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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前电影管理的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途径_电影艺术论文

    中国电影产业经历了世纪之交前后多年的低谷之后,随着党的十六大之后产业化改革的推进,这几年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迅猛的触底反弹的行情。形势固然喜人,但是产业诉求和诉求的内在紧张仍然是中国电影的难题,困扰中国电影产业的深层次体制制约仍然存在。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目前的问题并非是无解的死题。
    一、当前中国电影产业并非一派乐观
    自从今年产业化改革以来,中国电影产业走上了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多种数据都昭示了一种乐观的产业预期。但是在乐观的背后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存在的问题。
    在创作层面,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固有的意识形态治国的政治传统惯性,对创作的审查控制仍然是强有力的。在艺术片创作上,像美国或者韩国电影那样通过批判性地表现公共事件而获得艺术提升的期盼短期内不可能实现。艺术的探索只能止于个人化的“喃喃自语”,社会文化内涵的厚重被无奈地放逐了,即使是稍微触及敏感问题,也会被责令修改或者追毙;更不用说当代中国史在电影中的空白几乎使年轻电影人丧失了思考中国问题的许多可能性。在主旋律影片创作上,和谐社会的美好设想往往表现为单向性的歌功颂德,单一化的社会历史反映淹没了多样化的现实表达,干涩的说教和可笑的煽情往往将观众拒之门外。在商业片创作上,除了合拍片以外,产业发展急需的一些类型片极度匮乏,高达402部的产量其实是虚胖浮肿,多数是没有市场竞争力的粗糙稚嫩之作。
    在产业层面,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经验到底如何,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检验;在多数还没有改制的电影企业中,电影的生产力仍然没有被解放出来。鉴于电影的意识形态属性,一些很好的电影管理经验,比如现代企业制度等,并没有被移植到国有电影企业中。在存量改革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增量改革的活力已经初步显现,民营资本、外资和业外资金的进入激活了整个产业,换来了经济指标的连续增长。但是学术界倾心的大电影产业链目前看来还比较遥远,多头管理和严格管制严重遏制了产业扩张的冲动。电影市场的复苏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中心城市以外蓬勃的观影需求仍然缺乏规模化的满足渠道。院线的全国性整合还受制于地方行政性的分割和保护,距离建设一个竞争有序、统一开放的市场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电影知识产权的保护虽然一直在推进,但是盗播盗版仍然猖獗,给依靠版权盈利的电影产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呼唤多年的《电影促进法》迟迟没有出台,依法治国的理念在电影领域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落实的号召,这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为电影产业的扩张制造了未知的风险。
    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滞后,在于产业诉求和政治诉求的矛盾。相对于经济改革和其他领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和速度而言,目前的文化体制改革无疑是慢一拍的。政治精英对电影的意识形态诉求总是位于产业诉求之上,虽然产业化改革的呼声已经很高,虽然“发展”是最大的政治,但是在宁“政治正确”勿“冒进”的惯性思维主导下,电影的产业进程只能是一种走三步退一步的慢跑,以至于在统一政治诉求和产业诉求的探索之路上走得一直是磕磕绊绊,至今仍然身陷条块分割、多头管理、行政垄断、产业链分割等多种困境中。
    从1993年市场化改革算起,中国电影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已经走了15年。当初改革的初衷是引入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弥补经济的政府失灵。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和其他产业的产业政策一样,多年来制定电影产业政策的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不是市场信号和业界意见,而是部门利益、地区利益、社会稳定性和政府的控制愿望。① 这在实际上造成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种经济运行效果。于是,市场化的改革一直是小打小闹,成效不大。直到党的十六大之后产业化的改革路线正式确定,电影产业才驶上了快车道。
    但是从今天的现实来看,电影产业化改革五年的结果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仍然同时存在。和其它传媒产业一样,市场最基本的配置稀缺资源的作用仍然没有到位,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中。电影国企的产权改革遇到的障碍、院线整合遇到的地区壁垒、文化部和广电总局的部门壁垒造成的完整产业链被割裂就是典型的病灶。以今年的数据为例,全国34条院线中,中影星美、上海联和、北京新影联、万达院线、中影南方新干线,这五条过3亿元院线合计票房172525万元,占所有院线总额的59.5%。观众70365万人次,占所有院线总额的54.1%。排名前15家的院线票房就占了总额的88.2%,人次就占了总额的79.4%。②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这种不成熟的市场结构必然趋向于整合集中,通过跨地区的院线横向整合减少数量,追求规模经济。但是在目前的中国这种产业运作的阻力非常大。今年,上海文广传媒试图用“借壳上星”的办法对宁夏卫视实施跨地域整合,结果以失败告终,试图“越轨”的宁夏相关负责人也被免职。现在,地区壁垒仍然阻碍着院线的整合。实际上,当前的电影产业面临着五大壁垒:行业壁垒、地区壁垒、部门壁垒、意识形态壁垒、所有制壁垒。壁垒森严,导致产业资源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优化配置,导致最有产业竞争力的跨媒介、跨地域、跨行业的整合经营很难进行。
