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违宪审查制度之曙光_判例研究
——— 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25号“受基本权遭侵害案”批复
一、问题之提出
（一）事实经过
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之上诉案件“齐玉苓控告陈晓琪等侵害其‘受教育权’”案时，发现：上诉人齐玉苓主张，被上诉人陈晓琪以伪造、伪造档案之方式，冒名顶替，以上诉人之姓名、成绩就学而后就业，致侵害上诉人之“受权”；遂认为有“适用法律方面之疑难问题”，因而依照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之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
大陆最高人民法院（以下间或简称“最高法院”）于今年6月28日作成法释[2001]25号“批复”（实即“解释”），兹录该号批复全文如下：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1999]鲁民终字第258号《关于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当的民事责任。”
值得注意者，乃批复本文仅提及“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之受教育基本权”，并未具体提及《宪法》条文之依据。反而在批复下达后，于“案例”（亦即事件背景）之中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研究后认为：当事人齐玉苓主张的受教育权，我国《宪法》第46条第1款之规定。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当的民事责任。” 此处方进一步揭示解释之法源依据。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此一批复，认为：被上诉人所从事之侵权行为，形式上表现为侵犯上诉人之姓名权，其实质乃侵犯上诉人依《宪法》所享有之公民受教育基本权。从而判定：依照《宪法》第46条、最高人民法院2001法释25号批复、与《民事诉讼法》第153条1款3项之规定，于今年8月23日判决，被上诉人应即停止对于上诉人姓名权之侵害，并对上诉人因受权遭侵害，而产生之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以及精神损害费，应负赔偿责任。
（二）问题意识
本号批复于8月13日执行后，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庭庭长黄松有，随即于同日于《人民法院报》，发表专文“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 ，援引美国18今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之大法官马歇尔判词，并高度赞扬此一批复，认为此为“宪法司法化”之先例。此举甚为罕见，却更见最高法院将《宪法》导入实际诉讼，并引发讨论、寻求外界支持之决心。果然此一解释引发巨大回响，各方热烈讨论宪法司法化议题， 有赞成本案开启宪法诉讼先河者，有否定本案为宪法司法化先驱者。 惟无论见解如何，本案使法律社群之宪法意识空前提高，至为可喜！
本文不再讨论宪法应否司法化问题，盖此乃当然之理，无庸赘言。因法院审理案件，应该先程序后实体；故本文评论时，拟先由本案之程序入手，并在评论过程中，提出几项建议，期在大陆正式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之前，能先进一步完善最高法院解释权，累积将来可为违宪审查之经验。其次，提出关于本案实体问题之意见，最后予以作结。
二、本案之程序问题：
（一）最高法院何以受理解释？应否受理解释？
《人民法院组织法》（1979.7.1）第3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人大常委会加强法律解释决议》（1981.6.10）第2项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本案系上诉人主张“宪法之受权遭侵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有“适用法律方面之疑难问题”，申请解释。
依据现行法律与人大常委会之决议，最高人民法院有理由受理解释。
然而，此处衍生两项问题：
1. 案件未审结前，下级法院得否申请解释？
依各国制度，最高法院应专以法律审为任务，审理下级法院适用法律有无违误，而建立全国一致之法律见解。为此等法律见解，原则上系经由上诉制度而发，鲜少对下级法院系属中之案件，直接表达意见，盖为求当事人得以享受充分之审级救济利益也。然而，鉴于案件数目急遽膨胀，而司法资源未相应扩充时，充分之审级救济利益，反变为冗长之讼累，导致正义无法早日实现，当事人与法院两相俱疲。为此，德国民事诉讼法上，有所谓“飞跃上诉”制度，容许下级法院在处理重大法律问题时，于案件事实调查清楚后，得径将案件交由德国最高普通法院审理。基于相同逻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亦采所谓“具体规范审查”制度，容许下级法院审理案件，发现公权力行为有违反宪法之疑义时，得裁定停止审判，申请联邦宪法法院审理系争公权力行为之合宪与否；下级法院再根据宪法法院之见解，对本案作出判决。