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攻坚应树立动态辩证的思维_思想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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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所要求的稳定并不是没有任何细枝末节的矛盾与冲突,而是基本制度框架与基本社会秩序方面的稳定,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而是相对意义上的,不是局部或部分的,而是总体的与全局的。
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始终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改革与发展当然需要稳定的环境,上这方面我们也有深刻的教训,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使得当代的改革者具有强烈的风险意识和追求稳定的政治心理。但是,近些年来,这种对风险的规避、对社会动荡和不安的担忧在某种程度上似乎阻碍了政治改革的深入推进,各种矛盾与问题不论大小往往一概被视为必须予以消除的不稳定因素,稳定问题似乎被泛化了。正如有的社会学家所言,在这种传统的稳定思维之下,“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凡是可能影响稳定的事情都要暂停;社会中哪怕鸡毛蒜皮的冲突和矛盾都要上升到影响稳定和安定团结的高度;在党和政府工作中,影响稳定成了无法担当的政治责任,在一般民众那里,稳定成为一种无需论证的话语。”
在这种思维方式下,管理者对于出现的问题不是积极寻求解决之道并将解决方式制度化,而是要将之消灭在萌芽状态,因为相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只是受到压制,所以矛盾与问题实际上在不断积累。管理者总是力图消灭矛盾,对任何问题都倾向于采取压与控的方式,如此一来,就容易将人民群众视为问题的制造者或潜在制造者而处处提防,在这种情况下,群众成了需要对付的政治客体,而管理者与群众目的指向的不同必然造成干群关系的紧张与矛盾的积聚。由于维稳已经成为一种即时性的政治责任,所以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往往无暇也无心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去建构制度化的矛盾解决机制,而只想在自己的任期之内最好别出现任何问题。各种具体的问题可能一时不会再出现,但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却还依旧存在。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有的上访久拖不决、频繁发生。
由于强调秩序与稳定,改革与发展很少采取攻坚战、打硬仗的方式,而是由易到难、渐进推行,因为对既有体制的任何稍大改变都可能意味着新的不稳定因素的产生,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发展的非均衡与核心关键处的改革迟滞,这种过度求稳、谨小慎微的做法往往会在犹豫不决、瞻前顾后之际丧失改革机遇。非均衡状况的存在与核心关键处的改革迟滞使得一些人或组织凭借自身的体制优势,借助于制度转换所存在的问题获得了大量不正当的收益,或者说太多、太大的自由。在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有所得者必有所失者,资源占有的不均衡使得一些人的自由成为任意,而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则因缺少基本的资源条件而受到限制。在稳定的秩序下,公民的自由潜能往往得不到充分释放,而现存的自由在不同的社会成员间又呈现出一定的不对称性。尤其是当稳定成为一种政治任务时,本来正常的利益表达往往被防堵,本来可以成为社会发展契机的利益矛盾往往被人为压制而无法得到有效及时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秩序包含危机,稳定消解自由。
过分追求稳定还将进一步固化已经存在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必须要调整,调整就会涉及到利益的冲突与博弈,而这必然造成对现有社会格局与秩序的触动。然而,在维稳的思维定势下,该采取的措施或者未能采取,或者出台滞后,这使得一些应该改革的东西推迟改革或没有改革,应该突破的东西没有突破或很少突破,社会结构中的不规范因素迟迟得不到控制,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调整。渐进性变革如果总是依循僵化稳定思维的话恐怕不会形成对现有利益格局的根本性冲击。进而言之,在这种僵化稳定思维下所实行的任何改革措施,其效果都有被现有不合理社会结构侵蚀与抵消的可能。任何力度缺乏的举措当实行于现有之结构时都可能会有泥牛入海之虞。实际上,现在的改革是不进则退,如果改革不能有力度地继续向前推进,不仅新的改革举措难有实效,原有的改革成果也会被侵蚀。在这个意义上,改革的成果守是守不住的,改革想原地踏步都不可能,既得利益群体要扩大自己的利益,而普通公众与弱势者也会想办法争取更大的利益。对于任何真正的改革而言,形式上的止步不前实际上意味着原有成果的迅速分割与损耗。改革要想成功,只有深入推进这一条路。