    二、电影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更令管理者头疼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自由化、文化产业化、传媒信息娱乐一体化,电影企业集团化的今天,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带来的产业竞争压力和强大信息传播力正在给政府传统的电影管理方式提出新的挑战。
    从技术上来讲,电影产业的相关产业正在经历着三网融合(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和“三c革命”的变革。“三c革命”指的是,计算机信息产业(computer)、通信业(communication)和内容产业(content,包括电影)互相渗透融合成新的多媒体信息内容产业。技术变革导致了产业变革,产业融合成为文化娱乐传媒产业的趋势。产业融合又带来了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化,不断冲击着我国电影产业的政府管理模式。美国的电影早已成为一个完成“三c革命”的大电影产业,正如斯皮尔伯格所说:“美国电影之所以能占到全球市场92.3%的份额,不能简单地说美国电影好看,好看是很重要的,但至关重要的是美国电影自身是个大产业,是将信息传媒业和娱乐业紧密结合的产业。真正支持美国电影征战天下的是其先进的产业理念、雄厚的资本、强大的媒体影响能力,特别是其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③ 实际上,美国六大电影公司在经过前几年的重组兼并浪潮之后已经都被整合为大信息娱乐传媒集团的一部分。反观中国电影产业,目前还在五大壁垒的困境中挣扎,整合的信息娱乐传媒集团还是一个不知多远的梦想。
    从信息传播层面看,在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前,电影作为意识形态阵地的功能还是基本可以运转的:像其它媒介一样,“一元体制、二元运作”。在国有事业体制内企业化经营,实现电影经济的产业循环,并完成意识形态的任务。信息不对称的观众也缺乏质疑主导意识形态的信息和能力。但是在今天,网络信息异常自由,视频消费方兴未艾,国外电影的盗版唾手可得。电影的管理不得不面对巨大的挑战:在信息自由的时代如何创新管理方式?
    这种信息自由的挑战在基本的层面源于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虽然关于公共空间\领域和公民社会的讨论是一个很难深入、心照不宣的话题,但是不能讨论不等于这种昭示社会进步的现象不存在。30年来,开放的中国迎来了以前被认为是异端的各种思想,群众在触及切身利益的经济改革中逐步学会了思考问题。经济变革、思想冲击、信息自由传播和利益调整的结果是,当代的中国人,尤其是作为电影核心观众的年轻人很难像20年前的观众那样直接接受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询唤。干涩的说教和可笑的煽情已经不能吸引当代的电影观众。令事情更难处理的是,网络技术把世界荡平了,网上流动的信息不但有刺激观众思考的材料,而且还有大量不被政府欢迎的电影和视频。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我国网民已达2.2亿,这个数字已经远超院线的观众人次。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自由平等、个人自主的开放网络时代,个人正在成为个性觉醒的公民。一个有自主表达欲望、能力和渠道的草根群体正在崛起,正在用“视频真我秀”取代过去“沉默的大多数”。在数字媒介大发展的今天,可以实现随身、点播、下载等高级功能的音视频播客标志着个人媒体时代的来临。韩国的“公民新闻”有4万多个草根记者为之供稿。这些草根记者“写文章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赚钱。”④ 这种网络传媒内在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神无疑是对政府管制的巨大冲击。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有过网络自由创造视频和自由观影体验(国际公认的自由表达权利)的网民会忍受一部弱智的商业片或虚伪的宣教片。民主、开放和宽容的网络精神、自由创造的表达欲望和自主消费的视频体验已经为电影,也为电影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电影管理的深层次矛盾
    从表面上看,当前的电影管理面临着这些问题:优秀国产片缺乏、放映资源稀缺、优秀人才缺乏、市场发展不平衡,行政大于法治,多头管理、产业链分割、院线过度分散、投融资体制不畅等等。透过表面看本质,我们发现,这些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当前电影管理的深层次矛盾:电影作为娱乐产业的产业诉求和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的紧张关系。这一深层次矛盾派生出了当前最重要的问题:管理体制改革。
    实际上,在创作上两个诉求的统一是可能的。通过主旋律影片类型化改造或者类型片的主流化改造是可以达到两种诉求统一的。在这方面,《云水谣》、《集结号》、《五颗子弹……》等影片无疑都是成功的案例。从国外的经验看,电影的产业诉求和政治诉求也是可以统一的。好莱坞的《卡萨布兰卡》、《巴顿将军》、《密西西比在燃烧》、《第一滴血》、《独立日》、《空军一号》、《国家宝藏》、《当幸福来敲门》、《父辈的旗帜》等影片都是既政治正确又有市场的佳作,它们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传达了美国的意图、价值观和正面信息。国内外的经验,两种诉求的统一其手段不外乎这样几种:通过普世价值传递特殊的政治意图,通过普世情感激发观众反应,通过类型化改造表现社会政治事件,借鉴传统文艺规律,呼应社会心理需求、强化视听语言的吸引力,选择具有戏剧性潜力和视听效果开发潜力的题材、在次要情节和场面中隐蔽传递信息、明星的娱乐化表演等。但是,不少国内创作者一直以来所犯的一个错误是:不去尽力隐蔽观点用视听语言讲述一个好看的,而总是走在不讲故事硬灌理的“光明大道”上。这无疑是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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