此二制度，皆在求两项目标：其一、缩短诉讼时间；其二、由全国最高宪法审理机关，或最高普通案件审理机关，于缩短诉讼时间之同时，尚能兼顾法令适用见解之全国一致，而拘束所有公权力机关。德国宪法法院之具体规范审查制度，已为台湾地区所继受。 因之，大陆地区之最高人民法院，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之规定，受理解释申请；亦即提前在案件上诉于第三审[大陆地区为二审终审制，故此处提法不妥。]时，即“提早”对系争法律问题作解释，难谓其不损及人民之审级利益。然此举得径以终局法律见解，一举扫清讼源，一统全国法律解释。尤以我国幅员辽阔，倘必俟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而结案，则主客观因素均可使诉讼旷日废时，最高法院人力亦难负荷。权衡利弊，则最高法院解释之举，仍与现代解释法制精神相符，值得吾人高度肯定。
2. 申请解释之理由：应以有重大法律原则者为限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与人大常委会决议，皆未就申请解释之理由与范围设有规定，实嫌不足。就上述二项规定之单纯文义而言，所有案件皆可申请解释；然而上诉第三审之案件[大陆地区为二审终审制]，已应有所限制，岂申请解释顾无之？山东省高级法院仅以“适用法律方面有疑难问题”为由，似嫌不足。下级法院应详列申请解释之理由，在本案中，显然系因上诉人主张“受教育权”遭侵害，而《民法通则》并未规定此权，反在《宪法》第4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教育法》第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见诸明文；因而滋生法律疑义。其实，若山东省高级法院在申请中，进一步提出《民法通则》与《法》之间，甚至《民法通则》与《宪法》之间，有发生适用法律之疑义，则本案在引领《宪法》规定进入诉讼案件之意义，将会更为巨大。
最高法院应逐渐在批复（解释）文中，建立受理解释、或不受理解释之案件类型，并说明理由。一方面减轻负担；二方面避免下级法院滥行申请解释，而损及当事人之审级救济权益；三方面对于最高法院建立全国一致之法律见解，方有实益。
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469条之一，对“违背法令”以外之第三审上诉，设有限制：“以前条所列各款外之事由提起第三审上诉者（即‘违背法令’以外之上诉），须经第三审法院之许可。”“前项许可，以从事法之续造、确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见解，具有原则上重要性者为限。”此处虽为对上诉之限制，然而意图建立一致而权威之法律见解，则用意相同，且同为中国人之经验，可供参考。
（二）最高人民法院有无专有之解释权？
按照《立法法》第42条之规定，法律解释权，在以下两种情况下，系属于人大常委会：1、法律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涵义者；2、法律制定后，出现新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者。此二情况其实甚为模糊，盖第一项情形实指补充立法，非必属法律解释。况且，依据同法第43条，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等等，俱有资格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之要求；于此，更可看出最高法院地位之低落，最高法院之法律见解，甚至无法拘束最高检察院。吾人殆可想象最高检察院，甚或国务院，不服最高法院法律见解时，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要求，藉以稀释最高人民法院见解之拘束力！同理，《立法法》第90条更规定，第43条各机关，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有与宪法或法律相抵触者，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由其“提出意见”（实即解释）之。或者，依照同法第91条，人大专门委员会处理涉及第90条之情形时，得向人大委员长会议，提出撤销之议案。综上，最高法院于现阶段，并不专有“最高、统一”之法令解释权。进一步言之，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抽象法令”之解释，并无解释权。最高法院仅有“具体”，亦即针对“审判程序所引用之法令”，有解释权， 且非为统一解释权。
依现制，最高人民法院虽尚无“统一解释法令”之权，惟仍有庞大之解释权能。尤以《宪法》第127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系全国最高审判机关，最高法院本为全国法律适用之最后、最终局汇集地（由此，更可看出将审判、检察之法律解释权，硬性一拆为二之缺点；盖检察院最终仍在完成刑事案件之审理，院检双方适用之法律本不必强予区分）。是以，最高法院受理案件日益增多，透过审判表达法律见解，刚开始虽仅拘束下级法院，惟势必逐渐扩至拘束各公权力机关，到达实质统一法令解释之程度，其理甚明。最高法院的确有“扩权”可能，然此种扩权当有正当理由，无从否认，且符合司法权之本质，亦符合建立社会主义法制之需要。
