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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四 军 驻 沙 田 留 守 处
李 辉 明
“七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范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８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通过谈判，国共两党达成了将留在南方八省边界十三个地区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的协议。９月间，由蔡会文、方维夏、游世雄等先后领导的，从１９３５年春起便开始坚持在湘粤赣三省边界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的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以下简称为游击支队）在桂东的西边山接到中共赣粤边特委的指示信。信中说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党中央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共同抗日。指示游击支队可就合作抗日的问题与当地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但必须提高警惕，不能马上下山，一切待命行动。由于游击支队与项英、陈毅等失去联系已整整两年，因而对信中指示感到非常突然。出于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游击支队在经过甚为怀疑、不敢贸然轻信和半信半疑、未敢轻信到疑虑全消、完全相信的过程之后，派出代表与桂东县政府代表进行谈判，达成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协议。１０月５日，游击支队下山，集中于沙田进行整训，扩军。不久，奉命改名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１９３８年１月中旬，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除老弱病残者另行安置，女兵全部回乡生产外，其余五百人左右的队伍，编成五个中队，一个宣传队，遵照“开赴大余县池江集中”的指令，分期分批从沙田出发，经江西崇义等地抵达池江，后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和第三营，踏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征途。 人民抗日义勇军离开沙田的前夕，遵照上级的有关指示，在与桂东县政府进行交涉后，着手组建新四军驻桂东沙田留守处（以下简称为沙田留守处）。１９３８年１月，部队离开桂东，沙田留守处正式公开设立，由十四名斗争经验比较丰富的老游击队员和军政干部组成。配有短枪一支，长枪十四支，由顾星奎任主任。其主要任务是：宣传、贯彻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积极发动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想方设法筹措物资、经费，支援抗日战争；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持抗战，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领土。 沙田留守处成立后，以合法的身份，公开的进行活动，以极大的热情认真的开展各项工作，在广大劳苦群众，进步人士，开明士绅中产生了相大的影响。 一，大力促进桂东县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的成立。为组织成千上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抗日队伍投入伟大的反侵略战争，沙田留守处通过个别交谈，小型座谈会，出墙报，书写宣传标语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宣传。向广大民众讲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号召各阶层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抗日救国尽责任，作贡献。其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求民族解放，发扬民主，以求民权伸张，减租减息，以求民生改善”就是刷写在墙上的宣传标语之一。沙田留守处在与各阶层人士的接触过程中，努力寻求组织抗日群众团体的可能和方案。经过不懈的努力，多方交换意见，多次进行协调，有各界人士，特别是在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的爱国主义人士的支持下，于１９２８年春成立了桂东县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 二、充分利用沙田群众书店这一阵地，开展抗日宣传，推销进步书刊。１９３６年冬，以教育界为主的一些进步人士，开明士绅有感于桂东地处湘省边陲，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教育事业不发达，尤其是新学期开学很久，而教科书仍无着落等问题，倡议开办书店，以解燃眉之急。经过半年左右时间的筹备，开设了沙田群众书店。其主要业务是经营教科书、工具书和文化教育用品。沙田留守处成立后，立即利用这一阵地，接触群众，广交朋友、联络感情、增强共识，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帮助书店同仁健全董事会（股东会），加强各股东之间的联系，扩大股分，增加资本；拓宽业务范围和渠道，在县城、寨前、大地、四都设立分销处。此外，还帮助他们与生活书店、世界书局建立特约分销关系，购进和销售进步书刊，如《阿Ｑ正传》、《老残游记》、《被开垦的处女地》、《母亲》、《老赵下乡》等等。这些对激发群众的抗日激情，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国民党县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它做了“协助抗战文化宣传运动”的工作。党组织还在群众书店发展了党员，成立了党的支部。然而从1939年起，国民党桂东县党部和桂东县政府的某些顽固分子却不断的向国民党湖南省党支部和湖南省政府控告群众书店“赤化”，开列黑名单，将与群众书店有关连的人列为“共党分子”。书店屡遭无理检查，省党部也派科长叶国素前来查处，最后“沙田群众书店”只得更名为“沙田群育书店。” 三、广泛开展统战工作，特别注意争取军界的上层人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沙田留守处按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除配有专人负责知识界外，对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的工作也抓得很紧，而且成效显著。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使当时的桂东县长胡济石与我们“较为接近”，有时还对中共的活动提供某些方便。沙田群众书店负责人刘彬等以保家卫国为号召，在东水等地组织起抗日自卫联保队，常对为非作歹、骚扰乡里的土匪武装以沉重的打击。活动范围及其影响不断扩大。经留守处的同志做工作，争取团结该队的中、上层人士，使之成为我党所掌握的一支队伍。中共湘南特委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１日向省工委的报告中写道：“在桂东方面， 我们取得了一支自卫队， 并在剿匪中造成了模范队伍”。 四、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交涉，要求释放在押的红军战士。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战士赖清洋、林员球、曾坤等三人在与敌作战中被俘，后被解至江西崇义县城监押。１９３７年的年底，顾星奎以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负责人的身份，前往崇义县城，与该县县长聂大炎进行交涉，要求释放在狱的红军战士。他严正指出“继续关押红军战士即严重违背国共两党的有关协议，也异常碍于合作抗日，于国于民不利”。最后迫使崇义县长答应不日放人。虽然当局后来并未履行诺言，但从道义上争得了舆论的支持。 五、开展减租减息宣传，号召帮耕帮种。沙田留守处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入抗日战争，按照党的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和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等项政策，将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减租减息，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６日在沙田召开有上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减租减息。为解决抗日军人家属的生产生活困难，留守处号召并组织群众进行帮耕帮种。对曾为红军游击队做过一些有益工作的人，进行慰问，做思想政治工作，以坚定他们最后胜利的信念。 可是国民党中的一些顽固分子，秉承其主子的旨意，忠实执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制定的“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对沙田留守处的工作进行限制，不断的干扰、破坏。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８日，桂东县政府发出密令，说什么“自抗战发动以来，中国共产党活动至为积极”，“借救亡团体，组织爱国青年”，“利用报社、书店，以作宣传机构”，“淆惑民众之听闻”，“鼓励反动”。大肆叫嚷：“亟应妥为防范，以遏乱萌”。他们派出两个班武装驻扎在沙田留守处背后的碉堡里，日夜监视。并扬言：沙田地区不能有共产党的武装存在，武器弹药应全部交给政府接收。面对顽固派的种种挑畔，沙田留守处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坚守岗位，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挫败了他们的分裂，倒退的阴谋，致使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能不有所收敛。但由于其本性所使然，国民党顽固派并未改弦易辙，就此住手，停止反共活动。他们派出特务，时时处处跟踪，监视沙田留守处的工作员，不断制造摩擦。并于１９３９年６月１日发布训令宣布全县戒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中共湘南特委于１９３９年６月撤销了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武装人员全部开赶抗日前线。 （李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