。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我想在江西捞一官半职的活动已有眉目，王次甫邀我去江西省民政厅任视察员。

　　王次甫，湖南临澧人，原政学会著名策士、“新政学系”首脑；原为北大教授。我与他有师生之谊，１９２９年他任河北省政府秘书长时，我因代表北大法学院学生，交涉接收北平女子大学校舍事，曾见过面。１９３５年他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后，于１９３６年来长沙湘雅医院诊病，正好我在长沙岳云中学教书。 事先由他的亲信、 我在北大时的同学和同时加入“青帮”的李佑琦，特意给我来了一封信，要我在长沙照料王次甫。王次甫在长沙治病期间，我以极大的热情、处处加意关照，就如亲人一般，故私人感情甚笃。我趁机提出，请他调我到江西工作。他满口答应了下来。以后，互相不断通信。1938年底，他果真来电邀我前往。我即辞去桂东县教育科长之职，前往赴任。

　　由于“政学系”曾为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也就成了蒋介石手下“政学系”的大本营，国民党的其他派系，几乎不能插足。省主席熊式辉曾经宣布：介绍人对被介绍到江西就职的职员的一切，必须负责到底。我到江西后，王次甫把我当做最亲信的人看待，一切都为我负责。我也理所当然一切听他的，经他介绍，我加入了“政学系”。

　　“政学系”的组织是完全建立在私人关系上。因此，我的一切举动都必须对王次甫负责。为了熟悉工作，王次甫于１９３９年１月，派我去上饶、贵溪、铅山三县督导壮丁训练，就近向“政学系”重要成员、上饶专员易希光请示学习。我没有辜负王的期望。因易希光是湖南安化人，是老乡，还加上“政学系”的关系， 一见面就成了好朋友。 从易希光口中，我对“政学系”坚决反共的历史，了解得更为请楚。对他们的“剿匪要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攘外必先安内”等主张，知道得更为详尽。原来他们的所谓“七分政治”，指的是要改善行政制度，提高行政效率、训练人才、整饬纪纲、组织民众、教育民众、整顿保甲、训练民兵，以及修筑公路和实行“新生活运动”等等。 懂得了这些以后， 开展工作时我心中有了个“谱”。如：每到一县督导壮丁训练时，即分乡将所有壮丁集中训练，加以检阅，按照“七分政治”的要求，亲自进行拥蒋训话。如有壮丁不集中，或无故逃跑，即责成乡长处以罚款，或禁闭处分。由于我能按“政学系”的宗旨为“政学系”出力，王次甫对我表示满意。

　　１９３９年４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派遣中央检阅第９团（每省一团）到江西检阅壮丁训练。该团因人数不足，向江西省府调用８人为陪检官。王次甫就将我调兼少将陪检官。

　　该团分４组出发。我们这一组约检阅２０个县。每到一县，即召集壮丁集中受检。壮丁则昼夜奔驰参加应检，如有反抗，必受到县府的严厉处罚。检阅时，一般由我宣读蒋介石的训词，要壮丁出钱、出力，准备牺牲，效忠党国。

　　１９３９年９月，江西省府在赣州举办区、乡、镇民训干部人员讲习会，各县区、乡、镇民训人员一律参加。约有四、五百人。讲习会以军管区民训处长柯建安为主任。我因曾督导壮丁训练，亦由民政厅调任讲师，教授民训课程。１０月间，讲习会快要结束时，三青团派干事谟西来会吸收团员。我和全体教职员及学员一起加入了三青团。

　　１９３９年冬，蒋介石掀起抗日战争时期第一次反共高潮，通令各省政府防止“异党活动”。江西省府接到通令后，曾于１９４０年举办户政人员训练班，训练了大批人员，到各县实行重编户口、整理保甲，调整县、区乡辖域。１９４１年３月，民政厅派我前住赣南、宁都两区十几个县视察，抽查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每到一县，我都不辞劳苦，下乡抽查各保各户有无遗漏户口，保、甲编组是否合乎规定，一丝不苟地抽查各甲各保是否层级出具切结，担保境内不留藏革命人士。如不符合标准规定，则要再次进行整编；县、乡间遇有飞花插坎地带，不便管理者，则将甲县、甲乡不便管理的地带，划给乙县、乙乡管理。以加强行政统制，防止革命势力在不管地带滋长。我在视察过程中，曾将会昌的一些零散地区，划归瑞金管理，引起两县人民发生争界纠纷，历经数年都未曾得到解决。

　　我为“政学系”卖力，意在能推荐我当上有实权的县长。王次甫也认为我在“政学系”工作有绩效，有心提拔我。但我资历还浅，乃于１９３９年１２月，保荐我前往中央训练团第１２期受训。

　　当时，江西省与我同期受训的有专员、县长及各厅处科长、视察员４０余人，各派系都有人员参加。被调训的军、师、旅长，分任训练团内的大队长或中队长。李觉军长任我大队大队长。自修时分小组，小组设指导员，我们小组的指导员，由三青团中央团部干事邓飞黄担任。受训期间，中训团团长由蒋介石自任。 他每星期日上午必到团部主持总理纪念周， 致一番“团长训词”。陈果夫、陈立夫、何应钦、白崇禧等显要人物和中央各部、院首脑，都充当中训团教员，讲训《总理行谊》、《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组织工作》、《中国国民党宣传工作》、《中国国民党党史》、《党员须知》和《统战建国纲领》等课程。中训团训练的要旨是“造成三民主义之信徒与奉行命令之战士”，建立一个忠于国民党、忠于蒋介石的新的人事体制，以便于对全国中、上层干部的掌握与使用。不少人一进团受训，就认为升官有门，发财有望，飘飘然起来。冯玉祥有一次来团时，就曾讥讽说：“天子门生，一登龙门，身价百倍”。

　　为了保持训练成果，结业后，由训练团主任陈果夫掌握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对学员继续进行考核。“党政训练班毕业同学通讯联络办法”规定：凡同一地区或机关有毕业学员３人以上者，均成立“通讯联络小组”，一般以机关首脑为组长，每省或大都市设指导员，小组定期开会，报告学习研究心得，交流工作经验，反映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情况、党派活动情况，并提出批评建议等。我们快毕业时，还发下来《唯生论》学习提纲一份，要求每个学员回去后，将研究理论心得按月向“侍三处”汇报。

　　受训一月，我回到了江西。因“政学系”根本不把“ＣＣ”放在眼里，对陈果夫规定的毕业学员联络通讯办法，不予理睬。所谓“联络小组”有名无实，开会不成。指导员刘已达（江西省地政局长）也无办法， 只好由毕业学员自行其是。 我曾向“侍三处”通过２次信，按要求汇报了一些情况。