准此，在最高人民法院透过日增之案件，而影响力日展之时，如何在现行法制之框架下，尽力提升最高人民法院见解之权威，进而在违宪审查制度尚未全面建立前，而先促成“统一法令解释权”，实属迫切必要！从而，本文认为，《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即应提升至法学适用之枢纽地位（帝王条款，有类诚实信用原则）。否则最高人民法院无从维持其“国家最高审判机关”之地位（《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0条）！且此地位亦为《宪法》第127条：“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所保障！申言之，《立法法》第42、43、90、91等条文，应作所谓“体系性之限缩解释”，亦即尽量减少此等途径之法律解释，而由最高法院为之，以与《宪法》第127条、《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0条意旨相符，并维护整体法律逻辑之完整，俾有助于“hiarchie des normes法制之统一”（ 《立法法》第92条参照）！尤其最高检察院，应尽量受最高法院法律见解之拘束，盖在法治先进国家，检察院多配置于法院内行使职权。本文以为，检察院遇有法律疑义时，或接到下级检察机关层转之解释要求时，应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之枢纽地位，与同法第30条之本旨，尽先向最高法院申请解释，并受拘束。而不应两者自行解释，导致院检有“原则上之歧异”，而须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请解释；此举绝不利于我社会主义国家之法治建设。
以上，系就普通诉讼部分而论。于行政诉讼部分：与本条文尚有矛盾抵触之虞之另一条文，厥为《行政诉讼法》第53条第2项：“人民法院认为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发布的规章与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不一致的，以及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之间不一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作出解释或者裁决。”（文中下划线为作者所加）此处文义不清，到底究系：1、最高人民法院应受国务院解释之拘束，即使国务院见解有误？或者：2、最高法院可以不必送请国务院解释，而依其对系争法律见解之确信，“径为”判决？又或者：3、国务院已进行解释，然最高法院仍认为国务院解释有误，因而不受国务院解释拘束，而应依法之确信，径为判决？单从文义解释，便可推导出三种情况，而此三种情况各有不同，于法律适用之一体性、见解之一致性而言，各有大不相同之法律效果。为强化最高法院身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之地位，维护全国法令见解之一致，也为保障人民之权利，本条关于“送请国务院解释”部分，亦应尽量作体系性、目的性之限缩解释。换言之，应尽量由最高法院裁决，“法律赋予之权限，应用够用足”，方符行政诉讼保护人民权利之宗旨。行政诉讼虽暂与本案无关，然仍为最高法院建立健全解释制度之一环；且最高法院既已引领宪法进入民事诉讼领域，更无将宪法推出行政诉讼领域外之理，故此一并论及。
（三）最高法院之批复“主文”与“理由”，与批复一词
现阶段做法，解释（批复）“主文”与“理由”并未明显区分，但仍可看出差异。一般而言，批复正文均甚简短。固然言简意赅，下级法院容易遵行；惟未附理由书，说理似欠详密。本案中尤为明显：批复正文不但简短，且未提及受权之《宪法》依据；仅在公报“案例”部分，方明白提出“宪法第46条”之规定，而且因为公报编辑之故，两者相去9页！予人有前后割裂之感。而且案例部分，绝大多数实为引发案件解释之背景事实，无关最高法院之说理。最高法院说理文字，自始至终，不超过140字。导致《宪法》第46条规定未进入解释正文（主文）之内，使本号解释与宪法之连结，未见完全紧密，说服力随之减损，实有遗憾。
是以本文建议：主文与理由，应逐步建立相应格式；对于申请解释之缘由，尤应课令下级法院清楚交代法律上之疑义所在，不宜把申请缘由，与全案混在一起，致使眉目不清，亦妨碍最高法院之解释活动。而公报之编辑技术，亦应更为精致。主文与理由，皆应有拘束力，惟方法论上意义不同，仍应注意。
另外，批复一词实有未尽妥善之处，有类行政机关下级对上级请示之“准驳”用语。此与各级法院独立审判，上级法院依照审级制度，废弃（民事）、或撤销（刑事）下级法院判决，以资救济，颇有差异。何况，观乎本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之申请解释用语，系为“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准此，似更应正名为“最高法院关于某案之解释”，方为正办。至论者有谓，“解释”系最高法院自为解释，批复乃被动申请解释后所为之者。本文认为无此区分之必要，盖涉及之功能同一，皆为解释（interprétation）， 与发动解释之主体无涉，引用时之效力更无差异，似无另立名称之充分理由。试观法国宪法委员会，不论系宪法规定之强制审查，或人为之申请审查，皆使用“décision”判决一词，可为我国参考。
（四）本号批复之生效日期
本[2001]释字25号解释之生效与施行日期部分，实有疑问。
