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思考_国际政治论文
在“9·11事件”，尤其是美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后，美国政要在不同场合多次声称，长达十年的“后冷战时代”已宣告结束，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注：有关论述甚多，具代表性的言论可参阅：remarks by secretary colin l.powell at business event,shang-hai,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october 18,2001;remarks by national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hopkins university,
washington,d.c.april 29,2002;donald h.rumsfeld,“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2;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关于这个“新时代”，概括得较具理论性并逐渐流行开来的，是由国务卿鲍威尔首先提出，(注：remarks by secretary of state colinl.powell after the ministerial council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osce),bucharest,romania,december 4,2001.)经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全面包装的所谓“后后冷战时代”。(注：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remarks to foreign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richard n.haass,“u.s.-russianrelations in the post-post-cold war world”，remarks to rand business leadersforum,tenth plenary meeting,the mark hotel,new
york,june 1,2001.)一时间，“后后冷战时代”的提法不胫而走，虽然在美官方重大报告(如新近出笼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没有体现，但屡被美国政界、学界提及，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成为当前关于时代定性问题最具影响的新名词之一。
实际上，“9·11”前后，已有学者探讨过“后后冷战时代”的概念，(注：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科萨也就此发表过专文，参见：ralph a.cossa,“toward a post post-coldwar world”,pacnet newsletter 41,october 12,2001.)但此番从美国政要口中说出，显然别具意义。世界真的已经进入“后后冷战时代”了吗?它与“后冷战时代”的区别主要是什么?这种新的时代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美国的对外战略?它是美国政要头脑中炮制出的“幻念”，还是有可能成为某种“范式性”的东西被国际社会逐渐接受?认清“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本质对于中国外交战略的意义何在?鉴于国内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试就此做些分析和思考。
一、探讨时代问题的意义
如何给所处的时代定性，一直是国际问题研究者们最为关切的“大战略”问题。冷战结束后，围绕时代定性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可以说从未中绝。不过，对于用“后冷战时代”界说冷战后的十年，人们并未产生歧异。原因在于，冷战遗产之消失有个过程，以美苏两大阵营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冷战虽然结束，但北约的去留问题、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中东欧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等“冷战遗迹”仍随处可见，大国结盟对抗、制衡外交泛滥等“冷战思维”也挥之不去。正因为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使“后冷战时代”的提法未遭遇大的挑战，冷战后十年各国关于时代问题的讨论基本是在“后冷战时代”这个框架内展开的。
但是，随着新世纪(同时恰好也是新千年)的来临，特别是20世纪最后一场战争——科索沃战争的打响及其深远影响，人们已不能满足于继续沿用“后冷战时代”这个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说法来界说或观察冷战结束十年后的现实。1999—2000年间，无独有偶，中国与美国分别展开了一场关于时代问题的大讨论。由于“炸馆”阴影的笼罩，中国的讨论主要围绕“和平与发展”是否仍是时代主题、国际战略格局究竟是“单极还是多极”、世界主要矛盾是否是“称霸与反霸”等传统命题展开，(注：关于这场大讨论的基本观点，参见：安卫、李东燕：《十字路口上的世界：中国著名学者探讨21世纪的国际焦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世界知识》，2000年第15、16、18、20期相关文章。)其中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论战，激烈程度几近剑拔弩张。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一些中国学者曾提出过“新冷战”的概念，但昙花一现，未流行开来。相较中国而言，美国人的讨论更为多元化，除纯学者外，大企业家、金融巨头、媒体精英乃至政要也都参与其中，提出所谓“美国全球科技霸权时代”、“革命时代”、“新中世纪时代”、“模糊和不确定的时代”、“资本主宰世界和平的时代”等不一而足的观点。(注：美国方面大讨论的主要观点，参见foreign policy,summer 2000.)有意思的是，尽管中美双方是在不同的意境、背景中探讨问题，却都没能给“新的时代”一个为人普遍接受的“说法”。