 　　　        安远任县长　成为蒋经国

                “新赣南派”核心成员

　　尽管“政学系”不买“ＣＣ”的账，但对我个人来说，做了“天子门生”，就有了“天子门生”身价。毕业回来，当县长有望。

　　１９４１年８月，省民政厅副厅长邓伯粹（原北大教授，“政学系”骨干）密告我“可能去佐治万安。我很高兴。但９月省务会议通过时，却要我去万山丛中的小县安远。三年前，该县县长齐振兴，被老百姓捆绑游街，赶下台去。因而对此任命，心怀不满，想借故推辞。１０月间，省务会议再次决定去安远，我只得遵命前往上任。

　　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安远？主要是出于“政学系”对我的信任，派有特殊任务，即要我去了解赣南情况，特别是了解蒋经国的活动。因蒋经国留俄时加入共产党，曾发表过宣言，痛骂他的老子蒋介石。回国后，被蒋介石管束在奉化雪窦寺读孝经。１９３８年春，经熊式辉担保，始派他到江西任保安处副处长，但仍被监视。是年夏秋间，因镇压赣南人民革命“有功”，才发表为赣南专员。但熊式辉对他还不放心，先后派“政学系”骨干吴剑真、方正鹄去任赣州县长，由王次甫指挥，继续监视蒋经国的行踪。结果，被蒋经国发现意图，二人都各只任职一年，就被赶跑。现让我再担此任，真怕步吴、方之后尘。在一次县长会议上，蒋经国公开地说：“我们在这里建设新赣南，非但遭到共产党和土豪劣绅的反对，连我们昏庸的上司，也派人来监视！不信？你们看看驻在城外的保安队！”蒋经国的专横和强硬态度，使我的言行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王次甫每次问到我时，我都说“蒋经国的反共表现跟他的老子完全一样！”这种回答，既使“政学系”放心，蒋经国知道后，对我也产生了好感。其实我与蒋经国之间，也曾有过一段交情。我在省民政厅时，曾被派到赣南检阅壮丁、抽查保甲和调整区域。对我的工作，蒋表示满意，有过称赞。并列席过他主持的县长会议。我对他提出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书读，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五大目标，号召人们“奋斗三年，牺牲三年，吃苦三年”。以及“吃苦、冒险、创造”精神建设新赣南的政治主张，表示衷心赞许；对他平时布衣简装，下乡跑路，明查暗访， 效法韩复渠作风， 亦曾热情颂扬他为“韩青天再世”；尤其对他能召拢大批青年来赣南，更感钦佩，产生了相见恨晚之感。我曾将自己所见所闻及亲身感受，撰写成一篇赣南通讯稿，刊载１９４１年９月《江西国民日报》上，获得了蒋经国的欢心。那时，大凡到赣南任县长的人选。大部分都由蒋经国亲自物色，个别由省府派去的，也必须经他同意才行。到职后，稍有反对他的言行，就会立即被赶跑。下级工作人员，一般也由他训练后分派，或由县长保荐。凡在赣南工作的人，在行政组织系统上，得一律参加“新赣南派”。所有任免，必须先通报他的人事负责人许可登记。我任安远县长，王次甫也事先征求了蒋经国的意见。蒋能满口答应，与他对我的赞赏和我撰写的那篇颂文不无关系。我自己也真想走好“太子路线”，将来更有发迹。尽管安远是一个偏远多事的小县，我还是走马上任了。

　　“新赣南派”是赣南国民党各派系的一个混合集团。其中主要有“留俄”派的黄中美、周百皆、高理文、徐君虎、尤策等人；“ＣＣ”派的周灵钧、黄密、洪仪、阮愚公、高清岳、来文华等人； “军统”分子凌云、 刘德藩等人；“武岭派”（即与浙江奉化武岭学校有渊源的一些人。）黄寄慈、蒋善初、杨明、孙平等人；以及“政学系”骨干袁侠民等。这个混合集团中，又以“留俄”派及“ＣＣ”分子为核心。两派互争消长，１９３８年——１９４０年，“留俄”派得势掌权，专署的秘书、科长等要职，由他们担任；１９４１年——１９４５年，“留俄”分子分调中央干部学校及四省盐务督运处工作，“新赣南派”的组织空缺，则由“ＣＣ”分子填补。我本属“政学系”，不是“留俄”派及“ＣＣ”成员，但与蒋经国志同道合，处处走“太子路线”，完全拥护蒋经国，肩负新赣南建设委员会安远主任重任，也成了“新赣南派”的核心成员。我能在赣南任职三年零五个月，就说明了这一点。

　　蒋经国佐治赣南，建立在行政系统上有两种会议组织。一是县长会议，这是一般的行政会议，每年开会两次。会议规模较大，属赣南的骨干均应出席，凡是中央及省府驻赣南的机关，也都派人列席参加。而讨论或议决的事项，则属一般的可以公开的事情。二是干部核心会议，这是布置特殊任务的会议。通常是在县长会议闭幕后，由蒋经国以聚餐为名，把应参加会议的人邀到他家中，由蒋经国交待特殊任务，或将县长会议中的重要议案再次强调，或者作命令式的讲话，有时也会随便漫谈，或与某县长个别谈话。时间大约半天。对出席会议的人控制非常严格，有赣南的１１位县长，专署和区保安司令部的科长、秘书、大队长以上约２０来人，这些人中，也随职务变动而变动，不是蒋的核心骨干，不在被邀之列。我到赣南后，一直是参加核心会议的成员。

　　核心会议布置的有些事情极为机密，要求我们只能执行，不准对外讲。１９４３年在一次核心会议上，蒋经国讲到曾生将军在粤赣闽边区成立共产党游击队，布置各县注意防范，就不准我们对外讲。我们连真假都不明。１９４３年夏，他在会上与我谈到安远北区赖良栋武装，我提出赖部中的赖姓子弟多，可以收编，实行和平解决。他却专横地认定赖部内有共党，要求彻底剿灭。不但没有商量的余地，也不准向别人谈及此事。结果，他派出区保安一大队配合安远自卫队，与赖部多次激战，并未达到目的。

　　经县长会议议过后，拿到核心会议再议的一般都是大事。如：在实施“三年建设计划”中，怎样尽快修通赣南全区公路网，怎样使赣南农村变为商业区域，把农业经济变为商品经济，将赣南的土特产品统一收购， 与美国实行商品交换， 扩大外贸市场等事；如何尽快修建各级校舍，实现“人人有书读”；１９４４年修建大庾飞机场时，他强调这是美国出钱修的空军基地，责令各县必须征调民工，完成任务。我为了完成任务，回安远后立即征调七千民工，前往大庾服役，并亲自前往督阵。