最高法院之解释，应自对外发布起，即行生效。在公报之中，吾人只知该解释之作成日期（即通过日期，2001.6.28）；却无从知悉其发布日期。按照大陆“民国”时期之大理院、司法院解释制度，与今日之台湾地区经验，解释作成后，当日即可对外发布，而一经发布，即为有效。一般西方国家，如法国宪法委员会之判决，亦仅载明判决作成日期而已，其生效则自公布时开始，不言自明。本号批复既经发出于最高法院，而“送达”至山东省高级法院，则难谓“尚未发布”。否则下级法院，何能根据一则“未具效力”之解释，以为审判，并载入判决之中？然在本案中，公报上却载明“自今年8月13日施行”，而该日系为山东省高级法院判决作成之日！ 实易启人疑窦，似有“该解释乃自今年8月13日公布生效”之感。 推测其源由，大约最高法院认为，该解释须俟下级法院，实际引入判决之后，方始与下级法院判决同一日生效。其实如此一来，概念反而有欠精确，引发“最高法院解释尚无效力，或效力未定；须俟下级法院引用，始生效力”之疑虑，徒然斲丧最高法院之解释权威。依法理，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之规定，实则两者皆绝对有效，且最高法院批复生效在前，亦即作成并对外公布后，即为有效而施行；下级法院再依此有效而施行之解释，据为审判依据，方能作出裁判。
为进一步完善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法律制度故，本文建议：公报应载明“某年月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并公布”；或者，若有解释作成日与公布日两者不同之情形，则可载明：“某年月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并于某年月日公布”。若为更求精确，并保留目前之用语习惯，尚可载明：“某年月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并公布（或通过后，于某年月日公布）；并于某年月日，由下级法院引用，或由其他公权力机关引用。”以求完整，并表彰最高法院解释确实已获贯彻之权威。揆诸比较法制，下级法院（或其他公权力机关）何时引用最高法院解释，并不太过重要，一般皆未载明下级法院引用日期。惟顾及大陆法制正在快速发展之特殊情形，本文亦赞同于公报载明之，以杜争议，且一并彰显最高法院地位之崇隆。
上述一至四项程序问题，在现行法律之基础上，其实已有解决之道；或者法律根本欠缺明文，最高法院自身即可径行补充。总之，皆不致需要修改法律条文，即可健全司法解释，进而为宪法解释作基础；端视吾人采取何种解释法律之方法，与其他机关之心态（亦即其他机关之“宪法意识”、“法令统一解释意识”强弱）而已。然唯有如此，日后之宪法司法化运动，方有落实在现行法制之可能。
三、本案之实体问题：
（一）受侵害之客体
本案两造皆为私人，属于民事诉讼性质，固无争议。有疑问者，上诉人主张“受教育权”受侵害，此权利之性质何属？我国《宪法》第46条、《教育法》第9条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受权系《宪法》保障之基本人权，为人所共见。惟此一人权，得遭私人侵害乎？
就比较法学而言，一般宪法诉讼上之受侵害之基本权（droits fondamentaux， grundrechts），系为“人民对抗国家之权利”，乃自由权（droits-libertés，或称防御权droits défensifs， abwehrrechts），而非受益权（les droits-créances）。受教育权显非自由权，盖其并非要求国家“不作为”，并非“阻止国家侵犯”人民之受教育自由。受教育权，乃系人民得要求国家提供教育之服务，要求国家提供给付（préstations de la part de l‘état）， 故受权乃人民所享有之受益权利，是为人民基本权利，是为公权利。若在一般人民诉讼场合，则受侵害之客体原则上应为私权利，公权利尚难遽认在此有受侵害之可能。然基本权利仍有可能受私人侵害，此际若依德国学说，可引用“基本权之第三人效力 drittwirkung des grundrechts”理论，透过民法“公序良俗”之一般条款，间接引用宪法基本权利之规定，而获得保障。 最高法院1988年10月14日之（1988）民他字第1号批复：“研究认为，对劳动者实行劳动保护，在我国《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这是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任意侵犯。被告身为雇主，对雇员理应依法给予劳动保护，但被告却在招工登记表中注明”工伤概不负责任“，这是违反《宪法》和有关劳动保护法规的，也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对这种行为应认定为无效。”即为基本权第三人效力之事例，本号解释受两岸民法宗师王泽鉴教授之高度肯定！
在法国，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弁言第13条：“国家保障所有儿童与成人接受教育、接受职业养成教育、与受文化熏陶之平等途径（la nation garantit l‘égal accès de l’enfant et de l‘adulte à l’instruction， à la 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 et à la culture.）。兴办各级免费且政教分离之公共教育机构，乃国家之义务。（l‘organisation de l’enseignement public gratuit et la？que à tous les degrés est un devoir de l‘état.）”故学理称为“受教育权（c’est le ”droit à l‘éducation“ ； pas le ”droit de l’éducaiton“）”。人民有主张受教育权利之依据，惟法国
