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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彬 与 沙 田 群 众 书 店
郭 有 邦
抗日战争期间，以刘彬为首，在沙田创办了一间共产党领导的书店，在湘赣边界地区产生很大影响。 刘彬，桂东县普乐乡东水村人。１９１１年生。１９２７年读高小时，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公开背叛自己的地主家庭，积极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开除学籍，为避军警搜捕，不得不逃亡他乡。１９３６年７月，在衡阳省立五中高师科毕业，他以原“桂东旅衡同乡会”为基础，邀集桂东旅居衡阳、长沙的学生３０余人， 组成“桂东旅衡（长）同学会”，被推选为会长，并主编《桂东旅衡（长）同学会会刊》。“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更加高涨，他与郭有麟一起并发动同学会的热血青年，撰写抗日文章，发表在《会刊》上，在同学们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次同学会上，同学们谈到全国的抗日形势时十分振奋，但对家乡由于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消息不通，许多人对团结抗日几乎一无所知、深感忧虑，于是萌发了在家乡办书店的念头。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得到大家一致赞同，认为办书店很有必要。有的同学还说，由于战争频仍，学校开学日久，教科书还没到，严重妨碍了学生的学业，使桂东外出投考的学生都要补习一期甚至一年才能应考。如果办个书店让全县学生能按时买到所需课本也算积了阴德。同时，从外地批发教科书可打八折，也有赚头。经大家会商，在《会刊》上登出了开办“沙田群众书店”启事。 寒假期间回到家乡，以刘彬为首联络以郭有麟、李厚信、何之、黄基济、刘安平、刘英、扶大隆、郭大壬、郭有康、钟灵、周德风、李厚添、谷绕佳、方孝敦、黄存贵、罗会亨和郭有等知识青年，组织了一支拥有四、五十人参加的抗日宣传队伍，采用演文明戏、街头演讲、张贴墙报、标语等形式，深入到县城和沙田、四都、寨前、大塘、桥头等圩镇宣传，广泛动员民众起来抗日。同时结合宣传创办沙田群众书店的必要性，受到包括中小学教师在内的广大群众的支持。１９３７年８月，经桂东县政府登记注册，由２０名股东，筹集资金１５００元，将沙田圩原刘氏祖店修葺一新，添置些木制书柜，把买来的新书杂志摆上书架，由清末贡生邓扬善老先生书写了“群众书店”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高悬在店门首，贴付“群贡毕集图书府，众士悠游艺术场”的对联，在阵阵鞭炮声中，书店正式开张营业。 书店由股东推举刘彬、李春芬、李厚信、郭有麟、何之、刘英、黄齐志、钟平成、方传儒９人为董事，刘彬任董事长。嗣后又在县城和大塘、寨前、四都、桥头等圩镇设立分销处。生意兴隆，效益可观。 书店曾在１９４０年和１９４２年、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５年三次停业。直至１９４７年底，省警察队驻扎沙田，将书店全部捣毁，被迫完全停止营业。 书店以一年两季销售中、小学教科书为主，兼营厚纸、蜡纸、包书纸（在衡阳专门印制，上有“群众书店”字样）、油印机、钢板、铁笔、八用日历钟、寒署表等文具纸张。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 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以及铜板《四书五经》、《珂罗影印字画》、《老子道德经白话注解》等书，还公开或半公开发行进步书刊。以其崭新的思想内容，使读者耳目一新。 还在筹办期间，刘彬派员走访了“世界书局”、“生活书店”、“儿童书店”、“大达图书供应社”等处， 与衡阳的“世界中华商务书局”签订了特约分销合同，与长沙“生活”、汝城“新光”等进步书店建立了特殊业务联系。（进书时可以先赊帐，规定每年端午、中秋、年关为结帐日期。）购进《大众生活》、《解放》、《野草》、《湘江评论》等杂志和鲁迅、郭沫若、邹韬奋、郁达夫等进步人士的著作。 国共合作后，更公开发行《新华日报》、《毛泽东言论集》、《毛泽东印象记》、《二万五千里长征》、《八路军将领小史》、《全民抗战》、《老赵下乡》、《论持久战》、和《周恩来言论集》等。