　　我到安远，一心想靠拢蒋经国，故特意先赴赣州，向蒋请示。适逢他赴上犹、崇义视察未归，主任秘书周灵钧接待了我，他说蒋特别关注安远治安情况，不久就要派军队去“清乡”。这些不是核心会议布署的事情，我也应该努力抓好。我到安远后，马上召集区、乡、镇长会议，要他们报告地方治安情况，做好“清乡”准备。是年１２月，凌云率区保安一大队进驻安远。我立即成立“安远县清乡剿匪委员会”，首尊蒋经国为主任委员，我与大队长凌云分任副主任委员，另聘县党部书记长丁振寰、县司法审判官吴建鸿、县训练所教育长熊志人、县参议会议长唐潭清、县立中学校长赖丰光、县党部监察委员唐作桢、地方绅士欧阳雨村、县民政科长黄辉廷和教育科长刘彬为委员。在会上，我宣布：这次“清乡”，仅仅捕人收枪还不够，必须把清查户口、整理保甲、清理公款公产等项内容加进去。并分工由凌云率区保安一大队负责搜山和协助区、乡公所收缴民枪；由县府负责清理户籍保甲和清查公款公产。我集中县府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员，全力投入“清乡委员会”工作。

　　要“清乡”，并不那么容易。南区魏理邦有私枪四、五十支，他不但带头抵制收枪，还集合民枪二、三百支，捣毁区署及乡公所后，退到他的土围内。一大队以两个中队兵力围攻了一个多星期，也未攻下，只好从专署调来迫击炮，轰毁二间房子后，魏才率部全数突围，逃往深山，一大队根本无法围歼。我采用政治招抚办法，委派魏的子、侄，充任区署指导员和乡长，责成他们去维持南区治安，才软化这支反政府武装。北区的赖良栋，也集合三、四百支民枪，在会昌活动。赖因反蒋，早在１９３８年就被蒋经国通辑在案，现今更是追案紧迫，非要我立即将赖捕解专署不可。我用招抚办法，只收回部分枪枝，而赖本人根本不受招抚。我多次派军警到他家中搜查，并至会昌追捕， 均无所获。１９４３年冬， 赖良栋号召人民起来反“三征”，带领队伍攻陷天心乡公所，杀死乡长、干事和保长数人。１９４４年，这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占领北区６个乡，声言要进攻安远县府和赣南专署。我又派县府科长扶屏与赖进行谈判，企图收编。但遭到专署视察员反对，说我养痈遗患。气得我向蒋经国提出书面辞呈。蒋不准，提出要赖本人或其子亲至他面前请罪。遭赖坚决拒绝。谈判决裂，区一大队与县自卫队合力进击，与赖部又大战一场，双方相持二个多月后，一大队调走，赖部复占整个北区。县自卫队只能一夕数惊，死守县城。

　　正值“清乡”困难重重之际，１９４３年２月，蒋经国命令安远设立一所“新人学校”，将“清乡”中清出来的反抗政府、不纳税、不缴粮，或经担保应征壮丁久逃不归、或判刑一年以内而经殷实户担保释放者，一律入校，责令反省。我遵令照办。还间常派县府职员前往上课。并派军警轮流监视，由管理员管理。平时则驱使他们服劳役。如认为能遵守纪律，或著劳绩者，星期日亦可准假回家住宿，或提前释放。这也巩固了“清乡”成果。

　　一年多的“清乡”，虽有阻力，但战绩斐然：共搜捕到反政府的首要分子十五、六人，由一大队押往专署讯办，其中有几个人在途中就被杀害；搜捕到一般的反政府人员五、六十人，由县府监禁，有殷实户担保者释放，无人担保者久押；收缴民枪３０００余枝，好枪被专署调走，余下的由县府保管委员会唐瑞贞保管；清出路会、庙会、祠产等公产、每年可收租谷４万余担，交由县府公款公产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欧阳雨村保管，由县府拨充“三年建设计划”所需资金，及教育基金之用；还清理了全县保甲，将漏编之户口重新编了组，强迫各甲各保层级出结，担保各自境内不留藏反政府的人。通过“清乡”，安远治安有了明显改观。我出主安远，首战告捷，受到了蒋经国好评。

　　在“清乡”同时，其他工作也没有放松。为走好“太子路线”，只要蒋经国认为要干的事，不论县长会议中布置的，还是核心会议上强调的，我都会尽力干好。

　　蒋经国倡导禁赌，我借“清乡”大“清”赌徒，处罚的办法就是罚款。假禁赌名义，成立“公益罚款保管委员会”，将罚款责成地方豪绅欧阳淇保管，成了计外开支的财源。该项罚款，除一部分用于修筑市区道路外，另部分拨充纪念日宣传费、犒赏军警年节费等预算外开支。蒋经国要办工业，命令各县筹设经济建设公司。我根据安远多樟树的情况，于１９４３年设樟脑油提炼厂，将全县的樟树都登记在案，限价卖与公司。禁止私人提炼。仅此一项，获利数十万元，拨充为新建县政府办公楼及县立中学新校舍和县府行政费用。１９４３年，基督教青年会为筹募基金，扩充会员，通过蒋经国聘请赣南各县县长为征集会员及筹募基金队长，我立即响应，带头入会，并在安远征集会员１０余人，筹募基金国币数万元。１９４４年春，蒋经国在县长会议上，假借抗日名义，组织青年军。我从座席上站起来，自告奋勇地第一个签名参军。回安远后，积极宣传，组织了中学生及小学教员３０多人志愿入伍，深得蒋经国称许。

　　我紧跟蒋经国，从中得到了好处。１９４２年，上峰推行强募美金公债，我以国币２０元折１美金，强令下面缴交，共募得美金２万３千元，其中３千元发还北区两乡。１９４４年春，专署命令各县筹设银行时，提交县参议会讨论通过，将余下的２万元美债，全数拨付安远银行为基金。为将美金换成国币，当即派人持券赴赣州，适逢衡阳被日寇占领，飞机停航，交通阻塞，无人收购。两个月后，我去出席县长会议，又将该项债券带到赣州。探听到由蒋经国的亲信、信丰县长杨明与资本家谢建华开设的信孚公司，正在秘密收购。我立即找经理谢建华，他说，市价每元美债可值国币３５元。我要挟他说，你们秘密收购，一定不只此数！他立即就答应每份债券另送我私人国币２０元。当即开具帐单成交。安远县银行得款７０万元，拨充作开办费用，储存稻谷一千多担，使县银行办起来了。我个人也得到４０万元“外快”，发了点小财，购买了黄金１０两，驳壳手枪１支，最新步枪１支。事后，闻谢建华等将秘购的美金债券，通过杨明的关系，利用蒋经国赴重庆的专机带去出售，在重庆售出１元美债，得到国币达２００元，他们都因此举而成了大富翁。