但这种讨论绝非学者们的庸人自扰，恰恰反映出特定的“时代观”具有的重大战略导向和政策指针意义。对于时代的不同理解必然生成不同的世界观、战略观，进而直接影响一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在学者们关于时代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各国政府显然也从不同角度给时代定下对国家发展战略具指导意义的基调。仍以中美两国为例。中国官方的经典定位是“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但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注：江泽民：“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今年新年贺辞”，《人民日报》，今年1月1日。)“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注：江泽民：“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人民日报》，今年4月11日。)对此更为具体的阐释是下面这段话：“从总体上看，国际格局和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并未因‘9·11事件’而改变。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继续发展，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机遇大于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态势。”(注：“纵论世界风云，畅谈中国外交——唐家璇外长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人民日报》，今年12月17日。)这种定位显然是对中国国家发展大战略及所面临的国际形势进行综合评估后的一种高度概括，既是对国内主流意见的反映，也适应着中国“利用战略机遇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不过，上述提法更多是对时代性质、内容或主题的说明，是一个具有跨越几十年意义的相对长期的战略判断，而不仅仅是从国际角度对特定时代的界定。
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正好跨越所谓“后冷战时代”，因此克林顿的内外政策明显带有某种过渡性质。但是，随着北约东扩、美日同盟关系调整、美与中俄关系逐步改善等一系列重大“对外工程”的初步完结，特别是随着新世纪的迫近，克林顿政府也开始思考如何给所谓“新时代”定性的问题。结果，克林顿选择用一个超越“冷战”观的“全球化”概括其所面临的时代，而不是继续纠缠于“冷战”概念。因此，“全球化”这一时代观是世纪之交美国出笼的几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理论指导，也几乎就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克林顿政府外交理念的浓缩，即美国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利用其独特领先优势最大限度地维持“一超独霸”地位。(注：samuel berger,“diplomacy in globalization age”,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00.)体现在政策执行层面，即是更强调大国依存与国际合作、更看重经济安全和非传统威胁，更偏向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更爱用接触而非遏制，也更注重全球管理。受美国这种“全球化”时代观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也多从全球化相互依存角度思考国际、经济问题，整个世界似乎呈现出某种“告别冷战”旧时代，迈向全球化新时代的气象。
二、美国人头脑中的“后后冷战时代”
新世纪初，国际政治的发展从多个方面呈现出更加鲜明的新面貌。一方面，中、俄、欧(盟)等主张多极化的主要政治力量全力追求双赢、多赢的大国关系，为新世纪的开局创造出一派新的气象；另一方面，俄、美两个冷战对手在世纪初年分别更换了最高领导人，俄罗斯由更具新世纪眼光的普京取代带有冷战色彩的叶利钦，美国则由标榜新保守主义、具冷战意识的布什取代新自由主义者克林顿。新人新政给全球政治带来新的面貌，预示着一个国际新时代已然到来。“9·11事件”的突然发生，则成为新旧时代的转折点。
与克林顿执政理念不同、支撑力量不同、核心班子成员背景不同的布什新政府，显然从另一个视角观察这个新时代，即所谓“后后冷战时代”。根据理查德·哈斯的解释，“后后冷战时代”是“以美国居主导地位、大国冲突的概率很低、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得以扩展等一系列现实所定义的时代，也是一个区域冲突不断、贫困持续蔓延、全球化的益处不能被广泛共享和跨国性挑战不断增加的时代，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跨国性挑战与仍然重要的传统性问题相互交错的时代”。(注：richard n.haass,“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post-post-cold war world”,remarks to rand business leaders forum,tenth plenary meeting,