一、问题之提出
（一）事实经过
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之上诉案件“齐玉苓控告陈晓琪等侵害其‘受教育权’”案时，发现：上诉人齐玉苓主张，被上诉人陈晓琪以伪造、伪造档案之方式，冒名顶替，以上诉人之姓名、成绩就学而后就业，致侵害上诉人之“受权”；遂认为有“适用法律方面之疑难问题”，因而依照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之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
大陆最高人民法院（以下间或简称“最高法院”）于今年6月28日作成法释[2001]25号“批复”（实即“解释”），兹录该号批复全文如下：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1999]鲁民终字第258号《关于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当的民事责任。”
值得注意者，乃批复本文仅提及“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之受教育基本权”，并未具体提及《宪法》条文之依据。反而在批复下达后，于“案例”（亦即事件背景）之中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研究后认为：当事人齐玉苓主张的受教育权，我国《宪法》第46条第1款之规定。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当的民事责任。” 此处方进一步揭示解释之法源依据。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此一批复，认为：被上诉人所从事之侵权行为，形式上表现为侵犯上诉人之姓名权，其实质乃侵犯上诉人依《宪法》所享有之公民受教育基本权。从而判定：依照《宪法》第46条、最高人民法院2001法释25号批复、与《民事诉讼法》第153条1款3项之规定，于今年8月23日判决，被上诉人应即停止对于上诉人姓名权之侵害，并对上诉人因受权遭侵害，而产生之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以及精神损害费，应负赔偿责任。
（二）问题意识
本号批复于8月13日执行后，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庭庭长黄松有，随即于同日于《人民法院报》，发表专文“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 ，援引美国18今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之大法官马歇尔判词，并高度赞扬此一批复，认为此为“宪法司法化”之先例。此举甚为罕见，却更见最高法院将《宪法》导入实际诉讼，并引发讨论、寻求外界支持之决心。果然此一解释引发巨大回响，各方热烈讨论宪法司法化议题， 有赞成本案开启宪法诉讼先河者，有否定本案为宪法司法化先驱者。 惟无论见解如何，本案使法律社群之宪法意识空前提高，至为可喜！
本文不再讨论宪法应否司法化问题，盖此乃当然之理，无庸赘言。因法院审理案件，应该先程序后实体；故本文评论时，拟先由本案之程序入手，并在评论过程中，提出几项建议，期在大陆正式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之前，能先进一步完善最高法院解释权，累积将来可为违宪审查之经验。其次，提出关于本案实体问题之意见，最后予以作结。
二、本案之程序问题：
（一）最高法院何以受理解释？应否受理解释？
《人民法院组织法》（1979.7.1）第3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人大常委会加强法律解释决议》（1981.6.10）第2项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本案系上诉人主张“宪法之受权遭侵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有“适用法律方面之疑难问题”，申请解释。
依据现行法律与人大常委会之决议，最高人民法院有理由受理解释。
然而，此处衍生两项问题：
1. 案件未审结前，下级法院得否申请解释？
依各国制度，最高法院应专以法律审为任务，审理下级法院适用法律有无违误，而建立全国一致之法律见解。为此等法律见解，原则上系经由上诉制度而发，鲜少对下级法院系属中之案件，直接表达意见，盖为求当事人得以享受充分之审级救济利益也。然而，鉴于案件数目急遽膨胀，而司法资源未相应扩充时，充分之审级救济利益，反变为冗长之讼累，导致正义无法早日实现，当事人与法院两相俱疲。为此，德国民事诉讼法上，有所谓“飞跃上诉”制度，容许下级法院在处理重大法律问题时，于案件事实调查清楚后，得径将案件交由德国最高普通法院审理。基于相同逻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亦采所谓“具体规范审查”制度，容许下级法院审理案件，发现公权力行为有违反宪法之疑义时，得裁定停止审判，申请联邦宪法法院审理系争公权力行为之合宪与否；下级法院再根据宪法法院之见解，对本案作出判决。此二制度，皆在求两项目标：其一、缩短诉讼时间；其二、由全国最高宪法审理机关，或最高普通案件审理机关，于缩短诉讼时间之同时，尚能兼顾法令适用见解之全国一致，而拘束所有公权力机关。德国宪法法院之具体规范审查制度，已为台湾地区所继受。 因之，大陆地区之最高人民法院，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之规定，受理解释申请；亦即提前在案件上诉于第三审[大陆地区为二审终审制，故此处提法不妥。]时，即“提早”对系争法律问题作解释，难谓其不损及人民之审级利益。然此举得径以终局法律见解，一举扫清讼源，一统全国法律解释。尤以我国幅员辽阔，倘必俟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而结案，则主客观因素均可使诉讼旷日废时，最高法院人力亦难负荷。权衡利弊，则最高法院解释之举，仍与现代解释法制精神相符，值得吾人高度肯定。