　　“三征”是件大事。我尤其以为“皇粮国税”乃历朝历代都未能免，对征税、征粮更加抓得紧。一到安远，我就认真地按照专员公署有关税收的规定，对屠宰税、营业税、房产税、使用牌照税、小猪出境税等进行了彻底清理，并严格要求照章纳税，使全县税款年年超征。对征粮，我采用高压逼征手段，每年秋后，由县府准时派出大批催征人员下乡突击，对欠缴粮户，即予拘押；如欠粮逾期，就予罚谷。这样，年年超征，三年中，共上缴粮谷１５万多担，超征１万余担。１９４３年度，江西省田粮管理处为此给我“记功”一次，并将超征部分拨出２０％，作为出力人员奖励金。但对征兵一项却费力不讨好，每逢上峰催交兵额时，我都派出县、乡军警，昼夜往农户搜捕壮丁，被征之家有老母悬梁自缢者，也有弱妻投井自杀者，惨不忍睹。三年中，共送交兵额二千四、五百名，但仍欠交700名，被江西省军管区记过一次。

　　当时的赣南人民，除“三征”的沉重负担外，按“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中的要求，“建乡、建保、建家”，还得“义务劳动”。每个劳动力每年须负担“义务工”２０天，必要时还得增加天数。我在安远严格执行了这一规定。采用离开县境“义务”劳动者，发给伙食零星费用；在县境内“义务”劳动者，一切费用自负的办法，驱使全县劳力修建了各级学校校舍、各级政府房屋、全县的公路及区、乡、保道，还到大庾为美军修建飞机场。我为了实现“人人有书读”，还搞强迫扫盲，凡１８岁至４５岁的文盲，每人发给一本识字课本，规定每晚７——９时，每村集合于一处识字，不到者，就罚灯油费或拘禁。扫盲工作，干得也有成效。总之，凡专署部署的任何工作，我都想方设法完成。而我每次向上峰报告工作时，都说安远这样落后的县，能有这样显著成就，实系蒋专员领导有方，更使蒋经国欢悦。１９４３年专署年终考绩，蒋经国特意对我传令嘉奖，并发给奖金数万元。是年，江西省府对各县进行总考绩，安远名列全省第三，给我记“大功”一次。

　　按照蒋经国颁发的凡有大功者升大官，不努力者惩办的奖惩办法，希望蒋经国保荐自己去当专员或厅长的欲望，在记了“大功”后随之膨胀。１９４４年夏，我先写了“请调他县”的信给王次甫，王复信要我征求蒋经国的意见；我即向蒋去信，以表示要“辞”职，进行试探。蒋复信不准辞职，根本不理我的企望。１９４５年１月，日寇有进攻赣南之势，各县县长大多换成军人担任。蒋经国见我不是军人，不但不提拔我，还发来电报，通知我自动辞职。我只得深藏心中的怨恨，电复转请江西省府辞职。当即照准。另派军统黄植荫接任。黄即赴省府请示，又因战事吃紧，交通阻隔，不能即行就职。其时，赣州专署人员及蒋家的皇亲国戚，均已撤到了安远，一时人杂马乱，无人照料。蒋经国又临时发表我为专署参议兼代安远县长。我又抓住时机，特别殷勤招待专署撤退人员。对蒋经国的姑母、叔母、表姐、表妹、女友等二、三十人，则更逢迎备至。她们对我的热情，均表示好感。后来在南京与蒋经国见面时，他亦当面向我道谢。并介绍我去浙江省府工作，亦与此举有关。３月间，黄植荫来到安远，我即交卸兼代县长一职，逃往长汀。６月，蒋经国也辞去专员职，飞至重庆。赣南专署高级人员，一部分调往重庆，一部分遣散回家。我曾向蒋要求调重庆工作，未果。旋由秘书黄寄慈发给遣散费黄金２两，迁往瑞金，然后回桂东老家。

　　　　　     受黄绍＿信任   当选

              “力余学社”候补理事

　　离开赣南后，回老家桂东住了几天。不久，回到赣州，失业闲居。

　　１９４５年秋，抗战胜利。１１月，我到南京去找工作。过去“改组派”的朋友，那时均无实职，不能帮忙。不久，蒋经国来到南京，“新赣南派”有１６人都来找他。他答应替大家想办法，吩咐可在南京或杭州等候。我去了南京，看到周灵钧、黄密、洪仪三人都在浙江省府任专员了，十分羡慕。未几碰到由重庆干校来杭州视察的秘书游鲲，请他向蒋经国转达介绍我去浙江省府工作的请求。蒋果真很快就给我来信，要我投往省府。但黄绍＿未发表我的工作。翌年１月，我找着一位小同乡，又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当时任浙西行署秘书长的胡云翼，由他介绍认识黄绍＿。由于私人关系，特别是有蒋经国的介绍信，黄当即发表我任浙江省府专员。不日，又发表我兼任设计考核委员，要我立即参加审核各县办理“三征”的政绩。

　　我很感激蒋经国能把我介绍给黄绍＿。２月间，蒋来杭州，我与赣南来的三位专员同去看望。他很高兴，请我们同他一起吃饭。席间随便谈到黄绍＿在浙江的一些情况，还谈到黄在纪念周会上，主张旧政协会议应成功的言论。无形中为蒋传送了他所关注的有关黄的各种情况。事实上起到了帮蒋监视黄的作用。我很想多接近蒋经国，争取日后前途。但是，从赣南同来的三个浙省专员，都在蒋面前争宠。１９４６年３月，蒋偕新疆伊黎代表阿洽买提江来游西湖，我等去看望蒋，蒋只接见周灵钧一人。以后他再来杭州，我再三去看他，均不接见。我怀疑他们三人在蒋面前讲了自己的坏话，使我在蒋面前失宠，思想上十分苦闷。

　　当时，黄绍＿在浙江组织的“力余学社”已有七、八年历史，共有社员五、六十人，每逢星期日，社员们处在一起谈谈笑笑，十分快乐。他们创办《力余月刊》，刊登论文、诗歌、小品文章，形式多样，受人欢迎。蒋经国对我的冷落，使我产生了投靠黄绍＿之念，加入“力余学社”是一条捷径。提出要求后，社员们都欢迎我，我便入社了。

　　入社后，按期到该社座谈，有时漫谈时事，有时吃茶点谈心，有时听演讲。有一次，黄绍＿演讲，鼓励社友应随时代进步，不能违背历史潮流，自取灭亡。黄绍＿的话，使我耳目一新，内心由衷敬佩。社友们对我很亲近，改选时还推我为候补理事。