the mark hotel,new york,june 1,2001.)这段文字可谓内涵丰富。综合布什政要的言论看，“后后冷战时代”的出笼主要基于两个标准：一是“9·11事件”对美国对外战略及国际基本结构的撼动，二是美俄关系变化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在“后冷战时代”之前再加一个“后”字，意思是世界(美国眼里的世界)已进入一个不同于“后冷战时代”的新时代。其“新”处有三：
(1)“后冷战时代”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过渡期基本结束。赖斯说：“‘9·11事件’撼动了国际的基本结构。国际体系在苏联解体后一直动荡不安，现在这种过渡期有可能告一段落。”(注：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 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 29,2002.)一方面，后冷战时代美国关于“传统威胁”(潜在大国的挑战)与“非传统威胁”孰轻孰重的辩论因世贸大厦的轰然坍塌而暂时告一段落，以恐怖主义为标志的“非传统威胁”(布什称其为“新极权主义威胁”)很明确地摆在了威胁的首位。另一方面，美俄关系经过冷战后十年的相互磨合，在“9·11”后基本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与稳定化。尽管这一变化在后冷战时代已经开始，但那时的两国关系更多以起伏不定、相互猜疑为特征。今天，俄罗斯正式成为西方八国集团的平等成员，与北约的关系实现了由“19 + 1”到“20”的转变，美俄在导弹防御这样的敏感问题上也展开合作，表明双方关系未来的前景应该是超越了先前的“不确定性”的。显然，美俄关系的这种变化将带动整个国际关系的变化。
(2)美国的安全观和战略观发生了有别于后冷战时代的根本性变化。尽管美国一些历史学家认为“9·11”无法与“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人们会记住它，但它不会真正改变进程”，(注：“a date with history”,newsweek,september 9,2002.)但多数人认为“9·11”是“美国改变的一天”。赖斯(她的一位同窗好友死于这次袭击)称，“9·11”后，美国“对自身脆弱性的天真无知业已终结”(注：remarks by national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 29,2002.)，拉姆斯菲尔德(“9·11”当天他正在五角大楼，亲身体验了恐怖袭击的冲击)说：“我们国家已经习惯了的安全环境已随之消失。”(注：donald h.rumsfeld,“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foreignaffairs,may/june 2002.)自1812年来，本土安全首次成为美国的中心安全问题。相应的，布什政府宣布组建专注本土安全的第十大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和第14大部级单位国土安全部。对于讲求“小政府”的共和党而言，这些举措无疑是革命性的。在这种安全观的影响下，自由与安全的关系、政府的职能、移民政策等一系列关系美国民生乃至立国之本的问题也被一一受到检验。美国的战略观也出现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军事、国防、安全战略由“基于威胁”到“基于能力”(注：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september
30,2001.)，由准备“敌人来了怎么办”到设想“我是敌人该准备什么”(注：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明确指出，“我们不再围绕打败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而建设美国的武装力量，而需要审视我们的弱点。像腓特烈大帝在其《战争通则》中所说的那样询问自己，‘如果我是敌人，我会制订怎样的战略?’然后对军队进行必要的改革”。donald h.rumsfeld,“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2.)，由倡导“预防性防务”到强调“先发制人”(注：“president bush delivers graduation speechat west point”,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2002 graduation exercise of the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west point,new
york,june 1,2002.)；核战略则以“单方面确保摧毁”取代“相互确保摧毁”；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也最终结束辩论开始上马。“布什主义”、“先发制人”、“邪恶轴心”、“反恐划线”等一系列新的军事外交术语不断涌现，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美国人的战略观确实在变。一句话，“9·11”后的美国危机意识上升，更加信奉军事实力和强权即公理(赖斯说：“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在国际和安全领域至关重要。”(注：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 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 29,2002.))。正是这种巨大的转变，使部分美国学者认为布什战略观完全改变了自冷战以来美国形成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外交传统，是在追求一种全新的“帝国主义战略观”。(注：认为“9·11”后布什的战略观出现了有别于美国传统的七大根本变化。详见：g.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2002.)