这些书刊吸引了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书店成了当时热血青年的活动中心。 １９３７年，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队奉命北上抗日。支队长游世雄， 中共西边山区（特）委书记顾星奎、 中共东边山区委书记王赤率部来到沙田，队部指挥机关就设在书店隔壁的“吉昌祥号”旅店。这些领导和红军战士都是书店的常客，他们与刘彬过从甚密，由于志趣相投，很快成了知交。通过刘彬和店员配合红军战士分赴全县各地，动员群众加入红军，抗日保家。民众踊跃入伍，红军游击队得到迅速扩展，改称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 游世雄的第一支队， 由原来的１００多人扩展到５００多人，整编成５个中队。从此，书店与红军的关系更为密切。其中三中队队长黄齐志，在大革命时期曾任沙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和红军游击队大队长，还兼任沙田群众书店董事。 是年底，湘南特委书记王涛，从延安奉命回湘南联络红军游击队北上抗日，途经郴州，在解元公馆巧遇郭有麟从长沙受训回家，两人结伴而行，结为知已。王涛对书店很感兴趣，郭有麟则向往延安、向往解放区。此时，义勇军第１支队已经开拔，去到了江西大庾池江整训，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二营及三营一部，急待奔赴抗日前线。奉中共湘粤赣边特委指示，在沙田成立中共资（兴）、汝（城）、桂（东）中心县委和新四军沙田留守处，由顾星奎任书记兼留守处主任，彭寿祺任副书记，刘子禄、钟录喜为委员，还留有刘健等３０余名武装人员。王涛向中心县委和留守处人员传达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精神。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同时指出，要反对投降，谨防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要注意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党在南方不公开直接建立武装，但要注意掌握可靠的武装力量。王涛在讲话时，还多次谈到要充分利用群众书店这个据点。 王涛的沙田之行，给了书店成员极大的鼓舞。刘彬对共产党的性质及其在抗日中的重要地位有了更多的认识，于1938年夏，赶去武汉，要求八路军办事处办理赴延安抗大学习的手续，但因办事处已临时停办手续，只好返回原籍，更加迫切地要求加入共产党。１９３８年冬，经顾星奎介经，刘彬加入共产党。接着，扶屏、何之、郭有麟、李厚信等也先后入党。正式成立了沙田群众书店党支部。刘彬任支部书记兼管组织，郭有麟管军事，扶屏管理宣传，李厚信管联络工作。不断发展组织，很快就发展到二十余人。当时党员之间只有单线联系，相互之间身份并不清楚。后，顾星奎从衡阳学习归来，将“群众书店”党支部扩建为中心区党支部，书店支部辖管几个支部。在党支部的直接领导下，刘彬遵照顾星奎的具体谋划和指挥。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提出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全民军事训练，郭有麟参加了省办的抗日军事训练班，学习回桂东后支部派出书店成员刘彬、郭有麟、何之、扶大隆、周德风、方孝敦等去到八个乡担任军训教官，刘彬在东水村动员百姓筹款购枪，组建了一支有３０多人枪的“东水联保队”，指定刘映辉任队长；郭有麟在贝溪也组建了一支有30多人20多支枪的“贝溪联保队”，由郭有麟任队长，郭大壬任队副。这两个“联保队”的队员，白天务农，晚上练武或警戒，维持地方治安，这是一支挂着国民党招牌实际上由书店支部指挥的地方农民武装，时值西靖乡民钟桂林、李运钧纠集人枪倡乱，打家劫舍，栏枪行商，全邑人心惶惶。刘彬在此国运维艰，外侮日重之际，经请示顾星奎同意，亲率“联保队”进行围剿。李运钧部从西边山窜到东边山，经“东水联保队”多次兜剿，最后在青洞、泥塘被彻底消灭，受到县长胡济石的表彰。这样，沙田群众书店在全县人民中的威望如日中天，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１９３９年３月，国民党桂东县当局发布密令，要对共产党“适为防范，以遏乱萌”，中心县委屡遭捣乱和扰袭。９月，国民党当局公开捕杀共产党人。顾星奎只得躲到东水刘彬老家隐蔽起来。年底，为顾全大局，一致对外，湘南特委决定撤销资、汝、桂中心县委，顾星奎调离桂东。