　　在这段时间，我也阅读了一些民主进步书刊，思想上渐起变化，决意走黄绍＿路线，根据黄的思想动向，不断写文章，陆续在《力余学社》上发表。如：关于对日和约问题，主张应邀苏联参加会议；当英国当局拆毁九龙城木屋时，主张“收回港九，答复英帝暴行”，此文还由学社推荐到杭州广播电台广播。从此，我成了学社的重要人物。我写的文章，也曾重缮投交《东南日报》发表。我还将月刊寄给外交部长王世杰。王阅后，将他写的信连同月刊一起交参事室参考。我也曾将月刊寄给黄寄慈。后来相见时，他当面表示不赞成我的看法。而黄绍＿对我的言论，则特别赞许。黄的秘书长李立民（后在南京撞车死亡）有一次对我说：“黄主席对你很赞赏，打算派你出去做县长、专员呢！并已去信征求蒋经国意见。”我听后，心里感到特别舒服。

　　黄绍＿的一些做法，不合蒋家口味，蒋、黄矛盾日益深化。其实，当时黄的一些不同看法，也只是一种改良主义思想，目的还是要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可是，蒋家连这种改良也不许可。任职十年浙江省主席的黄绍＿，在１９４６年７月被撤职。

　　接充黄绍＿的是沈鸿烈。我与沈无丝毫关系，他对我极不信任。不久，沈取消我兼任设计考核委员职务，只当个空头专员，整日办公亦可，不办公亦可，闲散无事，感到空虚无聊。在生活上，因货币贬值，每月薪水仅能维持个人十天半个月的开支。因此，又急于另谋生路。

　　我还是先找蒋经国。 认为在赣南那三年零五个月， 我的“太子路线”走得还不错，与蒋之间，应该说结下了很深的情谊。在投奔黄绍＿之后，也还与蒋藕断丝连。１９４６年春，蒋介石回奉化扫墓，路过杭州，带来随从、侍卫、副官一大批，黄绍＿派我去布置旅馆，招待吃宿，我忠诚地当了服务员；在蒋经国回老家安葬母亲毛福美时，我随沈鸿烈及浙省府一批官员，专程去奉化为他母亲送葬，热情接待他们，还在妙高台照了一张相，以示自己是蒋的亲信。在那时候，蒋经国已保荐周灵钧先任奉化县长，接着升宁波专员；１０月间，又调黄密、洪仪等“新赣南派”成员去任无锡、芜湖两处合作金库经理。还安排他的私人秘书兼国文教员黄寄慈，在浙江省府任挂名专员（只领薪水不上班）。“新赣南派”成员中在浙省府内，就只我和黄二人了。黄的薪水就由我代领。加上黄从赣州逃难安远时，我曾给他许多特殊照顾，两人感情甚笃。我向蒋活动工作，就先与黄商量。黄寄慈告诉我，各省、各大都市都在设立合作金库，仅经理阶层人员就要五、六十人；又闻苏北需大批专员、县长，蒋经国也正在物色人员。我知道后，非常高兴。衡量自己，认为条件具备，必须抓住机遇，立即行动。除向黄寄慈送礼，请他务必帮忙外，我还要自己的爱人，经常去蒋经国杭州别墅，搞夫人“外交”，给蒋方良请吃、送礼、陪打牌。但这一切活动，全无结果。

　　１９４７年农历除夕，沈鸿烈探到蒋经国回奉化过春节，特备丰厚年礼，另修私书一封，派我专程前往溪口。我抓住这一机会，也买些蒋太太最爱吃的糖果，于除夕晚赶去见蒋。蒋不但不感谢，反说“多事”。我只好在他指定的武岭中学寄宿了一晚。 第二天， 去到蒋家拜年并辞行，趁机再请他保荐工作。蒋经国突然放下脸来，以严厉的语气问我：“你是否加入了‘力余学社’？”我慌忙回答：“已加入了。那是个学术团体，……”我正想多解释说明几句，他表示很不耐烦，作出意欲他去的姿态。我看话不投机，只得作罢，告辞出来，失望地回到杭州。这使我明白了蒋不理我的原因。

 　　　　　       竞选“国大”未果　

                    投奔程潜回湘

　　１９４７年春，国民党中央颁布竞选国大代表通告。自己正闲散无聊，苦无出路。看了《通告》，似又见到一线生机。衡量自己的条件，感到也有几分把握：在原籍桂东，过去曾任过教育科长，各级学校教职工中都有关系；从赣南回桂东的同事，也会替我帮忙；在中央和省里还可找上不少关系，如能得到蒋经国支持，定可当选。于是，我立即展开竞选活动。

　　先通知原籍家中和在家乡的有关系的朋友，代办好候选人登记手续。再请浙江省府秘书王朱烈，同去找三青团浙江团部干事长胡维蕃，托胡去信湖南三青团提名自己为候选人，在省级先予登记；自己又写信给三青团湖南团部干事周天贤，请他设法支持。

　　是年夏天，我专程去南京找蒋经国。他那时每星期有三天下午时间，在干部学校同学会接见来访人员。我在规定接见的时间里，两次去到同学会。第一次去，他不见我，我只得留个条子，说明自己急于找他的意图；第二次再去，他要黄寄慈回绝我：竞选名单早已派定，不在名单之内的人，不必找蒋谈话。

　　蒋经国的态度使我失望，但不甘心。我就去找黄绍＿，黄满腔热情赞成我参加竞选，提笔就给湖南省主席王东原写信，请王支持。我还去找过去“改组派”朋友谷正纲、谷正鼎、邓飞黄等。那时，谷正纲、谷正鼎已投靠了陈诚与陈果夫，谷正纲已当了社会部部长，谷正鼎已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经三番五次奔跑，见着了他们。他们在口头上都答应帮忙，候中央圈定名单时予以照顾，但都不肯写信给湖南省的负责人。邓飞黄当时只是三青团中央团部的一个挂名干事，无能为力。我回杭州后，又想起陈立夫在三、四月间曾到杭州召集中训团毕业同学讲话，觉得不能放弃了这条路子，马上又写信给陈，说在杭州听了他的演讲，以后当更为党国效忠，现在自己在参加竞选国大代表，希望予以关照，圈定为候选人。后来，陈立夫还真的要他主持的选举机构，给我寄来《竞选法规》一份，我以为参加竞选有望了。

　　竞选结果完全失败。桂东选区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第一名为黄先明，是“军统”少将；第二名为李汶，是湖南省党部委员；第三名为刘彬，是桂东县教育科长；第四名才是我。报至省里，只圈定前二名为候选人。到南京只圈定第一名，最后还将这唯一的名额让给民社党。我被迫放弃竞选。