(3)世界进入一个美国主导的大国合作新时代。布什称：“今天，大国由于具有共同的价值观而越来越团结……我们必须建立牢固的大国关系。”(注：“president bushdelivers graduation speech at &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hopkins university,
washington,d.c.april 29,2002;donald h.rumsfeld,“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2;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remarks to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关于这个“新时代”，概括得较具理论性并逐渐流行开来的，是由国务卿鲍威尔首先提出，(注：remarks by secretary of state colinl.powell after the ministerial council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osce),bucharest,romania,december 4,2001.)经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全面包装的所谓“后后冷战时代”。(注：richard n.haass,“defining u.s.foreign policy in a post-post-cold war”,remarks to foreign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april 22,2002；richard n.haass,“u.s.-russianrelations in the post-post-cold war world”，remarks to rand business leadersforum,tenth plenary meeting,the mark hotel,new
york,june 1,2001.)一时间，“后后冷战时代”的提法不胫而走，虽然在美官方重大报告(如新近出笼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没有体现，但屡被美国政界、学界提及，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成为当前关于时代定性问题最具影响的新名词之一。
实际上，“9·11”前后，已有学者探讨过“后后冷战时代”的概念，(注：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科萨也就此发表过专文，参见：ralph a.cossa,“toward a post post-coldwar world”,pacnet newsletter 41,october 12,2001.)但此番从美国政要口中说出，显然别具意义。世界真的已经进入“后后冷战时代”了吗?它与“后冷战时代”的区别主要是什么?这种新的时代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美国的对外战略?它是美国政要头脑中炮制出的“幻念”，还是有可能成为某种“范式性”的东西被国际社会逐渐接受?认清“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本质对于中国外交战略的意义何在?鉴于国内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试就此做些分析和思考。
一、探讨时代问题的意义
如何给所处的时代定性，一直是国际问题研究者们最为关切的“大战略”问题。冷战结束后，围绕时代定性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可以说从未中绝。不过，对于用“后冷战时代”界说冷战后的十年，人们并未产生歧异。原因在于，冷战遗产之消失有个过程，以美苏两大阵营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冷战虽然结束，但北约的去留问题、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中东欧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等“冷战遗迹”仍随处可见，大国结盟对抗、制衡外交泛滥等“冷战思维”也挥之不去。正因为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使“后冷战时代”的提法未遭遇大的挑战，冷战后十年各国关于时代问题的讨论基本是在“后冷战时代”这个框架内展开的。
但是，随着新世纪(同时恰好也是新千年)的来临，特别是20世纪最后一场战争——科索沃战争的打响及其深远影响，人们已不能满足于继续沿用“后冷战时代”这个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说法来界说或观察冷战结束十年后的现实。1999—2000年间，无独有偶，中国与美国分别展开了一场关于时代问题的大讨论。由于“炸馆”阴影的笼罩，中国的讨论主要围绕“和平与发展”是否仍是时代主题、国际战略格局究竟是“单极还是多极”、世界主要矛盾是否是“称霸与反霸”等传统命题展开，(注：关于这场大讨论的基本观点，参见：安卫、李东燕：《十字路口上的世界：中国著名学者探讨21世纪的国际焦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世界知识》，2000年第15、16、18、20期相关文章。)其中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论战，激烈程度几近剑拔弩张。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一些中国学者曾提出过“新冷战”的概念，但昙花一现，未流行开来。相较中国而言，美国人的讨论更为多元化，除纯学者外，大企业家、金融巨头、媒体精英乃至政要也都参与其中，提出所谓“美国全球科技霸权时代”、“革命时代”、“新中世纪时代”、“模糊和不确定的时代”、“资本主宰世界和平的时代”等不一而足的观点。(注：美国方面大讨论的主要观点，参见foreign policy,summer 2000.)有意思的是，尽管中美双方是在不同的意境、背景中探讨问题，却都没能给“新的时代”一个为人普遍接受的“说法”。