2. 申请解释之理由：应以有重大法律原则者为限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与人大常委会决议，皆未就申请解释之理由与范围设有规定，实嫌不足。就上述二项规定之单纯文义而言，所有案件皆可申请解释；然而上诉第三审之案件[大陆地区为二审终审制]，已应有所限制，岂申请解释顾无之？山东省高级法院仅以“适用法律方面有疑难问题”为由，似嫌不足。下级法院应详列申请解释之理由，在本案中，显然系因上诉人主张“受教育权”遭侵害，而《民法通则》并未规定此权，反在《宪法》第4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教育法》第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见诸明文；因而滋生法律疑义。其实，若山东省高级法院在申请中，进一步提出《民法通则》与《法》之间，甚至《民法通则》与《宪法》之间，有发生适用法律之疑义，则本案在引领《宪法》规定进入诉讼案件之意义，将会更为巨大。
最高法院应逐渐在批复（解释）文中，建立受理解释、或不受理解释之案件类型，并说明理由。一方面减轻负担；二方面避免下级法院滥行申请解释，而损及当事人之审级救济权益；三方面对于最高法院建立全国一致之法律见解，方有实益。
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469条之一，对“违背法令”以外之第三审上诉，设有限制：“以前条所列各款外之事由提起第三审上诉者（即‘违背法令’以外之上诉），须经第三审法院之许可。”“前项许可，以从事法之续造、确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见解，具有原则上重要性者为限。”此处虽为对上诉之限制，然而意图建立一致而权威之法律见解，则用意相同，且同为中国人之经验，可供参考。
（二）最高人民法院有无专有之解释权？
按照《立法法》第42条之规定，法律解释权，在以下两种情况下，系属于人大常委会：1、法律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涵义者；2、法律制定后，出现新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者。此二情况其实甚为模糊，盖第一项情形实指补充立法，非必属法律解释。况且，依据同法第43条，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等等，俱有资格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之要求；于此，更可看出最高法院地位之低落，最高法院之法律见解，甚至无法拘束最高检察院。吾人殆可想象最高检察院，甚或国务院，不服最高法院法律见解时，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要求，藉以稀释最高人民法院见解之拘束力！同理，《立法法》第90条更规定，第43条各机关，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有与宪法或法律相抵触者，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由其“提出意见”（实即解释）之。或者，依照同法第91条，人大专门委员会处理涉及第90条之情形时，得向人大委员长会议，提出撤销之议案。综上，最高法院于现阶段，并不专有“最高、统一”之法令解释权。进一步言之，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抽象法令”之解释，并无解释权。最高法院仅有“具体”，亦即针对“审判程序所引用之法令”，有解释权， 且非为统一解释权。
依现制，最高人民法院虽尚无“统一解释法令”之权，惟仍有庞大之解释权能。尤以《宪法》第127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系全国最高审判机关，最高法院本为全国法律适用之最后、最终局汇集地（由此，更可看出将审判、检察之法律解释权，硬性一拆为二之缺点；盖检察院最终仍在完成刑事案件之审理，院检双方适用之法律本不必强予区分）。是以，最高法院受理案件日益增多，透过审判表达法律见解，刚开始虽仅拘束下级法院，惟势必逐渐扩至拘束各公权力机关，到达实质统一法令解释之程度，其理甚明。最高法院的确有“扩权”可能，然此种扩权当有正当理由，无从否认，且符合司法权之本质，亦符合建立社会主义法制之需要。