　　紧跟了三年多的蒋经国遗弃了我，其他朋友在关键时刻也不帮忙。世态炎凉，我悲愤已极。

　　到了１９４８年春，国民代表大会开幕。我探听到各地湖南人以及我的老朋友邓飞黄，都在替程潜竞选副总统出力。程潜是湖南人，是国民党内资格老、威望高、有地位的元老。我如能抓住这一良机，帮助程潜竞选，得到程潜的赏识，也许又能从困境中走出来。于是，我到了南京，受到邓飞黄的欢迎。为替程潜拉票，常去江西、浙江代表团活动，联络过去认识的一些代表，要他们都投程潜的票。特别是遇到了同乡老友刘彬，他是我过去在安远时的教育科长。我放弃竞选“国大”代表后，将活动到手的选票，全部让给了他。他在桂东选举中得票最多。可是，中央强行将代表名额给了民社党。他极为气愤，来到南京，和全国各地其他类似代表几十人，在南京抬棺游行，绝食抗议。我去看他，要他向各绝食代表活动，首先争取出席国民大会，一致选举程潜为副总统。他完全答应，积极活动，其他绝食代表也都同意照办。后来，程潜本人也到他们绝食地点慰问过二次，知道了我为他竞选的活动详情。结果，绝食代表未能获准出席会议。程潜也放弃竞选，将他活动的选票让给了李宗仁。

　　１９４８年７月，国民党改组湖南省政府，派程潜任省府主席、邓飞黄任省府委员暨民政厅长。我得讯后，立即发报并写信给邓飞黄，请予介绍回湖南工作。邓复电：“速来南京”。我准时前往。在南京住了几天，即随程潜、邓飞黄等，一起同乘永绥号兵舰，在７月底抵达长沙。

　　在赴长沙前夕，依例向亲朋好友辞行，先后拜访了在南京的王次甫、黄绍＿等２０多位旧同事和同乡。尽管蒋经国如此绝情，但我还不想从此断了“太子路线”，还是去了他的住所《励志社》，先见着黄寄慈，适逢蒋经国在家。蒋听说我要去湖南，很快就出来见我。寒暄过后，转入正题。他问我有多少年没有回湖南了？家眷是否马上同去？我一一作了回答。并问他有什么指示？他称赞程潜在湖北与共产党作战有功。又说，在三青团中央团部时，与邓飞黄亦相识。要我在湖南帮助他们努力做好工作。我听了之后，甚为兴奋。到长沙后，未及十天，就写了封信给他，想保持联系。但蒋没有回过信了。改组后的湖南省民政厅，内部情况也很复杂。邓飞黄除邀我同往外，还邀了佘策源任厅秘书，佘，原是“改组派”成员，后曾任湘黔公路国民党特别党部委员，与“ＣＣ”关系密切；第一科科长潘祜周，也是“ＣＣ”成员，承办县长任免事项；第二科科长是我，承办民意机关事项，并主编《自治月刊》；第三科科长曹石人，还是“ＣＣ”份子，承办区、乡、镇人员任免事项；第四科科长郭介藩，是留用人员，承办保甲户口事项；第五科科长王邦范，是“政学系”份子，承办总务。后为调整内部矛盾，实现政治分赃，由原五科改为三科，将一、二科合并为一个科，三、四科合并为一个科，保留五科。潘祜周与曹石人任科长，我调任视察室主任。

　　当时，国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纷繁激烈，湖南省府正处于这样的混乱时期。１９４８年９月，全省各机关举行党、团登记，重新选举，企图以此举来巩固政权基础。程潜在纪念周会上，还发号召：要党员、团员精诚团结，对付共党。是年冬，国民党惨败于淮海战役。程潜一度停止全省征兵、征粮，以示停施暴政。１９４９年１月，他与代总统李宗仁在长沙面晤后，构思了“分江而治”的梦想，程潜又恢复“三征”。弄得人们昏头转向，捉摸不定。民政厅长邓飞黄，在县政人员讲习会上说：“美国政治民主，经济不民主；苏联经济民主，政治不民主。美、苏力量对比，为势均力敌。”听者不得要领。

　　在这样的情况下，省府的工作人员，想得较多的还是升官。我初到湖南，邓飞黄就答应过我，在民政厅工作三个月后，再派出去任县长。我不以此许诺为满足。１９４８年冬，适逢邵阳专员辞职，我即托邓的朋友马子谷去转达我的意向。邓飞黄根据时局的现状，从爱护我出发，未答应我外调，而要我协助他办县政人员讲习会。

　　１９４８年冬， 省民政厅举办的县政人员讲习会， 又称“县政研究会”，甄审候补县长。这对当时想“升官”的人，是非同寻常的，按规定：凡要求当县长者，必先取得会员资格。省府秘书龙名重消息特灵，立即来找我。要我帮忙，让他在长沙的赣南“青年干部学校同学会”２０余人，都来讲习会参会。邀我去他们的同学会予以盛情招待，尊我这个“新赣南派”核心成员为“老前辈”。这批人都是蒋经国的学生，我满口答应帮忙。结果，只龙名重一人被录取，其余都因资历不够，不能入会。

　　龙名重被录取后，很感激我；他爱人又一向在民政厅二科任科员，故常来与我纠缠，东聊西扯，谈天说地，有时话旧赣南，更多的是谈论当时的湖南。他问过我有关邓飞黄的经历，民政厅的施政计划，以及对程潜的看法等等。他还神秘地告诉我，他偷听过延安电台广播，说共党在催程潜起义。并造谣说，共产党搞人海战术，逼人们到前线去送死；凡是旧公务人员，一律格杀勿论；男女乱行择配；儿童闻香队专杀有钱人，等等。他讲到“共产党来了，要清算血债！”使我毛骨悚然，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安远“清乡”，如果要清算，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为准备后路，１９４９年３月，托潘祜周将我私有的左轮手枪一支，并子弹４０发，卖了一百块银元；又将私有三号勃朗宁手枪一支，并子弹２０发，卖了６０块银元。准备必要时逃跑！

　　淮海战役结束，百万蒋军被歼，国民党败局已定，迎解放的呼声，震响湖南。程潜身边的不少人，长期受蒋家之压，此时大肆发泄怨毒。这使我从梦中惊醒。开始认识到解放军威力强大无比，革命力量不可战胜。特别是当时流传的一种说法，使我感触很深。不少人说，自从大革命以后，湖南人文不入相，武不入将，只有当蒋家王朝的炮灰。今天，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革命，是新中国的伟大领袖，他为湖南人争了光。我们要拥护毛主席，打倒蒋介石！听了这些话后，回想自己几十年来鞍前马后跟随国民党，跟随蒋经国，仅供他们驱使，得来的就是如此结果，怎不令人心寒！如果逃走，又能逃到哪里？前景又会是如何呢？