但这种讨论绝非学者们的庸人自扰，恰恰反映出特定的“时代观”具有的重大战略导向和政策指针意义。对于时代的不同理解必然生成不同的世界观、战略观，进而直接影响一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在学者们关于时代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各国政府显然也从不同角度给时代定下对国家发展战略具指导意义的基调。仍以中美两国为例。中国官方的经典定位是“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但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注：江泽民：“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今年新年贺辞”，《人民日报》，今年1月1日。)“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注：江泽民：“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人民日报》，今年4月11日。)对此更为具体的阐释是下面这段话：“从总体上看，国际格局和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并未因‘9·11事件’而改变。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继续发展，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机遇大于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态势。”(注：“纵论世界风云，畅谈中国外交——唐家璇外长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人民日报》，今年12月17日。)这种定位显然是对中国国家发展大战略及所面临的国际形势进行综合评估后的一种高度概括，既是对国内主流意见的反映，也适应着中国“利用战略机遇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不过，上述提法更多是对时代性质、内容或主题的说明，是一个具有跨越几十年意义的相对长期的战略判断，而不仅仅是从国际角度对特定时代的界定。
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正好跨越所谓“后冷战时代”，因此克林顿的内外政策明显带有某种过渡性质。但是，随着北约东扩、美日同盟关系调整、美与中俄关系逐步改善等一系列重大“对外工程”的初步完结，特别是随着新世纪的迫近，克林顿政府也开始思考如何给所谓“新时代”定性的问题。结果，克林顿选择用一个超越“冷战”观的“全球化”概括其所面临的时代，而不是继续纠缠于“冷战”概念。因此，“全球化”这一时代观是世纪之交美国出笼的几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理论指导，也几乎就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克林顿政府外交理念的浓缩，即美国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利用其独特领先优势最大限度地维持“一超独霸”地位。(注：samuel berger,“diplomacy in globalization age”,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00.)体现在政策执行层面，即是更强调大国依存与国际合作、更看重经济安全和非传统威胁，更偏向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更爱用接触而非遏制，也更注重全球管理。受美国这种“全球化”时代观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也多从全球化相互依存角度思考国际、经济问题，整个世界似乎呈现出某种“告别冷战”旧时代，迈向全球化新时代的气象。
二、美国人头脑中的“后后冷战时代”
新世纪初，国际政治的发展从多个方面呈现出更加鲜明的新面貌。一方面，中、俄、欧(盟)等主张多极化的主要政治力量全力追求双赢、多赢的大国关系，为新世纪的开局创造出一派新的气象；另一方面，俄、美两个冷战对手在世纪初年分别更换了最高领导人，俄罗斯由更具新世纪眼光的普京取代带有冷战色彩的叶利钦，美国则由标榜新保守主义、具冷战意识的布什取代新自由主义者克林顿。新人新政给全球政治带来新的面貌，预示着一个国际新时代已然到来。“9·11事件”的突然发生，则成为新旧时代的转折点。
与克林顿执政理念不同、支撑力量不同、核心班子成员背景不同的布什新政府，显然从另一个视角观察这个新时代，即所谓“后后冷战时代”。根据理查德·哈斯的解释，“后后冷战时代”是“以美国居主导地位、大国冲突的概率很低、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得以扩展等一系列现实所定义的时代，也是一个区域冲突不断、贫困持续蔓延、全球化的益处不能被广泛共享和跨国性挑战不断增加的时代，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跨国性挑战与仍然重要的传统性问题相互交错的时代”。(注：richard n.haass,“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post-post-cold war world”,remarks to rand business leaders forum,tenth plenary meeting,
the mark hotel,new york,june 1,2001.)这段文字可谓内涵丰富。综合布什政要的言论看，“后后冷战时代”的出笼主要基于两个标准：一是“9·11事件”对美国对外战略及国际基本结构的撼动，二是美俄关系变化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在“后冷战时代”之前再加一个“后”字，意思是世界(美国眼里的世界)已进入一个不同于“后冷战时代”的新时代。其“新”处有三：