在这样一个亟需突破也极有可能突破的关键期与攻坚阶段,必须调整、改变原有的片面稳定思维,把握时机,积极推进改革。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所要求的稳定并不是没有任何细枝末节的矛盾与冲突,而是基本制度框架与基本社会秩序方面的稳定;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而是相对意义上的;不是局部或部分的,而是总体的与全局的。认为社会一切领域与任何部分都应取消矛盾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确的。实际上,矛盾的存在是任何事物与过程的正常态,和谐与稳定并不否认矛盾,而是以承认矛盾为前提的,稳定的和谐实质上是最有利于发展的矛盾状态,是矛盾双方的最佳状态。如果对各种非对抗性矛盾不积极解决,各种非对抗性矛盾就有可能累积与发展为对抗性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各种问题与矛盾的出现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适度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是社会保持活力的关键,也是政府提高治理能力、构筑长效解决机制的良好契机,因为问题暴露越早,解决起来就越主动。就此而言,稳定与矛盾并不是水与火的关系,关键是要构筑解决矛盾问题的长效稳定机制。
对稳定风险的过分考虑已经阻碍了中国政治的发展与变革,这种对待政治风险的态度似可反思,树立、理性的风险意识与辩证、动态的稳定思维已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实际上,渐进性改革本身要不断推进也不能就稳定讲稳定,而应是渐进中有跃迁,稳定中有突破。局部的或阶段性的冲突与矛盾只要无碍于总体的稳定,改革者就应该勇于面对并积极解决,如此,方能实现长久的、动态的、有活力的稳定。换言之,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关键期内,政治改革的推动者应形成稳定问题的新思维,拿出足够的勇气来应对困难和挑战,否则,将可能白白丧失大好的政治发展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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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所要求的稳定并不是没有任何细枝末节的矛盾与冲突,而是基本制度框架与基本社会秩序方面的稳定,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而是相对意义上的,不是局部或部分的,而是总体的与全局的。
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始终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改革与发展当然需要稳定的环境,上这方面我们也有深刻的教训,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使得当代的改革者具有强烈的风险意识和追求稳定的政治心理。但是,近些年来,这种对风险的规避、对社会动荡和不安的担忧在某种程度上似乎阻碍了政治改革的深入推进,各种矛盾与问题不论大小往往一概被视为必须予以消除的不稳定因素,稳定问题似乎被泛化了。正如有的社会学家所言,在这种传统的稳定思维之下,“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凡是可能影响稳定的事情都要暂停;社会中哪怕鸡毛蒜皮的冲突和矛盾都要上升到影响稳定和安定团结的高度;在党和政府工作中,影响稳定成了无法担当的政治责任,在一般民众那里,稳定成为一种无需论证的话语。”
在这种思维方式下,管理者对于出现的问题不是积极寻求解决之道并将解决方式制度化,而是要将之消灭在萌芽状态,因为相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只是受到压制,所以矛盾与问题实际上在不断积累。管理者总是力图消灭矛盾,对任何问题都倾向于采取压与控的方式,如此一来,就容易将人民群众视为问题的制造者或潜在制造者而处处提防,在这种情况下,群众成了需要对付的政治客体,而管理者与群众目的指向的不同必然造成干群关系的紧张与矛盾的积聚。由于维稳已经成为一种即时性的政治责任,所以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往往无暇也无心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去建构制度化的矛盾解决机制,而只想在自己的任期之内最好别出现任何问题。各种具体的问题可能一时不会再出现,但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却还依旧存在。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有的上访久拖不决、频繁发生。