离别前，顾亲自在东水召开“沙田群众书店”中心区党支部委员会，在会上传达了特委的指示，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然后严肃地指示：在国民党反共逆流环境中，要遵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在党的组织上贯彻“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采取公开和秘密、合法和非法、上层和基层、城市和乡村、统战和军事既区别又结合的策略， 加强党的建设， 开展统战、军事、群众、文化宣传等各方面的工作。顾星奎还再三叮嘱，“支部要依靠群众，严守机密。党员同志要善于保护自已，组织上今后会经常派人来检查、联络的。”话毕，顾将自己使用过多年的一支心爱的驳壳枪交给了刘彬。并嘱咐将留守处所用的锅子、铲子、水桶、棉絮、旧衣物和《新华日报》油印件等等，统统交给李厚信收藏。 顾星奎离开桂东后，于１９４０年春，国民党特务黄陵等向湖南省党部告发：“桂东沙田群众书店有共党嫌疑”。省党部即派科长叶国素前来查处。３月，第九战区长官司令代电又称：“桂东县职业学校何之，系共党重要分子，立即捕杀……”形势越来越紧张。幸好时任县长胡济石，与共产党有些渊源，同情革命，将这绝密情报，立即密告刘彬。沙田群众书店迅速转移了所有进步书刊，并让何之连夜出逃，躲至宁远。叶国素曾在省立三师任过国文教师，受过革命影向，还有过反蒋言行，这时也有意保护书店里这批热血青年，在胡济石的帮助下，表面上对中心区党支部成员书店的董事们进行了一番“追查”后，将“群众书店”改名为“群育书店”了事。为掩人耳目，保护刘彬，经叶国素原在衡阳师范的得意门生李春芬，假刘彬名义草拟了一份《刘彬紧要启事》，于１９４０年５月２１日，刊登在《桂东民报》上。《启事》称： 敬启者，近年来彬因环境关系中途辍学，息影家 乡。旋以匪势猖獗，奉令办理组训自卫事宜，赤胆忠 心，一味苦干，毫无私人权利之争。不过，初入社会, 匮乏逢迎吹拍之术，而为宵小见嫉，含血喷人，信口 污蔑，指为染有共党嫌疑。当时，彬以贤明当局洞烛 其奸，故未置辩。奈丑类冥顽，一再捏控，希图陷害, 以遂阴谋。如此蛇蝎居心，鬼蜮逞技，殊堪痛恨。兹 特郑重声明：彬系为热血青年，虽属驽骀，粗明大义, 未涉为非。……任何政治团体，本人均未加入。诚恐 道路传闻，易滋误会，谨此奉闻，敬希亮察。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国民党顽固派在沙田书店没有捞到多少油水，还遭《启事》一顿公开痛骂，更加仇恨共产党人，瞪起眼睛盯住沙田书店，想方设法陷害刘彬等人。书店支部遵照“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精神，决定把书店的成员化整为零，寻找公开的身份，进行秘密的斗争。１９４０年秋，由胡济石出面，让刘彬到县教育科任科员，县党部的人出来指责，胡巧妙地回答说：“将其安排入县府，是为了便于监视。如发现他确系共党，可随时捕杀。否则，我还要量才重用呢！”使那些特务也无办法。 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而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二营和三营的一部，正是从沙田开拔去的义勇军第一支队和红军战士，很多都是桂东人。此时，新四军沙田留守处已经撤销，国民党的注意力就放了在沙田书店支部。南方局为避免损失，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党的干部和进步分子，将地下党组织完全隐蔽在群众之中，一时割断了与地下党组织的联系。顾星奎离桂后，也一直无音讯。刘彬很焦急，多次派李厚信外出找党。１９４１年４月，在郴州火车站附近的一所破屋里，找到中共湖南省委派驻郴州的联络员杨白毛。杨说：“现在形势很紧，郴州警察也在天天抓人。顾星奎一直没有来信。为了安全，没有通知不能见面，有事，上级会来与你们联系。”要求“做事必须慎重。要争取群众帮助。”次年，李厚信再去郴州，杨白毛的原住所已被拆除，更未见到杨本人。书店成员中，郭有麟到了桂东中学任军事教官，谷绕隹、钟灵去了黄埔军校，黄基济、刘安平、李厚添、黄存贵进了桂东中学读书，其余人员也都分散各地，但书店还在李厚信领导下坚持日常工作，这个由党领导的教育群众，宣传抗战的重要阵地还屹立在沙田，给革命者以希望的曙光。 １９４７年，周先人率省警察队进驻沙田，强占书店，将书店里的书籍杂志、文具、家俱全部焚烧殆尽。沙田群众书店的经营活动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