准此，在最高人民法院透过日增之案件，而影响力日展之时，如何在现行法制之框架下，尽力提升最高人民法院见解之权威，进而在违宪审查制度尚未全面建立前，而先促成“统一法令解释权”，实属迫切必要！从而，本文认为，《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即应提升至法学适用之枢纽地位（帝王条款，有类诚实信用原则）。否则最高人民法院无从维持其“国家最高审判机关”之地位（《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0条）！且此地位亦为《宪法》第127条：“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所保障！申言之，《立法法》第42、43、90、91等条文，应作所谓“体系性之限缩解释”，亦即尽量减少此等途径之法律解释，而由最高法院为之，以与《宪法》第127条、《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0条意旨相符，并维护整体法律逻辑之完整，俾有助于“hiarchie des normes法制之统一”（ 《立法法》第92条参照）！尤其最高检察院，应尽量受最高法院法律见解之拘束，盖在法治先进国家，检察院多配置于法院内行使职权。本文以为，检察院遇有法律疑义时，或接到下级检察机关层转之解释要求时，应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之枢纽地位，与同法第30条之本旨，尽先向最高法院申请解释，并受拘束。而不应两者自行解释，导致院检有“原则上之歧异”，而须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请解释；此举绝不利于我社会主义国家之法治建设。
以上，系就普通诉讼部分而论。于行政诉讼部分：与本条文尚有矛盾抵触之虞之另一条文，厥为《行政诉讼法》第53条第2项：“人民法院认为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发布的规章与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不一致的，以及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之间不一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作出解释或者裁决。”（文中下划线为作者所加）此处文义不清，到底究系：1、最高人民法院应受国务院解释之拘束，即使国务院见解有误？或者：2、最高法院可以不必送请国务院解释，而依其对系争法律见解之确信，“径为”判决？又或者：3、国务院已进行解释，然最高法院仍认为国务院解释有误，因而不受国务院解释拘束，而应依法之确信，径为判决？单从文义解释，便可推导出三种情况，而此三种情况各有不同，于法律适用之一体性、见解之一致性而言，各有大不相同之法律效果。为强化最高法院身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之地位，维护全国法令见解之一致，也为保障人民之权利，本条关于“送请国务院解释”部分，亦应尽量作体系性、目的性之限缩解释。换言之，应尽量由最高法院裁决，“法律赋予之权限，应用够用足”，方符行政诉讼保护人民权利之宗旨。行政诉讼虽暂与本案无关，然仍为最高法院建立健全解释制度之一环；且最高法院既已引领宪法进入民事诉讼领域，更无将宪法推出行政诉讼领域外之理，故此一并论及。
（三）最高法院之批复“主文”与“理由”，与批复一词
现阶段做法，解释（批复）“主文”与“理由”并未明显区分，但仍可看出差异。一般而言，批复正文均甚简短。固然言简意赅，下级法院容易遵行；惟未附理由书，说理似欠详密。本案中尤为明显：批复正文不但简短，且未提及受权之《宪法》依据；仅在公报“案例”部分，方明白提出“宪法第46条”之规定，而且因为公报编辑之故，两者相去9页！予人有前后割裂之感。而且案例部分，绝大多数实为引发案件解释之背景事实，无关最高法院之说理。最高法院说理文字，自始至终，不超过140字。导致《宪法》第46条规定未进入解释正文（主文）之内，使本号解释与宪法之连结，未见完全紧密，说服力随之减损，实有遗憾。
是以本文建议：主文与理由，应逐步建立相应格式；对于申请解释之缘由，尤应课令下级法院清楚交代法律上之疑义所在，不宜把申请缘由，与全案混在一起，致使眉目不清，亦妨碍最高法院之解释活动。而公报之编辑技术，亦应更为精致。主文与理由，皆应有拘束力，惟方法论上意义不同，仍应注意。
另外，批复一词实有未尽妥善之处，有类行政机关下级对上级请示之“准驳”用语。此与各级法院独立审判，上级法院依照审级制度，废弃（民事）、或撤销（刑事）下级法院判决，以资救济，颇有差异。何况，观乎本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之申请解释用语，系为“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准此，似更应正名为“最高法院关于某案之解释”，方为正办。至论者有谓，“解释”系最高法院自为解释，批复乃被动申请解释后所为之者。本文认为无此区分之必要，盖涉及之功能同一，皆为解释（interprétation）， 与发动解释之主体无涉，引用时之效力更无差异，似无另立名称之充分理由。试观法国宪法委员会，不论系宪法规定之强制审查，或人为之申请审查，皆使用“décision”判决一词，可为我国参考。
（四）本号批复之生效日期
本[2001]释字25号解释之生效与施行日期部分，实有疑问。