由于强调秩序与稳定,改革与发展很少采取攻坚战、打硬仗的方式,而是由易到难、渐进推行,因为对既有体制的任何稍大改变都可能意味着新的不稳定因素的产生,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发展的非均衡与核心关键处的改革迟滞,这种过度求稳、谨小慎微的做法往往会在犹豫不决、瞻前顾后之际丧失改革机遇。非均衡状况的存在与核心关键处的改革迟滞使得一些人或组织凭借自身的体制优势,借助于制度转换所存在的问题获得了大量不正当的收益,或者说太多、太大的自由。在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有所得者必有所失者,资源占有的不均衡使得一些人的自由成为任意,而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则因缺少基本的资源条件而受到限制。在稳定的秩序下,公民的自由潜能往往得不到充分释放,而现存的自由在不同的社会成员间又呈现出一定的不对称性。尤其是当稳定成为一种政治任务时,本来正常的利益表达往往被防堵,本来可以成为社会发展契机的利益矛盾往往被人为压制而无法得到有效及时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秩序包含危机,稳定消解自由。
过分追求稳定还将进一步固化已经存在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必须要调整,调整就会涉及到利益的冲突与博弈,而这必然造成对现有社会格局与秩序的触动。然而,在维稳的思维定势下,该采取的措施或者未能采取,或者出台滞后,这使得一些应该改革的东西推迟改革或没有改革,应该突破的东西没有突破或很少突破,社会结构中的不规范因素迟迟得不到控制,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调整。渐进性变革如果总是依循僵化稳定思维的话恐怕不会形成对现有利益格局的根本性冲击。进而言之,在这种僵化稳定思维下所实行的任何改革措施,其效果都有被现有不合理社会结构侵蚀与抵消的可能。任何力度缺乏的举措当实行于现有之结构时都可能会有泥牛入海之虞。实际上,现在的改革是不进则退,如果改革不能有力度地继续向前推进,不仅新的改革举措难有实效,原有的改革成果也会被侵蚀。在这个意义上,改革的成果守是守不住的,改革想原地踏步都不可能,既得利益群体要扩大自己的利益,而普通公众与弱势者也会想办法争取更大的利益。对于任何真正的改革而言,形式上的止步不前实际上意味着原有成果的迅速分割与损耗。改革要想成功,只有深入推进这一条路。
在这样一个亟需突破也极有可能突破的关键期与攻坚阶段,必须调整、改变原有的片面稳定思维,把握时机,积极推进改革。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所要求的稳定并不是没有任何细枝末节的矛盾与冲突,而是基本制度框架与基本社会秩序方面的稳定;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而是相对意义上的;不是局部或部分的,而是总体的与全局的。认为社会一切领域与任何部分都应取消矛盾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确的。实际上,矛盾的存在是任何事物与过程的正常态,和谐与稳定并不否认矛盾,而是以承认矛盾为前提的,稳定的和谐实质上是最有利于发展的矛盾状态,是矛盾双方的最佳状态。如果对各种非对抗性矛盾不积极解决,各种非对抗性矛盾就有可能累积与发展为对抗性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各种问题与矛盾的出现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适度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是社会保持活力的关键,也是政府提高治理能力、构筑长效解决机制的良好契机,因为问题暴露越早,解决起来就越主动。就此而言,稳定与矛盾并不是水与火的关系,关键是要构筑解决矛盾问题的长效稳定机制。
对稳定风险的过分考虑已经阻碍了中国政治的发展与变革,这种对待政治风险的态度似可反思,树立、理性的风险意识与辩证、动态的稳定思维已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实际上,渐进性改革本身要不断推进也不能就稳定讲稳定,而应是渐进中有跃迁,稳定中有突破。局部的或阶段性的冲突与矛盾只要无碍于总体的稳定,改革者就应该勇于面对并积极解决,如此,方能实现长久的、动态的、有活力的稳定。换言之,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关键期内,政治改革的推动者应形成稳定问题的新思维,拿出足够的勇气来应对困难和挑战,否则,将可能白白丧失大好的政治发展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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