　　正当我苦闷、彷徨之际，共产党在长沙的地下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有力地回击了反动派的各种谣言。这时，也有消息说国民党的职员，可以立功赎罪。又说，共产党号召过去曾参加过革命的人立功归队。听了这些，我逐渐安定了下来。有一次，与在大革命时期曾加入“ＣＰ”后脱党的益阳行署专员陈采夫和李懋二人，在长沙见面，三人同病相怜，一谈就谈到了前途和命运，大家都赞成遇有机会争取立功，争取归队。最使我感激难忘的，还是共产党员黄定戎同志。他是我在北大的同学，过去曾一起参加过北京的学生运动。大学毕业后，他始终利用一个文化人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时，他在湖南大学任编译科长，还担任《新世界月刊》杂志社社长。我回到湖南，与他一见面，他就警告我：为国民党办事，不要走向极端！我曾几次意欲推荐他当县长，均遭他严词拒绝。当他了解到我对起义有顾虑时，主动找我谈心，要我丢掉幻想，放下包袱，积极参加策反，争取立功赎罪，定有光明前途。黄定戎同志的关怀、教育，感动了我，使我下定了回到革命道路上来的决心。

 　　　　　 参加长沙起义　加入“３１３０”

  　　　　　  南下 策 反 刘 安 琪 兵 团

    １９４９年４月，程潜将军领导长沙起义的意图已经明朗化。整个长沙乃至湖南各地的进步人士，都纷纷表态拥护程潜起义。

　　这时，我的好友邓飞黄，已加入王昆仑同志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成为长沙“民联”负责人之一。他与马子谷同志经常联系，并介绍我加入“民联”。从此，我常到老同学黄定戎家里，向他表明我投靠革命的决心，坦诚地讲述我从恐惧、想逃跑，转变到决心走向光明的激烈思想斗争过程。在他的耐心帮助和具体指导下，开始为革命工作。

　　是年４月间，在我主编出版的民政厅《自治月刊》上，发表了我撰写的揭露蒋家王朝黑暗政治及其罪行的文章《论政治改革》。该刊期印５０００份，发至各县、各乡以至部分保级学校，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至少让各地都知道了省民政厅对于程潜将军起义的态度。在４月召开的省参议会期间，香港华南局派周维新同志来湖南，住在省参议员刘彬家中，策动长沙起义，暗中向议员们散发各种革命传单。我在安远时，刘彬系教育科长，周维新为督学。这次老友重逢，倾怀相诉，深感痛快！特别是在我人生道路的重要时刻，听了周维新同志讲述的革命道理，更坚定了我的革命信念。周维新同志在长期间，我和刘彬二人负责掩护。离长回港时，由我借给旅费，并商定刘彬去港联络。５月底，刘彬从港回桂东号召民枪起义，我即派胞侄王文衡由长沙回家乡，与他们一起投入解放桂东的武装斗争。６月１６日，桂东解放，成了全省最先解放的县。

　　８月４日，程潜将军宣布湖南和平起义起义！我与省府的一大批中级干部联名发表起义宣言，在长沙各报刊载。紧接着，正式成立“民联”湖南省筹备委员会，我被选为筹备委员，担任联络工作。并派在解放后的省民政厅任视察室主任。此时，邓飞黄看到湘西、湘南等区还有些县没有解放，要我尽快写信给有关的县长，规劝他们立即起义。我发出了９封信。结果：临澧县长袁平凡、溆浦县长李佑琦，还有邓建黄都举起了义旗，投向人民。

　　长沙“３１３０”策反小组负责人黄定戎，对我的革命行动表示满意。有一天，与他谈及我和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兼粤北军总司令刘安琪的秘书长李懋的关系时，说到我与他在江西共过事，过从甚密，他曾亲口对我说过：“如有机会，还是归队好。”黄定戎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利用价值的关系，可通过李懋，策动刘安琪兵团起义。经领导上研究后，决定让我加入“3130”策反组织。并介绍我与华中军区第一联络站站长郭士魁、副站长袁文超见面，由他们向我正式宣布“准备南下”的决定。

　　南下策反，是对我的一次严峻考验。要穿越蒋军防线，需冒极大风险；一旦暴露身份，即有杀身之祸。且我妻子刚病死在江西萍乡娘家，子女年龄尚小，无人照料。在我思想动摇之际，黄定戎同志对我再三说明此举的重大意义，勉励我为人民立功。他还找民政厅副厅长高敬之，发给我爱人的安葬费。高敬之对我说：“此去如三个月内可以回厅，仍可保留工作。”组织上的关怀和信任使我深为感动。我想到程潜将军起义前，也曾派程星龄、马子谷去与解放军联络，对起义的顺利进行起了很大作用。自己应效法程、马，在此关键时刻，争取立功。

　　出发前，在第一联络站学习了三天，袁文超副站长对我进行了敌后工作方法及注意事项的培训。并指示我，可长期隐藏在该军内部，遇时机成熟，亦可以我方谈判代表资格，直接与刘谈判。他还告诉我，林彪将军过去与刘安琪在黄埔军校同学的情况，以及已经对刘进行过的大概工作情况等。郭士魁站长指示：遇有机会，应立即与刘进行谈判。如他诚心起义，要马上回站报告。学习结束后，由王灿然、黄定戎、贺克礼三人正式书面介绍，化名叫郭海涛，于９月７日装扮成商人出发，１２日到达广州。

　　在广州，李懋让我在新华酒店与他同住。开头只对他说我是逃难出来的，请老朋友介绍到刘兵团总部工作。他满口答应说，候刘安琪从曲江总部回来，一定想办法。慢慢我俩谈到了该军内部情况。他告诉我，刘只一个直辖军驻在曲江、翁源、英德一带，还有一个军、两个旅驻海南整训，另有中央拨归刘指挥的驻在坪石的一师人。而粤北大部分地区属余汉谋部驻防。刘名义上是粤北军总司令，实际上，那些军队他指挥不动。

　　李懋不仅与我谈得投机，而且信任我。他外出时，也放心的把我一个人留在房里。有一天，我发现他的箱子未落锁，在箱内翻到一份标有布防地区和部队番号的广东地图，我速记下来，连同几天来了解到的情况，将蒋军在穗的军事部署、兵种配备、作战计划以及军内的矛盾等等，写成书面材料，向联络站作了第一次报告。

　　接着，我开始试探李懋对起义的态度，问他对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看法。他说，国民党军已不可救药。我进一步问，刘安琪在粤北怎么办？他说，没有什么办法，一切听从蒋总统的命令。我又问：许多国民党军先后起义，受到解放军的优待，刘安琪是否也可起义？这一问使他顿时瞠目结舌，一时讲不出话来。沉默了一段时间，他才说，刘部是蒋介石手中最后一张王牌，早已派贺衷寒在粤北监视。要他叛变，绝不可能！从此，李懋对我的身份产生了怀疑，我再提到兵团总部工作问题时，他就采取敷衍态度了。