最高法院之解释，应自对外发布起，即行生效。在公报之中，吾人只知该解释之作成日期（即通过日期，2001.6.28）；却无从知悉其发布日期。按照大陆“民国”时期之大理院、司法院解释制度，与今日之台湾地区经验，解释作成后，当日即可对外发布，而一经发布，即为有效。一般西方国家，如法国宪法委员会之判决，亦仅载明判决作成日期而已，其生效则自公布时开始，不言自明。本号批复既经发出于最高法院，而“送达”至山东省高级法院，则难谓“尚未发布”。否则下级法院，何能根据一则“未具效力”之解释，以为审判，并载入判决之中？然在本案中，公报上却载明“自今年8月13日施行”，而该日系为山东省高级法院判决作成之日！ 实易启人疑窦，似有“该解释乃自今年8月13日公布生效”之感。 推测其源由，大约最高法院认为，该解释须俟下级法院，实际引入判决之后，方始与下级法院判决同一日生效。其实如此一来，概念反而有欠精确，引发“最高法院解释尚无效力，或效力未定；须俟下级法院引用，始生效力”之疑虑，徒然斲丧最高法院之解释权威。依法理，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之规定，实则两者皆绝对有效，且最高法院批复生效在前，亦即作成并对外公布后，即为有效而施行；下级法院再依此有效而施行之解释，据为审判依据，方能作出裁判。
为进一步完善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法律制度故，本文建议：公报应载明“某年月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并公布”；或者，若有解释作成日与公布日两者不同之情形，则可载明：“某年月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并于某年月日公布”。若为更求精确，并保留目前之用语习惯，尚可载明：“某年月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并公布（或通过后，于某年月日公布）；并于某年月日，由下级法院引用，或由其他公权力机关引用。”以求完整，并表彰最高法院解释确实已获贯彻之权威。揆诸比较法制，下级法院（或其他公权力机关）何时引用最高法院解释，并不太过重要，一般皆未载明下级法院引用日期。惟顾及大陆法制正在快速发展之特殊情形，本文亦赞同于公报载明之，以杜争议，且一并彰显最高法院地位之崇隆。
上述一至四项程序问题，在现行法律之基础上，其实已有解决之道；或者法律根本欠缺明文，最高法院自身即可径行补充。总之，皆不致需要修改法律条文，即可健全司法解释，进而为宪法解释作基础；端视吾人采取何种解释法律之方法，与其他机关之心态（亦即其他机关之“宪法意识”、“法令统一解释意识”强弱）而已。然唯有如此，日后之宪法司法化运动，方有落实在现行法制之可能。
三、本案之实体问题：
（一）受侵害之客体
本案两造皆为私人，属于民事诉讼性质，固无争议。有疑问者，上诉人主张“受教育权”受侵害，此权利之性质何属？我国《宪法》第46条、《教育法》第9条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受权系《宪法》保障之基本人权，为人所共见。惟此一人权，得遭私人侵害乎？
就比较法学而言，一般宪法诉讼上之受侵害之基本权（droits fondamentaux， grundrechts），系为“人民对抗国家之权利”，乃自由权（droits-libertés，或称防御权droits défensifs， abwehrrechts），而非受益权（les droits-créances）。受教育权显非自由权，盖其并非要求国家“不作为”，并非“阻止国家侵犯”人民之受教育自由。受教育权，乃系人民得要求国家提供教育之服务，要求国家提供给付（préstations de la part de l‘état）， 故受权乃人民所享有之受益权利，是为人民基本权利，是为公权利。若在一般人民诉讼场合，则受侵害之客体原则上应为私权利，公权利尚难遽认在此有受侵害之可能。然基本权利仍有可能受私人侵害，此际若依德国学说，可引用“基本权之第三人效力 drittwirkung des grundrechts”理论，透过民法“公序良俗”之一般条款，间接引用宪法基本权利之规定，而获得保障。 最高法院1988年10月14日之（1988）民他字第1号批复：“研究认为，对劳动者实行劳动保护，在我国《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这是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任意侵犯。被告身为雇主，对雇员理应依法给予劳动保护，但被告却在招工登记表中注明”工伤概不负责任“，这是违反《宪法》和有关劳动保护法规的，也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对这种行为应认定为无效。”即为基本权第三人效力之事例，本号解释受两岸民法宗师王泽鉴教授之高度肯定！
在法国，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弁言第13条：“国家保障所有儿童与成人接受教育、接受职业养成教育、与受文化熏陶之平等途径（la nation garantit l‘égal accès de l’enfant et de l‘adulte à l’instruction， à la 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 et à la culture.）。兴办各级免费且政教分离之公共教育机构，乃国家之义务。（l‘organisation de l’enseignement public gratuit et la？que à tous les degrés est un devoir de l‘état.）”故学理称为“受教育权（c’est le ”droit à l‘éducation“ ； pas le ”droit de l’éducaiton“）”。人民有主张受教育权利之依据，惟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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