(1)“后冷战时代”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过渡期基本结束。赖斯说：“‘9·11事件’撼动了国际的基本结构。国际体系在苏联解体后一直动荡不安，现在这种过渡期有可能告一段落。”(注：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 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 29,2002.)一方面，后冷战时代美国关于“传统威胁”(潜在大国的挑战)与“非传统威胁”孰轻孰重的辩论因世贸大厦的轰然坍塌而暂时告一段落，以恐怖主义为标志的“非传统威胁”(布什称其为“新极权主义威胁”)很明确地摆在了威胁的首位。另一方面，美俄关系经过冷战后十年的相互磨合，在“9·11”后基本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与稳定化。尽管这一变化在后冷战时代已经开始，但那时的两国关系更多以起伏不定、相互猜疑为特征。今天，俄罗斯正式成为西方八国集团的平等成员，与北约的关系实现了由“19 + 1”到“20”的转变，美俄在导弹防御这样的敏感问题上也展开合作，表明双方关系未来的前景应该是超越了先前的“不确定性”的。显然，美俄关系的这种变化将带动整个国际关系的变化。
(2)美国的安全观和战略观发生了有别于后冷战时代的根本性变化。尽管美国一些历史学家认为“9·11”无法与“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人们会记住它，但它不会真正改变进程”，(注：“a date with history”,newsweek,september 9,2002.)但多数人认为“9·11”是“美国改变的一天”。赖斯(她的一位同窗好友死于这次袭击)称，“9·11”后，美国“对自身脆弱性的天真无知业已终结”(注：remarks by national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 29,2002.)，拉姆斯菲尔德(“9·11”当天他正在五角大楼，亲身体验了恐怖袭击的冲击)说：“我们国家已经习惯了的安全环境已随之消失。”(注：donald h.rumsfeld,“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foreignaffairs,may/june 2002.)自1812年来，本土安全首次成为美国的中心安全问题。相应的，布什政府宣布组建专注本土安全的第十大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和第14大部级单位国土安全部。对于讲求“小政府”的共和党而言，这些举措无疑是革命性的。在这种安全观的影响下，自由与安全的关系、政府的职能、移民政策等一系列关系美国民生乃至立国之本的问题也被一一受到检验。美国的战略观也出现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军事、国防、安全战略由“基于威胁”到“基于能力”(注：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september
30,2001.)，由准备“敌人来了怎么办”到设想“我是敌人该准备什么”(注：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明确指出，“我们不再围绕打败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而建设美国的武装力量，而需要审视我们的弱点。像腓特烈大帝在其《战争通则》中所说的那样询问自己，‘如果我是敌人，我会制订怎样的战略?’然后对军队进行必要的改革”。donald h.rumsfeld,“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2.)，由倡导“预防性防务”到强调“先发制人”(注：“president bush delivers graduation speechat west point”,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2002 graduation exercise of the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west point,new
york,june 1,2002.)；核战略则以“单方面确保摧毁”取代“相互确保摧毁”；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也最终结束辩论开始上马。“布什主义”、“先发制人”、“邪恶轴心”、“反恐划线”等一系列新的军事外交术语不断涌现，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美国人的战略观确实在变。一句话，“9·11”后的美国危机意识上升，更加信奉军事实力和强权即公理(赖斯说：“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在国际和安全领域至关重要。”(注：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ais,john 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april 29,2002.))。正是这种巨大的转变，使部分美国学者认为布什战略观完全改变了自冷战以来美国形成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外交传统，是在追求一种全新的“帝国主义战略观”。(注：认为“9·11”后布什的战略观出现了有别于美国传统的七大根本变化。详见：g.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2002.)
(3)世界进入一个美国主导的大国合作新时代。布什称：“今天，大国由于具有共同的价值观而越来越团结……我们必须建立牢固的大国关系。”(注：“president bushdelivers graduation speech 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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