　　几天后，蒋介石由台湾飞来广州，全城警戒森严。此时城内传言解放军就要南进，李懋心里很焦急。我趁机向李懋建议：请蒋介石同意刘部全军集中，或将海南整训部队集中粤北，或将粤北刘部撤至海南，便于刘的统一指挥。刘果采纳这一建议，向蒋提出报告。蒋介石也认为可以考虑。

　　１０月初，解放军进攻广东，刘部未经抵抗即撤往海南，途经阳江、电白时，遭到我军阻击，消灭和俘获刘部一万多人。此时，我因未能打入刘部总部，不能以初步谈判代表资格与刘安琪谈判，失去一个逼刘起义良机。

　　李懋对我身份怀疑后，适他的家眷从台湾来广州，我迁住斜对面的升平酒店。一天，联络员李少玉来找我，正好被李懋撞见，李对我的怀疑进一步加深。但他没有出卖我，而是保护我。蒋介石来广州时，他特意关照我：不要外出，免遭盘查。１０月９日，刘安琪败逃海南，李懋要离穗去香港办事处，我经上级指示，随李去港，继续做策动刘部起义工作。此时，李懋直截了当地问我，这次南来，究竟是什么任务？我觉得再没有对他隐瞒的必要，明白地告诉他，自己是解放军派来与他联络，共同争取刘部起义的。并将我起义的经过全告诉他。作为老朋友，希望他一定抓住这个机遇，争取立功归队。我还将南下前夕郭士魁站长对我说的，如起义成功，人民政府对刘一定妥善安置，对李将以自己人看待，派任重要工作等话，都对他说了。李懋听后，极为高兴。但他认为，刘安琪是个思想顽固的人，要想顽石点头，恐属不易。自此，两人连续四、五日推心置腹，无所不谈。既有共识，也有分歧，有时还辩论得面红耳赤。当谈到将来解放了台湾，收回了香港时，李懋还说，到时他不会逃往美国，也没有资格去当“白华”！表示愿意参加策反，一起来促成刘安琪起义，争取立功。他把在台湾的房产、家私全部出卖，把妻小接来了香港。

　　从此，李懋与我紧密配合，展开了对刘安琪的爱人和他弟弟刘安平的工作。工作很顺利，弟弟和嫂嫂都同意起义，并立即动身去海南，与刘安琪共同计议。

　　１０月下旬，刘氏兄弟电召李懋去海南。开头，李很担心刘会变心害他。我与他共同分析，认为刘已穷途末路，此时不会加害自己的亲朋密友。１１月初，李懋乘飞机到达榆林港，可刘安琪兵团已先二日被蒋介石调往台湾。李只好失望地回到香港。

　　后得悉，刘部下军长赵霖，拒调台湾，仍率部留在海南。蒋用“绥靖”政策，派陈济棠出面，伪许防守海南。李懋于是提出去策动赵霖起义。但不久赵霖就被顾祝同逮捕，押解台湾。

　　在广州、香港和海南，策动刘安琪兵团起义都未获成功。我将在长沙出发前夕，袁文超副站长有关长期隐藏在其内部的指示，提出来与李懋商量。李认为不行。因刘安琪通过他的弟弟和妻子，已经清楚了我们的身份和任务，纵然不杀害我们，也不敢留我们；刘的部下都是黄埔高级军校生，我非军人出身，也不会容我；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对革命尤为警惧，就在那段时间里，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冯某，暗中策动起义，被蒋察觉，受牵连被屠杀的五百余人；解放后的湖南，曾派原省府社会处处长刘修如去台策反，亦被发觉后遭杀。因此认为我不宜赴台。

　　我既不能去台湾，又不好意思空手回长沙，在左右为难之际，联络站派李少玉来找我。李说，我的工作报告，组织上已收到。上级领导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刘部已逃台湾，今后如何进行工作，尚在研究，要我等待上级指示。这番话，使我感到组织的温暖。于是，我将李懋想我留港经商和介绍寡妇的事也作了汇报。李少玉听后大笑了起来，问我是不是还在想发财？是不是怕在内陆找不到老婆？笑后，他告诉我，组织上要我调查英国先后在香港、新加坡召开的远东参谋长会议情况。接受任务后，我立即着手工作，根据各报刊、杂志载的新闻，写成报告。还同李少玉一起去英军炮兵阵地偷拍照片，且摸清了英海、陆、空军实力。我将这些资料，连同《报告》，一并交李少玉带回。

　　李少玉在港只住了二、三天，临走前对我说：“也许还会派你去台湾。”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很矛盾。因我初到香港时，就曾碰到过在赣南的同僚张楷和吴义方等，他们惊奇地问我：“你去赣南解放崇义了，为什么又到香港来？”我再三说明这是谣言，但他们始终怀疑我的行踪。我住在九龙青山道１２８号４楼李懋家中，时来看望李懋的人中，也有不少人与我相识，并邀我到他们家去玩。如原江西省主席胡家凤、原浮梁专员冯琦、原江西省社会处长熊子祥等人家里我都应约去过。言谈中，他们都对共产党不满。我以“逃难者”身份，只有听着，不敢多语，唯恐失言，极为尴尬。如果真的去到台湾，纵然命大，不被杀害，就象这样与老朋友见面的场合，也令人不舒服。可组织决定要去，还得服从，我也积极做去的准备。逃港的几个赣南老友说过，他们曾写信要蒋经国汇款救济他们的生活。听后，我灵机一动，与李懋商量，也给蒋去一信，寄至台湾草山官邸。信上说：“程潜在长沙起义，我不愿跟他做顺民，先已逃难衡阳，现已辗转来港。生活非常困难，请予汇款救济。”信发出后，有如泥牛入海，既未见回信，也没有汇款来。１２月间，奉命回广州。我将这次南下工作作了详细汇报后，郭士魁站长再次征求我可否去台的意见。我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谈了不能去的理由。以后未再提及此事了。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底，华中军区第一联络站结束。1950年１月，我奉命调至华南分局南通部。２月，南通部派遣处副处长王格非，派我再去香港与李懋联系，继续了解有关刘安琪兵团的情况。我住在李懋家中，得知北京统战部已派易希亮（又名易汉平）、华东统战部又派何某，都在香港策动刘兵团起义。３月初，我返回广州汇报，适易希亮同志亦同时抵达广州。南通部派遣处派秘书吴杰会见易。经交流情况和听了我的汇报后，组织上认为北京、华东方面都有人在与李懋联络，华南方面就不必再派人去了。从此，我结束了南下策反的全部工作。

　　在解放海南岛的战斗中，与李懋一直保持联络的刘部留守海南的一个旅，在战地举行起义。我听到这一消息后，极为欣慰。

　　　　　　　　　　　　　　　                            （方　楠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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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文系根据王友智同志的回忆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