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列宁和毛泽东关于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_哲学理论论文

    【内容提要】列宁、毛泽东是苏联、中国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奠基者,在实践中都遇到了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他们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包括发展资本主义是的必然、要发展新资本主义等。
    【摘要】lenin and mao ze-dong were the founders of the two socialist countries: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china.in their revolutionary practice both of them faced with the question how to treat capitalism and how to handle therelations with capitalism.they thought over and made close study of theproblem over a long time and put forward quite a few valuable ideas about it such as the idea that it is inevitable to develop capitalism and it isnecessary to develop it,etc..
    【关 键 词】列宁/毛泽东/资本主义/lenin/mao ze-dong/capitalism
    【 正 文】
    列宁和毛泽东毕生都在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奋斗,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列宁和毛泽东都是务实的领导者,他们从实际出发,提出了短时期内不仅不能在本国消灭资本主义,反而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
    一、发展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列宁认为,俄国的国情不具备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而应当首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早在1917年9月,列宁就明确提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资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1](p218-219)因此,俄国革命胜利后应当首先实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十月革命胜利后,“左派共产主义”批评党对资本家企业采取的计算和监督政策,是在“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这一政策会使苏维埃俄国“演进到资本主义一边去”。1918年3月,列宁写了《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批评了“左派共产主义”的观点,认为俄国当时存在着宗法式的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其中,“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这种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我们所说的‘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他们或者是不了解具体事实,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视现实,或者是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目前我国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步骤”。虽然我们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但“从物资、经济、生产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达到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俄国现时的经济情况前进,正因为如此,用‘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演变’(《共产主义者》第1期第8页第1栏)来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在理论上是荒谬透顶的。这恰恰意味着在思想上‘偏离了方向’,离开了‘演变’的真正道路,不懂得这条道路;而在实践上,这等于是向小私有者的资本主义倒退”[2](p527、528、527)。
    1918年夏至1920年底,处在战时环境下的俄国采取了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措施,消灭了资本主义。过早消灭资本主义,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影响了群众的生活。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时明确指出:企图直接建立共产主义的经济形式,“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是要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老实说,有些共产党员执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所以在‘思想、言论和行动’上犯了错误。我们要努力纠正这些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些错误,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3](p504)。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列宁明确指出当时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实质就在于“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它们和逐步地、审慎地掌握它们。
    1921年3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回顾了1917年和1918年有关俄国国情的论述,再次强调俄国不是纯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五种经济成分“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究竟是谁和谁进行斗争呢?”“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做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做斗争。”[3](p490)。因此,抽象地谈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两种结构来看。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4](p217、218-219)。
    毛泽东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述也是格外引人注目的。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5](p119)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5](p639)。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更加深刻地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变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显然,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5](p961-962)毛泽东认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5](p961)
    列宁和毛泽东从落后国家的实际出发,都明确指出在小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中,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不仅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直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反而应当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认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的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6](p322-323)
    二、发展新资本主义
    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建立新政权之后,应当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那么,我们所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完全一致呢?
    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十一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俄国要大力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我们现在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任何理论、任何着作都没有探讨过的,原因很简单,所有同这一名词有关的常用概念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政权。而我国的社会虽已脱离资本主义轨道,但还没有走上新轨道,不过领导这个国家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我们不愿了解,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7](p83、84)。随后,列宁在1922年11月共产国际作的《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再次强调我们退却之后发展起来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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